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美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困难和后果
李琮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美国农业的技术的发展大吹大擂,说什么这个时期内在美国农业中发生了一场空前的“技术革命”,它使美国农业成了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农业。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技术发展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和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却百般掩饰,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对事实任意歪曲,以欺骗群众。
资本主义是农业技术发展的桎梏
第二次世界大战暂时中断了三十年代美国的深重的农业危机。在战时和战后初期出现的特殊条件下,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暂时扩大,农产品价格迅速上涨,因此,美国大农业资本家获得了不小的利润,从而有可能在战后一定时期内增加投资,提高生产机械化水平和采用其它新技术。战后,美国农业拖拉机和其它农业机器的保有量有了增加,农业电气化、自动化有了发展,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增多,作物和禽畜品种的改良也有了进展。
但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土地的私人占有的垄断,租佃关系的存在,农业经济的分散,都严重地阻碍着农业技术的进步。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大战后的美国,表现得非常明显。
土地的私人占有,迫使农民要向大土地所有者交纳巨额地租。战后时期,美国地租大涨。农民向地主交纳的租金从1945年的23.6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32.3亿美元。压在农民身上的这个沉重负担是阻碍农业技术水平提高,使农业落后于工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美国,大土地所有主和大财政寡头是一身二任的。这些财政寡头只关心攫取最大量的地租和利润,对农业的发展却漠不关心。他们宁愿把更大量的资本投入军火工业和进行资本输出,也不愿促进农业的发展。
以土地的私人占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是分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集中,大农场的地位大大加强,但中小农场仍居大多数。1959年,土地面积在260英亩以下的农场占全部370.4万个农场的78.2%,其中100英亩以下的小农场占46.2%。所谓技术水平的提高,基本上仅限于大农场。那些为数众多的中小农场不仅因为资金有限,无力购置昂贵的机器设备;而且这些农场规模过小不能充分发挥现代化机器设备的效率,如果购置,反而会招致更大的亏损。因此,这些中小农场是没有或者很少有可能实行机械化和采用其它各种新技术的。例如,1959年还有27.7%的农场没有拖拉机,许多小农场甚至连骡马也没有。小农场即使拥有拖拉机,也多是陈旧过时的。至于各种新式农业机器设备,如玉米采摘机,牧草联合收割机,牛奶电气冷藏器,谷物和饲料干燥设备等,中小农场几乎是完全没有份的。高质量的化学肥料和优良品种的采用,中小农场也比大农场少得多。
大农场主虽然有可能采用新技术,但由于他们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为其唯一目的,所以他们只有当新技术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的时候才会采用;在相反的情况下,他们宁愿使用手工劳动。这种情况,在美国南部表现得最为明显。那里由于存在着大量廉价的黑人劳动力,因而农业机械化水平也就最低。1959年,南部拥有拖拉机的农场只有45.7%,约比北部低一半。南部是产棉区,但棉花生产的机械化一直是十分落后的。直到现在,仍然有一半以上的棉花由人工采摘。此外,美国经常保持着一支一百多万人的流动性农业工人大军,他们的工资十分低微,他们所完成的劳动,如棉花、水果、蔬菜、马铃薯、甜菜等作物的收获工作,虽然都是最大量的和最繁重的,但机械化水平却都是很低的。
土地的私人占有和经营的分散,严重地阻碍着农业技术的全面发展。目前美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就带有明显的片面性。战后农业机械化和其它某些方面的技术水平提高了,但农田水利事业却仍然是很落后的。灌溉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8.5%左右,而且只集中在西部。即使在那里,也有一半农民经常缺水。全国只有2%的耕地是用电力灌溉的。水土保持和土壤改良这样一些重要方面,更是落后。这是因为这些措施的广泛实行,需要大量资金,并且要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才能收到较大的效益,个别农场主往往无力、也不愿进行。而且这类措施一般必须在广大土地面积上实施,这就不只是一个农场的事,而要求许多农场一致行动。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求个体农业经营者组织起来,实行真正的互助合作,那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实行农田水利、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等重要措施的严重阻碍,还来自广泛存在的租佃关系。在目前美国的370万个农场中,有157万个租佃农场和部分租佃农场。在目前地价暴涨的情况下,地主为了以土地进行投机,不愿订立较长期的租佃合同。在大多数情况下,租期不满五年,一两年的也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下,佃户认为把大量资金用来实行水土保持和土壤改良等措施对自己是不合算的,他们只是加紧对土地进行掠夺,以便在租期之内从土地上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也就是“劫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①。
