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关于鲁迅的阶级论思想
余章瑞
人类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已有六七千年。在我国，四千年以前就已进入阶级社会。尽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年代很久，而人们只是在近一百多年以来，伟大的马克思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规律作了科学的阐明以后，才对它有了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揭示了阶级的本质，提出阶级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各个社会集团。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广泛的传播，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而最早对我国社会各阶级作出科学的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的，则始于毛泽东同志一九二六年三月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的鲁迅，在他的最后十年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他把握住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它分析一切社会问题。任何迷离混沌的社会现象，经过他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加以观察和剖析，都能找到它内在的基本的联系，从而给以正确区别和对待。鲁迅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二臣到无产阶级战士的转变过程，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伟大历程。他的阶级论思想是极其丰富的、深刻的，他的阶级分析方法是科学的。
一
五四前的鲁迅，正如瞿秋白所说：“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进化论使鲁迅痛恶“人心不古”之说，坚信人类的子孙必进步于祖先，青年必胜似老年，将来必好过现在；认为人们必须不断革新，才能适应新的环境。他正确地坚持了发展的观点。他的个性主义思想要求解放人的个性，为中国人争取一个“人”的价格。他主张启发人的自觉，建成一个“自觉至，个性张”的“人国”，希望“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他主张以文艺来改变国民性的愚弱，反对扼杀中国生机的封建主义，为自己同胞的权利辩护，为自己民族的尊严辩护。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十分强烈的。这时期他的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而对社会的理解则带有唯心主义的色采，如他给中国民族所开的药方，就是精神的药方，不是把问题归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是归结为国民性的改造。当然，意识形态的变革，也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准备，他的这种主张，当时客观上有其革命的意义。
与作为进化论者和个性主义者同时，鲁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他立足于被压迫民族的苦难现实，从小就同被剥削的农民大众有血肉的联系，因此，对阶级存在和阶级对立的事实不能不有所觉察，有所反映。与其他许多伟大现实主义作家一样，鲁迅前期的作品中透露着阶级对立的观点。一九一八年写的《狂人日记》中被迫害的狂人之与大哥、赵贵翁及象征性的古久先生，一九二一年写的《阿Q正传》中阿Q之与赵太爷，《故乡》中被官绅压榨成石像一般的闰土，一九二四年写的《祝福》中祥林嫂之与鲁四老爷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刻划了阶级存在和阶级对立的事实。
不仅如此，即使在开始从事创作的“五四”前后时期（不用说他最后的十年），鲁迅对阶级对立的感觉和认识也是比其他一些现实主义作家更敏锐更深刻的。他不但发现人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一事实，还认识到不论反动统治阶级怎样欺骗和压迫人民，人民反抗的火焰是无论如何扑灭不了的。他在一九二五年写的《春末闲谈》一文，指出尽管统治者的理论十分高妙，如“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如“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如“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等等，但是，人民“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被压迫者不能即使斫去思想中枢的脑袋还能服役。人民必将起来反抗，直到推翻吃人的筵席，捣毁举办这种筵席的厨房。
然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有所觉察、有所反映是一回事，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并运用这个规律来观察社会现实又是一回事。“五四”前后，鲁迅的阶级对立斗争思想是通过直感得到的，还没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基础。他只是笼统地认识到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治者和被治者、上等人和下等人、阔人和穷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鲁迅依据进化论生存斗争和用进废退之说，认识到斗争是绝对的，而“平和”只能是一时的表面现象，即“杀机之昉，与有生偕；平和之名，等于无有”。对斗争绝对性的认识，使他素朴地触到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实质。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能把历史发展及其错综复杂的内容总括在片面的“生存斗争”这个公式中，所以也正是这种进化论思想，阻碍了他对社会各阶级作进一步的认识，阻碍了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社会现实。
一九二六年九月，鲁迅到了厦门，在厦门大学担任文科教授。一九二七年一月，他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当时的南方，特别是广州，正是革命烈火烧得正旺的地方。在广州，鲁迅目睹了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如何叛变革命，出卖人民利益，“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的血的事实使鲁迅目瞪口呆。他亲眼看见，同是青年，而分成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营垒，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本来以为杀戮青年的是老人，现在才知道杀戮青年的，大抵是青年。无论青年和老年都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的，因此，进步与否主要不是从年龄上看，而是从阶级上看。他的进化论思想被轰毁了。他说自己“漂流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他的直感式的阶级体认不够用了，进化论无能为力了，于是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思想基础，重新检查对现实的认识。九月二十七日，他离开广州，十月三日到达上海。此后，他一面手不释卷地钻研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一面对自己的思想、观点、立场进行无情的批判，终于在党的教育下，在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坚决地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从一九二八年起，阶级论便成为鲁迅观察中国社会和国际局势的根本观点，反戈一击制敌于死命的锐利武器，从而使他的思想和战斗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更加辉煌的时期。
