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六周年
《马来亚箴言》月刊发表的文章
新华社十三日讯 伦敦消息:《马来亚箴言》月刊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六周年》的文章,全文如下:
全世界又将庆祝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各地的男女都将回忆、重温、怀念和继承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革命精神。
自从十月革命的炮声在四十六年前震撼了全世界以来,发生了许许多多事情,但是最重大的一件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论证明是正确的,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向社会主义和平转变”的思想证明是错误的。
就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列宁和以他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不仅受到公开的敌人——国内外的垄断资本家——的攻击,而且还受到形形色色的假革命理论家和修正主义分子的攻击。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付公开的敌人要容易得多。自认不讳的魔鬼,就识别他们这一点来说,毕竟不会引起政治上的问题,也不构成判断上的问题。但是,一个在道貌岸然的牧师的伪装下出现的魔鬼,就提出了远为棘手的课题!
二月革命和以后
在列宁听到俄国国内有种种企图使革命斗争半途而废、要人们实际上就把二月革命作为最终目标的活动的时候,他正在瑞士。列宁写道:“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第一次革命已经爆发了。这第一次革命大概不会是最后一次革命。这第一次革命即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这第一阶段大概不会是我国革命最后一个阶段。”(列宁:《远方来信》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列宁接着说:“在战争开始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主义者,如德国的大卫和谢德曼之流,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格沃兹迭夫之流,老早就在拼命骂革命家的‘幻想’,骂巴塞尔宣言的‘幻想’,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口号的‘梦想性’了。他们百般颂扬,认为资本主义似乎表现出了力量、生命力和适应性,——正是他们这班人帮助过资本家在各国工人阶级中间培养‘适应性’和驯服性,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阶级。”
列宁无情地揭露了那些骑在革命派背上而一到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时刻就背离革命派而且还拉走别人的懦夫、取消派、追求官职和见机行事之徒的“理论”。他们不懂得二月革命和及其先行事件是连续的革命过程,应当把它作为争取建立工人阶级政权的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来理解、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他们的脑子和心房都是和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而为列宁所奋力以求的伟大目标不合拍的。假革命派就是那末一块料,他们不可能也不会认识国内或者国际的形势,即使这种形势生动而具体地摆在眼前,有利于把有限的目标转变为全面地推进无产阶级事业,有利于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列宁指出一九○五年革命的特点和教训说:“第一次(一九○五年)革命深深地翻松了泥土,根除了世代相传的偏见,唤醒了数百万工人和数千万农民去参加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使俄国社会中一切阶级(以及一切主要政党)彼此表明了并且向全世界表明了它们真正的本质,表明了它们的利益、它们的力量、它们的行动方式以及它们的当前目的和将来目的的真正相互关系……”
有些人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也就是说,在工人阶级最后夺取政权以前,参加在这种革命中的工人必须盲目地支持资产阶级。列宁对这种人说:“只要对建立工人武装这一事业给以帮助或至少是不加阻挠,——那末俄国的自由就不可战胜了。……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赞助资产阶级”——取消派营垒中一钱不值的政客们这样说。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
列宁对当时革命斗争的国际形势的估计也是同样明察秋毫和一针见血的。他曾经不得不和这样一批人展开论战,他们认为,由于小资产阶级自身的利害关系,或者是因为“由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所谓共和国代替了沙皇的帝制”,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已经改变,因此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只能够是支持或者利用。
“我们要善于向群众说明,战争底社会政治性质,不是由个人,团体以至某国人民底‘好意’来决定的;而是由进行战争的那个阶级底地位,那个阶级底政策,即战争所继续的政策,由现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个经济势力,即资本底联系,由国际资本底帝国主义性质……来决定的……
“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三月的俄国革命,是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的开始。这次革命作了停止战争的第一步。但只有第二步,才能保证战争的停止,这第二步就是:国家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手中。这将是全世界范围内‘冲破战线’的开始——冲破资本利益战线的开始,只有冲破这条战线之后,无产阶级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惨祸,给人类以稳固的和平幸福。”(《我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底任务》)
有两件事情显得特别鲜明和突出:(一)工人阶级和工农政党即使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同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限的合作的时候,也必须不断地揭露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骗局。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积极地、有原则地发展和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来夺取政权。(二)资本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帝国主义的“阶级政策”的“继续”,无产阶级(即全世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冲破”资本的“战线”,“无产阶级”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惨祸,给人类以稳固的和平幸福”。
