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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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参加劳动,进一步改善商业经营管理
编者按:我们邀请了北京市五个基层商店的党支部书记、经理,座谈参加站柜台售货的体会。这五位老店员出身的干部,经过几年的实际劳动锻炼,深深感到干部参加劳动,对于提高社会主义商业队伍的思想作风和改善商业经营管理有重大意义和作用。就是像他们这样在旧社会受过苦,接受党的教育的时间较长,有一定的业务水平的同志,如果不经常参加劳动,也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妨碍思想、工作的提高。
现将这五位同志的发言,摘要整理如后。
我们怎样坚持站柜台劳动
中共天桥百货商场支部书记 崔广成
开始认为参加劳动和工作矛盾大。经过学习,端正思想认识;合理分工,建立制度作保证;并作到有计划有目的地参加站柜台跟班劳动,就容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天桥商场是一个中型的综合性百货商场,主要是为工人和郊区农民服务。商场有职工八十四人。
天桥商场在一九五八年向北京市商业职工提出改进工作的倡议以后,服务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有了提高,使各项经济指标和本企业过去相比,有显著的进步。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点七七;费用水平下降百分之零点七;资金周转缩短十六天;利润上升百分之八点四二。根据我们的体会,天桥商场的经营管理工作能够得到改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场的管理干部经常站柜台劳动,比较了解实际情况。
天桥商场的三个管理干部都是店员出身。经理张继斌、副经理赵维新和我,从一九五八年党提出“三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群众参加监督,达到改善经营管理的目的——时起,就一直坚持劳动。今年一月到五月,我们三人平均参加劳动六十八天。四月份平均每人十三天,五月份十六天,六月份增到二十一天多。
起初,我们对参加体力劳动有一些错误想法,觉得劳动和工作矛盾大,行政管理事务很忙,会又得开,哪有时间参加劳动?党支部组织大家学习有关文件以后,我们才认识干部参加劳动是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密切党和群众关系的一项根本措施,于是下定决心走出办公室,到售货柜台跟班劳动。
然而工作和劳动的矛盾是实际存在的,如果解决得不好,就会顾此失彼。我们开始站柜台时,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处理问题,不能安下心来劳动,也影响了工作。后来,我们分了工,平日留一人在办公室值班,其他两人到柜台劳动。不老是坐在办公室开会;必要开的会,事先做好准备,不像过去那样一开会就是半天,干部自己不能参加劳动,也影响别人不能劳动。另外订了一些保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如写劳动手册和劳动日记;每月公布劳动天数;在做计划和总结工作的时候,发动职工对干部站柜台劳动的情况提意见。
怎样坚持劳动,又怎样把工作和劳动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的体会是,要有意识地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有计划、有目的深入业务小组,一面劳动,一面解决小组的问题;二是积极培养小组长,使他们真正负起一个小组的全部责任。
天桥商场有九个业务小组。今年第一季度,我们在劳动中察觉到有三个小组问题比较多,于是决定分头到这三个小组去劳动。食品组售货员之间不团结,由我去帮助解决思想问题。搪瓷组经常完不成销售计划,由张继斌同志去帮助改进工作。百货组手续制度不健全,差错多,由赵维新同志去帮助建立手续制度,加强小组管理工作。有时我们也采取抓重点小组的方法,树立样板,带动全商场。例如每当实行一项新的方法制度以前,先通过典型试验,找出经验,再全面推广。今年第一季度,商场在改进结账方法(由日盘清改为柜台记录)以前,张继斌同志就先到夏凉货小摊试点,然后总结出经验,再在其他小组推广,效果很好。
