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记在宋村独唱会的前后
翁若梅
今年，我有机会参加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一次很宝贵的锻炼自己的机会。但是也有些顾虑，因为自己长期生活在城市，对农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和爱好都很不了解，怎么来为他们服务呢？他们喜欢些什么样的歌曲呢？这一连串问题是在我的思想里打转转的。
刚到山东文登县，县文化馆正在编向农村推荐的歌集，我们就一起参加这工作。为了更好地向农民推荐这些歌曲，县文化馆组织了业余音乐爱好者和文登师范的同学一起来录音，我们也录了六首歌，其中有《人人爱社一条心》、《俺队的队长人人夸》、《勤俭持家的王大妈》、《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唱支山歌给党听》和《哈瓦那的孩子》。通过县的广播站向农村播送。下乡以后，有的社员反映说：“这是咱农村的歌，咱得听。”还有人说：“话匣子里的人来了。”这就开始了我们和社员的初步联系。
下乡以后，我们在社员家里整整住了三个月。我们一直和宋村的社员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到过宋村、侯家、泽头、葛家、天福山等八个公社去进行集市宣传和演出。有时骑上自行车，背着手风琴，带上宣传图片赶几十里地去宣传，在广场上安上扩音器和喇叭，挂上图片、宣传画、连环画就开始宣传。我们总是先用音乐和歌声来吸引观众；当我们拉起手风琴，唱起歌来，社员们听到了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断地涌向土台的四周。有的社员说：“这松紧琴的声音真好听”（他们管手风琴叫松紧琴）。他们还说：“唱得跟电影里一样”，“跟话匣子一样”。有一次我们在泽头公社，冒雨给社员们演出，社员们兴致勃勃地在雨里站了一个多小时。
宋村是个老革命根据地。据老同志们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歌声是满山遍野的，近些年歌咏活动不像以前那样活跃了，青年们反映没人教歌。宋村的青年都很喜欢唱歌，老大爷、大娘也喜欢听歌；有一次我们走在街上，正在捣粪的女青年王梭说：“给我们来块歌吧，让我们好多干点活。”我的房东大娘说：“什么时候专给我们老婆子唱唱。”刚下乡时，社员们让我唱，我觉得没有乐器伴奏，张口就唱很不习惯，看见马季、于世猷他俩说相声，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说得那么自然，那么活泼，把艺术和群众生活结合得这样紧密，真是非常羡慕。我心里想：自己从事专业的声乐工作都十年了，可是在日常生活里却没有和群众一起唱过歌；和社员们相处久了，他们的纯朴真挚的感情，热爱歌唱的心情感染着我，我自己也就越来越喜欢为他们唱了，歌唱成了我联系群众有力的工具，也成了和社员们一起生活中不可少的娱乐。
在农村，技术员邵象阶的新式婚礼留给我很深的印象。邵象阶的父亲是党在宋村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也是宋村支部的第一任书记，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了，她母亲也是老党员，她自己是团员。听说她要结婚，咱们的队长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让我们和俱乐部一起跟她商量给她举办新式婚礼。目前农村的婚礼，还保留一些旧的传统习惯，征得她母亲和她本人同意以后，县文化馆、村俱乐部和我们一起为她准备。在她家的小院里组织俱乐部的乐队来奏乐，俱乐部主任主持婚礼，大伙儿还让新郎新娘唱歌，然后又表演节目，最后乐队和手风琴奏乐送入洞房。社员们反映这在宋村是第一次，这种形式新鲜、热闹、又节约。孙云凤的妈妈就想给儿子也这么办喜事。青年男女反映说“真不糙”。后来我们去访问邵象阶，她说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一天。