此外,为了保证争取(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二)获得稳固和平这两个目标的革命斗争的原则在实践中不受损害,列宁一再要求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同当时到处兜售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国际主义”相对立。他说:
“现在只有懒汉,才不宣誓相信国际主义;就连沙文主义的护国派,就连普列汉诺夫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就连克伦斯基也自称为国际主义者了。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尤其必须要十分明显地、确切地、肯定地用真正的国际主义去和口头上的国际主义对立……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这就是竭诚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不除外地帮助(以宣传、同情和物质来帮助)所有各国中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帮助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线。”(《我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底任务》)
走向“十月”的道路
只要列宁稍微容忍一下取消派和修正主义者的借口、辩解和诡计,革命者的队伍中必将普遍出现混乱,走向“十月”的胜利道路就会被堵塞,就会发生(得到沙皇被推翻以后的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善意”支持)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的反革命。在我们的时代,当社会主义阵营连同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对帝国主义占决定性的优势的时候,那些所谓大人物和“显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却在垂死的帝国主义吹起第一阵风的时候就吓得浑身发抖。只要记取这一点,就会懂得:取消派和修正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要在革命者的队伍中散布恐惧和混乱就更加容易得多了!
一些懦夫叫嚷说:我们受到世界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的包围。另外一些人叫嚷说:我们是孤立的,在我们国内还没有赢得多数。取消派出谋献策说:推迟这种“冒险主义的”革命吧。“和平”过渡主义者也嚷嚷说:你们正在把我们投入内战。列宁驳斥这种种懦怯叛逆的胡说时,像一把闪闪发光的利剑直刺下来:
“我们的革命正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这次危机是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增长的大危机,同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对这一革命的斗争同时存在的。我们党的负责领导者肩负着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完成这项任务,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有完全破产的危险。目前的局势是:拖延就等于自取灭亡。”(《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省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列宁并没有说:我们受到世界帝国主义的包围,因此我们决不能发动起义以免引起一场世界大战。相反,他认为世界帝国主义对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动的进攻,是一个必须予以应付和猛烈反击的挑战。列宁当时并没有这样来谈革命运动:把它收起来吧,你们在制造紧张,星星之火就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相反,他把俄国内外的革命运动,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斗争的一部分。
列宁并没有说:不要这样干,让我们同帝国主义者和平共处吧。相反,他对“旨在扼杀俄国革命的帝国主义的和平威胁”采取了蔑视态度,同时提醒注意,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作出的把“武装起义提上日程”的决定的推动者。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
工人和农民中的大多数、革命士兵和海员以及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所有其他正直的人们,都如火如荼地起来响应列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号召。取消派、资产阶级议会派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集团的追随者信誉扫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通令”,成了对革命是否忠实的试金石。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那么辉煌和巨大,它震撼了世界,它的炮火声像雷鸣般地响彻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引起了革命的回响,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
这个“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列宁提供了答案:“问题在于只有从庸俗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观点来看,这才是‘怪事’,……布尔什维克所以获得了胜利,首先是由于他们得到了无产阶级绝大多数的拥护,其中包括无产阶级最觉悟、最坚决、最革命的部分即这个先进阶级的真正先锋队的拥护。……其次,布尔什维克不仅有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拥护,不仅有在反对机会主义的顽强的长期斗争中经过锻炼的革命先锋队的拥护,而且在两个首都还有——如用军事术语来说——强大的‘决战主力’。”(《十月革命及其意义》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同考茨基以及其他机会主义分子所炮制的“万应药”有着多么天差地远的不同!列宁这样严厉地抨击他们:“机会主义者老爷们,包括考茨基分子在内,嘲弄马克思的学说,‘教导’人民说: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普选权争取多数,然后根据这种多数投票表决取得国家政权,最后在‘彻底’(有些人说:‘纯粹’)民主制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
