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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越南八月革命的若干问题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长征
本报讯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理论刊物《学习》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九期，摘发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一九六三年四月在阮爱国党校的讲话，现译载如下：
一、八月革命的对象
越南革命是一个民族解放革命，是越南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越南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但是在革命运动的每一个时期，我们党必须指出当前具体的敌人是谁，以便集中革命的力量打倒他们。
在日本法西斯搞“政变”推翻法国的统治之后，越南革命当前的具体敌人，在帝国主义方面是日本法西斯，在封建主义方面是自上到下的日本的傀儡走狗——伪政权。
八月总起义向当前的敌人发动进攻。有的地方我们以武装力量攻击获胜，但也有的地方（如太原）我们正在打，未完全解决，而首都河内的人民已经起义成功了。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苏联军队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后，日本帝国主义只好无条件投降。占领印度支那的日军及其傀儡走狗慌乱、动摇到极点。我们党乘此时机领导了全国人民发动总起义，夺取政权。虽然日本法西斯在国际上已遭到失败，在印度支那也已完全瘫痪，但是当时起义必须打倒的对象仍然是日本法西斯及亲日傀儡分子。可是用什么方式打倒他们呢？用政治斗争还是武装斗争，或者是政治斗争同武装斗争相结合，多用政治斗争或者是多用武装斗争，这主要取决于敌人的态度。如果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日子里，日本法西斯疯狂地反对革命，那么，即使要付出多大的牺牲，我们也要打它；用武装力量逐步地消灭敌人一直到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是当时占领印度支那的日本军队如失去脑袋的蛇，只在各个营房里固守；他们非常害怕越盟，因为他们知道越盟有解放区，有武装力量，有广大的群众力量和高度的革命精神。苏军和同盟军的迅速胜利，敌军的极端慌乱和动摇，为我们八月革命总起义顺利地、迅速地进行和少流血创造了条件。
起初，我们主张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就用武装力量来解除日军武装。我们在执行这个主张时，一面作战，一面命令日军投降。当我们获悉敌人已完全瘫痪时，一般说来，他们居于守势并愿意同我们谈判，我们便及时地把武装斗争的形式转变为同敌人谈判的形式，以便在同日军和亲日伪政权相持的地区或者是在我们已夺取政权但政权未巩固的地区（如太原、河内……等），可以不用流血而夺取政权。
八月起义虽然流血少，但却是人民群众的一次深入而广泛的革命。我们知道打倒敌人有许多形式，而采用哪一种形式来达到目的，那是属于策略问题。当革命的敌人已完全瘫痪，在营房固守，同时又向外放出消息要同越盟谈判时，我们改变打倒他们的斗争形式是完全正确的。情况已经变化，而仍然采用老的斗争形式，是错误的。
对于八月起义的当前的具体敌人日本法西斯，我们有没有像一部分同志所说的那样采取“中立”呢？没有。什么是中立呢？在甲、乙动武的情况下，丙站在中间，不帮甲也不帮乙，这样才叫做中立。这一次日本法西斯及其傀儡走狗是一丘之貉。我们已经发动起义从日本法西斯和陈重金傀儡分子的手里夺得政权。当敌人同我们在河内进行谈判时，实际上革命的群众基本上已占领了日本法西斯中央政权的各个机关，在农村许多地方，人民已发动起义夺取了政权。如果说“中立日本”，那岂不是八月革命没有了帝国主义这个应被打倒的对象吗？这完全违背越南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相反的，这样说是为自己提出一个命题，并在这个命题里打圈圈，而无法摆脱开。
有的同志又说：在八月革命中，我们从陈重金傀儡政府手里夺取了政权，而日本法西斯则在我同它的走狗之间保持中立。事实不是这样。陈重金政府和从上到下的亲日分子在得知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也像他们的主子一样分崩离析了。因此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亲日分子的徒子徒孙手上夺取政权了。
当谈到起义问题时，我们党中央没有任何指示谈到“中立
日本”问题。但是在八月革命的日子里，关于解决我国人民同
日本法西斯之间的矛盾的方法问题，中央曾给各地发出大体如下的指示：在河内我们同日军举行谈判了，他们同意把一部分武器交给“越盟政权”，而我们政府保证解决他们的粮食问题；此时凡是可以按照这种方向举行谈判的省和地方，可以谈判；如果哪一个地方的日军拒绝谈判并打我们，我们就坚决回击。
同日本谈判是八月革命反日政治斗争中的一种形式。政治斗争或者武装斗争都是起义夺取政权；关于“中立日本”、不是从日本及亲日傀儡手上夺取政权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二、起义夺取政权的形式
（一九六○年九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重大经验之一是，我党走武装起义的道路夺取了政权，其中，我党巧妙地把政治力量同武装力量，武装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以夺取胜利。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带有创造性的成就。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各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两次代表会议都提出和平与非和平夺取政权的两种方式。无论用哪一种方式夺取政权，仍然是革命的，仍然是粉碎统治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的，是建立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同改良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