在这里，我还想提到于宜兰大娘。她今年五十八岁，人称她为诗奶奶，就是会做诗的老奶奶；她自己会编快板，也会唱。五一节我们在宋村举办了晚会。她病了没听到我唱歌，她女儿老跟我说这件事。有一天我去看她，就给她唱，她高兴得说她病都好了一半，叫她女儿把左邻右舍的老大娘、大嫂子们都叫来听。屋子里挤得满满的，炕头上也坐满了，我唱了《毛主席永远和我在一起》以后，她说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我这个要饭的哪会有今天。她立刻就用快板来说她的身世，从十七岁讨饭嫁到宋村，一直说到翻身后的幸福生活。我真惊奇她怎么能说得这么好。问她什么时候开始会编快板的，她说过去要饭，又不识字，后来生了十个孩子，没吃没穿的，穷得见不得人。解放后孩子长大了，五个儿子里工农兵学商都有，有一个儿子一九四七年牺牲了，一个儿子现在北京农业大学念书，上级把他当宝贝。一九五八年大娘参加托儿所工作，为了哄孩子才编起快板来的。后来大家都喜欢听她说，以后她还编过很多快板，送给学校、饲养室。我真是爱上了这个大娘，从她身上看到劳动人民的智慧、开朗和乐观。同时在她身上也体会到贫苦农民和党的血肉关系。
由于自己在思想感情上起了一些变化，加上通过调查工作，深感到农村的文化生活远远地跟不上需要，作为一个声乐工作者，自己觉得有责任多给农民介绍一些好歌，但是我们队里唱歌的演员太少了，我想一个人来个独唱会，可是又觉得太没有把握。有一天石夫同志说：“翁若梅，来个独唱会吧！”这可真说出了我一直没敢说出的想法。我请示了队部，队部说好哇，不管成功或失败对我们的工作都有好处，失败了可以得到一些失败的经验。这样就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在我们到寺前村调查时，知道寺前村俱乐部在开展小型多样的文艺表演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想在那里先试一下；但如何组织观众的问题却很难解决。独唱会比较单调，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听的，但又不能限制谁不要来听。虽然存在这些困难，我们还是积极准备。后来在一个综合的晚会上，我唱了十首歌，社员们居然还愿意听。
回到宋村，我就有意识地去摸群众的爱好。和社员们一起唱歌时，他们常提出要我唱《红珊瑚》、《祝红军》、《刘三姐》、《十送红军》等歌曲。作为一个专业的声乐工作者，对于群众中所流行的歌曲，很多我都不会，心里实在感到惭愧。我只好拿着小歌本给他们哼哼，有时一首首的唱，问他们喜欢哪一首，不喜欢哪一首。他们往往说“管哪块歌都好听”。但仔细分析一下他们的反映，就有不同了。他们听了《伟大的毛泽东》以后说：这歌多欢，多有劲道。他们学了《俺队的队长人人夸》后说：这歌又好听又有用。一大群女孩子去唱给她们的生产队长听。听了四川民歌《梔子花儿顺墙栽》后说：这歌多好，明天演出再唱它。听了陕北民歌《绣荷花》，还要我连唱几遍。
刚过端阳节，麦场上一片欢腾，脱谷机和社员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我们生活在社员中间深感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社员们推着小车把丰收的劳动果实运回家去，喜笑颜开；沸腾的生活鼓舞了我们，社员们在劳动之余音乐享受的需要鞭策着我们，我们决心举办一次小型的独唱会。于是，在七月五日，通过俱乐部邀请了各生产队的音乐爱好者三十多人；另外特约了敬老院七十多岁会唱歌的王毓仁大爷，和那个会编快板的于宜兰大娘。虽然我已经初步摸到一些群众的爱好，但是在节目上、演唱上一连唱这么多，人家爱不爱听，社员们是否有听音乐的习惯，我还是有些顾虑。所以，只约请了少数的爱好者，准备在小学的教室里举行。没想到，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晚上小学的大门前拥了一群人。俱乐部主任和我们商量，只好改在隔壁俱乐部的礼堂举行。当俱乐部礼堂的门一打开，大伙儿一涌而入，大概有六百来人（宋村大队共二千八百五十人），其中青年最多，大爷大娘和儿童也不少，好些妇女穿着新衣裳和干净衣裳，像赴盛会一样。双脚瘫痪的宫本环也来了。还有从邻村集西来的青年们和从大寨走六里多地来的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开始，场内有点乱哄哄的。当时我的心情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出乎意外的有这么多人愿意来听，担心的是怕他们弄错了以为是演戏，这独唱会在这么几百人面前会开成什么样子呢？俱乐部主任和县文化馆长也直担心。可是我们认为决不能打退堂鼓，只有拿出最大的勇气和热情来歌唱。