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当年驰骋疆场 今日治理山河
赣南四万多老红军老干部带领群众奋建家园
新华社南昌二十九日电 江西赣南地区四万六千多名老红军、老干部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了显著成绩。
赣南地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在地。当时,许多人踊跃参加红军,参加革命工作。解放以后,政府和人民对留在赣南地区的老红军、老干部关怀备至,使他们欢度晚年。但是这些当年驰骋疆场的老战士们却闲不住,纷纷带领群众努力建设家乡。
在兴国县的上社公社,传诵着老红军征服红砂岭的事迹。这里原是土瘠地薄的红壤丘陵地区,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反动派把山上林木烧光,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有三千八百多亩地受到山洪红砂的侵害。老红军谢庆湖,决心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一九五八年,他担任公社水土保持站站长,和站里的十多名老红军、老干部来到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几个山头,带领群众挑泥沙、搬石块、挖土坑,在山上植树种草,在不毛的红砂上筑垅造田。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共治理了十七个山头,栽了十五万多株树,修建了二百多个大小拦沙工程,基本上控制了水土流失,使得九千三百多亩红砂秃岭长出了葱郁的林木和青草,过去被泥沙冲埋的农田全部恢复了耕作,粮食产量成倍增长。全县各地纷纷以老红军征服红砂岭的事迹为榜样,广泛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
宁都县石上公社生产队长赖佑成,是个藐视困难、勇于承担重任的革命老人。他虽然年迈,但精力旺盛,干劲很足。为了解决家乡一带易涝易旱的问题,他和几个老农联名提议兴修海螺陂水利工程。政府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他带着水利干部爬山涉水,奔波两个月,协助水利部门完成了勘测设计任务。后来,他又带头参加修建工程。这个水利工程修成后,数千亩农田基本上免除了水旱灾害。
于都县马安公社老干部钟永煌热爱集体事业,受到人们的赞扬。解放后政府要他和老伴从山上搬下来,安度晚年。可是他想:队里还有十多亩田在山上,水源也在山上,如果山上没人住,还要派专人看田管水;自己重活干不了,住在山上管水、养牛、积肥、看田正合适。就这样,他和老伴还是住在山上。他每天都割草沤牛栏粪,每年积肥几百担,使得山上的田底子一年年好起来,年年获得好收成。社员们都称赞他是“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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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红军张春海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传统
他十多年来一贯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领沙坝大队社员改变了穷山面貌,受到群众的赞扬。
据新华社贵阳二十九日电贵州省遵义市东郊长征人民公社沙坝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春海,早年当过红军,近十多年来,他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一贯带头参加集体劳动,始终保持着革命战士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社员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越老越红”。
张春海原籍江西宁都县,十四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战斗中曾三次负伤。一九三四年长征途中,他在进占遵义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留住在遵义郊区一户农民家里。当地的贫苦农民替他医好了伤,又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在当地落户。解放后,群众选他当村长,他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又和另一个老红军王洪春一起带头组起互助组,创办了遵义市郊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一九五二年,张春海担任农业社副主任起到现在十多年来,他一直参加集体劳动,下田犁地锄田,进城挑粪,什么都干。