工人阶级任何时候都想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不必流血或者少流一点血，不必进行国内战争或者对外战争。但是，如果敌人坚决采取武力镇压来消灭革命力量，我们就不能用和平方式而必须用流血的武装斗争方式来夺取政权；有时候必须进行国内战争或对外战争来消灭国内或国外的剥削压迫者，建立革命专政（根据情况建立工农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新的社会。
工人阶级和人民闹革命，对革命的和平发展与非和平发展的两种可能都必须作准备，以便夺取政权，但主要必须作非和平发展的准备。如果轻视非和平发展的准备工作或者只作和平发展的准备，就会陷于被动。准备最坏的可能，同时争取实现最好的可能。大事、小事都必须这样做。在秘密活动时期，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在情况十分有利的时候，也必须准备对付可能产生的困难。正因为如此，我们越过了许多意外的危险并使革命少受损失。
八月革命起义夺取政权的形式是政治斗争同武装斗争相结合。尽管流血不多和武装斗争范围相当狭，但是八月革命还是完全具有暴力性质。
当日本在印度支那推翻法国统治后，我们就用武装力量扩大革命地盘，在越北六个省建立了解放区。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宣（光）—太（原）公路和解放区边缘地带同日本军队多次交战。在东潮战区、巴德战区和其他一些战区，我们也用武装力量同敌人进行战斗。这样，从日本发动政变以后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前夕，我们已用军事力量来进行武装斗争，但还不普遍。在这时期发生打开谷仓分粮来解决严重饥荒的示威，也多少具有半武装（注一）的性质。
到了八月起义，有组织的群众力量，特别是我们的救国自卫队，得到了简陋的武装，同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起来夺取县和乡的政权。因此，八月革命实在具有武装起义的性质。但是还有其他许多地方，没有武器或有武器（但没有用上）的革命群众已上街示威，进而迅速占领日本和伪政权的公所，如河内、顺化、西贡等大城市和许多省会、市镇。这样，我们一九四五年的八月起义有一部分是在武装斗争形式下实现的，另一部分是在政治斗争形式下实现的，而政治斗争是主要的。
不管怎么样，这个起义完全具有暴力性质。因为成百万成百万的有组织和无组织的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和在自卫队的支持下，在全国动起来，把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这难道不是暴力吗？我们认为在各个民族的革命历史中有两种暴力形式：一种是由武装力量负责，通过武装斗争、军事斗争形式体现的暴力；另一种是由“群众政治军”和有组织的群众（半武装或没有武装）负责，通过政治形式或主要是政治形式体现的暴力，广大的群众上街示威，他们结合罢课、罢市，实行政治总罢工，进行武装或非武装示威，使敌人的经济和政治机构完全瘫痪，进而占领敌人的公所和企业，推翻他们，夺取国家政权。哪一个国家有条件可以利用国会，工人阶级的革命党没有理由不去利用。但是，如果认为在国会中占了大多数的席位就可以取得国家政权，那是幻想。在这样的国家，如果想取得政权的话，必须把国会内的行动同国会外群众的直接行动结合起来。归根结底，国会外群众的直接行动仍然起决定作用。因此，按照我们看来，单纯通过议会或者主要通过议会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是改良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认为“暴力是一切旧社会孕育新社会时的产婆”的论点，仍然完全正确。
总之，在八月革命中，我们遵循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训言。我们巧妙地把政治斗争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以发动起义夺取政权。我们胜利了。这是我国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一个伟大的创举。这是越南八月革命一个值得注意的经验。
三、八月革命中农村起义同城市起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看清八月革命的演变过程如下：
首先，起义在北部山区和中游地区（太原、高平、谅山、北?、宣光、富寿、安沛、北江省，广安省部分地区，海阳省部分地区）以及广义省的山区（巴德）爆发。从一九四五年三月、四月，我们在这些地区夺取大部分乡政权（我们在许多地方公开攻打乡伪政权，也有些地方名义上我们仍让伪政权存在，但实际上我们完全掌握了群众）。从一九四五年三月到七月，上述几个省的县城几乎为我们全部解放了。有个别伪县长（北江省协和县）投奔革命。之后，起义运动逐渐蔓延到平原。记得在一九四五年四月，越盟总部曾指示中游和平原各省成立解放委员会，在越北解放区成立人民革命委员会。解放委员会（或民族解放委员会）是人民政权的前身，它同地方亲日傀儡政权同时存在好几个月。人民革命委员会是越北解放区人民真正的政权机关。
除了早被蒋介石军队及其爪牙占领的北部边界四个省会
（河江、老街、芒街、莱州）外，从乡到县、从县到省夺取政权，是北部和中部北方出现的一种现象。
在各个大城市，起义从郊区向市区发展，如河内、顺化和其他一些城市。
起义运动从山区到平原、从乡到县再到省、从郊区到市区的发展，说明八月革命在发展方式方面的一个特点，即大体是，起义从农村开始，而在城市结束。
这种发展方式不仅在起义前夕在越北解放区、北部中游地区、第四战区、和（平）——宁（平）——清（化）战区、广义省……出现，而且还在总起义时在北部平原和中部北方所属二十九省出现（注二）。
但是，八月革命还有另外一种发展方式也是重要的，即在一部分省里，起义在省会开始，而在县和乡结束。这种情况在南部二十一个省中的十五个省（注三）和中部南方七个省出现
（注四）。
还有中部和南部的八个省（注五）的起义，于同一天在乡和县爆发。
为什么八月革命的演变情况是如此之复杂与生动呢？
有的同志认为八月起义实际上是按照三种不同的方向发展的：
从农村到城市，
从城市到农村，
城市与农村同天发动起来。