工作队的同志们都很关心这次独唱会，有的报幕，有的做舞台工作，有的坐在下面收集反映。我们选了十六首歌曲，其中包括革命传统歌曲《二月里来》、《南泥湾》、《黄河怨》，民歌《绣花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大河涨水沙浪沙》、《四季歌》、《美丽的姑娘》，创作歌曲《毛主席走遍全中国》、《摇篮曲》、《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东山上升起红太阳》、《集体化道路乐无疆》，歌剧选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看天下劳动人民都解放》等。为了让社员们听懂，在演唱每首歌之前都介绍了歌词大意。演唱开始以后，场内逐渐安静下来，这使我们增加了信心。我感到他们对《二月里来》和《南泥湾》觉得很亲切，但对《黄河怨》就不像前两首那么容易接受，不过这曲子的情绪层层发展，而且后面有个高潮，所以也还能使听众得到感染。他们对民歌的兴趣最大。山东的《绣花曲》，大家很熟悉，其他的也都喜欢，这几个歌使得听众的情绪达到了高潮。演出中间，县文化馆长和工作队的同志一定要我休息一下。接着又唱创作歌曲。在这些歌中他们除了对《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以外，对其他的大多是第一次听。唱《摇篮曲》时，台下就不安静了，直到唱歌剧选曲，才把观众的注意力抓回来，在唱《看天下劳动人民都解放》时，老大爷和大娘都是聚精会神的听，台下鸦雀无声。独唱会结束以后，社员们还不走，说没听够。有的还递条子上来点歌，最后加唱了他们最熟悉和最喜爱的《洪湖水浪打浪》和《小曲好唱口难开》大家才散了。
独唱会以后，社员们反映“一次就听这么多歌还是头一回哩！”一位七十多岁的大爷说“记工分时从喇叭里总听不清，今天真听清了”。一位大娘说“唱到乐的时候真笑，唱到悲的时候真悲”。这次在选材上原来想介绍一些新歌曲，没估计到观众的面这样广，根据听众反映，有些歌是不太合适的。例如唱《摇篮曲》时，我想：这是表现妈妈摇着、哄着孩子，最后自己也睡着了。后来了解到宋村一般没有摇篮，妈妈们要么把孩子抱在怀里，要么放在炕上，我唱的情调和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他们也不听我的，我也没法再抒情了。在唱法上，也有人反映“有的地方听不真”，“这种嗓子咱学不会”。郭家庄一位大爷听说唱了一晚，第二天见了石夫同志，要求到他们村也去唱唱。有的社员没听上，直埋怨俱乐部不通知他们。社员们这些反映既鼓励又鞭策了我们，鼓励里面有对我们近乎溺爱的夸赞，鞭策的是我们为他们送音乐太少了。
这次独唱会的效果比我们预计的要好得多，中途没有人退席。独唱会结束以后，我们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体验到了一个演员的幸福。我们第一次为农民举办了这样的独唱会，从农民听众的眼神和面部表情里得到极大的鼓舞。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来做这种大胆的尝试呢？当时，我们的想法比较单纯，就是一心一意要为农民歌唱。我们记住了周扬同志在报告时的叮嘱：“一定要把文化送给农民”。记住了工作队领导同志在我们临上火车前的叮嘱：“要多给农民唱歌啊！”下乡和农民接触以后，思想感情上起了变化，农村的新气象鼓舞着我们，这一切促使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为农民歌唱，也就顾不得自己的水平能不能开独唱会。只感到社员需要我们，我们应该为他们歌唱。
这次独唱会的收效，如果说是表演上的成功，倒不如说是农村需要音乐。必须看到目前农村的音乐活动是远远落后于现实要求的。如何把音乐送下乡，送上山，让社会主义的歌咏活动在农村中活跃起来，在专业工作者面前确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社员们反映“现在就是不大唱歌，也捞不着听歌。”“听一块歌只能在电影里，感到好，想学它，可是电影一过去就听不上了”。有很多女青年都喜欢听歌，唱歌，她们说：“在地里干活要有块歌唱该有多好，现在没人教，只听见咔嚓咔嚓的镢头声。”有的青年看了电影《洪湖赤卫队》，骑车跑到县城去找《洪湖水浪打浪》的歌篇。因为俱乐部的活动里没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开展歌咏活动，专业剧团下乡的只有京剧、吕剧，县的广播里都是播送戏曲，宋村的中小学有一些唱片，但都是吕剧和京剧的，歌声是很少送到农村的。这次独唱会受到欢迎，确实是“雪里送炭”的缘故。
