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荒唐
编者按:两个月前,本报曾发表过一批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自从那个时期以后,他们的反华言论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嚣张,越来越恶劣。据不完全统计,从九月一日到十月二十七日,仅仅在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四百三十篇。加上从七月十五日到八月三十一日发表的二百八十六篇,总共是七百一十六篇。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苏联报刊转载的其他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和文章在内。
苏联报刊最近期间反华言论所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社论、编辑部文章、论文直到小品文、漫画、读者来信,无所不用。他们的论点更加荒谬无稽,更加不像样子,除了谩骂还是谩骂,除了造谣还是造谣。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更加恶毒,更加粗野。他们更加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攻击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攻击中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他们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对兄弟党表现了“父道主义”,采取“分裂纲领”;中共的意识形态“同托洛茨基的概念相吻合”;中国是“好战的主观主义”;中国“沉醉于渴望取得霸权”;“中国政治家有一句口号:‘打倒白人!’”;他们甚至谩骂“北京叛徒”,“像是放肆的决斗者”,“中国领导人的良心就如污水一样”,等等,等等。
这些反华的奇文,写得实在蹩脚,制造的谣言实在离奇,读来令人生厌。但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劝读者同志们、朋友们,还是耐心地看下去,把它研究一番,总会从这些反面材料中得到益处的。
本报在刊登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方面,从来不惜篇幅,不取分文。无奈此种文章层出不穷,又臭又长,我们的篇幅毕竟有限。为了使苏联报刊的反华奇文不致湮没,准备另外编成专集出版。在报纸上,只能陆续刊登这些文章的摘要。下面,就是最近一个时期苏联报刊反华言论的摘要。
  说中共利用民族解放运动“争夺霸权”
“煽起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仇恨”
《真理报》九月十七日发表布鲁坚涅次的题为《有损于各国人民的斗争》的文章说:
“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共领导人方面特别注意和特别精心玩弄花招的对象。北京的活动家全力企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在维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愿望,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是熟悉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和问题的行家。但是,事实说明,中国领导人如此喜欢使用的革命词句、他们的忠于解放斗争的誓言,同北京的具体行动,同中国领导人在世界革命运动中进行的分裂活动,同他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立起来的意图,显然是相违背的。”
“中共领导人,正如最近的事件所特别清楚地说明的那样,力图控制民族解放运动,以便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沙文主义的、争夺霸权的野心,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领导人的行动实践就是如此。至于这种实践所依据的‘理论’基础,那么这种理论基础反映了他们思想的贫困、他们的好战的主观主义,这种好战的主观主义是由于力图把生活事实限制在自私自利的政治打算的框子内而滋长起来的。中国领导人对待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现阶段的问题的态度鲜明地显示了这一点。”
“只有那些蓄意把自己同生活隔开或者想把生活置于自己臆造的公式内的人,才会否认这些事实。中国领导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三年前同八十个其他共产党代表一道签署了声明,声明中指出:‘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说来,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而今天,他们却说只剩下五千万人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之下的论点是‘错误的’,他们的‘根据’是:帝国主义还在许多解放了的国家里保持着强有力的地位。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立场暴露了他们对被压迫人民多年来的英勇斗争的藐视态度。这种立场一概抹煞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目的在于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对自己斗争成效的信心。这种立场导致不‘承认’进一步开展和加深民族解放革命,不去正确地估价这种革命的内容和它们在斗争现阶段的特点。”
“中共领导的立场的用意在另一方面,在于企图强迫整个民族解放运动在其现阶段把军事的途径当作主要的而实际上似乎是唯一有效的途径。这显然是冒险主义的企图。”
“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仅是用理论上的捏造来支撑的,而且它令人不能容忍地违背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实际形势。”
“中国人士的立场在实践上导致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反帝斗争统一战线的分裂。这种立场等于承认几十个解放了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
“中国领导人的方针是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迷失方向的工具。他们不去开展民族解放斗争,而是缩小民族解放斗争。中国领导人粗暴地违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从背后打击反帝战士。这些人非难那些号召把反帝斗争推向新的高潮、相信民族解放运动的光明远景的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
《共产党人》第十五期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宣传家编造了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具有某种‘特殊的’共同利益的理论。这一理论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人士利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民族自觉的增长,经常强调只有这三大洲的人民的利益是共同的。按照他们这样解释的亚非团结,与其说是反帝斗争的工具,不如说是使这些洲的人民同社会主义国家隔绝的手段。”
