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看西藏农奴怎样站起来
——谈青年作者刘克的短篇小说集《央金》
杨扬
西藏人民摆脱封建农奴制，建设着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这是一个翻天复地的社会巨变。百万西藏农奴怎样在党的政策光辉照耀下，进行翻身解放斗争，是我们广大读者渴望从文艺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具体形象的了解的。部队青年作者刘克的短篇小说集《央金》，可以说是反映这种斗争生活的引人注意的一束作品。在这里，我们看到西藏农奴过去在奴役和压迫下的反抗，看到他们对翻身的热望以及同人民解放军的深情厚谊，看到他们在斗争中动人的形象。
这些作品大多是写农奴斗争的短篇故事，却比较生动地反映了从西藏和平解放直到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中不同时期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些重要特征。处于封建农奴制桎梏下的西藏人民，长期遭受着残酷的奴役与剥削。近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加深了西藏人民的苦难。西藏的和平解放才使西藏农奴面前出现了进一步摆脱农奴制的前景。党的坚决变封建农奴制度的西藏为人民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的方针是符合西藏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与迫切愿望的。在这些短篇小说里，我们看到革命的思想是怎样影响与唤起广大农奴进行翻身解放的斗争。可贵的是，作品没有把这种斗争写得过于轻易或简单化，而是较扎实地从一些小侧面展开了在西藏进行的交织着种种矛盾因素的阶级斗争的图卷。这些短篇小说集中地描写了农奴中不同人物怎样觉醒起来，也描写了反动农奴主为了维持罪恶的旧制度，怎样加紧对农奴的欺骗与威压。以此为中心，作品中对那些由历史、地理、宗教等原因而造成斗争发展上的一些特殊性，也作了适当的反映。短篇小说只能是从某个侧面、某个断面去反映这种斗争，然而作者以成束的短篇小说写了这场阶级斗争不同时期有一定代表意义的情景，也还可以帮助我们具体地但又是荦荦大端地了解当时西藏阶级斗争的基本面貌。
灾难深重的西藏农奴受着野蛮、残暴的农奴主的压迫与剥削，在作者笔下那些男女农奴都有着苦水流成河的过去。然而，作者不止是写农奴的痛苦，而是写农奴们怎样发扬过去反抗压迫的传统，在革命思想的启发、影响下为翻身解放而斗争。《央金》这篇是作者较早的作品，在艺术上显得还不很熟练，但央金姑娘悲苦的命运和她敢于用鞭子回击农奴主的反抗形象却是颇有感染力的。如果说，央金还只是西藏将近和平解放那个时期，农奴妇女中那种不甘忍受压迫，但还没有更明白的道路的形象，那么《古茜和德茜》却写出了革命军队、干部入藏后，革命思想哪怕是在偏僻的庄园的女农奴中也有着那么深的激荡力量。这两姐妹是农奴女儿，受到农奴主抢夺的命运也就降临在她们头上。作者通过姐妹二人对待压迫的不同态度，写出了反抗、斗争的可贵。姐姐德茜害怕“至今还是有权有势的老爷”而不敢逃出去找解放军。结果她落在农奴主手里，受尽折磨。妹妹古茜却是另一种性格，她决不到扎西贡老爷家去，而坚决逃走了。她经历了艰险，但终于找到解放军，参加了农场，踏上了新的生活道路。后来当了土匪的扎西贡绑劫了古茜，姊妹相见时，德茜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她后悔当时未逃走，但古茜又劝她逃走时，她又幻想扎西贡会有情义。她放走了妹妹，自己却遭了扎西贡的毒手。这篇小说里不同性格的姐妹在斗争中的不同命运，很鲜明地写出了农奴的觉醒是免不了从自己的教训中吸取力量的。这篇小说虽有个别地方在巧合上运用得不完全自然，但写得精干而寓意丰富，是很给人启发的。
由于西藏的特殊情况，藏族农奴在斗争中要接受革命思想，就首先有一个认清谁是翻身的依靠，谁是敌人的问题。入藏的革命部队和干部，以关心农奴疾苦，真心为农奴办事的行动，获得了农奴们的爱戴和信任。农奴主曾经千方百计用诱迫、挑拨来破坏部队、干部和西藏劳苦人民的关系。但阳光总是阳光，黑手是遮不住的。这里的一些小说中生动地写了农奴们怎样认清了阶级亲人和敌人，他们把解放军的战士叫做“打开锁链的兵”，把入藏军队、干部叫做党和毛主席派来的“新汉人”。一旦认识清楚了，革命军队、干部和藏民之间就建立起血肉相连的深厚情谊，农奴们就依靠这种军民团结的力量勇敢地向农奴主斗争。就如《巴莎》里的巴莎，她是被迫害的奴隶，但她和乡亲们受了农奴主的骗，起初也不敢信任解放军的医疗队。但医疗队真正为藏民服务的热诚和治好病人的事实，打破了那种说医疗队是散恶鬼的人的谎言。巴莎这个倔强的女奴认清了事情的真相，过去的反抗变成了更强烈的斗争要求。她不怕农奴主罗布仁青的鞭打，依然向乡亲们说明医疗队怎样救她，“三年来她并没有化成一滩黄水，而罗布仁青却把她快打成一滩血水了”。她告诉人们说医疗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好人。巴莎的故事使我们看见农奴们怎样击破谎言不顾威胁，走上争取翻身的道路。