这次独唱会使我们体会到农民对音乐的爱好是极广泛的，对音乐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鉴赏水平是很高的，他们需要气势磅礴、斗志昂扬的歌曲，也需要婉转优美、轻松活泼的歌曲。对音乐领域的各种题材和各种类型，我们决不能用一种主观的设想，狭隘的眼光去代替他们的需要，也不能简单化地对待。只有深入了生活，摸了他们真正的需要和爱好，通过劳动和生活促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更接近了他们，才能正确地创作和输送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才会正确理解农民对音乐的政治内容和艺术趣味的需要。
在这次工作中农民也帮助我们打消了一些顾虑，解决了西洋唱法在农村吃不吃得开的问题。我刚参加工作队时，顾虑农民能不能接受西洋唱法，不晓得农民喜欢什么样的歌曲。现在我感到最主要的还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和思想感情工农化的问题。只要有为农民服务的决心，那么我们今天服务得不好，可以想办法逐步服务好；同时只要我们是诚心诚意为农民服务，农民会帮助我们更快地解决民族化的问题，他们会像爱护一盆花那样的帮助我们剪枝浇水。西洋唱法和农民欣赏的习惯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我感到更重要的是唱什么内容，用什么感情来唱。在唱法上我这次没有做什么试验，初步感到在低声区、中声区的问题不大，只要我们把气息控制好，不要让声音发颤。问题是在高声区和接近高声区的几个音，这些音在接近语言上有一定的困难，西洋唱法在高声区运用头腔共鸣比较多，声音要求饱满，怎样使声音美又接近民族的习惯，这需要我们声乐工作者共同来作进一步的探索。关于民族化的问题，这次实践中我体会到是需要和群众一起来完成的，不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关起门来搞的。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但只要我们有决心，有雄心大志，做一个新中国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我们就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们中央乐团合唱队，有一个时期大家苦闷极了。自己在台上有时觉得感情全部拿出来了，可是人家听了不感动，特别是老干部和工农总感到隔了一层。这次下乡后，我对这个问题开始有了一点认识。这几年我们脱离了工农，我们和工农接触太少，我们太不了解我们的服务对象了。我们怎么可能为他们服务得好呢？又怎么可能来表现他们呢？他们的气质、精神面貌和我们所想像的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我们团的同志们面临这种情况，大家也很想改变这种情况，可是光浮在上面想着改变，能改变得使工农喜欢吗？只有到群众中去，深入生活，参加斗争，才能改变我们的思想面貌，使自己的感情逐步接近工农。
参加工作队五个月的工作，我感到工作队这种形式对我们可以进行全面的锻炼，不论是从五亿农民对文化的需要来说，还是从我们本身的锻炼和思想改造来说都需要我们深入农村。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养活我们的勤勤恳恳的农民。让我们走向农村，走到农民的行列中，一道来歌唱。歌唱我们美好的今天、明天，歌唱农村的新面貌，歌唱我们宏伟的理想——共产主义。
（附图片）
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山西队队员刘文金教社员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五好社员之歌》
吉林省延边歌舞团编导梁相镐在长白人民公社为业余文工团排练新节目《箩舞》
第5版()
专栏：
给农民说相声
马季 于世猷
