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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邀请
周总理今天到摩洛哥访问
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陪同前往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应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陛下的邀请，将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摩洛哥王国进行正式访问。陪同访问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以及其他人员。
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摩洛哥的人员名单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摩洛哥王国的人员，除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外，名单如下：
孔原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黄镇 外交部副部长
童小鹏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
乔冠华 外交部部长助理
王雨田 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
龚澎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俞沛文 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刘希文 对外贸易部局长
王凝 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李树槐 公安部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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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奥兰二十万人夹道欢迎中国领导人
周总理陈副总理在本·贝拉总统陪同下访问奥兰后回到阿尔及尔
周恩来总理参加阿民族解放阵线干部会议并在会上讲话
新华社阿尔及尔二十五日电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今天在本·贝拉总统陪同下从阿尔及尔到达阿尔及利亚西部第二大城市奥兰时，受到这个城市二十万市民热烈的夹道欢迎。
今天，奥兰全城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中国和阿尔及利亚两国国旗以及各种鲜艳的彩旗在主要的街道上迎风飘扬。横跨大街的巨大横幅标语上写着：“欢迎中国兄弟们！”“欢迎伟大中国人民的总理！”“中阿友谊万岁！”“亚非团结万岁！”
中国客人所乘专机在当地时间上午十时到达奥兰机场。中国客人在机场受到奥兰省省长塞图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奥兰省委员会负责人西·奥斯曼、第二军区司令西·阿贝斯以及奥兰市的其他知名人士的热烈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中国医疗小组全体成员，他们是从奥兰东南一百七十公里的工作地点赛伊达医院赶来欢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
位于地中海滨一脉青山背后的奥兰机场今天美丽地装饰起来，两国国旗并排着迎风招展。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本·贝拉总统和塞图蒂省长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随后，他们从机场驱车前往“阿尔泽综合工厂”的建筑工地，这里正在建造一座液化瓦斯的巨型工厂，瓦斯来自撒哈拉油田。这一项工程是从今年五月一日开始的，建成以后，它将每年生产一百万吨液体瓦斯。
从奥兰机场通往“阿尔泽综合工厂”的四十公里的公路上，中国客人的汽车队经过大约七个小城镇。这些城镇都装饰起横跨街道的节日横幅，上面写着“欢迎中国贵宾”的字样。汽车队经过的时候，聚集在各个主要十字路口的大批群众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当中国客人和本·贝拉总统到达工厂工地时，两千多名工人迸发出雷鸣般的欢呼，欢呼声回荡在工地四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工地入口处吃了两个姑娘献给他们的牛奶和枣子，这是阿拉伯民族接待贵宾的传统礼节。在聚集在工地和工地四周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好多人攀登在卡车顶上——的鼓掌、欢呼声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参观了建设工程的各个部分。所有的建筑物上都装饰起两国国旗。挂在主要入口处的一幅巨大的横幅上面用红字写着欢迎中国客人的标语。中国领导人所到之处，热情洋溢的工人们跟在后边，尽情地热烈鼓掌。在参观了各项工程以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建筑工地的纪念册上题了词：“这个液化煤气厂建设得这样快，这样好，证明革命的阿尔及利亚劳动人民在本·贝拉总统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能力，并能够同愿意帮助阿尔及利亚建设的外国专家合作得很好。我们趁此机会，祝新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在经济建设中不断地取得成就。”
当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离开工厂的时候，大批工人群众围住他们，向中国客人道别，再一次向他们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在参观“阿尔泽综合工厂”后，中国客人一行前往奥兰省省政府，出席省长塞图蒂举行的午宴。从阿尔泽进入市中心的路上，拥挤的欢迎人群，使汽车队只能在人群中缓慢的行驶，穿着传统的阿拉伯长袍的老人向中国客人们挥舞着头巾，姑娘们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手帕，一些老妇人以一种向贵宾表示尊敬的传统方式，向中国客人的汽车喷洒香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频频向热情的群众挥手，答谢他们的盛意。当汽车队到达省政府时，欢迎的热烈气氛达到了最高潮。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欢呼声中和童子军乐队演奏的音乐声中步下汽车。他们接受了童子军的领巾和两个女孩子的献花。
这个美丽的城市在最近几天下了雨以后焕然一新，今天在灿烂的阳光下更加显得光采夺目。奥兰市的常青的橄榄树和棕榈树的枝叶在柔风中起舞，地中海的温顺的波浪唱出了自己的欢迎曲。
出席省政府的午宴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参观了北非最大的“北非玻璃厂”。他们受到工厂职工的热烈欢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同许多欢迎的群众亲切握手。他们亲吻前来欢迎他们和本·贝拉总统的工人的孩子们。中国领导人进入车间时，被热情的工人团团围住。工人们欢呼“周恩来，周恩来”。在参观工厂各部门以后，宾主双方互赠了礼物。
这家玻璃厂以前属于殖民主义者，在今年一月收归国有。在这以前，工厂只有一百三十五名工人，现在增加到四百一十三人。工厂现在日产二十七万件各种玻璃器皿，百分之四十的产品输往国外。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当晚在本·贝拉总统的陪同下回到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胡阿里·布迈丁和政府其他部长到机场迎接他们。
新华社阿尔及尔二十六日电 周恩来总理从奥兰回到阿尔及尔以后，二十五日晚上参加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一次干部会议。
本·贝拉总统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阿尔及利亚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胡阿里·布迈丁。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阿尔及利亚的政府部长、议员、民族解放阵线的干部以及学生。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讲了话。与会者很注意地听取了他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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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本·贝拉总统继续会谈
新华社阿尔及尔二十六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今天上午在这里继续举行会谈。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等。
阿尔及利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阿尔及利亚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胡阿里·布迈丁、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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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代总理接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朋友，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这些日本朋友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夫人、事务局长白上吾夫，日中友好协会事务局长长谷川敏三、文化部主任浅野芳男，日本著名女作家松冈洋子，日本摄影家代表团团长木村伊兵卫和团员渡边义雄、笹井明、芳贺日出男、有马洋子。
在座的有廖承志、阳翰笙、周而复、石少华、严文井、林林等。
在京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也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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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
周扬同志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哲学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战线。这条战线，在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下，应当发挥什么作用，担当什么任务呢？
现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
现代修正主义者吹嘘自己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例”，而把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成是“教条主义者”、“假革命”，加以各种荒谬绝伦的攻击。到底谁是真马克思列宁主义，谁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呢？这就在全世界一切革命政党、一切革命人民、一切肯用思想的人面前提出了问题，使他们不能不认真地注视这场论战，认真地思考、研究、比较，以便辨明是非曲直，决定何去何从。
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一切革命人民和革命党派一道，坚决地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对甘心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党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颠扑不破的论证力量，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精神。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正在继续深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和丰富的经验。实践已经而且将要继续证明，我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具有无限的威力。我们的成就，使全世界一切革命的、觉醒的、有志气的人们为之欢欣鼓舞，他们对中国人民寄予殷切的希望。
很明显，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积极地投身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去，投身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我们就将一事无成。我们应当积极地在学术战线上对现代修正主义展开系统的批判，应当继续进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建设，为我国政治战线、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在他刚刚开始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就不满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脱离政治，而指出，只有同政治结合才可能使当前哲学成为真理。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毛泽东同志也说过，“哲学的命运，要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的程度如何而定”。这就是说，理论只有适应时代的需要，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影响千百万人，变成物质的力量，促进世界历史面貌的改变。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战线才能成为真正战斗的、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战线。
这就要求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树立批判的旗帜。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理论和学术发展的规律。不破修正主义，不遏止这股逆流，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能巩固，就不能发展。正如马克思早年所说的，“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一八四三年九月马克思致阿·卢格的信》）。马克思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这就要求我们很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榜样，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问题，研究世界人民革命的经验和问题，研究我国和世界的历史，而把研究现实问题摆到整个研究工作的首位。学术研究如果失去和现实斗争的血肉联系，就会变得毫无生气；厚古薄今，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脱离正确的轨道而走入歧途。
