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列宁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
黄安淼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提上了实践日程。当时,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焦点,俄国孕育着深刻的人民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对机会主义采取不调和态度的新型的革命政党。一八九五年秋,列宁在彼得堡(即现在的列宁格勒)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为建立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打下了基础。但不久,列宁和其他一些老革命家被捕了。这时,“斗争协会”内部一些自称为“青年人”的新人物,趁机而起。他们主张单纯进行经济斗争,反对政治斗争,因而获得经济派的称号。这一机会主义思潮被称为经济主义。一八九八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形式上已宣告成立,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并未在俄国建成。经济主义者利用这个机会更加活跃起来。不久,他们就同国际上的伯恩斯坦主义同流合污了。经济主义是俄国版的伯恩斯坦主义。经济主义的传播,造成俄国党内思想上的混乱,政治上的动摇,组织上的涣散。它严重地危害着俄国社会主义运动。
面对经济主义的泛滥,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应该抱怎样态度呢?是和经济主义同流合污,还是同它进行斗争?和经济主义同流合污,就意味着败坏俄国的建党事业,破坏俄国日益成熟的大好革命形势,从而葬送整个革命事业。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等于政治上的自戕。当时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是:同经济主义——俄国版的伯恩斯坦主义进行严肃的斗争。列宁说:“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把情况弄清楚,不把情况弄清楚,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就不可能有巩固的统一。”又说:“用不着那样害怕斗争,因为斗争可能激怒某些人,但它却能够澄清空气,确切地公开地确定关系,——确定哪些分歧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真正走另外一条路的人,哪些是在细节上有分歧的党内同志。”①列宁正是坚持了这一原则立场。他在《怎么办?》等著作中,彻底地批判了经济主义。列宁这一斗争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俄国的建党事业,促进了整个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宣传修正主义,这是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以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柯娃为代表的经济主义者之间的一个首要分歧。当时,伯恩斯坦主义甚嚣尘上。修正主义者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批评得“放弃了阵地”等等。经济主义者也极力效法他们的德国祖师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疯狂诽谤,咒骂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学理主义”,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活动的公式”,对于执行渺小的实际任务也“没有什么意义”。他们还借口客观情况的变化,大声喧嚷“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持过分死板的看法),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还威胁说,只有反对了“教条主义”,只有让他们任意“批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党内的“统一”。经济主义者这些荒谬言论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企图用伯恩斯坦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从而把俄国工人运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引入歧途。因此,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经济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就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济主义者所谓“反对教条主义”是一个骗局,是他们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遮羞布。正是在这种幌子下,修正主义者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第二国际各国修正主义者都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招牌下,干着同一卑鄙勾当。当时,各国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②。列宁尖锐地指出,修正主义者借口情况的变化,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是打着新的旗帜,传播旧的资产阶级思想。列宁还一针见血地戳穿了经济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质:是企图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来代替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列宁说:“人们在要求由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时候,也就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③可见,马克思主义同经济主义的斗争是两种思想体系、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
经济主义者其势汹汹地攻击所谓“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掩饰他们对理论的冷淡态度。经济主义者的显著特征是极端害怕理论上的争论。尽管他们恶毒地攻击了列宁,可是却反对列宁对他们作政治上理论上的批判。他们说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斗争是“争论癖”,把列宁对他们的批判说成是“宗派主义的偏执”,抱怨列宁主编的《火星报》把他们“斥责为投敌行为”。特别是当他们被马克思主义者驳得哑口无言时,他们就诉诸咒诅和造谣。他们咒骂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捏造者”、“捣乱者”、“教皇使者”、“诽谤者”等等。
列宁还特别揭露说,经济主义者以“反对教条主义”自居,实际上他们本身没有任何独立观点,只会重复伯恩斯坦的时髦字眼。他们把伯恩斯坦主义的教条当圣经,甚至在他们的著作中用显著的粗体字刊印出来。因此,列宁说,经济主义者“在运用这个‘批评自由’时所立刻表现出来的不但是缺乏任何批评,而且根本缺乏任何独立的判断。……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甚至是猴子式的模仿!”④

经济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经济主义者既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公式”,是“教条”,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向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为了进行招摇撞骗,他们捏造了一种“理论”:自发的工人运动可以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显然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对于工人运动是极为有害的。
历史证明: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只会产生工联主义意识,即仅限于建立工会,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等等信念。因此,就需要从外部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以启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从而使工人运动带有自觉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职责,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前者比后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有着更为广泛的传统影响和有利的传播条件。因而反对向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必然会加强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的侵蚀。列宁说得很对:“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没有中间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⑤