上述这种看法只是罗列一些现象，没有对事物进行分析、提高和概括，以找出关于八月革命规律的主要特点。我们的任务是必须从复杂、局部的现象中，找出八月革命的各种演变方式的最本质和最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八月革命的最具有决定性的方式是起义从农村向城市发展。如果我们还记得清楚的话，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在日军发动政变推翻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后，我们人民已在农村一部分一部分地发动起义……。
有的同志说：八月革命的一个特点是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然后又从城市转向农村，农村起义同城市起义相结合。这样说还没有说出八月革命的主要发展方式是什么。因为哪有一个真正的革命——群众的深入而广泛的革命，不是农村起义同城市起义互相结合？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把几个革命的浪潮紧密结合起来，汇集成为淹没俄国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的一股激流。这些浪潮是：城市工人的社会主义运动，农村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各阶层人民要求和平运动和被沙皇压迫的各个民族为要求民族自决的斗争运动。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把以农村为出发点进而解放城市的武装斗争同蒋介石统治区的城市斗争运动结合起来（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中国把在白区进行的斗争称做第二条战线）。
只谈农村起义同城市起义相结合，是尚未看到八月革命中每个地区的不同的重要地位，和未反映出八月革命发展方式的最本质的方面。
那么，最本质的方面是什么呢？为什么起义主要是先从农村开始和为什么有的地方起义又先在城市爆发？一切问题是由敌我力量对比决定的。
北部山区和中游地区以及广义省的起义所以首先在农村进行，是因为这些起义都是日本投降前和日伪政权瓦解前爆发的。在敌人力量还强大的条件下，革命要胜利就不能攻打敌人力量集中的都市，而必须攻打敌人力量空虚的地方和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这些地方只可能是农村，包括山区和中游地区。
在日本向苏联和同盟国投降后，北部平原、中部北方和广义省平原的起义所以仍然从农村向城市、从县向省发展，是由于下列几个原因：
一、当时我们还摸不清敌人对革命持什么态度。因此我们不能马上在敌人力量集中的地方即城市发动夺取政权，而必须有步骤地进行，容易搞的地方先下手，有困难的地方后搞。河内在八月十九日举行起义，比许多省早，这是因为在八月十七日举行示威后，我们已弄清日军的态度是龟缩在营房里，等待同盟国军队来缴械和遣送他们回国。在这种情况下，河内人民在河内市委的领导下，很有创造性地迅速抓紧时机，起来夺取政权，为后来其他城市的起义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二、各个地方在未了解敌人的态度和未得到中央的起义命令（当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央正在宣光新潮召开全国会议）之前，已掌握到中央的总的主张和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二日发出的题为“日、法冲突和我们的行动”的指示中提出的起义的条件，懂得等待时机，在适当的时候发动起义，但是仍应慎重地有步骤地进行，以便可以“集中各专区和各县的力量，攻打省会，可以说服、威胁省长，迫使他把全省的武器交给我们”（北圻圻委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通告）。
南部和中部南方的一部分省起义的方式刚好相反，即先城市，后农村。这是因为有比北部和中部北方起义更有利的客观和主观条件。
南部和中部南方的确是在日本向同盟国投降十天后才爆发起义的，当时敌人的政权已经严重瘫痪和完全瓦解。其次，全国革命高潮，北部、中部北方起义的胜利，特别是河内和顺化起义的胜利，迫使保大退位，北部和中部北方自上到下的傀儡政权已向越盟投降，使南部和中部南方的敌人更加慌乱、分化和瓦解。当时城市和农村革命的胜利无异像熟透了的水果，只要碰一下就可以整个落入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犹豫不定，不立即在城市发动起义，然后向农村发展，而让法国殖民者和亲法分子抬头或让美国英国同盟军进来，就会犯大错误。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要是南部和中部北方党和越盟的力量更强大，组织更统一，各个革命领导机关更透彻领会与掌握中央的主张和路线，仍然可以像其他地区一样，提早领导起义和先在农村发动起义。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像我国这样一个被外来帝国主义统治的落后农业国家，人民起义夺取政权，大体上必须从农村进行，然后向城市发展；从农村开始，在城市结束。基本上，这也是依靠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所以会有这种发展方式，是因为敌人在农村的力量比城市里弱，而我国农民又极富有革命热情，热烈地拥护民族独立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同时我们党又有正确的革命纲领，实现和巩固了工农联盟。
2、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根据主客观条件，具体到对每一个地方，起义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方式：自农村至城市，自城市至农村，或者城市同农村同时进行。但是对全局来说，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作用，起义的主要发展方式仍然是自农村至城市。为此，想要切实准备起义夺取政权，党就不可以轻视巩固工农联盟的任务，不可以轻视农运工作和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但同时，也不可以忽视城市工作。必须认清起义运动不是仅限于从农村到城市逐步地发展起来，有时有的地方先在城市爆发再向农村发展，农村解决在后。
3、在资本主义瓦解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像越南这样一个殖民地（属于一个或两个殖民者）农业国家，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至建立解放区，然后根据情况，扩大到全国，进而发动总起义，夺取全国政权。