这就要求我们在斗争中培养和锻炼出一批有战斗力的、经得起风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作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坚强骨干和核心。
这就是当代革命斗争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这就是我国和世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必须担当的战斗任务。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在这个斗争中从事新的学习，开始新的探讨；在科学研究、教学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对人民是有贡献的。年轻的人材逐步地生长起来了。总的说来，我们的队伍是好的。但是我们所已经做的和客观形势所要求于我们的，还是相距很远。
我们应当如何在学术战线上来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呢？如何按照现实的需要来安排我们的研究课题呢？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来培养和锻炼我们的队伍呢？这些就是我们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这次会议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下面我就这些问题说说我的意见，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就是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辩论和斗争，并且战胜它们的历史
谈到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我们不妨从历史上回顾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样在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的辩论和斗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应当如何继承革命先辈的事业而继续前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始终坚定不移地同那些与无产阶级根本敌对的理论反复交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和对工人革命运动的经验的总结，通过同敌对思想的论战，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剩余价值的学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是人类自从进到文明时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发现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在理论上批判的锋芒，首先针对他们所师事、所尊敬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正是从这两位导师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同时给以批判。他们以无比锋利的笔调批判了他们同辈的黑格尔左派的理论家们以及形形色色的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派别。马克思、恩格斯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然后两人共同执笔，创作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后来，马克思专心致力于《资本论》的写作，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到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全面的深刻的阐发。这样，就逐步清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使这个运动以西欧为中心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这个斗争是十分艰巨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破除对未来社会结构的幻想，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的头脑中去，他们几十年来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科学社会主义既然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那末，谁要“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谁就会给社会主义理论带来“灾难”（《一八七七年十月十九日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的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表示了绝不妥协的态度。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想要篡改和抛弃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企图，就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出现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被搁置达十六年之久，当恩格斯要求发表这个文件，并且严正地指出，再延迟发表“就未免是犯罪”的时候，仍然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的多方阻挠。对杜林的批判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里遭到了多方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前进报》在发表恩格斯晚年所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的时候，故意删去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段落，把恩格斯歪曲成为无条件地赞成“和平”策略而反对“暴力”的人，这引起了恩格斯的严重抗议。考茨基等人编写社会主义运动史，故意瞒着恩格斯，不请他参加，这使老人在与世诀别之前看出了机会主义者们的居心叵测。从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派别正在冒出头来。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
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所最惧怕、最仇视，因而千方百计想要修改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们之所以疯狂地仇恨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都主张阶级斗争。”（《一八九三年一月十八日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的信》）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是最坚定、最鲜明的。他们早在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就曾严正声明：“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七——十八日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后来恩格斯又坚决地指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资产阶级，我们只把它当做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不可避免的斗争的爆发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
你们看，统一的事物，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来极其珍视无产阶级队伍的团结，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能和那些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决不能为了团结而放弃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立人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最宝贵的遗训。背叛这个遗训，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
坚持还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还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水岭。
恩格斯死后不久，首先是伯恩施坦，接着是考茨基，就出来公开地、系统地修改马克思的学说。恩格斯所创立的第二国际的领导，逐渐落到了修正主义者的手中。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处在一个较“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工人贵族，修正主义思潮和派别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泛滥起来，伯恩施坦就是这个思潮和派别的最早的代表。
伯恩施坦在一八九九年发表了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从哲学、经济学到政治，全面地修改了马克思的学说；他鼓吹“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那个臭名昭著的公式。随着修正主义的出现，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就开始了。始终坚持反对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落到了一位年青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这就是列宁。列宁就在同一年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和《我们的纲领》，对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信徒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列宁作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登上了历史舞台。不久，他又发表了《怎么办？》，反对了轻视理论、否定理论的经济主义，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固的思想基础。他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反对了民主革命中的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给了哲学上的修正主义以深刻的、有力的批判，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驳斥了考茨基的反动的“超帝国主义”论，锐利地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的解剖。他在《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两书中，卓越地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痛斥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叛卖行为，同时详尽地批判了脱离群众的“左”倾思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
有什么奇怪呢？庞大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因为它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因为它反革命、反科学、反共产主义、反人民，势必从它的宝座上跌下来。列宁领导的“无名小卒”们要起来代替他们了。
经过这些论战，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叛徒面目被揭露无余。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对列宁和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动了更加恶毒的攻击。考茨基竟诬蔑布尔什维克所主张和实行的那种无产阶级专政只会导致“鞑靼式的社会主义”，连“亚洲式的社会主义”都够不上，因为亚洲还诞生了孔子和释迦牟尼。考茨基曾经妄想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很快就会垮台。结果呢？不管是外国的武装干涉也好，考茨基的疯狂谩骂也好，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巍然屹立在地球上。历史证实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列宁作为这个国家的缔造者永远名垂青史。而考茨基之流呢？只落得作为无产阶级叛徒而遗臭万年。
斯大林对列宁在恩格斯以后的这个时期所作的理论贡献，给予了极高的估价。他认为列宁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了起来，并从各方面批判了马克思主义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斯大林引证恩格斯的话说：“唯物主义应当随同每一个新的伟大发现而采取新的形式。”他认为“正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杰作中为自己的时代完成了这个任务。”（《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认为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方面，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指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同以托洛茨基、布哈林为代表的联共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派别，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出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等等著作，这些著作绝大部分都分别收集在《列宁主义问题》和《论反对派》两部选集中。晚年他又写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继承列宁领导苏联人民艰苦创业，建设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不顾曾经强加于他的“狭隘经验论”的嘲笑，政治上的打击和孤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新条件下的革命新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在革命胜利后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著作，就是他一贯反对党内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的结晶。正是遵循着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继取得伟大的胜利，继续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在中国，大家都亲眼看见了，因为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革命家手里，广大群众拥护这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庞然大物被打倒了，被人看不起的人们（他们领导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最广大的群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事物来了一个天翻地复的转化。
