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让曲艺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
秦犁
曲艺(包括评话、弹词、快书、讲故事、大鼓、坠子、相声、快板等等),听众、观众很多,地区活动范围又很广,往往是这样:电影、话剧所能够到的地方,它也能到;电影、话剧所一时难能到达的地方,曲艺照样可以通行。就评弹(主要流行于长江三角洲)论,每年听众达二千万人次。“以我们苏州地区来说,凡是有一个上百来户小镇的地方就必设书场,往往每隔三里、五里,就有一家书场,我们一个常熟县就有大大小小的书场六七十个,每个公社少则一家书场,多则有三四家……”(《在社会主义曲艺战线上当一名新兵》)。
显然,曲艺这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文艺形式,书场这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娱乐场所,要是有效地掌握起来,那就不但可以满足广大群众正当的、健康的文化娱乐需要,而且大大有助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反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也可以利用这个形式与场所去毒害人们的心灵。
那么,我们的曲艺中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呢?主要有三个。
一是内容问题。向群众讲什么?是讲工农兵群众及其干部的劳动与斗争、是讲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所武装的英雄、模范呢?还是让那些过时的、早已不为群众所需要和喜爱的旧节目继续在散布旧意识、旧思想呢?
我们的书场、我们的说书内容,开国以来是有着变化的。说新书的逐步增加了,说旧书的相当减少了。《雷锋》、《夺印》、《创业史》、《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以崭新的面貌、崭新的姿态走上了曲艺舞台。这些革命的新书,对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起了良好的作用。讲得好的地方,说得劳动人民意气风发,说得青年人精神振奋,说得地富分子低头不敢蠢动,说得神婆巫师退避三舍。但是,新旧更替的变化毕竟太慢,新书所占的比重毕竟太少。要完全适应于我们的时代,适应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还有很大距离。写出更多有分量、有水平的新书剧本、曲艺演员同志满怀革命热情地去演唱新书,是当务之急,必须迎头赶上。
二是队伍问题。在党的领导下,在生活与艺术的实践中,我们已经涌现出一批编写新书、演唱新书的新生力量。虽然他们人数很少,但是,他们是整个曲艺队伍的榜样和标兵,从他们身上体现了革命的文艺方向。他们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在所在地区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推动了社会主义风尚的形成和发展。
就整个曲艺队伍看,一来是革命的新生力量,还为数不多,二来是这批力量,虽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又毕竟比较幼稚。因此,包括这批力量在内的全部人员,都必须进一步用革命的思想来武装自己,都必须进一步到生活中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锻炼与改造自己。只有当曲艺工作者本身的思想是革命的、先进的,那么,才能把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新书演唱任务,名副其实地担当起来。如果曲艺工作者本身的思想就是不健康的,又怎么可能真实地、生动地反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所武装的工农兵及其干部的思想感情?如果曲艺工作者本身的思想中,有着很多落后的东西,那么,即使他们演唱新书,也不会收到好的效果。这是在实践中所反复证明了的。即使现时是革命的、先进的曲艺工作者,也有着继续提高的任务,因为生活在不停息地前进。
我们还希望新文艺工作者重视曲艺创作,希望有一批新文艺工作者到曲艺队伍中去,并同原有的曲艺工作人员通力合作,改变曲艺工作的面貌。
三是领导问题。关键在领导。哪个地区重视曲艺工作,哪个地区加强了对曲艺工作的领导,那么,那个地区的曲艺工作就能够健康地发展。那里的说书内容就会很快地变化,新的就会逐步地代替旧的;工农兵及其干部的形象就会成为舞台的主流。那里的曲艺队伍,就会按党的方针路线、文艺政策加以整顿与加强。那里的整个曲艺工作就会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有力的利器。反之,哪个地区放松了领导,哪个地区就会出现这样、那样本来可以避免、可以防止的问题。那个地区的曲艺工作,就可能不但不能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动力,反而变为阻力。