许多作品都写出了军民之间革命阶级情谊是多么大的力量。这方面写得最动人的要数《丫丫》。在这篇作品里，作者写出了一个叫丫丫的勇敢、热情、泼辣的藏族姑娘的鲜明形象。她的命运同许多女农奴一样曾充满了血泪。她母亲被当喇嘛的贵族阿旺顿珠糟踏而怀了孕，在野羊群里生下了女孩，连名字也没有按惯例找喇嘛去起，就叫个丫丫。在苦难的流浪生活中，丫丫长大了，也养成了大胆、倔强的性格。小说中她出现在荡平叛乱过程中。她不管农奴主管家的阻拦，自动积极支援前线。特别动人的是，她自己要求办起个“丫丫兵站”来。她拿出羊皮牌子，叫解放军同志写上字，还嫌不够大不够粗，又用黑羊毛缘着笔划缝上去，叫这四字突出。这里，她那热心肠的形象是已跃然纸上了。她支援解放军的赤心是很突出的，不怕暗藏叛匪的威胁、鞭打和破坏，而坚持自己的工作。她那快人快语，爽利的谈吐，很能显出她的刚强。在叛匪头子阿旺顿珠面前，她充满了胜利信心和阶级的骨气。这叫人感到，只要奴隶认清了道路，即使是一个年少的姑娘，也是有不可摧折的精神力量的。丫丫让自己和革命和解放军联在一起，在平叛中走在前列，在民主改革和建设新生活中也自然是走在前列的，作品最后写她作了农协会主任。丫丫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了多少个为翻身解放而斗争的勇敢的女农奴的形象。
对于农奴们怎样认清自己苦难的由来，怎样摆脱压迫争取新的幸福生活，作者描写的艺术眼光也是逐步加深的。从《古堡上的烽烟》和《看门人》，显然看出作者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的进展。《古堡上的烽烟》篇幅较长，通过女奴隶苍姆决逃离主人贡觉色色的古堡寻找幸福生活的故事，展开了比较广阔的农奴解放斗争的生活画面。这个女农奴的形象比起别的篇来要更为丰富，她的性格在经过生活中多变的磨炼与教育，有了新的发展。起初，她是逃离古堡到“圣地”拉萨求幸福，但拉萨给她的是和原来想法完全不同的经历。在这里她看见了有和古堡一样的封建势力。那些替老爷求幸福的女人的话使她愕然，藏兵的欺侮也使她对“圣地”的幻想破灭了。然而，这时拉萨毕竟是有了革命军队、干部的拉萨，这里有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犬牙交错的斗争。她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开始了农场工人的新生活。小说里写这个淳厚的妇女此后的成长很细致而有说服力。初到农场，农奴主贡觉色色来找，曾使她害怕，但在集体支持下她挺起腰干来。后来，贡觉色色等一群叛匪绑劫了她，逼她说出所要的情况，她在鞭打下挺立不屈。最后，这个过去温顺的女奴隶，高喊着让解放军同志“别管我，开枪吧”，她又烧着了古堡，帮助解放军消灭了这股叛匪。在胜利的欢乐里，她抱着自己小女儿说找到了真正的幸福。这篇小说写出了奴隶的解放斗争，对贡觉色色这类农奴主丑恶面目的刻划，对西藏反动势力的阴谋叛乱的背景的描写，都很有特色。
作者也还抓住了农奴翻身解放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题材，那就是必须要打破农奴制所给与农奴们的那种沉重的积久的思想束缚。在民主改革打碎农奴制时要这样作，在建设新生活时也要这样作。作者在好几篇里都接触到这个问题。《曲嘎波人》里丹增的爷爷和《铁匠和他的女儿》里齐美姑娘的父亲索朗，都为自己是“最下贱”的铁匠而痛苦。丹增的爷爷不让丹增见解放军，索朗也愁女儿找不上女婿。作品的结局都是以新生活的变化打破旧习惯旧思想而告终，但可惜都写得浅尝即止，形象的刻划和思想的挖掘都没有更深入地展开来。
这方面，《看门人》大大跨进了一步。虽然篇幅并不长，但就写人物和思想深度看，都是一篇比较结实的作品。看门人加羊这一人物活动的背景，是民主改革怒潮汹涌的时期。加羊的故事更集中地运用了横断面的写法，没有更复杂的较长时期的事件的叙述。但在短篇里，对他身上所受的沉重的阶级压迫的摧残，长期苦难影响下的性格和摆脱思想束缚的变化，却是写得更深刻一些了。六十多岁的加羊是家奴，家奴比起普通奴隶受剥削更重，人身依附更厉害。主人叫他“格”加羊，意思是最卑贱最脏污的人。加羊在“格”字的重压下苦了一辈子，血汗连同他对生活的一些想望都被农奴主剥夺了。故事开始时，主人罗布次仁当了叛匪逃跑在外，这个庄园开始了民主改革，农奴们要向农奴主算账。受尽压迫的加羊，却还被农奴主所强加给他的那一套旧思想束缚着。别人建议他到主人楼上去住，他害怕地说那是“造孽”。农奴主的权威还没有从他心头上除掉。要知道，六十年，他没敢走上楼梯一步。民主改革浪潮激励着他，经过反复考虑，他才敢由干部带领着踏上楼去。这是一个微小的而在他却不平常的开始。正当他开始决心斗争时，罗布次仁偷偷回来，又使他有点畏缩。由于干部和阶级弟兄的支持，他又认识到不能再退缩了。罗布次仁暗中打他一枪，更加激起了六十年来的仇恨。他在一个人对着罗布次仁时，平生第一次向农奴主高举着斧子怒吼起来：“你走，我把你的脑袋劈成两半！”带“格”字的加羊从精神上摆脱了束缚站起来了，他和阶级弟兄一起把农奴主打倒在脚下。加羊的形象很有力地显示了革命思想是一定会被劳动者掌握的。只要用革命思想摧毁旧思想的束缚，劳苦人民的革命要求是谁也不能阻拦的。
