第5版()
专栏：
深刻的反映 有力的配合——
简谈赵树理同志近年来的几个短篇小说
王中青
短篇小说是最富于现实性、时代性、战斗性的一种文学形式。当革命的文学家们，根据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要求，现实生活与时代的要求，为了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了的革命任务来运用短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时候，短篇小说的这种特性便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强烈了。它是一种轻型武器，但如果运用得法，运用得好，它同样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获致显著的战果。赵树理同志就是一位善于运用这种武器的能手，也是一位老手。在抗日战争中他所写的《地板》、《刘二和与王继圣》等短篇小说，都是令人赞赏不置的作品，是短篇小说的硕果。不久前又看了他的新作《互作鉴定》（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十月号）和他近几年来所发表的《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张来兴》等几个短篇。我认为赵树理同志的创作的步伐又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他的这几篇短篇小说里，他满腔热忱地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歌颂了劳动、歌颂了劳动人民、歌颂了具有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的县社干部，同时他也爱抚地但却是认真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具有错误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的人，批判了基层干部中某些干部的不良作风。这几篇小说可以说是农村巨大变化的颂歌，是劳动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的颂歌。尤其值得赞许的是他在深刻地表现他的主题思想的时候，都是有的放矢的。他所反映的问题正是当前农村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的、本质的问题，他的作品及时而有力地反映了当前农村的现实斗争，充分发挥了深刻的教育意义。广大群众、知识青年和干部那样热情地欢迎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原因也正在这里。
《互作鉴定》是描写一个生产大队里几个初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多数人安心，个别人不安心想往城市跑的故事。这正是当前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的实际情况。这些年以来，许多知识青年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参加了各种形式的生产劳动，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程度绝大多数人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也大多有了显著的变化，他们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贡献给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参加到农业生产战线上的知识青年，许多人已经成了各种生产的模范、能手和骨干；有些人已经在农业技术改革中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许多人已经成了基层干部。但同时也有些人不愿参加农业劳动。他们认为参加农业生产是与他们做一番轰轰烈烈的英雄事业的伟大理想相矛盾的。城市的不愿下乡、乡村的愿到城市。这篇作品中的刘正就是这部分知识青年的代表。他们受了剥削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在他们看来劳动是有等级的，他们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一等，脑力劳动者应当站在体力劳动者之上；他们愿做脑力劳动者，愿意成“名”成“家”，“成龙变虎”，不愿做体力劳动者。他们读了几天书，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不是更尊重劳动人民，而是更看不起劳动人民了。同时，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对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因此在对他们加强思想批判和思想教育的时候，还必须使他们能正确地理解发展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意义和光辉前景。