“而我们却根据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说:
无产阶级应该首先推翻资产阶级并把国家政权夺归己有,然后利用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阶级的工具来取得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同情。”(《十月革命及其意义》)
斯大林,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和领袖
在列宁的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有史以来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尽管有着巨大的困难,外国干涉者的军队还是被彻底打败了。
列宁逝世以后,列宁的亲密战友斯大林在将近三十年的时期里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进行了如下的最艰巨的工作:(一)从内战和外国干涉者遗留下来的混乱和废墟中重新组织和重建国家;(二)执行一系列惊人而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包括发展一支强大的、第一流的、现代化的无产阶级军队,现代化的工业(重工业、中等工业和轻工业)和现代化农业,多方面的技术和教育设备,以争取更大的进步;(三)准备和领导苏联进行反对武装的法西斯匪徒的伟大的胜利斗争;(四)领导苏联从法西斯侵略所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同时,领导全国人民从事战后的社会主义发展,不仅弥补了法西斯破坏所造成的发展减慢的大距离,而且使苏联跨进了最先进的技术——包括核技术——的新领域。如果不是那么一个巨人,就会对从事这样的事业和担当这样的责任望而生畏!
的确,在这风风雨雨的三十年里,随时都可能发生不利——非常不利——于苏联的事情,因而不利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苏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战胜外国干涉者之后,很长一段时期,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受到其它国家的政府的包围、抵制、名副其实的封锁。它不断受到世界帝国主义和国内右倾和左倾破坏分子的围攻,以致于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证券交易所里,人们天天幸灾乐祸地期待苏联的“迫在眉睫的崩溃”。
拯救了苏联,使它成为世界上的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不但能够打倒法西斯匪徒(因为,用丘吉尔的话来说,粉碎法西斯战争机器的是苏联军队),而且能够帮助解放和在战后建立东欧和中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强国的是谁和是什么呢?
只有按照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者的形象塑造的党和人民,只有坚韧不拔地致力于日常以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全国人民的任务的领导,才能如此出色地完成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要求他们作为神圣的任务来完成的一切事情。
斯大林写道:“再其次,沙皇制度不仅是帝国主义在东欧的看门狗,而且是西方帝国主义底代理人,它从巴黎和伦敦、柏林和布鲁塞尔得到借款,而从人民身上榨取几万万卢布来缴付利息。……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国主义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及中国等等勾当中最忠实的同盟者。谁不知道帝国主义大战是沙皇政府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进行的呢?谁不知道俄国是这次战争底重要角色呢?……西方帝国主义是否能不预先试用自己一切力量来和俄国革命拼命斗争以图维持和保存沙皇制度,便会甘心丧失像旧时沙皇资产阶级俄国这样一个在东方的强大支柱,这样一个富有人力物力的来源呢?当然不能!
“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谁想打击沙皇制度,谁也就不免要动手打击帝国主义;谁起义反对沙皇制度,谁也就必须起义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谁要是真想不仅打破沙皇制度,并且还要完全铲除沙皇制度,那末他实行推翻沙皇制度时,也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于是,反沙皇制度的革命就与反帝国主义革命,便与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起来,而且一定要转变为反帝国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俄国革命不能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它不能不在一开始发展时就具有国际的性质,因而也就不能不根本震动世界帝国主义底基础。”(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列宁和斯大林的整个领导,不断维护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精神和实践像一条金色的线贯穿在苏联政策的各个方面。不管多么弱小的被压迫民族,不管规模多么小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得到充分和坚决的支持。斯大林写道:
“最重要的殖民地和依赖国已经走上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资本主义底危机;发展国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底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联合为一条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共同战线;如果不建立并巩固共同革命战线,那末发展国中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胜利,而被压迫民族就不能从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如果压迫民族中的无产阶级不直接而坚决地援助被压迫民族底解放运动来反对‘祖国’帝国主义,那就没有可能建立共同革命战线,因为‘压迫他族人民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恩格斯)”。
这一切,同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看作是只能接受施舍的保护对象——言下之意也就是美化了的奴隶——的老牌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大国沙文主义或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自封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深深打上资产阶级烙印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大的不同!