二
从一九二八年以后的鲁迅的一系列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有着鲜明的突出的反映。这种反映是鲁迅在革命的文化深入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两种力量的激烈斗争中，进行冲锋陷阵的搏斗的结晶，也是鲁迅钻研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的成果。
一九二八年八月，鲁迅在《文学的阶级性》这篇通信中，就指出人的感情性格等等无不带阶级性，而阶级的划分则受支配于经济。
一九三三年六月，鲁迅在《谚语》一文中说：“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像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鲁迅在为青年共产党员叶紫作的《丰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这正是对社会的划分为阶级的深刻认识。
人的思想状况由人的阶级立场所支配。人们的阶级立场不同，人们的心理、感情、思想、意识、观点也就不同。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人性论者，总是说不同的阶级之间有什么共同相通的人情。鲁迅则截然相反。他一再说：“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一九二六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一九二七年）。这无疑是正确的。
资产阶级妄图掩盖自己剥削阶级的丑恶面貌，把自己的阶级性，说成是共同的人性，用人性论这个武器向无产阶级进攻。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人的阶级性，也就是人性，此外，无所谓共同的人性。反动文人梁实秋认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相同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梁实秋离开了人的社会性来观察人，把“人性”归结为与其他动物相同的自然属性。鲁迅驳斥说：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资产阶级论客不是故意抹杀阶级存在的事实，就是以为自己就是超阶级的存在。鲁迅一再指出，任何人不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任何人不能“离开战斗而独立”，“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他一直不相信有什么单纯“为将来”的文艺，“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地也终受本阶级意识所支配。有的资产阶级文人称自己为超阶级、超政治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他们还说，由于左翼作家的严酷批评，使他们写不出作品来了。鲁迅予以严正的驳斥，指出根本原因在于做不成“第三种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第三种笔”，当然也就无笔可搁。
当时有些人开口闭口“全人类”、“超时代”、“超阶级”，宣扬“共同的人性”、“人类之爱”、“为人类的艺术”等。这实际上是帮助了资产阶级，也是十足的资产阶级论调。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这个照妖镜的鲁迅，立即透过他们那“张扬真理”的假面，看出了他们的理论实际上不过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
在阶级社会中，人是阶级的人，作家是阶级的作家，文学是阶级的文学。鲁迅说：“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的试题，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同是涉及风月的，不同的人就写过这样截然不同的句子：有风雅之至的“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也有“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样一联古诗（见《准风月谈·前记》）。三十年代初叶，中国的知识分子称颂屠格涅夫、契呵夫的作品，而对高尔基却不很注意，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鲁迅敏锐地指出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高尔基“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集外集拾遗·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是个真理。正是有鉴于此，鲁迅十分强调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对创作的作用。他认为要写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根本问题在于作者的立场，在于作者首先要是一个“革命人”，一个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的革命者。“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就是著名的警语。革命文学家必须与无产阶级劳动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他认为“左联”提出的“作家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如果屁股坐在别的“营盘”里，即使笔下如何革命，也无论如何写不出革命文学来。“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在做革命文学，“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小资产阶级作家如果并没有同无产阶级一气，那么即使憎恶或讽刺本阶级，从无产者的角度看来，只不过憎恨自己没出息的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所谓同情劳动大众的被剥削受压迫，也不过是饱人的施舍，楼上的冷眼罢了。鲁迅就是以这样鲜明的阶级观点教育着青年一代的。
三
在阶级社会里，全部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的存在，就意味着阶级斗争。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冲突的矛盾，这就是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经济上的剥削必然产生政治上的压迫，所以敌对阶级之间充满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鲁迅对这点认识得很清楚。他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写的《文艺与革命》的信中，说道：“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当有人对文坛上的争论不休表示悲观，鲁迅就明确地指出：“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斗争，即所谓“混乱”，是必然的，“无论古今中外，文坛上是总归有些混乱”的。