使他们能正确地理解知识青年要想变成一个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在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现在所学的那点书本知识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他们的觉悟程度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这个严重的教育知识青年安心参加农业生产的任务，仍然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政治任务。赵树理同志的这篇小说正是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实的情况和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且是根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精神来展开他的故事情节，塑造他的人物形象的。这篇小说对于解决回乡的知识青年安心农业生产这个政治任务不是给了有力的配合、有力的推动吗？
他在一九五八年所写的《锻炼锻炼》，同样是一篇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小说。这篇作品虽然只反映了一九五七年秋冬之间在我国农村中所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期试点工作中的一些情况，但却深刻地反映了那次运动的主要目的和要求。在这篇小说里，赵树理同志没有描写有关敌我矛盾和斗争的情节，他只是着重地描写了争先农业社几个贫农出身的青年干部领导社员群众向“小腿疼”、“吃不饱”等不良分子进行批判和斗争的情况，但他却把当时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精神和方法，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批评像“小腿疼”、“吃不饱”那样的人，不仅是那次教育运动所需要的，就是现在，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仍然是农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这篇小说主要的意义还不在这里。作者的主要目的是在于通过对“小腿疼”、“吃不饱”等的批评和斗争，揭示出争先农业社干部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两种思想、观点、作风和立场的矛盾和斗争，从而明确地指出杨小四、高秀兰等贫农出身的青年干部的立场是坚定的，思想观点是正确的。虽然他们的作风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工作还不够老练，但他们是可爱的，是值得赞许的。他们的缺点与王聚海的缺点，是有原则区别的。群众拥护与爱戴杨小四和高秀兰这样的干部，而不喜欢、不信赖王聚海那样的干部，不是完全应该的吗？更应该锻炼锻炼的不正是像王聚海那样的干部吗？这篇小说在创造人物性格上的成功，故事情节上的活泼生动，是鲜明地反映了农村生活的矛盾和斗争。现在看来，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和作者所赞成的和所批评的人和事，不是仍然富有现实的深刻的教育意义与指导意义吗？
《套不住的手》在一九六○年《人民文学》十一月号发表后，曾经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这篇作品无论从主题思想、艺术构思、写作技巧等方面说来，都是成功的。通过平凡的故事情节，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是这篇作品的特色。但这种特色，在赵树理同志的其他小说中也同样是具有的。这篇作品的主人翁陈秉正的一双铁耙似的而又十分灵巧的手，是在开种地主的荒山坡地的艰辛劳动中长成的。这双手是在旧社会、旧制度的压榨下，从苦难的生活斗争中磨炼出来的。他的熟练的劳动技巧和丰富的劳动经验，就是凝结在他那一双手上。他用这双手，劳动了几十年；他用这双手，已经把荒山变成了良田。现在他仍然在用他这双手美化新社会。他的儿孙们对他这一双劳苦功高的手是很珍贵的，爱护的，和他在一起劳动的人也都赞佩他这一双手。他本来已是一位白发苍苍该到敬老院休息的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但他却把对旧社会的恨变成了对新社会的强烈的爱，他愿把他全身的精力和全部的技能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自己积极参加劳动，他还恨不得把他的浑身解数传授给青年一代。但他知道时代大变了，他只教育青年一代学成他这一双手，而不是要他们长成他那一双手。他是要青年们在接受他的经验技巧的基础上，去掌握机械化的劳动工具，在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中去大显身手。在这里作者肯定了老农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他并没有把老农的经验绝对化。他既看到了学习老农经验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又看到了这种经验的局限性与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的光辉前景。同时，作者又通过陈秉正老人两次戴手套而又丢手套的故事情节，深刻地揭示出他的崇高的精神世界。从而歌颂了劳动的美，歌颂了陈秉正老人对集体经济、对社会主义的炽烈的爱。