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悲剧与挽歌
——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
李希凡
“无材可去补苍天”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曹雪芹逝世二百年了。在他生前，《红楼梦》的部分手稿已开始传钞、流传，他死后不久，就出现了“好事者每传钞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程《序》）的盛况。十八世纪末——清乾隆末年，即距离曹雪芹逝世不过三十年左右，高鹗、程伟元的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已经刊行问世，风靡全国。所谓“开谈不讲《红楼梦》，虽读诗书也枉然”，所谓“士大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都说明了在清朝中叶以后，《红楼梦》的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是有口皆碑的，可以说它把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推上了最高峰。
但是，这样一位富有才华的伟大作家，在十八世纪的旧中国，却不能见容于现实。他的一生——从曹氏家族的繁华末世，到“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沦落、贫困的兴衰变化，固然为他写出《红楼梦》这样的伟大杰作准备了物质的和思想的基础，而这种身世遭遇，也无情地毁灭了他的罕见的天才，在他贫困的晚年，《红楼梦》终于成了未完成的杰作（《红楼梦》大概有八十回左右，是曹雪芹的原著，其余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续）。这位对近古文学史有卓越贡献的作家，实际上是在贫困和悲愤中“泪尽而逝”的！
曹雪芹的先辈有几代都做过江南织造的官吏，织造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却掌握着封建王朝的经济大权，是一个只有皇帝亲信才能得到的肥缺。从曹寅（雪芹的祖父）、李煦（曹寅的妻兄）、曹颙、曹頫（雪芹的父、叔辈）给康熙的奏折以及康熙的批语里，可以看出世袭织造六七十年之久的曹氏家族，和这位皇帝的特殊的亲密的关系。江南织造曾给曹家带来了赫赫百年的荣华富贵，《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过往的繁荣，兴衰的历史，都有着曹家盛衰的影子。
雪芹生于这一家族的末世，对往日的风月繁华之盛，虽有不无怀恋的感情，但对于那腐烂的贵族阶级，罪恶的封建制度，雪芹又进行了广泛地揭露，猛烈地抨击。关于曹雪芹个人的历史资料，目前我们知道得还不多。但是，从敦诚、敦敏的赠诗中，也还是可以稍微看到一点他的性格风貌。所谓“接?倒著容君傲”，所谓“傲骨如君世已奇”，都说明了他在沦落、贫困中却不甘屈服的性格。我们虽然不相信新红学派的“自传”说，却也无须否认，《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曹雪芹性格的影子。《红楼梦》开章第一回以石头的“梦幻”作为楔子，借顽石的无材补天做了深情的自我嘲讽。贾宝玉出场时的那两首“西江月”（第三回）像是说尽了贬词，却实际上是唱的赞美诗。能够写出《红楼梦》的悲剧的天才，在卑污、奸恶、虚伪的贵族世界里，自然是“无材”去补缀那封建制度的“苍天”，而只能拆穿它的荒淫无耻的真相。无材补天的悲愤，概括了《红楼梦》的主题。对封建制度的“苍天”，充满着愤怒、诅咒和仇恨的情绪，对被毁灭了的叛逆者，却唱出了热情的颂歌。在封建社会里，做一块不同流俗的顽石，虽然造成了曹雪芹一生坎坷遭遇的悲剧，却体现了作家的孤傲不屈的精神。“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就是二百年前的曹雪芹不能被人理解的遗恨。
封建统治阶级的必然灭亡的宣判书
处于《红楼梦》结构中心的，虽然是封建叛逆者的爱情和性格的悲剧，是封建礼教摧残下的青年妇女一代的悲剧。但是，曹雪芹并没有把他的故事局限在婚姻悲剧的狭小范围内，而是把它展开在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矛盾里。爱情和性格的悲剧冲突，不是个别小人“拨乱其间”所造成的，而是社会矛盾、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尽管曹雪芹曾一再剖白过他对社会现实的态度：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
“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
“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乃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
