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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报》发表题为《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的文章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电影艺术
文章中指出，以丘赫莱依为代表的苏联电影艺术，反映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政治要求。几乎每一部描写战争的影片，都是革命战争的忏悔录，丑化人民，同革命英雄主义唱反调。它们从精神上瓦解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鸣锣开道。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今天出版的今年第十一期《文艺报》上，登载了张光年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这篇文章对苏联电影导演丘赫莱依的言论和他所导演的影片进行了批判。
文章在开始的部分提到，一年以前，苏联电影界的一位代表人物格利高里·丘赫莱依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他们故步自封》，发表在英国电影杂志《电影和电影制作》一九六二年十月号上。在那篇文章里，丘赫莱依放肆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仿照“西方新浪潮”的先例，打出了“苏联新浪潮”的旗号，并大肆攻击新中国的电影艺术。那篇文章表现出来的一些政治观点、哲学观点和艺术观点，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同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相对立的。
张光年在文章中着重批判了丘赫莱依最近几年中间先后拍摄的《第四十一个》、《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三部影片，并且把讨论的范围集中在艺术作品如何反映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文章说，“这是因为，丘赫莱依的三部影片，都描写了战争的题材，表现了与战争有关的主题”，“他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和艺术观点，通过他对于战争题材的处理，表现得最为鲜明”。更重要的是，“这些影片中间散发出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气味，正是从艺术领域、从意识形态领域中反映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反映了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政治要求。丘赫莱依的影片反映得比较完全，并且鲜明突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视为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
接着，文章就从两个方面对这些影片进行了批判：一、这些影片是革命战争的忏悔录；二、它们丑化人民，否定人民群众的英雄行为，同革命英雄主义唱反调。文章着重指出，丘赫莱依的反社会主义的影片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这是政治上的现代修正主义逆流愈演愈烈的必然结果。
文章指出，在丘赫莱依所标榜的“苏联新浪潮”的影片中，特别是在丘赫莱依自己的影片中，反复宣传了这样一种思想：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被迫进行的革命战争，是同人民群众的个人幸福不相容的，革命的集体利益是同个人利益不相容的。战争破坏了个人幸福、战争破坏了爱情这一公式，在这些影片中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这些影片抹煞苏联粉碎反革命复辟的国内战争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诽谤这种战争“不人道”，后悔不该进行这种战争。
文章说，“以丘赫莱依为代表的‘苏联新浪潮’的描写战争的影片，几乎每一部影片都是一篇革命战争的忏悔录，一份悔过书。好像这些战争根本不应当进行，好像过去的苏联党、苏联政府领导苏联人民起来消灭白匪军，消灭法西斯侵略者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现在必须通过这些电影向全世界公开作检讨似的！”作者指出：难道说，只因为英雄的苏联人民曾经拿起武器反抗侵略和压迫，这就证明“苏联人民要战争”吗？无怪乎一些现代修正主义的英雄们，恶意地诽谤坚持革命路线、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人民“要战争”，原来他们对于革命的苏联人民，也是这样诽谤和污蔑的！这些英雄好汉，竭力诽谤过去的苏联人民和今天的中国人民“要战争”，以便为好战的帝国主义者解脱责任；同时竭力证明今天的苏联人民除了个人幸福以外，不再渴望任何东西，以便乞求帝国主义者的怜悯。尽管他们完全抛弃了革命的立场，这样虔诚地祈祷和平，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从精神上瓦解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鸣锣开道。他们并不是什么和平战士，他们扮演的是帝国主义卫士的角色。
文章接着说，“现代修正主义者是脱离人民群众、驾凌于人民群众之上的”。“轻视人民、丑化人民、否定人民群众的英雄行为，否定革命的英雄主义——这是以丘赫莱依为代表的‘苏联新浪潮’影片的又一个明显的标志”。
