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我们如何看待中国
诺罗敦·西哈努克
编者按：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九月十七日在金边出版的《民族主义者》周刊撰写了题为《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的社论。本报已在九月二十一日摘要报道，现将全文译载于下。
首先，我要告诉我的读者们，本文并不是要为人民中国辩护，人民中国根本不需要人家替她辩护。我写这篇文章，只是为了答复一些西方人士和记者老是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幼稚使我感到震惊，使我困惑不解；但是同时，这种幼稚却使我得以估量西方对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隔膜之深，……以及这种隔膜会对我们的共同前途带来的一切后果。
我想先回溯一下我在一九五八年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一次谈话。这位当年美国外交界的风云人物能讲满口流利的法文，这就十分便利了我同他之间的交谈。因此，在我的追述中，不会有任何误解的地方。
当时，我们正是处在金门、马祖事件所引起的危机时期。在我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华盛顿会晤的前一天，苏联大使将我的朋友周恩来的一封长信亲自转交给我，周恩来不厌其烦地向我详尽地解释了金、马事件和中国所采取的措施。
当时我想，鉴于中国政府对我所表示的特殊尊重，也许我能为我的两个阵营的朋友们作出一些贡献，而他们相互之间的争吵已经开始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因而我十分不自量力地向美国政府提议，我拟进行斡旋，以促进和缓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我还明确表示，我可以在绝对保守秘密的情况下执行这项可能赋予我的使命，因为我的建议绝不是出于炫耀自己或宣传自己国家的考虑。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着他的几个助手和我国大使农·金尼的面，冷淡地向我表示了谢意，并且彬彬有礼地婉言拒绝了我的这个建议。
接着，他振振有词地向我介绍了中国的国内情况，毛泽东政权和政府的“不得人心”，垮台迫在眉睫，……此外，他还向我讲了使我难以忘怀的以下的话：
“关于蒋介石的问题，我同意你的看法，完全同意。尽管我们给予他大量的援助，他没有任何前途，他再也不可能重返中国大陆。”
“但是，我所乐于承认的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中国有朝一日会改换政权。我们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以便同中国人打交道。因为，根据我所得到的可靠情报，在共产主义政权压迫下的中国人民所遭到的痛苦，将很快达到极点；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会看到中国人民将同共产主义政权决裂。”
“中国人民的解放不会从台湾和外部来实现，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你的看法的。但是，这种解放将由已经饱受毛泽东之苦的中国人民自己来实现。”
美国这位崇高的部长的助手们尊敬地和充满信心地表示赞同。我的朋友农·金尼以明显的惊讶的目光凝视着我们的对方。我仅能有礼貌地报之一笑而已。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宣告结束。
这是西方对中国的错误判断的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例子。这也表明美国情报组织擅长于作出很快就为事态发展所否定的估计。继中国之后，又出现了古巴和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暴虐统治下的古巴人民衷心呼吁”的“解放者”的臭名昭著的登陆，……以后，又出现了老挝，南越，等……
一般西方人对中国采取“等着瞧”或者排斥的政策，他们坚信那里的政权不久就会被中国人民自己所推翻。不仅大部分美国人，而且还有众多的“善于思考”的欧洲人，许多英国人，奇怪的是还有许多法国人，都表示这种信念。我只举出某些著名人士和某些记者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以资证明。他们对我所说的大致如下：
“我们在你们国家中所见到的一切给我们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在柬埔寨，人民显然是很幸福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温和的制度下（因为民主这个形容词未被采纳），他们不像在中国那样受到压迫”。
“你是经常访问中国的，难道你没有看见中国人民远不如贵国人民那样由于你而得到许多好处。你一定会同意，人民公社是一座地狱！你一定会同意，农民、工人、大学生脸上的笑容都是勉强的、毫无欢乐的、掩盖着说不出的痛苦，即人被贬低到畜生的地位！”
“难道你会相信，几亿人会永远忍受这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缺衣少食和终生苦役吗？政府向他们说，为了祖国的强盛，这种牺牲是必要的；但是，人类真的渴望这种唯一的强盛吗？”
“可是，贵国的老百姓并没有这样丧失他们的自由和生活乐趣，贵国不也是得到了一种真正的国际声誉，贵国不也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吗？难道你不认为中国人民很快就会从一个无法忍受的政权下解放出来，采取一条像你们那样的比较温和的道路吗？”