《红楼梦》写于清代王朝的乾隆盛世，这是清代帝国最强大的时期。由于这个朝代的残酷的文字狱，曹雪芹在自己的小说里，确实是有意地对他那时代的黑暗政治，不做直接的描写。但是，作者一生的兴衰际遇，毕竟和政治风云的变化关系太大了，而《红楼梦》又取材于这样一个由盛到衰的贵族家庭，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的矛盾和斗争，就无法避免对政治生活的描写，所以尽管作者反复剖白他的态度，他的笔却仍然难以抑止地对当时黑暗的政治现象做画龙点睛般的揭露和谴责。
像第四回写清朝贵族统治的所谓“护官符”：“凡做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大乡绅的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做‘护官符’”。
虽然是含蓄的描写，却深刻地勾划出了这个“昌明隆盛之邦”的残酷黑暗政治的本质面貌，揭示出建立在这样社会基础上的政权，已经走上了不可避免的灭亡的道路。《红楼梦》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自然并不限于这一方面，它实际上是对封建制度进行了一次总解剖。和曹雪芹的“假”表白相反，他的笔锋深深地插入了封建制度的心脏，解剖了它的毒瘤与脓疮，暴露了它的黑暗与罪恶，展示了它的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
珠光宝气的荣宁二府，是清代王朝贵族社会的典型写照。这个“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的围墙，仿佛是很高的，却掩盖不住反射在这个家庭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围墙外的洪流在冲击着它，围墙内的湖泊也时常要掀起不平静的波涛。
变幻莫测的一代王朝的政局，不时地给这个家族的统治者带来风险的警报。曾经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在确实的消息没有传出来以前，皇帝的陛见，成了笼罩着家族命运的乌云——“贾政等不知是何兆头，只得急忙更衣入朝。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直到喜信传来，“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气盈腮。”但是，那“盛筵必散”的“异兆悲音”，却仍然不断地袭击着人们的心头。南京的甄家被抄家了，这不过是贾家被抄的预兆。在曹雪芹的八十回的《红楼梦》里，虽然没有写到荣宁二府的结局，却预示了这种最终的政治命运，反映出清代雍正、乾隆两朝不同政治集团的贵族家庭所面临的险恶风暴。
就是在荣府围墙里的家庭生活，也明明暗暗地浸透着贵族派系的矛盾。对外，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是“一荣俱荣，一枯俱枯”；对内，家政大权和嫡庶继承权的争夺，也在每个家族的内部派系中间展开着。贾史王薛四家族经常是相互婚配的。荣国府的老太君贾母是史家的，贾政的夫人、贾琏的妻子（熙凤）是王家的，薛蟠的母亲又是贾政夫人的姊妹。这样相互婚配的结果，就造成了家族内部的派系势力。曹雪芹笔下的荣国府的家政大权掌管在贾政的手里，实际上是掌管在王夫人的手里，可是，贾赦的儿子贾琏、儿媳熙凤，却又由于是贾政的内亲——熙凤是王夫人的侄女，来到荣府管事。而王氏家族在荣国府不仅攫取了家政大权，排挤了其他派系的势力，为了巩固她们的“妻党”地位，在荣府“继业”人贾宝玉的婚姻问题上，也深谋远虑地制造着“金玉良缘”。她们的飞扬跋扈招来了暗地里的嫉妒和仇恨，为了替贾环谋夺家私和继承权，赵姨娘和马道婆用“魇魔法”陷害凤姐和宝玉，就是其中的一例。
在日常的家事中，这种明争暗斗，更加比比皆是。一个职位出缺了，大家都来争夺。贾元春才选凤藻宫，是“天大的喜事”，为了省亲的夸耀，荣府要大兴土木，于是，贾琏的奶母赵嬷嬷来为她的儿子要事儿做，贾蓉求贾琏安排贾蔷；一件管理和尚、道士的事儿，也产生了矛盾：凤姐要安排贾芹，贾琏要安排贾芸，封建制度的溃疡——贪赃纳贿，在家务管理中，也成了合法的存在，……主子间的派系势力、派系矛盾，也伸展到奴仆中间去。赖大家、林之孝家、周瑞家、王善保家（不少是太太的陪房），依靠着不同的主子树立了不同的派系，而小奴仆又依附于大奴仆……层层相依，层层相制，“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这在封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司空见惯的互相仇恨、猜忌、欺诈、陷害等等矛盾和冲突，以多么生动而复杂的形式，出现在曹雪芹笔下的荣国府里啊！它们不仅在贵族成员们的身上打下了烙印，同时也强烈地影响了大小奴仆们。贾府中上自管家下至低微的丫头小子，都被卷入这明争暗斗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拔。正是在这种复杂而真实的生活环境里，曹雪芹创造了各种各样的鲜明的性格，特别是创造了王熙凤这样一个封建统治者的深刻典型。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家族，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时每刻都在开展着这样的混战，怎能不把它引向崩溃的结局呢？
