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训子
程关森
今年夏天，我到江西省上饶毛楼生产队去工作。毛楼是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区。这个地方，解放前，曾经经历了长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解放后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也仍然在进行着。老红军、共产党员杜福生是参加斗争最积极的一个。但是他的儿子金良，却嫌自己的父亲“多管闲事”。杜福生谈这方面的情况，金良爱从旁打断话头。我看着这个粗眉大眼的青年想道：他怎么这样落后呢？
不久，我对他慢慢生起好感来。有一天，我跟着大家去耘禾。山区耘禾事先都要撒石灰。撒石灰是呛人的，我在旁边耘禾，偏过头，还一个劲地打喷嚏。我用敬慕的眼光去寻找那撒石灰者，可是被扬起的白雾笼罩了，看不见。晚上收工回来，我看见了，只见他成了白头发白眉毛的人了，只有两个大大的黑眼珠，在高兴地转动。他是谁？啊，是金良，是杜福生的儿子。人们告诉我，生产上有困难的话，别人不上前，他总是打冲锋，像撒石灰这样的事，都是他们几个忠厚笃实的人包下来的。又过了几天，生产队调整劳动底分，有七个人被提出来“升级”。大家对其他六个人都多少有些意见，唯有对金良由九分提升到十分，个个赞成。我望着坐在那里的腼腆得像个大姑娘似的年轻人，为他在掌握劳动技能上的早熟高兴。
可是在政治上，他却这样落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几天晚上，毛楼村许多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老烈属、老贫农的家里，开起家庭会议来了。人们在认真思索，在谈论村里这些年来的阶级斗争，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教育自己的后代接过革命的火炬！这篇文字，就是根据杜福生同志在几次家庭会议上对他儿子金良的谈话记录整理的。
* * *
金良，你坐过来，我们好好谈谈。你今年二十三岁，不小了，理该懂得好多事情。你是我生的，可又不完全像我。你做集体的事不偷奸，为人忠厚笃实，像我；你胆小怕事，埋头生产，不关心政治，又不像我。我看这样下去，危险着哩，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啊。
我晓得，你劳动得不错，有些人还说要评你当先进生产者哩。依我看，你光是埋头劳动，不问政治，做起事来刀切豆腐两边光，年轻轻的像个世故老头子，嘿，光凭这一条，你就不够条件。
光是有两只手、两只脚，有牛一样的力气就行吗？你祖祖，你公公，你老子——我，都是能抱起石磙子跑路的大汉子啊，可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根扁担！
你不要用眼睛瞪我，不相信，我给你从祖宗三代谈起吧。
我们家过去住在台盘石旁边的小山棚里，土地改革后，才分了房，搬到这个屋里来。你祖祖叫茂忠，你公公叫太宝，到我手上，祖宗三代，都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小山棚是杉树皮做墙，芭茅草做顶。下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旧社会，命根子握在有钱人手里，地有地主，山有山主。种地主的田，种山主的山，交租纳税，到头来，还是上无衣下无裤，顾不得口又顾不得身。一条裤子补上加补，总要补到几斤重一条；一床破絮盖了又盖，砸在身上像铁板，毫无暖气。你祖祖死了，把公公叫到床前，交给他一根扁担；公公死了，把我叫到床前，交给我一根扁担。那根“千层皮”做的扁担，浸透了三代人的血汗，染得通红透亮，不是大刀会烧山棚把它烧掉了，我真要留下来传给你哩。