文章指出，影片《第四十一个》把一个女战士置于革命叛徒的地位；同时把白匪军官打扮成一个善良人物，充分发挥了他精神上、智力上的优越感，从而把正面的东西当成反面的东西来表现，把反面的东西当成正面的东西来讴歌，而在影片《士兵之歌》里，我们看到，同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青年近卫军式的英雄相对立，他创造了阿廖沙式的“英雄”。导演绝对避免表现这位青年战士政治上的觉悟和精神上的成长，却大力渲染他的恐怖心理和死里求生的本能，这就使“英雄”的美名成为一个讽刺。在《晴朗的天空》里，导演把个人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冒充为“英雄”。文章特别指出，摄制影片《晴朗的天空》，据说是为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然而，正是那些大喊大叫“反对个人迷信”的人们，却把个人的作用夸大到真正的迷信的程度。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指出：“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却大肆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影片《晴朗的天空》，正是为这样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因此之故，这个在艺术上显然是粗制滥造的影片，仍然受到高度的推崇和重视。苏联最高领导人竟然称赞这部影片是“真实地、从党的立场来阐明那些年代苏联真实情况的作品”，显然是看中了这部作品的颠倒黑白、蛊惑人心的作用。
文章说，“丘赫莱依主要的哲学概念，他所鼓吹的‘苏联新浪潮’的哲学基础，是抽象的、抹煞阶级性的人道主义，实质上是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是用来代替所谓‘没有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根据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立场，在观察生活、观察人的时候，他所采取的基本的哲学观点，是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种人性论是用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的。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来顶换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以丘赫莱依为代表的“苏联新浪潮”，完全背叛了苏联电影艺术的革命传统，心甘情愿地追随在“西方新浪潮”的后面，实际上变成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艺术的附庸。
文章最后指出，这种艺术上的“新浪潮”，是政治上“和平演变”的“新浪潮”在艺术上的反映，同时又是这种政治上的“新浪潮”的一个先锋。换言之：艺术上的修正主义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在艺术上的表现，同时又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的一个支柱。因此之故，尽管苏联人民和苏联文艺界中间许多人对于苏联电影的堕落很不满意，但是这类反动作品仍然得到苏共领导人的赞扬、保护和提倡，而正确的意见却受到压抑。还必须看到：美帝国主义者在世界各地革命风暴的沉重打击下，妄想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刮起一阵“改变之风”，卷起一股“自由之浪”，同他们的反共潮流里应外合；因此不惜采取一切阴谋诡计来策动这种或那种“新浪潮”的出现。美帝国主义头子肯尼迪就曾得意忘形地把某种“改变之风”、某种“新浪潮”看成是他们的潮流，而寄以殷切的期望。但是，他把自己的赌注押在违反人民意志、违反时代发展规律的现代修正主义逆流上，这会有甚么好结果呢？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现代修正主义也并不例外。人民群众一旦认清了这种反动浪潮的真面目，就会激发出无穷的革命义愤坚决打退它。
这一期的《文艺报》还登载了丘赫莱依的文章《他们故步自封》的全文，作为这篇文章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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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国藩同志谈农村档案
冀安
不久以前，我们来到群山环抱、秋色迷人的山庄——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西铺村，访问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王国藩同志。他是建明公社社长、西铺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应我们的要求，就农村档案工作发表了许多宝贵意见。
建立农村档案作用很大
王国藩同志说：“‘档案’这个词儿，在农村好像很新鲜，其实不然。就说我们大队吧，在工作中，哪一年都有不少书面材料，积累起来的一年比一年多。把记录我们工作的表报、账目、会议记录、报告和模范事迹等等保存下来，就是农村档案。人们常说‘口是空，笔是宗’，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各地代表和外宾经常来参观，领导部门经常了解我们公社的发展过程、生产、生活和历史情况等，如果有文字材料，就能准确地介绍出来。看来，农村档案作用是很大的。”
