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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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少奇主席接见金曰龙同志
新华社十七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今天下午接见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曰龙和他的随行人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纯古等。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在成也在座。(附图片)
左图:刘少奇主席和金曰龙同志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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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彭真同志接见一批体育工作者
新华社十七日讯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等北京市党和政府的负责人,今晚接见了正在北京参加今年全国篮球联赛男女前九名决赛各队的领队、教练员、北京赛区裁判长舒鸿和副裁判长以及随队来北京的各省、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和解放军部队体育工作者等。
陪同接见的有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及国家体委有关负责人。
接见后,刘仁等北京市党和政府负责人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篮球运动员们一起观看了话剧《年青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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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固定产销关系 加强农商协作
北京四大菜场常年鲜菜满架
据新华社十七日讯 商业工作只有支持生产、促进生产,才能繁荣市场做好买卖。这是北京市东单、西单、朝内、菜市口四大菜市场总结今年经营蔬菜的经验时得出的结论。现在,他们正根据一年来市场蔬菜销售情况和消费者的意见,积极同近郊菜区人民公社一些生产队研究安排明年春夏菜的种植计划。
往年这个时节正是市场蔬菜品种单一的季节。最近记者在北京四大菜市场上,却看到一片旺季景象。每个菜市场的货架都堆满近三十个品种的新鲜蔬菜,往年这个季节罕见的青韭、韭黄等,现在都有。向来是春季供应的水萝卜等,目前也大量上市。当记者向菜市场的经理、售货员询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时,他们一致地回答说:这是商业工作面向生产的结果。
北京四大菜市场近年来一直把支持生产,促进生产的发展,当作做好商业工作的前提。这些菜市场普遍同近郊区蔬菜人民公社的一些生产队挂了钩,建立了固定的产销关系。他们还派出职工到生产队,经常反映市场的变化和顾客的要求,主动当生产队的“参谋”。东单菜市场今年春天从其他菜站调来的红头菠菜销路很好,秋后就建议同他们挂钩的芦沟桥公社三路居几个生产队多种这种菠菜。他们根据市场的需要,又建议生产队把目前生产较多的油菜、白菜暂不上市,就地贮藏一百多万斤,以便冬季供应市场。朝内菜市场在去年底发现许多顾客喜欢水萝卜,而当时生产较少,市场上的小白菜却有些积压。今年他们就主动建议同他们挂钩的黄土岗公社樊家村生产队多种水萝卜。生产队接受了这一建议,把原计划种植小白菜的地改种了水萝卜,既保证市场的需要,又增加了生产队的收入。这个菜市场还发现四季青公社的一些生产队,去年种花叶生菜较多,而市场销路不畅,于是就建议他们今年多种些黄瓜、茄子、扁豆等,这个建议也为生产队接受了。
前几年,这些菜市场还把支持菜区的生产看作是“帮忙”,现在他们都把这当成自己份内的事,发现生产中有什么问题,就尽力去协助解决。有的菜市场帮助生产队调济品种,增加市民喜爱的蔬菜;也有的菜市场在菜农正忙时节,抽调职工下乡帮助收摘。今年八月雨季,芦沟桥公社大井第七生产队从暴雨中抢摘下大批冬瓜、茄子,但是牲口有病无法运菜进城。同这个生产队挂钩的菜市口菜市场知道后,立即派出职工和两部汽车,帮助生产队把两三万斤菜及时运到市场销售,避免了生产队的损失。同西单菜市场挂钩的南苑人民公社官园、大石桥两个生产队,在八月份遭受一场暴雨,把原来种的茄子、扁豆冲坏了,雨后全部抢种上小白菜和油菜。因此,这两个生产队在十月中旬以后就有大量小白菜和油菜集中上市,最多一天上市近十万斤。但是当时菜市场销售不了这么多,如果不收,立即影响生产队的收入;收下,菜市场销售又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菜市场的负责人对职工说:“生产队受灾后抢种这些菜,很不容易,我们经营有困难也要收购,一定要支持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这是关系到工农联盟城乡互助的大事。”卖菜组马上派出八个售货员,推着菜车,游街串巷地流动售货,在十多天内卖出了三、四十万斤菜。