在这方面,美国政府也是无能为力的。诚然,在三十年代农业危机异常深重的情况下,罗斯福政府也曾经制定过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计划,并开始付诸实施。但垄断资产阶级认为这并不能为自己带来最大的直接利益。于是当它从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之后,他们便开始对这个计划发动进攻,甚至称之为“社会主义”。到了1942年,终于把为实行这个计划而成立的专门机构也撤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在水土保持和土壤改良方面的拨款数目极其有限,如1960年只有6.92亿美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这样,在美国长期以来对土地的恣意劫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十分可惊的。据曾经长期担任美国农业部水土保持局负责人的贝奈特说,目前美国有25%的农业用地由于水土流失而迅速遭到破坏,面积超过一亿英亩,而这些土地的90%并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据这个局估计,如果把美国每年流失的土壤装上列车,车厢可绕地球十八周。如果把1945—1950年每年由于水土流失而失去的养分折成化学肥料的价值,每年损失达170亿美元以上,即使在目前,美国农场每年用于化学肥料的支出也只有15亿美元左右。以上情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这样一句话的正确性:“资本主义体系抗拒合理的农业,或者说合理的农业是与资本主义体系不能相容”②。
由于美国农业技术的发展是片面的,由于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掌握在个别农场主手中的,他们不能结成集体的力量,只是分散地同自然界作斗争。因此,他们在自然界面前不能不是软弱无力,至今不能有效地防止严重的自然灾害的频繁袭击。仅以五十年代以来的情况来说,从1950年开始,美国连年发生旱灾,1954年西南各州大旱,旱灾引起了美国特有的尘埃风暴,风暴过处,牲畜倒毙,作物枯焦。1955年,不下1,050个县,也即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正式被宣布为“受灾区”。有些地区受灾程度比三十年代大旱时期更厉害。1956年春天,旱灾破坏了大约750万英亩耕地和350万英亩牧场。1961年美国北部广大地区又发生了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当时北达科他州的某些地区“牲口的饮水都已干涸”,明尼苏达州北部“生产谷物的田地已经旱得无可救药”,南达科他州“伴随干旱以俱来的是蝗虫和玉米钻心虫,受灾面积达8万英亩”。在蒙大拿州,“四分之一的农田和牧草都遭了灾,其中最严重的还受到尘埃风暴的袭击”。怀俄明州和爱达荷州的旱情“可以同历史上有案可查的最严重的旱灾相比拟”。至于西部农田灌溉最发达的加利福尼亚州,“农民们正在向水库借水,就像他们向银行借钱一样”。而南部的得克萨斯州,“不合时令的倾盆大雨引起的陡涨的洪水冲毁了价值千百万美元的农作物”。美国的农民面对着这种严重的灾情“莫知所措”。
农业危机阻碍和破坏农业技术的发展
农业危机同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从1948年开始,美国就发生了一次新的农业危机。迄今为止,美国的农业危机除了在1951年因侵朝战争的影响而稍有缓和外,一直不断加深。找不到销路的“剩余”农产品不断增加,在1948—1960年间,仅政府手中积存的小麦就从530万吨增加到3,710万吨,玉蜀黍从310万吨增加到5,330万吨,棉花从70万吨增加到180万吨。
在农业危机的一定阶段内,农业资本家在竞争大大激化的情况下,为了适应市场的要求,被迫采用新技术,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产品成本。
但是,随着农业危机的拖延和日益加深,垄断资本对中小农业的掠夺不断加重,地租和地价猛涨,农场收入锐减,农民的积蓄也迅速消耗殆尽。因此,从1951年开始,农业固定资本投资便一蹶不振,迄今再也没有超过1951年的水平,农业技术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重大影响。
资本主义从来是在剧烈的波动中发展的,农业也不例外。有急速的前进和上升,就有严重的倒退和下降。当三十年代农业危机大大加剧的时期,就曾经出现过农业生产技术倒退的现象。当时“农业退化,退到由机器改为手工劳动,退到用马匹代替拖拉机,退到大大减少人造肥料的使用,有时甚至完全不用”③。类似这种情况,目前虽然还没有明显地暴露出来,但是由于美国农业危机日益加深,农业固定资本投资不再增加,从1955年已经开始出现了连续多年农业机器设备投资不能抵偿其折旧的反常现象。这种现象,也只是在三十年代危机最深刻的时期才有过。此外,近几年来,一些重要农业机器的保有量也开始减少。
美国统治集团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农业危机的发展束手无策。他们不承认农业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认为这是所谓“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因此,他们认为农业技术的发展因危机而受到阻碍和破坏是好事,甚至有人主张人为地延缓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农业经济学家索斯就抱怨农业科学研究“刺激农业生产增长又增长”,他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主张“像把大块土地休闲一样”地放弃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这说明当前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到何等地步。
农业技术发展的利益为资本家所占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农业技术有所发展,则它所带来的利益也完全为资产阶级所得。
现阶段美国农业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大部分都落入垄断资本集团手中。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民必须购置的生产资料数量大增,农业对工商业的依赖加深,农业机器和其它农业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垄断组织,也就有可能利用这种情况,对农业进行更大规模的掠夺。战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断迅速提高。例如仅在1945—1957年的十二年内,以“国际收割机公司”为首的大农业机器垄断公司,就把农业机器和设备的价格提高了109%。近几年来,仅仅由于生产资料涨价,农民平均每年就要损失8亿美元。农产品加工工业部门的垄断组织也尽量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并尽量提高制成品的出售价格。例如从1947年到1962年3月,食品零售价格就提高了28%。大食品加工公司从中赚得了巨额利润,在1959年,美国六家最大的肉罐头公司的纯利共达5,200万美元,比1957年增加了95%。
战后时期农民为了进行投资和维持生活,进行了大量贷款。农场债务总额从1945年的76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229亿美元。农场借贷的利率非常高,1959年底,经营农场抵押贷款的十二家联邦土地银行的利率为6%,人寿保险公司的利率平均为5.9%。这些金融机构所获得的利息是惊人的,仅农场抵押贷款利息一项就从1950年的2.64亿美元增加到1961年的6.8亿美元。除此之外,其它部门的垄断组织,如大运输公司、大包装公司、大电力公司、大种籽公司、大饲料公司、大化肥公司、大仓库经营商,也莫不尽其所能,对农业进行残酷的掠夺,以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