解放那年，你九岁。十二岁那年，你还背起书包高高兴兴地去念书。可是我十二岁，还没有大人的大腿高，就爬三关、过五岭，帮人家挑棺材、挑木板了。那年过了元宵节，你公公从甘溪挑木板回来，带来三根棍子糖，一进门就叫我的小名：“童童子，你看这是么子？”我抢来一看，呵，糖，棍子糖！穷人家的孩子从来没有吃过这东西呀！我一口就把它衔进口里。“好吃吗？”你公公问。我第一回吃到棍子糖，把棍子柄都吸得唧唧响，歪着头说：“好吃，好吃，真甜。”你公公说：“明天跟我挑板到甘溪，买好多棍子糖给你吃，好吗？”我高兴得拍起巴掌来连声说好。
第二天天还没有光，你公公就点着了火把，把我的担子也捆好了。这一次挑了四块六尺长的杉树板，绑成个三角架。我把肩膀拱进去，试试肩，飘轻。你公公说：“担得起吗？”我说：“这还担不起，再加两块！”他苦笑道：“真是牛犊子不怕虎。不说挑担，来回一百里山路就累得你叫娘呢。”我还不信，等我挑起来，还没有搭到两肩，他就把我拉下一大截了。他的腿长，我的腿短，他迈一脚抵我两脚，越走我被拉得越远了。路漆漆暗，又害怕，我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只好放下担子来接我。到了三里亭、五里亭，人家歇气抽烟，他总是歇不成，等我们赶到亭子里，别人又走得老远了。我歇下来，把搭在肩上的垫肩布一拧，嗬，像从河里捞起来一样，拧出大半碗汗。肩膀怎么火辣辣的痛呢？我歪头一看，肩膀上揭掉了一层皮，露出一片红鲜鲜血淋淋的肉。这一看不打紧，我哭了，你公公也哭了，他说：“崽呀，这都怪你老子无用，养不活你，害得你年少遭罪呵。”好容易挑到了甘溪，脚板起了一个个泡，腿也肿成西瓜了。四块板得了三十个铜板的工钱，你公公拿十个铜板买了米，拿二十个铜板给我买了饼、花生、棍子糖，可是这是血汗换来的呀，我装在袋子里总是舍不得吃。
就这样，从十二岁起，我就依靠卖苦力为生了。天天挑，月月挑，年年挑。你不是到过焦林关、黄土岭吗，上三十五里，下二十五里，人烟稀少，山陡得鼻子能碰着泥。热天挑起担来，手上的汗顺着箩绳流，喉咙管里干得直冒烟，也找不到半口水喝。挑担子的人不是压成力伤、烂肩、腰痛，就是驼背、吐血，肩上隆起一个个鹅卵包，腰弯得一个个像在锅里熏过的虾公。
那时我们家里也有三四个人吃饭。挑一天有一天吃，一天不挑一天就没有米下锅。所以大家都把挑担钱叫做“汗干钱”，汗干钱也干。要是人新鲜，无病痛，千好万好；要是生了病，下大雨，发山洪，扁担一歇下，一家人就守着一根扁担哭。有一年，年关下大雪，路不好走，我在路上歇了两天，不但没有工钱，而且歇店要房钱要菜钱，年三十晚上飘雪花，别人家里打爆竹过年了，急得我还在黄土岭上爬呀爬，一到家，锅里的水滚得翻起来，正等着我的米捞年饭哩。看到我把扁担往门背一丢，把空米袋子向桌上一掼，全家人都哭起来了。没有法子，只好揉揉苦叶菜，过了一个年。
挑担子，压弯腰，榨干汗，一个男子汉还混不到吃，当时只知道怪自己的命苦，怪祖宗没有葬到好风水地，怪自己投胎摸错了门环儿。直到一九二九年听说毛主席上了井冈山，福建起了“民众会”，情况就慢慢起变化了。当时福建来了一个张连长，宣传组织民众会，他说三人为众，人多势众，什么土豪劣绅也不怕。我们还不信，他却带领几支枪，到郑家埠捉了一个大地主来，宰了他一头猪，罚了三百块大洋。过去威风凛凛的老爷，现在跪在我们的脚下喊“饶命”“饶命”。啊，这原来不是命好命丑，而是我们手里没有拿枪的缘故呀。要不，为么子他昨天“命好”，到今天命就“丑”起来了呀？从此，我们看到了穷人的力量。大家组织起来：小鬼参加儿童团，大人参加赤卫队，我们的口号是：“不交租，不交粮，土地还老家！”“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