“中国人士不仅仅限于宣布不正确的观点。他们现在企图在凡是有可能的地方,把上述三大洲的民主社会团体孤立出来,建立分裂性的、排他性的联合组织,实际上把它们同劳动人民的国际联合组织对立起来。”
“这种方针的基础不是对世界革命的关心,不是对进一步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关心。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特殊地位’的论调已经不能欺骗任何人了。这不过是企图用甜言蜜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那里赚取廉价的威望,建立对他们的领导权,利用他们为利己的、大国主义的目的服务。”
“当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挥舞着‘革命’旗帜的人企图煽起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仇恨、分裂世界反帝力量的时候,对于革命解放运动说来,有时这甚至比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更加危险。”
《真理报》九月十一日发表格列泽尔曼的题为《当代的矛盾和北京可怜的理论家》的文章说:
“要了解滋育革命力量斗争的源泉、了解它们的相互联系,其关键在于正确分析现时代的各种矛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集体制定的文件——共产党和工人党一九五七年会议的宣言和一九六○年会议的声明中,已经作出了这种分析。”
“但是,中共领导人竟违背这种分析,提出了自己关于现时代矛盾的观点。他们篡改了宣言和声明关于时代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论点。在自己的文件中把它推到次要的地位,或者同其他矛盾并列。这种修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甚至被不知羞耻地说成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做法,没有严肃的理论依据,显然是为某种十分肯定的目标服务,即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辩护,掩饰他们拆散当代革命力量的真正的企图。”
“然而,中国领导人在声明和信件中企图证明,目前,这个中心转移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国领导人走上了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现时代基本矛盾的道路。他们借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地区居住着人类三分之二的人口,从而认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是最深刻的和最尖锐的。”
“这种从数量上确定时代基本矛盾的态度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共‘理论家’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焦点,实质上是把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环节同世界革命运动中心的概念混为一谈。而这种混为一谈的提法在我们时代里是根本错误的。当年俄国曾是帝国主义体系中的最薄弱的环节,于是,它的革命力量冲破了这个环节,成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这证明了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和它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而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想把这种领导权转交给由各种社会力量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篡改了一九六○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这一论点: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共产党人》第十四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宣传机关说什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有决定性意义,这种论点根本是错误的,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矛盾的。”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主张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一种用意深远的目的。他们想对民族解放运动发号施令,想使它脱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脱离国际工人阶级。”
“因此,中国领导人把三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同苏联、欧洲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的企图,对民族解放运动、对全世界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是极其有害的。”
“中国领导人使亚非人民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隔绝的路线、使亚非各种团体同各种国际民主团体以及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隔绝的活动,是一条有害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始终不渝地反对民族隔绝和种族隔绝,争取消除妨碍一切种族、一切民族以及各大洲的劳动群众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各种障碍。中国领导人企图诽谤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把这种立场说成是一种仿佛要维护帝国主义的统治和维护所谓优等种族的统治的‘理论’,这真是对列宁主义的耸人听闻的恶毒诬蔑。”
《乌克兰真理报》九月二十八日发表布特凯维奇的题为《改头换面的种族主义》的文章说:
“‘东风压倒西风’,是中国发明的最新政治名言之一。这句话不仅仅是自命不凡的华丽词藻,这里面有一种概念,并且是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中国的‘地理学’拒绝把在欧洲东部和亚洲延伸有九千多公里土地的苏维埃国家算作‘东方国家’,也拒绝把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算作‘东方国家’。一句话,拒绝!似乎这个社会主义的‘东方’绝不是‘东方’,原因只是因为它不符合中国领导人的地理政治原则。他们是这样划分的:白种人就是‘西方’,有色人便是‘东方’。”
“中国政治家有一句口号:‘打倒白人!’而美国种族主义者的口号是:‘打倒黑人!’怎样区别这两种立场呢?出发点是相同的,同样都是种族主义,只不过是翻了个个儿而已。”
“谁是被压迫民族的朋友,而谁又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中国人士把一切都搞混了。”
《文学报》九月十日发表古利亚莫夫、穆斯列波夫和丘古诺夫的题为《阴谋活动的骑士》的文章说:
“中共领导人想在东方所做的和西方所做的中间筑起一道长城,其中包括文学艺术领域。如果说到中国代表的‘文学爱好’,他们则倾向于吉白林的主张,而吉白林曾提出过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口号:‘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它们是混合不起来的’。人为地把文学分为‘有色人的文学’和‘白人的文学’,似乎在它们之间有一条鸿沟,这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者”。
“事实表明,中国政客对亚非文学艺术的命运不关心。他们利用作家会议来同苏联‘算账’,来宣传自己在国际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他们在亚非文学运动中制造分裂,使作家不去注意发展民族文化的迫切问题。”
污蔑中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分裂主义”
说中共立场“同托洛茨基的概念相吻合”
《共产党人》第十四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背离宣言和声明,因而越来越滚到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上去,他们力图强迫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接受他们的冒险主义路线,觊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角色,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而给那些不同意这一点的人扣上‘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帽子。”
“中国领导人篡改了总路线,从而一笔勾销了宣言和声明。此外,他们意见的全部内容就是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一连串攻击,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观点的蓄意歪曲。”
“在苏共和中共两党初步交换信件的过程中,承担了义务不扩大论战,而要促成一种有利于苏共和中共关系正常化和有利于顺利进行一九六三年七月的谈判的气氛。苏共严格遵守这个义务。可是,中国领导人是如何行动的呢?当需要集中一切力量来寻求克服已有分歧的途径时,他们却强迫苏共就一系列新的问题进行论战。”
“究竟怎样来理解这种步骤呢?这只能认为是企图加剧分歧。事态的发展进程表明,中国领导人需要的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加深分歧,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是它的分裂。”
“宣言和声明十分明确地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纪律的基本条件,宣言禁止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建立派别和集团,声明责成共产党不采取可能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任何行动。派别活动有它的逻辑,它能使那些走上这条错路的人走得很远。中共领导人越过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它们的党员中广泛宣传自己的独特观点、在国际民主组织中进行分裂活动、支持其他兄弟党内的反对派,这些都是派别活动,也都是粗暴地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纪律。中国领导走上了这条道路,从而承担了严重的责任。”
“如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以宣言和声明为立足基础,那就不能容许一方面禁止兄弟党研究和运用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革命经验,宣布这是‘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又大骂它们本身的经验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同时强迫它们接受外行人从旁制定的行动纲领,说这个纲领是‘普遍真理’,也就是对兄弟党表现父道主义、傲慢和不尊重的态度。这显然是违反列宁主义的。”
《共产党人》第十五期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的编辑部文章说:
“北京利用现在家喻户晓的中国领导人同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分歧,展开一个规模空前的反对兄弟党的运动,这个运动,按其语调来说,是十分敌视的,按其手法来说,跟同志之间的辩论毫无共同之处。参加这个运动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社会机构和人士、报刊、国内外的全套宣传机构和国家机构。换言之,为了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斗争,调动了一个大国执政党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这使情况极端严重化了。”
“社会主义和整个革命运动的事业正在遭到巨大的损失,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他生活在哪个国家,不管他在怎样的情况下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都必须履行自己的国际职责,尽一切可能来制止事态朝着北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不及时做到这一点,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北京所创造的特殊纲领,其实际内容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在理论方面——放弃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阐述已经成熟的社会发展问题时表现主观主义和随心所欲地、断章取义地摘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在所谓适应民族条件的借口下(在这个场合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在国家的社会政治方面——个人迷信制度,利用广大劳动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在解决国内国际问题时把任意作出的公式强加于人。”
“在对外政策方面——以保持国际紧张局势为方针,认为紧张局势是实现用‘世界革命’的口号伪装起来的霸权计划的有利环境。至于说到如果遵循北京所强加的方针就可能被挑起的世界热核战争,那么它对革命仿佛不是阻碍,而是福音。”
“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放弃把社会主义阵营当作当代世界发展主要力量的方针,因为这种方针的前提是要考虑使用这一力量的共同规律以利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中国人士现在‘不满意’社会主义阵营发展的规律。因此他们缩减这个阵营内部的经济、科学、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破坏它的团结。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反对国际社会主义分工,主张建立闭门自守的民族经济,借口‘平等’来作为这一切的论据。”
“企图利用什么方法把北京的思想纲领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呢?”