商场业务组长是第一线的干部,对小组各方面情况都很了解,特别是对组员的工作和思想,比我们了解得多。过去,业务组长主要抓进货和服务态度,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都由党支部和行政领导方面来做。因此,组内的不团结问题,提到了办公室;顾客和售货员有争执,也找到办公室来,使我们忙于应付。我们在业务小组劳动以后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培养小组长的工作能力来解决的。我们提出了业务小组长十条工作内容,要求他们全面地做好小组工作。从此,业务组长的责任心增强了,工作积极性也更高了。有的业务组长对每个组员的特长、脾气、爱好、家庭情况、有什么特殊困难,都了解得很清楚。这样,既能发挥组员的特长,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在遇到问题时,又能主动及时地解决。这对于团结全组人员更好地完成销售计划起了显著的作用。
商场负责干部参加劳动,能把业务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切身体会,到柜台劳动以后,思想工作可以做得更及时、主动。有一次,我和几位老店员在一起随便谈起新职工的问题。有的老店员说:“来也好,不来也好,来了惹麻烦。”原来有些新职工业务知识生疏,售货时弄错了价钱;给老店员增添了麻烦。赵维新同志在针织组劳动,也发现新老职工之间有不团结的现象,主要是老职工态度生硬引起的。于是,党支部特意召开了一次老店员座谈会,讨论了培养新生力量的重要性,又帮助他们分析对待新职工的态度,哪是对的,哪是错的。从此以后,新老职工的关系改善了,老职工耐心帮助新职工,新职工也尊重老职工,并认真向他们学习。
过去,我们很想加强同职工群众的联系,有什么问题就找他们到办公室来谈。可是这样做常常效果不好,甚至引起一些误会。有些人心里就嘀咕:“为什么不叫别人,单叫我?”旁人心里也疑惑:“叫某人到办公室去,大概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样群众和领导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同劳动和同生活中,干部和职工群众同甘共苦,相互之间增进了了解,关系更加密切了。现在,我们在组里售货,职工们对我们无话不说,无事不谈。主动找我们反映情况的人,越来越多。我们随时随地发现了什么问题,也随时向有关职工提出。大家感到很亲切,他们体会到干部并不是“高人一头”,而是跟大家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干部关心群众,群众支持和爱护干部,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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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办公室走进柜台
南小街第五副食品商店经理 崔士魁
我从办公室坚决走到柜台前,经过了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记得一九五八年我担任王府副食商店经理的时候,成天光坐在办公室里处理行政事务或者开会。店里的大事小事全都找到我。王府副食商店有五千多种商品每天至少要进几百种货。进货单通通由我审批一天就得花一两小时。还有什么零星购买啦,什么房屋修理啦,全是我一个人管着。成天忙得昏头转向,职工还对我有意见。
再说会议,就更多了。千条线一根针,上面召集各种会议都要找经理。回来传达、布置工作,也要开会,每月订计划,写汇报,做总结,还是要开会。开会不仅要占用售货时间,还要把营业员、组长从柜台前拉到办公室来。每个售货小组的人手和工作量都是有规定的,一个人去开会,工作就要别人来做。有的营业员说:“经理呀!我人在开会,心在小组。”我没有重视这种意见,反怪不愿开会的人落后。职工们看我成年累月不上柜台,背后叫我是“会议干部”。我心里虽然也觉得不对劲,还没有想到不站柜台劳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下定决心
那时,我想:当管理干部,不就得管着点别人么!因此,在写总结、做报告中,总喜欢表扬这个,批评那个。自以为有表扬有批评,工作总算做得全面了吧!可是,自己没站柜台,没参加劳动,摸不着事情的底细,表扬与批评就很难对头。职工们听我说的事儿不切合实际,心里意见一大堆,有人说,在经理眼中的职工是“能干的不如能说的”。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自己从小受资本家压迫,和职工本是同根生的,怎么不知不觉地彼此之间就有了这一道看不见的隔心墙呢?我想过去资本家叼着烟袋,往柜台里一站,监视着店员。大家都远远地躲开他们,说是“了高的”来了,当心找岔儿。现在,是不是职工也把我看成过去的掌柜的呢?想到这里,我大吃一惊,觉得自己不参加劳动,不和职工打成一片,可不是小事情!这样下去,怎能把党交给我们的企业管好呢?