斯大林逝世以后不久，苏共领导人就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他们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后尘，逐渐堕落到修正主义的泥坑。现代修正主义是老修正主义在新的条件下的重复和更加恶劣的发展，是适应日益崩溃的帝国主义的需要的产物。由于现代修正主义出现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而这个大国，又是列宁的故乡，它的迷惑力和危害性就比老修正主义大得多。但是同时，现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也比过去反对老修正主义的时候更加雄厚了，而且正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地、迅速地壮大起来。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派别、小组和个人，他们的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
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所进行的这场大论战中，现代修正主义者集中地、不择手段地、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毛泽东同志，这不是偶然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所以那样敌视毛泽东同志，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始终坚定地站在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前列。
四十多年来，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各种反革命势力，进行了艰苦的、不倦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多次地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又多次地反对了“左”倾机会主义，因而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全世界人民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也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毛泽东同志的任何诽谤，都是徒劳的，都是丝毫无损于毛泽东同志的。
苏共领导违反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正确原则，首先把内部争论公开在敌人面前，在自己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擅自宣布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所谓“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后又用种种恶劣行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他们自以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曾经猖狂了好几年。其实这是一个很不聪明的，适足以败坏他们自己的声誉，使他们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的办法。如果他们再不回头，改正错误，他们的日子是肯定会更加不好过的。谓予不信，拭目俟之。
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怕革命人民。他们胆小如鼠，对于他们所称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他们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不敢让他们本国的人民看到，严密封锁，就像封锁“瘟疫”一样。即此一端，就可以断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未来日子，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了。
列宁曾经说，“在革命的历史上，形形色色的面孔我看得够多了，那些感情用事，不能明辨是非的人，他们的敌视的目光和叫嚣并不能使我感到不安。”（《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他又说，他的“命运”，就是反对政治的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的“连续不断的战斗”（《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这自然不只是列宁一人的“命运”，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命运”，斯大林的“命运”，一切革命家共同的“命运”。
回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经过“连续不断的战斗”而一步一步前进，一步一步夺取阵地的。一百多年来，不管敌人如何从外面来攻击，从内部来“修正”，都没有能够把它打倒。相反地，正是在反对外部和内部的各种敌人的反复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从小到大地成长壮大起来。
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各式各样理论和派别中的一派，这一派最初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但是，因为它正确，因为它真实地、科学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它终于在斗争中战胜了一切同它敌对的思想体系，赢得了全世界革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拥戴。
列宁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也曾经处于少数地位。站在修正主义方面的，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物，是当时拥有崇高威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些老资格的领袖和权威的理论家。列宁是根本不在这些人的眼里的。但是，列宁的思想代表着真理，适应新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需要，它并没有被猖獗一时的修正主义所压倒，终于战胜了修正主义而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旗帜。
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施坦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
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革命的力量必然发生重新组合。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到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暂时地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当历史要求德国工人居于无产阶级斗争前列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都以此而感到自豪。恩格斯同时也指出了，“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断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
二十世纪初，俄国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矛盾的集中点。当考茨基还是革命家的时候，曾经说到革命的中心将从德国转移到俄国。后来，虽然考茨基成了革命叛徒，列宁还是赞同地引证了考茨基早年的这个革命预言。
革命的风暴吹到了东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东方国家人民的觉醒，曾经寄以最热烈的同情，予以很高的评价。他们一直认为，东方各国的革命人民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伟大同盟者，他们的革命运动将反过来影响和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是列宁，在欧洲工人阶级遭到修正主义侵蚀的时候，看出了“投入为实现与欧洲相同的理想的斗争”的亿万亚洲人民的新起的力量。
亚洲的先进人物向西方寻求真理，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这种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历史表明，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够站在人民革命斗争的前列，能够正确地领导人民的斗争走向胜利，因而丰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那末，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它都能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反之，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站在人民革命斗争的前列，抛弃革命的旗帜，抛弃本国的革命传统，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采取消极的，以至反对的态度，那末，这样的党就会变成为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党，在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中丧失它的地位。
现在有些自命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实际上根本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却狂妄地企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实行垄断。好像法国国王自称“朕即国家”一样，他们也大有“朕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味道。谁要不赞成他们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赞成他们的党纲，谁就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谁就是违反什么“国际纪律”。这种恶劣态度，除了说明他们的深入骨髓的大国大党主义，极端落后的封建世袭思想，彻底反动的唯心历史观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革命的风暴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火花要四处迸射，那是谁也不能够阻挡的。
现在的世界革命力量和革命形势比起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又有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已经觉醒，或者正在觉醒，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而英勇抗争。全世界人民正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展开着广泛的斗争。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工人运动以及围绕这个运动的斗争，基本上只限于欧洲北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现在，全世界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全世界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在更加广阔的、真正是世界的范围内进行了。过去曾经站在斗争前列的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现在受到现代修正主义的腐蚀；而长期被人瞧不起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现在站到斗争的前列了。
在欧洲、北美和澳洲，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为着维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日益同社会民主党人唱一个调子，使他们自己从形式到本质都变成同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并且用开除党籍等等制造分裂的方法对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时候，那里也势必产生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这种过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共产党人中，也在发生。有些一时认识不清，被修正主义蒙蔽，跟着修正主义跑的人，终有一天要被事实教训过来而同修正主义分手，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
总之，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正是一幅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胜利的波澜壮阔的图画吗？
列宁曾经指出：十九世纪末叶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现在，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是世界无产阶级新的、更加伟大的革命战斗的序幕。
可以预计，今后半个到一个世纪之内，将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革的伟大时代，是一个天翻地复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领导着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将战胜革命道路上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着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
（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重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头等重要的任务