鲁迅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写的《偶成》一文中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斗争不可调和。统治者防奴隶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却因此更到了末路。人民“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鲁迅在许多文章中，反映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的不妥协的思想。
鲁迅反对那些企图逃避斗争，以为有斗争就是不幸的悲观论者，指出这种人其实不过是坐落在没落的营盘里的。而那些嘴上不说，不承认世间有阶级斗争的人，恰恰就是率先进行阶级斗争的有刀在手的反革命者。鲁迅坚决反对那些“唯无是非”观、把一切对立的作者诋为“一丘之貉”的人。三十年代初期，林语堂及其《论语》派的一伙，提倡“幽默”，高谈“性灵”，大写其“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他们以讲笑话来掩盖国民党进攻苏区、屠杀人民的罪行，冲淡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仇恨。他们企图以模棱两可的混沌主义来掩盖阶级斗争的事实，逃避天下人的耳目，把尖锐的残酷的斗争，当作轻描淡写的笑料，抹杀它的重大意义。鲁迅在《帮闲法发隐》和《论语一年》中揭露说，他们的这种插科打诨，其作用是使“严肃的说法”“减少力量”，使“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其目的“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
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道德伦理观念，是根本不同的。地主把农民贡献地租当成善，而农民则把地主垄断土地当成恶。资产阶级把贪逐利润当成善，而工人阶级则把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当成恶。鲁迅也曾明确指出：“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又在《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一文中说：“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所谓“人人应该相爱”，其实只是恶毒的谎言。阶级压迫的逆来顺受，奴才主义的忍从，是剥削阶级麻痹劳动人民的结果，鲁迅是极力反对的。他很早就指出，西湖的轿夫对坐轿的人含笑，外国某哲学家对此赞美，其实这正是中国的不幸（见《坟·灯下漫笔》）。被压迫者是要反抗的。所谓“犯而不校”或“勿念旧恶”，只是统治阶级对人民的麻痹和欺骗。赠人以这种格言的，不是被剥削阶级，而是那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剥削阶级。鲁迅揭穿了这种“人面东西”的阴谋诡计。
帝国主义和我们的利益是绝对对立的，我们的幸福是他们的痛苦，而他们的幸福就是我们的灾难。帝国主义者不会为我们的生活美好而唱赞歌。如果敌人称赞我们，那正是我们做了什么愚蠢的事情。鲁迅对此有精辟的论证。他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说：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
正是有了这样鲜明的阶级对立斗争的思想，所以使鲁迅认识到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由低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向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一九三三年一月，《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举办了“新年的梦想”专栏，有一百四十多人谈了自己对将来的梦想。有的梦将来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大同世界”，有的梦“大家有饭吃”，有的梦“无阶级社会”，看来很是热闹。鲁迅读后指出，尽管有这么多的梦，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原因是“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而不“梦见”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等等，“好社会是不会来的……”（《南腔北调集·听说梦》）。
鲁迅自己正是不妥协地彻底地进行阶级斗争的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一生都在战斗的途中。在他有些杂文中，看来是抨击某些个人，其实正如瞿秋白所说，这些人的名字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有的是统治者的某种“意识代表”，阶级的敌人。他在临死前一个月写的一篇题为《死》的文章中，坚决宣布，对敌人他“一个都不宽恕”！这种硬骨头精神，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高贵的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四
鲁迅自己说过，原先，只是憎恶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只是觉察到旧社会的腐败，希望着新社会起来，但又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这“新的”是否一定就好。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由于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知道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知道了“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鲁迅认识到：无产阶级由于最受压迫，所以最富于革命性；由于在大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最先进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是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力量推翻反动统治。他承认无产阶级是运动中的主力，并坚决加入它的行列，把无产阶级的先进愿望当作自己的愿望。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致约·魏德迈的信》）列宁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与革命》）鲁迅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但坚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而且
“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他认为中国的将来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一定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一定要在中国实现。他坚定地声称：“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
一九三二年，有一个名记者警告鲁迅说：“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鲁迅对这种谰言坚决予以驳斥，并加以讽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只要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见《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对自己营垒内有些人误解无产者和无产阶级革命，鲁迅也给以规劝，指出：无产者的革命，目的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见《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翼”，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并从属于它，这一点在鲁迅的思想上一直是明确的。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是遵奉革命前驱的命令的，是遵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现在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那末无产阶级文学在文坛上的地位是怎样的呢？当时有人试图只让它占有一席之地，鲁迅答复说：