这时,党支部要我好好吸取过去的教训,发挥工人阶级艰苦朴素的本色,依靠职工,办好企业。一九五八年,向米市大街商店学习了领导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监督、工人参加管理,改善经营管理的“三参一改”的经验,我才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有了一些认识。以后我调到南小街第五副食品商店工作,就下了决心从办公室走到柜台。职工们看我每天一心一意地站柜台劳动,把我当作自己亲密的伙伴,什么都对我说。
一个基层副食品商店的工作,与街道上每一户居民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当经理的要时时刻刻熟悉柜台上的各种情况,譬如本地区的特点,市场的变化,顾客的要求,进、销、存各个环节的问题,职工的思想表现和服务态度等等。要掌握这些活的情况,就得深入到柜台前面,同职工一起卖货,亲身接触顾客。今年三月份,在组织货源的工作中,由于事先没有研究本地区的销售特点,食品水果组一次进了一百五十斤梨脯,副食组一次进了一千四百包干笋条,结果,销路都不好,积压了资金。我在柜台劳动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就设法改进了。
避轻就重
副食行业老有临时的突击销售任务。今年春节,市里分拨给我店一万五千斤肉,要在八天中卖完。一个组四个人,光卖肉,勉强忙得过来;去骨头,就费时间了。过去店里多卖猪肉,不常卖羊肉。因此,职工们剔猪骨头在行,剔羊骨头心里没谱。一只百七八十斤重的猪,十几分钟就能剔完骨头;三十多斤重的一只羊,剔骨头要半点多钟到点把钟。我看到鱼肉组组长盛占仁心里很着急,就到鱼肉组劳动,早上六点钟就和职工一起上肉柜卖肉,晚上剔骨头一直到午夜二时。别的组长看到卖肉的确忙,又看见经理带头剔肉,下了班围上围裙帮着干,组员也自动来参加。鱼肉组职工看到大家来支援,干劲就更大了。这就说明,大伙儿常说的“组员看组长,组长看经理”的话,是大有道理的。干部参加劳动,不能挑轻躲重。咱挑重的难的活儿干,组长组员就不会挑轻的容易的做。大伙儿齐心努力干,困难的任务就不那么困难了;重的担子也不会只压在少数几个人肩上了。
我经常定点到小组劳动,有时也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有目的地去某一小组参加劳动。今年年初,向居民供应三千四百斤食油,卖完后还剩三十四斤。数量虽小,问题可大。社会主义的商店,少给了群众的份量,是很不应该的。可是究竟怎样多出来的呢?谁都不知道。不知道,就不能批评营业员。我带着这个问题到副食品小组参加劳动。我先看看油提子,没有毛病;再观察新职工打油的技术,发现他们提油不正,快慢不匀,心想这里可能有问题。但是,这还不能说问题一定都出在他们身上。于是,我提出练习打油技术的建议,让全组营业员都练一遍。结果,在三个徒工中,有两个提油不准,有亏一钱的,有亏二钱的。一斤亏一钱,一百斤亏一斤;一斤二钱,一百斤二斤,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新职工来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不能怪他们。打油本来很有讲究,旧社会有一种说法:“紧打酒,慢打油”,目的是多赚顾客一点。现在就得反过来,要紧打油,慢打酒。紧打油,滴下的油少,份量足。可是,不同情况,也有不同的打法:满缸要慢些,浅缸要快些,才能保证群众和国家两不吃亏。我请老职工给新徒工讲授打油技术,并让他们实际练习操作。结果,今年五、六、七三个月,我店卖油就只亏七斤,损耗是合理的。把这个问题弄清以后,我在消费者代表会上说明原因,作了检讨,并提出改进措施,请群众继续监督我们。群众很满意,职工的工作热情更高。
不能特殊
我觉得干部参加劳动的态度十分重要。一个干部是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加劳动,在职工眼里是看得很清楚的,对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九六一年春天,我刚上柜台参加劳动,不老老实实卖货,喜欢乱指挥,看到商品存放不对,当场就说;对售货员下胡同卖菜,到什么胡同,卖什么菜和卖多少,都越过组长去指挥。这样,职工工作起来很拘束,组长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影响。有时候我去开会了,组长就等着我回来调配工作,反而耽误了时间,给他们添了麻烦。所以,经理到小组劳动,一点也不能自视特殊;如果觉得自己比小组长高一头,看到什么就说一通,那就会把事情搞糟。在一般的情况下,当经理在小组劳动的时候,售货员多愿听经理的话,很容易使小组长处在被动的地位,甚至增加工作中的矛盾。后来,我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凡是在劳动中发现了什么问题,先记下来,在晚上碰头会上和小组长通通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并且由小组长在小组里提出来。此外,干部站柜台时,对一些小事,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比如站柜台,就要穿上工作服,带上号码章,便于群众监督;离开工作岗位,要向小组长请假,不能要来就来,要走就走,随随便便。那样,就会给职工以不好的影响。