农业技术进步的利益的其余部分由农业资本家所得。技术越进步,大农场对中小农场的优势也就越大,因为新技术总是首先为大农场所采用。这样,大农场就能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根据1963年3月30日美国《新共和》杂志所刊登的材料,在1962年,不到十二分之一的农场就占全部农场纯收入的一半,它们平均每一农场纯收入为23,700美元。这篇文章的作者说:“那些在亚利桑那州兴旺的高级农场经营者,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赚钱”,而其余每个农场平均纯收入却不到2,000美元。他还说:“古语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实际上,在朝鲜战争以后,农业方面的财富集中一直在加速发展着”。
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技术发展的严重后果首先落到广大农民和农业工人身上。由于只有大农场才能采用新技术,他们对中小农场的排挤力量越来越强大,许多中小农场被迫宣告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农业投资急速增加,新技术加速采用,结果,在五十年代内,农业生产的集中和中小农场被剥夺的过程便大大加速。美国农场总数在1939—1949年内减少了71.5万个,1949—1959年内骤减了167.8万个。其中仅在1954—1959年的五年内就减少了107.8万个,占农场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所减少的都是中小农场,其中年商品产值在2,500美元以下的小农场共减少了30.2%;而年商品产值在10,000美元以上的大农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36.2%。
在美国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破产的农民是没有任何出路的。目前,美国城市工人的失业率经常在6%以上。农民在城市中很难找到工作。在农村,由于农业机器的广泛采用,大大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例如从1940年到1960年,农业生产的总工时数从204.7亿个减少到103.1亿个,减少将近一半。这样,农业中的就业机会就大大减少,劳动力“过剩”现象也就越来越严重。1961年,美国农业从业人员中,每周工作不满三十四小时者占35.2%,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根本没有工作可做。连美国资产阶级评论家李普曼也惊呼“农民过多”,说这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残酷事实”。
严重的农业人口“过剩”现象的存在,给农业资本家加重对农业工人的剥削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上,在许多地区,大农场主可以任意压低工人的工资。例如,阿肯色州一个农场主在今年年初于旧金山举行的农业资本家会议上公然得意洋洋地说:“你们可以在阿肯色以每小时5角钱雇到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农业劳动力”。这样,美国农业工人全年工资就少得可怜。1960年平均仅为845美元,其中每周做不到25小时工作的农业工人,全年工资平均只有450美元。绝大多数农业工人的全家收入都在1000美元以下。而在美国,家庭收入在2,000美元者已被认为是很难维持最低生活的赤贫者。
农业工人的生活是十分悲惨的。特别是一百多万流浪农业工人,他们为了寻找工作,一年到头,到处漂泊。据1961年7月30日美国《纽约时报》一则报道,在加利福尼亚这个美国“最富裕的农业之乡”的“中央山谷”里,“有一处农业工人的五十个窝棚的污秽的集结处,每个窝棚挤着八个至十个人”。“四百个农业工人家庭成员正在十八世纪的条件下为收获季节作着苦役”。每当农忙季节到来,这样的“集结处”便遍布西部和南部各州。
与农业机器的普遍采用的同时,大量的女工和童工是农业资本家无情剥削的对象。特别是雇用童工更为普遍。据美国参议员麦克纳马拉宣称:“在1957年,即有完整数字的最近一年,农业雇佣工人中有22.7万个十岁到十三岁的童工,其中有三分之一每周劳动35小时以上。我们没有关于十岁以下的工人的确切数字,但是毫无疑问,这个数字是很大的”。
在美国,农业机器的采用,又大大提高了农业工人的劳动强度,加之农业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的规定,因而屡屡发生工伤事故。1960年农业中发生工伤事故28.7万起,即平均每100个农业从业人员发生5.1起。这就使农业成了“最危险的行业”之一。
在美国,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但加深了农民群众和农业工人的贫困和痛苦,而且也没有为城市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带来任何好处。战后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产量虽然都提高了,但如前所述,食品的零售价格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不断提高,以致在这个号称最富足的“福利国家”里,竟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居民因收入低微而得不到必要数量的食品。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有1,700万人“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在美国许多所谓“长期萧条区”,挨饿的人比例更高。参议员贝尔德对这样一个地区描述道: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敏哥郡,“41%的人口完全依靠领剩余食品勉强维持生活”。他说:“我访问了一个家庭,有九个孩子,他们的父亲告诉我,全家每月共领到六磅奶油,六磅大米,四十磅麦片和五磅面粉”。这样的家庭生活景况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一面是“过剩”农产品堆积如山,另一面是千百万人饥肠辘辘,这就是美国的一幅荒谬绝伦的现实图景。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矛盾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解决的。正如列宁所说:“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今天这种技术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不如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④。