商业部门这样处处为生产着想,支持生产的发展,郊区人民公社也更加积极地生产蔬菜为城市人民服务。现在,郊区人民公社的许多生产队不仅在安排生产、增加品种方面考虑城市人民的需要,还努力排开茬口,力争均衡上市,让菜市场能够全年卖鲜菜,卖好菜。南范人民公社右安门大队火道口生产队的社员们怕扁豆秧遭霜冻,在夜里到地边用烟熏,并加上风障防寒,使扁豆顺利生长。最近这个生产队摘下大量扁豆送到菜市口菜市场。售货员对记者高兴地说:“往年这个时候扁豆正拔秧,上市量很少,今年却不同了,不仅供应充足,价钱也便宜。”有些生产队知道市场上一时有些菜过多,就主动减少上市量。有时发现一些菜销售较快,又想方设法多供应市场。
据北京市菜蔬公司统计,四大菜市场九月底经营蔬菜的品种比去年同期增加十种到十五种,平均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十四点一。东单、朝内两个菜市场今年一月至九月共销售蔬菜二千二百六十多万斤,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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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后生产力发生历史性飞跃
西藏木犁即将绝迹
国家已供应七十多万件铁制农具。农村耕作技术发展,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增长。
新华社拉萨十七日电 在西藏土地上保持了多少世纪的木犁,现在即将绝迹,藏族农民普遍用铁制农具代替了这种极为落后的生产工具。这一巨大变化,标志着西藏在摧毁封建落后的农奴制度以后,农业生产力正发生历史性的飞跃。
到目前为止,国家已向西藏农民供应了七十多万件铁制农具。民主改革后在拉萨、昌都、日喀则、江孜、泽当和林芝等地新建的小型农具厂,每年也向农村输送数以万计的铁制农具。据西藏农业部门的调查,现在西藏农民不仅普遍使用铁犁铧,连镐、锄、铲等农具都已普遍改成铁质。
早在公元七世纪,炼铁术便传到了西藏,但由于农奴制度的束缚和缺乏钢铁,许多地方用木犁耕地和木制工具劳动的状况,一直继续到一九五九年民主改革以前。那时,许多农民劳动时在腰间插一把长刀,劳动一会,便把木制工具削一削,工效极低,耕作极其粗放。
在崇山起伏的林芝专区,一万零七十九户农户中,民主改革前有铁制农具的农户不到十分之一。近四年来,国家通过商业部门把四万六千件铁犁铧、铁锄、铁铲等农具出售给农民。这里的农具厂还根据山区人民的生产习惯和山区地形和土质的特点,制作了两万多件经过某些改进的铁制农具,受到山区人民的欢迎。现在,这个专区平均每个农户有各种铁制农具六件以上。
在喜马拉雅山的勒布地区,四年多以前还找不到一件铁制农具,人们长期用木棍撬土播种,西藏农奴主们把这里叫作“野人区”。现在由于国家大力扶助,这个地区一百多农户家家都有铁犁铧,每户平均还有五件小型铁制农具。
随着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西藏农村的耕作技术发展了,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在过去无力秋耕的地区,现在有的秋耕三四遍;过去没有中耕习惯的地区,现在也开始松土、锄草。许多过去亩产一百斤粮食的土地,现在亩产四百斤到五百斤。西藏全区粮食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在民主改革后的五年中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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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林区修建公路整治河道
贵州林区修建公路,整治河道,为一九六四年度的木材生产作准备。
目前全省动工兴建的公路有七条,整修的公路有三条,共长一百多公里。这些新修和整修的公路,大部分同公路干线相连接,修好以后,各伐木场的木材就能直接运销省内外。占全省木材产量一半以上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修建的三条林区公路,现在已有两条基本完工。