“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这是一句十分重要的话，它相当完整地表现了鲁迅的文学革命的主张。透过这句话，我们还可以约略地窥见鲁迅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打碎一切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权；无产阶级文学也必须肃清一切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建立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又说：“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一个阶级的政权……”。鲁迅的这个“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的提法，在文学领域这个特定的范围来说，是与列宁的“不与任何人分掌”、“一个阶级的政权”的论点符合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翼”如此，其全体当然也是如此。
鲁迅对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是体会至深的。他还根据自己的体会，对革命者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早在一九二五年间，他就鉴于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提出过打落水狗、“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主张。这可以看作是这种体会的较早的表现。此后他的主张韧性战斗，坚持壕堑战、游击战，反对赤膊上阵，主张对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主张急于造出大群的新战士，等等，都是根源于阶级斗争艰巨性及其客观需要这一认识提出的。一九三○年，他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说过下面这句话：
“……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
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它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今天还存在阶级斗争的事实很有帮助。十四年来，我们不是见识过许多“旧社会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吗？诸如“糖衣炮弹”、“香风”、“派进来”、“拉出去”，以及铺张浪费、好逸恶劳之类的腐蚀剂等等，不都是这些“好办法”之属吗？十四年来，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同阶级敌人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不是也可以证明反动派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旧社会“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吗？
学习鲁迅关于阶级论的思想，重温鲁迅著作中这方面的言论，可以使我们擦亮眼睛，认清今天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从而更好地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更好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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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海洋科学和湖沼科学的研究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于十月四日至十三日在武汉市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暨一九六三年学术年会。会议检阅了最近几年来我国海洋科学和湖沼科学的研究成果，交流了经验，并讨论了当前任务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会议共收到海洋科学和湖沼科学领域内有关水文物理、水文化学、水生生物、地质地貌和湖泊综合调查等方面的论文报告二百一十篇。水生生物学方面的论文中，多是与海洋和湖泊的综合利用有密切关系的浮游动物、浮游植物、水生高等植物、底栖动物、鱼类和海洋潮间带藻类生态方面的研究成果。它们为发展渔业生产提供了很有利用价值的意见和资料。如《长江家鱼产卵场和产卵条件》一文，作者根据较长时期在长江上中游一带规模较大的产卵场水域中，采获受精不久的早期发育卵粒并结合产卵场的水文状况和环境条件分析研究，发现了确切的产卵现场的具体范围，并对产卵条件提出了新的见解，为家鱼的人工催产和扩大天然鱼苗的养殖生产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有些论文研究了武昌东湖中各类浮游生物的数量季节变动，对鱼类饵料基础的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为我国水生生物数量变动研究作出良好的开端。一些关于动植物种类调查，分类区系研究和形态解剖，幼体发育及生理研究等方面的论文，都具有相当的水平。如《滇池鱼类区系的来源种群的分化》一文，不仅阐明了滇池鱼类区系的特点，还对改进滇池鱼类区系以提高渔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银鱼的幼态持续现象的研究》一文，明确了这是成年银鱼带有原始性状的持续现象，因而提出了在分类系统上应与鲑目或鲑亚目分开独立成一目或亚目。《胶州湾多甲藻的研究》一文，查明了这个海湾多甲藻的种类，而且通过深入研究，纠正了外国科学家以往在鉴定这些藻种名称时的一些谬误。《西藏南部地区藻类》一文，了解到这个地区水体的底栖生物较为丰富，为西藏渔业生产的提高提供了基本资料，还提出了许多底栖生物的新种。
水文物理方面，《大气环流与海洋环流的关系》一文，初步探讨了阿留申低压对亚洲大陆和北美洲气温的关系，以及对我国长江流域夏季梅雨盈亏消长的影响，并探讨了水温与气温同大气环流之间的关系。有关海浪研究的一些论文，探讨了现有的海浪预报理论及海浪统计的某些结果。水文化学方面的论文，对河口的水文化学问题和硅离子的变化也作了一些探讨。巢湖的资源调查及其他一些研究报告，对研究长江中下游湖泊的水文物理具有指导意义，同时对湖泊的综合利用也作了较全面的评价。青海湖水文特征的研究，为研究高原咸水湖泊的综合利用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此外，还有关于中国近海一些海区海况分布及分析方法、海流分布及动力理论、潮流及假潮、大气与海洋热交换等方面的论文。
地质地貌方面，关于我国围海工程问题的论文，叙述了我国围海工程的历史经验，并根据我国海岸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意见。《珠江河口动力地貌特征与海滩利用问题》一文，讨论了珠江河口区地貌动态的几个主要特征，并提出了把这个区域的海滩划分为三个类型，沙洲型及海湾型海滩，以发展国营农场为主，沿岸型海滩以公社农场为主的开垦的看法。有些论文还对我国沿岸某些浅海的海底沉积物的含量和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邓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