从这些作品的艺术感染里，我们为西藏人民的新生活而兴奋，作者在艺术上的逐步进展也使人欣喜。在上面谈到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突出的感到作者细致的观察力和较强的叙事才能。在反映西藏农奴斗争生活这新的文艺题材领域来说，作者的笔下是常常有新颖的描写的。可以看出作者对西藏这些年来阶级斗争生活有仔细的观察和较丰富的感受，因而他的故事大都还比较丰富多姿而有特色。作者在展开故事上注意人物行动性和生活画面描写的结合，像对苍姆决命运的变化和对当时拉萨反动落后势力形形色色表现的简洁描画，都结合得较紧。这些作品，在叙事上也有波澜叠起的长处。
但叙事总是与对形象内容的深刻挖掘和精心处理相联系的。作者有些地方显露出青年作者常有的弱点，那就是底子毕竟还薄，因而在素材提炼上有时就还不够。这与经验不足相联系，某些地方也就影响了艺术的勾勒的准确性，使人觉得主题思想挖掘得尚不深，艺术力量也还有不足的感觉。《嘎拉渡口》写亚射的故事很有惊险特色，但从亚射与解放军与祖国的关系，在这形象上写出更感人更深的东西上，作者却没有再深入一步。《曲嘎波人》《铁匠和他的女儿》也都有叫人感到故事艺术脉络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像汽灯的纱泡没有充分燃亮，思想的力量也就不够充分。有的作品某些地方叙事上的表面化或个别结尾上的仓卒无力，其重要原因都与这有关系。
作者为我们写出了不少的农奴形象，有的是相当动人的。在这个集子里，突出的是写了一些各有性格特色的妇女形象。我们已经谈到的大胆、机智的古茜，勇敢、爽朗的丫丫，沉毅而热望解放的央金等，都使人喜爱。要从性格发展和写阶级斗争深度、丰富性上说，则女农奴写得较好的是苍姆决。在男农奴中写得较有深度的是加羊。作者是充满对藏族人民的热爱的，所以，在形象勾画中我们感受得到作者强烈的感情。作者在塑造人物上是越来越有笔力的，作者写的许多人物是清楚而有特征的，那些较好的更是写得音容笑貌生动引人。但也常常觉得作者深入人物性格内部的功夫还不够。一些人物行动还合情理，但性格内容还抓得不准，写得不透。就拿比较有特色的巴莎来看，也是对她的心思和性格的深处写得不够。另外，大约与在生活中观察的注意方面不同和题材处理等有关，小说中对解放军干部和战士大多写得不够丰满，比较单薄。
我们在读这些反映农奴斗争的作品中，还感到作者在语言运用上是注意求工的。作者笔下的语言流畅、清新，而且竭力作到形象、具体、富有情绪色彩。像对加羊生活的介绍，从堵老鼠洞是在他生活上的难忘的事，怎样成为他常用语，又写到他怎样在束缚和压迫下受苦，以至连他居住的小屋也像老鼠洞等，是使人印象很深的。他的描述语言一般说比较有表现力。在人物语言上，有些很有特色。如加羊试探上楼那“异常庄严”的话：“不，我不搬。我，我只想上去看看。……”这在写人物当时复杂心情是比较有力的。一般说，作者力求写出生活情景的具体性，因而西藏风习、景色，包括《古堡上的烽烟》里古堡的阴沉气氛，贡觉色色家那一套腐朽的家规，都表现了地方色彩。但也觉得语言及某些描述方法上尚要注意更群众化、民族化些。现在的作品在某些地方，特别在人物对话中，特定的生活味还有点不够。写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在语言上如何能既不太生僻，但又能寻找适合内容的、新鲜而活泼的、富有民族色彩的语言去表现出来，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作者已经在某些地方作到了，进一步的要求，经过努力也是可以达到的。
作者写作时间已不算短。多年来，他认真积极地投入西藏人民各种斗争，写作也刻苦、严谨。从这个集子中也可以看出艺术质量大体上是稳步提高的。这里是从一九五七年到去年年底的作品，据说作者也还写了些别的作品如剧本等，我没有读过。只就这里的作品看来，总的应该说是反映西藏阶级斗争的较有份量的新收获。作者在艺术上有不断的进展，我们谈到的不足，是他也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可以期望，作者只要不断深入生活，提高思想与艺术修养，他将会写出反映西藏人民生活、部队生活或其他方面更深刻更动人的作品来！（附图片）
第5版()
专栏：
走艰苦而光荣的道路
——谈青年作者李惠文的七篇作品
宋爽
李惠文是辽宁省新起的作者。他的创作历史不长，写的作品不多，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短篇小说《没有故事性的故事》算起，到现在也只写了六七篇，计：《三人下棋》（《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七月九日）、《委屈》（《鸭绿江》一九六二年十月号）、《井边》（《辽宁日报》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脚步》（《辽宁日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一张布告》（《鸭绿江》一九六三年二月号）、《甘薯嫂》（《辽宁日报》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七日）等，它们在近两年新起的短篇小说作者的作品中，虽然不是最拔尖的，却是惹人喜爱的。