我党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及在这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的争论的全部实质，就是承认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问题，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积极参加这个论战，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学术战线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捍卫、宣传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当前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学术领域的修正主义，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的传声筒，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种。它是为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是为它提供理论基础的，是为它进行辩护、制造舆论的。在苏联学术界，有一部分人的修正主义思想，正随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他们配合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运动，在“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的口号之下，对斯大林的全部理论著作，一概加以否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根本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借口时代的变化，悍然宣布列宁主义原理已经过时。他们极力吹捧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路线和纲领，把它们奉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现代社会科学思想的最高成就”、“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
现在我们来看看，现代修正主义如何在哲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等几个主要方面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哲学方面，现代修正主义和老修正主义一样，都是用主观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用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的人性论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老修正主义者曾经热衷于“回到康德去”的时髦口号，伯恩施坦公然说辩证法是妨碍正确认识的“陷阱”，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之后，产生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认为只有求助于主观唯心主义和神学才是一条好出路，曾经公开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使革命家变成“造神派”。当时第二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这种反动倾向，受到了列宁彻底的批判。他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大著作，就是为了批判造神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敢公开宣称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思想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相结合，他们以更隐蔽、更狡猾的方式来阉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搬运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观点。他们既然在政治上执行了背叛社会主义、投降帝国主义的路线，他们在哲学思想上背叛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必然的逻辑。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政治实践上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代替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
十九世纪末期在美国产生的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否认客观存在，否认客观规律，否认客观真理。它认为，真理不过是人在应付环境的行动中取得眼前利益的手段。它的信条是：“有用就是真理”。这是一种十足的市侩哲学，是没落的、垂死挣扎的资产阶级对生活的反动观点。这是最典型的美帝国主义哲学。他们不能按照客观规律的知识、按照真伪是非的原则来行动，因为这些规律和原则，是同他们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他们只能按照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观察社会、应付环境，并且需要实用主义哲学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同时，实用主义又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的哲学，它引导人民群众只看表面现象，不看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变革的远大前景，只去追逐眼前利益，不去为自己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当然，他们并不公开宣布自己信奉实用主义，因为那样，对他们伪装革命是不利的。
列宁对老修正主义有一段很好的描述：“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比老修正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把原则当作商品去作买卖。他们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屈服投降；另一方面又同美帝国主义合伙，向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核讹诈。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政策的基础，就是迷信核武器，实行核讹诈。他们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否认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相信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决不可能是核武器毁灭人类。他们宣扬，在核武器面前，原则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原则已经被消灭了。“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①这就是他们的实用主义的保命哲学。这样，什么天下人的疾苦，什么世界革命，什么共产主义理想，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现代修正主义者就这样用一种苟且偷生的市侩哲学代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
既然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对待客观真理和客观规律方面本质上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对理论十分轻视，就是很自然的了。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当作必须坚持的真理，而把它当作临时应付的工具，任意加以篡改和伪造，作为可以随时适应他们的眼前利益的“辩护学”。
现代修正主义者肆意歪曲和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矛盾规律的学说，宣传融合矛盾、调和矛盾的观点。
他们借口所谓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点，宣传所谓“通过对立面的结合（融合）以克服对立面”的“新提法”②，宣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了所谓“辩证的对立面、矛盾，转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的“新现象”、“新过程”③。有些哲学家甚至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的公式已经“过时”。
这种融合矛盾、调和矛盾的理论，这种宣称矛盾规律已经“过时”的理论，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修正。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是说，既适用于阶级社会，也适用于从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永远存在的。矛盾有非对抗性和对抗性的区别，但是没有什么可以调和和不可调和的区别；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通过斗争来解决。矛盾、为解决矛盾而进行的斗争，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敢不敢正视和承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视和承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试金石。一切不愿革命、害怕革命的人，一切保守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总是害怕变化，回避和抹煞矛盾。而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革命家则希望事物的改变，敢于正视矛盾，而且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的矛盾产生，需要用新的方法解决。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矛盾中前进。只有彻底的革命家，才能做彻底的革命辩证论者。
毛泽东同志在发展辩证法方面表现了他高度的理论勇气和天才。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个伟大发展。毛泽东同志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他使我们日益学会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如何对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可能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警惕，并且为避免这种危险采取正确的必要的措施。这就使我国人民大大增强了对修正主义的免疫力。
过去，有些同志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看不到在夺取政权以后的长时期内，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任务。他们只承认团结一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不承认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就否定了矛盾的普遍性，使辩证法为之中断，“无冲突论”不胫而走。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个问题上所犯的认识上的错误，正好为今天的现代修正主义开了方便之门。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了融合矛盾、调和矛盾的理论，来为他们的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提供哲学上的根据。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种融合矛盾、调和矛盾的理论扩大到国际斗争的范围，从哲学上来为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作辩护。他们用虚构的人类生存和核武器之间的矛盾，来掩盖当前世界上各种现实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他们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原则已经失去意义了。他们说，“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一国内部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都应当而且可以调和、融合起来。这就是他们的结论，他们的政治目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彻底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代替科学共产主义。他们放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举起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旗帜。他们把所谓“人道主义”的概念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把科学共产主义完全融合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之中。
他们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最人道的意识形态”④；“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人道主义这个词在广义上同共产主义相融合”⑤；“共产主义制度意味着人性的胜利”⑥。他们反复宣传什么“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一切人的博爱万岁”等等口号。他们吹嘘什么“和平共处”是“在国际舞台上进行阶级斗争的最人道的无产阶级方法”；什么全面彻底裁军计划是“人道主义的最高表现”。
