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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从工人彭昌宗坚持节约包装麻布的事迹谈起
今天本报发表的上海协新打包站工人彭昌宗同志坚持节约包装麻布的新闻，又一次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十分珍视和充分发扬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彭昌宗，一个普通劳动者，他不为什么个人名誉，不为什么物质利益，仅仅为了节约国家的财产，坚持向上级机关提出节约麻布的建议，而且，做了种种努力，终于使他的合理建议得到实现。这表现了一个作了国家主人的先进工人那种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表现了充分体现这种高度觉悟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使我们想起毛泽东同志在五年以前所讲的一段话：“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付奴隶相吗？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人们常说：一滴水可以反映一个太阳，一个打包工人彭昌宗，不也可以反映我国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各个岗位上，像彭昌宗这样关心着整个国家建设的人成千累万。他们既是普通劳动者，又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正统治者。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和列宁这一伟大的思想，在我国已经变成了伟大的现实。这个伟大现实的标志，正是劳动人民的觉悟。资产阶级有一种愚民观点，认为只有群众不觉悟、国家才能有力量，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说：“而我们的力量概念却不同。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彭昌宗“自觉地从事”坚持节约麻布的斗争，和这一斗争产生的效果，充分证明了列宁阐述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劳动人民的这种可贵的社会主义觉悟，在生产中、在工作中就表现为可贵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我们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可靠的保证。
我们为什么这样重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呢？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坚决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党所以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就因为这是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积极性的路线。我们党所以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当作基本的领导方法，就因为这是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积极性的领导方法。我们党所以提出在一切工作中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方针，就因为这是充分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的方针。总之，我们党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提出的一切具体措施，其目的，归根到底都是直接间接地启发、引导、提高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都是为了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创造社会主义历史的伟大作用。工人彭昌宗所表现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只不过是广大群众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和影响下万千事例中的一例而已。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在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在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指导下，发扬广大群众克勤克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运动。这个运动表现了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作用。社会主义大业需要通过一点一滴的工作去创造，社会主义大厦需要通过一砖一瓦的劳动去建筑。广大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者，是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的具体创造者。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是通过这一点一滴的工作，一砖一瓦的劳动表现出来的。老子说过：“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天下大事”，也应该踏踏实实地从建设社会主义的“细”事作起。而要从这些“细”事作起，要把这些“细”事作好，只有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办到。打包工人彭昌宗同志为了节约几厘米麻布所作的不懈努力，就充分表现了这种“作于细”的精神。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资金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没有迅速的社会主义资金的积累，就不可能有迅速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积累资金的根本方法，就是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增产和节约是密切不可分的。有人认为增产是开源，节约是节流；增产是首要的，节约是次要的；因此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忽视节约的倾向。