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论喝倒彩》的出版
——纪念《文萃》烈士殉难十五周年
崇实
提起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出版的《文萃》杂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文萃》三烈士：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三位同志。陈子涛、骆何民同志慷慨就义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今已经十五年了。吴承德同志殉难于解放前夕。但是，三位烈士亲切的形象，依然鲜明地显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子涛同志。
一九四七年春，党在蒋管区的代表和工作人员，被迫撤退了；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在上海出版的《群众》杂志，也被迫停刊了。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反共反人民，一方面在蒋管区进行血腥镇压，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划和支持下，大举进攻解放区，矛头指向革命圣地延安。蒋管区的人民，处在一种新的斗争形势之下。反对美蒋的第二战场，在蒋管区城乡中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着如火如荼的斗争。
正当蒋管区人民在经受严重考验的时候，陈子涛同志，他踏着坚实的步伐，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三月中旬的一个阴暗的傍晚，子涛同志走进预先约定的咖啡馆，我们并排坐着，桌上是两杯廉价的牛奶红茶和一只大皮包。我们在交谈着各自经手的工作：有些知名人士表示需要看看形势发展的情况，再为《文萃》写稿；读者来信说，夏培英等二十几位读者横遭逮捕；印刷厂老板认为，专门排印书籍可以少担些风险，言下之意，不愿意承印《文萃》了；印下一期杂志用的白报纸，不知吴承德同志是否找到，……一大堆问题摊在面前。子涛同志看看桌上那只象征着《文萃》主编重担的皮包，又望望我。是的，他才二十多岁，又是刚刚入党，承担这个任务实在不简单。而我比他还要年轻，各方面更缺少经验。
一杯红茶下肚，他和我核对起在他入党时负责同志的一番话来。“形势是：敌人在我们胜利的压迫下转变了战略，他们停止了全面进攻，妄想采取重点进攻，以压倒优势的兵力，来捕捉我们的主力。幻想用争得军事上的胜利，挽救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这就是说，这次攻打延安，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战、宣传战。”他反复揣摸着地下党领导上的这番话。
“既然这样，我们就该揭他这个疮疤——攻打延安的目的。宣传我们的胜利！”“报纸、刊物不能出，我们就更需要坚持下去！”“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得顶住它”！我随着他的话语，应声点头。他满怀信心地说：“现在，我才明白目前我们这个‘人小，皮包大’的处境。” 的确，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可是，陈子涛同志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双手捧着早已喝干了的茶杯，双眼直瞪着茶脚奶迹，在苦思苦想，似乎要从中找到什么启发。
我们后来慢慢谈到了各人的一些经历。他说抗日战争后期，他在“大后方”，得到了友人赠送的一本《大后方面面观》，从这本小册子里，他学到如何运用事实揭露蒋介石反动派统治的本质。我也想起了在“沦陷区”，偶然买到一本当时畅销的《中国内幕》，本想从中多看一些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内幕新闻”的材料，岂料这一本和其他的《中国内幕》不一样，里面却是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过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
在这样的闲聊中，子涛同志忽有所悟，找到了适应新环境的斗争形式。他高兴地打断了我的话，大声地说：“这太好了，今天我请客！”急急忙忙地拖着我，离开了咖啡馆，走进一家小饭馆。吃饭时候，他低声细语地描绘着《文萃丛刊》的做法。
“跟印刷厂说，我们是出书，不是杂志；零碎活，好抢空档排印，用不着订合同。三十二开本藏在口袋里好带；夹在书里看，便利读者。第一本就叫《失踪人物志》（这是准备用的一篇文章题目，我们已经拿到手），既吸引读者注意，又骗得过特务，好销。……”他说得津津有味，就好像刊物已经顺利出版了。
在约定的日子，我们把这个打算跟领导同志汇报了。领导同志首先关心的是内容。他说，要针对大家最关心的事组织文章，要懂得大本子《文萃》（指十六开本的《文萃》）是在配合党报党刊起宣传作用，如今的小本子《文萃》该 注意读者如饥如渴的心情，要更加直接、鲜明地表达我们的意见。同时，他很赞扬陈子涛同志的不甘心“人小，皮包大”的精神。指出，责任重，我们既要不怕，而且还要进一步提高战斗艺术，加强战斗力。最后还提醒我们说，改变形式，是对付敌人的无理搜查，也得让老读者能够找得到线索。
从此，陈子涛同志带领着我，成天在各处奔走。有时我们分头在作者的家里“聊天”，有时在公园里交换看稿。印刷厂的“拼版”桌是他修改文稿的地方。
稿件都已排定，眼看着《失踪人物志》即将出版。有一天，在闲聊中，子涛同志突然想到，当我军主动放弃革命圣地延安时，敌人将会“打肿脸充胖子”地大声喝彩叫好，用来欺骗蒙蔽人民。说到这里，他立刻放下手里的校样，跑向一位民主人士的住所。在那里，海阔天空地谈论起喝彩和喝倒彩的问题。这位民主人士对于当时蒋管区的“政治舞台”本有所感，又是相当熟悉的“老朋友”，就赶写成《论喝倒彩》一文。我们就把《失踪人物志》的封面换上了《论喝倒彩》。
子涛同志在最后看清样的时候说：“用这篇精彩的文章‘点题’，有心的读者一定会懂得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发出我们的‘音响’，我们在喝谁的‘倒彩’。”