今年,沙坝大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五月初,菜苗刚出土,一场百年不遇的冰雹就把九百亩春菜全部打光。张春海带领群众犁地整畦,重新播种。休息时他就给社员讲述当年红军艰苦奋斗的故事,激励群众的斗志。蔬菜播种后,他又带头为晚菜准备肥料。每天清早,他就进城挑粪。在他的带动下,社员们及时地重栽了九百多亩蔬菜。沙坝是个穷地方,周围都是荒山乱坟岗。张春海认为,要使穷苦弟兄大翻身,就要依靠集体力量改变穷山的面貌。从一九五三年起,他带领群众上山植树造林,种了桃、梨、苹果等果树一百二十多亩。现在沙坝周围的山上已经果木成林,每年为社员增加一大笔收入。
张春海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及时发现和解决了生产和工作中的许多问题。杨柳堰生产队工作比较好,队的干部曾经有自满情绪。有一次,张春海到杨柳堰生产队和社员一起锄地时,听到不少社员对工分标准有意见。张春海认为这些意见很重要,及时提请队委会讨论,纠正了劳动报酬的不合理现象。这个队的干部也从这件事情上看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逐步克服了自满情绪。今年春菜受灾后,张春海到杨柳堰生产队和社员一起整地补种早熟白菜。当时上级要求多种早熟白菜,生产队干部认为多种早熟白菜好。但有个老农建议同时种些丝瓜,因为丝瓜成熟期虽然晚,但是产量高,可以陆续收摘四五个月,另外,供应市场的蔬菜不能只是白菜,还要注意品种。张春海认为这一意见很好,便把它提给队干部讨论,对补种的蔬菜品种重新进行了安排,原来打算不种丝瓜的生产队,也都种上了许多丝瓜。后来,沙坝生产的丝瓜,在蔬菜市场淡季时大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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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婴儿寻外婆“独自”飞行千余里
云南建筑工程总公司技术员万廷荚的一个刚满八个月的孩子春莺,不久前“独自”坐飞机旅行千余里,从昆明到了重庆的外婆家。
春莺原来跟妈妈张嗣敏一起住在云南罗平县,不久前,张嗣敏要去曲靖专区医院学习,照料孩子不方便,就想把孩子送到重庆外婆家去。她带着孩子到昆明和丈夫商量,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请民航局帮忙用飞机把孩子带到重庆去。
八月十一日,万廷荚和张嗣敏一起去找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昆明营业处的负责人须康,向他说明情况,希望得到帮助。须康答允尽力想办法。他要万廷荚下午四点再来打听结果。
当天下午,万廷荚按时来到营业处,一走进大门,须康就要万廷荚和他一道去找在部队工作的蔡伯华。他常常因公坐飞机,民航局很多人都认识他,须康就想请他把春莺带到重庆去。蔡伯华得知此事后,表示十分愿意帮忙。万廷荚夫妇高兴极了,马上打长途电话通知重庆外婆家,要他们去机场接孩子。
第二天早上,他们带着孩子乘车来到机场。须康也赶来机场把他们介绍给蔡伯华。蔡伯华接过春莺说,请放心吧,我一定把孩子平安地带到重庆。飞机上的服务员王素筠也表示要好好照顾小孩。这时,其他旅客也走过来逗春莺玩,大家都愿意照料这个小乘客。看到这情景,年轻的妈妈感动得流出了欢乐的眼泪。
几天以后,重庆外婆家来信说,小春莺已平安地到家了。在飞机上由于蔡叔叔、王阿姨以及其他乘客的细心照料,春莺一直很乖,到重庆后,又得到重庆机场服务员的热情照顾,直到家里人把她接走。
事后万廷荚写了一封感谢信登在《云南日报》上,信里说,一个只有八个月的孩子,“独自”坐飞机旅行千余里,这在旧社会是办不到的。只有在解放后的今天,才会出现这样动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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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都是翻身阶级兄弟
乌鲁木齐一些居民各尽所能帮助邻居
乌鲁木齐天池路的一条巷子里,住着十一户人家。他们分别属于六个民族,从事着七种不同的职业。解放后的十多年间,他们没有吵过一次架,每一家都把帮助别人,看做是自己最大的愉快。巷子里谁家要盘火炉、垒火墙或有别的泥水活,汉族泥水工宋士本都要赶去帮忙。维吾尔族老木工阿不都拜疆,身体不大好,但谁家椅子、板凳要修理,他从来都是有求必应。回族马富良是个汽车驾驶员,也懂得电气活儿。他经常挨门逐户为邻居们检查、修理电灯和收音机。哈萨克族赛里万没有什么专门的技术,但清扫街道,帮人担水,他总是走在前头。这个巷子里的居民每当谈起他们之间友好互助的关系时,就说:我们都是翻了身的阶级弟兄,有什么理由不团结呢?