显然，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节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决不应该把它放在仅仅是“节流的”、“次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曾经讲过：“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也曾经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毛泽东同志所以把节约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长期方针，一个基本原则，正是因为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的积累和生产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无数事实也证明：节约不只是节流，而且是开源，就是开增产之源。今年三月二十四日本报报道的北京墨水厂从每件包装材料节约一厘钱入手，使全厂由亏损转向盈余；北京制药二厂一个小组从节约一分钟入手，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三分之一；北京火柴厂从节约一根火柴入手，一年就能增加几百万盒成品；今天本报报道的工人彭昌宗从节约几厘米麻布入手，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即等于增产了一万米麻布，而且还把打包站生产组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五分之一。所有这些，既是节约的生动事例，又是从节约入手促进增产和积累资金的生动事例。
厉行节约和反对浪费的斗争，这是贯串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本质同剥削阶级铺张挥霍思想的斗争的反映。一厘钱精神之所以可贵，彭昌宗坚持节约几厘米麻布的精神之所以可贵，正是因为这些节约行动都是在同浪费现象作斗争中获得的宝贵成果。这些生动的节约事例的伟大意义，不仅因为它们给国家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还因为它们给国家创造了非常可贵的精神财富，使得我国劳动人民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空前发扬光大。节约和浪费是誓不两立的。不对浪费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热情欢迎和积极支持这种反浪费的斗争，就不能发扬艰苦朴素精神，就不能伸张勤俭建国的正气。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充分发扬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是要充分发扬广大群众这种敢于向各种浪费现象坚持斗争的积极性。
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特别重视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已经成为我们提高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锐利武器。而且让群众自己来教育自己，用群众中的先进事迹来教育群众，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特点。今年以来，在广大群众中开展的学习雷锋和学习好八连的活动所产生的巨大效果，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一个范例。彭昌宗同志坚持不懈反对浪费包装麻布，就是这种“巨大效果”的一个例子。彭昌宗曾经两次提出节约包装麻布的建议，但都没有被接受。到今年学习了雷锋和好八连的先进事迹以后，彭昌宗坚持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鼓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实现这个合理建议，“连觉也睡不着了”。于是，他就直接到生产麻布的上海经纬麻纺织厂了解情况，当了解到改织窄麻布并无困难之后，他又到上海《解放日报》申述自己的合理建议，他的建议立即得到党报的支持。这样，终于使上海市外贸局接受了他的建议，杜绝了麻布浪费，同时，上海市外贸局又用彭昌宗的先进事迹去教育所属系统的职工群众，进一步克服浪费现象，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我们从这些事实中应该得到两点启发。第一，像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榜样的力量，——如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彭昌宗就是受了雷锋和好八连“榜样的力量”的“广大影响”的一个，而彭昌宗这个“榜样的力量”又在上海市外贸局系统的范围内产生了“广大影响”。第二，在我们国家中虽然也有一些单位，有时候不那么重视和支持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是，绝大多数单位是坚决支持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所以，尽管上海市外贸局一度忽视了彭昌宗的建议，但在上海经纬麻纺织厂和上海《解放日报》的支持下，上海市外贸局终于接受了彭昌宗的建议。而接受群众的合理建议就是对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最大支持，就可以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上海市外贸局系统的广大职工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取得的积极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历史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空前广泛、空前深刻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给一切具有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英雄们”创造了最广阔的“用武之地”。
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第一可宝贵的是人，是像彭昌宗同志这样表现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广大群众。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反动力量在革命运动面前之所以逃不开灭亡的命运，就是因为他们彻底地脱离了人民群众，而一切革命力量之所以终于能战胜各种凶恶的敌人，却是因为他们紧紧地依靠着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是最广大的群众事业，能不能充分发扬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决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和败、快和慢的关键。在目前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十分珍视和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成绩；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就一定能够进一步得到贯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更顺利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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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彭昌宗发扬主人翁精神 坚持建议节约麻布杜绝浪费