“说相声可不容易”，这是相声演员的一句老生常谈。究竟怎么不容易？除去技术技巧上的不容易，还有什么不容易？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们随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到山东省文登县工作了将近五个月，共演出了一百零四场，演了六十八个节目；接触了十来万观众，其中有农民，有战士，也有渔民。所到的七个公社三十几个大队（村），有山区，有平原，也有滨海渔村。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观众中，听到的反映是很多的。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艺工作者如何更好地为农民服务是当前主要的课题。
文登地区农民都喜欢京剧、吕剧、歌剧，对相声这个形式不够熟悉，这里尽管交通比较方便，但专业曲艺团体很少光临。县广播站的文艺节目里京剧吕剧比较多。相声没有录音，仅有三套唱片：《夜行记》、《打灯迷》、《戏剧与方言》，曾播放过几次，由于内容不完全合适，放的次数不多。因此当地一部分同志认为相声这个形式农民不会听，不喜欢，听不懂。也有些社员刚听我们演出时，看到我们穿大褂儿，管我们叫“演清朝戏的”。
尽管相声形式对这里的社员来说，有的只从广播中听过，没见过，是陌生的；但听过之后，很感兴趣，普遍要求再听。在葛家公社演出时，竟有观众喊“再来五块儿！”（段儿）我们在高村公社富贵大队演出共十二次，包括地头表演和联欢，说了大小三十几个节目，也还没有满足这仅有六百人口的小村儿的要求。临走时，一位八十几岁的萧夕能大娘恋恋不舍地拉住我们说：“再说一块吧，下回你们再来我就不准赶得上啦！”在泽头公社演出，一个叫李叙祖的妇女头发正剪了一半就跑来听，也有外村社员成群结队闻讯赶来的。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农民对相声不是不喜欢，而是很喜欢。
凡是我们演出过的地方，总是发现一些热心的群众兴致勃勃地议论头天听的节目，哪块儿不糙，哪块儿不强。
地瓜（白薯）是当地的主要产物，由于得黑斑病很严重，每年损失很大，老百姓没有更好的方法防治它。我们接受县农业局的委托编写了一个段子叫《黑斑病》，试图推广高村公社辛格大队防治黑斑病的经验之一——高剪苗儿。在侯家公社前岛大队演出了这个节目后，有几位老农在地头上就议论开啦。有人说：“别听他们说，他们这是闹笑话儿。”也有人说：“这是上级试验过的，不行就不会告诉咱。”有人说：“上级对咱老百姓就是关心，连地瓜长病怎么治都编成相声告诉咱，咱不听上级话行吗？”还有一位叫高胜兰的老大爷跑来问我们：“这包米（玉米）怎么才能不长‘乌米’（黑穗病）你们也说说吧。”他还说：“听这玩艺儿太好啦，既逗了笑，还学了经验。”从这些事实又证明广大农民不是不会听相声，而是既会听又会用。
一些年轻人兴趣更高，纷纷向我们提出很多表演和创作问题，他们要作个业余演员，他们说：“学相声真好，省事，方便，地头儿、会前都能说，大家还愿意听。”“防治黑斑病，上级也常讲，就是有些人不重视，一开会就低头（即睡觉），听这段相声一个走的也没有，眼睛全瞪大啦。”
五个月的时间，我们办了两个训练班和单独培养了农村俱乐部和部队的业余演员共二百多人，他们学了《雷锋》、《不可抵挡》、《找舅舅》、《空城计》、《对春联》、《八扇屏》、《相面》、《好记性》、《装神闹鬼》、《黑斑病》、《一封信》、《要彩礼》等十二个节目。
从我们听到和看到的这些情况，可以肯定地说农民喜欢相声，也会欣赏相声，还盼望着更多的相声演员把节目送到他们那里去。
农民不偏爱哪一种艺术形式，只要真诚地为他们服务，就热情欢迎，来者不拒。
我们总共演出的大小六十八个节目，大致可分为三类：下去以后新编的，现代题材的保留节目和传统节目。经常演的是：《装神闹鬼》、《黑斑病》（新编的）；《不可抵挡》、《参军记》、《雷锋》、《婚姻与迷信》（现代题材的）和《相面》、《拔牙》、《学评戏》（传统的），这些节目都很受欢迎。
为了便于了解情况，我们有意识地安排演出，总是每类一个，然后请老农、壮年、青年和妇女开座谈会，请他们比较着谈意见。
一般地说老年人识字的不多，较含蓄的内容不易接受，他们喜欢开门见山、故事性较强的节目。他们并不太爱让人大笑的节目，愿听出个滋味来，最好是有头有尾。
在高村公社富贵大队演出了单口相声《黄半仙》后，一位大娘很关心“黄蛤蟆”的生死，找到我们就问以后他怎么样啦，她很为故事里的人物担心。故事的每个情节都紧紧地抓住了这些观众。