经济主义者否定革命理论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的观点的危害性,在于他们企图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割裂开来,为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观点的传播扫清道路。实际上这就是把党对工人运动的思想领导作用化为乌有。工人运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会迷失方向,就会使无产阶级不能实现其伟大的全世界历史使命。针对经济主义者的错误,列宁把革命理论的作用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⑥“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⑦。革命的派别脱离了革命理论,就必然要逐渐蜕化变质,成为不革命甚至是反对革命的派别,因而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权利,迟早要遭到政治上的破产。
结合俄国的建党任务和革命任务,列宁还着重指出:为了清算流传在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了批判地吸取别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为了实现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的艰巨任务——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有丰富的革命经验,而且要有丰富的理论力量。因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⑧。

经济主义者在俄国工人运动的方针、道路问题上,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原则。他们不是以先进的无产阶级的要求、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去武装整个无产阶级,去推动整个运动的发展,而是极力缩小阶级斗争的范围,降低工人运动的水平。他们劝俄国无产阶级走“阻力最小的路线”,也就是单纯合法斗争、经济斗争的路线。他们的口号是让资产阶级自由派去作政治斗争,工人只搞经济斗争。
经济主义者提出了这样一些纯经济的要求作为工人运动的根本任务: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能产生显著效果的要求”,等等。而且还美其名曰,这是“在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他们甚至公开向无产阶级鼓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他们说应该让工人们知道,“他们现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可见,经济主义者为工人运动指出的道路不是革命的道路,而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为了眼前蝇头小利,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道路。走上这条道路,无产阶级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解放。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经济主义者一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企图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又用一些小恩小惠,用所谓“能产生显著效果的要求”,来“迎合落后工人的心理”,“投落后工人之机”,竭力回避政治斗争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观点,也就是列宁当时所说的“狭隘的实利主义”观点。经济主义者的这些观点是对无产阶级所肩负的伟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根本歪曲。
于是,俄国工人运动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抉择:是走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改良主义道路?为了使年轻的俄国工人运动不致误入歧途,列宁认为全面阐明俄国工人运动的道路,阐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正确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指导工人运动必须既照顾工人的目前利益,又照顾工人的长远利益,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背弃了工人的长远利益,就必然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忽视了工人的目前利益,就必然要脱离群众,从而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就其实质来讲正是如何正确处理工人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
经济斗争是一种行业性的斗争,它只涉及某一行业的工人同老板的关系。这一斗争的直接目的是为工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是为了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满足工人们当前的切身要求。所以经济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经济斗争有两种发展前途:既可能成为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也可能发展成为“纯工会式”的、改良主义的运动。经济斗争究竟会走向哪一条道路,这取决于工人运动中两种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斗争。工人运动只有为马克思主义所指导,才能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去同整个旧社会及其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国家机器相对抗的,而不仅仅是代表某一部分的工人去同某一部分企业主相对抗的,因而社会民主党人就不能仅仅以经济斗争为限,不能仅仅为了局部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为此,就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使工人阶级深刻理解自己的伟大世界历史使命,并广泛开展政治斗争。列宁一再教导说:社会民主党如果没有政治斗争,就等于河里没有水,就是背弃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就是忘掉了工人运动历史所教导的一切。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政治斗争,并不是忽视经济斗争,而是把两者结合成一种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
列宁特别强调政治斗争对于当时俄国无产阶级的迫切实践意义。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伟大历史使命过程中,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如果工人阶级把自己的活动只局限于经济斗争范围,如争取八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等等仅与工人本身有关的活动,那末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就势必会脱离正在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反之,如果工人阶级先进部队深入到各阶层中去,把各种不满的细水,汇集成一股冲击沙皇反动堡垒的洪流,那末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就不会孤立自己,而会成为群众的领袖。经济主义者否认政治斗争,只能证明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与一般民主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了解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列宁说:单纯经济斗争必然会使工人阶级失去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经济主义者有时也大谈“政治斗争”,不过他们称之为“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即“向政府提出具体要求,要它实行种种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反对经济剥削,消除失业现象,消除饥荒等等”,这是企图用工联主义政治来代替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是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欺骗手法。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是以保存资本主义为前提,是为了修缀资本主义以达到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目的。而马克思主义者所谈的政治斗争却是以最终推翻资本主义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学说的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经济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滑向工联主义,也就必然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滚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泥坑。
