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在标准秤前
周嘉俊
六点钟了,天还没有亮。从北京观礼后到上海来访问的一位外宾让宾馆的服务员把我叫醒。他抱歉地对我说:“对不起,我想参观你们的随便哪一个菜场,行吗?”我马上答应了他,并通知司机组准备汽车。几分钟以后,我们便坐着汽车,奔驰在清晨的柏油马路上了。
深秋的早晨,天空还是一片灰暗,去买菜的主妇,上早班的工人,都无声地急走着。电车铃叮叮当当地响着,梧桐树和电线杆,在我们的车窗前闪过。那清晨的凉意,从半敞开的车窗外袭来。
汽车在菜场门口停下了。上下三层楼的菜场已经灯火通亮,几分钟以前就开始营业了。
我们边走边看,这是多么令人目眩的景象啊!翡翠般的青菜、菠菜,粉红的番茄,白玉般的茭白,珊瑚般的菜花,整整齐齐地摆在菜摊上;那水产柜上堆积如山的海鱼、河鲜,那肉食摊上的猪肉、牛羊肉,这一切使我仿佛看到了祖国千里丰收的缩影。看一看身边的外宾,却反而把采访簿塞进了口袋,我感到有些奇怪。
他仿佛料到我会奇怪,转过脸来对我说:“我以为记在心里的东西,比记在簿子上的更永久,而眼前的一切,我恰恰是记在心里了。”
我们从菜场的底层走到二楼,又上了三楼,他没有问过一句话。当我们走到一块白色牌子跟前,他突然收住步子,指着那块牌子问道:“周先生,这是什么?”
“是营业员的名字。”我不加思索地说。
“为什么?”他紧紧地追问。
“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监督自己,就挂了这个牌子,以便顾客提意见。”
“提意见?批评?不会影响他的职业?”
我笑了笑,半开玩笑地说:
“这不是我们社会的逻辑。”
他也笑笑,显然,这件事情引起了他的兴趣。
我们回到菜场的底层,准备回宾馆了,这时他突然有礼貌地拉拉我的袖管,问道:“那是什么?”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原来在底层菜场的中心地带放着一个台子,台上有一架中型台秤,再一看,上面写着:“顾客校秤处”几个毛笔字。我想:菜场每层都有一处顾客校秤处,他怎么没有看到呢?我仔细地回答他道:“这是‘顾客校秤处’,顾客买了菜,如果在这里称得少了,还可以去补上的。”
“如果少了,能补吗?”他显然不相信我的话,走到那位管秤老人的面前,突如其来地问。我很快地把他的话翻给老营业员听。
老人慈祥地笑笑,平和地答道:“缺秤一定补,这是我们营业员的纪律。”
“为什么没有人来校呢?”他听了我的翻译后,又追问了一句。
“因为我们上下几楼几百把秤都是准的,顾客们也相信我们,设立这秤,完全是为了防止万一。”老人缓缓地回答。
不知为了什么,他拉着我退后十来步,我们离开校秤处远了一点。我们就这样等着,一分钟,两分钟……总不见人来。
这时菜场里越发热闹了,广播里为了一位顾客拾到一笔失款,正在叫失主去领取。
也记不清过了多少分钟,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提着一只菜篮,蹒跚地走来,径直走到校秤处。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向前走了几步。
这位老太太今天买的菜似乎多了些,她先秤了肉,接着挨次称了青菜、番茄、一条活蹦鲜跳的大青鱼,称过之后,她念叨着说:“哎,这秤杆哪能都是翘翘的?”一会儿,老太太把最后一样荤菜——用报纸包着的一堆乌油油的河虾放到了秤盘上,顺便告诉校秤员说:“八两。”
校秤员迅速地把秤锤拉到八两准星上,秤杆翘得高高的;他又向后移了移,秤杆终于平了。这位校秤员笑嘻嘻地说:“老太太,给你多吃几只虾啦!”说完就把一包虾放进了菜篮子里。
这使我很失望。外宾连忙问我:“他们说什么?”
“老太太可以多吃几只虾了。”
“多给她了?”他认真地问。
“对,菜场总是避免给顾客吃亏的。”
“多了退吗?”他立即又问。
我一下愣住了。我含糊地答道:“少秤补足是营业员的纪律,多称了一些恐怕是没有纪律的。”我对自己的回答不大满意。这时,那位老太太正提着菜篮向水产柜走去。我拉着他一起跟了过去。一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老太太怒气冲冲地把一堆虾放在营业员的铜秤盘上说:“您再称一称!是八两吗?”
“老太太,少了吗?”营业员担心地把那包虾一称,脸上堆起了笑容,他高兴地说:“没少啊,还多了几只呢!”