以上这些严重后果,当然不能不加剧美国农业中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垄断资本集团和广大农民群众之间、大农场和小农场之间,以及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之间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实际情况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农民群众和农业工人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促进了农业中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可见,资本主义农业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社会主义,才为农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才永远地消灭了产生农业危机的根源,彻底根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深重苦难。农民在合作化的道路上,才有可能不但掌握高度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而且掌握自己的命运,并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
①《资本论》第一卷,第六一九页。
②《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二八页。
③《斯大林全集》第一三卷,第二五三页。
④《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二三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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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可笑的客观材料恐惧病
梅岱
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分歧,在对待客观材料的态度方面同样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分歧。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一贯重视历史文件材料。他极其严谨地把在各种历史文件材料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观点和实际情况,当做自己进行科学研究、经验总结和制定革命的方针、政策、路线的根据,当做教育人民的手段。
列宁早在一八九九年为《工人报》写的《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指出:
“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
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在制定我们党的适当
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时所必须掌握的材料。但是对这些材料应该进
行独立的‘整理’,现成的范例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①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列宁在给恩·德·基克纳泽的信中也强调指出: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
政策的前提。
“我们的(党的)决议正是这样的。”②列宁的《俄国资本
主义的发展》一书,正是在广泛地利用了当时俄国的地方农户统计调查材料、工厂统计资料、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俄国专业研究会论集》以及一八九七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科学地分析了沙皇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光辉的典范。这本著作给当时俄国工人运动中民粹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以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彻底粉碎孟什维克在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观点,列宁在一九○四年五月发表的《进一步,退两步》这本著作中,广泛地利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党章草案、大会决议,以及许多函件等历史文件。列宁在这本著作的序言中曾经高度评价了这些历史文件材料的重要性,他指出:
“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使我们看到唯一、确切、完备、全面、
充分和正确地反映我们党内真情实况的情景,那些参加运动的人
自己描绘的各种观点、情绪和计划的情景,我们党内存在的各种
政治色彩及其对比力量、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的情景。正是党代
表大会的记录,也只有这些记录,才能向我们表明,究竟我们已
经在什么程度上真正清除了旧的、纯粹小组的联系的一切残余,
而代以统一的伟大的党的联系。每一个党员,只要他愿意自觉地
参加自己的党的事业,都应该仔细研究我们党的代表大会”③。
列宁在驳斥普列汉诺夫歪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斗争的真相的时候也强调指出:
“如果我们要争论的话,那末就必须拿出记录来作证。”④
同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态度相反,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害怕真理,都害怕和回避革命的历史文献和客观的实际材料。列宁在反对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经常地揭露和嘲笑它们的这种丑恶的嘴脸。
一九○五年五月,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在德国《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文章,歪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斗争和分裂的真相,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并且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建议,不要散发这个决议。为了反击考茨基,列宁给《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指出: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慕尼黑党内文件出版社(格·比尔克公