革命的火把烧起来，吓破了地主豪绅的胆。我们起红军，他们起“保甲”；我们成立游击队，他们组织“挨户团”。那时我们经验少，只知道进攻，不知道防守。一九三一年，上沪、铁山那边开进来几千人，一把火，把毛楼四十二家房屋烧得精光，连一幢厕所、一个禾秆堆也没留下。大家跑到山上，看见红光满天，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了，一个个抱头大哭。
这班强盗就是这样，不光放火，牛、猪、鸡、鸭，吃的吃，牵的牵，甚至连一个马桶、一个木瓢也要抢走。临走时，他们还对着我们山上的人喊：“你们还喜欢革命吗？现在连自己的窝也没有一个了。”我们的眼里都冒出火来，也在山上叫起来：“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血债要用血来还。”
敌人对我们的镇压越残酷，我们革命就越坚决。毛楼的房子前后经过七烧七洗，烧一次搭一次，平地上烧光了，就到山上搭山棚。我们也有了防守经验，一是在高山顶上眺高，看到反动派来了，就打号铳，打一铳，赶快准备；打二铳，就上山；打三铳，敌人已经进了水口——进了村子了。这时我们躲到大山里去了。二是在咽喉之地放丝炮。丝炮是用鸟铳改装的，事先测定好高矮远近，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把一根黑丝线牵到路上，人一碰到这根丝，就会带动“机关”，一发，要打胸口就打胸口，要打脑壳就打脑壳。当时我在上铅一区当丝炮队长，每天把丝炮埋好，就躲在树林里埋伏起来，看到狗腿子带着反动派大模大样地来了就打，专打带路的。这一打，把他们打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哪里来的神枪神炮呢？他们像猴狲一样围拢来看，这时我们一齐扼下去，把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虽然这种丝炮杀伤力不大，一炮最多只能打死两个人，可是对敌人，却是一颗精神上的原子弹。他们不敢抄山了，没有人敢带路了。没有办法，只好赶牛牵狗来带路。可是那也救不了反动派的命。我们把丝牵高一点，牛打不到狗打不到，照样打人。从此，反动派就把我们丝炮队看成眼中钉。他们扬言：抓到丝炮队长杜福生，要剥皮抽筋，要用棉花絮包起来浸洋油烧。
可是，我这只“钻山老鼠”，他们哪里抓得到我！放丝炮放了四年，敌人打死一大片，反动派和我结下了生死冤家。到了一九三四年阴历四月十九，国民党开进来一万三千多人，从干巴岭拖到台盘石，黑压压的尽是人头。当时我们上铅一区游击队和丝炮队，加起来才八个人，只有七条枪加上我一根鸟铳，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我们抵挡了好一阵才撤退。我的头、脚、胸部打了五个花口，一颗开花子弹打来，吱一声，手掌钻了花边大的洞，血像水管里的水一样喷出来。我昏倒在血泊里，只听见敌人喊：“死了，也要把杜福生的尸骸抢来烧灰。”我们的领导同志也下了命令，无论如何要把我救走，人死了，尸骸也要弄走。两个通讯员挟着我的肩，他自己托我的屁股，不是阶级兄弟的同生共死，我这把骨头早成了灰，哪有我现在的杜福生！