站柜台劳动,对工作大有好处。许多业务问题和思想问题,都可以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解决。
这几年,就是这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扎下了干部参加劳动的根子。我们希望在今后的劳动中进一步密切联系实际,团结职工,争取不断改进商店的工作,更好地为人民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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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有甘当学徒的精神
中共春元楼饭馆支部书记兼经理 高自悦
在参加劳动中要完全放下架子,虚心学习,才能真正和职工打成一片,并激发他们更高的劳动热情
我是从煤铺里当徒工出身的,一九五九年调到春元楼饭馆工作。春元楼是一个中型的普通饭馆,设有正餐部、小吃部和加工厂,共有从业人员六十五人,经理二人。
一个卖煤工人到饭馆工作,是“从锅底下一下跳到锅上头”,对业务一窍不通。因此,一开始我就只好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处理行政事务,听汇报;对业务工作,组长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拿不出自己的见解,更伸不上手。工作做不开,自己很苦恼,职工也有意见。个别职工在背后议论:“高经理老坐办公室,听汇报,‘官气’可不小!”听到这句话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想党是派咱来做人民的勤务员的,可不是派咱来当“官”的呀!咱怎能老坐在办公室中指手划脚?在此以前,我老把“外行”两字挂在脑子里,原谅自己不参加劳动;现在一想,党把企业交给咱,要咱管好,可不能老当外行了,必须赶快学会业务,变成内行。于是我决心放下“架子”。到生产劳动中去学习。
我们饭馆分制造、白案、服务、消毒四个组。我想,前三个组干的都是技术活,只有消毒车间还能插上手,自己只要不怕脏、不怕累就成。实际上,消毒车间的劳动,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盘子和碗在开水中煮沸五六分钟以后,温度都在六十五度左右,工人们一下就拿出来了,咱就不成,手怕烫。这时,有的职工就说:“经理,这个活你干不了。”这句话对我是一个不小的刺激。我想:这个活干不了,别的更干不了啦。我坚持干了一个月,在劳动中,锻炼了基本功,增加了体力,进一步体贴到了职工的疾苦;还协同职工,解决了盘子碗损耗率过高的问题。
为了提高饭馆的服务工作质量,一九六○年八月,我到服务组参加劳动。开始,我想到要身穿白工作服,手端饭菜送到顾客面前,心里有顾虑:既担心服务技术不好,又怕遇到亲戚朋友,面子上不好看,还怕顾客提出问题,自己答不上来。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认为这还是怕失掉经理“身分”的缘故;困难虽有,只要依靠老师傅,虚心向职工群众学习,什么技术不能学到手呢?我先去找服务组的马清珍老师傅,请他收我做徒弟。谁知马师傅开口就说:“什么徒弟呀,你是经理嘛!”我诚恳地向他解释说:“我不能当挂牌经理。要是不懂业务、不懂技术,怎能办好企业呢?”马师傅听我说的在理,才收我做徒弟。开始,我只是帮助老师傅收收餐具,找找钱。谁知收餐具也不轻巧,一天做下来,好像搬运过一、两千斤重的东西,手乏腿酸,很不好受;后来慢慢习惯了,才好一点。老师傅看我熟悉了一些业务,就分出一张小桌子,叫我独立负责。上桌,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实际上也不容易,光有体力不行,还要熟悉心算、口算、看盘算钱(什么盘子盛什么菜,都是一定的)等业务技术。到我看的桌子来的顾客,大都吃一菜一汤,事情比较简单;但我有时还是算不出账来。尤其是在业务忙的时候,心里一急,账越算不上来,有时还失手摔碎盘子和碗。有的老师傅直率地说:“经理呀!你在旁边看着,给我们指点指点就行了。你做领导工作够费脑子了,参加劳动再费脑子,那还受得了吗?”为什么老师傅不严格地指点我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我是真学还是假学。我一方面努力学习业务,一方面再三地向他们征求意见。他们看我真心诚意,不是装样子,就耐心地教我。比方端汤时,我老怕把碗摔了,很紧张,手使劲拿着碗,大拇指都泡在汤里了,既不卫生,又烫手。老师傅告诉我:越怕越拿紧,越紧越烫手,越烫越爱摔,要使巧劲,轻轻地托着,大拇指翘起来,又省劲又不烫。我觉得职工也把心交给我了,学得更起劲。