“根据中国领导人的行动来判断,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决定搞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造一个在他们保护下的新的运动。他们认为,损害苏共的威信,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捷径。”
“北京捏造的诬蔑,还可以再继续列举,但是这里所列举的就雄辩地说明,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手法。还应当指出,中国领导人一面把同苏共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绝对不能相容的观点强加给它们,一面厚颜无耻地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和维护的观点——在昨天还遭到中国方面攻击的观点和结论据为己有。例如在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可以找到不少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文件上逐字逐句抄下来的论点,尽管这封信件的全部内容恰恰是反对这些论点的。”
“总之,现在自北京散布的‘战略方针’和‘策略原则’是由下面的内容组成的:
“第一、把世界战争作为革命手段的方针。由此产生了在国际关系中的冒险主义策略;
“第二、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由此产生了分裂和诋毁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和制造在中国庇护下的新运动的企图;
“第三、‘推进’革命,实质上是‘输出’革命的路线,使斗争的仅仅一种方式——武装斗争绝对化。由此产生了宗派主义的、假革命的宣传和策略。“中共理论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概念在许多方面同托洛茨基的概念相吻合。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公开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分裂活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主义作法完全符合北京的‘理论’方针。中国宣传机构在反对兄弟党的文章中使用了只有在对敌斗争中才允许使用的语调。这再一次地着重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关心的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是追求截然相反的目的。”
《消息报》九月十三日发表伊凡诺维奇的题为《分裂主义者正在结成同盟——第四国际托洛茨基叛徒的联盟》的文章说:
“被争取人类光明目标的真正战士作为毒害人的意识的垃圾和腐败物扔掉的东西,根据各种材料看来,大受现代左倾克里空和假革命分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欣赏。因为,只要读一读他们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高谈阔论,就不难发现,它们显然有点像托洛茨基的理论;它们对当前国际发展的根本问题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同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家的概念相似。”
《消息报》十月十三日发表斯塔索娃的题为《寸步不离列宁主义》的文章说:
“从中共领导发表的许多正式声明中可以看出,目前的中共领导很好地掌握了托洛茨基主义在反党斗争时期采用过的方法和手段的整个并不复杂的武库。中共领导还觊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种特殊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总路线’,这同托洛茨基当时臆造出‘中派’的做法一模一样。”
“中共领导的‘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论点,是托洛茨基立场的翻版,托洛茨基在一九一八年提出了绝对错误和有害的‘既不和也不战’的论点。”
“我记得在一九一八年,托洛茨基似乎是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提出了苏维埃政权有丧失的可能性的论点。可是现在,过了四十五年之后,中共领导人竭力在搞世界主义方面互相压倒,竟然落到这样的地步,即他们认为,为了‘整个阵营’的利益,可以在未来的原子战争中牺牲个别民族和国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
“熟悉党史和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的党员们不用特别费劲就能断定,中共领导目前的方针是像托洛茨基主义那样,企图在国际范围内修正列宁主义。我坚信,所有共产党员将给蓄意侵害现阶段最神圣的东西——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的中国修正主义者们应有的驳斥。全体共产党员都应该坚持一贯地同企图加剧国际局势和把世界推入原子灾难深渊的中国分裂分子们斗争。应当毫不留情和坚持不渝地进行这场斗争,就像弗·伊·列宁和我们全党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时期所进行的那样。”
《劳动报》九月八日发表朱努索夫的题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散布的民族主义毒素,正在造成毒化很多人的意识、妨碍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的国际主义团结的进程的威胁。”
“中共领导人的‘特殊’路线,就其本质来说,是以贯穿着民族主义精神的气候和地理比喻:东风压倒西风来代替科学的定义。”
“中国教条主义者以滥用‘革命’词句为掩护,反对和平共处政策。”
“北京领导人以所有共产党的教师自居。而实际上,这些脱离了现实生活的人,除了冒险主义地、不惜爆发使亿万人死亡的核战争来‘推动’革命以外,什么好主张也提不出来。”
捏造说中国在进行“诽谤苏联的运动”
中国的路线同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
《共产党人》第十五期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的编辑部文章说:
“由于中国领导人把对中国人民的教育转到反苏的轨道上,转到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不友好和敌视的道路上,他们将要对本国人民、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人民和对整个国际解放运动负起大得无比的责任。”
“不能不考虑到,对苏共、苏联政府和兄弟党领导人、对他们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决定性问题上的政策进行的诽谤和虚伪报道,也就是中国宣传机关目前在全世界如此起劲地散播的这些不和的种子,可能长出最有害的和后果深远的幼芽。这些幼芽可能会给极端民族主义的和极端反动的倾向的复活长出茂盛的庄稼。到那时候再来证明说,我们中国领导人并不希望这样,就已经晚了。共产党人不能够、也没有权利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从事反苏、反共的宣传。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深思,他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对并且采用不能许可的方法,这对本国人民和各国人民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但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也是很大的。当中国活动家的极有害的思想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扎根还不是太深的时候,只有共产主义运动才能阻止中国活动家在斜坡上继续滑下去。”
《消息报》九月二十九日发表克瓦索夫的题为《在危险的道路上》的文章说:
“曾经有一个时候,在一些中国城市里的公园入口处耸立着有这样的牌子:‘华人不准入内!’不难设想,这样的牌子只能在帝国主义强国作威作福的地方出现。可是现在在大连,在根据苏中贸易协定进行维修苏联船只的地方——自然也有苏联的船员——在公园和俱乐部门前也出现了类似的牌子,上面用俄文写着:‘外国人不准入内!’。”
“中国当局的行动并不只限于高悬这种‘创作’。回国的苏联海员及其家属介绍了大连马路上耍流氓的坏蛋们的令人气愤的狂妄行为。苏联海员们强调指出,一切不能令人容忍地对待苏维埃人的事实都是中国当局作了相应的工作的结果。”
“中国宣传机构的论点和他们所用的术语同台湾国民党残渣所搞的反苏运动不谋而合这一点,甚至也没有使发动反苏歇斯底里的中国领导人感到难堪。”
“以反苏诽谤代替以无产阶级精神教育劳动人民和青年,就意味着做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反对中国人民的犯罪勾当。”
《新时代》第三十六期发表署名“现代人”的题为《毫无顾虑地蛮干》的文章说:
“北京开展的反苏运动就其恶毒程度来说可能超过了当年蒋介石分子进行的这种运动。北京领导人忘记了他们不久前关于用‘讨论和协商’的办法来调解共产党之间的分歧的呼吁。不可救药了!北京开始的所谓‘讨论’很快就降低到最庸俗的诽谤水平。”
“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是应该受到蔑视和谴责的,他们为了适应自己的野心勃勃的计划,竟牺牲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企图消除中国劳动人民对苏联兄弟的自然的信任感情和对伟大无私的援助表示感谢之情。”
“北京给帝国主义者帮了大忙,帝国主义者四十五年来一直在不成功地诽谤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中国领导人的全部反帝豪言壮语也冲淡不了这一事实:实际上目前北京的路线同西方最猖狂的帝国主义集团的路线结合在一起。”
《红星报》九月十四日发表观察家的题为《〈解放军报〉巡礼》的文章说:
“北京的宣传家们在卑劣的诽谤苏联的运动中开始广泛利用军事报刊。每个人,只要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最近一个月的军事报纸《解放军报》,就会看到,来了一个怎样的大转弯。以前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保证,统统忘光了,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用最不体面的手法作为武器。不管是什么题目——对外政策也好,军事战略也好,还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也好,《解放军报》的笔调都在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诽谤苏联。”
“《解放军报》的反苏捏造追求着完全肯定的目的:在人民解放军官兵中散播敌视我国的种子。”
《文学报》十月三日发表姆纳茨卡尼安的题为《他们为什么把水弄混》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的良心就如污水一样,把一切都带走了,只剩下用以打朋友的石头。石块是事先准备好的——正当发誓忠诚的时候。”
“北京领导人已经好几年走着不正确的道路。很难预料,在这条无视健全思想的道路上他们会落得怎样的下场。还有危险的呢!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好像是特地为了为错误辩解而创立的。”
“现在问题是交换意见,而不是北京批评家奉行的诽谤,应该力求明确,而不是弄混水,当有人反对明确时,他就是在弄混水而走上诽谤的咒骂。”
“政策上的民族局限性,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在友谊中的不忠诚,使北京教条主义者达到了这样盲目的地步,他们现在只看到他们的脚底下的东西。”
《文学报》九月五日发表阿姆巴楚莫夫的题为《原则:没有任何原则》的文章说:
“中共领袖企图用‘错误的三段论’给一切不赞成他们的人扣上最骇人听闻的大帽子。他们把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称作‘两面派’和‘帝国主义者的帮凶’。”
“这类言论荒谬到如此地步,使人显而易见:中国领导人狂怒得完全忘记了起码的分寸。或许他们认为,在政治上需要根据这一臭名昭著的原则行事:‘谎话说得愈多,人们相信得愈快’。”
“中国领导人用虚伪的帽子和骂人的话,把他们的那些声明和文章说成是‘参加辩论’。如果在辩论中以起诉的形式发言,那真是奇怪的辩论,最好还是把它叫做使人无权上诉的判决。苏联人民从亲身的事例中知道,中国领导人是把谁的‘辩论’方法当作典范的。斯大林曾经宣布过,任何反对者、任何不同意他的某个行动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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