我在闽北分区红色医院医了七十二天出来，红军北上抗日了，毛楼地区又暂时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杀的杀，烧的烧，三关没有了火种，田里长起大树，路上长满芭茅。我回到自己的山棚里一看，三个山棚都烧光了，百样东西也没有了。你公公坐在一块崖石上抱着我大哭，问怎么办？当时国民党“清乡”，看到好多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不下山，就欺骗说：“你们下山来吧，只要登个记，就没有你们的事了。”我们知道狗改不了吃屎，不受他们的骗。可是有些人耳朵软，下山了，结果不是灌辣椒水，磨手心，就是枪毙了。反动派见老百姓就杀。过去，焦林关有十多户人家，这时三十五里没有了人烟；苗竹关过去有二十多家，这时一家也没有了。就拿毛楼讲，过去是四十二个灶墩，这时只有二十个灶墩，人口少了一半还不止啊！
不能下山，锅又没有锅，灶又没有灶，身上只有一套单衣，寒冬腊月怎么过冬？我想：再苦也要守住革命大节，不能做软骨头。我从火堆里捡起一把锯，一把刀，和你公公到深山里面过起野人生活了。没有米吃，挖山粉吃；没有菜吃，找苦叶菜吃；一套单衣穿上身，天长日久不换洗，衣服臭得不行，脱下来洗好挂在树上晒，我和你公公就像野人一样，根丝不挂，赤身裸体躲在大山中。一个冬天没有穿过一双鞋，天冷了，没有棉袄棉絮，就在崖洞里烤火过夜，今朝躲这个树兜，明天躲那个石崖，哎，这不和“白毛女”在山里过的生活一样吗？
不久，我们这里又来了游击队，听说游击队来了，真比小孩看到娘还亲呀。游击队在！党在！革命的火种没有灭呵！穷人一定要革命，革命不成功，穷人出不了头呵！到了一九四六年，我就专门当游击队的“交通”了。当“交通”，是手拎着头干革命的，吃了早饭不知道能不能吃中饭，可是为了革命，这又怕什么！不革命，要死；革命，就能闯出一条路呵！那时国民党经常来抄山，抓游击队，我就在高桥一块大石头上，用折断的树枝做记号：反动派的兵在下面，树兜朝下；反动派的兵在上面，树兜朝上；没有兵不做记号，游击队就到我家里来找我。反动派晓得我没有死，到处抓我，抓到我，悬赏光洋一百元。我白天不落脚，晚上一夜困三个山棚，他找到这个棚找不到那个棚。当时游击队买米、买猪肉、买洋油、买一切东西，都要经过我和另一个人的手，成叠的钞票分文不差，再苦，苦得三餐都掀不开锅盖，公家几千斤上万斤大米我也一粒不沾。一九四八年年底结账，多出五升米，那个人说：“这是多出来的，我们吃了算了吧。”我坚决说：“不行，这不是五升米，这是一颗心，吃了五升米不会胖到哪里，不吃五升米，对革命肝胆相照，对得起党对得起阶级，吃了，这心上的黑灰一辈子也抹不掉。”我们把这五升米交给游击队，游击队负责人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忠”，是对自己阶级有认识的好同志。以后，我入了党。……
金良，昨天夜里我跟你谈的，是解放以前的事情。解放前二十年，我是从枪子炮弹中钻过来的，懂得了革命和反革命水火不相容，阶级敌人和我们是生死对头，有他们没有我们，有我们没有他们。农民要翻身，只有一条路，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杆，把印把子夺到手里！多少同志为了革命，牺牲了性命，革命的路才由井冈山走到北京。解放了，劳动人民坐了天下，我们穷人翻了身。毛楼二十家有十八家盖起了新屋，家家有吃有穿。什么套鞋呀，球鞋呀，热水瓶呀，过去哪里见过？现在哪家没有呢？去年公路又通到了毛楼，挑长担的扁担早就掼到一边去了。