起义从哪里开始和在何处结束问题，这是八月革命同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不同之处。不同的地方正是我国人民的创造部分。十月革命从彼得格勒开始，而在农村结束。中国革命从农村发动起义夺取政权开始，同我们不同之处是以农村的力量来解放城市；开始逐片地、逐个地区地解放农村，经过了二十二年的漫长时间才解放全国的城市。我们一九四五年八月起义，总的说是从农村开始，再向城市发展；到了某种程度，当日本投降时，我们具备有利条件了，所有农村和城市都行动起来举行总起义。相反的，有一些地方是在城市夺取政权后才向农村发展。许多地方城市和城市郊区的革命力量自己起来夺取政权。
八月革命的这种发展方式，是符合于当时我们的条件和敌我力量的对比的。有利条件允许我们不必逐步进行，不必在什么地方都要机械地从乡到县，然后再向省发展。
由此，在八月革命中，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如下：农村是革命的根据地，是起义的出发点，但是城市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农村是革命赖以存在的地方和跳板，但是城市主动同农村配合起来夺取政权。
为什么这样呢？
首先，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从地理来看，除了一部分城市外，我们大部分的国土是辽阔的山林和农村，交通不方便。在农村，敌人集中力量有困难，敌人的政权机构比较弱。因此，农村是革命干部易于隐蔽、革命易于积蓄力量的地方，同时又有进行游击活动的便利条件。从居民分布来看，农村有一支广大的群众力量和一支极其可靠的同盟军、革命的主力军——劳动农民。农民经过党教育和组织起来后，农村实在是党的一个坚固的堡垒。
我国革命面临着的敌人（有时候同时对着几个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多。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力量，必须在一段长的时期内“积小成大”，逐渐壮大起来，转弱为强，以便有足够的力量来打倒敌人。要积蓄力量来解放国家，解放城市和农村，我党必须坚决依靠农村。
越南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城市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同时有一些时期（如印度支那民主战线时期），城市革命高潮对全国起着强有力的影响，席卷了全国人民参加到斗争中去。但是还有其他许多时期，特别是当敌人帝国主义肆意进行镇压和恐怖时，例如在日、法两个法西斯统治时期，革命运动的中心实际上已转到农村。在一个长时期内，农民在党领导下进行的斗争，是对城市发生影响的一个革命因素，推动城市革命运动，使敌人的政权动摇，有时候把敌人完全控制的城市孤立起来。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尤其是在八月起义前的时期，就已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就在一九三○——一九三一年印度支那革命高潮和现在的南方，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对我国农民运动为什么往往比工人运动搞得更轰烈，并且同欧洲和工人阶级集中的现代工业化的国家所发生的情况不一样这一点，不必奇怪。因为我国的农民，大部分是贫雇农，也就是说，是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是受尽残酷的压迫与剥削的。我们的党，工人阶级的党把他们组织起来并领导他们，给他们指出前进的道路，他们就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农村，敌人的政权比较空虚，农民有条件进行猛烈的斗争。他们保住土地、解决了粮食问题后，还可以比较连续地进行斗争。他们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有利的地形，还可以打游击。此外，他们有反对外来侵略的经验和悠久的传统……
我们的农民是这样的，我国农村的条件是这样的，但是在当前我们的时代，主要的一条是越南革命的全部领导权必须由工人阶级掌握，才能有所作为。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不可能自己建立起一个有正确纲领的政党，来动员和领导其他各阶层人民进行推翻一个强大的敌人即帝国主义的革命。
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党实际上已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党的领导机关也转到农村，因此少受损失，党的领导更加稳定和经常了。尽管日、法两个法西斯进行极其残酷的镇压，但是群众的革命运动仍正常地发展。这同以前时期确实不同，当时党的首脑机关经常呆板地安在城市，因此容易被破获。
过去我们党往往按照西欧兄弟党的看法，也就是说，注重在各个工业企业——工人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咽喉地方——建立组织堡垒。在思想上，一向对农民有顾虑，认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不坚定，甚至滑头得很。但是慢慢地，由于实践经验，我们党已经认清了越南农民的革命作用和我国农村的作用。而到党的领导机关明确地认定像我国这样的一个落后农业国，党的组织堡垒不只是企业支部，而且还有农村支部。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开始坚决依靠农村，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是也没有忽视城市工作。
实在的，对农村在革命中的作用必须给予适当的估价，但同时也应该完全看到城市的重要性。