通过劳动实践,我深深地感到,只有完全放下架子,虚心学习,才能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激发群众更高的劳动热情。今年三月,我到白案组(制造主食)参加劳动,发现做一屉饱子的时间比往常缩短了。什么原因呢?我从反面想了想:是不是有些职工看见我来了就勉强多干点?后来,我和汤惠老师傅聊天,顺便扯到做饱子的时间缩短的事情。他说:“领导上不怕热,不怕累,跟我们一样干。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大家都想尽量多干一些,手底下稍微紧一紧,活就干得快了。”我在消毒组、服务组劳动时,也有同样的感觉。职工的这种实际行动,使我更深地认识到领导干部放下架子到劳动中去的重要性。
在劳动当中,我还有一点很深的体会,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一定不能自视特殊。有一次,我在前堂劳动时,看见业务不太忙,想回办公室去。可是,又一想,业务越是清闲,越要精力集中,如果自己不起好的带头作用,精神涣散,势必对服务员产生不好的影响。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前堂劳动,有人送给我两张电影票。我顺手接过电影票,一看时间离下班只差半小时,就对副经理穴学智说:“走,咱们看电影去。”刚走出门口,我一想不对头,不到下班时间,怎么可以放下工作不管?职工们能在上班时间随便出去看电影吗?我赶紧转了回来,一直坚持到下班以后,才去看电影。可以从这两件小事中检验一个干部是否真正放下了架子,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我时时用这两件小事来鞭策自己坚持劳动,好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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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中共瑞蚨祥布店支部书记 张鸿富
干部店员一起寻找问题根源,改进售货制度,把出售棉布损耗率指标降得更低
北京瑞蚨祥布店,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在全国有许多分店。
我十几岁就到瑞蚨祥学生意。解放后,我当了干部,后来担任布店的支部书记。这一来,就不常到柜台去,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职工群众。一九五八年,商店的党和行政管理干部开始到小组售货。去年,店里实行了干部定时定组参加售货劳动,建立了劳动手册。从此,干部参加劳动才做到经常化。今年上半年,商店主任周华庭平均每月劳动十六天以上。我平均每月劳动十五天多(副书记、副主任都不脱产)。
瑞蚨祥的棉布合理损耗率,过去在本行业中一直是先进的。国家规定百分之一的损耗,我店从来没有突破过。干部参加售货劳动,发现各种棉布损耗有多有少。如花布零卖的多,损耗比较大。据实际测算,大约一匹布(三十米)损耗九寸;剪斜纹布起码是做一件衣料,损耗少,一匹布只损耗五寸到六寸。平均棉布损耗率在百分之零点六左右,不会超过百分之零点七。但是,这个问题一直被“一手交货一手收款”的不合理的售货制度掩盖起来了。本来这个制度有保证售货简便、迅速等好的一面;但也有不完备地方。如售货员每晚结账,一季度盘点一次,只要钱和货的数字大体相同,不超过规定的损耗,就算达到要求了。它容易使职工在思想上形成忽视经济核算观念。反正是肉烂在一锅里,一律向高的看齐,等于无形中提高了损耗率,使国家资财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过去职工经常向干部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站柜台劳动,才下决心摸了一下,果然问题不少。我们组织职工认真讨论了社会主义的商店要不要手续制度?要什么样的手续制度?要不要把国家财产管好?讨论结果,大家认识到旧的手续制度过于繁琐、重复,应当坚决改革,建立科学的手续制度。各小组规定了不同的损耗率,后来小组又建立了复尺制度,专门检查服务质量。合理损耗,以前超过百分之一才算差错;现在,我们店的职工,自动提高了标准,损耗超过百分之零点七就算差错了。
有一个时期,商店党支部向职工提出的这样要求:“人人身披皮尺,量体售布”。我们提出这个要求的目的是合理用布,替顾客节省开支。但是,有些售货员不这样做。我们没有进一步了解问题何在,反而责怪他们。我作为支部书记去参加售货,当然要披上皮尺了。这样问题就来了,自己虽说是店员出身,顾客问起尺码一般都知道。可是要做到见什么量什么,就不那么容易。一次有个顾客要做件皮猴,让我给量量。这可把我难住了,最后还是请教老师傅,才度过难关。经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才理解到有的职工不愿身披皮尺,并不是他们思想落后,而是有实际困难。支部提出这个要求以前,没作调查研究,事后,又没有帮助职工克服实际困难,支部这一要求自然就脱离群众了。以后,我们请了服装加工场的老师傅给大家讲课,问题才彻底解决。