歌颂了大跃进中的山区巨变，歌颂了人们的新的幸福生活、新的社会风尚和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歌颂了人们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这篇作品的故事情节完整，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政治意义也是深远的。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上他发表了《张来兴》。这个短篇小说，虽然篇幅不长，字数不多，但他却通过一个平凡的故事，写出了太行山区在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所发生的新事：兴建了水库，水库里养了鱼，而且已经给这素不吃鱼的山区，形成吃鱼的新习惯。会做煎鱼的张来兴老师傅在新旧社会不同的遭遇，说明了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思想情感的根本变化；而他的徒弟杜师傅，在旧社会想跟他学手艺，没学成个把式，现在却可以放心地跟上他学习了；赵树理同志通过他巧妙设计的故事情节，歌颂了新社会的变化，一九五八年以来山区的变化；歌颂了新社会尊重劳动人民的新风尚。
赵树理同志的作品里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根本矛盾和现实斗争的根本需要。但在他的作品里也闪烁着理想的光彩。他所塑造的正面人物也都是为革命的理想所鼓舞的。陈秉正是这样的人，杨小四、高秀兰、县委王书记、张来兴等也都是这样的人。他们虽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他们确实是先进的，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也是我们在农村工作中所应该依靠的核心人物。作者正是通过这些人物成功地表现了时代精神的。
作者在解放之后所写的作品，包括《三里湾》在内，主要是直接、间接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正由于作者正确地理解与掌握了这个矛盾，所以他在运用这种创作方法来反映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需要的时候，便能获得他现在所达到的这样突出的成就。他的作品在如何写人民内部矛盾的课题上是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的。
赵树理在他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每一个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鲜明地表现了他们的阶级的思想和情感。像《套不住的手》中的贫农陈秉正，《张来兴》中贫农而又是城市贫民的张来兴，都是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的人。但在我党领导下翻了身，成了新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符合他们的希望和要求的，因此，他们对集体、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表现了那样的关怀和热爱是很自然的，这正是他们阶级觉悟的表现。老中农出身的社主任王聚海已经入党多年了，但他的阶级残余思想仍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行为。对于“小腿疼”、“吃不饱”、刘正、杨小四、高秀兰、李晚秀这些人，作家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他们的阶级出身，但由于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是把他们放在了他们各自的阶级地位上，放在了人和人的相互关系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的。因此，他们的阶级特征仍然可以从作者的描述中明显地看出来。在《锻炼锻炼》中对社主任王聚海的思想观点，主要是通过他对落后人物的纵容姑息来显示的；对副主任杨小四和高秀兰的思想观点，是通过他们和落后人物“小腿疼”、“吃不饱”的斗争，和立场不稳、缺乏原则性的社主任王聚海的斗争表现出来的；对于“小腿疼”、“吃不饱”和广大社员群众的矛盾；“小腿疼”、“吃不饱”和王聚海思想上的联系；杨小四、高秀兰和支部书记王镇海思想认识上的一致，以及他们思想修养的不同程度；都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开的。在《互作鉴定》里，对于刘正和他周围的人的矛盾和冲突，同样是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他在展开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又是把人物放在了特定的历史环境与现实环境中来表现的。因而作品的时代性、现实性、战斗性，便显得十分强烈，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就更加鲜明而丰满。但是，在赵树理同志笔下的人物，不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又各具有不同的个性。陈秉正、张来兴有相同的阶级特征，但他们的个性却又有很显著的差别。陈秉正是那样的朴素、平易近人。张来兴又是那样的刚直、爽朗。同是一个类型的农村的落后妇女，“小腿疼”、“吃不饱”的个性又各自不同。“小腿疼”是个顽固自恃的泼妇，又受了封建伦理观点的严重影响。而“吃不饱”则是一个充满着剥削阶级好逸恶劳的享受思想的落后妇女。其他如《老定额》里的李大亨，蛹蛹，《套不住的手》中的郝和合，《互作鉴定》中的陈封，作家只是随意点染几笔，人物个性便显示出来，这表现了作家创造人物性格的高度才能。