各个大城市，特别是首都，是一个国家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城市是敌军经济单位和文化单位集中的地方，也是他们政治机关和行政机关集中的地方。远离城市，不在城市建立基础，那么一旦起义时，就不能立即使敌人在其巢穴中瘫痪；在平时就难于了解敌人的情况，难于抓住时局的脉搏。这样，领导机关要迅速作出关于改变工作方向的决定是有困难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看法，因此我们党在秘密活动时期，没有放弃城市工作。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设在农村，但是没有远离首都。在最困难的几年中，仍然有一位圻委委员负责首都工作。首都党委同党中央的联系，通过多种适合的形式，作了周密的安排，保证联系经常、迅速和安全。中央常务委员会还按照单线联系的办法亲自掌握了城市的一些点和线。正因为如此，党中央掌握了情况，抓住运动的脉搏，及时制定了工作任务和应付时局的适当措施。因此，我们知道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央的指示大部分是及时的，尤其是当日本法西斯正在以武力推翻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主义时，中央立即发出了关于发动抗日救国运动，一部分一部分地举行起义，进而发动总起义的指示（注六）。
河内、顺化、西贡和其他城市起义的胜利，证明了我们党对城市的作用作出了正确的估价。事实表明了，如果没有中央的正确的和及时的指示，如果我们平常不十分关心首都的群众运动工作，那么，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日子里，即使客观条件怎样有利了，河内也不可能像这样迅速、利落地起来夺取政权。我们必须记住，河内起义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它对我国其他城市和地方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九四三年二月中央常务会议的决议写道：“不使工人积极参加起义，则：
1、在敌军的要害地方（工业城市、矿区、庄园、主要交通线……等等）难于爆发起义，因而敌军不会被瓦解；
2、起义只有狭窄的地方性质，不会扩展到全圻以至到全国，这样敌军可以在一些地区集中力量镇压起义军。”
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发出的“太平洋战争和印度支那民族解放革命”的指示又指出：“目前在印度支那缺少一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常有的国家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运动和知识分子、学生运动。”
因此，我们党重视加强城市革命运动的工作。党除了动员工人群众参加越南工人救国会外，还很注意在城市里发展越南青年救国会，主要是吸收爱国的青年学生。党还帮助一部分爱国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成立越南民主党，以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有民族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党又提出了越南文化纲领并成立越南文化救国会，以团结爱国和民主的文化人士、知识分子……等等。
上述这些证明了我们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坚决依靠农村但又不放弃城市工作。
总的说来，八月革命的发展规律和演变过程，大体如下：革命依靠农村，以农村为根据地；起义一部分一部分地爆发，并先在农村爆发，然后向城市发展。因此，起义的主要发展方式和主要发展方向是从农村到城市。但是，城市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不是任何省的起义都要千篇一律地从农村到城市。事实是，当总起义发展到半途，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迅速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有许多地方的起义，是先在城市爆发再向农村发展，农村解决在后。
这正是八月革命——一个民族解放革命的重要特点，是越南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步和具有决定性的步骤。这是在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战胜侵略者，在社会主义胜利和资本主义衰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主义遭到失败和瓦解而告终的条件下，一个殖民地、落后农业国家爆发民族解放革命的特点。
注一：用简陋武器装备。
注二：太平省（在省会起义之后发动起义的五个县除外），河东省，山西省，河南省，兴安省，海阳省，建安省，南定省，宁平省（在省会起义之后发动起义的两个县除外），和平省，清化省，承天省，广义省（从八月十三日起在农村起义胜利，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才解放省会），宜安省（在省会起义之后发动起义的，有一半的县），河静省，美萩省（有一个县比省会先发动起义）。
注三：新安省，西宁省，鹅贡省，堤岸，嘉定省，薄寮省，朔庄省，龙川省，河仙省，沙沥省，朱笃省，土龙木省，芹苴省，边和省，迪石省。
注四：稼来省，宁顺省，林员省，多乐省，平顺省，平定省，上同奈省。
注五：广平省，广治省，广南省，富安省（以上中部），巴地省，永隆省，茶荣省，槟椥省（以上南部）。
注六：见“日、法冲突和我们的行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二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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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副总理接见朝鲜客人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薄一波副总理今天下午接见由朝鲜电气煤炭工业省副相金炳三率领的朝鲜煤炭技术考察团，同朝鲜同志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在座的有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局长杜干全等。