他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是去年的事了。那时，我们开会决定一些问题没作记录，单凭脑子记忆办事。当把事情做好了，有人说啦：‘那次会议我参加来’，‘有我的意见啊！’当事情出了毛病，就不一样了。有人就说‘我没有参加那次会！’不认账，就有建‘账’的必要了，起码要把支部会，大、小队长干部会等重要会议的内容记录下来。这还不仅是个责任问题，也是为了工作方便。有人说记不好，我认为记不好总比不记好，哪怕只记下个名字、日子和研究的哪些道道也好嘛。从那以后，重要会议记录下来了。现在看来，虽不完善，但做过的工作都有账可查了。”
王国藩同志还谈到农村档案的另一种重要作用：“在集体经济组织里，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都需要有本社、本队、本村的档案。拿阶级教育来说吧，我们这个村自一九五二年走上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在这短短期间，我们这里根本改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糠菜半年粮，夜居破草房’的贫困生活。现在我村的情况怎样呢？集体不谈，以户来说，全村一百九十三户，家家都有变化。许多户盖了新房，有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座钟、马蹄表、暖水瓶等，户户有储蓄，有余粮。这是翻天复地的大变化，可是有些青年人忘了过去，忘了本。我们村有个青年，解放前，祖祖辈辈都是扛活讨饭度日，退上百年他家也没有一个识字的。解放了，他爬出了苦海，翻了身，现在承德专科学校学习，休假回来，竟看不起阶级弟兄，同地主富农分子拉拉扯扯，讲排场，闹阔气。他本是贫农出身，填表时却改为中农，在他看来好像贫农不光彩。这样忘本的人，不抓紧教育，就会变质！用什么进行教育呢？用家史、用村史、用社史，而这些史实就需要记录下来存入档案。”
王国藩同志说：“在生产斗争方面也离不了档案。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改进操作规程，搞好经营管理，都要有历史材料作依据。就拿‘小包工’来说吧，一九五七年以前，我们就实行过这种办法，当时有二十多人参加，逐块逐项普查，搞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包工办法，像农活种类、用工多少、工分数量、质量要求等，都有详细的调查和规定。今年我们推广这个办法，就是从档案材料里找出了过去那些方法，参考着制订出新的包工办法。”
档案的范围和管理方法
王国藩同志认为，建立农村档案的内容应该是多方面的。如党的阶级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贯彻执行情况，历次政治运动开展情况，生产和收入分配情况、党团工作、干部变动等，各种基本数字都应有文字记载。谈到建立农村档案的具体做法，王国藩同志介绍了西铺大队的经验和他本人的体会：
一、建立反映本村阶级斗争、阶级变化方面的档案。像土改时期定成分，农业合作化时期两条道路斗争情况，贫下中农委员会名单，社员代表名单等等，都要注意记录保存。西铺村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人冒充烈士家属，有人冒充干部，还有人冒充社员。如中农佟海，富裕中农杜振华，一九五四年农业合作化时期，本来不是社员，他们硬说那时入了社，是当时八十三户社员之一。我们记得他们不是，但又不敢肯定，最近清理大队的档案，翻出了记载当时八十三户社员的名册，上面就是没有他们，这才心中有了底。村史展览中反映阶级斗争、生活变化的材料，多是从过去保存的档案中集中起来的。这些材料对青年社员进行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有很大作用。
二、记录各种基本数字材料，如生产、生活、土地、人口、劳力变化等。这虽然是些简单的数字，有时很有用处。像每年粮食增长情况，畜牧业发展情况，人民生活变化情况，都是领导集体经济的重要依据。
三、关于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材料，以及有关的请示、报告、总结等，也应当存入档案。
四、各种会议记录，如支部会、队委会、小队长会等，特别是干部奖惩材料，要注意保管下来；各种财务会计账目、单据等也应该分别情况保存。
王国藩同志说：“俗语说‘创业容易守业难’，其实档案工作也是这样。农村档案建立以后如何管好，如何使这项工作经常化，是一个大问题。根据西铺大队的经验，首先要固定专人兼管档案工作。所谓兼管，就是以生产为主，拿出一定时间做好档案材料的整理和保管工作。要注意选择政治可靠、热心档案工作的人来做，不要经常换人。其次，要坚持经常，随时随地把重要的事情加以记录和整理，妥为保存。第三，支部要过问这项工作，支部书记要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对于一些重要材料，要亲自检查。
从西铺大队的情况看，在农村建立档案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发展，各种新的制度正在建立形成，档案工作应该及早注意。用时再抓，临阵磨枪，就来不及了。西铺大队由于过去对档案的作用认识不清，重视不够，材料已经散失了一些，其中有的叫人拿走了，有的没有下落，有的虫吃鼠咬或者霉烂了。这件事，各地应当引以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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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把社队档案建立起来