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经济主义者还极力鼓吹单纯的合法斗争、和平取得政权的谬论。他们劝工人“积极参加主管一切工厂事务的机关,参加仲裁法庭,参加一切制定有关工人的法律的大小会议和委员会,参加社会自治,以及参加国家的一般代议机关”,通过这种办法达到“社会政权的民主化”,而又在这种“民主化”政权的条件下达到“改变生产”的目的。这是不折不扣的伯恩斯坦的通过国家民主化,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的翻版。这是把社会主义变成了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把用和平方法取得的东西冒充为工人社会主义。这是背弃马克思主义而向后倒退。列宁说:“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举妄动,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不但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⑨这一论断是对“和平长入论”、合法主义的有力打击。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合法斗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合法团体可以而且应当加以利用,以便用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工作,把它作为鼓动的基地、建立联系和进行其他工作的隐蔽所。但只能为了这些目的,超出了这个范围就变成了谬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正是把合法斗争变成了合法主义,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膜拜者,从而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经济主义者极力反对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他们鼓吹说:“……工人运动所以这样坚强,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领导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他们特别反对依据马克思主义原则为工人运动制定出革命的路线。他们认为谁要这样做,谁就是以“主观计划代替客观发展过程”,谁就是“对于策略持有一种教条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党的任务就是尾随自发工人运动之后,记录工人的自发斗争。所以列宁讽刺经济主义者是一些虔诚地注视着无产阶级“臀部”的人。
在经济主义者的心目中,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为无产阶级经济斗争服务的“执行组”,“更像工联会书记而不像人民的代言人”。虽然他们也自称为党员,但那只不过是“在后卫队的理论和实践上挂起一块‘先锋队’的招牌”。因此,经济主义者坚决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反对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他们极力颂扬当时俄国党内流行的分散落后的、充满了小组习气的“手工业方式”。当列宁提出建立一个战斗的革命家组织时,他们就大发雷霆,抱怨列宁和《火星报》想把他们“赶入阴间”。经济主义者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真实目的是:降低党在工人运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并在事实上把党化为乌有。经济主义者显然不懂得这样一个原理:没有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革命家组织),没有这样一个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经济主义者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言论和立场,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效劳。
鉴于经济主义者的破坏活动,列宁特别指出建立集中的战斗的革命政党组织的意义。他说:“只有集中化的战斗组织,坚定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而能满足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⑩为此,列宁还强调加强革命领袖的作用。他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在这个时期的一些著作中告诉我们:俄国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任务,必须有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这个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党是在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有了这样一个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就能取得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列宁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是俄国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分歧、混乱的根本原因。不肃清修正主义,就不能实现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列宁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胜利,奠定了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一九○三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是这次斗争的成果,并巩固了这一斗争的胜利。列宁所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荣传统之一,在于它对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不调和精神。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继承和发扬了列宁这一光荣传统。
①《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四○、三九页。
②③④⑤⑥《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一八、三一九、三二六、三五一至三五二、三三六页。
⑦《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一八七页。
⑧《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三七页。
⑨《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二四二页。
⑩??《列宁全集》第五卷,第四四七、四三二、四三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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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问题的讨论
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我国学术界正在进行讨论。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发表的有:林甘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再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新建设》一九六三年五、十月号);宁可《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并见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本报);林杰《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没有必然联系吗?》(文汇报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田昌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探讨》(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袁良义《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等。
目前这个讨论是由林甘泉的文章引起的。林甘泉认为,近年来史学界对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提出了批评,这是必要的。但是,他们把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对立起来,在讲“历史主义”时离开了阶级观点。这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也缺乏正确的理解,从而把客观主义引进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林甘泉强调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的完全一致和统一,并从这个角度评述了上述情况。宁可认为,林甘泉对什么是历史主义和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之间的关系说得仍不清楚。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必然是同阶级观点统一的,但是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仅仅注意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的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此后几篇文章着重从理论上探讨了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的关系。现将讨论的主要情况简介如下。