赵树理同志在这几篇小说中表现了他的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和他的巧妙的艺术构思。他的作品内容很丰富。但每篇的篇幅都不长，文字很洗练，情节很紧凑，结构又很谨严。他对人物的刻划，着墨不多，却能深刻地揭示出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比如写“小腿疼”不说她好懒装病，而说她的腿是“高兴时候不疼，不高兴了就疼；逛会、看戏、游门、串户时候不疼，一做活就疼……。”写刘正时说他是“自命不凡，坐卧不安，脚不落地，心想上天。”写王聚海时说他是“和事不表理”“只求得了事就算”。写王镇海时说他是“认理不认人，不怕不了事。”这样的例子还多得很，大多是寥寥数语，入木三分。他有时也作人物肖像的描写，疏疏落落地挥洒几笔，却写得十分神妙。在《老定额》中，他写李大亨时是这样写的：这个人有五十来岁年纪，两撇小八字胡须修剪得很整齐。他一揭门帘便客客气气地向林忠打了个躬说：“忙着哩主任！”这个圆滑世故的人物性格便跃然纸上了。他对于景物，在必要时，也偶尔写那么几句，却富有诗情画意。在《老定额》里他写了这样的一个群众抢收的场面：“……所有的镰刀都闪着亮光，好像人也在飞、镰刀也在飞、麦子也在飞，……好像起了旋风，把麦子一块一块吹倒又吹成捆；……路上，牛车、骡车、驮子、担子，在宽处像流水，到窄处像拧绳……。”
他的艺术构思是很巧妙的，从这几篇小说看来，大体上可以分两三种写法：一种是先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的焦点，然后再依次地展开故事情节、刻划出不同人物对待矛盾的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心理活动。《锻炼锻炼》、《互作鉴定》就是这样的。作者展开情节的形式是被它的内容所决定了的，《锻炼锻炼》用大字报的形式，《互作鉴定》用一封信的形式，都是很恰当的。这些形式并不是作者随意采用的，而是根据表现主题思想的需要，与文章结构的需要，便于展开故事情节的需要而选用的。这种写法的好处是作品一开始，就把矛盾的焦点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了。这就很容易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关心矛盾的发展和变化，读者的思想情感也便随着文章的节奏而起伏，与作者的爱憎相共鸣。矛盾解决了，故事情节也就结束了。最后用画龙点睛的手法点明主题，使读者豁然开朗。另一种是用一种关键性的事物作为线索，把作者所设计的故事情节巧妙地串连起来，从而塑造出正面人物的完整形象。这种线索的选择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与高度的艺术价值的，因而也是很恰当的。《套不住的手》是用老农陈秉正的一副手套作为线索的。这篇小说也可以叫做手套的故事。这副手套是与集体农民富裕了的新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是与新社会新的道德风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作者通过两次戴手套，而又两次丢手套的情节来刻划人物的性格和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的时候，便把作品的深刻而又丰富的主题思想巧妙地表现出来。《张来兴》是用鱼作为线索的。这篇小说也可以叫做吃鱼的故事。作者的用意也就是要用鱼来集中地反映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山区巨变，反映煎鱼的张师傅在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反映山区人民的生活变化与精神面貌的变化的。这两篇作品，写的都是主人翁的生活史，表现的却都是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内容，正由于作者抓住了这样的最适宜于表现作品主题思想和串连故事情节的关键性线索，所以他能够写得那样的洗炼、紧凑、朴实而又自然。而他的作品写得都是有头有尾，脉络分明，娓娓而谈，如话家常，因小见大，引人入胜，可以看到作家的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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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杰出的革命作家和战士
——为纪念小林多喜二诞生六十周年和殉难三十周年而作
楼适夷
今年是日本杰出的革命作家、无产阶级战士小林多喜二诞生六十周年，二月二十日又正逢他殉难三十周年，我们在今天以激动的心情来纪念这位作家，他那战斗的一生给我们力量。
小林多喜二出生于一九○三年十月十三日，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在日本法西斯当局惨绝人寰的血腥酷刑下，英勇不屈地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但纵使在这样短促的生命中，他所贡献给日本人民的革命与文学的业绩，仍是极其丰富和光辉的。