通过参加售货劳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了。我有一个老朋友是在一九三九年一道来瑞蚨祥学生意的,那时吃饭睡觉都在一起,师兄师弟的关系非常亲密。我当了干部,不和他经常在一起,感情慢慢地变了,总觉得他落后,见面也没有什么话可说。这个老店员看我这样,更躲得远远的。我参加售货劳动以后,才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干部只有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真心实意地参加劳动,虚心向群众请教,才能成为管理社会主义商店的真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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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售货场最便于了解营业情况改进工作
中共王府百货商店支部书记 邵育才
一个中型商店,日常的大量的工作都与进销存货有关。干部领导这些活动,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售货场进行,才能及时解决问题
“王府”是一个中型百货商店。过去,我们干部很少参加售货劳动。去年十一月,我们学习了天桥百货商场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下了决心参加售货劳动。
从此我们经常和顾客直接见面,了解了很多自己过去坐在办公室里听不到、看不见的问题,打破了一些老的概念,进一步改进了企业的工作。过去,我们对库存有一个看法:“有货不愁客”。现在,商品多了,这个概念就要打破,要靠真本领做买卖。有一次,我们看到塑料腰带好卖,一下进了一千二百条,可是这种货的畅销季节快过去了,结果变成了滞销货,积压了国家资金。有的售货员喜欢给商品扣“滞销品”的帽子。凡是被扣上帽子的商品,就被放在一边不管了。我们发现一个商品好销不好销,在一定程度上与售货员会不会做买卖,有很大关系。例如从前质量比较好的衬衣同质量一般的衬衣分在两个柜台卖,摆布不明显,销售不多。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和老职工一块研究,决定把两种衬衣合并在一个柜台卖,同时把各种式样的衬衣各挑选一件,挂在柜台里边,便于顾客作比较。结果,销售额显著增加,过去一个月只卖四五千元,七月份卖了二万五千元,销售额增加了四倍。
我们在劳动中深深感到,商店的干部必须对市场形势和顾客心理有切合实际的了解,并且要亲自指挥,进货才能对路。今年七月份,畜产品公司生产了一批原毛的衣裤,那时虽不是畅销季节,我们仔细分析后,认为这种纯毛织成的衣裤比绒衣绒裤结实,当时正值暑假,来往旅客多,是会有销路的。开始试销,果然卖了一部分。我们在现场观察,发现这种毛衣摆在柜台里,没有引起更多顾客的注意,就在橱窗里陈列出来,重点介绍。销售量比以前增多,但还没有达到畅销的地步。我们接着又观察分析,原来顾客在买这种能穿多年的毛衣裤时,想多挑选几次;而我们柜台上的售货员少,应付不过来,影响了交易。于是,我们把这种货分放几处销售,尽量让顾客挑选。这么一布置,八月十一日一天就卖了二百一十件,十八日又卖了二百件,超过了我们的预计。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如果干部不亲身到现场劳动,光靠坐办公室听小组汇报,就不可能指挥售货员做好售货工作。
百货商店有一个老说法:“金九银十,六、七、八月晒柜台。”我们同职工一起售货,共同商量研究,认为社会主义的商业市场,完全不同于旧社会的市场,只要细致地做好进货、销售等项工作,就可以打破这个老生意经。事实正是这样,我们商店今年六、七、八月的销售额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资金周转,比去年十一月加速了三分之二。主要是我们不断改进了进、销、存的关系。过去对市场情况了解很少,就盲目进货。因此去年积压的商品,约占总库存的百分之二十五。后来又不敢大胆进货。
盲目进货和不敢进货,都是因为对时时变化着的市场情况胸中无数,以致进销脱节,各不相连。我们站柜台劳动以后,对市场情况、销货对象和季节变化,感觉比较灵敏,随时和采购人员研究,使进销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积极组织货源,打主动仗,效果很好。今年夏秋之交,商店打破惯例,进了二百条毛毯,销得很快,就是一个例子。
一个中型的零售商店日常的、大量的工作,都与进、销、存有关,而这些经营活动,大部分都在售货场中进行。我们通过售货实践,加深了这种认识,从而更主动地参加劳动。今年一到五月,我和商店经理(副经理驻上海采购)每人每月平均参加劳动二十一天。六月份经理虽脱产学习了十二天,还参加劳动十四天,我也参加了十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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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劝业场煤业中心店党支部书记冯荫庭,原是送煤工人。他当了干部以后,一直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这是冯荫庭(中)同工人在一起装煤球。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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