加强对曲艺工作的领导,是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切,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而让我们的曲艺工作在社会主义思想战线上,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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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社会主义曲艺战线上当一名新兵
江苏省常熟县人民评弹团 朱寅全
儿时,我就爱听书,每到傍晚,丢了夜饭碗就跟着长一辈的人到书场里转,演员们绘声绘色,连续地讲演着丰富多彩、趣味横生的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使我入了迷。踏上工作岗位以后,听到附近有好演员说书,常常冒风顶雨来回赶上十来里路去听书,听了一晚还不过瘾,又连上一晚。我平时在工余时间,欢喜习作一些小说诗歌,由于多听了评弹,在结构故事情节、描摩人物方面也得到了帮助。
去年夏天,领导上根据工作需要,把我从县委宣传部调到县评弹团去搞曲艺创作,使我又是高兴,又是紧张。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到评弹团报到了。到了评弹团以后,有不少过去工作过的同事都很为我高兴,支持我,也有个别却很冷淡,说“搞评弹创作还不如去学写点小说诗歌”,“评弹是低级的,不登大雅之堂”,
“真有点可惜”等等,这些话吹到我的耳朵里以后,我脑子里也转得很厉害,有时也认为“曲艺作品不是高级的”,原本肚里有“试试看”的打算,现在经人一说,搞曲艺创作的思想更不坚定了。进团以后,评弹团的党支部和演员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使我永远难忘。通过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学习和一些实际接触,使我受了深刻的教育,曲艺工作意义很大,曲艺是文艺轻骑兵,革命曲艺的任务就是要把实际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特别是先进人物,来鼓舞人民群众继续前进,完成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使命。从眼下书台上演出的一些书目看来,如《三笑》、《玉蜻蜓》、《双珠凤》、《林子文》等等,教育作用不大,必须尽快创作和改编一些新的革命的题材,特别是解放以来的作品,才能更好地发挥曲艺的战斗作用。更使我看清楚的是曲艺比较其他各种文学艺术形式更接触群众,占领着大批文化阵地,拥有大批听众。以我们苏州地区来说,凡是有一个上百来户小镇的地方就必设书场,往往每隔三里、五里,就有一家书场,我们一个常熟县就有大大小小的书场六七十个,每个公社少则一家书场,多则有三四家。从听众对象来看,花白胡子的老公公也爱听书,带红领巾的小孩子也能听懂,青年人成年人更欢喜往书场里转,妇女听众也很多,加上书场里收费不多,一般在一角左右,说唱评弹的时间也不过分长,一般在一小时半左右,所以评弹比其他戏剧更多地拥有着听众。我也曾打算,我们一个评弹团约有二十档演员,一天演出二场每档平均累有三百个听众,每天就要联系着六千群众,影响多大!如果老是演一些未经整理的旧书,会起什么作用呢?反之,我们如果能够把一些思想性好的艺术质量高的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占领书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的光荣任务,这多么好!
今年上半年,团内通过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决议的学习,对创新唱新和上山下乡作了新的部署,特别是做好一些剧目上的准备。不少演员纷纷找题材、搜集资料进行改编和创作。在领导的帮助下,我到本县梅李公社,先在这个公社的生产试点小队三大队八小队住下来,接触了一些老贫农,参加了生产队队委会议,又和公社干部进行了漫谈,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对农村新形势有了初步认识。人民公社由于战胜了几年来的自然灾害,贯彻了党的一系列政策,形势越来越好,社员们愈加热爱集体,干劲冲天,好人好事像雨后春笋,时时出现,处处皆有;同时,阶级斗争形势也更加尖锐复杂。有个青年女共产党员刘凤凤在生产队里领导群众改变后进面貌,揭破富农分子破坏陷害,坚持斗争的模范事迹,使我非常激动,就像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睡在床上,心里盘算:这真是一个好题材,应该迅速反映到书台上去,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次日,我把这个打算告诉公社党委书记,他非常支持。于是,我着手进行采访:首先,通过公社干部、大队支书、刘凤凤所在队的队委了解她的情况,又多次访问刘凤凤及她的家庭,和她的邻居扯谈,和她周围的老农扯谈。后来,就编写了中篇弹词《梅塘姑娘》的初稿。在农村生活的日子里,另一番景象也诱住了我:就是知识青年在农业战线上的巨大变化。我看到不少城市知识青年,在农村中得到了锻炼,原来体弱多病的现在变得身健体壮,原来娇生惯养的现在成了劳动好手,思想坚定,不怕风霜,好多成了生产队里的“台柱子”。这些变化鼓舞了我,我就有重点的和一些知识青年进行了接触漫谈,写了另一个短篇弹词《探女》,通过一对城市夫妻下乡探望女儿的故事,反映了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变化。此外,我还写了《双犊记》,改编了《一个生蛋鸡》等短篇弹词剧本。