铁托曾经自吹自擂地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而共产主义者首先应当是人道主义者。”⑦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大捧什么“铁托主义”，说它“比世界上迄今为止任何一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要合乎人性得多”，说它“重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原理之间的联系”⑧。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什么“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妙处所在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人道主义从来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我们对欧洲十四—十六世纪从意大利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为止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在历史上所曾经起过的积极的启蒙的作用，给以充分的估价。在当代也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愿意同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联合的关系。但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我们坚决反对用抽象的人性论和博爱的说教来代替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反对把人道主义置于共产主义之上。
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历史使命。相反地，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理论，都不是以对社会客观现实的科学分析为依据的，而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根据主观愿望，提出改革社会的蓝图；它的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共产主义作为社会革命论，主张通过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去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人道主义则鼓吹通过一切人之间的“博爱”，实际上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博爱”，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实现它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总是强调革命的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和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的正确结合，把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置于首位；而人道主义则总是把个人尊严和个人幸福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实际上就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的个人尊严和个人幸福，以及绝大多数人的失去个人尊严和遭受个人痛苦，实际就是鼓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我们所要实现的理想社会，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但是要实现这种社会，必须经过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有这些，都说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产生，是人类思想的伟大飞跃。现在，修正主义者篡改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重新回到早已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到历史后面去了的抽象的人性论和“人类之爱”的说教，以及“人对人是兄弟”之类的口号，这不是思想的大倒退又是什么呢？这不是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融合，又是什么呢？那些口头上反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人，不正是企图通过所谓“人道主义”这座桥梁，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以至基督教义调和起来、融合起来吗？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把马克思说成是人道主义者，有些人则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成熟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他们特别利用马克思早年所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关于“异化”问题的某些论述，来把马克思描写成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者，竭力利用“异化”概念来宣扬所谓“人道主义”。这当然是徒劳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思想发展的初期，确曾受过同机械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密切相联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某些影响，但是，当他们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发现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后，他们就立刻清算了这种影响。他们同费尔巴哈从此分道扬镳。费尔巴哈企图以“人本学”来代替“神学”，但是他所鼓吹的人是抽象的一般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化的人。抽象的人同上帝一样，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所以费尔巴哈虽然反对了旧宗教，却创造了崇拜抽象的人和宣扬“人类之爱”的新宗教。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抽象的人的崇拜，应当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所代替。而建立这种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功劳，正是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两人对热衷于“人道”说教的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无情的批判。他们批评“真正社会主义”，说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何等一针见血的批评！
至于“异化”，这原来是当时德国古典哲学中一个流行的术语，意思是说，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黑格尔在运用这个术语的时候，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的，充满着神秘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用头倒立着的，必须使它用两脚站起来，才能发现包藏在神秘外壳中的合理的内核”（《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在异化问题上也是这样。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异化，按照事物总是一分为二、走到自己的反面这个辩证规律来理解异化，这就使黑格尔颠倒着的异化概念倒转过来，两脚着地了。这样，就应当承认，异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异化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
黑格尔用异化来表述他的所谓绝对观念如何把自己转化为外部世界，然后又回复到自身的过程。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不同，他用异化来说明人如何借助于幻想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然后在它面前膜拜，而只有当人认识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时候，才能消除这种异化现象，破除对于上帝的迷信。马克思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不同，他借用这个术语来表达他的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正如人用脑创造了上帝而受上帝支配一样，工人用手创造了财富而受财富支配。工人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却不属于工人自己，而属于另外的人。因此，这些财富，财富的占有者以至劳动本身就都成了和工人敌对的、统治他们的、异己的力量。马克思从这里揭露了私有制度的不合理，指出要消除这种异化现象，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度，消灭社会分工的对抗形式。后来，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劳动价值学说，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规律，打破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这就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进一步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残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能逐步地和最后地克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和驾驭他们的那些异己力量，摆脱商品拜物教的束缚，成为不仅是自然界，而且是社会的真正的自觉的主人，才能开始充分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实践论》）。
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的异化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矛头是针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同人性对抗的、异己的力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说，“以劳动者的名义进行统治和摄政团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统治是一样的。”⑨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是不自由的。他们认为，有一种所谓“永恒的人性”，社会对于个人的任何制约都是“人性的异化”，因此只有摆脱任何社会制约，才能使人性复归。他们认为，要消除“人性的异化”，就必须消灭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鼓吹“人性的复归”，实际上就是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就是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恢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性，恢复培植这种人性的资本主义的制度。
现代修正主义者热衷于“人道主义”的时髦口号，来掩饰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他们口口声声说“一切为了人”。请问，为的什么“人”呢？他们对革命人民并不爱，对劳动群众并不爱，他们爱的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首脑人物。他们害怕人民，害怕人民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人道主义”，风靡一时，流派虽多，但大都是反映着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垄断资产阶级的苦恼、恐惧和绝望，并且用来作为帝国主义对世界人民实行核讹诈的思想麻醉剂。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人道主义”正是和现代西方反动资产阶级的这种人道主义一脉相通的。
现代修正主义口中的人道主义，不但对科学共产主义说来，是一种大的反动，就是对于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说来，也是一种反动。
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方面，现代修正主义者更是明目张胆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革命。他们彻底地抛弃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精华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现代修正主义者一方面力图抹煞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抹煞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力图否认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悍然宣布废除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个问题上，苏共领导和铁托集团正是一唱一和。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说：在他们那里，阶级斗争已经废除，不再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任何再生”的条件⑩，已经“排除任何人剥削人制度复辟的可能性”?。苏共领导也宣布：在他们那里，阶级斗争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说：如果通过民主的方式使更多的人参加“社会主义”政权，就“没有任何必要不停地挥摇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手帕”?。苏共领导也跟着宣布：“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了。他们还说，同这种情况相适应，无产阶级政党已变为“全民的党”了。
苏共领导极力标榜他们的“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一套谬论，把它说成是“党的新发明”。
这哪里是什么“新发明”呢？
所谓“全民国家”，不过是反动阶级用来欺骗劳动人民，掩盖自己的阶级专政的陈旧的手段。资产阶级历来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叫做“全民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揭穿了这种欺骗，科学地阐明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从来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超阶级的”、“全民的”国家，是根本没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是建立什么“全民国家”，而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去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消灭阶级，才能使国家消亡。