反对左倾和右倾的斗争
反对左倾和右倾的斗争——维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斗争——是同十月革命的胜利进行分不开的,正像它同今天和今后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各种活动分不开一样。列宁为反对当时的修正主义进行了不断的斗争。他用下面的话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策略:“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摘自列宁著:《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斯大林在揭露托洛茨基主义时嘲笑它过高估计“我们敌人,即资本主义底力量;它只看见资本主义恢复底可能,而看不见有用我国力量来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斯大林领导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这种左倾的斗争,同时同右倾机会主义作了无情的斗争,因为它“看不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危险……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底规律,因而很轻易地向资本主义让步,要求降低我们工业发展底速度,要求宽待乡村和城市中的资本主义分子,要求把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问题推到后面去……毫无疑义的,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结果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底革命阵地,提高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起来的机会。”(摘自斯大林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现代“右倾”和左倾的典型例子使在社会主义领域里显示出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背叛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队伍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清洗,解散了党,建立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个联盟迅速地打出了“民族共产主义”的旗号——这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直接对立的。不仅如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开始抹煞在工农业中残存的阶级斗争规律,从而为在城乡恢复资本主义和地主势力开辟了道路。在铁托集团背叛南斯拉夫工人阶级运动的同时,整个国家也通过“援助”和军事“联合演习”向帝国主义的渗透敞开大门。到一九四八年,显而易见,南斯拉夫已被出卖,不能再把它留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大家庭里。在这一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都赞成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开除出去并且揭露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正确地着重指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宣言警告说:“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莫斯科声明中,修正主义又受到毫不含糊的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一九六○年莫斯科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声明)
“十月”精神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不妨在这里提一提,就在一九五八年七月,赫鲁晓夫同志当时曾经说过:“南斯拉夫人士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所有其他兄弟党的深刻的原则性的批评。各党在领导机构的决议中和党报的文章中,都采取了谴责这些观点的明确立场,十分注意于批判地分析这些观点。这是很对的。”“南斯拉夫人士口头上说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实际上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一件外衣,来迷惑轻信的人,使他们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想从工人阶级手中夺取最锐利的阶级武器。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是在帮助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以换取贷款,帝国主义者因此夸奖他们那种‘独立的、超集团’的政策,反动势力在利用这种政策以图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
还应当指出:就在这一切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已经在私下里和铁托集团“接近”。事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签字后不久(苏联共产党也在上面签了字),赫鲁晓夫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铁托分子叫作“社会主义者”、“同志”等等,在一阵指挥棒的挥舞下,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共产党领导机构都起来攻击中国、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共产党所采取的大家一致同意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立场!
