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知音
宗璞
因为要联系一些事，我到一个理科的系里去找他们的总支书记，但没有见着，说是他不知到哪个实验室去了。我慢慢走回家去，经过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虽枯，却仍然茂密。我从树后转出来，忽然看见一位先生站在山脚下石凳旁边。我走得快，几乎撞在他身上，连忙收住脚步。定神看时，见他穿着一件水獭领子的大衣，身躯不高，却显得挺直健壮，头半侧，露出一个衔在口中的烟斗。看来这是哪一位教授在这里习静，也许在思索什么艰深的科学问题。我想轻轻从石凳那一边绕过去，没走几步，却听到一个声音唤道：“任姐姐！”我四处看，附近并不见有谁会这样叫我，不免有些奇怪。
“你不是任东蓓么？”分明是这位先生在说话。我觉得自己不认识他，更是诧异，站住了看他。正面可以看出，这是一位老教授，戴着家常的厚绒圆帽，露出一点稀疏的全白的鬓角，头很小，脸自然也不大，面色却红润，精神也饱满，他嘴里的那根烟斗，没有冒起一点儿烟。
对了，对了，这是韩伯伯。笼统的说，韩文施先生，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他的这几年的研究成绩，是正式写在书本上的。小时候，我常和他的女儿小丹在一起玩。有一次，乘韩伯母不在家，我们把他家里的世界物理杂志几十厚本，在地上排了一长行，算是火车，找了个旧火锅当火车头，都弄好了，为了谁该头一个开火车争起来，两人都大哭。身材瘦小的韩伯伯从书房里走出来，面色照例的十分苍白，含着并不冒烟的烟斗，对我们说：“谁开火车不一样么？问题是得有真本事作动力，动力，懂吧？好了，不哭了，爸爸来弹琴，你们坐着听。”他便弹起琴来，弹的是《雪橇》这首短曲。他的琴弹得并不好，不过自有一种感人的气氛。抗日战争开始，我们都迁往内地，却不在一个城市。小丹不久便得病死去了。解放后，经过院系调整，我家和韩家在一个住宅区，回家时常碰见韩伯伯，他总是客气地称我作“任姐姐”。后来我很少回家，简直没有见过他。我印象中，他不只身材瘦小，面色苍白，还驼着背，患着极度的神经衰弱，离了咖啡就不能活命。我小的时候，他看去就是未老先衰，我长大成人已久，他却变年轻了，难怪认不出来。
“认不出来了吧？”他微笑，神气很是高兴。
“可到底还是认出来了！”
我告诉他，最近打算在学校住一个时期，刚去找那什么系的总支书记，没有见到。
“哦，哦，你去找石青来？”
好像那名字是石青，我摸摸口袋，想再看看介绍信。
“不用看，”他拦住我。“我就在那个系。这几年，我们成立了不少新系。这石青，很熟了。”
他看着远天。远天一片晴朗，冬日的斜阳，还没有落山。他又看看我，微笑道：“石青这女孩子，曾经三次救了我的命。”
这位大物理学家有些特别的习惯。在他不想说话的时候，可以出神地看着请他说话的不管是什么人，一言不发，直如木雕泥塑。在他想说话的时候，他可以滔滔不绝地演说，哪怕没有一个听众。这时似乎是遇到后一种情况了。他又看看远天，开口说了下面一篇话。
“石青原是我教过的学生。那是解放前了，我教的都是低班课。她和你班次恐怕差不多。她功课不错，但不是最好的，她不大用功，忙着搞学生运动，开会，事情多得很。有一次，我请这一门课的全体学生到我家吃茶，那其实是教授自己搞出来的一种征求意见的方式。当时那些死读书的学生提不出什么意见。像石青这样的好些堂课没上，自然也不好提。大家坐着，僵得很。有个男学生，看见房间里有钢琴，便提议让石青弹琴。石青笑笑，看样子是不想弹，不过因大家都僵坐着，便轻声说‘我弹不好。’就坐下来弹了。钢琴一响，我知道是格里格的一个不著名的曲子。