司)出版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译文专册,有
人竟企图用抵制这本小册子的粗暴的、生硬的、罕见的方法,压
制我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的声音。我们坚决抗议这种行
为。考茨基没有任何权利讲自己是不偏不倚的。……
“我们向全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一言:同志们!假如你们
真正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兄弟党,那就不要相信所谓的不偏
不倚的德国人向你们叙述的关于我们党的分裂的任何一句话。你
们唯一需要的是文件,真正的文件。”⑤列宁号召布尔什维克向国外工人阶级的一切小组和外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党员,广泛地宣传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一九一四年,列宁在同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分子、取消派和其它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揭露他们害怕真理,害怕客观的实际材料的时候指出:
“目前,表明俄国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客观材料愈来愈多了。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收集、核对和研究这些客观材料,……只有根据这样的材料,才能学习和研究本阶级的运动。民粹派和取消派以及各种知识分子集团,如‘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托洛茨基派,它们的一个主要缺点,甚至可说是最主要的缺点(或者说对工人阶级所犯的罪孽)就是主观主义。”⑥他嘲讽说:
“可笑的主观主义!可笑的客观材料恐惧病!如果不光是拿知识分子小组习气相互对骂的话,那正需要现在的客观的材料。”⑦
一九一四年七月底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重新分割世界而进行的掠夺性战争。战前,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由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高涨情绪,并且由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团结各国工人运动中的左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在一九一○年八月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被迫接受了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决议。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召开的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上,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又被迫接受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列宁认为,这个宣言“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这个宣言比起其它决议来,“恰恰是空话较少而具体内容较多”⑧。
但是,在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中的一切机会主义的领袖,都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面帮助各国资产阶级去挑拨各交战国的工农群众相互残杀,使自己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列宁在揭露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这种严重的背叛活动的时候指出:
“有没有实际材料来说明,社会党在战前和在预见到这个战
争的时候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任务和策略的呢?无疑是有的。这就
是一九一二年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昨天
的第二国际权威、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名流中,无论是海德门
或盖德,无论是考茨基或普列汉诺夫,都不敢向自己的读者提起
这个决议,他们不是对决议只字不提,就是引用(像考茨基那样
)其中次要的地方,而回避整个重要的内容;单是这个事实,就
不能不叫做背叛”⑨。
列宁在同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曾经指出:“他们没有能力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争辩,只好施诡计,搞阴谋,耍无赖。”⑩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在施诡计、搞阴谋、耍无赖的卑鄙的活动方面,歪曲和捏造历史文件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一九一三年底,列宁在评论由老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负责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时候,曾经严正地揭露和批判伯恩施坦在编辑活动中歪曲马克思和贯彻自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
“编辑工作,……是由伯恩施坦担任的。这一工作不论从技
术方面或思想方面来看,都做得不能令人满意,这原是意料中的
事情。伯恩施坦既已臭名昭著地‘演化’到极端机会主义的观点
,本来也就不能担负编辑这些充满革命精神的书信的工作。伯恩
施坦写的序言,一部分是空洞无物,一部分简直是捏造,例如他
不仅没有确切地、明显地、直接地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
拉萨尔和施韦泽两个人的机会主义错误,反而使人看到一些折衷
主义词句和攻击,如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意见并不全
是正确的’(第三卷第十八页),或者说在策略问题上,马克思
和恩格斯两个人的意见与其说同李卜克内西的意见‘相近’,不
如说同施韦泽的意见更为‘相近’(第四卷第十页)。”列宁继
续指出:
“这些攻击除了掩盖和粉饰机会主义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
内容了。”?