更何况经济上的豪华、奢侈、挥霍无度，已经为它的死亡种下了不可救药的病毒。荣府的三百多口的小王国，实际上是清代盛世整个贵族阶级的缩影。他们整日间忙忙碌碌，尔虞我诈的中心内容，都只是为了自己的享乐。他们吃的是珍贵的食品，用的是豪华的装饰。平时挥霍无度已经如此惊人，遇到婚丧大事，就更以高度奢华糜费展开竞赛。荣府为了元妃的省亲，修盖了豪华的大观园，宁府为了秦可卿之死，“尽其所有”大办丧事。而这末世的豪华，比较起四大家族盛世时期在江南接驾的盛况已经差得多了。
这“功名奕世，富贵传流”的“钟鸣鼎食之家”的膏粱锦绣的生活，看来是多么迷人！但是，在它的背后，却浸透着被榨干了的农民的血汗。看看乌进孝缴租的那张单子，就可以了解，贵族地主阶级是用怎样残酷的手段压榨农民了。可是，他们的贪欲是永远满足不了的，见了乌进孝的账单，贾珍立刻表示不满地说：“这够做什么的”！虽然榨尽了农民的血汗，也已经供应不上贵族们日益增多的挥霍，于是，他们只好再加上典当、变卖、借贷，来维持这末世的繁华。然而，毕竟是末世的繁华了！那破落、颓败的前景无法掩饰地暴露出来。古董商冷子兴说得好：“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运终数尽”的悲哀，不时地在袭击着那些“才自精明志自高”的主子，管家的凤姐说：“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总绕不过弯子”、“咱们一日难似一日，外面还是这样讲究”；曾经一度管事的探春，在抄检大观园的时候，也说出了她悲哀的预感：“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秦可卿临终托梦给凤姐的“盛筵必散”的筹划和警告，不过是压迫着这个贵族家庭的现实的阴影。
当然，使作者感到悲哀的，并不是少数有“才智”的统治者们觉察了这种颓败的趋势，而是他们的大多数依然故我地加速着这种趋势。看看那些贵族“爷儿”们的形象吧！
贾政是他们中间的唯一的正统人物，但他只有一副灵魂空虚的假道学面孔。除了庸俗的八股科举的立身处世哲学，一无所能。他唯一能施展威力的，是用僵死的道统扼杀贾宝玉的个性。但是，像贾政这样的正统人物，在这“诗书簪缨之族”，也还只是一个孤独的存在；更多的是一些“人形的动物”，贾赦、贾珍、贾琏、贾蓉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外戚们薛蟠、邢大舅、王仁，完全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眠花宿柳、偷鸡摸狗、聚赌斗殴，无所不为，特别是性生活的糜烂，无异于禽兽。封建伦理的道统形式，在他们的手里已经撕得破碎不堪；焦大用两句话概括了这个家族伦理关系的混乱：“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而柳湘莲只用一句话：“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就活画出这个贵族家庭的溃烂的道德面貌。
用如此深刻的艺术批判的笔触，在日常生活的画面里，真实地、细致地描绘出封建贵族阶级内部的复杂矛盾斗争以及形形色色的腐烂的生活形象和精神面貌，在我国文学史上，《红楼梦》是唯一的作品，曹雪芹是唯一的作家。《红楼梦》的社会历史价值在这里，曹雪芹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才能的主要表现，也在这里。自然，它的典型概括的意义，却远不止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写照。外表烜赫内里溃烂的荣宁二府，只不过是清代雍乾盛世统治阶级的象征。它用艺术形象启示给人们的，是这装璜得非常漂亮的“昌明隆盛之邦”，实际上是滋生着各种毒菌的腐烂的机体，愈是那“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就愈是埋藏着最肮脏、最见不得人的事物。不管它怎样修饰、装璜，也都无法掩盖它的腐朽不堪，也都挽救不了它的即将崩溃的历史命运。所以我们说，《红楼梦》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也是整个封建贵族制度必将灭亡的宣判书。
大观园中的悲剧
封建制度、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毒瘤与烂疮，在《红楼梦》中，虽然受到了如此广泛的揭露、深刻的批判，但是，《红楼梦》并不是毒瘤与烂疮的陈列橱窗，在这里，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曹雪芹是生活中进步、光明的事物的热情的歌者，而且恰恰是借助那“一线光明”的进步事物的悲剧反抗，照亮了整个黑暗王国的龌龊面貌。