真奇怪，不弹萧邦，不弹莫扎特，却弹这一个，你知道这一个吗？小丹后来也能弹了，她很喜欢，也许因为我自己常弹的缘故。可我不过朋冬朋冬，一点也弹不像。石青弹得很好，她弹过以后，没有说什么，只坐在琴凳上看大家，显然她原没有打算弹琴，也并不想从这里的听众得什么评论。我问她：‘为什么喜欢这个曲子’？她有点窘，迟疑地说，‘好像是喜欢那种追求什么的精神——’我遂把我收集的钢琴唱片抱了一堆出来。她从琴凳上站起来，跑过来看，说道：‘听说韩先生很喜欢音乐，是真的！这一张好。这一张，这一张，还有这一张。’又笑着说：‘像您这一辈的人，喜欢外国音乐的不多。’
“我说：‘我不只受过封建教育，还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又出身于吃洋教的地主家庭，是双料的。’她又有点窘，看来是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天我们几乎开了个音乐座谈会，她对音乐的欣赏感受的能力并不下于对物理的领受学习的能力。我们谈得很投机。以后一个时期，她的学习成绩忽然特别好，简直出类拔萃起来，分明是用了功。我和内人说，要是小丹在，一定也会这样出类拔萃。可是没有多久，她的成绩忽然又下去了，几乎只是中等了。我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她从不上我家来，不像有几个热心留作助教的学生，三天两头往我家跑。
“就这样纳着闷呢，有一天她忽然来了。那是夏末秋初，是一九四八年吧，她来了，神色很平静，可是说出话来却很不平常。她说：‘今天不过是第二次到韩先生家来，就有这样重要的事情请韩先生帮忙，许还会连累您——这几天当局要进行大搜查，校园外面都已经暗行封锁了。我因为爱搞点诗社唱唱歌什么的，也上了黑名单。想暂且在您家里避一避，估计像您这样的，这样的——教授，他们是不会来搜的。’她倚着钢琴站着，眼睛直看着我。我听了她的话，心里有些吃惊，也觉得很安慰，我明白她说‘这样的这样的’意思，是说像我这样从不参加政治活动，学术上也并不著名的老朽之人，当局不会注意。她来，就是说，他们还信得过我。她的活动，当然不只是搞点诗社唱唱歌。对我的信托我从不辜负，何况又是石青。我立即引她进到内室，让内人招呼她，安排住处。内人你是知道的，那时虽已年将半百，而且多年只在家管家务，倒始终保持着一种浪漫主义。她很喜欢石青，并没考虑收留她的危险，倒像是来了客人一般欢喜。我劝石青少搞点政治，多搞点科学，她说：‘我并不劝您少搞点科学，多搞点政治。不过一定得弄明白为谁，为什么来搞科学。韩先生，您是以科学为生命的，您是不是考虑为什么活着？’
“我当时一愣，便说道：‘我为科学活着。’
“她说：‘可我觉得这好像有点悬空，这样我是活不下去的。天地都在翻复，怎么能钻在实验室里？那门迟早会被打破的。’她愈说愈热切，好像迫不及待地把她所了解的革命道理灌输给我。我不说话，空气有点僵，她只好换了话题。
“她来后第三天，各处就传着要抓人，有人来和石青联系，要她躲过这场风头以后，离开学校。这天学校里来了好些警察，还有便衣。搜了学生宿舍和好几处住宅区。听说搜得很彻底，什么角落里都搜到了，大箱子都打开看看，天花板上也打着手电筒照了又照。我想着怎样应付盘问，不免有些紧张。第二天轮到这一个住宅区了，却没有挨家挨户的搜，也没有搜我家。情况暂时松了一些，石青便安排要到解放区去。