在编写和修改曲艺作品的过程中,必须争取演员的帮助。因为我不是演员,对评弹艺术的特点掌握不够,离开演员的协作,作品就没有生命力。在编写剧本之前,我把写作的提纲、初步构思的人物、情节,分回讲给演员们听,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后我才动手。在弹词剧本初稿写好以后,再念给演员们听,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为了使剧本改好、演好,七月初,由党支部书记带领作者、演员深入梅李公社,在农村里串门访问、慰问演出,晚上熬着闷热,不怕蚊子叮咬,围着煤油灯研究和修改剧本。经过演员和当地群众的帮助,剧本在艺术处理手法和细节结构方面解决了不少问题:去芜存精,删去了一些与主题无关紧要的细节,使剧本更加精炼、通俗。
《梅塘姑娘》和《探女》等剧目,虽然还不可能是完善的,但在巡回演出过程中,普遍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大大增加了我们创新演新的干劲。我们在本县任阳、何市、东张、吴市、唐市等公社演出过程中,公社党委组织了干部、社员出来听书,还帮助我们召开听众座谈会,提出修改加工意见。有一次,在吴市公社演出的一天傍晚,我因有事从一个生产队返回市镇,路上遇到一大群青年人,其中有一位正在指手划脚,边走边讲什么,我仔细一听,原来他在讲《梅塘姑娘》的故事,在动员许多小伙子到镇上去听书哩。社员们说:“新书比旧书好听,味道新鲜,有意思,新书值得一听!”根据初步统计,以《梅塘姑娘》的演出情况来看,先后演出了三十二场,已有一万六千多听众。作为一个作者来说,和演员们的心情一样,这是一件高兴的事。
这一次创作新评弹的过程,也是我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思想和艺术提高的过程。在曲艺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刚刚学步的小孩子,才跨了第一步,今后的道路还长,任务还更艰巨,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党组织支持我们,人民群众期待我们。我一定要虚心学习,和演员同心同德,创作更多更好的新书目,为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曲艺阵地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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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社故事员
荣天璵
今年春天,每天傍晚,故事员凌林生在广播站讲他自己改编的《红岩》故事。这一天,已经是讲第三回了,讲的是《江姐被捕》。庭院前、广场边,凡是挂喇叭的地方,都围满了人。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当讲到江姐被捕,痛骂了一顿叛徒甫志高以后,大家屏息静听,等着下文。可是喇叭不响了,原来,这回故事已经讲完。王巷大队的几个老社员竟大声叫嚷起来:“凌林生,说下去,快说下去!”他们听得入迷,简直忘记这是播音喇叭。在广播站广播的故事员,怎么能听到他们说的话呢?
上海青浦县商榻公社故事员凌林生讲革命故事,就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以上是关于故事员本身的一个故事。讲革命故事,对公社社员们有些什么影响呢?下面又有两个故事。
是讲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以后。凌林生所在的石米大队第六生产小队出现了一桩新奇的事儿。有些青年上集镇去开会,都提了一只小竹篮,里面盛有饭和咸菜。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小伙子们不是成群结伴地上饭店去吃了,都吃自己小竹篮里带的。副队长李昌荣没有竹篮子,把家里一只早已不用、已经生锈的铁盒子,找了出来,擦得干干净净,随身带饭。他们说:“听了好八连的故事,战士勤俭节约,每个人有个针线包。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每人有只竹篮子。”
讲了好八连的故事,又讲了雷锋的故事,过后,有一天下午,收工的时候,人们都扛起铁鎝回家了。灌溉用的一个又大又长木头渠道,却扔在地里。东西太沉,足有六七百斤重。凌国平、凌建福、李昌荣、王洪昌等几个共青团员说,我们要向雷锋和好八连学习,应该爱惜公物,让我们把木渠道扛到屋里去吧!故事员又是团支部书记的凌林生当然也参加了这件事。评工分的时候,几个将风车抬回队里去的农民,都多记了分。他们马上提出,几位年青人抬了那么重的木头渠道,也该多记分。小伙子们都坚决推辞说,公家的东西,收起来是社员的责任,年青人多出点气力算不了什么。比起雷锋和好八连的同志来,还差得远呢!
