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鲁迅的爱和憎
王士菁
鲁迅的爱憎是分明的。他认为：作家置身在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时代里，不应是一个冷淡的旁观者，必须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投身到火热的斗争里面去。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一个作家“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他认为：革命的作家应该“唱着所是，颂着所爱”，
“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正由于憎恨那一切阻碍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旧事物，伟大的作家鲁迅，他举起了投枪。也正是由于热爱那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他积极地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鲁迅作品的倾向性是最鲜明的。他称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他公开地承认他遵奉当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他说这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他谈到自己从事创作的目的时，很明白地说出，他最初写小说，并没有想到把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而只是为了用文艺的力量来改造旧社会。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中，说得也很明白，为了摧毁那令人窒息的黑暗腐朽的旧中国“铁屋子”，他“呐喊”出了反抗的声音，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他的战斗的创作生涯。
鲁迅的爱和憎，是在他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和他的革命文学创作实践中，逐步发展和逐步明确起来的，特别是在对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首先，鲁迅的爱憎和他对于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怀是分不开的。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他对帝国主义者的仇恨；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压迫，他便投身到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洪流中去，并把自己的命运跟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密切地结合起来。对于敌人的憎和对于人民的爱，使鲁迅从青年时代起便成为一个革命的爱国主义者。而且，鲁迅从来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关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同样地也关怀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的命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命运，他用笔唤醒中国人民起来作斗争；同时，他也在被压迫的人民中间寻找朋友，寻求作战的友军。他不断地追求人民解放的道路，追求革命的领导力量，追求革命的真理。他有所憎，他更有所爱。他憎恨着黑暗，他更向往着光明。对于敌人的恨和对于人民的爱，这两者在鲁迅的思想中是不可分的；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这两者在鲁迅的作品中也是密切结合着的。鲁迅的爱憎最富于时代的特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和反动的统治；追求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追求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这构成了鲁迅作品最主要的内容。这是一根主线，从开始到结尾，贯穿在鲁迅的全部作品中。他以精炼的语言，生动的形象，确当的比喻，自己的切身体验，运用各种文艺武器（小说、杂文或其他文艺形式），择取多种多样的题材，反复地揭露这三大敌人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以及在思想上的毒害；不断地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去和敌人作持久的韧性的斗争。例如，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九二五年）一文中，论“打落水狗”即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用这个尽人皆知的事例，来说明对于本性难移的敌人，必须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斗争而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更不应该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引证了许多血的教训，来告诫人们应该提高警惕，不能以敌为友，而必须嫉恶如仇。