“那天晚上情形我记得很清，石青要在第二天绝早天不亮就走，她的同志们决定她穿得愈阔愈好，送来一件蓝地白花的衫子，一件半旧的薄呢大衣，据说这大衣已伴送过好几个女学生了。我对她说，我相信她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不过我还是希望她能搞科学，她会有成绩的，会给人类作出有用的贡献。科学是推进社会的最大动力。我当时说得很简单，她听了我的话，脸上的神色登时严肃起来，严肃得和她的年龄很不相称。她用双手握住我的手，说：‘先生，我这一去，也可能就永远和科学告别了。不过我会永远努力不懈，在阶级斗争中推动世界——我要建设一个好环境，使祖国的科学更发达，使您的梦寐不忘的实验能够进行。’
“‘你还记得我的实验？’
“‘我常想着它。’
“‘希望我们不只在音乐上是知音，在科学上也是知音，’我说着举起咖啡来：‘现在不谈这些了。最希望的是，你平安到达目的地。’
“‘先生，我还想和您说，您千万不要跟着国民党走——’
“‘我从来没有跟过国民党！’
“‘可这是不可能的，您不可能既不跟这个又不跟那个。’她又显出那样天真的神情，若是没有这种神气，我也许会很生气的。
“‘我跟着科学。’我说。
“她不言语。默默地看着我，这时钟敲四点，外面的黑夜稍稍淡了一些，她猛省地说：‘该走了。’她和我们告别，说：‘我不说感谢的话，我们会再见的。’我们开了门，眼看着她沿着院后小路走去，步伐很轻很稳，不一会，她那瘦小的身影被黑暗吞没了。内人忍不住哭起来，我们关了门，对坐着没有说一句话。
“没多久，我就遇到不跟这个就得跟那个的问题。那时局势愈来愈紧，国民党节节败退，他们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搞撤退。有一个国民党内相当得势的官儿，是我留学时的同学。他劝我跟他们到台湾，他说他相信我会搞出点什么。他一定设法给我安排最好的研究条件，对我的实验给予最充裕的物质保证。这本是无需考虑的事，难道有谁还会热中于物价一天几涨，挨家挨户的逮捕搜查么？不能跟着他们跑！可是他说到实验，我竟有点活动。那时在教授当中，只要不是素来反动透顶的，大都已经明白正义是在哪一边，自己应该怎样走，可是我平常太脱离现实，在这个问题上居然还费了考虑。我和朋友商量，和内人商量，结果当然是不去。这么多年也没见安排什么‘最好的条件’，甚至于不充裕的物质保证也没有。倒是石青那几句要使祖国的科学发达的话还是可信的。她那一直往黑夜里走去的小小的身影，我现在还记得很清。能够使人这样舍身以赴的事业，毕竟是有希望的吧。留下的这边砝码上站上了石青的身影，就更加重了分量。
“于是便装病，那做官的同学又来时，我说病体沉重，不便远行。他那天还带了吉普车来给我运书。见我躺在床上，将信将疑，还纠缠了一阵。忽然一个电话叫他马上进城，他放下电话，神色有些慌张，问我：‘文施夫子，一言为定吧，去，什么都唯君之命是听’。
“‘不去！’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那好吧，后会有期！’他匆匆和我们握了手，小跑着往外面走去。
“而此公竟不能和我‘后会’了。他前几年得了神经病就死在台湾。以他那样久惯官场神经十分健全的人还得了神经病，像我这样原就神经衰弱的要是去了，恐怕早也呜呼哀哉了。而你看看我现在！”
他抡动手臂，作出一个太极拳的姿势。又问我，“站得冷了吗？走走吧。”我们便沿着小道缓缓走着。
“很快就解放了。有许多新措施新改革，很热闹。我那时也有苦恼，譬如说研究的时间少了，要开许多会。但这些对我一贯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大的影响。是一九五一年吧，学校搞了一次参加土地改革的活动，特别希望老教授们参加，我可又碰上难题了。不去呢，好像特别落后似的。去呢，我虽然也一般地能说点政治是第一重要的道理，但不参加土改，未必就搞不好物理。再说我要是下乡，咖啡怎么办？失眠怎么办？新的校长对我们挺关心，一再说，不去就不去，谁也不能因为不去就算是落后了，可去呢，一定有好处，不会白去。