同是这座城的新华北路,发生了另一件动人的故事。有一位六十七岁的汉族贾奶奶,早年两腿患了风湿症,走路很不方便。街道干部和邻居都热心地帮助她。她家的水缸总是满满的。炭用完了,新的又送上门来。有一次,贾奶奶不慎摔伤,回族妇女马玉英丢下家里的孩子,到她家来通宵侍候。马玉英为老奶奶烧茶做饭,生炉叠被,像对待亲娘一样。贾奶奶对这件事感激备至。她说:“打解放前我就为自己的晚年耽忧。我的老伴临死时,握住我的手哭不成声地说:我不行了,没儿没女,留下你非遭罪不可。”贾奶奶谈到这里,感慨万分地说:“老头子为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会有个新社会,会有个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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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废军人处处遇亲人
在河南郑州市有一个“二七浴池”,那里有一位老工人潘庆云。
七年前,一个有严重伤残的复员军人李继堂,由他的妻子陪送到“二七浴池”。潘庆云立刻赶上前来,把他背进休息室,替他卸假腿,脱衣服,还背他进浴室洗澡。
从这一天起,潘庆云就主动地承担起照顾这位复员军人洗澡的责任。李继堂每星期来浴池一次,每次都由潘庆云背进背出。
有一个时期,这位顾客忽然不来洗澡了。潘庆云非常惦念,是不是出了事?是不是有了困难?潘庆云寻访到李继堂家里,原来李继堂的爱人生小孩,没有人陪送他。潘庆云毫不犹豫地说:“这容易,我来接送你。”从此,潘庆云每逢自己休息日,就赶到李家来。
经常来浴池洗澡的三轮车工人、理发工人知道了这件事,也向这位革命残废军人伸出支援的手:有的接送他,有的登门帮他理发。消息传到郑州民政局,有残疾的民政局长把自己的一辆手摇三轮车,也送给了李继堂。他就这样靠着集体的帮助克服了许多困难。 (新华社)
(附图片)
启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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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崇文绦带厂三下上海学习先进经验的经历说明
诚心诚意才能取到“真经”
结合本厂实际情况推广上海先进经验后,袜带正品率提高,产品平整美观。
据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北京市崇文绦带厂派人三下江南学上海先进经验的经历说明:只要诚心、决心、虚心地向先进学习,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后进就可能赶上先进。
今年初,崇文绦带厂织的袜带还是“劣质产品”,到五月份产品的正品率还很低。在他们端正学习态度,从上海取得“真经”以后,正品率就逐步提高,十月份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产品平整美观。
崇文绦带厂从一九五九年开始试制袜带,一九六一年正式投入生产,当时产品质量很差。一九六○年,他们派一名技术工人到上海去学习,学了一个多月,回来后又由他一个人去试验,工厂领导干部没有管这事,弄了很久也没有弄出个结果来。第一次下江南就这样不了了之。
去年十月,北京市纺织工业局要求这个厂研究执行上海袜带的质量标准。这个厂决定派副厂长和技术股长再到上海去学。他们这次学习的决心也不大,到上海只是走马看花,几天时间转了十七个厂,搜集了十九项先进经验,但是对各项经验的细节却模糊不清,带回来的“胶线控制器”怎么装怎么用也不知道。二下江南也就这样没有结果了。
今年,北京市举办“北京与上海的工业品质量对比展览会”,崇文绦带厂出产的袜带被列为“劣质产品”。这一下震动了这个厂的职工。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又要求他们正式执行上海的质量标准。他们这才下定决心诚心诚意地到上海去“取经”。
第三次下江南之前,他们接受前两次的教训,先发动职工找出质量差距和技术关键问题,讨论了学习内容,充分作好准备。通过讨论,找出了四项主要差距和十三项技术关键问题,还使厂内形成了一股渴望学习先进经验的气氛。这次去上海,他们不再走马看花了,而是选择上海德龙工厂蹲点学习。他们先找技术干部和老工人帮助分析产品质量次的原因,然后到车间去,白天按各人的专业分工学习,晚上碰头交换意见,整理资料。他们在跟班操作中,对技术关键问题仔细观察研究,从部件的结构、尺寸,到安装的部位、角度,从操作工艺到操作方法都力求弄清楚,该画图的画图,该要样品的要样品。连德龙厂几年前的一项看来并不起眼的“小”革新,他们也没有忽略。