小林多喜二曾经这样诉述自己的观感，他以为有些作家是仅仅用手指写作的，有些作家用头脑写作，而有些作家则是用全身来写作的。小林自己就是一位不但用全身而且用自己的生命写出了最辉煌的作品的作家。从学生时代及后来作为地方银行的职员时代的习作开始，他就已经牢牢地生根在与自己同生活、同呼吸、受尽压迫、受尽剥削的贫苦无告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人民之中，把自己的写作献给他们为求解放而斗争的事业。他在这时期就写出了一系列富于革命色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像《兄》、《阿健》，《龙介与乞丐》、《龙介的经验》等短篇，包括艺术上已臻成熟的中篇《防雪林》。就在这一个过程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当地的工农斗争，与日本劳农党（当时日本共产党的合法组织）在普选运动中的竞选斗争，并作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地方支部的负责人而进行活动。这些斗争愈来愈大地扩大了在地下的日本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给积极准备侵略战争的日本反动统治以致命的威胁，而遭到了横暴的镇压。小林多喜二当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反动政府对共产党与革命劳动人民发动所谓“三·一五”事件的大镇压，共产党的组织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人民革命运动遇到最严重的困难的时候，他在事件发生不久便及时地写出了第一部不朽的名著《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这正和高尔基在俄国一九○五年的大革命失败后发表他的巨著《母亲》一样，对于冲破弥漫全国各地的白色恐怖的低气压、重振革命阵营所发生的鼓舞的作用，有不可估计的重大的意义。《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不仅强烈地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统治的最野蛮最凶恶的兽性本质，同时也最初接触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思想改造，和怎样在严峻的锻炼中建立革命的世界观等等深刻的问题，因此这个作品的发表，也不仅对当时低落的革命形势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成为日本革命文学重要的奠基作品，同时也对以后及今后的革命队伍发生极其深远的教育影响，直到今天读着仍然有很深的感染力。
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完成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之后，十月，小林多喜二紧接着写出又一感人很深的作品《蟹工船》★，这是描写北海道蟹工船中不甘忍受欺压的奴隶劳动者所展开的一场自发的反对剥削、反对天皇和军国主义压迫的强烈斗争的小说。作者以具有强烈色彩的油画的笔触，描绘了在堪察加鄂霍茨克冰海荒波之中，蟹工船博光丸上的劳动者，在原始式的残酷的剥削下像地狱一样的生活景象，和这些人们在忍无可忍的痛苦生活中所爆发的大无畏的英勇斗争。斗争是在帝国海军的镇压下悲惨地失败了，但作者却由此而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惊人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并且指出这种野蛮与残酷的压迫，不但不能摧毁日本劳动人民向剥削者斗争的革命精神，相反地更加提高了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促使他们走上从自发的斗争到有组织斗争的道路。这篇新作的出现更有力地显出了作者思想与艺术的光辉，引起不但在革命文坛、而且在包括资产阶级文坛在内的整个日本文坛的震惊，也不仅受到日本而且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很快地被译成许多种外国文字，在中国，也在不久之后就有了此书的译本，使作者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世界的革命文学中具有巨大的声誉。
离开一九二九年三月完成《蟹工船》的写作不久，在七月里，作者又着手写作另一部名著《不在地主》★。《不在地主》是根据前一年写成而没有发表的《防雪林》而改写的，取材于作者曾经亲身参与的北海道的农民斗争。他描写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农村，地主资产阶级化的过程，和所谓像人鱼似地上半身是地主而下半身是资本家的不在地主的类型。尖锐地接触到城乡关系和工农联盟的问题，这不但是为当时日本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文学”所不可比拟，而且在当时革命作家的农村小说中也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同时也有力地抓住了日本今天农民斗争问题中的最主要的环节。正如作者自己所希望的一样，这是写到这个主题的第一部无产阶级作品。不仅在政治上，同时也在艺术上，作者对这部作品的写作抱有很大的雄心，努力采用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希望代替当时流行的庸俗的武侠小说，为广大工农读者所接受。