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档案，是广大农民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历史记录，是社、队以至县、区机关进行工作、领导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王国藩同志以西铺大队的经验和亲身体会，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建立和管好社、队档案，已经成为巩固和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各地普遍重视。
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农业，跟在城市建设社会主义工业一样，没有必要的档案材料是不行的。许多公社和大队干部反映，过去的文件、报表、账簿、名册和总结、报告等材料，如果保存下来，做工作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今年年初，有个公社要求各大队制订生产计划，有的大队由于保存了过去几年的有关档案材料，制订计划时就有比较可靠的根据；有的大队没有保存过去的档案，凭记忆办事，制订计划就感到很困难，有些数字需要临时查对，费时费事。这说明保存档案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从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情况来看，社、队档案的作用更是十分显著。有些地方在编写社史、村史、家史，以及举办社会主义教育展览会的时候，充分利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使这些工作做得准确可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的地方由于没有保存土改时期的档案材料，不得不依靠贫农、下中农的回忆传述，而记忆有时并不是很准确的。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请贫农、下中农来讲述自己的苦难经历，当然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这些在旧社会经历过重重灾难和艰苦斗争的贫农、下中农，许多人已经老了，若干年后，就很少有人能讲述旧社会的苦难历史了。为了对我们的后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为了把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斗争记录保存下来，建立必要的档案制度，已经提到公社、生产大队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做好社、队档案工作，首先要求领导重视，其次要有专人兼管。据了解，一个公社一年的文件材料一般不过几百件，需要立卷归档保存的还要少一些；生产大队一年的文件材料不过一百件左右，需要长期保存的大约只有一半。我们认为，建立这项工作并不很难，公社指定秘书、大队指定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干部（会计最合适）兼管就可以了。至于建立和保管档案的办法和制度，各县的档案馆应当给予协助。
在小农经济时代，广大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小规模的农副业生产，绝大多数农民又不识字，他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建立档案。现在，千千万万公社社员依靠自己的集体经济组织，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进行着从根本上改造落后农村的伟大斗争，对于记录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历史材料的档案，有了迫切的需要。由于农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社、队为单位建立必要的档案，也有了充分的可能。我们相信，只要县、社和生产队的领导人重视这件事情，抓紧动手，尽力而为，花上几年工夫，总是可以把自己的档案工作建立和健全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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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方言话剧《李双双》很受欢迎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农村巡回演出队最近在首都用河南方言演出话剧《李双双》，获得观众交口称赞。
这个剧院从一九五九年成功地演出《降龙伏虎》以来，编导、演员一直重视深入农村生活和演出“农村戏”。今年夏天，他们在河南农村排练《李双双》的时候，院长吴雪提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学会“到哪山唱哪山歌”。为了让河南观众看剧时感到更亲切易懂，他们决定试用方言演出。
演员当中虽然没有一个河南人，可是大家怀着一颗为农民服务的火热的心，欣然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们纷纷到社员中拜师访友，白天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给社员演戏，一空下来就帮社员干家务事，随时随地学习和观察社员们的语言和生活风习。在群众热情的帮助下，不到半个月，大家就初步通过了“方言”这一关。演员们还努力在生活中寻找角色的依据，使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有血有肉。为了丰富剧本的语言，他们用心学习河南民间常用的词汇，并且吸收了当地地方戏的一些精彩对白。