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金曰协也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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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离京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前往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锡兰访问的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在团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贸易相李一卿率领下，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林海云等。朝鲜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金曰协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送行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苏弗雷·尤淑夫和缅甸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吴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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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放军驻武汉部队首长
欢宴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
新华社武汉二十八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首长钟汉华中将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本·杰迪德·沙德利少校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
钟汉华中将和本·杰迪德·沙德利少校先后在宴会上讲话，热烈祝贺中阿两国人民和军队，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战斗友谊日益发展。
陪同代表团前来武汉的我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将、武汉驻军首长杨秀山中将等出席了今晚的宴会。
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武汉市市长刘惠农也出席宴会作陪。
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是今天上午由广州乘专机来武汉的。贵宾们在广州期间，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民兵和农村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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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阿联教育代表团访华
阿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穆斯塔法今晚为由阿卜杜·阿齐兹·赛义德为首的阿联教育代表团访华举行招待会。
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刘皑风，对外文委副主任朱光，中国阿联友协副会长张杰等应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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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驻华使节和部分外交官员离上海回北京
新华社上海二十八日电 各国驻华使节和部分外交官员以及他们的夫人一行六十多人，今天上午由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和夫人等陪同，乘火车离开上海回北京。
外宾们是在二十五日从浙江来到上海的。二十六日晚，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和夫人设宴欢迎他们。
各国驻华使节和部分外交官员以及他们的夫人在上海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访问了上海工业展览会、吴泾化工厂、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和闵行工业区，并访问了工人家庭。客人们还参加了为欢迎他们而举行的音乐晚会。在参观访问中，许多客人对上海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表示赞扬，并祝上海各方面的工作取得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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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新任驻华大使到京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霍拉斯·约瑟夫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葛步海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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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兰议员团到京
据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由塞·迪·班达拉奈克率领的锡兰议员团一行二人，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今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