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爬山涉水把精神食粮送到农牧业第一线
各地新华书店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
今年一月到九月,有关阶级斗争的读物、革命小说、农业科学技术等书籍的发行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左右。
新华社十二日讯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把许多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农牧业第一线。
今年一到九月份,发行到农村去的图书,和去年同期比较,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左右。《血和泪的回忆》、《三代人的脚印》、《万恶的地主阶级》和《农村阶级斗争知识讲话》等阶级教育的通俗读物,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九月底,已向农村发行了一百五十多万册。学习雷锋、介绍雷锋事迹的十几种图书,已经向农村供应了五百万册左右。优秀文艺小说《红岩》,在每一个县,多的发行了两三千本,少的也有六七百本。《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朝阳花》等小说,过去在农村已发行过相当的数量,今年适应农村需要,又发行了十多万册。普及科学知识和介绍农业技术的书籍、中小学生用的工具书,以及有关业余文艺活动的资料,发行到农村的数量也都有很大增加。
各地新华书店今年普遍加强了农村图书发行工作。许多书店扩大和充实了农村流动供应队伍,改进了服务方法。图书供应人员不只是赶集市、赶会场、串学校,到人们集中的地方去设摊卖书,还到边远的山区、林区、牧区居民分散的地方去流动供应。河南林县新华书店今年曾派出流动供应队到以前从没有去过的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四方堖生产队去供应图书。甘肃武都县新华书店的供应人员曾经翻过七座大山,渡过三十二条河流,步行七百七十里,给汉王、三河等十四个公社送书。新疆昌吉、木垒、玛纳斯等地书店还抽出少数民族干部,带了图书到天山牧区的各个公社、牧场、牧业大队去为那里的读者服务。
流动供应人员到农村后,常常深入田间参加劳动,和干部、技术员、回乡知识青年、俱乐部骨干一起生活和学习,了解他们的爱好和需要,帮助他们选购图书。湖南临武县新华书店流动供应人员,给农村读者讲《星火燎原》、《红岩》等故事,引起人们阅读革命小说的兴趣。湖北枣阳县新华书店,组织了社会主义教育服务组,到社队供应有关阶级斗争的读物。山西武乡县流动供应员,到韩北生产队活动的时候,发现生产队的羊群犯了跛足病,他们回到书店便连夜翻阅有关养羊的书籍,找出了载有防治跛足病方法的《养羊学》,第二天送到生产队,及时帮助社员治好了羊病。哈尔滨阿城县书店下乡的人员,听说双丰公社拖拉机站急需《农业技术手册》,便特意回书店,当天从几十里外打了一个来回把书给读者送去。流动供应人员的这种服务精神,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赞扬。他们每到一个公社、大队,读者们都热情地招待住宿,帮助他们挑书、摆摊,有时还主动地协助进行宣传。
今年,新华书店还在全国较大的农村集镇上,和供销合作社合作建立了七千多个售书点,在北京、上海等二十八个大中城市设立了邮购部,为农村和边远地区的读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今年以来经由供销社发行到农村去的图书,几乎占全国农村发行量的四分之一。今年第三季度经由邮购部发行的书籍比第一季度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第2版()
专栏:

让孩子在农村的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
北京许多烈士家属老干部老工人高级知识分子和家庭妇女鼓励子女务农
据新华社十二日讯 记者傅军报道:北京市许多青年学生的家长,积极支持和鼓励子女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锻炼自己,作出贡献。他们把这看做是知识青年的一条光荣的革命道路。
这些青年学生的家长中,有革命烈士家属、老干部、军官、老工人、教授、工程师、演员和家庭妇女等各方面的人。
被人们尊称为“革命妈妈”的陶承,最近热情地鼓励今年刚从高中毕业的孙女欧阳卫林到农村去。当她听到孙女说要去参加农业劳动的时候,她满心欢喜地说:“你想得对,有志气,我就喜欢这样的好孩子,代代都走革命道路。”她指着为革命事业光荣牺牲的她的两个儿子欧阳立安和欧阳稚鹤的像片对孙女说:“你大伯、五叔过去在革命斗争中,都是哪里最需要就到哪里去,今天在农业战线上又是一场新的革命,那里需要大批的知识青年,你应该学习和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到农村去。”欧阳卫林得到她的鼓励,更加坚定了。临行前,陶承又叫孙女带上《我的一家》和她写的另一本书《祝福青年一代》,并且勉励她时时刻刻向雷锋同志学习,到农村后要努力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做一个好的农业战士。
最近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中,有些人是元帅的孙女,部长的儿子,大校的女儿。他们的父母都有较长期的革命经历。这些老干部都教育子女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到艰苦斗争的地方去锻炼,去为人民造福。
许多老工人在党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鼓舞下,更是把青年人能够参加农业战线看作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有三十多年工龄的退休老工人陈德寿,最近女儿到农村参加生产去了,他高兴地把学校给女儿戴的“劳动光荣”的大红花,同他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获得的先进工作者奖状挂在一起。这位在旧社会受过苦难、今天度着幸福晚年的老工人,在女儿临行的时候,再三嘱咐她不要忘记过去,要以主人翁的态度,用自己的双手把国家建设好。青年学生李凤的父母都是服务行业的职工,父亲在旧社会拉过三轮车,受过日伪特务的毒打,当他看到到农村参加生产的女儿戴着“光荣花”回来的时候,激动地说:“你们今天参加劳动去,又戴花,又欢送,我们过去做梦也想不到。你一定要听党的话,好好干。”一位头发花白的居民石老太太,当人们问她“你孙女离开家到乡下去,你放心吗?”她脸上堆满笑容说:“这回是新社会,到哪里我都放心。”老人家还亲自给缝了一个“针线包”,并且在上面绣上了孙女的名字:“赵秀春”,当作心爱的礼物送给孙女。
过去,一般知识分子常常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现在,许多大学教授、科学家也都教育子女热爱劳动,鼓励子女到农村参加劳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廖辅叔和讲师丘扬华担心女儿参加农业劳动的要求不被批准,曾经几次向学校表示,希望能让女儿到农村去。廖辅叔给女儿送行的时候,还用自己的经历来勉励女儿说:“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是党早已指出的道路,我在党的教导下,走这条道路,终于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几十年才找到这条道路,你们走上这条道路比我们早,也一定会比我们走得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玮瑛,一年前把儿子送去参加农业劳动的时候,在亲戚朋友中间曾经引起一些议论,现在人们看到青年人在劳动中得到锻炼,各方面成长得比较快,大家都肯定“这条路走对了”。
许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之前,家长们还送给他们《毛泽东选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雷锋日记》《把一切献给党》以及其他有关青年修养的书籍,希望他们好好劳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第2版()
专栏:

安徽现代剧目创作日益增多
今年年初,安徽省文化局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安徽分会联合召开了现代剧目创作会议。以后,省一级和芜湖、滁县等四个专区又相继举办了编剧人员训练班,抽调各地的编剧干部和业余作者一百多人进行短期轮训。许多艺术部门的领导干部还到各专区和县举办讲习会和报告会,帮助编剧人员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安徽省各级文化艺术团体,今年以来,已创作上演了四十多个现代剧目。
安徽省文化局还轮流组织各地方剧团到合肥演出。每次演出期间,都专门为他们组织编剧、导演、音乐唱腔、舞台美术等各种座谈会,邀请省内知名的艺术工作者提意见,帮助他们提高艺术质量。在七个剧团已经演出的十一个现代剧目中,大家认为,芜湖市庐剧团的《审椅子》,巢县庐剧团的《一件棉袄》,宿县淮北花鼓戏剧团的新型喜剧《卖鸡》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当前农村各方面的巨大变化和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的精神面貌,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


第2版()
专栏:

枣阳曲剧团坚持为农民演戏
湖北枣阳曲剧团上山下乡为农民演出了大量有教育意义又有一定艺术水平的现代戏,深受群众欢迎。
这个曲剧团常年坚持为农民演戏,走遍了全县十四个区七十五个公社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生产大队。几年来,他们演出的现代戏有启发农民阶级仇恨的《三世仇》,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滚河风暴》,反映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春风吹到诺敏河》等一共九十三个剧目,其中有二十六个已成为剧团的保留节目。
为了提高现代戏的演出质量,他们每排练一个新剧目,都采取非常认真的态度。演出效果最好的《三世仇》的排练过程便是一个例子。为了演好这个戏,剧团首先在演员中组织回忆对比,进行阶级教育。老艺人纷纷控诉在旧社会受的痛苦。剧团的支部书记给青年演员董万勤讲地主压迫农民的故事,并且让她到乡下访贫问苦。演员们把自己的阶级仇恨融进剧情和人物里,成功地创造出各种角色。


第2版()
专栏:

龙岩山歌戏实验团下乡采风
福建省龙岩山歌戏实验团在向群众采风和学习的基础上,创作和改编的一些大、中、小型山歌戏,受到观众的好评。
革命老根据地的福建省龙岩地区,地方小调丰富多采。当地人民当年唱着山歌欢送自己的亲人去参加红军,同时又唱着山歌欢迎得胜归来的子弟兵。用山歌来鼓舞人民斗志、歌唱人民胜利的革命传统一直流传到现在。龙岩山歌戏实验团自一九五五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组织团员到群众中采风和虚心向农民歌手学习。几年来,他们采集到民歌和革命山歌一千多首。他们运用这些资料,创作、改编了八十多出密切结合当前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大、中、小型山歌戏,受到观众的好评。其中《陈容嬷》、《高山仑上一枝梅》、《龙川夜渡》等已连续演出了五六十场。


第2版()
专栏:

辽宁曲艺演员说唱新书
辽宁省评词、大鼓演员最近举行座谈会,交流坚持说唱新书和好书的经验。
座谈前组织了四场观摩演出,演员们演唱了自己拿手的新书段。其中有东北大鼓《毛主席来到十三陵》、歌颂雷锋的西河大鼓《永记心中》、评书《桥头镇》、《许云峰赴宴》、《夺印》等二十多个优秀节目。这些节目反映出辽宁曲艺界编演新书的活动日益开展。
解放以来,辽宁省曲艺工作者,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说唱了许多新书,如《杨树山翻身》、《姚大娘捉特务》、《陈忠拒贿》、《战斗英雄黄继光》等,对听众起了鼓舞教育作用。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各地陆续编演了长篇新书,先后上演了《林则徐》、《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二十多部。演员们不仅在书场、茶社说唱新书,还主动把新书送到农村、工厂、工人宿舍和学校中去。北票县矿区曲艺团,在深入农村演出的时候,先劳动后说书,受到了社员们的赞扬。
(据新华社讯)(附图片)
左图:湖北省民间歌舞团农村演出队,在生产队演出。 陈 倪摄(新华社稿)


第2版()
专栏: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结束
男子单打冠军——张燮林;女子单打冠军——林慧卿;
男子双打冠军——许大皖王雪坤;
女子双打冠军——林慧卿郑敏之;
混合双打冠军——余长春周一玲
新华社上海十二日电 一九六三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五个单项比赛的全国冠军今天晚上在上海产生。
著名的上海直拍削球手张燮林以三比○(二十一比七、二十一比九、二十一比十三)战胜了最后一个对手——贵州的王家声,获得男子单打冠军。
另一名上海横拍女选手林慧卿经过五局激战,以三比二(二十一比十六、十三比二十一、十三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六、二十二比二十)淘汰了北京选手王健,获得了女子单打冠军。
获得男子双打冠军的,是北京的一对后起之秀、二十一岁的许大皖和二十岁的王雪坤,他们以三比一(二十一比十八、十二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五、二十一比十四)战胜了上海的余长春和余永年。
上海选手林慧卿、郑敏之以三比○(二十一比十六、二十一比十一、二十一比十六)战胜了四川选手马光泓和何运富,取得女子双打冠军。
上海选手余长春、周一玲以三比○(二十一比十七、二十一比十八、二十一比十三)战胜了另一对上海选手张燮林和林慧卿,取得了混合双打冠军。
比赛结束以后,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宋季文等向获得各项比赛的优胜者发了奖。其中获得各项冠军的代表队和个人得到了“流动奖杯”。这种奖杯是国家体委今年第一次设立的。在这次锦标赛中获得优胜的队的教练——北京的王锡添、岑淮光,上海的王传祺、薛伟初、杨永盛、刘国璋也获得了奖状和奖章。
这次锦标赛是从十一月三日开始举行的。在此以前,北京男子队和北京女子队双双获得了男女团体冠军。
我国著名乒乓球选手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韩玉珍、梁丽珍等共十一人因前往雅加达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没有参加这次锦标赛。


第2版()
专栏:

邮电部发行新运会纪念邮票
新华社十一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将在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期间发行一套纪念邮票。
这套邮票一共有五枚。第一枚邮票画的是一位正在踢足球的运动员,第二枚是一位正在投掷铁饼的运动员,第三枚画着各种不同肤色的人携手前进,象征新兴力量大团结,第四枚是一位正在做入水动作的游泳运动员,第五枚是一位体操运动员正在表演。


第2版()
专栏:

中国艺术团到香港演出
新华社香港电 中国艺术团一行三十二人,在团长骆文、副团长于亚声率领下,于十日下午乘火车从广州到达香港。
这个艺术团包括许多在我国负有盛誉的民族乐器演奏家、民族歌唱家和民间舞蹈家。其中有演奏家刘天一、刘德海、阎海登、孔建华,青年舞蹈家赵青、欧米加参、刘凤、高小麟,青年歌唱家王玉珍、郭颂,青年女评弹演员杨乃珍等。
在车站欢迎他们的,有邀请这个艺术团来香港的香港丰年娱乐公司代表孙城曾,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李冲和香港音乐、曲艺界知名人士梁以忠、刘润鸿等多人。大家热情地与艺术团团长和团员一一握手,一队女童向艺术团人员献了花。
中国艺术团不久前曾到日本访问演出一个多月,于十月二十七日回到广州。他们从十三日起在香港演出。