列宁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国家与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要还有旧剥削阶级的残余，还有新资产阶级分子重新产生的可能性，只要还存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亡。在这以前，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消亡的。
同样，政党从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超阶级的”、“全民的”政党是没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核心。在无产阶级专政消亡以前，无产阶级政党是不能消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政党的消亡。
从现实生活来看，现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无例外地离开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离开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还很远很远。阶级和阶级斗争，在这些国家，无例外地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这些国家，也是无例外地仍然存在。因此，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地和最终地解决。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够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并且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反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无产阶级政党，使社会主义革命半途而废，就会丧失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导致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两条路线，两种前途。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无论从理论上或者实际上说，都只能导致用另一个阶级专政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另一种性质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别的可能是没有的。南斯拉夫已经开了先例。南斯拉夫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资产阶级势力的政治代表。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谁要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就决不能有比它更好的前途。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跟在老修正主义后面，竭力用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学说的基础。老修正主义宣传所谓“超帝国主义的理论”，宣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已经过时。列宁针对这种反动宣传，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对帝国主义作为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本性，作出了深刻的分析。现代修正主义则宣传帝国主义本性已经改变，或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宣称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已经过时。他们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是他在几十年以前提出和发展的，当时还没有现在对于历史进程的发展、对于整个国际局势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许多现象。”?他们还制造种种理论，掩盖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深刻矛盾，宣扬帝国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他们这些理论，无非是老修正主义的早已在历史的实践中破了产的滥调的翻新，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理论家所制造的“人民资本主义”之类的神话用“革命”词句装饰起来的译本。
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劳动者的集体利益出发，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即不劳动者不得食，而多劳者多得，少劳者少得。现代修正主义者则从维护高薪阶层的利益出发，完全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实际上，他们用对个人的“物质刺激”、“物质利益”的口号偷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们把自己所提倡的对个人的“物质刺激”、“物质利益”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说成是“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和动力”?，或者如赫鲁晓夫所说的，是什么“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
现代修正主义者根本抹煞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群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反对把提高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政治教育摆在首位。他们一直沉醉于自己宣扬的“个人物质刺激”，结果只能是引导人们单纯追求个人利益，助长个人贪财谋利的欲望，鼓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损害以至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
他们还用追逐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的手段，把社会主义的利润和资本主义的利润混为一谈，从而企图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原则代替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原则，为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使社会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蜕化变质，开辟道路。因此，时髦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越来越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接受，就不足为奇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上，苏共领导以“国际分工”为幌子，极力诋毁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针，把它说成是“民族主义”的方针。他们这种攻击，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别有用心的，那就是要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处于对他们的依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也处于对他们的从属地位，服从他们的指挥棒。这才真正是一种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方针。为着替这种企图效劳，有些人甚至要求生产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来为其他国家提供农产品。这简直像新殖民主义理论在“国际社会主义分工”招牌下的变种。
总之，现代修正主义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猖狂进攻。这样，他们就在各学术领域，都给我们树立了具体的批判目标。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起来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并且在斗争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各个学术领域中都得到新的发展。
（三）总结和研究当代革命斗争的经验和问题，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应当摆在首要地位
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的斗争，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以及当前国内和国际斗争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应当摆在首要地位。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以及在整风运动中发表的其他一系列文献，从根本上指明了我们党的理论工作所应当遵循的方向，至今仍然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纲领。刘少奇同志不久以前在越南阮爱国党校的讲话中阐述了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意义。这些就是我们今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强调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要真正做到这点，就必须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注重理论的应用，也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断地研究和总结实际斗争的经验，得出新的结论，用来指导革命的行动，使理论变成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每一个新发展，都是由于研究了、概括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则从不同的两极背弃了这个基本原则。修正主义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主义则脱离实际，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停滞不前，不能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倒退。
列宁在他理论活动的初期，就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一方面反对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作的“革新”，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另一方面也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研究实际生活，“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他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具体地应用于英国就不同于法国，应用于法国就不同于德国，应用于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他在一九○○年写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又说道：“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上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他指出，“这个结合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在中国，这个过程也是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经过很多的艰难困苦，始终坚持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谈到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过：“马克
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命的苏共领导，只许自己和他们的追随者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准别人真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准别人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谁要这样做了，他们就给谁扣上“民族主义”、“个人迷信”的帽子。他们一方面放手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要别国的共产党把他们的篡改当作“圣旨”，亦步亦趋，照抄照办。所以那些挥舞指挥棒的和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团团转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同时也是现代教条主义者。
我们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也反对现代教条主义，同他们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努力研究当代革命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关于学习问题就这样说过：“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研究实际问题当然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掌握大量的现实的材料，需要善于掌握当前斗争的形势，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我们要作一个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必须研究实际问题。如果因为害怕困难而在研究工作中绕开实际问题走，把兴趣和主要精力都转移到研究古代事物的方面去，那末，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会走上厚古薄今的错误道路。厚古薄今的倾向是必须反对的。我们应当从各方面来鼓励和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并且为他们进行这种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