接连着，他的笔又直接深入地写到地下党的组织活动，《工厂支部》★，（一九三○年二月完成），《组织者》（一九三一年四月完成），后者为前者的续篇，都是写工厂中的组织斗争和建党工作的。同时又写了《单身监房》★（一九三一年六月），和长篇《安子》的第一部★（一九三一年十月），又写了描写新的农民斗争的《沼尻村》（一九三二年三月），并完成了长篇《转形期的人们》的第一部（一九三二年三月），以及也只是完成了第一部的《党生活者》★（一九三二年八月），和描写自己童年时代所经历北海道城市郊区贫民生活的《地区的人们》★（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这时候作者已经光荣地牺牲了）。
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当时日本人民革命中最主要最尖锐的斗争。不仅在政治、思想意义上，同时也在艺术形式的铸炼和探求上，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性，使每一篇都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色彩。《单身监房》是根据作者自己牢狱生活的体验，并作为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多样化的探求而写作的，它强烈地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安子》描写劳动妇女在革命中的成长，结合了在农村和城市的工农运动，以及地下党在最艰苦的再建运动中与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而且在艺术技巧上已开始进入简练、明确、生动多姿的更益成熟的境界。其中特别是《党生活者》，虽然只完成了第一部，但它有力地刻划了地下党员的不是常人所能想像的艰苦的生活和卓越的斗争风度，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我”（佐佐木），党的领导工作者“胡子”，和“我”的爱人，革命同情者伊藤，都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牺牲忘我、坚贞不屈的高度革命品质。在日本帝国主义积极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形势中，在整个的党和革命斗争完全被残酷地压抑到地下的状态中，主人公为反对侵略战争，破坏军火生产，在一个军火工厂中所进行的艰苦的鼓动与组织活动，在充满着生活气氛的情节中，像绘画似地被展开在作品里，深刻地雕塑了光辉的英雄形象。主人公甚至断绝了最后的个人生活的退路——与自己亲人的关系，除非在多少年之后建成自己的新社会，就永远不能和自己最亲爱的母亲住在一起。他把自己的一切一切全部都献给了党，连四季的花草和天空的晴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和革命斗争结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把生活的困难与生命的安危，完全置之度外。每年冬天一到来，就高兴地想：好，又多活了一年，可以为党更好地工作了。他忠诚于党，忠诚于自己所坚决信仰的思想，把整个的生命力集中于这个思想的实践。作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他所刻划的革命形象的这种高度与深度，是不能不令人惊叹的。
上述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到《党生活者》这一系列作品（这只是主要作品），都是在不到五年的短促的时间内写出来的，而且其中还间隔着几度与外界隔绝的牢狱生活；同时正在这期间，他参加了党，领导了日本革命文学的组织活动与理论活动，直接参与了党在政治斗争与工人运动中的活动；特别是最后约一年的时间，完全潜身于艰苦和繁忙的地下生活中，能够写出这么多与这么光辉的作品，其如火如荼的旺盛的创作力，几乎是一个不可置信的奇迹。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有限度的，能以有限的生命作出这样巨大贡献的人，才真正是伟大的生命。而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力之所以能够发挥到这样的高度则又与其和人民的血肉的联系，与其置身于火热的斗争之中，像钢铁在烈火中锻炼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是不可分割的。作者生长于穷苦农民的家庭，从幼小时期就生活在悲惨绝伦的最底层的人民群众中，目击被最残酷的原始剥削折磨得路穷道绝的贫民社会的惨象，身受被压迫与被屈辱的痛苦，使他的心永远和人民的心连在一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把他的全身全心都武装起来，使他成为具有钢铁意志的大无畏的坚毅不拔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而人民与党，也给他以无限巨大与无限崇高的力量，使他在无论多么凶残、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之前敢于坚决地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小林多喜二在敌人的酷刑拷打下，遍身青紫，血肉模糊，筋断骨折，内脏出血。但是他始终表现着为卫护人民和党的利益而宁死不屈的精神。正是革命战士的这种精神，注定了敌人的灭亡，保证了人民的最后的胜利。小林多喜二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为革命献出了一生。他的一生和他一生所留下的业绩，永远在教育着人民，给日本与世界人民以无限的斗争力量。这样的死，是永生的死，是光荣的死！