上海市对外贸易局采纳建议，改进工作，推动增产节约运动
本报上海十九日电 上海协新打包站修理工人彭昌宗，积极发扬爱护国家财产的主人翁精神，坚持不懈地多次建议把包装茶箱的麻布门幅改窄，杜绝浪费。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和所属茶叶进出口公司采纳了彭昌宗的合理建议，从八月份开始改窄麻布门幅，两个多月以来，按实际用料计算，已经节约了麻布一万多米。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同时认真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并且领导所属十四个进出口公司的职工，学习彭昌宗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
近日，记者访问了上海市茶叶进出口公司的缝包工场，看到工人们熟练地操纵着巨大的折切机，把一叠叠麻布按茶叶木箱的大小切开，再送到另一个地方去缝包。工场的生产组长对记者说：彭昌宗的合理建议，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财富，而且使我们提高了工作效率。现在用一零五厘米门幅的麻布，比过去用一一四厘米门幅的麻布，每匹可以少切两刀，因而提高生产效率百分之二十。同样两个工人操纵一台折切机，一天可以多切七百多只麻包的用布。用门幅改窄后的麻布缝包，也完全符合包装质量要求。在上海协新打包站，彭昌宗兴奋地向记者谈论他在建议被采纳后的感想。他说：“今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我是一个工人，自然就得拿出当家的样子来。不论是本单位或者其他单位的事情，只要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我就应该关心，应该去做。”彭昌宗又说，他自己这次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他激动地说：“党报登了我的建议以后，各有关单位那么重视，马上动手改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只有人民的企业，才会这样认真对待人民的意见。在旧社会里，哪有我们工人说话的权利？弄得不好饭碗早就敲碎了。”
上海协新打包站是专为上海市茶叶进出口公司整箱茶叶打包的。彭昌宗发现这个公司供给打包站的麻布门幅宽一一四厘米，实际只需要一零五厘米和一零七厘米。工人打包时，要把多余的裁下来，作废料处理。当时他想，如果能把麻布门幅改窄既可节约麻布，又可减少裁剪工序，还能保证质量（因为边裁掉了容易松开）。根据全年包装任务需用麻布近一百万米计算，一年就可节约麻布六、七万米，价值四、五万元。为了杜绝浪费，节约国家财产，彭昌宗便主动向上海市茶叶进出口公司业务股提出把麻布门幅改窄的建议。可是彭昌宗的建议当时未被采纳。他看到仍旧用宽幅麻布包装茶箱，浪费很大，心情不安，又接连向这个公司的业务股和党组织提出建议。他得到的回答是：“麻布改织的问题比较大，要研究。”他的建议又被搁置下来。
今年春天，彭昌宗学习了雷锋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先进事迹，更感到督促有关部门防止浪费、节约麻布是自己的责任，甚至一想到这件事情，连觉也睡不着了。五月初，他特地到上海经纬麻纺织厂去了解改织麻布的问题。当了解到麻布改窄无论操作和工艺过程都没有困难的时候，他心里更急，就从工厂直接到上海《解放日报》，要求党报支持他的建议。五月中旬，上海市茶叶进出口公司向上海市对外贸易局报告了麻布改窄的问题，并在六月间派干部和彭昌宗等工人一起开座谈会，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马上动手处理。彭昌宗觉得不能眼看国家的财产被浪费掉，又访问了《解放日报》，要求进一步督促有关方面立即采取措施。
七月十四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彭昌宗来访的谈话笔录，并且在《编者说》中表扬了彭昌宗的可贵的国家主人翁精神。上海市对外贸易局领导干部读报以后，立即责成有关单位进行检查，并由局的材料处派干部，会同上海市茶叶进出口公司调查组，到打包站实地调查麻布改窄问题。经过试验证明，麻布门幅改窄后缝包，是符合包装质量要求的。他们接受了彭昌宗的合理建议，并从八月一日开始安排生产一零五厘米和一零七厘米两种门幅的麻布，代替过去使用的一一四厘米的宽麻布。
上海市对外贸易局从这次麻布浪费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决心把这次深刻的教训化为改进工作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动力。外贸局所属茶叶、轻工业品、食品、工艺品等十四个进出口公司，都发动职工群众学习彭昌宗爱护国家财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杜绝浪费，改进工作。近三个月来，各公司的工作面貌起了新的变化，干部和职工的责任心进一步加强了，对节约“一厘钱”重要意义的认识提高了，因而提出了许多杜绝浪费的建议。很多建议并且立即被采纳。上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所用的包装木箱，体积一直较大，装布以后总有一定的空隙。职工们从节约麻布上得到启发，深入布厂和板箱厂调查。在工厂的配合下，他们“量体裁衣”，一方面适当改小木箱体积，另方面把布卷折得更紧。在保证装布数量和质量的前提下，七月中旬以来节约了三十多立方米的包装木材。由于包装木箱体积改小，运费也比以前节省。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在最近设计一批包装手套的纸盒时，按照盒子大小采用套裁办法，减少纸张用量。根据原来的用料定额，这批十五万四千多只纸盒要用白版纸十四万张，现在只需七万六千多张。余下的纸边，又做手套上的封笺、货卡等，总共为企业减少支出三万三千多元。各公司对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正在进一步组织职工和有关单位进行研究，争取迅速解决。
目前，上海市对外贸易局所属各进出口公司第三季度各项计划都已超额完成，全年增产节约指标完成的情况也比较好。干部和职工群众正在为完满地完成上海对外贸易任务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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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麻类作物增产
各地种麻公社积极出售新麻；许多省已提前超额完成出售任务
新华社十九日讯 今年各地的黄洋麻、苧麻、大麻一般获得了较好的收成。据从有关部门了解，今年全国黄洋麻的产量比去年增产一成以上，苧麻、大麻都比去年增产二成以上。