研究和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摆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极为丰富的。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指导我们的实践，教育我们的后代，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些经验中，有不少东西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世界各国革命的人民以兄弟般的关怀和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的经验。从武装斗争、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农村政策、工商业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等，一直到许多具体经验和工作方法，特别是政治工作的经验和群众路线的方法，以及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新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他们所十分关心的题目。对这些经验和问题，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中央已经从根本上作出了概括。我们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指导，对这些经验和问题分门别类地作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和发挥，写成革命的科学的著作。
在加强对我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世界各国现状的研究和对国际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经验的研究。
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必须对国际斗争中的各种力量，进行全面的、仔细的分析。目前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是显得薄弱的，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学术研究中，决不能采取故步自封的态度。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不论先进还是落后，每一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可能在革命经验、革命理论、科学文化等方面作出不同的贡献。我们应当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决不能有丝毫大国主义的情绪。
我们需要研究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表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现象、新问题，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成果，并且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批判，只有研究和批判了它们，才可能更好地创造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需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问题、新经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研究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表现。
我们需要研究世界各国人民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经验，特别需要研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
我们强调研究中国和世界的今天，也要重视研究中国和世界的昨天和前天。研究本国的历史，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早就批评过我们的一些同志对本国历史一无所知的那种不正常的状态。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我们应当研究我国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而将重点放在研究近代史、现代史上面。马克思透彻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就为理解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正如他所比喻的，人体解剖，为猴体解剖提供了钥匙。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二年前就向我们提出了写近百年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任务，我们至今没有交卷。现在应当是交卷的时候了。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编写世界历史，也是我国历史工作者应当担当的任务。我们不能满足于袭用外国学者所编写的世界历史。对西方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学者歪曲世界历史，我们应当给以严正的实事求是的批判。
研究我国历史遗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指出继承历史遗产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且取得一定的民族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的草稿》中说：我们“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的观点，去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列宁在这里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提出了两点注意：一、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二、必须根据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需要。
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获得了一些优秀成果。我们应当把这个工作摆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的适当的位置上，继续做出成绩。
要不要继承祖国历史遗产，这是早已不成为问题的了。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是我们祖国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保卫者和继承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去清理历史遗产。近年来，随着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运用新的观点去研究历史、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是好现象。但同时也还有人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去评价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如何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两种不同历史观的斗争的问题，历史科学领域内要不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旗帜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经过科学的分析判断，才能从历史遗产中分辨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以便于我们去存取舍。遗产中的精华，也只有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才能成为科学的东西，才能成为对我们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科学武器，它可以帮助我们扫清长期笼罩在历史领域的各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迷雾，使我们能够比古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能够从我们祖先为争取祖国的统一、繁荣和进步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中，从他们世世代代所创造和积累的精神财富中，吸取于我们有益的经验和智慧。我们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对于祖国优秀遗产，我们不只是保存者，更重要的是发扬光大者。我们尊重前代学者在整理历史资料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重视他们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作出的某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判断。但是我们的历史观却是根本不同于前人的，是一种完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为今天人民的需要服务的。我们研究死人，不是为了让死人支配活人，而是为了使活人摆脱死人的传统力量的束缚。
由此可见，要在学术界树立一种批判精神是何等地需要。从五四运动算起，对于我国古代遗产的重新估价进行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回忆起当年那些敢于向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和它的偶像挑战的勇猛的先驱者，虽然他们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形式主义地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但是，他们那种反封建的精神和勇气却是永远值得称赞的。现在有些人已经丧失这种精神和勇气了，他们似乎倒退到了五四运动以前的状态。某些人又把孔子当作偶像抬出来，在他的面前重新跪拜，不过这一回，孔子穿上了现代服装，跪拜也换成了脱帽鞠躬的新仪式。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怎么能够相容呢？我们只能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复古的倾向，并且反对这种倾向。孔子作为我国古代的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有他应有的地位。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他的学说经过从董仲舒到朱熹的阐发，长期被封建统治者用来作为在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工具。五四运动对孔子的大胆批判，是一大功劳，是我国人民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
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前人，更应该鼓励那些敢于跳出前人的窠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去重新评价历史，研究历史经验，提出新命题、新观点的人，鼓励他们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在科学工作中，没有这种革命的标新立异的勇气，永远不可能取得新的成就，科学工作永远不可能得到发展。
高度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固有特点。我们在重新评价历史，研究历史经验的时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历史，清理遗产，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他一再告诫我们，研究问题一定要占有详细的材料，要做周密的调查，从客观事物中引出其中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表面上似乎是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是阶级观点，实际上是主观主义。这是为我们所不取的。
对于外国历史遗产的研究，我们应当采取同样认真的态度，经过分析批判，吸取其中于我们有益的东西。在我国历史上，不论是古代的唐朝，或现代的“五四”，都注意吸收外国文化中的好东西，使我国古代和现代文化先后地放出了异彩。我们今天当然更需要把眼光放到全世界，吸收全人类的智慧，用来丰富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吸收外国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也一定要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根据自己民族的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的需要，加以鉴别取舍。外来的东西，要加以消化改造，使之具有我们民族的风格和特点，变成自己的东西。盲目崇拜西方，轻视祖国，一切都是外国的好，那是一种丑恶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是一种最没有出息的学术教条主义，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无论研究现实问题，研究理论问题，或者研究历史遗产，都要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哲学社会科学是阶级性、党性非常强烈的科学。在这个领域中，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离开了这个指导的方向，百家争鸣就会变成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希望、所实行的自由化的方针。反之，如果在学术问题上不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鼓励自由探讨、互相辩论，不鼓励独立思考，而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解决复杂的精神世界的问题，那末，学术界的思想就会陷于僵化。正如马克思批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中所说的，人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放出同样的芳香，怎么可以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一种色彩呢？一方面要反对和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和防止思想僵化。这就是我们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必须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需要对许多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我们难道可以因为怕犯错误，就放弃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职责吗？