如上所说，处于《红楼梦》结构中心的，是封建叛逆者的爱情和性格的悲剧，是封建礼教摧残下的青年妇女一代的悲剧。《红楼梦》的广阔的生活画面，就是沿着这中心的悲剧线索而展开的。如果说，形形色色的贵族阶级生活的烂疮，表现了贵族地主阶级自我毁灭的征兆，那么，那中心的悲剧，却展示了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借以支持它统治的真正的法制、道德、观念，也是日益暴露出它的不合理性，日益引起叛逆者的反抗，也同样要引导出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结局。
生活如此腐烂、道德如此沦丧的“昌明隆盛之邦”、“诗书簪缨之族”，它的法制和礼教的外衣，对贵族纨袴子弟，本来已经完全丧失了约束力。但是，建封统治阶级仍然掩耳盗铃，把严格的等级制度、徒有其表的封建秩序和一切虚伪的正统观念的形式，看做传宗接代维持统治的法宝。贵族“爷儿”们对它们可以视有如无，在实际生活中玩尽各种花招撕毁它，而任何思想上怀疑它们的“神圣存在”，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曹雪芹不仅用辛辣的笔触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这种虚伪的外衣，而且通过青年叛逆者的生活遭遇，深刻地表现了那窒息灵魂和个性的封建教条，在人的正常生活里，是怎样地难以忍受。
和封建贵族阶级的“人形动物”相对照，曹雪芹创造了两个青年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形象；描绘了大观园中被封建礼教扼杀的不同阶级不同性格的青年少女的悲剧命运。
交织在这复杂的悲剧冲突中心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和性格的悲剧。在《红楼梦》里，这两个人物的爱情和性格，是他们生存的畸形环境中的复杂矛盾所滋育的成果。贾宝玉的形象，在这里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毫无疑问，贾宝玉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少爷，他像他所出身的这个贵族家庭的一切成员一样，是在“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里，过着剥削阶级的优裕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可能不在他的性格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他的精神面貌固然和贾琏、贾蓉等“人形动物”，有着本质的差别，但也还是渗透着那一阶级的贵族公子、富贵闲人的情调。这虽是贾宝玉生活环境的真实和性格的真实，却由于同样出身于贵族公子的曹雪芹，对于这一方面缺乏批判的认识和描写，因而，作者的浓重的渲染，也就不能不带有消极的影响。封建时代的旧红学家和至今仍有一部分这样的读者，他们很少去体会贾宝玉的叛逆精神，却非常羡慕他的脂香粉气的“温柔富贵之乡”的生活，这固然是这一部分读者本身的不健康的欣赏趣味，但也反映出了贾宝玉的性格以及创造这一性格的作家的反封建的局限性。
不过，和整个贵族阶级的形象相对立，贾宝玉的性格却充满了叛逆精神。它是当时启蒙的民主主义思潮，在叛逆的贵族青年一代中的反映，又是贵族阶级内部重重矛盾的合理产物。贾宝玉自幼就生活在父亲贾政的暴力管制和祖母的娇养、宠爱的矛盾中。在贾政看来，贾宝玉必须被训练成一个贵族阶级的忠臣孝子，才不辜负皇恩祖德。而在贾母的心目中，这爱孙乃是膝下解闷的“玩物”。她要把他娇养在内帏，以逃脱贾政的管教。这两种教养的方式，虽然时常产生矛盾。而忠实于封建伦理观念的贾政，却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不得不经常在被迫的情况下，放松了对他儿子的管教。贾宝玉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得到了接触民主思想和反封建“邪统”的机会，发展了叛逆性格。
混迹在内帏，虽然使得贾宝玉的性格浸淫了脂粉的香气，而内帏少女们的比较洁白、单纯的生活，特别是出身于下层的丫头们的优美的灵魂和身受的践踏与摧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叛逆精神。男性贵族的腐烂和丑恶，未婚少女和丫头们的优美灵魂和不幸遭遇，在他的思想感情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得出了完全违反“男尊女卑”的结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也正是由于这种不满封建礼教摧残妇女的启蒙的感受，使得这个贵族公子，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阶级的偏见，把他的同情倾注在那些受封建势力压迫的青年妇女的身上。他和大观园中丫头们的关系，虽然也烙印着贵族公子的思想和生活的痕迹，却表现了他对等级制度的抗议。