讲革命故事,对社员思想觉悟的提高,起了这样大的作用,使凌林生更加认识到故事员的光荣责任。凌林生开始讲故事,还是去年在共青团干部训练班学习的时候。他偶然读到小说《红岩》,晚上便跟同住的同志们讲开了。团县委书记知道以后,立刻鼓励他讲下去,还送了他一本《红岩》的书,要他当一个故事员。那时,他还以为讲讲故事,不过是和青年们聊聊天,活跃一下农村的文化生活罢了。后来,他几次到市和县的故事员训练班去学习。党的负责同志都一再提到,当故事员就是当党的宣传员,他才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太简单。向青年们、社员们讲了革命故事以后,出现了像竹篮子和坚决不记工分这类动人的事。现在每逢开社员会议、干部会议,也经常请他去讲革命故事;公社的小学,也欢迎他去讲,这些事实使他感到故事员的担子重大,真是党的宣传员!大讲革命故事,不仅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而且使党的思想工作也做得更加生动活泼了。
谈到做党的宣传员,这里又有一个故事。
今年国庆节的时候,凌林生到第四生产队、第五生产队去讲了故事。时间已经很晚了,但他仍然急急忙忙赶到第一生产队。那里的一个社员今晚结婚,要请他去讲故事。赶到那儿,只见汽灯下,那位社员的亲戚朋友正围着一个人在听《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人们看到凌林生来了,立刻欢迎他也来一个。凌林生想,自己是党的宣传员,既然先有人在此地“唱”开了,自己一定得唱好这台“对台戏”。他马上说:“我也来凑热闹,但是我讲一个穷棒子扭转乾坤,王国藩勤俭持家、勤俭办社的故事。”凌林生有声有色地讲了下去,来吃喜酒的亲友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说道,听这种故事才有劲,要像王国藩那样一门心思去追求社会主义。
凌林生讲故事讲得这样动人,是什么原因呢?是他说故事的技巧好吗?他曾经在市里的故事员训练班学习过,对他提高表演艺术有帮助,但是比起职业的说书艺人来,他的技巧到底还是差的。只是有一点,他从训练班里学到了,而且记得很牢,那就是要用革命的感情来讲革命故事。他有一次讲雷锋的故事,讲到雷锋的经历,讲到雷锋在党的教育下的成长过程,曾经声泪俱下。因为他自己就很感动,感到雷锋的道路是青年人应当走的道路,自己和雷锋的出身有些相像,可是雷锋大踏步走在了前头,自己多么需要急起直追啊!
要当好一个故事员,对于凌林生来说,不是容易的。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一九五三年在部队的时候,集中学习过一个时期,这才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达到小学的程度。复员后,就全靠自学了。现在为了讲好故事,他尽量抽时间读革命的文艺小说,来丰富和充实自己。他的勤学苦练,也有这么一个故事。
他家里点灯用的煤油总是不够用,凌林生每次到自己的丈人家,不要别的“礼物”,就讨煤油。后来把丈人家积存下的三瓶煤油都用光了。他的岳父有些奇怪,自己的女婿要这么多煤油干什么?原来,这个过去当过战士,现在拿锄头的女婿,经常晚上像“秀才”一样苦读“书文”。不过,不是为了点“状元”,而是为了当好一个党的宣传员。
凌林生现在不仅读故事、讲故事,还开始自己动手编写故事了。他已经把《红岩》编成可以说十回的故事。他还根据商榻公社一个红旗大队的支部书记的事迹,编写成一篇《好舵手》的故事。
凌林生还注意到,只有自己首先做一个好社员,才能发挥故事员的更大作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经常教育凌林生,不仅要故事讲得好,还要思想红,生产好。他现在是生产大队的管理委员、生产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又是故事员,比起其他的社员当然要忙一点。但是他除了到外面开会以外,决不挤掉生产劳动的时间,做到出勤率不比人家差,工分做到和一般强劳动力相等。因为,一个好故事员本身的故事,也应当是好的!