“我和内人又商量了几天，眼看明天报名就截止了，我们还思前想后，在凉台上考虑呢。这时有一个纤细的身影从暮色中移过来，走上台阶一看，是石青！她没有怎么变，还是短头发，尖尖的下巴颏儿，笑盈盈地望着我们。内人大声叫起来，一面慌慌张张找手绢儿。石青说她进城后就南下，最近才回到北京，在市委工作，就想来看我们，不想忽然通知她调到我们学校来工作。我和内人都由衷地高兴。我笑道：‘我又该动员你搞科学了。’
“‘可我是来动员您去土改的。’她笑着说，脸上还是带着那种极天真的表情，‘我也去呢。这是多好的锻炼的机会。’
“‘你还没锻炼好么？’我很诧异。
“‘难道人会有好到不需要锻炼的时候？’她也很诧异。
“她说：‘不去倒没关系，不会有人说什么。不过您损失太大了。过去了的运动，以后不会再有了，您放过这样惊天动地的事，看都不去看一眼！走马看花，总比不看好。常年呆在书房和实验室里，也该活动活动了。’又对内人说：‘师母放心不放心？去的人多着呢。’
“她说话比以前流利多了，像个做政治工作的了。说来说去，她的这些家常话，就在去的这面加了砝码。我决定去看看。还带着咖啡和安眠药。
“你也参加过土改，我用不着说了。我觉得真惊奇，好像久居在斗室之中，忽然间，四面墙壁都哗啦啦倒下了，我才看到广大的、现实的世界！我常觉得，我们搞科学的人有最强的头脑，是最聪明的人，这时我才发现我们很可笑！我们成年论辈子钻在物质组成的最微细的部分当中，却把巨大的生活忘掉。看看农村的情况，看看那些只靠科学无法做到的，对社会基础的推翻和建立。也看看地主的剥削，农民的苦难，我想起从小以何为生，不由满身不寒而栗。
“还不想这斗争竟真刀真枪的临到我头上来。本来是不让我们晚上随便出来走的，地主势力想尽办法搞破坏，斗争非常尖锐。可那天晚上我忽然想要和土改团的团长谈谈，我就出去了。那夜月色十分明朗，我循着两边是竹篱茅舍的街道，慢慢走着，不觉又悠哉游哉起来了。正在这时，忽然有一只大手抓住我的衣领，紧接着一根亮闪闪的匕首朝我咽喉刺来！说时迟那时快，猛听得一声尖锐的叫喊，是石青！那匕首停住了，迟疑了，接着把我往地下一推，人就跑了，我模模糊糊听见一阵脚步声响，就昏过去了。
“后来知道，那些反革命分子早计划暗杀土改团里的人，好破坏土改，他们选择了我。他们说我经常一个人胡行乱走，说我吓吓也就死了，好办。还说：‘杀他个搞科学的，让他们给共产党发明玩意！’你看，他们倒知道科学和政治的关系！”
韩伯伯说到这里，显然有些兴奋，停住了。我故意问：“那咖啡和安眠药呢？”
“哦！哦！都扔了，都扔了。至于第三次，是一九五八年。那时，石青已经是我们的党总支书记了。她鼓励我提出我的实验计划。我有了实现自己多年幻想的机会，真是全力以赴，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小时才好。就在我紧张工作的时候，有些人说开闲话了，我实在不知道他们动机何在。他们说我拼命想出风头，说万一出了人命该由我抵偿。一听这些，真有些沉不住气。那时已经快十二点了。可我的脾气是慢的时候火箭也拉不动，急的时候绝缘体也挡不住的。我准备敲上半个钟头的门。谁知到了石青家，灯还亮着，她正在灯下演算习题呢。我把事情一说，她半天没有说话。好一会，才说：‘先生，我真没想到您会为这些话介意。’
“我清楚地觉得自己脸红了，也没有再说话，起身便走。一路上心乱如麻。难道我对自己，对自己的知识，没有把握么？我实在是个软弱的人，每一个个别的知识分子，都是软弱的人……
“次日清早，石青便来了。我们对坐着，半晌，她说：‘党委全力支持这次实验。技术方面的事，我们可以，也必须尽量作得有把握。’