“多了几只你还这样开心,你对国家的财产是啥格态度?拿去!”老太太自己拿出了几只虾。
我立即把这事告诉了他,他越发感兴趣了。接着我又把他们的对话逐句翻译给他听。
“我要把你的态度告诉你们菜场的负责同志。”老太太说。
“好好。”那位营业员严肃地回答。他指着墙上挂着的顾客意见簿,说:“老太太,您写吧,我一定接受大家的帮助。”
“你替我写。”老太太摘下簿子,把它交给营业员,问道:“你叫什么?”
“王阿发。”营业员指指营业员的名字牌说。
“营业员王阿发同志,工作不够认真,把国家的财产多给了顾客,一共五只虾。”
接着王阿发又念一遍给她听,她把意见簿挂在原来的钉子上,对王阿发温和地说了声
“明朝会”,便蹒跚地走了。
当我翻译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非常激动。他又走到校秤处,问那位老年营业员道:“在你们这里秤多了规定要退吗?这也有纪律吗?”
“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一种纪律是定在人们心里的。”
他满意地点点头,翘起了大拇指。
这时又有一位顾客在校秤,秤杆仍是高高地翘起。外宾忽然诗意颇浓地说:“你们不是常说风格吗?我今天才感到贵国人民的风格永远像这秤杆一样,是向上的,高昂的。”接着,他第一次打开采访簿,迅速地记了几个字,然后递到我眼前:“在标准秤前”。“这是我回国后第一篇应该写的文章!谢谢您。”他十分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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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法艺术的时代精神
沈尹默
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是和文字简化的过程紧密结合的。拿著名的《绎山碑》《会稽刻石》来说,被认为“苍劲古雅”到了极点。实际上,这是大篆的简化字。
周代的籀文(大篆)虽然说经过一次统一,但经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上的不统一,一度使文字也形成了混乱,出现了“六国异文”。秦代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为了统一政令,由当时的李斯、赵高等主持,在文字上也作了一番统一和简化的工作,于是出现了小篆,比起大篆来,小篆要简单些,形体也美化了。
文字毕竟是表达思想的工具,首先还是以实用为主,随着文化的发展,小篆仍嫌繁琐,于是在写字匠、下层官吏中又出现了一种简体字——即秦汉之际的隶书,这本来是在应用文中流行的字体,后来逐渐占了优势。今天我们看到《夏承》《张迁》《曹全》以及《汉石经》《乙瑛》《史晨》等碑,各尽其美。然而隶字刚出现的时候,却很遭受士大夫的轻视,隶书之名,本身就有轻蔑的意思。
后来,又出现了楷书和行书,同时流行一种章草,刘德升在艺术上有所创造,传给了钟繇,钟繇的书法是根据用途而变的,写正式文告用隶书,写应用文字则是楷书或行楷,可是偏偏他的应用文字影响最大。由于他的启发,才出现了像王羲之这样伟大的书法家,成为后代楷书书法的大师。
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看来,能说明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结合实用。因此,我认为书法艺术家没有理由拒绝简体字,而要拍手欢迎它,努力推行,钻研而且加以美化。目前我们国家用历史上没有过的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简体字,目的是便利群众,普及和提高人民文化。这是了不起的跃进,是书法艺术界“突破”的大好时机。
书法艺术家,既要学习前人的法度,又要创造自己的风格,尤其要有时代的精神。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表现在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上。因为我们的书法艺术首先要让工农兵“喜闻乐见”并要使他们掌握。在形体上要求端庄、大方、生动、健康的美,而不能追求怪异。文字一混乱就行不通了。另外,书法艺术应尽量发挥到实用文字方面,牌匾可写,标语可写,公告可写,甚至仿单、说明也可写。当然,革命的诗词,优秀的对联和诗文更可以写,这样书法艺术才和群众结合得更紧密,为群众服务得更好,“学贵致用”,只有让更多的群众欣赏到书法,才是艺术家最高尚的艺术享受。
(原载十二月四日《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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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贫农老倔叔
木青
老倔叔,
卷起狗皮帽,
掖掖大棉袄,
把张红纸揣怀里,
黑布带子紧紧腰!
蹭,蹭,蹭,
上了道!
要往常,
孩子们定要跟他逗逗笑,
可今儿个,
瞧爹脸板着,
都自动往后“稍”!
只有孩子娘,
满脸笑,
站在门口翘脚瞧。
老倔叔,
不看家家屋顶炊烟绕,
不看户户房檐“包米吊儿”,
只是一门走,
心里呀,
可翻滚着浪潮!
他又想起
四十多年走过的道儿。
大颗儿的泪珠子
噗噗往下掉!
他来到山脚跟儿,
又把祖坟瞧,
扑咚跪在地,
心如刀子搅!
“爷爷,爹爹,
你们可听见儿孙叫?