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也使贾宝玉在一定范围里得到了自由发展个性的机会。他厌恶封建贵族的繁文缛礼，厌恶礼教，厌恶他自己未来的封建官僚的前途，反对科举制度。他无心于读死书，不专心八股文的修养，而且批评封建的仕途经济学问，是说“混账话”，批评热心于功名利禄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说那是受了“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之害。对封建的文化教育，也提出了深刻的怀疑，说“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除四书，杜撰的太多，偏是我在杜撰不成”，甚至把“文死谏，武死战”的“君子杀身以成仁”的最高封建道德，也说成是毫无意义的“胡闹”！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贾宝玉的启蒙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突破封建贵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特别是贵族公子的生活的烙印，使他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对出路的探索，往往坠入悲观主义的思想泥淖。但是，他对封建主义的精神道德，敢于提出如此大胆的怀疑和否定，轻蔑和憎恨，在当时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贾宝玉这样的“行为偏僻性乖张”，在这个贵族家庭里，不能不是大逆不道，不能不产生尖锐的矛盾，不能不构成悲剧的冲突。第三十三回，贾政痛打宝玉时的决绝的言词：“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正表明了封建统治者对他的叛逆精神的预感。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不过是他们的叛逆的思想和性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们的爱情也渗透着他们和封建制度的悲剧冲突。在这样腐烂的贵族家庭里，性关系的混乱，已经达到了最卑劣的程度，男性贵族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偷鸡摸狗，荒淫无耻，其间根本谈不上任何爱情关系的存在，但这一切却可以得到统治者公开地默许和庇护，第四十四回王熙凤向贾母诉说贾琏胡作非为的时候，贾母反而“笑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甚至连“爬灰的爬灰，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也都没有受到过明显的反对，可是，青年男女间自己做出的爱情选择，却是要遭到绝对的禁止和摧残。同是这位贾母在五十四回对忘了父母、忘了书礼“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佳人的长篇议论，完全可以看做是对宝黛爱情提出的警告。男的可以随意玩弄女性，可以占有三妻四妾，女的却不能有任何自主的爱情；贵族公子可以任意地蹂躏下层妇女，而在真正的婚姻问题上，却只能由父母去决定，不能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千百年来的封建的婚姻制度。大观园中的妇女不过都在重复那千百年来共有的命运。年轻的女儿们，有哪一个得到了自己的幸福呢？才选凤藻宫的贾元春，虽然给贾家带来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而她自己却闷死在深宫之中了。软弱的迎春，婚后受到了狠毒残暴的折磨：“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才志精明”的探春，在作者的心目中，是怎样一个能有所作为的妇女啊！最后也逃不过远嫁受苦。向往荣华富贵的尤二姐，被暗害而死，勇敢的尤三姐也没有逃出现实的魔掌而被迫自杀。主子尚且如此，女奴们的遇遭就更加悲惨了。金钏被逼投井而死、晴雯、司棋被逐屈枉而死；被贾赦看中了的鸳鸯，也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果。出身愈贫贱，结局就愈惨。这腐烂而残忍的生活，不能不给少女们带来绝望的考虑，于是，惜春、芳官、藕官、蕊官都出了家。这就是大观园中年轻妇女的悲惨的结局，谁也没有逃脱被礼教吃掉的命运。