贵州省的许多林区,都有一些能流放木材的河流横贯其间,可是过去因为这些河流的落差大,礁石密布,没有充分利用。今年各林业部门把整治河道作为林区建设的一个部分。目前正是枯水季节,各地抓紧这个有利时机,积极整治河道。动手较早的铜仁专区,已在锦江、松桃、石阡等河流上炸礁一千二百多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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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砍伐木材十一万多立米
安徽省林区人民公社社员和林业工人正在加紧砍伐下一个生产年度的木材,到十月底统计,已经砍伐木材十一万六千多立方米。
与此同时,全省林区还积极修建公路、板车道,为木材集运作准备。一些流放木材的河道也进行了整治。重点木材产区祁门、休宁、绩溪三县,到十月底为止,已准备下扎木排用的苗藤三十二万八千多根、卡钉五万二千多斤、串柴九万五千多根。
安徽省从十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举行了木材生产会议,总结、交流了今年木材生产经验,安排了明年的木材生产任务。一九六四年,人民公社生产队木材生产比重,将占全省木材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目前各地林业部门和省林业局分布在林区各县的七十一个收购站和一百九十四个收购点,正在积极主动地帮助社队组织劳力,安排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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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林区社员积极采集树种
湖南省林区许多社员正在采集各种树种,为明年植树造林创造条件。目前社员们已采集一般树种三十一万多斤,选留油茶、油桐、板栗、核桃等经济林木种子一百六十八万多斤。
以盛产杉木著名的会同县,十月中旬以来,有近两万人上山采集杉树种子。出产马尾松著名的东安、新田等县,都由技术人员带领社员上山采集树种。除林区外,平原和丘陵地区也积极开展采集树种活动。丘陵区的澧县盐井公社,从十月五日起,每天都有
一万一千多人采集树种。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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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音乐的一枝新花
——访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民族乐队
新华社记者 周长宗 王毓琛
被誉为我国乐坛上一枝新花的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民族管弦乐队,在首都举行了四十场民族音乐会,给文艺界和音乐爱好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新型的民族乐队,在首都音乐舞台上第一次演出,就给人一种非常清新的感觉。在蓝天白云的天幕前,挂着两盏红色的大宫灯;灯下,居中摆着三面描绘着凤凰牡丹的定音鼓;鼓后,二十九面金光闪闪的云锣,高高悬挂在方形的红漆木架上。左侧是高胡、二胡、中胡、大胡等弓弦乐器,右侧是柳琴、阮、三弦等弹拨乐器,在它们后面的高阶上,笙、管、笛、箫,高、中、低音唢呐一字摆开。一眼望去,层次分明,富丽和谐,很像我国宋朝乐队的摆法,真是独具风格。
但是,更使听众惊喜的还是他们的演奏。器乐大合奏《解放军进行曲》,演奏得那么声势磅礴,较之西洋乐队的演奏毫不逊色,而且还另有一种粗犷豪放、热烈亲切的特殊风味。他们的合奏《水库凯歌》、《迎亲人》、《我是一个兵》等,雄壮时那么汹涌澎湃,抒情时又那么悠扬悦耳。一个完全使用我国传统乐器的乐队,能这样成功地演奏表现现代沸腾生活和我国人民英雄气概的动人乐章,不能不使许多音乐爱好者感到由衷的喜悦。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访问了这个乐队。乐队领导同志和乐手们热情地向我们叙述了乐队所走过的道路。这是一条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光辉道路,也是一条发扬我军革命文艺工作传统,充满革命志气和创新精神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乐队的同志经历了不少的艰难,也享受到不少胜利的欢乐。