这些作品在思想、艺术上的长处和短处，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就是说，从他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大体上可以看出我们近两年来新起的一些作者的创作状况：他们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写出了一些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获得了一些值得称赞的成就，与此同时，也显露出一些属于前进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这样或那样的弱点。我愿在这篇短文里，通过对李惠文的几篇作品的简略分析，谈一谈我对他的作品的读后感，和对他今后创作的一点期望。
像很多来自生活基层的新作者一样，李惠文也以他富有生活气息的笔触，和对成长、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的热爱之情，为我们写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有一种可贵的追求：他总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把自己的创作任务同现实生活的需要结合起来，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帮助人们认识生活、推动生活向前发展的工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以严峻的创作态度和辛勤的努力，力图透过对新生活、新人物的描写，揭示农村生活中有意义的矛盾，并以幽默风趣的艺术手法，给以细致的剖析和生动的回答……他的这种追求，虽然还远没有达到我们所理想的高度，写出足以激励人心的作品，但也获得了一些值得珍视的成果。
李惠文的作品所揭示的生活内容，绝大部分属于农村中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虽然不尖锐，又大都通过他们的领导作风、工作方法表现出来的。我想农村基层干部读了他的作品，会比城市读者感到更亲切，得到的启发更多些。
《没有故事性的故事》和《三人下棋》，是李惠文最早的两个短篇。前一篇主要描写了两个基层干部：一个是大队党支部陈书记，这是一个工作认真、办事细心稳妥、好刨根问底的领导干部；另一个是王队长，这是一个“哪怕把全世界的工作都给他，他也不嫌多，越多越来劲儿，可就是干起来毛毛草草，不细致，不论什么事都讲大概、差不多就行”。这样两个在工作作风方面截然不同的人物，围绕着消灭虫灾和焊锡匠“老败家”蔡德是否偷去了生产大队的大铁桶这件事，反映出他们的不同看法，提出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变革现实中比较复杂的生活现象。作者的回答，是通过生动有趣的情节逐渐显示出来的，而且在回答的过程中，又不断地深化了这三个人物形象，写出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陈书记对王队长的错误所采取的那种循循善诱的办法——和他一起深入调查研究和解决消灭虫灾的喷雾器的问题，以自身的榜样和生动的事实来纠正他的错误；王队长的羞愧和自我批评精神，以及焊锡匠蔡德偷偷为生产队解决消灭虫灾的喷雾器问题……这些，都生动地反映出了新的生活图景和人们在前进中的精神风貌。
《三人下棋》，在艺术构思方面，相当完整而精巧，显露出作者有表现生活的才能。他把农村沸腾的生产热潮、和在这种热潮中两个不同性格、不同精神风貌的生产队长的形象和他们之间的纠葛，以及大队支部陈书记的形象，只利用一个中午休息的时刻，通过三人下棋这样一个狭小而平静的场面，便写得活灵活现，满有风趣。第一生产队队长蒋傲和第二生产队队长薛诚在下棋之前的对话，下棋过程中各自的招数、棋法和心情，他们对大队支部陈书记在旁指点时的截然不同的神情动态……这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描写，简直就是他们三个人在生产领导工作中各自性格、品德和精神风貌的再现；三人下棋过程中所发生的纠葛，又那样自然而巧妙地反映了他们之间在生产领导工作中的矛盾，而下棋的结局，又那样富有说服力地解决了三人之间的矛盾。作者利用这种新颖独特的艺术构思所反映的生活，所揭示的矛盾，虽然还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但由此所塑造的形象，却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表面看来，作者描写的生产队长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用意，好像是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其实，它像前一篇作品一样，它的主题思想也超过了它所描写的生活范围，还使我们想到：人们如何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发展，不断提高变革现实生活的能力和解决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反过来又促进了生活的发展。