几千年来，只有少数人试图掌握过自己的命运，做过悲剧的反抗。宝黛的爱情，就是这样触犯了封建阶级的礼教大防。两小无猜，培育了他们的爱情的幼苗，累经磨折，又加深了他们的相互了解，大观园女儿国的花前月下，“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那情调虽然也沾染着宿命的悲观的色彩，却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势力的精神压迫，迸发出爱情的火花。
《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的悲剧，多方面地渗透着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内容。如前所说，曹雪芹把宝黛爱情的悲剧，展开在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里。而宝黛的爱情悲剧本身，也不仅表现出了他们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而且显示了正是由于共同的叛逆的理想，才把他们引向了生死不渝的爱情。
曹雪芹是通过宝玉、黛玉、宝钗的典型性格和它们中间的复杂的爱情关系，来揭示这个悲剧的社会意义的。他们中间的
“三角”关系，并不简单是爱情的矛盾，而更重要的是两种思想、两种生活道路的冲突。
在这里，我们没有篇幅来探讨黛玉和宝钗的复杂的性格内容。才貌双全、互相匹敌的薛林双绝，最初确实在贾宝玉的爱情选择上形成过矛盾，但宝玉在感情上终于选择了黛玉，以至于一直影响到将来的悲剧结局——宝玉不得不由于“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而出走，那不只是表现了爱情的破灭，而且是显示了两种思想，两种生活道路冲突的必然结果。
生活在苦风凄雨中的林黛玉，比之贾宝玉，经受着更为沉重的封建礼教的精神压迫。孤苦的身世，傲世的心灵和多愁多病的身体，又融合着极其敏感的诗人的气质，确实使得这个贵族少女的感情有着过多的纤细的哀愁，形成了她的性格的悲凉、阴沉的一面。但是，这样的性格特点，恰恰是反映了封建的人间关系和封建礼教加在她身上的悲剧的压力。那以花自喻的悲哀：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道出了她内心的痛苦。而她又不是一个“安分随时”的性格，她渴望自由，渴望美好的爱情，敢于冲破礼教的牢笼做大胆的倾诉，却不肯在龌龊的环境里做虚伪的周旋，所谓“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使她和贾宝玉有了共同的蔑视“世俗”的叛逆理想——用贾宝玉的话说，那就是她“自幼不曾说过劝他去立身扬名”的“混账话”，奠定了他们的生死与共的爱情基础，但也形成了她的不合乎封建闺范的性格。这就注定了她的爱情的悲剧命运。
薛宝钗的性格，恰恰和林黛玉相反，她也同样爱着贾宝玉，但却很少有真实感情的流露。她把爱情的希望寄托在周密心机的活动中。她“藏愚守拙”，“随分从时”，像王熙凤所说的：“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依靠着这种“会做人”的周旋，在荣国府那样复杂的环境里，和周围的上下老幼，无不相处得八面玲珑，尽得人心，使“金玉良缘”成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但是，像这样一个封建主义的忠实信徒，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努力奉守着封建礼教、封建秩序的规范，以“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居，她的“温柔敦厚”、“庄重典雅”，她的“怒于中而不形于外”、“心如城府之严”，虽然可以攫取荣府中宝二奶奶的地位，却怎么能得到那逆子之心呢！“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在曹雪芹前八十回的《红楼梦》里，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这冲突的结局，而贾宝玉对她的“立身扬名”、“仕途经济”的规劝，已经表示了十分憎恶的态度。所以最后和贾宝玉成为夫妇的薛宝钗，也不可能得到爱情的幸福。封建势力无情地摧毁了宝黛的爱情，但也没有给它的忠实信徒带来更好的命运。贾宝玉终于为了黛玉的毁灭，为了生活理想的毁灭，不妥协地出走了。这位封建礼教王国中的“冷”美人——薛宝钗得到了什么呢？封建主义的叛逆者和封建主义的奉守者同归于尽！这是大观园中的悲剧的高峰。“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在被封建礼教毁灭的无数少女的婚姻和爱情的悲剧中，簇拥出了宝黛钗的爱情悲剧的复杂冲突，曹雪芹唱出了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叛逆之歌，使他对封建礼教的愤怒谴责，对封建贵族腐烂生活的无情揭露，更加深沉、更加有力了！