第2版()
专栏:

拉萨河畔一片荒滩变果园
新华社拉萨十二日电 拉萨附近拉萨河边的一块荒滩正被开辟成为苹果园。
这片近两百亩荒滩上栽种的一万六千多株苹果树,是去年夏天拉萨市人民政府农牧局用从内地运来的树苗种植的。经过一年多的培植,这些树苗大都长得很好。这是第一次在西藏高原上较大面积地栽培果树。
拉萨河谷海拔三千六百多米,但接受日照的时间长,气候也较温和。过去,在罗布林卡和一些封建贵族的住宅里就生长有苹果、桃、杏等果树,只是数量少、品种差。那时,这些稀少的果树被视为禁品,劳动人民连树旁都不能走近。
西藏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尝试栽种从东北和华北地带引进的果树苗。一九五六年四月,前来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典礼的中央代表团,曾带来几百株苹果、梨、桃等果树苗,中央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还曾亲手把果树苗栽在拉萨农业试验场新辟的果园里。当年栽的苹果树去年有些已开始结果,梨树也开了花。
在江孜专区的亚东县和山南专区的朗县、加查等地,这几年也栽种了一些果树。


第2版()
专栏:

黄岩蜜桔上市
据新华社杭州电 甜美多汁的黄岩蜜桔进入了采摘旺季。采摘的第一批黄岩早桔,已开始供应市场。
在浙江省黄岩县澄江两岸连绵五十多里的桔园里,绿叶丛中果实累累。人民公社的男女社员正忙着采摘黄熟的桔子,并按计划卖给国家。当地的二十多个桔果加工场的工人们,夜以继日地挑选和包装鲜桔,分批运往各地。


第2版()
专栏:

在美蒋掠夺下的台湾农业
申万起
在土地肥沃、气候温暖的台湾,由于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残酷掠夺,农业生产日益衰退,台湾农民也日益贫困和破产。

台湾经济主要是农业。过去,台湾不仅盛产稻米、蔗糖,而且杂粮和油料作物的生产也基本上可以自给。其中稻米和蔗糖每年还大量输出。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以后,在不断加强对蒋匪帮的控制和进行经济渗透的同时,竭力摧残台湾的农业,使台湾在政治上、经济上更加依赖美国。
为了实现这一阴谋,美国连年来以“经济援助”为名,向台湾大量倾销小麦、杂粮等剩余农产品。
蒋匪帮《中央日报》四月二十二日的消息说,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美国共给予蒋匪帮“经援”十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其中剩余农产品占六亿三千万美元。另据台湾报纸报道,最近两年,美国在拨给蒋匪帮的一亿五千多万美元的“经援”中,剩余农产品占了九千多万美元。这些数字表明,美国给予蒋匪帮的全部“经援”,有一半以上是以倾销剩余农产品的方式提供的。
台湾报纸还透露,自从美国向台湾大量倾销剩余粮食以来,蒋匪帮“为配合美援政策”,对台湾的粮食生产不断采取“抑制措施”。去年十一月,美蒋刚刚签定了一项七千一百万美元的剩余农产品协定,蒋匪帮便把台湾今年度小麦、甘薯和玉米等的生产指标降低,其中小麦产量指标竟降低百分之五十以上。台湾主要粮食作物稻米,尽管蒋匪帮一再吹嘘“增产”,但至今实际年产量仍停滞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一百七十多万公吨左右,小麦和杂粮的产量更年年下降。据《征信新闻报》八月三日报道,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台湾从美国进口了二百○六万公吨小麦,另外还进口了大量杂粮和黄豆,进口粮食总额达三百六十多万公吨,使台湾由粮食输出地区变为美国倾销剩余粮食的市场。
当台湾不得不依靠美国剩余农产品过活的时候,美国便把剩余农产品当作进一步控制台湾的一种经济手段。例如:今年年初,美国无故拖迟小麦交货日期,使台湾的米价在二月间上涨了百分之十;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停止在“剩余农产品”项下供应黄豆,台湾的食油供应几乎中断,油价在三月间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四,迫使蒋匪帮只得另以外汇向美国作“紧急商业采购”。
美国还极力抑制台湾的主要出口物资蔗糖和其他热带作物的生产,逼迫蒋匪帮放弃向美国和日本输出蔗糖“赚取外汇的政策”,改为以“输出凤梨、洋菇或其他农产品”为主。由于美国限制台糖进口数额并压低价格,台湾种植甘蔗面积被迫逐年减少。当蒋匪帮将凤梨、洋菇等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以后,美国又限制这些农产品的进口数量,并压低价格,同时从菲律宾等地收购大量的香蕉、凤梨向日本输出,同蒋匪帮争夺市场。美国这些措施,使台湾出口农作物的生产遭到严重摧残,其中尤以对蔗糖的打击最重。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蔗糖过去最高年产量曾达一百四十万公吨,而去年仅为七十二万公吨;今年又将比原计划减产百分之十点七。蒋匪帮输出蔗糖的外汇收入在一九五七年还有一亿一千万美元,到去年下降为四千六百万美元,致使主要依靠输出蔗糖及其他热带农产品换取外汇的蒋匪帮,更加依赖美国。
此外,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驻台湾“美援公署”和另一个经济侵略机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还以大量贷款和投资直接渗入台湾农业。据台湾《中国经济》月刊报道,早在一九五七年,美国资金在台湾农业资本总额中,就占百分之二十点六。这些美国资本大都以高利贷、买青苗和控制农田水利工程等方式,剥削台湾农民。