妇女很喜欢听反映家庭关系的，宣传婚姻法的和学唱的节目。《婚姻与迷信》最对口味，反映强烈。年轻姑娘听过后带着一种轻蔑旧的婚姻制度的笑声，为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葛家公社柳林庄一个姑娘说：“为啥轻视妇女？地里什么活我们都拾得起来。”一个七十二岁的大娘说：“那是老社会，嫁个姑娘又麻烦又费东西，我的仨闺女都是这么嫁的。把家当都折腾光了，现在还是公社里把我的生活包下来的。”还有的妇女建议要说反映婆媳关系的。
农村中的广大青年，随着他们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知识领域的不断扩大，对艺术欣赏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胃口很大，既会欣赏又能分析。
我们表演了《相面》后，宋村公社小床大队徐振海同志说：“听了占卦算命的相声后更明白这些东西是骗人的。”前岛渔民李时党同志说：“相声说那拔牙的和卖路当（卖假药的）一样，
‘绿豆面子加红糖，小孩吃了也见强’”。前岛村高胜兰说：“相面拔牙都不糙！可没‘喇叭花’重要（‘喇叭花’是《不可抵挡》中的一个人物），我们听蒋匪兵投诚跑过来的事可解气了，沿海老百姓就是关心解放台湾。”宋村公社南桥大队孙忠桥听了《雷锋》的相声说：“咱来听相声，以为是光逗人笑，听完后想想还上了一课，得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样向群众教育可好啦。”
这些群众并不是一律都夸好，对某些节目也提出了批评。前岛社员徐信芳对我们演出的《捉放曹》提出批评说：“捉放曹就是逗的热闹，农民听不懂。”这样的意见我们分析是很正确的，尽管这个节目还有一定的意义，讽刺那些不懂装懂的人，但很容易过火变成出洋相，不宜多演。如果认为农民对更深的东西不懂，下乡以后可以拿《捉放曹》这类段子起起哄，这就更是大错特错。
社员们不仅对节目的内容、唱腔、动作给了具体帮助，而且对演员如何更好地为农民服务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
在泽头公社演出时，群众要求再说几段，坐在地上不动；有时鼓掌，我们出来谢幕又回去了，过后，一个大娘笑着问我们：“为啥我们拍掌你们出来鞠个躬就得？”农村中没有谢幕的习惯，他们感觉这是架子大，干劲不足。我们就赶紧接着又说了起来。
还有一次在高村公社富贵大队演出，老年人都想出来听听，村东头群众提出应靠东头近点，村西头提出要靠西头近点，最后考虑到要照顾两头的要求把演出地点放在村中间，大家很满意，都说这才叫为群众想得周到。
这只是收集到的群众意见的一部分。为什么社员这样爱听相声呢？这与相声形式本身的特点、演员的态度都有关系。
第一，相声形式短小灵活，易于上山下乡。广大农民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自然要求有丰富的文娱生活。而县剧团和电影队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充分地满足他们的要求。相声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不用搭台，围起来就说。我们在山区村庄眠虎岭一连说了两天，社员们心满意足，他们说：“这样听真得味！”
第二，相声通俗易懂，配合现实快。我们除去演《装神闹鬼》和《黑斑病》外，还根据当时情况用聋子打岔的形式编成《文登好》来歌颂当地的生产、生活、好人好事，社员听着格外亲切。
在界石公社倪家产村演出前，公社的妇女主任建议说上几句关于拥军优属的事，过后一位老烈属告诉我们：队里照顾得很好，感谢毛主席的关怀。
另外我们所说的内容和农民心里想的一致，社员们意识到每天干活是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受到鼓舞。
我们觉得演员的态度应该是：
首先，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这次下公社和大队一般都是住在社员家，挨户派饭，抽空帮老乡干点活儿，推碾子、打扫卫生，挑水等，使老乡和我们在感情上很亲近。这样他们就对演员产生了感情，我们再上台表演也就更容易受欢迎了。因为他们感到是自己人，说的是自己的事。
劳动模范张富贵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脚下踩着一棵草，伸手拔掉，我们感到亲近，因为这像庄稼人一样关心庄稼，否则我们感到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这句话对我们启发教育很大。