他们回厂以后,对上海的经验作了认真分析,有一些经验可以不用大改样就能使用,他们就迅速推广;有一些经验因为机器设备、原料、产品花色品种不同,推广时需要注意本厂条件,他们就结合本厂实际,创造性地运用。例如,这个厂机器上的梭箱下面有一块底板,梭子来往穿行的时候容易把线磨断,造成疵点。上海德龙厂的机器上的梭箱是另一种形式,下边没有底板,很好使用。如果全换成上海这种形式的梭箱,不是短时期所能做到的。于是,他们采取“三结合”的办法,根据上海梭箱的结构原理,调整了梭箱的安装角度,解决了这个问题。经过一番努力,他们根据本厂条件,把学来的九项先进经验配成了套。平整美观的袜带终于织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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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棉十二厂职工趁浙江、江苏、山西等地棉纺织厂派人来访问学习的机会,积极交流经验,学习先进经验。这是前纺车间工人正在观看浙江萧山棉纺织厂先进生产者、操作标兵韩明珠表演单程粗纱挡车操作技术。 新华社记者 卢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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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团在香港演出结束
据新华社香港电 中国艺术团二十六日晚在香港普庆戏院举行告别演出。演出了民族乐器合奏、独奏、舞蹈、评弹和民歌独唱等节目,全团的艺术家都参加了演出,受到一千七百多观众的热烈欢迎。
中国艺术团是十一月十三日开始在香港演出的,共演出了十六场,场场满座,观众达二万七千多人次。
二十三日和二十六日,香港曲艺、音乐、舞蹈界和电影界曾分别设宴招待艺术团全体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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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民族艺术的魅力
——记中国艺术团在香港的演出
 新华社记者 李学纯
今年九十月间应邀去日本演出时被日本朋友誉为“东方的骄傲”的中国艺术团,十一月十三日起在香港演出了十四天。艺术团演出的民族音乐和民族舞蹈,在香港引起了热烈的反应,香港同胞赞扬他们的表演有“诗般意境,画般多采”,是“古老艺术的新生”,是“幸福生活的颂歌”和“祖国的骄傲”。
中国艺术团是以武汉人民歌舞剧院民族管弦乐队为基础组成的,同时加入了一些我国民族音乐、舞蹈界的优秀演员。如二胡独奏家刘天一,舞蹈家赵青、欧米加参,笛子演奏家孔建华,青年歌唱家王玉珍、郭颂,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笙演奏家阎海登,评弹演员杨乃珍等。全团只有三十二人,但演出的节目,却有江、浙、湖、广的乐曲,东北和湖北的民歌,新疆、西藏的舞蹈,十分丰富多采。
中国艺术团的演员们在香港共演出十六场,场场满座。这十六场的入场券,都是在演出前四天预售,并在一小时左右便全部卖完。每场演出都不断震荡着掌声、惊叹声和欢乐声。在观众热情要求下,每一场加演的节目,往往要超过原定节目的三分之二以上,有的演员加演四五次,观众还不满足。
民族乐器的演奏,特别受到观众的赞赏。描写渔家欢庆丰收的民乐合奏《海上锣鼓》一揭幕,舞台上就出现一种特有的气势:一排五只红漆彩绘的“套鼓”摆在中间,一旁是挂在一个架子上的十五面从小到大的“套锣”,还有一组共十六面的云锣,再加上二胡、琵琶、笙、筝、笛等民族乐器,真是洋洋大观。只待年轻的鼓手一击,刹那间,锣鼓便喧天般地响了起来。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加上这些乐器新鲜的演奏手法和乐曲欢快有力的节奏,使台上台下顿时都沉浸在欢腾的空气中。
团内唯一超过五十岁的演员是二胡和古筝演奏家刘天一,他已经有三十六年艺龄。自一九五四年从香港回到广州后,他还是第一次旧地重游。一个以前曾同他合作多年的香港曲艺工作者,这次听了他的演奏,惊喜地称赞他和过去“判若两人”,说他在演奏手法上涤除花巧,达到纯朴的艺术境界。山西民间艺人出身的阎海登的笙和孔建华的笛子,也都得到很高评价。有人特别欣赏阎海登的演奏,说他在《孔雀开屏》中复杂奏法使人耳不暇听,喉舌技巧的变化令人叫绝。在香港有“箫王”之称的曲艺工作者廖森,佩服孔建华吹笛运气自如,音色优美。香港的二胡能手梁以忠,对孔建华连续吹奏二十小节以上而不用口换气,叹为“堪称一绝”。