每当重要的历史关头，鲁迅的爱憎便表现得特别鲜明、特别强烈。例如，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遭受了挫折以后，当国民党反动派在全世界的反动势力支持下，对于中国人民进行反动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时候，热爱真理和追求真理的鲁迅，在这困难的时刻，他不是离开革命、离开人民、离开党，而是更加相信党、更加靠拢党，更加坚定的站在革命的人民的立场上，在党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地和国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他公开地承认，他是党所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在文化战线上，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为反对各种资产阶级的文艺对于革命文艺的诬蔑而斗争。他认为革命的作家应该和人民同患难，和革命共呼吸，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在那旧中国的黎明前的最黑暗的年代里，他最清醒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具有无限光明。在那剧烈的阶级斗争中，他发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鲁迅的爱和憎是建立在明确的是与非的基础之上的。他是人民之所是，非人民之所非。人民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便是他判明是非的标准。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之后的鲁迅，他的爱和憎就更特别鲜明，他更站在无产阶级的党性的立场上（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毫不含糊地为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斗争。例如，他在逝世之前不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九三六年）中，他无情地揭露了托派匪徒的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猛烈地抨击托派匪徒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诬蔑。他公开地表示自己的态度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坚定不移地确信世界上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唯一的普遍的真理，只有坚持这一真理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把中国人民从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因为具有时代特征和阶级立场的鲁迅的爱憎特别分明，他的作品便富于如此强烈的战斗性，在当时，读来亲切感人；在今天，也仍然发人深省。
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相反，鲁迅从来不谈什么抽象的“博爱”或“人类爱”的，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他说：贾府上的焦大，从来也不爱林妹妹的；这一位焦大，只因为说了主人一句坏话，就被塞了一嘴马粪。这中间存在着什么“爱”呢？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斗争的时候，他认为：“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鲁迅在他的作品中，从来不掩饰这一矛盾，不回避这一斗争，不为敌人搽粉，不模糊人民的视听。他认为：“犯而不校”“勿念旧恶”等等格言，是“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想要灌输到被压迫人民头脑里去的奴隶哲学，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鲁迅的作品是一团火，是燃烧在被压迫人民心头上的火焰，它将烧毁那一切苟安于现状的奴隶的心。鲁迅的作品是匕首，是投枪。他拿起这武器和敌人作短兵相接的斗争。爱憎分明的伟大作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是阶级的战士，人民的代言人。他敢笑，敢骂，敢怒，敢打，敢于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和最凶恶的敌人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鲁迅的爱和憎在过去曾经感染过许多读者；在今天，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中间，鲁迅作品的读者更越来越多了。这难道是偶然的事吗？
?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三二一页，《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二六六页至二六七页，《再论“文人相轻”》
?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七四页。
?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三六○页，《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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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美军基地
（短歌六首）
〔日本〕岩间正男
日本的春天呵，
民族的愤怒汇合成铁流，
蜂拥冲向美军基地！
示威队伍蜿蜒前进，
逼近基地的大门前，
置身于队列中，精神激昂！
广阔的美军基地
响彻着一片怒吼声，
宛如世界人民团结的回声……
初次临阵的基地少女们，
头扎反对基地的手巾，
威肃可敬！
枯芒和小松相辉映，
群聚的红旗迎风招展，
美军基地团团被包围……
斗争的火焰
在心田深处熊熊燃烧，
越烧越旺，好不痛快！
附记：作者是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日本的“短歌”，也称“和歌”，是在日本民族中流传很广的一种文学形式。
〔瞿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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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绍兴一中鲁迅故居
周芾棠
一九一○年夏天，鲁迅先生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回到了故乡绍兴。秋季开学的时候，他担任了绍兴府中学堂（今名绍兴县第一中学）的监学（教务长）兼博物学教员。
绍兴府中学堂，设在仓桥新试。新试，原是一座科场考院。里里外外大约有七八百株四季常青的柳杉。当年鲁迅先生的住房，在南膳厅东边的高踏步上，这里有三间小楼房。楼下是鲁迅先生和宋紫佩办公的地方。鲁迅先生的一间，靠东，房子并不大，可是用木板隔作两间。前半间是鲁迅先生的办公室，朝南开着一个格子窗，窗外是一条石板走廊，廊下是一个狭长的小天井，这里种满了各种鲜艳的花草，有二株金桂，二株开白花的夹竹桃（据当年老校工徐德宝同志说，现存的二株开红花的夹竹桃已不是原物了），还有几丛在腊梅花盛开时结红子的天竹。