“我忽然想起她在我家住的几天里，那样热心地，雄辩地宣扬自己的真理。这时她却没有说什么多的话，又停了半晌，说道：‘如果一定免不了有危险的岗位，就把它分配给我吧。’她认真地看着我，脸上带着十分严肃的微笑。
“实验不久就开始了。我的命根子——”韩先生微笑着。看见已经到了我家门口，便“哦！哦！”了两声，一手把我推进院门，自己向前走了。
过了两天，是一个温暖的颇有春意的下午，我正在房中看书，听见有人在外面叫“任东蓓！任—东—蓓。”我一面去开前门，一面猜测是谁，这声音似乎很熟悉，却又很陌生，这种叫法，也是十分遥远的了。想不起来了。我开了门，看见一个瘦瘦的女同志，穿着黑色的棉制服上身，蓝布裤子，围着浅豆沙色的围巾，露出一张小脸，年纪约在三十上下，但脸上有一种兴高采烈的天真的温柔神情，脸很白、下巴颏儿很尖，正笑盈盈地望着我。
“你是任东蓓？哦！你戴上眼镜了！你前天来找过我是吧？我是石青。”
“我们——在哪儿见过——”，我踌躇地看着她。
“当然！当然！任东蓓，鬼！鬼！鬼！可记得么？”
“你是谢青娥！谢青娥，大青鹅，想吃芒果不下河！原来是你！”我大叫起来，一把抓住她的手，像小时候那样，两人大笑着一连转了好几个圈子。
就在这几个圈子中，我眼前涌现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那是抗战时期，我在西南一带上小学。因为躲轰炸，学校搬到深山古庙里。我和谢青娥——石青的友谊，就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我们同班同学中，有一个“公主”，是当时当地大军阀的独女。那大军阀在当地和土皇帝一样；那“公主”，把她的同学全当成丫头使唤。我去了，心里有点害怕。我想她要真欺负我，我就告老师。老师当然也不可靠，不过又怎么办呢？没等我计划好，有一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在上晚自习前，大家乘着暮色整理内务。“公主”大概吃腻了从家里带来的珍馐美味，想吃豌豆饼，那是一种用油炸过的豌豆做的小饼，在离这古庙二里左右的小村庄有卖的。她把脸盆往床底下一推，一面说：“谢青娥！你去买豌豆饼！”这时大家都看着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她也是这学期新来的，我平常没有注意过她，只觉得她脸上有一种聪明相，不大爱说话，喜欢念书。“公主”分明是在试这些新来的学生，看服不服管，听不听使唤。只见谢青娥自管叠着自己的被，一声不响。
“你是聋子？喊你，听不见？”“公主”有点生气了。
“喊你做事情！”“你莫装傻！”“公主”的几个“侍从”也响应。
谢青娥叠好了被，慢慢地看了“公主”一眼，便往外走了。她的床位在里边，“公主”的床位在中间。也许那一伙以为她是去领钱吧，都没说话。谁知她走过“公主”的床位，头都没有侧一侧，却加快了脚步，一直往门外跑去了。
那“公主”用力推着最靠近身边的一个“侍从”，跺着脚喊：“追她回来，追她回来，姨娘养的！”这是那一伙小姐们通用的骂人的话。这时舍监进来催大家去上自习了，“公主”当然也不能提出那时要吃豌豆饼，只把一个“侍从”推得几乎摔了一跤。
下了自习，大家都睡好了。“公主”等舍监走了，便猛然坐了起来，一下子把被窝踢得老远。下了床，掏出一大堆芒果来，抱着分给大家，“吃芒果！喂，起来吃芒果，缅甸运来的。莫要出声音！”大家都坐起来了，几个“侍从”高高兴兴地吃着，还叽叽吱吱地笑。一般的同学都闷声不出气，各捧着一个芒果。我也分到了一个，坐在被窝里发楞。