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阶级敌人是不是都老实了呢？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一个很长时期也不会老实的。解放后，我当过乡长、乡主席、高级社主任、大队长、打猎队长，哪一年也不风平浪静呀！不过有时风大一点，有时风小一点，有时起一点，有时伏一点。那些家伙，总是不甘心灭亡，他们还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下，梦想把我们毛楼新做起的房子重新烧光，梦想我们一个夜里再困三个山棚，梦想毛楼的人口再减少一半！不能坐在鼓里头，敌人没有困大觉呵！
没有吃过苦，就不知道甜，不懂得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就不懂得革命胜利得来不易，不懂得革命，又怎么能好好建设呢？
你不要我管阶级斗争的事，说我爱多管闲事。这是闲事吗？这些事，我共产党员不管，谁管？我老赤卫队员、老游击队员不管，谁管？这是闲事？这是掌印把子的大事啊，这是关系到保咱们江山的大事啊。
大家选我当干部，你叫我不要当，说当干部是“秧苦瓜子”，“得罪人”。这些话都是胡说八道啊。干部，我们不当，难道叫反革命分子当吗？我要当，这不是秧苦瓜子，这是秧甜瓜子。是啊，有时工作不易做，有风有浪，可是，你懂得吗，驾船的从来不怕风不怕浪呀！
你说我们家在毛楼是单门独姓。是的，毛楼就是我们一家姓杜，是单姓，可是我哪能单姓杜呢，我和毛主席一个姓，和中国的无产阶级一个姓，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一个姓，我姓“共”，我姓“无产阶级”，我的姓是天下第一大姓呢。共产党是我的亲娘，我有千千万万的阶级兄弟，我怕什么？
这几天晚上我跟你讲了那么多，这些道理过去我也讲过，可是你都把它当成耳边风。你是一个好孩子，你忠厚、笃实，你认真劳动，你二十三岁就把田里、山上的农活通通学会了。可是这些年来，你只学到了一种本事——搞生产的本事，另外一种本事——掌印把的本事，你没有完全学会啊。一个革命后代，如果没有学会革命斗争，就是学会了前一种本事，能行吗？像我在旧社会，力气赛过牛牯，还不是给一根扁担压得爬不起来！
我就讲到这里吧，金良，你再仔细想想，仔细想想。
贫农的儿子是容易教育的，他和革命有一种传统的本能的关系。杜福生要金良好好想想，金良的确好好想了。当三个月后，我要离开毛楼时，我兴奋地告诉我的读者：三十三年在阶级斗争战线上冲锋陷阵的老红军杜福生，光荣地当选了毛楼生产队队长，他的儿子金良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且被吸收为共青团员。
选举大会的情景是令人难忘的。那一天，许多在山上打野猪的农民，都特地赶下山来参加选举，当有人提出杜福生为生产队长候选人时，会场上爆发出“同意！”“拥护！”和雷鸣般的掌声，杜福生同志的爱人和儿子金良没有举手，不过他们在用快活的眼睛，打量着一个个高举的拳头，眉开眼笑，谁又能说，他们心里没有举起他们的拳头。选举以后，杜福生同志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回来对金良说：“这个担子不轻呀！”金良鼓励他爸爸：“还有副队长和队委，你手下要抓住几个骨干嘛！”杜福生为儿子的转变，高兴得笑起来了：“好小子，现在你倒教训起老子来了。”
第6版()
专栏：
委内瑞拉歌谣
丽维娅
丽维娅是委内瑞拉一位爱国革命女青
年，在一次反美示威游行中被委内瑞拉反
动当局枪杀。为了纪念她，人们编了这首