孩儿入党啦,
现去参加头次支部会,
怀里揣着咱家史,
血泪的话儿要往外掏!
咱这三代人,
到我这儿才娶亲。
爷爷把爹
拣在洋沟旁,
爹爹把我
拣在死人坑!
到头来,
你们又被地主逼丧命!
这阶级的大仇大恨,
孩儿牢牢刻在心!”
如今的幸福啊,
全是党的恩,
就到啥时候,
也不忘咱穷根!
别看我年老,
可有浑身劲,
为党,
咱拿出整个心!
老倔叔,
擦擦泪眼睛,
甩开膀子、迈开步,
瞧啊,
老支书,
正在门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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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街头

吐词咬字下功夫
易和元
我不懂音乐,也不懂曲艺,但是很喜欢听,每天下班回家,总要打开收音机听上一回。久而久之,对这两种文艺形式的演唱便形成了一种印象,要把它们比较一番。
唱歌和演唱曲艺是两种不同的形式,怎么能比呢?固然曲艺也带音乐性,但是唱法毕竟不同,要比确实很难。我所要比的是在吐词咬字这样一个小小的方面。
电台播送了很多的歌曲,其中有许多是很优美动人的,听后使人心旷神怡,精神振奋。但是有些歌曲的演唱却有这么一个缺点:吐词咬字不清楚,听时觉得歌子的曲调很美,可是歌词到底是什么,却听不明白。例如《十送红军》这首歌的调子我很喜欢,每次播送时我都被它吸引着了,我努力想听清它的歌词,一次,两次,三次……直到现在也还没达到这个目的。也有的歌子,歌词事先已经看过,或者在播送时广播员已将歌词作了介绍,但是在收听时仍然听得不明不白,只有一鳞半爪的印象。这原因除了演唱者吐字不清以外,有的恐怕还和歌曲的创作本身有关。
于是,我想到了曲艺演唱。曲艺演员的吐词咬字一般都是很清楚的,不论是马增芬的西河大鼓,李润杰的快板,还是高元钧的山东快书,一字一句听来都那么清楚明白。马增芬唱的绕口令,尽管什么“六”呀、“油”呀、“牛”呀、“妞”呀这些拗口的字反复、重叠在一起,然而却字字清楚分明;李润杰的快板和高元钧的快书,有时快得简直像连珠炮一般,然而听来却一点不含糊。
吐词咬字清楚,对歌唱家说来恐怕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要使自己唱的歌曲感染听众,引起共鸣,首先就得让听众了解歌词的内容,知道你唱的是什么,否则,曲调纵然优美,歌喉纵然美妙,效果难免是要大大地打折扣的。我们有许多歌唱家在吐词咬字方面下过功夫,他们的演唱,即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听众也能听得明白,理解他唱的是什么,他们到农村去演唱,农民也是很欢迎,很爱听的。但是,也有许多人在这方面的功夫还很不够,是亟须加强的。
我们常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戏曲、曲艺老艺人们在吐词咬字方面有所长,而我们的歌唱家们在这方面却有所短。近年来,有的歌唱家已经作了努力,虚心向老艺人请教,并获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也还有些歌唱家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因此,现在提出歌唱家向戏曲、曲艺老艺人虚心学习吐词咬字的问题,恐怕还不是“无的放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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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众的话

话剧《李双双》对谈
甲:《年青的一代》真好,还有什么好看呢?
乙:听说话剧的《李双双》不坏,去看看吧。
甲:《李双双》的电影都看过了,不必再看了吧。
乙:那不对,电影是电影,话剧是话剧,谁也代替不了谁;要都是一样,干吗还分什么电影和话剧?
甲:得了罢,就算电影和话剧是两种艺术形式,各有特色,还不是那么个内容。
乙:那不能这么说,内容虽然一样,但是两种艺术形式,表现方式就有不同。何况人家是深入河南农村刚回来,生活气息一定很浓。
甲:张瑞芳在电影里演得够棒了……。
乙:你如果这样想,就会错过一些好戏。从前,爱看京戏的人,同一个戏,看了梅兰芳的还要看程砚秋的。前些时,不是很多人刚看了赵燕侠的《白蛇传》,还排队去买关鷫鹴的《白蛇传》票吗?
甲:那是戏曲呀。
乙:难道电影和话剧演员就只能是一个模子演出来的,不能各有创造了?别小看演《李双双》话剧的都是青年演员,他们在河南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很深的生活体会呢。
甲:可我又不是河南人,听河南方言……。
乙:你真是!李双双是河南人,说河南话不更亲切有味吗?再说,这是剧院一种创造性的尝试,咱们总应该去领略一番呵。
甲:(学着说一句河南话)中!
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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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演出队的后台(木刻) 廖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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