《李双双》在河南农村公演以后，立即受到群众的热烈喜爱。社员成群结队去看，有的还举行了座谈会。许多妇女表示要学李双双，男社员也互相鼓励要清除喜旺最初的落后思想。大家都反映说：“这话剧看得懂，听得清，很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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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有浓厚部队生活气息的演出
来自大兴安岭的人民解放军某汽车团战士业余演出队，二十五日晚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剧场为首都文艺界作了一场有浓厚部队生活气息的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这次演出共有七个节目。这些节目战斗性很强，大部分是根据官兵们在执勤中的先进事迹创作的。载歌载舞的四川车灯群《战胜磨盘拉》和表演诗《兴安岭上开晚会》，生动地反映了川藏高原和兴安岭上汽车兵向冰雪严寒展开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小合唱《咱班小伙真带劲》和演唱《兴安岭上汽车兵》表达了战士苦练硬功夫，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运输事业的豪情壮志。四川金钱板《秀才下乡》和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等，则以生动活泼见长。
这个演出队的成员是十三个战士、两名家属和一个图书广播员。十三名战士既是连队的司机、警卫战士、通讯兵和汽车修理工，又是连队的业余文娱骨干。他们经常利用执勤空隙，配合部队中心任务，及时编排宣扬连队好人好事等短小精悍的节目，为在崇山峻岭间分散执勤的战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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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革命歌曲演唱会朝气勃勃
二十四日上午，北京城区和近郊区一千多名工人、学生和服务行业职工在北京铁路工人俱乐部举行了革命歌曲演唱会。
演唱会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歌声中开始。来自十四个基层单位的群众共演唱了近四十支独唱、联唱、齐唱、合唱和表演唱等歌曲。其中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歌曲，也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歌曲，还有工人们自编的歌曲。
北京钟表厂第二、第三车间老师傅合唱队齐唱了《咱们工人有力量》和《社会主义好》，人人精神抖擞，声调高昂。他们在不停的掌声中又肩并肩、手挽手地加唱了《团结就是力量》。北京市第一清洁机械队——处理垃圾粪便的汽车运输队的工人合唱队，接着精神勃勃地演唱了自编的歌曲《我们是清洁工人》以及《工农兵联合起来》等五首歌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北京第一轧钢厂党委书记杨鹤安在乐队伴奏下演唱了他自己创作的《两年一身工作服》和《周德仲拾了三百元》，别有风格，获得了一阵又一阵掌声。
革命歌曲一首接一首地演唱，全场充满了朝气蓬勃的气氛。
这次演唱会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为了交流一个时期以来群众歌咏运动的经验而举办的。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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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牧民热烈欢迎电影放映队。范博摄（新疆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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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红色文艺战士的路
新华社记者 金源清
茶馆散了书，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还不走。他伸手拉住说书人，亲切地说：“杨先生，再见吧！”
“你上哪儿去？”
“上甘肃酒泉。”
小伙子接着说：“幸亏听了你的书，不然我就不想去了。”
说书人名叫杨田荣。这小伙子是一个电工，领导上调他到西北去工作，他想不通。他天天上茶馆听书，正赶上杨田荣说现代题材小说《战斗的青春》。他听来听去，听到许凤、秀芬、小曼在敌人监狱里和刑场上一心一意想到祖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激起了满腔热情，不禁反躬自问：祖国需要我去边远地区，还计较个人得失，实在对不起革命先烈。于是，他决定去酒泉，并且怀着惜别的心情在临走以前来听一场书。
这是评词演员杨田荣说新书教育和感染观众的故事之一。
杨田荣能够在鞍山老市场的一家小茶馆里说新书说出成绩来，主要是因为他自觉地担负起曲艺工作者的时代责任——坚持用反映革命斗争的现代题材作品，教育青年一代和听众。
这位早年只能说历史故事的评词老艺人，花费十年心血练就了一身新功夫。他携带一方醒木、一把扇子、一条汗巾，到处给劳动人民说革命故事。他说过《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旗谱》《红岩》，仅仅大部头的现代题材小说就有三十四部。