黄洋麻主要产区的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等省、区，今年种的黄洋麻普遍增产。其中广东增产最多，黄洋麻播种面积最大的浙江省略有增产。湖北、四川、江西、贵州、江苏等省的苧麻也获得了好收成，其中湖北、四川两省增产的幅度较大。山东、内蒙古、山西、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等省、区，今年种植的大麻都获得了增产。
各地种麻公社现正积极向国家出售新麻，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已提前超额完成了向国家出售黄洋麻的任务。湖北、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已完成向国家出售苧麻任务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山东、黑龙江、吉林、江苏等省也已提前超额完成了向国家出售大麻的任务。今年，各地出售给国家的新麻比去年同期增加。广东各地已卖给国家的黄洋麻和山东、安徽等省已卖给国家的大麻，都比去年同期多一倍以上。
各地麻类作物今年所以能够获得增产，主要是麻区广大干部和社员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积极同各种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的结果。在黄洋麻播种的时候，浙江、湖南等地，遇到了阴雨，广东、广西、福建遭受了严重的干旱。这些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社员，千方百计地同阴雨和干旱进行了斗争，保证了大部分黄洋麻适时地播上了种。今年，黄洋麻、苧麻、大麻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也是增产的原因之一。黄洋麻播种面积比去年扩大十万亩，苧麻扩大十三万亩，大麻扩大三十七万亩。各地种麻的茬口安排得较好，许多地区的麻种在有水利条件和土壤肥沃的土地上，播种质量比往年提高。在麻类作物生长期间，各地又加强了中耕培土、追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工作，大部麻区的麻棵生长粗壮，获得了增产。
今年，国家在生产资金、化肥和剥麻机械上，给了必要的支援，帮助社、队发展麻类生产，鼓励了麻区群众增产麻皮，支援国家建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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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闭幕
支持南越佛教徒反迫害争自由
会议通过告世界佛教徒书，呼吁通力合作声援南越佛教徒和人民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十九日讯 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今天在北京法源寺闭幕。会议历时三天。
在闭幕会上，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代表团、僧侣和居士，一致通过了“告世界佛教徒书”。
“告世界佛教徒书”谴责“吴庭艳政权的这种暴行，是违反佛陀的教旨的，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公然剥夺，是对基本人权的野蛮蹂躏。”“告世界佛教徒书”中说：“我们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兄弟们，抱着深切的同情，并坚决地站在他们的一边，衷心地支持越南南方佛教徒反对迫害、争取自由的行动。我们呼吁全世界佛教徒和一切有良心的人们，通力合作，造成舆论，发挥影响，使越南南方佛教徒的正当要求得以实现，使迫害佛教徒的行为立即停止，使越南南方佛教徒和人民获得基本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保障。”
三天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居士在会上报告了会议发起缘由。越南南方六和佛教徒联合会主席释善豪法师控诉了美吴集团血腥镇压越南南方佛教徒和人民的滔天罪行。他呼吁世界上的佛教徒和人民，有力地支持越南南方佛教徒和人民的争取民族独立、信仰自由的正义斗争。
释善豪法师说，美吴集团所犯下的罪行，不仅仅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才开始，过去九年中，在美国军事顾问人员的直接训练和指导下，吴庭艳的军队就用美国的枪炮进行了上万次的武装“扫荡”，他们的逮捕和枪杀，遍及各个阶层、民族和宗教界：十五万六千人被枪杀或被拷打死亡，五万二千人受重伤，六十七万二千人被拷打而变成残废，三十七万人长期被监禁在一千多个监狱里，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奸污，三千人被剖腹、挖肝。他说，越南南方佛教目前遭到严重威胁，佛教旗帜在越南南方的领空不能自由地飘扬，越南南方的僧侣和佛教徒仍被逮捕、监禁和杀害，成千僧侣、佛教徒和人民还被禁闭在西贡河的驳船上和其他地方，他们的生命正受到严重的威胁。
释善豪法师说，美吴集团犯下的在世界佛教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引起了全世界佛教和爱好和平及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激怒和愤慨。他说，在不久以前，胡志明主席和毛泽东主席就越南南方的严重局势发表了声明。这两个声明对在保卫佛教、保卫信仰自由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的越南南方全体佛教徒和人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鼓舞。
释善豪法师谈到，今年五月十日越南南方佛教徒向吴庭艳政权提出了必须解决的五点要求：一、要求吴庭艳必须取消禁止悬挂国际佛教旗帜的命令；二、要求吴庭艳必须实现宗教平等的权利；三、要求吴庭艳必须停止对佛教徒的屠杀和逮捕；四、让越南南方人民自由信仰佛教；五、要求吴庭艳必须适当惩罚镇压佛教徒的凶手。他说，在这五项要求的基础上，越南南方的僧尼和佛教徒，万众一心，以自己所有的一切心血和力量为反对美吴强权而展开极其艰苦的斗争。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柬埔寨佛协主席雷·拉摩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喇嘛阿旺嘉错，印度尼西亚佛教徒协商会副会长苏马多诺·麦多洛约，日本金刚秀一法师，朝鲜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安淑用法师，老挝佛教徒联盟协会主席坎丹法师，尼泊尔阿弥尔拉玛居士，巴基斯坦大长老维苏达难陀，泰国马哈奥帕·奥帕梭法师，越南统一佛教会会长释智度法师。他们在发言中表示深切同情和支持越南南方佛教徒反抗迫害、争取信仰自由的行动。
会上宣读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甘登德钦林寺住持堪布贡布扎布致大会的贺电。
新华社十九日讯 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告世界佛教徒书。全文如下：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
僧伽耶。尊敬的比丘、比丘尼们：全世界法门兄弟姊妹们：