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演员是这个团的主力,也最受到人们的注意。许多人认为,团内不少只有二十多岁的音乐工作者的水平,是人们过去在这样的年龄所不可能达到的。二十六岁的琵琶独奏家刘德海受到人们的赞赏。他把琵琶的丝弦改为钢弦,以假指代替真指,一曲《十面埋伏》,奏出了古战场千军万马奔腾冲杀的气势,被誉为“技惊四座”。团内最年轻的只有二十一岁的扬琴演奏者刘维康,受到这里曲艺界老手的重视,认为他技巧纯熟,记谱力强,“在伴奏中大收红花绿叶之效”。
香港对中国民族舞蹈和对西方古典舞蹈有一定研究的人,都极为欣赏艺术团的舞蹈节目。以主演舞剧《宝莲灯》蜚声国内外的青年舞蹈家赵青,演出了不同风格的《长绸舞》、《版纳月夜》等,向这里的观众显示了她的艺术修养和才华。舞蹈演员刘凤的《打鼓舞》,节奏复杂,是最受欢迎、引起剧场中最热烈场面的节目之一。有人形容她在这个舞中“连裙角都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一些武术家和舞蹈家特别夸奖舞蹈演员张宗英、高小麟腰腿功夫踏实。藏族舞蹈演员欧米加参在《踢跶舞》中的豪迈气概和青年女舞蹈演员萧玉珍在《弓舞》中刚柔兼备的舞姿,也受到观众赞扬。
香港听众第一次欣赏到年轻歌手王玉珍和郭颂那种“从声音、歌词到神态都是民族的”的歌唱。他们认为,只有“用民族的唱腔,唱出民族的语言,表现民族的生活与理想,才会受到人民普遍而热烈的欢迎。”有人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民歌赞》,热情赞扬艺术团演出的民歌,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杨乃珍的评弹不仅受到此间江浙人的特别喜爱,连广东籍和其他省籍的听众也突破了语言上的障碍,欣赏她的演出。
艺术团的演员们在表演时那种安详怡悦、饱满旺盛的精神状态和发自内心的感情,被认为是演出精彩、感染力强的基本原因。他们在台上以一舞、一唱,或者一把二胡、一把琵琶,就把全场一千七百多名欣赏者带引到艺术中那种欢乐和幸福的意境。人们说,今天祖国艺术家们所表现出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是因为有伟大的祖国和幸福的生活。人们注意到团内许多成员在解放前的经历:欧米加参出身于藏族的农奴家庭,做过奴隶、“热巴”(常年过着流浪生活的卖艺人),阎海登是受人轻视的“吹鼓手”,他们在解放后才成为人民的艺术家。孔建华、刘天一向访问他们的人们倾诉了自己对民族艺术在新旧社会中不同遭遇的感慨,激起了此间曲艺工作者的共鸣。
中国艺术团的到来,使这里的人们惊喜地看到:原来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拥有这样丰富的宝藏和巨大的潜力。有人说:艺术团表演的民族民间音乐,对我们是那么亲切,那么熟悉,但又与自己过去所熟悉的有所不同,因为它们丰富了,提高了。人们赞扬从这个艺术团所看到的对中国古老的民族乐器的许多改革和在演技上的发展,赋予了这些乐器以新的生命。中国艺术团团长骆文曾在很多场合谈到了祖国文艺工作者为文学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所作的努力,他指出,中国艺术团演出的节目,只表现了这种努力的很小一部分成果。但这里的许多人认识到,这是一个伟大而正确的方向。香港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民族管弦乐队指挥东初认为,中国乐器并不比外国的差,只是过去长期受到轻视,因而没有得到发展,现在经过改革和发展,一定会变得更加完美。
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中国艺术团虽以发展民族的东西为主,但也适当吸收了外国音乐的长处来丰富自己。
近年来,每一个来到香港的祖国艺术团体,都使香港同胞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的正确。但中国艺术团给人的印象却更深刻、更生动,一位评论家在《文汇报》上写道:欣赏了中国艺术团的演出,真正看到与体会到了中国古老艺术的复生与新生。中国地方大,民族多,在悠悠岁月中,积累了数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艺术宝藏,但在旧政权时代,它们被漠视,被窒息,只是到了今天枯木逢春,才又抽芽发叶,欣欣向荣。
(据新华社香港二十九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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