乐队走上这条道路是在一九五六年。在那以前,他们是一个西洋乐队。那年春天,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了推行音乐民族化、大众化,要求他们先试行改革。三年之内,把西洋乐队逐步改建成一个以中国民族乐器为主体的民族乐队,更好地反映工农兵生活,为战士服务。这个决定,在乐队宣布以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盲目崇拜西洋和坚决走民族化道路的思想斗争。
伟大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照亮了人们思想革命的途程。大家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入座谈了我军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一些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文工团员,多次在战火中体验过民族音乐的艺术力量,亲身感受到广大指战员对它的热爱。那些日子里,他们的思绪经常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月光如水的行军夜晚,有多少次,文工团员的一枝横笛,把千百个战士从盹睡中唤醒;在那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岁月里,一把二胡,又把多少战士聚拢在篝火堆边……。我们的战士是多么热爱自己民族的音乐和乐器啊!在这些日子里,乐队的同志们还常常想起一位老将军。这位将军自小会吹唢呐,红军长征时,走到哪,吹到哪。有一次,将军来到乐队,意味深长地对乐队同志说,一听到唢呐,他便想起长征途中的情景,想起红军文艺工作者时刻注意运用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战士服务的传统。他说:“你们不能把民族乐器丢掉,不能把红军时代文艺工作者的战斗传统丢掉!”将军的话,使不少老文工团员内心万分激动。他们逐渐觉得,总政治部的这个决定是多么正确,要更好地为战士服务,民族乐器不能丢,民族音乐要发展。一些西洋乐器的乐手也逐渐认识到发展民族音乐的重大意义,有人还把热爱民族文化同热爱祖国联系起来,决心适应工农兵听众的要求,为音乐民族化、大众化贡献力量。在取得这样一场思想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乐队进行了第一次改革,除保留少量的铜管、木管等西洋乐器外,中国民间弓弦乐器和弹拨乐器,代替西洋弦乐,正式进入乐队。
广大官兵对于乐队的改革,给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乐队的同志们感觉得到,就是这么一支初步改革后的中西混合乐队,每次为部队演出都比过去完全用西洋乐器演奏更受战士欢迎。战士们说:你们现在演奏的曲子,听起来亲切多了。特别是乐手张长城的板胡、胡天泉的唢呐,每次演出,听众都是三次、五次、七次、八次的欢迎。吹一曲《兄妹开荒》,拉一支《绣金匾》,战士们鼓掌鼓得两手都红了。一九五七年,乐队在云南为边防战士演出,有一支部队冒着雨从百里之外赶来。乐队演奏到深夜,全部节目演完,干部和战士仍在台下不走,要求再从头重演一遍,结果一直演奏到天明。大批山西、河南籍的干部和战士,听着自小就听惯的音乐曲调,满脸洋溢着欢笑。有一次,乐队在滇西北丽江演出后,那些在白芒雪山和玉龙雪山执勤的战士,还向乐师们汇报了生活情况,又一个个向乐师敬酒。战士们说:你们的艺术表演,使我们更爱家乡和祖国。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鼓励。在边疆、海岛部队演出时,来自五湖四海的那些爱拉胡琴、爱吹笛子的战士,更是拉住他们不放,要求他们给予指导,给予辅导。从部队官兵欣赏民族音乐那么神往的表情上,从干部和战士那么热爱民族音乐的热情求教中,许多乐手深夜演奏归来,常常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们觉得乐队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对,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也在变化——在向战士接近。
这时候,乐队先后出国参加了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还到朝鲜、蒙古、巴基斯坦、锡兰等国家进行了访问,以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获得了国外听众的好评。胡天泉的笙独奏,张长城的板胡独奏以及乐队的民间吹打乐,获得了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金质奖章。
一九五八年,乐队进行了第二次改革,取消了全部西洋乐器,建成完全新型的纯民族乐队。可是,新的矛盾接着产生了。我国的管乐,多是高音乐器,缺少中音,更缺少低音乐器。弓弦乐器的音域很窄。弹拨乐器音域虽宽,但缺少嘹亮的高音乐器。整个乐队演奏起来,就显得音量不足,气势不壮,表现力不够丰富。