“公主”她们又嘀咕了一阵，忽然一齐唱起来了：“谢青娥，大青鹅，想吃芒果不下河！”一面故意举着芒果，原来她单单不给谢青娥，还跟大家说：“唱呀，大伙儿说！”谢青娥也坐起来了，瞪大了眼睛，下巴颏儿更尖了。她看看大家，用牙齿紧咬着嘴唇，猛然用被蒙着头，又睡下了。
我忽然觉得怒气直涌上来，我手里还捧着个芒果！我也把它举得高高的，大声说：“臭芒果！哪个要吃！”就用力摔了出去。叭喳喳，芒果在屋角摔得稀烂。那伙小姐们都吓懵了，呆了一会，“公主”首先冲到我床前，朝我喊着，“任东蓓！鬼！鬼！鬼！”“打鬼！打鬼！打鬼！”“侍从”们也大叫着拥了上来。我想她们要打我了，便放声大哭。忽然有一双小手拉着我，原来是谢青娥到我床上来了，她那聪明的脸儿上满是泪痕，因为兴奋而格外光彩的眼睛，直瞧着我——。
我看看眼前的石青，还是那聪明的脸儿，因为兴奋而格外光彩的眼睛；再想想儿时的情景，忍不住笑。她大概也温习了同样的往事吧，也笑着，过了一会，才说道：“一转眼有二十年了吧？”
“你这些年怎么过的？我再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原来石青就是你！我们好像是生活在古时候，就不会通通消息！”
“我来学校后到你家来过，可你那时老出差，谁也不知道你在哪儿！”
我们前言不搭后语，乱七八糟地说了许多别后的情形。我提起韩伯伯前两天还和我谈起过她。她说：“韩先生么，他搭救过我。”“可他说是你搭救过他——。”
“那不是我，那是一种力量——你知道吗？”石青微笑，我们的谈话渐渐上了轨道。“他可真是冒着风险救我。国民党反动派大搜查的时候，我在他家躲过几天。他们很担心，为我担心。先生很有意思，他失眠得很厉害，却又一会儿也离不开咖啡。晚上，他叫师母和我去睡，他就坐在客厅沙发上守着，叼着他那并不冒烟的烟斗。后来我动身往解放区去，我就是顺着你们这住宅区墙外的小路走的，那时都是乱草，我还掉进一个水坑里。我过了青龙桥，已经有了曙色。有两个同志在那里等我。我们踩着大大小小的乱石头，走了好久，走到一块高粱田里，正是青纱帐起，一眼望去，绿蒙蒙的。我们钻呵，钻呵，高粱上的露水弄湿了我们的头发和衣裳，因为着急，又一个劲地出汗，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露水。好不容易钻出了高粱田，同伴告诉我，往西北不远，有的村庄已经建立了我们的政权，是我们的势力范围了。我一听就哭了，眼泪流了满脸。你知道我从小没有母亲，而我现在就要生活在母亲的怀抱里了，而且这母亲不同寻常，不同寻常。她是大家的母亲，她的力量会给一切需要的人打开枷锁。我眼前闪过韩先生坐在客厅里的身影，我要让他老人家也认识我的母亲。
“后来解放了，热热闹闹过了几年，新的沸腾的生活填满了时间。后来我又被派到学校工作。学校正在组织去参加土改。我和韩先生一起去了，去的是南方。刚到的头几天，他只坐在人家楼上，捧着本大厚书念，有时抬头看看外面的水田，赞叹道，‘真绿，真绿’。老实说，我真是很不满意他。他的那种漠然，那种冷淡，使我禁不住想知道，在他那过于小而圆的头里，究竟有着多么深的阶级的烙印。后来有一次，我在他住的那家人家楼下开片儿会，一个叫云嫂的妇女述说自己的身世，说她如何被地主霸占，如何在夜里偷偷和自己的亲夫相会，亲夫如何被地主谋害，用布包着头，倒扎在水塘里。她愈说愈痛，不由得嚎啕大哭。这时先生从楼上下来了，站在人群后面，满面怒容，脸色也不那么苍白了。我那时来不及分析先生的情绪，只顾安慰云嫂，叫她慢慢说下去。她后来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哭。忽然先生说话了，手里还紧捏着烟斗，他说：‘这不是普通的加法的问题，这种仇恨，是应该用立方计算的！’声音那么大，连楼都似乎震动了。大家都瞠目看着他。我连忙解释说：‘韩先生是怜惜云嫂的遭遇，他说——’可我一时也想不出该怎样‘翻译’这两句话，把他认为已经是最浅显的话说得更浅显些。先生却坐下了，和妇女们谈起来，他本是南方人，你知道，大家虽然常常瞠目对他，却也渐渐彼此明白了。一个姑娘高兴地说：‘我们以为你先生没有心的，只有脑子，原来你也有心，和我们一样！’