杨田荣走上说现代书的道路，是经过一段漫长、曲折的历程的。他在旧社会，十三岁就学艺谋生，替人领路、端碗、捧盘子收钱，跟烧砖工人跑北大荒，饱尝了人间的苦辛。解放后，他读了几部革命小说，觉得自己说过多年旧书，还没有一部能像新书这样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激发了自己的革命热情。他想：新书既然能教育说书的，当然也能教育听书的，从此，便苦练说新书。他从五年前就在鞍山的一家小茶馆里，说起第一部革命小说《铁道游击队》。但是，开始时只有三十位听众。不久，连常来的一些“老书座”也不来了；但是，他仍然不收场。
他想：为什么说新书听众就少了呢？这不是新书不好，而是自己没有说好。从此他就琢磨说新书的门路。他常说：“路是人走出来的，难道暂时说不好新书，就得说一辈子旧书吗？”
转瞬就是五年。这中间，曾经有个别同行讽刺他说，“你要说新书也行，可得等五十年以后。”有的“老书座”也对他说，“杨先生，新书说不好，还说《三侠五义》吧！”一些亲近的人劝他说，“你呀，放着钱不挣，这是为的什么呢？”杨田荣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坚决：“一个艺人老想着钱，就是走资产阶级的路。说新书暂时减少了收入，可是能鼓舞人民前进，这是头等重要的事。”
杨田荣的这种宏愿，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曲艺团的领导同志组织艺人们座谈，向他提供了说好新书的意见。有一次杨田荣说着新书，茶馆窗外有人喊屋里的同伴去听《小五义》，那人回答：“不去，我们爱听革命故事。”又一天，他正说着新书，有人推门进来，一瞧，原来是辽宁省文联主席安波。这一切，都给杨田荣很大鼓舞，他想：茶馆虽小，却是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前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教导下的艺人，应当是革命好汉，绝不能撤出自己的阵地。
这位老艺人为了掌握说新书的本领，下了很大苦功。许多念词、手眼、身段都得重新创造。但是他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差不多每天都在说书，很难抽空到群众中去长期深入生活。尽管如此，他还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和工农兵群众交朋友，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鞍钢的著名老英雄孟泰也成了他的熟人。他有时在农村里演出，还参加劳动，体验农民生活，渐渐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变化，说书时塑造出来的工人和农民的形象，也像个样子了。他自编自说的《老英雄孟泰》，就很受欢迎。
杨田荣过去说战斗故事，听众说：“兵不像兵、官不像官”。他明知《铁道游击队》中的大队长刘洪有“硬骨头”作风，可是说起来就是没有那个味儿。一天，他在街上碰见一个战士，模样和他想像中的刘洪差不多。他看那战士上了大桥，就跟着上桥；战士走老远的路，进了公园，他也买票进公园。战士腿快，他上了岁数，跟得很吃力，一路上观察、模仿战士的举止谈吐、声音笑貌，默记在心。经过不断努力，他重新塑造了刘洪的英雄形象，听来就比过去真实了。
杨田荣说旧书里面的领兵元帅很有办法，可是新书里面的司令员、政委就不那么好说。他听说鞍山市一位副市长在部队当过政委，就常同他接近，体会革命老战士的特点。后来他说《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部长、《平原枪声》里的司令员、《烈火金钢》里的副团长，就比过去更像了。
有些新书描写火车、汽车上的情景，杨田荣就像实习司机似地上车学习。他熟悉老书的“兵刃谱”，但是对新式武器很陌生，于是有时他就向战士打听，还到展览会参观。就是这样，他一点一滴地丰富了说新书的感情和知识。
说新书也要掌握新的硬功夫，口技就是一种。他常常天一亮，就骑上自行车到马市去，听马叫、看马跑，然后躲到公园树林里练功。他现在学的马叫，可以使人听出大马、小马，还能从马蹄扣地的声音里，使人听得出是单匹或是群马。他还学会了用口模仿风雨声、枪炮声、汽车行驶声和开门声。杨田荣幼年学艺，前辈艺人就夸他“眉眼齐动”。他说新书后，在最擅长的眉眼功夫上，也精益求精。
最初，杨田荣说新书总是照原作依样画葫芦，说什么“大地在沉睡”、“冬眠的大地现已苏醒”，听众们常常摇头。他感到，说书和看书不同，非自己加工不可。他加过工的《暴风骤雨》，说起来比照原作念更适合听众口味。杨田荣先后对三十多部现代题材小说加过工。最近，他还同别人合作，创作出一部新书《飞行侦察员》，歌颂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英雄，无情地鞭挞了胆小鬼和叛徒。
杨田荣这几年还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了解当前世界上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力求做到“眼前形势胸中策”。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经过勤学苦练，杨田荣的思想水平、艺术水平都提高得很快，打开了说新评词的局面。现在，他又有了一批听众，人数常常超过传统书目的听众。他为了扩大新书听众，只要有人听，不分远近，有求必应。他听说千山脚下有些人想听新书，可是汽车暂时停开，就骑上自行车，顶着腊月的六级寒风，按时赶到现场。他听说工读小学有些孤儿在节日里要听书，就去讲了革命故事。
杨田荣五年来还天天上广播电台去说。听众纷纷写信赞扬他、感谢他，说他是党的好宣传员。这位受到人民热爱的评词艺人几年来连续当选为鞍山市人民代表，并且在一九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是“五十年”，而是连续说了五年，杨田荣就把革命新书说得誉满钢城，而且好似一块磁石，把许多艺人吸引到红色文艺战士的道路上来了。 （本报作了删节）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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