(附图片)
徐启雄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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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进津浦大厂的体会
天津市南开区曲艺团 邵增涛
我是个评书演员,解放十几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思想认识有了变化,开始对一些旧的书目(《三侠剑》、《剑侠图》等)的反动性有所认识,感觉到不应再说这些旧书坏书,所以决心弃旧演新,陆续说了:《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新书。
一九五九年初,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找了一些评书演员,推荐了几个工厂史,叫我们写评书,我听着“津浦大厂”
(天津机车车辆弹簧厂)的工人斗争历史很感兴趣,于是我就答应写这部工厂史的评书了。当时觉着没什么,这厂史又有材料,还有什么难说的!不久我就到津浦大厂去,只要了一份厂史材料就回来了,“完成”了下厂的任务。可是,当我翻阅一遍的时候,我的那种“还有什么大不了的”劲头完全消失了,“怎么找扣儿呢!这还抓得住观众吗?”我把它锁到抽屉里不了了之。
后来党组织知道了,对我的这些想法给予了帮助,在党组织和作家协会同志的启发下,我感到还是应该写下去,无论如何也应该在评书的节目中出现反映工人革命斗争的作品。于是不久我又二下津浦大厂,但是急于求成思想还是支配着我,并且深入生活的方法仍是不切实的、脱离实际的。在厂里待了几天,接近几位厂里领导同志,印证了原厂史的素材,回来就动笔了。
一个月时间里,我写了二十多万字,写成后给许多同志看,发现了不少问题,如:人物生活语言不像工人,故事情节不生动等,特别是没有把铁路工人革命斗争的气派和特点反映出来。当时我想二十万言的“评书”是失败了。领导上还是一再帮助教育,启发我,要我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先后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实践论》等书,我的思想有了变化,开始认识到我的初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不了解工人,没有取得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在深入生活的方法上也是不对头的,于是我下定决心三进津浦大厂。
我三进津浦大厂是在一九六○年七至九月底,三个月时间对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深入生活方面,只不过是个开端而已,但对我这个评书演员来说,下厂参加劳动三个月却是平生第一次。
下厂参加劳动以前,我确实下了决心,很早就作了思想准备,因为我平时不多参加集体劳动,对大工厂的劳动更是从来没有干过。我就着手在家里和团里锻炼起,什么活都多练一练。在厂里三个月,因为有了劳动决心,我克服了困难,和工人同志们一起吃饭、上班、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了些生产技术,这样才逐步接近了工人,在工人中交了许多朋友,无所不谈,自己的思想感情也才起着变化,逐渐的和工人融洽起来。
在和工人一起劳动中,有些收获是平日想也想不到的。比如有这样一件事,我见工厂小报上面有一段工人热修冲天炉的事迹,我就写了段评书,还交给了党支部书记,请他看看。他看完后说:“不行啊,你缺乏这方面的生活,还是去铸钢车间烤一烤去吧,回来你就知道热修冲天炉是个什么样了!”我真的到了铸钢车间,站到了冲天炉和平炉中间,不到二十分钟就把我给热的满头大汗喘不过气来,汗直流到腿底下,有点受不了啦,可是我一看炼钢工人们干的欢腾着哪!我想,瞧,工人劲头多足,自己站下来,烤吧!我在这个车间待了半个月,才懂得这些工人的劳动干劲是多么不简单。就拿对火花说,我这心里就开了窍,当平炉火花儿冲出炉口时我有点怕,怕火花落到我身上,烫着我,于是眼往上看,前躲后挪。可是工人们呢,却欢欣鼓舞地喊喊跳跳,跟有什么喜事儿似的,满脸笑容。下班后我问支部书记:“我为什么害怕,他们为什么欢喜,难道他们不怕烫?”支书告诉我说:“那个火花有名堂,宽大明亮,摇摆不定,凡是这样的火花出现,说明这炉钢要高产优质,就会给国家创造更多财富,工人们看到他们的生产成绩又给社会主义建设增加力量的时候,他们能不喜欢?那个时候什么烫啊、热啊、全忘了!”我听完感动得很,同时也觉得惭愧,因为我在舞台上演出,很少能时时刻刻考虑到,今天这段书要给听众什么益处。拿工人们的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热情,和自己的思想行动比较起来,真是个鲜明的对照。就是这些事实,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工人,当我和他们一起研究生产计划和学习先进经验时,我心里总热呼呼的,觉着他们更加可爱了。这时候,我才能把反映热修冲天炉的评书改得像样一些。