在科学探索上，错误认识往往是正确认识的先导。正是从错误中接受教训，纠正错误，才能逐渐获得正确的认识。所以只有不怕犯错误而又勇于改正错误的人，才能在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中作出贡献，同时改造自己。列宁说过，“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列宁对那些“以不犯错误而自夸”的“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夫们”，表示了多么蔑视的嘲笑的态度。我国学术界的任何人，只要不是存心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有寻求真理的愿望和热情，在理论问题、学术问题上陷入某些错误，是可以而且应当通过讨论和实践来改正的。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勇气去开拓前人所没有开拓过的境地，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序）
（四）建立和壮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形成一支强大的经得起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的而又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任务。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总结当代革命斗争的经验，清理历史遗产，通过这些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何等艰巨的任务。要担负起这个任务，人少了是不成的，停留在现有水平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努力扩大理论队伍，不断提高这个队伍的水平。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阶级的思想代言人，是制造精神产品，影响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重要力量。无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由于立场不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完全相反。因此，如何去培养哲学社会科学的队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应当按照什么方向、采取什么方法来培养我们的理论队伍呢？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一条是：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向，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又红又专的方向来培养，使理论工作者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参加劳动，成为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就能造就出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人才。另一条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向，即追求个人名利、只专不红的方向来培养，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劳动人民，成为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这是一条错误的、资产阶级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就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者，培养出新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或者使原来革命的专家蜕化变质，成为修正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庸人。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反面经验，就是我们的殷鉴。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要求我国知识界“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这就是说，知识分子需要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而关键就在于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士兵打成一片，这个道理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来以后，经过二十一年，现在已经为比较多的同志所接受、所实行了。这个道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样是一个原则性、方向性的根本问题。
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虽然是意识形态的两种不同形式，但是它们都毫无例外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都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工具。文艺家以艺术的形式来概括人民斗争的经验，社会科学家则以理论的形式来总结人民斗争的经验。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一样，也必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群众的劳动和斗争，参加基层的实际工作，学习和研究工农群众的斗争经验，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寻找规律性，发现新问题，给以理论上的解答。这是我们的应有职责，这也是保证我们不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致思想枯竭，从而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唯一途径。反之，不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轻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经验，关门从书本上研究，要想对革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是不可能的。一个想要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而又同工农群众格格不入，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不仅在从事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而且在实践中提出各种理论问题，探求解答，很多创造性的见解经常从他们中间涌现出来。但是他们缺乏必要的书本知识和理论修养，而现在我们许多专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又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和经验。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这一点，他在一九四二年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要求有书本知识的人和有工作经验的人互相结合。他说：“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两种人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不只对于理论工作，而且对于整个革命事业，都会带来极大的好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在社会斗争中，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样的一个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将由于专业理论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而被更自觉地掌握，在革命事业中取得更辉煌的成果。实际工作者中间将会出现大有希望的理论家。这样，以专业队伍为中心的、有广大实际工作者参加的强大的理论队伍，就有可能比较快地成长壮大起来。
我们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必须接触和了解实际，丝毫也不贬低书本知识的重要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精通自己本行的业务，广泛地猎取各种知识，成为博览群书的人。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就在它不但敢于彻底批判旧世界，而且敢于用批判的态度去吸取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知识财富，用来丰富自己，变成自己手中的武器。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说过：“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青年团的任务》）列宁自己就是如此，恩格斯是如此，斯大林是如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如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讲到哲学的党性的同时又指出：“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列宁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的学术理论有极大的启示。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中，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员；有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有的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党和非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成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坚强骨干和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帮助他们自觉地逐渐地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同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在学习问题上，丝毫的自满和骄傲，都是有害的。
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时代，是人民的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学术上也应当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不论是资产阶级社会或者封建社会，都出现过学术上的繁荣昌盛的时期，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哲学方面出了康德和黑格尔，文学方面出了莱辛和哥德。列宁以前的俄国，出了像普希金、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这样一批卓越的革命思想家和语言艺术家。我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龚定庵、康有为、谭嗣同、邹容、章太炎、李大钊这样一些人物，出现了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和伟大作家鲁迅。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常常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年代，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不论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古希腊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剧烈的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都把很多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推上历史舞台。这些人的有声有色的活动和高度的成就，至今还使我们感到钦佩。恩格斯曾经这样称赞文艺复兴，说“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
我们今天处在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这正是一个需要产生新的巨人——不是以十数计而是以千百计的巨人的时代。解放了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以他们英雄般的劳动、斗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给我们的工作创造了条件，启发我们的智慧和思想，鼓舞我们前进。我们又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的伟大榜样。我们难道不应当在学术上做出远远超过前人的成绩吗？毛泽东同志在解放之初就说道：“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个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不应当辜负我们的时代，我们一定要以新的努力、新的建树、新的创造来迎接我们的时代。让我们共同奋斗，共同前进吧！
注释：
①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日苏联《真理报》：《比健全的理智更左》。
②费多谢也夫：《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哲学领域内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一九六二年第三期苏联《哲学问题》杂志）。
③米丁：《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领域内的科学工作任务》（一九六二年第四期苏联《哲学问题》杂志）。
④《苏联共产党纲领》。
⑤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⑥库西宁等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⑦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铁托在兹列尼亚宁县人民委员会为他设的午宴上的讲话。
⑧查尔斯·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
⑨普·弗兰尼茨基：《人道主义解说》（一九六一年第七一八期南斯拉夫《我们的实况》杂志）。
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
?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
?一九五六年十月卡德尔《同隆哥的谈话》。
?《苏联共产党纲领》。
?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
?一九六三年二月七日苏联《真理报》：《计划工作——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重要环节》。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一日赫鲁晓夫在俄罗斯联邦中央黑土地带农业先进生产者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