作品的主题思想单纯、明朗和集中，常常围绕着一个矛盾的起伏过程，以对比的手法写出两个不同性格特点、思想作风、精神风貌的主人公，并以他们之间的纠葛和心理变化，生动地提出并解决农村实际工作中的一个问题。李惠文的前两篇作品是这样，他的另外两篇《井边》《委屈》也是这样。不过，我觉得这两篇比前两篇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进步。由于作者对实际生活、人物的观察比以前更细致、深刻了一些，因而这两个短篇中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形象所概括反映的生活内容，也相应的有了一些深度和宽度。这主要表现在；作者不再把人物形象的描写完全拘泥在某个实际问题上，而是比较放开了一些，透过不同的生活场景，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这样，不但人物形象丰满了，它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显得深厚了。比如《井边》中的两个姑娘的形象，无论是刚被选掉的妇女组长王亚娟，还是新选的组长陈灵花，她们的形象都开始有了一些立体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作者不仅把这两个人物放在较多方面的生活场景，加以对比描写，反复渲染她们各自的性格特点、精神风貌的色彩，而且随着两个人物之间的矛盾的加深和情节的进展，最后把她们推上了矛盾的最尖端来表现，比如在如何处理新选的妇女组长陈灵花的未来的婆婆、普通社员“马蜂王”家的小孩偷了队上的黄瓜这件事，以及围绕着这件事所展开的两位姑娘之间、两位姑娘与“马蜂王”之间的矛盾的一连串紧张生动的描写，就是如此。这个短篇的主题思想，虽然也是为了表现和解决农村工作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即作为一个农村的领导干部，如何对待和教育那些还有着落后思想和自私习惯的老年农村妇女问题，可是这篇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陈灵花这位姑娘的形象，决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树立起来的一个好榜样，应该说，在她的身上也闪现出了一些时代色彩，比如被选掉的妇女组长王亚娟几次向她找岔时她所采取的以德报怨的言行，又如她坚持集体利益同未来的婆婆所进行的说理斗争，都能使人看出这种时代色彩的一线光亮。
《委屈》这个短篇所揭示的生活内容，比《井边》又深厚了一些，它所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领导作风、工作方法和思想品德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农村生活中比较重要的矛盾——本位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
作者通过这一矛盾，同样以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两个主人公：海泉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刚和邻近一个大队的队长王大天。其中李刚这一人物形象写得比较丰满，在他身上概括着较普遍的社会生活内容，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他那稳健扎实的性格特点，同他那种关心集体、不计个人荣辱和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品德，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得到了统一而真实的描绘。从这个人物身上，使我们很自然地产生这样一种感觉：经过近几年来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风雨雨，锻炼了一大批像李刚这样渐趋成熟了的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他们不仅具有领导群众向大自然进行斗争的经验和才能，也能坚持真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本生产队的利益同更大的集体利益发生矛盾，受到上级指责的时候，他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得失，不是想方设法为自己摆脱责任，而是苦苦寻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当他意识到非放弃本生产队的利益服从更大的集体利益不可的时候，他就服从了上级的指示，而且勇敢地承担了由于这种服从所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也正是这样一批人物，能够带领群众战胜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生产战线上创造出了显赫的成绩，不断地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展。