恰巧，在这一期出版发行的日子——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正逢新华社宣布：我人民解放军已完成任务，主动撤出延安。蒋介石反动派的叫嚣宣扬，正遇到这个喝倒彩。
这一期新型的《文萃》在几天之内，就全部销售一空。
三月底，接到一位读者的来信，读到“今天总算它又重展开在我们的眼前，我祝福它，我用手抚着它，像慈母看见了爱儿的归来……”（这封信曾刊登在《文萃丛刊》第二期《台湾真相》上）时，子涛同志激动得发抖的手，又一次翻开这一本杂志，指着“眉批”上的第二年第二十三期对领导同志说：“老读者从这里找到了线索，这是你的……”领导同志对他笑笑说：“不要过分夸大这一些作用。我们秘密出版，公开发行，许多进步报贩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直到《论喝倒彩》销售完毕后，我们从报贩同志那里得到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这一本书的消息；又从组织领导方面知道，反动派已指定几个特务，专门在追寻《文萃》编辑部的踪迹。
通过这些回忆，使我懂得，为什么有人说，《文萃丛刊》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上；为什么敌人下此毒手，在十五年前，杀害我们亲爱的同志——陈子涛、骆何民烈士。他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姿，永远矗立在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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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乐队的新创作
——民族器乐音乐会听后
李焕之
前些日子，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的民族乐队来北京演出，他们的许多创新引起了大家的重视；首都的各个民族乐团，也正在努力创作和排练新作品，在这次民族器乐音乐会上，不少新的创作和听众见面了，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翻开了节目单，从合奏与小合奏的节目看来，作曲家正努力从新题材与新品种方面作许多有益的探索。譬如在首都的音乐舞台上很少听到过的潮州音乐与闽南戏曲音乐，这次由中央民族乐团的乐队新近排练出来；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苏南吹打与武汉歌舞剧院民乐队的浙江吹打，仍是十分新鲜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民族乐队演出以华彦钧的乐曲改编的乐队作品，也别开生面。在民乐创作更紧密地描写新的生活与革命斗争的内容方面也有新的创作产生，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合奏《乡村的晚会》、《都柳江边》以及弹拨乐合奏《秋收忙》、《打谷场上》都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而创作的。由吴豪业编曲的《洪湖赤卫队组曲》和俞良模改编的《游击队歌》（贺绿汀原作），是在原来群众所喜爱的、家喻户晓的音乐形象的基础上，用民乐合奏的形式予以再现，这也是器乐音乐描写革命斗争的一种办法。
这些作品的创作和改编，大部分都具有较好的艺术水平，尤其是经过加工改编的传统乐曲更具有特色。如苏南吹打《龙船》（钱绽之、蔡惠泉、吴明馨、彭修文编曲）和浙江吹打《海上锣鼓》（白泉人民公社社员高如兴编曲），从编曲到演奏都是十分生动、生气勃勃的。这两首作品的特点是以打击乐为主体、以吹奏乐和丝竹乐相随，好比是排鼓协奏曲和十五面锣协奏曲。领奏者对于打击乐器的掌握、不仅技巧纯熟，而且富于表情，打击乐器对于演奏者已经不只是一种工具，而好比是亲密的朋友，他们是在一起推心置腹地谈心，演奏者的每一鼓点、每一声锣都饱含感情，因此表现出富于变幻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各种特色。武汉歌舞剧院的民族乐队虽然只有十四位演员，但乐曲的壮健火红的气势却并不弱于一个大型的乐队，每个演奏者都非常神情贯注，发挥了每件乐器的最好的音量，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潮州音乐《浪淘沙》（李群编配）和闽南戏曲音乐《芗曲》（唐德耀、许可编曲）以它明朗的南方情调引起听众的兴趣。《浪淘沙》是潮州的传统曲牌音乐，原是小型丝竹乐合奏形式，现在被改编为大型民乐队的作品，既保存了原来清朗、悠扬的格调，又发挥了原曲所具有的宽广气息和急骤起伏的气势。《浪淘沙》一曲有着严谨的结构，乐曲的发展、推进很有层次，最后经过了多种的变奏手法而结束，这是民族音乐中极有特色的一个例子，尤以第六乐段的变节奏更具动力性的特色。《芗曲》是根据闽南的一种民间戏曲的音乐而编成的，编曲者的手法简朴、而又能集中了芗剧音乐中极富特色的几种性格鲜明的音乐，尤以中间部分的三重奏更其动人，这是一段用闽南的地方乐器——广弦和大月琴演奏的。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乐器还是有它独到的表现力的，在我们的乐队中是值得更多地重视和应用。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队演出的《听松》（华彦钧曲，李西安改编）和《龙船》（华彦钧曲，军驰改编），这是一件富于创造性的工作，通过对独奏乐曲的改编，使之管弦乐化。华彦钧的《二泉映月》就已经有过用西洋弦乐合奏、四重奏、民族器乐重奏以及民族弓弦乐合奏等形式予以阐释，每种解释都不尽相同。至于用大型民族乐队合奏来解释华彦钧的作品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龙舟》的编曲比较简朴，但这首乐曲好像还很少有人独奏过，因而当它被乐队再创造出来时，我们是觉得很新鲜的，原曲的生活气息也较浓厚，民间生活的情调在乐队中也得到了应有的渲染。《听松》原是一首二胡曲，虽然透过曲意我们可以领略到作者寓意一种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但它的艺术形象并不离开“听松”这个借景抒情的特点。乐队改编曲《听松》，显然可以体察到编者对原曲的反抗精神作了更强有力的安排和处理，特别用了强烈的打击乐的音响效果，有如向旧世界进军的气势。但这样一来，好像有点离“题”了。