通过这一阶段的深入生活,不仅对我的思想有所提高,特别是在了解工人现实生活和历史的革命斗争也较前丰富了。材料多了,对工人了解较多了,再来提炼加工,才有了厚实的基础。回来后,我又在许多同志帮助下,学习有关著作,进一步认识自己获得的素材,才再一次开始了反映津浦大厂工人革命斗争评书的创作。这次,我写了提纲,又先写出几个片断,如:《大闹铁路局》《大闹西车站》《红色跤场》《智擒沈不清》等。在写和改这几段中,我那些工人里的熟朋友的生活给了我编写的具体依据。在旧社会里,工人吃不饱,穿不暖,是党使工人们自觉进行政治斗争的,在提炼材料时,我就注意描述党员怎样教育和团结群众的。比如《红色跤场》这段的内容,是一个老工人跟我在闲谈时告诉我的。他说:鬼子来了以后,工人们整天尽挨打,后来工人们就练打拳、摔跤,用来对付鬼子。”我考虑这个题材很有意思,只是还浅薄一些,便进行了重新处理,把这个摔跤场写成了党的联络站,地下党员们用摔跤练武的形式团结和联系了广大的铁路工人,实际上成为铁路工人对敌斗争的司令部。《红色跤场》的内容是从了解工人生活得来的,也靠着对当时工人斗争进一步认识,才能写得比较更有份量些。
通过深入生活,在描写书中人物方面也开始有点体会了。我没有下厂之前,也曾写过一些人物,不但不典型、不鲜明,甚至有的还有点损害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下厂体验生活后,对工人产生了敬爱的感情,看见了他们在生产火热斗争中那种英雄气概,就感到以前的那种写法是不符合工人阶级面貌的。同时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也使不少英雄人物形象,在我脑子里活了起来,念念不忘。如我在动力车间就发现支部书记刚毅、豪爽、诚挚可亲,对革命忠心耿耿,是个很好的老工人,我在写评书中地下党的负责人王海臣时,就借着我们的老支书的样子来刻划。在写张德庆、张振荣、李大忠等人物时,都想着在津浦大厂里所熟悉的老工人和劳动模范。除此之外,工人的语言也较前丰富了。
下厂参加劳动体验生活的这个时期,是我对工人阶级产生新的认识和加深感情联系的重要的开端,这给自己进一步了解工人、写工人、演工人打下了初步基础。我要坚持这样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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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农村广泛开展讲革命故事的活动
上海市郊区农村正在广泛开展讲革命故事和新故事的活动。在各县的公社和生产队的广播站里,在田头或是场院边,在社员的集会中或是茶馆、民校,都可以看到农民自己的故事员,在那里讲故事。有的地方挤得满满一堂,有的地方围成一群,农民们听得聚精会神,反应热烈。
讲故事、说书,本来是江南农村流行的一种文艺形式。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城镇,几乎每处都有茶馆书场。农民劳动之余,从听书和讲故事中得到了休息和娱乐。现在,业余的故事员运用了这一传统的文艺形式,大讲革命故事,形象地、生动地传播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先进思想,这样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又对群众进行了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上海市农村开展这种活动,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但比较经常普遍地进行,还是在一九六二年,上海市郊区农村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文化局为了配合党委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提出了开展大讲革命故事的活动,并且在去年和今年共同举办了三次农民的业余故事员训练班,组织曲艺作者创作了《雷锋》,《夺印》、《创业史》、《血泪斑斑的罪证》、《穷棒子扭转乾坤》等故事材料。各县也相继举办了故事员训练班,并且编写了几十个故事材料。现在,各县经过市、县训练的故事员有二千多人。例如松江县,仅在今年一月到八月,就讲了七千八百九十八场,听众达四十一万四千多人次。讲革命故事已经开始成为上海郊区农村中的一种新的文艺形式和宣传工具了。