作者描写的另一个人物王大天，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他那种弄虚作假的思想作风，那种露骨的本位主义思想，那种受到批评就感到满腹委屈、总是设法替个人辩护的言行风貌，是写得比较生动的。可惜对这个人物思想品德的挖掘不深，没有写出他所以然的性格逻辑和历史根源；对他最后转变的描写也过于粗疏简易，缺乏足够的艺术说服力。使人感到，有着这样严重缺点的人物，似乎不需经过严肃而艰巨的斗争，单靠有一个比他思想品德高尚的先进人物就能把他感化过来，这样的认识和处理，显然是有着缺陷的。
李惠文的另外三个短篇，把我们的视野从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形象移到了普通社员的身上，为我们揭开了一幅幅社员之间、父女之间、夫妻之间的各种矛盾的斗争生活画面。从这些不同的斗争生活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主题思想：随着社会主义生活列车的向前奔驰，具有各种落后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人物，如何沿着各自的生活经历，在先进人物的影响和帮助下，自觉地或被迫地扔掉了身上的旧包袱，开始向前迈进了一步，或者说表示了他们要前进的愿望。从艺术的表现手法来看，这三篇有个共同的特点：善于从生活里面提炼富有情趣的细节来表现人物，并能把人物之间的纠葛组成具有喜剧色彩的情节，反映出现实生活的多姿多彩。比如《一张布告》《甘薯嫂》中的人物和情节的描写，就是个鲜明的例子。这两个短篇中所描写的落后人物，如王宝满和甘薯嫂，他们由自私自利到关心集体利益所走过的道路，是那样的不同，又都那样地充满着引人发笑或感叹的戏剧性的色彩，作者没有丑化这两个人物，没有任意夸大他们的缺点、错误；他们一切引人发笑的缺点、错误，都包含着作者温和的批评和恳切的期望，因而使人读起来感到亲切自然。就这两个人物形象给人们带来的思想和生活的启示来看，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一张布告》中的王宝满，经过一连串自私自利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到他真心悔悟，让女儿春蓝替他写了一张像布告一般大的检讨书，又让她念了一遍之后，他对女儿说的一句话：“光提‘克服个人主义’还不行，还得加上一句：要去掉本位思想。才合辙哩！”自然，这只不过是他开始表示进步的一句话，作者没有写出他进一步的实际行动，写队里对他的认真教育不够，写他的转变也有不自然的地方，但是，这个人物写得还是引人的、有意义的，并相信他会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甘薯嫂》中的甘薯嫂，是通过一个相当特殊的场面被迫地转变过来的；即本来是她丈夫的一件先进事迹被人们误会为是她的进步表现，众人送她一面“五好之家”的大镜子，向她热烈鼓掌，而她在“这声音拍得甘薯老婆满脸发烧”的情景中也就开始悔悟，这虽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也缺乏普遍的现实教育意义，不过有一点还是写得不错的，那就是甘薯嫂被妇女们选为组长以后，她同丈夫韩甘薯几次颇有风趣的对话，较真实地反映了她“转变”以后的精神面貌。比如她第一次为了集体利益，吩咐她丈夫到二队借头驴把队部门口那个大石槽子拉来泡糜子，丈夫答应了，她又担心丈夫像过去那样“骗”她，于是说：“你可一准去呀，别像以前那样，嘴里说的满好，完了，猴戏，又变了！”读过这个短篇的人，读到这里，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这一语双关的话，真切地反映了她“转变”以后的心理变化。这个人物形象使人得到这样的思想启示：只有自己前进了，觉悟了，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先进人物的思想情感，才能更加热爱我们的新生活。