“这话给他印象很深。他把这些天的情形连同这句话琢磨了许久，找我来了，要求像一般青年干部一样参加工作。他也和团长谈了，便和我在一个片。抢着平时串连人，开会通知人，算土地账，写汇报总结，和县上的干部也很亲密。但他不大守纪律，想什么时候出去就什么时候出去，看见月色好，必想抽空出去溜湾儿，飘起细雨，也定要出去走走。那时斗争发展很快，地主反革命势力也在挣扎，在筹划阴谋。我们早得了消息，加强了保卫力量，一再通知不要随便一个人出门。那天夜里，我们开会回来，看见房东嫂嫂气急败坏地跑过来，一把拉住我说：‘先生出去了，不见了！’我们急忙分头去找，正好赶上！
“先生只是受惊了，醒过来，见我在旁边，第一句话便说：‘我明白你说的为科学而科学有些悬空的道理了。因为我们不只有脑子，还有心——我们可要好好搞点发明——。’他的话，正是从心里说出来的。我当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我觉得，母亲正在打开每一个人的枷锁！”
石青停住了，我才想起给她斟茶，一面问：“说是还有第三次呢，到底这次是谁救了谁？”
“什么第三次？”石青有点奇怪。“我们毕竟开始了那个实验。这是在大跃进的旗帜下，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筹划进行的。计划十分周密，准备十分完善。我也在里面找了点事做。我们在基础工作上花了不少时间，现在终于开始了。”
她看见屋角的钢琴，便走过去抚弄着说：“许久不弹琴了。——你知道吗？韩先生在这次实验中说，他从前把这实验当成终身的理想，但现在，这只是大理想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前面的路还长着呢。他这几年的工作真抵得上几十年。”
“也应该用立方计算吧？”我说，一面打开了琴盖。
“你连加减乘除都闹不清楚，还立方呢。”她笑道，坐下来，弹起琴来了。她的手显然是生疏了，但是有一种热情，在琴声里回荡，似乎还是在追求什么，向往什么。
一曲终了，我们忽然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个人，是韩伯伯。他摘了帽子，露出全白的头发，脸却是这样健康的红，真可以说是鹤发童颜了。他笑容满面，说：“好久没有听石青弹琴了，又是这个曲子。我出来散步，循声而至。我奇怪是谁在弹，任东蓓从来不弹这个的。”
石青站起来，说道：“这些年，兴趣改变得多了。简直不曾想弹琴。”韩伯伯看看石青和我，说：“哦！哦！你们原来就认识。”
我笑道：“您没有推算出这一点。”
也许现在比过去更有意思，过去的话题并没久占时间，他们很快谈起了现在的工作、实验和教学；还谈到政治学习和目前科学青年中的一些思想情况。我看着石青站在琴边，忽然想起“知音”这两个字，忍不住说：“韩伯伯，您和石青，好像在政治上、科学上，都是知音了。”
韩伯伯从嘴里拿下了烟斗，想了一下，郑重地说：“我努力。”
“我也努力。”石青紧接着说。
“再弹一个什么吧。”韩伯伯指着琴。于是那追求什么，向往什么的热情和着琴声，回旋飘荡，向校园中，田野里，以及更远更远的地方飞去……
一九六三年二月
（附图片）
王征华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