怎么办?向西洋乐器求救,再走回头路吗?不能!形势要求乐队的同志们必须在艺术上、技术上进行改革,从挖掘、改革和发展我国乐器方面推陈出新,打开前进道路。从老乐师到青年乐手,都动员起来,大家集思广益,开动脑筋。几位民间老艺人首先攻破管乐低音这一关,经过五次试验,制成了一百一十八厘米的低音大唢呐,音响如同山呼海啸。不久,弹拨乐手发现山东民间乐器柳琴,音响嘹亮,经过几番试验,将共鸣箱改小,两弦改为三弦,使音响更高、更脆,从而又攻破弹拨乐高音这一关。一些到曲阜孔庙发掘古代乐器宝藏的乐手,根据孔庙中的九云锣,制成了二十九面云锣。派往数千里外贵州山区的乐手,同苗族匠人一起研究、共同制作,制成了有十三个音节的低音芦笙大筒。它成了乐队的“重炮”,发出的音响有如空谷传声。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的乐器丰富了,音量扩大了,管乐、弦乐和打击乐的高、中、低音,逐渐构成了“群”。民族乐器的职能,也一步步突破了伴奏、独奏、小合奏的范围,第一次能以大合奏的形式,演奏那气势磅礴的《东方红》、《祖国颂》,和那激昂壮烈的《不朽的战士》、《洪流》等舞剧音乐了。
在乐器改革的同时,乐手们也努力提高演奏技术水平。王惠然在弹奏他改革的柳琴时,吸取了三弦的弹、挑、滚、搓,琵琶的推、拉、吟、滑等指法。胡天泉根据弦乐的“揉弦”奏法,发展了笙的揉音,并创造了“喉音”的奏法。一些音乐创作人员也在努力熟悉和掌握民族乐器的性能,研究民族乐器的和声配器的规律,努力创作适合民族乐队演奏的乐曲。
在坚持民族化的道路上,乐队的同志们七年如一日地扎根民间和部队。他们在这两块宽广而肥沃的土壤上吸取营养,成长壮大,发展提高。他们演奏的节目,绝大部分是根据民间乐曲、民歌和地方戏曲改编的;他们自己创作的乐曲,也都保持了民间音乐的色彩。他们派到内蒙古去的人,遍走草原,学习牧羊人唱的曲调;到长白山区,学习伐木者和守林人唱的东北小调;到当年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的渡口上,学习船工的劳动号子;到福建西南部革命老根据地,搜集当年红军游击队的歌曲;在济南,又下苦功学习了山东的地方戏曲和音乐。乐队的鼓手,也到全国“架鼓”有名的临清学过鼓点;弹拨乐手在临沂拜师学过柳琴;管乐乐师访问了江苏徐州著名的唢呐世家,向老艺人学习唢呐牌曲。不断到民间采风,使乐队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有了牢固的根基。他们演奏的节目中,像令人喜爱的《对花》、《大得胜》、《河北花梆子》、《秦腔牌子曲》等乐曲,都是从民间音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提高而来。
乐队全体人员每年还下连当兵一个月,到农村劳动十五天,从战斗劳动生活中,获取创作源泉。在扎根连队的基础上,他们创作了像以慰问团到部队慰问为线索、反映连队丰富多采的生活的大合奏《迎亲人》,描绘勇猛强悍的骑兵战士形象的笙独奏《草原骑兵》等乐曲;并根据民族乐器的特点和在连队生活的感受,改编了《我是一个兵》、《游击队之歌》等这些为广大战士所喜爱的部队歌曲。他们还根据亲身参加劳动的体验,创作了《春暖花开舞曲》、《水库凯歌》、《红旗招展》、《银湖金波》等一连串反映我国劳动人民精神面貌和欢乐生活的民族乐曲。
最近五十多天来,前卫歌舞团民族乐队的演出,已成为首都音乐舞台上的一桩盛事。许多音乐工作者从他们那出色地表现了时代精神和部队气魄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演奏中,进一步看到了音乐民族化的广阔的前程,也从他们那认定方向、不断创新的坚毅精神中受到了启发和鼓舞。大家期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音乐创作上、演奏技巧上、乐器改革上,为祖国音乐的民族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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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秋色
山东省的胶东半岛,是富饶美丽的地方。她面临渤海和黄海,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出产小麦、玉米、花生、水果、鱼、盐等。 
新华社记者 李汉孝摄
上:威海市市区公社陶家夼(音况)大队几年来改造山区的新景象。
中:在烟台渔港,满载水产的船只不断靠岸。港边,工人们忙着翻晒鱼干。
右:陶家夼大队的社员在摘收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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