事实上,苏共和中共分歧的整个问题比中苏关系问题含义更为深远。这是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那些想宽容修正主义、甚至鼓励修正主义的人,同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精神以进行反帝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真正的持久和平的人之间的分歧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绝不容许放弃或忽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支持现代修正主义,绝不容许使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从属于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和平共处”,绝不容许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例如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或者向一个资产阶级侵略国(尼赫鲁的印度)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来反对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而苏联领导人把这种事情全干出来了,而且还不止此。
可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当乌云消散的时候,在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辽阔的国土上必将重见光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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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非洲妇女领袖阿玻鲁斯夫人谈访华观感
中国人民真诚同情非洲被压迫人民
尼日利亚动力党领袖奥比赞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九日电 西南非洲妇女领袖阿玻鲁斯夫人今天在这里说,她最近访问中国时所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人民在过去的斗争中和目前建设中的自力更生精神。
阿玻鲁斯夫人最近从中国回到这里。她向新华社记者谈访华观感时还赞扬中国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以及中国在各项工作中依靠群众的原则。
她说,中国人民以简单的武器开始,进行了极其激烈的斗争,随后又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功地建设起自己的国家。
她说,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帝国主义者认为不可能取得的成果。“现在,他们正在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满怀信心地展望着未来的巨大成就。”
她说:“群众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已经觉醒,知道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她说,在中国,无论在哪里,在人民公社的工厂或每一幢简单的房屋里,她所碰到的人都是正直、质朴和真诚的。他们非常真诚地同情仍然遭受着殖民主义者压迫的非洲人民。
她说她看到中国人民非常热爱和平,她强调指出:“只有把帝国主义从世界上铲除掉,才能建立和保持真正的和平。”中国阐明和主张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引向和平的正确道路”。她说:“说帝国主义者和压迫者希望和平共处,这只是撒谎。”
她对中国姐妹和人民对西南非洲人民的友谊表示感谢,并且说:“通过斗争中的共同努力所建立的友谊是永恒的。”
她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给了我们的斗争以很大的鼓舞。”她说:“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表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群众一旦觉醒,并且团结起来,那末毫无疑问,敌人必将被击败,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她在谈到西南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时说:“我们对自己的斗争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敢于斗争的人民定将赢得最后胜利。”
新华社阿克拉十二日电 拉各斯消息:尼日利亚动力党领袖契克·奥比博士八日在尼日利亚的乌穆阿希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人民正在全力以赴地清除几世纪以来美国和西欧帝国主义带给他们的苦难。
契克·奥比最近才从中国访问回国。他谴责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过去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剥削。他赞扬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在中国政府领导下的团结一致。
他说,在科学、技术和民族意识方面,尼日利亚有许多可以向中国学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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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技合作代表团离开北京去索非亚
新华社十三日讯 以中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中国组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魏震五为首的中国科学技术合作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索非亚。代表团是前往索非亚出席即将举行的中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七届会议的。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农业部副部长蔡子伟等。
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斯托伊切夫等也前往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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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贺龙副总理参观万隆市
新华社万隆十三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元帅,在西爪哇省省长马舒迪上校等人陪同下,今天上午在万隆市访问。
马舒迪省长在早上拜会了贺龙元帅,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随后,他们参观了著名的独立大厦——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的会场。贺龙副总理在会议厅里说,对亚非民族独立运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他说,万隆精神照耀着全世界。马舒迪省长说,维护万隆精神是我们的职责。贺龙副总理还参观了万隆的一家国营奎宁工厂和市内的一座游泳池。贺龙副总理参观了市容后,中午同西爪哇省长等人共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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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宸欢宴坦噶尼喀客人
新华社十三日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总司库、国民发展公司主席、国会议员、计划发展部部长斯瓦依。
南汉宸主席和斯瓦依部长在宴会上先后讲话,他们一致祝贺中坦两国的贸易和友好关系获得不断发展。
斯瓦依部长在讲话中谈到,他几年来就一直希望着能够访问中国,而这次他到了中国,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说,他和他的政府都认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无可争议的事情。他还说,坦中两国人民有着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的日益紧密是对两国人民有利的。
出席今晚宴会作陪的,有李烛尘、黄镇、卢绪章、高云屏、杜干全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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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卫生代表团去越南访问
新华社十三日讯 由团长、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率领的中国卫生代表团一行六人,根据中越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执行计划,今日乘火车离京去越南访问。
到车站送行的,有李德全、钱信忠、崔义田、曹瑛等。
越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黄北也到车站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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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塔·罗德里格斯和夫人。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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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一月十三日,陈毅副总理接见日本冈山市和平友好代表团时和寺田熊雄团长握手。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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