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内容
宁可认为,阶级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
一些文章不同意上述看法。林甘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实际上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的科学的历史观,而阶级观点正是它的基本核心。田昌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它的精髓就在于它的阶级观点。他们认为,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在古代就已有萌芽。十八九世纪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历史观点,更包含了不同程度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他们的历史主义是唯心的、不彻底的。是否渗透着唯物主义精神,是否具有全面彻底的阶级斗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同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分界线。他们认为,抽去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唯物主义内容,就易于同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混淆。
林杰认为,历史主义,就是以历史的态度去考察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阶级观点,就是把阶级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把阶级斗争作贯串于人类文明史的一条红线。
袁良义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历史主义之所以不能归结为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是因为历史主义的范围比辩证法小。他说,辩证法不仅要求从发展上来考察问题,而且要求揭露发展中的内在矛盾;而揭露这些矛盾,并不属于历史主义的范畴,而属于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进行考察的范围。他认为,历史主义是辩证法的一部分,即辩证法中关于人类历史的一般法则,而不包括其他部分如辩证法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法则在内。如果说历史主义就是辩证法对于历史过程的理解,那就会扩大历史主义的领域,把阶级观点也包括进去。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的关系
宁可认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统一的,它们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的内容之一。但是对于每个研究者来说,做到这点并不容易。认识到应当用阶级观点来看待历史事物,并不意味着就有了辩证的思想方法,反之也是一样。他说,把它们之间的联系看作是必然的,以为只要有了阶级观点,自然就有了历史主义,这不免是一种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
一些文章不同意上述看法。林甘泉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存在没有历史主义的阶级观点,也不存在没有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他说,不能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分别纳入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两个不同的框框,然后再把二者加在一起,以此来说明它们的“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既是辩证的,又是唯物的;同样,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既以唯物主义为基础,也包含着彻底的辩证法思想。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统一的观点和方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田昌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它同阶级观点是统一和一致的,是有必然联系的。
林甘泉、田昌五和林杰强调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核心,并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二者的关系。
林甘泉说,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核心,它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历史主义要求,深深浸透了历史主义的精神。在历史研究中,越能贯彻阶级观点,就越能深刻而彻底地揭露历史真相;如果离开了阶级观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主义。他举例说,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当时当地标准”说,是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各有自己的标准;同时这种说法也是非历史主义的,因为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只有在后代才能看出它们的结果和意义,如用“当时当地标准”衡量,就根本无从说明。他认为,任何对阶级观点的背离,都只能导致非历史主义。
田昌五认为,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精髓。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也谈什么“历史头脑”,谈历史事实、时间、地点、事件、人物、历史意义等等,他们的历史主义或者是“为历史而历史”,或者是“根据现代解释过去”,总之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而把人的主观精神当作历史的动力。所以,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对立起来,离开了阶级观点来谈历史主义,就会堕入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陷阱。
林杰认为,应该十分肯定地说,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历史事物,就必然有了历史主义。他说,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不存在不是历史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意味着历史的运动,历史的运动意味着阶级斗争。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之间的关系,犹如物质的运动同矛盾之间的关系,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有了阶级观点,就必然有了历史主义,反之亦然。他说,如果认为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就是把两者割裂开来。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使阶级斗争观点脱离历史主义,使历史主义脱离阶级斗争观点,就不可能对历史现象作出科学的说明。例如开通运河是不是隋炀帝功绩的问题,他说,这条运河在隋炀帝时是人民的灾难,它之所以成为促进历史发展的运粮河,是因为农民革命推翻了隋王朝,并使后代皇帝不敢步炀帝后尘去巡幸江都。在评价隋炀帝时,如果离开了阶级斗争观点,只认为他开通运河这一举动在当时还看不出它的进步性,到后来才看出它的合理性,从而把开通运河算作隋炀帝的功绩,那不是历史主义,而是后果决定论。
袁良义对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的关系,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各有自己的领域,不存在互相包含的关系。他说,考察社会历史,首先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同时还需要强调历史主义的重要性,提倡从发展上来考虑问题,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具体分析。阶级观点需要同历史主义相联系,但不能说阶级观点包含了历史主义的要求,也不能说阶级观点要以历史主义为基础。他认为,历史主义是辩证法的一部分,而阶级观点则既是唯物论的问题,又是辩证法的问题。两者的关系是辩证法同唯物论的联系问题,又是辩证法的这一部分同另一部分的联系问题。
(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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