然而，《红楼梦》毕竟描写的是大观园中的悲剧，它虽然受到了新的思想的冲击，但又毕竟是在花团锦绣的绮罗风光中培植起来的。那些脆弱的爱情的萌芽，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却并没有离开贵族生活的环境。当大观园风和日暖的时候，它们滋生出来，而变天的乌云一出现，那柔情似水的幻梦，就不堪一击啦！封建贵族的主子们，一个“抄检大观园”的行动，就使得这女儿国的满园春色“花开易见落难寻”了！即使那一对叛逆者——宝玉黛玉——的爱情，虽然有动人的内容，表现了要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但它也依然是在侯门绣户中产生的，带着先天的脆弱。优裕的贵族生活，使他们无力摆脱寄生的依赖性。剥削阶级的“富贵闲人”的惰性，也给他们的叛逆性的爱情，注入了过分缠绵、纤细的娇花弱柳的气质。这一切，虽然是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但由于它是那样浓重地渗透在艺术形象的感情世界里，对今天的读者，就不能不散播着消极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加以批判认识的。
《红楼梦》艺术形象中的两根宿命的弦
在二百年前，一位出身于没落贵族的作家，能够在这样大的程度上突破封建主义的世界观，对封建制度、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如此深刻而全面的解剖；以预言者的天才，形象地宣告了它们的必将崩溃的不可挽救的命运，而且写出了贵族青年一代的不幸的遭遇和叛逆者的动人的悲剧。可以看出，曹雪芹对他所出身的贵族阶级的丑恶，以及被这个丑恶的阶级扼杀、摧毁的美好的事物，是有着鲜明的爱憎感情的。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够用如此错综复杂的艺术形象的世界揭示了封建制度的溃疡，能够用如此动人的笔触，广泛而深刻地描绘了封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以他特有的艺术力量做出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曹雪芹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个历史时期的启蒙的民主主义思想，在这个虽然是没落贵族出身的作家的创作思想里，得到了集中的、鲜明的体现。
但是，曹雪芹毕竟是二百年前的作家，毕竟是没落贵族出身的作家，他的时代、他的阶级都不能不在他的世界观里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和阴影。当然没有任何人会期望二百年前的曹雪芹具有今天的思想，但是，正确肯定《红楼梦》的成就，同时认真地剔除这部作品和这位作家的思想中的糟粕，以便于我们能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阅读和接受这遗产的精华，却是必要的。
概括地说，在《红楼梦》艺术形象的中心，颤动着两根宿命的弦，一根是对于贵族社会势将崩溃的挽歌情绪，一根是对于新生的东西的幻灭的悲哀。它们是那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人物性格的命运里，又是那样相互矛盾地渗透着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悲观主义的色彩相当浓重地渲染了《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境界，这即使是在过去的时代，也产生过消极的影响。
从第一根宿命的弦来看，那挽歌的情绪浸淫着作家的批判的艺术，它表现了和《红楼梦》所揭示的生活世界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也就是说，曹雪芹虽然相当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封建贵族阶级的腐朽生活，但是，对于整个贵族阶级和贵族家庭的破灭，作者在感情上又有着明显的眷恋和惋惜，这或者表现为对生活破灭的宿命的归结上，或者颤动在“恨铁不成钢”的哀音里。从《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客观效果来看，荣宁二府的溃败，是贵族阶级的腐烂以及这个阶级自相矛盾自相残杀的结果，是封建阶级崩溃的征兆，而在曹雪芹的主观解释里，这一切却无非是宿命的循环。秦可卿魂托凤姐的绝命词：所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所谓“登高必跌重”，“盛筵必散”，所谓“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常保的”，警幻预示结局的《红楼梦》第十四支曲《飞鸟各投林》，第一回甄士隐的《好了歌注》，对于贵族阶级兴衰现象的注解，实际上是烙印了曹雪芹自己思想的阴影。