*文中所举作品有星号的均有中文译本，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林多喜二选集》（各卷）。其中《安子》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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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神的素描画像
——读《王式廓素描集》
习之
“写照非画物比：盖写形不难，写心惟难也”，如果不作狭隘的理解，宋朝陈郁的这两句话确实道出了作画的甘苦。
画家王式廓在教导他的学生作画时，总是强调要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深入研究人们的心灵，并且要找到揭示人们心灵的造型语言。他认为如果只是机械冷淡地画出人物外貌，或是概念符号似地说明人物，都不会产生真正动人的艺术。他自己为了给翻身解放了的工人、农民、普通劳动者造像，达到以形写神的境界，始终在进行着艰苦的探索和反复的实践。
《王式廓素描集》收集了作者从一九四○年到一九五八年五十幅作品，其中很重要一部分是农民画像。由于画家所处的革命环境、生活经历，也由于他个人的政治、艺术素养，性格气质与爱好，他对于中国农民，特别是在党的领导下最先获得解放的陕北农民，是有着深刻理解；蕴藏着极为深厚的阶级感情的。
画家一九四二年前后在延安时和一九五三年农业合作化时以及一九五八年所画的农民像，虽未全部收入画集，但已大体可见其全貌。这些画像多是平日为创作而积累的形象素材，但由于观察的深入，作画态度的严格，造型技巧的沉着熟练，因而不乏传神之笔，写出了人物不同的性格，也使我们从这些人物身上能感触到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气息，觉察到我国人民精神面貌的变化。如早期作品中的几幅老农像，多么简练传神，一九五三年以后作的社务委员杜垿、张郭庄农民、盐民等画像，不仅传达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诚然，要全面地了解一个画家、看一个画家的成就，应当不只是看他表现什么，重要的还要看他如何表现。蔡若虹同志在这本素描集的前言里就王式廓的造像艺术进行了分析，指出在他画面上往往融会地表现出人物的容貌、神态、气质三个方面的特征，因而能够取得形神兼备的效果。自然并不是说，这本素描集中每一幅造像都同样成功，但是，其中许多成功的造像，由于具备以上的特点，所以既可作为独立的肖像来欣赏，也可作为画家创作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来研究。
画家王式廓在塑造艺术形象时，很讲究结合人物的出身、社会经历、秉性、气质以至脾气进行深入的心理描绘和性格刻划，但又不容许脱离造型艺术的特点故作玄想，致使这些要求落空。他的素描集正是画家个人艺术见地的生动注解。
同那些把对象当作呆板的模特儿来对待的画像不同，王式廓的造像不以外表的甚谨甚细、历历俱足为上，他注重在人物自然的常态中去把握神情，以揭示人物的性格和特定的心理状态。而这种敏锐地捕捉人物神情的本领，是靠平日长期深入地观察、体验得来的。又同那些不问具体对象、千人一面的所谓“风格化”的倾向有别，王式廓的造像，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面貌神采。由于描绘的对象一般都是他平日所熟悉、关注、早已暗察默会、摄入腹稿的人物，因此，一旦提笔作画，就不仅能把对象的容貌、神态、气质特征自然地融会起来，而且，就在这同一过程中，画家个人的情感爱憎也自然地贯注于客体，与之交流神契，熔铸为一。
从画家表现对象、选取角度、运用技巧等方面来看，他是很注重形式美感的。人物体态状貌的转侧、仰俯、向背，构图经营与色调明晦的设计，笔墨虚实、繁简、浓淡之间的变化，用线的轻重、粗细、急缓、刚柔、起伏等节奏感，无不服从着传神的要求，达到得心应手的化境。但是初看式廓同志的画，往往未及理会其形式，而首先被人物生动的个性、神情所吸引。本来形式美感诸法则原是从具体事物抽象出来；又在表现具体对象、充分传达特定思想感情的要求下而为艺术家所用的，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宋·苏轼），而完全脱离客观对象，脱离主题思想的形式美是不可想像的。当一个画家运用形式美感诸法则已达到随心所欲的熟练程度时，却丝毫不流于矫揉造作玩弄形式，不使形式的追求和作品内容相游离，而是把两者完美的统一起来，从而一贯保持着艺术形象创造上的新鲜感觉以及艺术品格自然纯朴的本色。我认为，这正是一个画家在艺术造诣上达到较高水平、日臻成熟的标志。唐代张彦远论画，认为画品贵乎自然，“自然者为上品之上”，读《王式廓素描集》以后，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的这一卓越见解似乎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我们许多美术家，正在致力于探求如何更好地反映我们伟大时代，如何更深刻地揭示我国新人物的精神面貌，王式廓素描集的出版，正显示了美术家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其中所提供出的经验，无论对于人物画创作或其他种类的美术创作，都有可资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