蒋匪帮除了帮助美国侵略者掠夺台湾农民以外,也对台湾农民施行着残酷剥削。
蒋匪帮逃台后,把台湾农民已开垦和未开垦的一部分荒地划为“公有土地”,又从大地主手中“征收”了一部分土地,分别以高价出售给农民,美其名曰“土地改革”,而台湾农民却为此交付了六十六亿多元台币的地价。据《征信新闻报》七月十八日透露,十年来,许多农民因为付不起高昂的地价,又将“土地售出者,已达百分之二十”。蒋匪帮在这次欺骗性的“土改”中,搜刮了大量钱财,许多大地主在获得优厚的地价以后,乘机把土地资金转向高利贷。
蒋匪帮榨取台湾农民的花样极其繁多。《台湾银行季刊》不久前报道,蒋匪帮逃台后到一九六一年,对农民的“田赋征实”提高了五倍。去年,又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二点六。蒋匪帮还用“肥料换谷”的方式剥削台湾农民。《征信新闻报》七月十八日在一则消息中说,一吨美国肥料的进口价格只有四十美元,而台湾省“粮食局”却要台湾农民以价值一百六十美元的稻谷交换,每年获利共达四亿三千多万元台币。蒋匪帮又以低价征购大量农产品,榨取台湾农民。去年台湾甘蔗每吨市价台币六百元,蒋匪帮收购时每吨只付台币三百五十二元。仅这一项,台湾农民便被榨取四亿九千多万元台币。另外,蒋匪帮控制的遍布台湾农村的“水利会”、“农会”等组织,更随意向农民征收“水租”、“会费”等款项,敲诈勒索,不胜其烦。

美帝国主义对台湾农业的摧残和蒋匪帮的残酷掠夺,造成台湾农村的贫困化。
据蒋匪帮八月十三日公布的官方数字,全省每一农民的收入指数如以一九五四年为一百,去年下降为百分之九十三。但美国合众国际社八月十五日透露,美国专家根据蒋匪帮的原始资料计算,蒋匪帮在进行有关台湾人民收入方面的“重要统计”时,“均不免有所夸大”。这说明台湾农民目前的实际收入比蒋匪帮公布的数字要低得多。台湾报纸还报道,一九五三年,台湾农民的农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百分之七十八,去年下降为百分之五十九,广大农户全年所得“根本不足以生活”,因而向“银行或私人高利贷举债者比比皆是”。据《联合报》的估计,目前台湾贫苦农民负债总额,至少有四十亿元台币。
台湾农民收入不断下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对农业生产的投资。《联合报》五月二日的一篇社论承认,近几年,台湾农业资金“非常困难”。一九五三年,台湾农民的生产投资占农业总投资的百分之五十一,目前已下降为百分之三十七。另据《征信新闻报》去年十一月报道,美蒋“农复会”、台湾大学和台中农学院曾对高雄和台北地区的稻作农户作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户必须借债才能维持生产。在高利贷的重压下,许多台湾农民被迫出卖了土地。《公论报》七月十八日透露,蒋匪帮台湾“省议员”仅在十九万户“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中调查,十年来,完全失去土地者就有三万八千多户。大批生活贫困和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或被迫离开家园,乞讨度日。在台湾各地常见的那些饥寒交迫的流浪者,大都是在美蒋双重剥削下破产的农民。 (新华社十二日讯)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