对贵族阶级腐烂生活的无情的揭露，又交织着对于“豪华盛世”的哀悼，也表现在作者对有统治才能的人物的赞赏的描写上。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对于男性贵族统治者，几乎都采取了猛烈抨击的态度，独独对两个有统治才能的女性，发出了深沉的惋惜。一个是王熙凤，一个是探春。这两个人物都是小说中创造得非常成功的典型性格。曹雪芹对于她们性格中的贵族统治者的残酷的本质，像写王熙凤的受贿、王熙凤的虐杀尤二姐，写探春的对待亲母赵姨娘的态度，不能说完全没有否定的批判的描写，特别是王熙凤，她的狠毒贪欲的性格，在曹雪芹的笔下，被刻划得淋漓尽致。可是，尽管如此，同样经过一番贵族生活兴衰际遇的曹雪芹，在愤怒谴责男性贵族的无能和腐败的感情里，却渗透着对这两位有“统治才能”的女性的由衷的赞赏。在警幻的十二金钗正册的题诗里——“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探春）“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王熙凤），就显示出了那种深情惋惜的哀感，而且为了表现她们能够挽救厄运的才能，作者还特别辟出三个回目来（第十三回、五十五回、五十六回）细致地描绘了她们的“理家”。这都反映了这位伟大的作家虽然对腐烂的贵族阶级有着强烈的憎恨，而在感情的深处，却还是斩不断和它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根宿命的弦，是贯串在《红楼梦》中的悲剧人物的命运里。在绝望反抗中所产生的虚无的观念是这根弦的主调。曹雪芹如此费心思地制造大荒山还泪宿债的“神话”为宝黛的叛逆性格蒙上宿命的云纱，费了如许笔墨借“幻境指迷”唱那些爱情的虚无缥缈的哀音：所谓“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尔儿女，何必觅闲愁。”所谓“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都表现了曹雪芹的悲观主义的人生观的暗影。
当然，更主要的是，曹雪芹把这根宿命的弦伸展到人物性格的生命里去。大荒山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一段宿缘，变成了封建逆子宝玉和黛玉的现实的悲剧命运。被统治阶级虐杀的一代青年妇女，早在太虚幻境里就有了注定每个人命运的底册，而且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诗词、谜语、酒令、志趣、爱好，以至于部分人物的名字，都暗合着她们不可避免的命运，渲染着虚无命定的色彩。
这种宿命的悲观的思想感情的渲染，不能不影响到《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尽管小说情节发展的自然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这些粘附在艺术形象上的僵硬的宿命论的外壳，极其广泛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显示出艺术形象的社会生命，但是，它毕竟不能完全排除掉作家有意识的主观解释，从而，影响到《红楼梦》整个悲剧情节的推进，悲剧情节里的每个节奏的调度，往往脱离开现实生活的内容，现实生活的进程，而被作家的那种人工图解的哀调所左右。
毫无疑问，粘附在《红楼梦》真实生活形象上的这些消极的方面，也不能不影响到它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批判的深度。我所谈到的这两根宿命的弦，在生活的真实里，本来是毫无联系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存在，可是，在小说的情节里，它们却在曹雪芹的宿命的解释上，纠结成一体了。腐烂的贵族的溃败，青年一代被虐杀的命运，都被描成同一的宿命的归结：
为官的家业雕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飞鸟各投林》）
一切矛盾，一切冲突，在这里都化解成“前生注定”、“在劫难逃”，谁压迫谁，谁杀害了谁，在这里没有了是非，不过“一切皆空”而已！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和《红楼梦》里尖锐谴责过的生活的丑恶形象，热烈歌颂过的美好理想，是怎样的不相融洽啊！但它们却统一在这位伟大作家的思想艺术里，而且通过它的富有特色的笔触，成为《红楼梦》整个艺术形象的组成部分，往往使读者受到不自觉的感染，特别是不能全面理解那个时代生活的青年读者，更不容易在色彩绚烂的艺术形象里辨认和剔除这些糟粕的毒害。因而，在把《红楼梦》变为人民艺术财富的工作中，我们必须严肃地细致地分析这些封建糟粕的内容，以帮助青年读者认识《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和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