活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故事员,是农村文化队伍中的轻骑兵。他们通过讲故事活动,有力地控诉了旧社会剥削阶级的罪恶,歌颂了新社会的幸福;揭露了阶级敌人的阴谋,传播了革命英雄人物的光辉思想。去年以来,农民故事员们,在各种场合,广泛深入地讲述了《夺印》、《血泪斑斑的罪证》、《杨立贝》、《半夜鸡叫》等故事,有力地揭露了阶级敌人的反动罪行,大大激起了农民的阶级仇恨。在嘉定县华亭公社袁桥大队的一次故事会上,故事员讲了《血泪斑斑的罪证》的故事,社员们听到贫农冷月英被关进水牢,很多人都流泪;后来听到打死恶霸地主刘文采,都面露笑容。在封滨公社讲的时候,一个老农民流着泪,对旁边一位青年讲述了自己做长工时所受地主欺压的苦,要青年们别忘了阶级敌人的罪恶。青浦县蒸淀公社红星大队的社员,听了《夺印》之后,第二天就揭发了富农的破坏行为,提高了阶级觉悟。宝山县大场公社讲了《创业史》以后,谁要是不维护集体利益,铺张浪费,就会有人批评他说:“你要想想梁生宝是怎样干的!”今年上海郊区农村普遍讲开了《雷锋》的故事,掀起了青少年学习雷锋的热潮。宝山县好几个公社的青年农民,听了雷锋故事后,自觉地建立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小组。
讲故事的活动,还大大加强和扩大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上海县三林公社故事员吴训仁,有一天走过一家茶馆门口,见里面坐满了人,正在津津有味地听艺人说《施公案》,大讲其封建奴才黄天霸如何如何。他想,说这种旧书会对农民灌输什么思想呢?要是利用茶馆讲革命故事,倒是一件好事。他得到文化站同志的支持,就在书场的空档期间,讲了《红岩》和《血泪斑斑的罪证》的故事。由于故事本身有着强烈的爱憎观点,情节又曲折感人,吴训仁又感情充沛地讲得有声有色,听众从三十多人增加到几百人,连门外窗口都站满了人。奉贤县肖塘公社一些常常到镇上听旧书的青年,听了《创业史》、《红岩》等故事,高兴地说:“比听《庵堂相会》有意思。”靠近海边的奉贤县平安公社,过去常有人讲落水鬼的故事,害得有人晚上不敢单独走路。自从张新泉成为故事员以后,他就大讲不怕鬼的故事,并且作磷火试验,破除了群众的迷信思想。
故事员所讲述的故事,多半是从优秀的革命小说、电影、戏剧改编而成的,加上改编者在内容、情节、语言上的增删和加工,使故事更加富有口头文学的特点,特别是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曲折动人的结构方面。这就使农村的老伯伯、老妈妈也都听得懂,并且爱听。讲革命故事,大大地丰富了农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在上海市郊,几乎各县都有晚上跑七八里路到一地听故事的事例。开会讲故事,到会的人更齐。民校里讲故事,学员的出席率更高。奉贤县海边农场有些青年一听到哪里讲故事,就赶来听。上海县北桥公社的故事员讲了《红岩》以后,图书馆新添的二十本《红岩》,很快就被借光。
近来,上海市区的一些工厂和里弄,也开展了讲革命故事的活动。闸北区一些里弄的故事员,逢着专业艺人休息的时候,还到玉茗楼书场去讲《包身工》、《再生的手》等新故事,很受群众的欢迎。
为了更好地发挥故事员这支文艺轻骑兵的作用,上海市各级党委、团委和文化部门都做了不少的工作。青年宫和群众艺术馆联合举办故事员训练班,对故事员进行了“故事员就是党的宣传员”的教育,并且请一些专业艺人对如何讲好故事,做了辅导、示范和传授的活动。一些专业的曲艺艺人还参加了新故事的编写工作,上海人民评弹团的唐耿良编写的《血泪斑斑的罪证》,已在全市流传。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种以农村故事员为主要对象的《故事会》丛刊,经常向故事员提供故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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