歌谣争相传诵。年轻人的血在街上淌流。获得解放了的兄弟古巴，昨天所惩治的凶手，跑到这里，使我们祖国灾难临头，把斗争勇士的生命夺走。丽维娅呵，人们不会忘却你，你的死是又一次迫害的深仇。人民抗议这种暴行，用怒吼、战歌谴责北方的帝国，和像犹大一样出卖祖国的洋奴。今天仍是悲愤、耻辱和痛苦的时刻，因为骗子手和卖国贼还是胜利者。等待彻底解放的祖国呵，被他们瓜分了，幸福也被掠夺。人民清楚地懂得：为自由无情地斗争，还会有不少的被害者，那些效忠美国佬的无耻叛徒，对所有的罪行要负全责。人民在团结，增长了力量，再不会像昨天，战斗中受挫折。团结起来哟，去为丽维娅复仇，女战士的鲜血将会开花结硕果。
〔光 孚译〕
我贫困的国土国土，我贫困的国土，哭声把你笼罩！人民多么痛苦，他们的悲叹，使你难过：什么时候天才会亮，什么时候自由
才会在你儿女身上萌芽生长。
你苦难的儿女，为寻求和平，在猛烈战斗。国土，我贫困的国土，你有这么好的人民：有大无畏的学生，有勇敢的农民，有爱国志士，有坚定的女儿！我贫困的国土呵，你有多么好的人民，
只是没有联合，没有把一切力量联成一气！但是，你的痛苦不会长久，当团结之花结果的时候，英勇人民的神圣愤怒，会像一阵疾风，夷平你那恐怖的巢穴：圭辛那主教，腐化堕落，多么可耻！
国土，我贫困的国土，怎样争取你的自由！
〔杨 诚译〕
第6版()
专栏：
海地诗歌
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的海地和社会主义的古巴相隔一条温德华海峡，只不过百公里的距离。国内反动势力深怕古巴革命在海地重演，日益加紧白色恐怖。进步人士相继被迫逃亡国外。作家身受贫困的煎熬与白色恐怖的迫害，没有半点言论自由。部分作家产生了颓废情绪，但是，大多数作家却坚持住了。他们以笔代枪，同日益猖獗的反动势力斗争。虽然由于环境所迫，文字中有不少闪烁隐晦的地方，但是渴望自由、号召战斗的基调仍然是十分清晰的。再来吧，斗争的日子
——长诗《大阳鼓》片断
列涅·菲洛杰我的国家，廉价的冰糖国，爱情和太阳的国度，我的国家啊，娇媚的浴美人！你打捞那失落在大海中的彩虹飘带吧，你用阳光的细网去捕捉自己的幸运吧！你的语言宛如陶罐里的水声悦耳动听，搀合着雨的微尘和咸涩的汗液；你的人民在羯鼓声中做工卖命，颈上系着号巾，凶狠的皮鞭沉重；在饥饿与死神的狂舞中，你勉强地挣扎着活命。回首往日，也有过黄金时代——这片土地上曾升腾起烈火熊熊。玛丽·然娜挥舞着马刀。手起处，利刃劈起火团滚滚，她的热吻炽烈，燃起火把万千。在这儿，在那里，在山峦的上空，到处是一片火光红红。我的人民赤脚阔步，昂首前进，枪林弹雨，奋不顾身。逝去的黄金时代啊，那时节卡宾枪冒着硝烟，那时候每个人都是掷弹兵。战鼓咚咚——号召奔赴沙场，号角呜呜——呼唤投入战斗。火红的炮弹华光万道，起义的旗帜插入云霄，战马腾蹄、驰骋飞跃。是啊，千真万确，整个大地在燃烧！哦，再来吧，斗争的日子，唱起雄壮的歌，露出真正的笑脸！大地在等待着：让人们做它真正的主人，撕掉那可憎的衣衫！
不是睡觉的时候
安东尼·菲尔斯今天我们不再去玩“跳房子”，
不再比赛抛石子，看谁投得远。
我们不再到苜蓿地里寻觅预言幸福的
四片叶儿的睡菜花。
我们再也不去了！打夯筑路的时刻到啦！今天我们不再到老哥伦布岸边，
做捞月亮的游戏，
不再在银河的河床里安排鱼罩
扑捉对对的繁星。
我们再也不去了！打夯筑路的时刻到啦！今天我们不再趁着夜深，
采摘热吻带来的成熟果实，
不再躺在纷乱的被褥间，
享受情人美梦的甜蜜。
我们再也不去了！打夯筑路的时刻到啦！
不是嬉戏的时候，
不是享乐的时候，
孩提时代的幻梦时刻早已消逝，
摇篮曲已经失去了魔力。不是睡觉的时候！一团淤血塞在喉间，
痛苦，激愤！！
〔王庚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