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在反马克思主义的肮脏活动中,之所以害怕和回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献和各种客观材料,之所以惯于采用断章取义、造谣中伤、诽谤捏造等极端恶劣的手段,来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的。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一切方面的斗争,归根结柢是社会的阶级斗争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列宁指出:
“修正主义或‘修改’马克思主义是目前资产阶级影响无产
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
他又指出:
“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作
的这种‘修改’是一致的。”?
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既然在政治上离开了无产阶级而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去,既然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并且千方百计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那么,他们能够用来欺骗、愚弄人民群众和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同时“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来消灭资产阶级)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
列宁说得好:“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奴才,他们能得到一部分工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的眼睛,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性,使人民脱离革命”?。
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既然在政治立场上蜕化变质,堕落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言人和应声虫,他们在哲学上也就必然要抛弃革命的辩证法和彻底的唯物论,而转到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转到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方面去。关于这一问题,列宁强调指出:
“人们在要求由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时候,也就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他又指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自由派和民主派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现代工人运动,所以他们经常从一种没有办法的极端跳到另一种没有办法的极端。”?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还是借用伟大列宁的话来说,那就是“可笑的主观主义!”也就是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所以产生客观材料恐惧病的最深刻的认识论的根源。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攻不破,骂不倒,封闭不住,也歪曲不了的;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则一定要被历史车轮轧得粉碎。然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却似乎完全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他们亦步亦趋地重新走着老修正主义者破产和复灭的老路。他们在各种重大问题上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企图把这个革命学说修改成对资产阶级无害甚至有益的改良主义学说。正因为有这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一方面采取造谣诽谤办法来危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方面用各种卑劣手段来阻挠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文献与群众见面,企图把真理的声音和火光封闭起来。他们的“客观材料恐惧病”比老修正主义者害得更深,更可笑而且离奇。他们的这种疾病同老修正主义一样不可救药,他们的最后破产也必然同老修正主义一样无可挽回。
①《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一九三页。
②《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二三○页。
③④《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一九一、一四四页。
⑤《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四九九至五○○页。
⑥⑦《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八四至三八五、四八八页。
⑧⑨《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八四、一八六、一八四至一八五页。
⑩《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二四九页。
?《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五五六页。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二二页。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七三页。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二四至二二五页。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六五页。
?《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一九页。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四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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