在反映现代生活的作品中，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所演奏的四首曲子，都是写得很有生活特色。弹拨乐曲《打谷场上》（顾冠仁作曲）和《秋收忙》（俞良模作曲），曲调明朗活泼，带有跃动的劳动生活的节奏。这两首乐曲都发挥了各种弹拨乐器的特性，并把现代歌曲的风格和民间曲调揉合在一起。管弦乐合奏曲《都柳江边》（王丽南作曲）和《乡村的晚会》（彭修文作曲）也写得很生动。《都柳江边》以改良的芦笙主奏，描绘了贵州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调；《乡村的晚会》正像它的标题一样，它穿插了吹、拉、弹各种乐器的风趣盎然的独奏乐段，和全奏的火红热烈相呼应，构成了一幅农村中联欢晚会的生活图景。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具有令人信服的表现才能，他们训练有素，表现力丰富。他们的乐器都有着明亮的音色和协调悦耳的音准，在乐队的编制上，如果按照在宽广的音域中各声部能保持一定的均衡这一点上，这支乐队的构成是有许多优点的。最近他们又新改革制造了大、小低音笙（或者叫做排管）使得吹奏乐组的音域日臻完备。
应该说，表现现代题材的民族乐队作品在整个音乐创作活动中仍是比较薄弱的，这有待我们作曲家们更密切地和各个民族乐队的演出团体加强合作，让我们的民族乐队的新曲目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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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说”意味着什么
尚德
河北饶阳县五公公社的社员中，流行着一句新的口头禅，叫做：“我好说。”
有人问他们生活有无困难？他们表示困难能够自己解决，不必向国家要粮食：“我们好说！”
他们把饲草支援了别的生产队，人家问他们顾了别人，自己怎么办呢？他们说：“甭管我们，我们好说！”
干部这样说，社员也这样说。自己对别人，个人对集体，集体对国家，都是“我好说”（或者“我们好说”）。“我好说”就是说：我的事情可以不必考虑，可以推后，甚至可以不顾。他们甘心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他人。
在个人利益面前，“我”是那么“好说”的吗？这对于一切剥削阶级以及一切个人主义者是根本做不到的。剥削阶级也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我”，他们可以不管别人的死活，可以干出一切丑恶的事。他们是为了“我”一切都“好说”，不为“我”一切都“不好说”。
“我”是不是“好说”，实际上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如果是只为自己而活着，那就别人的一切都“好说”，唯独涉及到个人利益的事“不好说”；如果是为了别人、为了革命而活着，那就个人的一切都“好说”，对于他人的、集体的事情却毫不含糊。
世界上最能做到“我好说”的，莫过于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幸福，“我”可以忍饥挨饿，吃尽人间的一切苦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以及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等，无数革命志士和先烈们不正是这样的吗？他们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一切都“好说”。
如今“我好说”这句话竟然出现在农民口头上了。要知道，农民原来是小私有者呀！过去农民中有一句口头禅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在那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有些农民抱定了这个宗旨，好像别人的一切事都与“我”无关。但是，在党的教育下，在集体化的事业中，农民的眼界逐渐扩大了。他们看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只有把“我”融汇在集体之中，个人才有力量，才有前途；进一步，他们也想到了，要像一切光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那样关心别人，关心革命事业，才不愧为一个活着有意义的人。于是他们处处关心别人，时时热爱集体，自然地流露出：“我好说”。
有了这种“我好说”的精神，一切问题就都“好说”了。在我们国家里，如果人人都是“我好说”，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问题“不好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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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桥上
陈炳熙
小渡桥呀杉木板，
走来肩扛步枪的小青年。
吱悠悠，吱悠悠……
瞧见迎面漂来的送鱼船。
船上一张红殷殷的脸，
清脆的渔歌儿绕山远。
落日圆，风儿软，
花衣裳耀花小青年的眼。
手扶栏干打口哨：
“今晚咱们上柳荫道……”
姑娘在船头吃吃笑：
“没工夫陪你把夜熬！”
小青年掏出通知单：
“柳荫道里把民兵练！
今晚天晴月色好，
跟你们刘胡兰队来挑战！”
听说挑战劲头儿大，
姑娘说月出比上下。
一桨摇开送鱼船，
惊飞满河白嘴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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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公公走好（年画） 魏瀛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