鲁迅先生的办公桌是一张淡黄漆的五斗写字台，台子放在格子窗下。坐的凳子是一只一尺五寸见方的普通木板凳；这样的凳子，桌子前面也放着一只，是给学生坐的。学生去见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总是让学生坐着，两人隔着桌子谈话。东墙下放一只茶几，二把椅子，这是预备给学生以外的客人坐的。靠北壁是一张绍兴民间常用的荸荠漆的八仙桌，这是鲁迅先生临时放置书籍和簿本用的。
在这间“斗”室里，鲁迅先生不仅处理日常教务、编辑《越社丛刊》，有时还替学生做一些在当时人看来不值得做的繁琐小事。当时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生，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习惯，一领到新书，就用白报纸或道林纸，平平整整包上一个书面，然后在包纸正面写上一个书名。这种爱护书籍的良好习惯，是最得鲁迅先生赞许的。同学们也最喜欢去请鲁迅先生写封面字。据鲁迅先生当年的学生周家枚老先生回忆说：“我们每次拿去，鲁迅先生总是蛮高兴的。磨了墨，添上笔，很快就写好了。”有时鲁迅先生特别忙，也不推辞的。他总和蔼地对学生说：“放着，明天早上来拿，好吗？”这些经鲁迅先生亲笔题写封面的书，仅周家枚先生一人就有《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许多册。
工作室后半间，是鲁迅先生的卧室，有一低矮的木板小门相通。卧室板壁下放着一张棕色的油漆寸架床，床垫是一块旧棕绷，在床角放一只小小的灯柜，灯柜上摆着一盏铜质煤油灯，上盖着一个葫芦形的玻璃灯罩。据当时的学生回忆，鲁迅先生在冬天的深夜，睡前也总还是要躺进被窝，头枕床架，凭借这微弱的煤油灯光，聚精会神地读书。卧室的北窗也放着一张黑漆的二斗长方形桌子。晚上鲁迅先生就坐在这里搜集和抄录一些中国古代的有关植物学之类的著作，如《释草小记》、《南方草木状》等书，比较详细地进行植物学研究。鲁迅先生手抄的《南方草木状》原稿，近年已为绍兴鲁迅纪念馆征集保藏。手抄本字迹清晰恭正，好像用石印印出来的一样。它是用毛笔抄在素净的毛边纸上的。鲁迅先生又曾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做着唐以前的有关越中史地的著作和唐朝以前的小说的辑录和研究。这就成了后来印行的《会嵇郡故书杂集》和《古小说钩沉》的起源。
鲁迅先生当时正闹着胃病，病得厉害的时候，连粥也吃不下，只能吃少量的水果充饥。学生沈养之对鲁迅先生说：“豫才先生，一歇也不歇，人要吃力的，晚上就不要写文章和看书了吧！”可是鲁迅先生却说：“一个人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不大会觉得吃力的。所以我的抄写或看书，也就是我的休息。”
鲁迅先生在绍兴一中的故居，至今还保存得很好，一切都照原样布置着。小天井里的天竹子和北窗下的女贞树，也都还是当年的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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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丢了工作手套以后
令炘
一年到头在工厂里干活的人，哪个不领几双工作手套？旧的破了换新的，就像我们一日吃三餐饭一样平常，但是我却有一年多没领新手套了。说起来，这却有一段故事：
前年十一月间，我从车工组调到油锈组。第二天，我们的生产组长单师傅就发给我一双崭新的白线手套。谁知道，到第三天，这双手套就被我丢了。
“单师傅，替我领双新手套吧！”我找着生产组长说。
“才给你的那双呢？”
“不见了。”
“哎呀，小范，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像你这样，一年三百六十天，要用几多手套呢？”单师傅板起面孔责备我，“你知道织一双手套要用几多棉花，又要经过几多手续才变成手套？”
一双手套也值得这样大惊小怪？我真失悔调到这个油锈组来。油锈组都是一些五十开外的老人，全是老脑筋，和我们青年人就是合不来。
“来吧，把这双拿去用吧！”单师傅顺手脱下他的手套递给我。天哪，这是什么手套呀！内内外外，不知补过多少层。土黄的铁锈和五颜六色的油漆沾在上面，比从渣滓堆里捡出的还脏。
“我不要！”一气之下，我把手套扔在地上，扭头就走了。下班之后，我满肚子气没处出，立刻跑去找车间党支部的黎书记。
“黎书记，我不在油锈组干了，把我调回车工组吧！”
“嗨，小范，孙悟空七十二变，也变不了你这样快呀。当初调你到油锈组，是你自己情愿的。油锈组是全市的先进班组，你怎么倒搞不来呢？”
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过一遍，黎书记好久没有吭声。过了一会，他拉着我走到身后的光荣榜跟前，指着上面问：“你看，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不正是油锈组全体工人的照片吗？瞧，单师傅夹在人群中间。这时黎书记却轻声地念起照片底下的一首诗来。这首诗是开全市先进生产者大会时，市委一位书记赠给油锈组工人的，称赞他们白发红心，青春长在，为国家节约了两万元。
念完之后，黎书记问我：
“你晓得他们那两万元，是怎么节约下来的吗？”
“节约油漆嘛。这，厂里的人哪个不知道。”
“对，节约油漆；但那是西瓜。油锈组的老师傅还捡过芝麻：他们三年没有领过工作服，五年没有领过手套。”
听了黎书记的话，我心里亮堂了好些；可是气还没全消，还是埋怨单师傅小气。
吃过晚饭之后，厂里篮球队和兄弟厂篮球队举行比赛。我正在场外看热闹。
“小范呵！”回头一看，正是单师傅。他拉着我的手说，
“走，再给你一副新手套。”
我随着单师傅走进宿舍。在淡黄的电灯光下，只见油锈组的五位老师傅，每人都拿着针线缝补手套。掉了指头的、脱了线的、穿了窟窿的工作手套，堆了一大堆。这都是别组用旧了丢下的哩！
看见我去了，老师傅们都放下针线，站起来跟我打招呼。
“老师傅，您们没出去坐茶馆？”我问。
“没去，今天先补点破烂。”
过了一会，一位老师傅细声细语地劝我：“小范，以后要过细些，公家的东西莫乱丢乱甩，这是国家的财产呀！”
“我要来说句直话。”另一位老师傅插嘴说，“小范嘞，莫小看一双手套，这是工厂爱护工人，发给我们做活用的劳动保护用品呀！过去反动派统治的时候，哪兴这些。工人一年到头尽过苦日子，做活要工作手套，我们做梦也没见过呀！”
“老伙计，莫再说了。小伙子头脑灵活，一说就破。”单师傅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莫怪你生气，今早我也太性急了，手套丢了，也没帮你找找。我这人是个直肠子，可却打心眼里爱你们这些小伙子。”说着，他回转身，从抽屉拿出一双手套：“来，给你！”
呵，软软的，白白的，上面沾了几点红漆，这不正是我丢失的那双手套吗？
单师傅像看透了我的心意，笑着对我说：“你把它忘在工具箱里了。”
我脸涨得通红。没有接那双手套，却说：“单师傅，你把它支援别组吧！”于是我也拿起针线，到床上捡起一双旧手套缝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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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云（套色木刻） 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