和社员建立感情容易不容易？我们的体会是不难，但要做到两点：一，放下架子；二、跟农民说心里话。有一次在柳林庄和社员王凤信同志聊天，我在蚊帐里躺着，他在外边坐着，我很不好意思的想坐起来，他却不让，我说你也钻进帐子里来，咱们一块儿躺着聊。他说了一句话：“我们庄稼人身上有味儿你不嫌吗？”我当时说：“正是我们没这种味才下来改造思想。”我们就一起躺在蚊帐里聊了很长的时间。第二天我们再接触时就随便多了，他也带着我们到他家里坐坐，他的孩子也让我们抱了。后来我们问他为啥先前不这样做？他讲：“你们来了我们心里高兴，可又不敢过分热情，怕你们讨厌我们。现在才感到你们是愿意同我们一起的。”从此我们接受一个教训，要主动地向农民表示热情，不管地头、集上，只要见到老乡看你一眼，就过去先搭搭话：“逮（吃）了吧？忙着哪？”他们就会很自然地答话：“站（玩）会儿吧，抽袋烟。”
跟农民说心里话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向农民说心里话，不虚不假原原本本托出，我是什么出身，后来在哪里工作，怎么说的相声。在宋村向很多人交了底，这老乡才说原来演员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个平常人哪！
我们和农民说心里话，农民就和我们说心里话。这是礼尚往来的事。但是农民说心里话对我们是多么需要啊！农民从生活谈到生产，从家庭谈到社会。当农民告诉我们地瓜长病挺厉害，劳动果实有时眼看着烂掉，我们也随着农民的感情变化，想多说多编地瓜长病如何防治这类的相声，为生产也贡献一点儿力量。
农民讲到需要文化生活时，我们想到了他们的贡献，也不能不使我们多说相声，叫他们乐，叫他们的精神更愉快。
我们的几篇习作，我们的演出，都是在这种力量的鼓舞下进行的。
其次，要尽量满足社员要求。社员们欣赏节目时，总是要求量大些，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形式比较简单，来得容易的相声，就更不能说上几句就走，这样会使社员失望。
我们每次演出总是说上四、五段，有时社员不鼓掌我们也主动地再来一段儿，基本上满足为止，这样社员感到是真正为他们服务，不是来农村走个过场。
在前岛第三次演出时，开演时间较晚，怕影响社员休息，说了三段就散了，有个小伙子对我们说：“今天干劲儿不足！”
现在，我们要替农民说几句话。
第一、演员要经常下农村，农村对革命的新文化的需要是迫切的。目前虽有读报、读书、业余剧团演戏和歌咏、下棋等活动，但还是不够的。演员应该经常多送些节目到农村去。
我们在文登几个月，虽然送去的节目不多，但能够亲身参加到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去，也能够较深地了解群众的需求，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为政治服务。
另外在城市中由于服务对象面窄，总感觉新节目供应不上，一个节目演上几次就显得陈旧了，而在农村，这些节目又延长了它的艺术生命力，使它发挥了更大的战斗作用。
第二、广大农民渴望扩大眼界，他们不仅希望有丰富的文娱活动，而且希望通过对艺术的欣赏学到好的经验，增加新的知识。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艺术形式只要内容好，都会被农民接受。问题在于是否真诚地愿意把艺术交给农民，为他们服务。相声中的太平歌词、学唱京韵大鼓，农民也很喜欢听，《卖布头》这样的段子也不是根本格格不入。
任何一个艺术形式，都要到农村中考验考验，使它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得更好。
第三、要大量反映农村生活。我们在农村几个月所见到听到的好人好事难以数计。“李双双”类型的人物不是少数，她们在同各式各样的思想进行斗争，每一个斗争的胜利，都增加了巩固集体经济的一份力量。这些人物应该受到表扬，她们的事迹应该大力宣传。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张富贵同志所在的大队，从男到女都是干劲冲天，几乎每天在地里都有劳动竞赛的场面，出现许多动人的事迹。
农村的沸腾生活，农民们的冲天干劲，都等待着各行各业的文艺工作者们去把它们反映出来。我们曲艺演员，要丰富自己的创作和表演，也必须投到农村的火热斗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