《脚步》是李惠文的几篇作品中唯一直接接触到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作品。这篇作品描写的先进社员明世昌老头同靳宝海不务正业、搞小买卖所进行的斗争，是相当生动的。可惜作者没有写出这场斗争的社会背景，也未能把双方的矛盾充分展开，并赋予他以应有的生活深度；作为有着严重自私自利思想和投机行为的靳宝海这一人物形象，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碍便转变了，使人感到他前进的脚步未免快了一点。我想，假如作者对整个农村阶级斗争形势有充分的认识，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研究和表现这一人物，把他作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来写，更深刻地挖掘出他的思想本质及其赖以形成的历史的阶级的社会根源，那么，即使没有写出这一人物的转变（作者的几篇作品中的落后人物，都是以转变为结局的），这一人物形象所概括反映的生活内容，也会比现在的写法具有更为普遍的现实教育意义。这篇作品虽然没有获得应有的思想深度，但作者开始注意描写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无论如何是值得鼓励的；而且随着作者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写作技巧的进一步提高，他有可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从对李惠文的七篇作品的简略分析中，使我深深地感到，作者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除去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树立起完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学习并掌握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农村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研究、分析各种矛盾中的各阶层人物思想动向和精神面貌……以外，还有一个方面不可忽视，那就是树立雄心大志，走艰苦而光荣的道路，承担革命时代所赋予文学创作的历史使命——写出更有深度、更有典型性的作品来。
从李惠文目前的创作来看，他的几篇作品都是以农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都有着明朗的色彩，健康的情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农村的新生活、新风貌，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感受和鼓舞；同时，这些作品大都有一个单纯、明朗的主题思想，常常围绕着农村工作中的一个实际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以对比的手法，写出两三个不同的有现实教育意义的人物形象……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希望作者不要满足于这一点。就题材而论，我们希望他继续从农村的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来写作，但要努力从这类题材中不断开辟扩大和加深新的主题思想；不要把作品的主题思想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框框里，好像写什么，就限于什么，而且表露得较直较浅，不能给读者留下想像的余地，要力求掌握“因小见大”的本领——透过细小的生活事件，努力挖掘表现出重大的主题思想。就人物而论，我们希望他继续歌颂农村新人新貌，继续写农村不同人物逐步提高觉悟和改变作风的故事，但要提高对于人物性格的概括能力，努力学习从日常生活中写出可以创造英雄业绩的新人性格，并赋予它以时代的精神色彩。
但是，我对作者还有另一种期望，这期望来自他的《脚步》对我的启示，来自他的艺术风格显然还未定型这一事实，来自我对当前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的一种渴求，这就是：我期望作者把自己的创作服从于更大的革命现实斗争的需要。具体地说，希望他不要回避农村现实斗争的本质矛盾，要千方百计地突破创作上的种种困难，努力从农村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各种各样复杂尖锐的矛盾中，去提炼和概括表现那些为千百万先进农民所普遍关心、所迫切需要回答的各种问题和生活真理，创造出足以打动人心的农村新人和英雄人物形象，使他们成为推动社会主义车轮向前飞转的精神力量。诚然，这是一件十分困难而艰巨的任务。但是，一个有远大抱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革命责任的作者，是不会望而却步的。而且相信：只要他立下雄心大志，站得高，望得远，肯于一头扎进现实斗争的激流中去，与先进农民同甘共苦，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勇于克服各种困难，那么，即便他一时、或在更长的时期内仍然写不出有巨大思想内容和艺术生命力的作品，但却可以写出比现在更为扎实动人的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