为了寻找和研讨解决越南南方佛教徒问题的办法，我们柬埔寨、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越南南方、泰国、越南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僧侣和居士们于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北京举行了佛教徒会议。
我们听取了越南南方释善豪法师的详细报告，并研究了有关的证件，对受害者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法会，诵经回向，对问题以和合的精神进行了讨论，对这一事件的因缘获得了深刻的认识。
占越南南方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佛教徒遭受歧视的情况，从吴庭艳政权成立以后就已存在，而一九六三年五月在顺化城禁止佛教徒庆祝佛诞、悬挂佛旗事件发生后，这一情况，达到了高潮。在这之后，吴庭艳政府继续在西贡及其他城市，到处出动大批武装，袭击寺院，屠杀和逮捕了成千的僧侣群众，并施用了剖腹、挖心、斩首、抉目等酷刑，对这种暴行，以广德法师为首的六位比丘和比丘尼，不得不焚身作为抗议。吴庭艳政权的这种暴行，已经持续了五个多月，而且愈演愈烈。全世界一切有人性的人们，听到这些消息无不万分悲愤，尤其是信奉佛陀慈悲教义的四众弟子，更感到五内如焚的苦痛。
吴庭艳政权的这种暴行，是违反佛陀的教旨的，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公然剥夺，是对基本人权的野蛮蹂躏。这样事件的发生，不是没有因缘的。我们应当指出它的因缘，谴责吴庭艳政权及其支持者。
我们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兄弟们，抱着深切的同情，并坚决地站在他们的一边，衷心地支持越南南方佛教徒反对迫害、争取自由的行动。我们呼吁全世界佛教徒和一切有良心的人们，通力合作，造成舆论，发挥影响，使越南南方佛教徒的正当要求得以实现，使迫害佛教徒的行为立即停止，使越南南方佛教徒和人民获得基本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保障。这是我们对三宝、对众生应尽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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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交部照会印度大使馆
抗议印机屡次侵犯我领空
新华社十九日讯 今年七、八、九三个月内，又有印度飞机二十五架次侵犯中国领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已于十六日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就印度方面这种无视中国领空主权、蓄意制造紧张局势的行为，向印度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且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停止这类非法的入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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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军用飞机侵入我广东省领空
我提出第二百六十六次严重警告
新华社十九日讯 十月十九日十三时四十二分至十四时零六分，美国军用飞机一架，侵入我广东省西沙群岛的南沙洲、永兴岛、东岛地区领空。对于美国军用飞机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二百六十六次严重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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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社纪念创刊四十周年
周恩来同志出席了联欢晚会
新华社十九日讯 十月二十日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日，《中国青年》社于十八日晚举行了联欢晚会。周恩来总理出席了晚会，还参观了《中国青年》社举办的《中国青年》历史资料展览，同团中央书记处和《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参加联欢晚会的，还有首都文化界人士和读者积极分子千余人。
为纪念《中国青年》创刊四十周年，十月十九日出版的《中国青年》一九六三年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社论。
社论说，《中国青年》是党创办的第一个专门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当时它高举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旗帜，向青年进行了人民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教育。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青年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社论说，现在，摆在我国青年面前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为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团结教育全国青年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也就是《中国青年》的任务。《中国青年》今后一定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动员青年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紧密结合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实际，以丰富多采的内容和生动活泼的形式来进行宣传教育，培养青年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把这个有光荣传统的刊物办得更好、更有战斗性。
按：《中国青年》是一九二三年在上海创刊的。当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因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改名为《无产青年》，一九二八年又改名为《列宁青年》，一九三二年被迫停刊。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青年》于一九三九年在延安复刊，到一九四二年，因战争环境和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发行困难而停刊。现在的《中国青年》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河北平山县复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