这些问题，我听见了不止一百次。我得承认，我已经不耐烦给予同样的解释。事实上，“自由世界的政治思想家们”无疑自以为这样做是十分聪明的：恭维我、恭维我们的政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最终就能把我置于如下的那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即：要么放弃我自己的政策，要么就同他们一起承认中国政权的“有害”性质。
我曾耐心地设法要使他们明白，为什么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我们的生活条件比较是不适当的。
要了解中国人民对毛泽东创立的政权的感情，就必须，而且只要把中国人民今天的处境同他们在中国大陆解放以前处于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境况比较一下就够了。解放以前，中国大陆部分地处于外国占领之下，帝国主义大国在那里进行普遍的经济剥削。
西方人士总有这样的弱点——或者说是自负——他们认为，“他们的”民主是唯一能够满足人民的愿望的。这不是一个批评，相反地，我从内心里欣赏英国或美国的民主……。但是，我不认为这种民主可以输出到别的地方去。
如果西方世界认为“被束缚在共产主义枷锁”下的中国人民怀念着旧政权、蒋介石的腐朽的“民主”、直接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剥削，那真是荒谬到了极点！可能在欧美的首都，有人相信蒋介石的“西方”民主、吴庭艳“个人专断”的民主、乃沙立·他纳叻的“巧妙的和文明的”民主（按照乃他纳·科曼的说法）。然而，直接有关的国家的人民仍然确信……
今天，人们怎么能够忘记在蒋介石的“民主”下，中国人民曾经被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无情地利用和剥削，曾经被官僚、大地主、“军阀”、强盗们长期地压榨？只有了解到在毛创立新政权以前，中国人民无疑地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才能懂得把人民公社中的中国农民现在的生活，同占有广阔土地的高棉农民的生活相比较，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有人炫耀“个人自由”，说中国人民遭受丧失“个人自由”的痛苦。如果高棉农民迁入中国的人民公社，他们肯定地将会有这样的感情，但是，遭受过蒋介石政权压迫的中国农民是不会有这种感情的。毫无疑问，新政权并没有使中国农民成为地主；实际上，他们从来也不是地主，而且至少他们今天非常满意地知道，那些曾经长期剥削他们的人，在改造所中只占有一块很小的地方。
中国人民远比西方政治家清楚地知道，毛泽东的政权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这是：
因为，他们现在有了耕地，公平合理地凭自己的生产劳动获得应有的收入；
因为，如果说他们不是在大张筵宴，那么，一日三餐是有保证的，而且是很久以来第一次能够吃饱，只要看看中国的儿童，就会确信这一点；
因为，他们有了像样的衣着，而过去是衣不蔽体；因为，他们有了棉被和炉火来度过北方的严寒冬季；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享有公费医疗，自己子女有权利上学，遇到自然灾害时不会无人照管；
因为，他们确信不会再蒙受官僚、兵痞和海盗的勒索和掠夺。
国家向他们要些什么作为交换条件呢？牺牲一些个人或家庭的自由和进行紧张的劳动。
西方人庆幸地看到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是促使政权垮台的裂痕。但是，这种“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在西方和在中国却远没有同等的意义。我再说一遍，中国人民在蒋介石统治下所享有的自由完全是外国人的一种幻想。今天，南越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南越，美国人对当地人民在吴庭艳政府反对“共产主义压迫”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迟钝性感到惊讶。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自由”这个字眼包含着如下的现实：宗教迫害，无辜的残酷镇压，专横暴虐，社会上弱肉强食，贪污腐化，生命朝不保夕，此外还要加上美国在南越的进驻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南越农民难道会不倒向越共么？
至于中国人民，当西方人千方百计要使他们相信应该去推翻他们的政权以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西方人指的是什么。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美国人和福摩萨（按指台湾）人派遣到中国海岸去的特务，只要他们一开口搬弄美国中央情报局教给他们的、连他们自己都不大相信的反政府的和亲国民党的宣传，就那么容易地被当地居民一网打尽！
至于（中国）政府所规定的劳动，所有中国人民根本不认为有什么不人道。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到过中国的人，都对中国农民的艰辛劳动既佩服又怜悯。在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辛劳只能使他们苟延残喘而无隔宿之粮。今天，他们怀着现在和将来都能过像样的日子的信心而劳动。
归根到底，中国人民知道，他们是在为使自己受到尊重、为幅员辽阔的祖国的进步和强盛而努力。在几周以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他们祖国的自由远远凌驾于他们自己的自由之上。为了自己祖国的自由，亚洲各国人民不惜作出任何牺牲。因此，必须懂得，中国在自己的现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永远地、彻底地摆脱了任何外国的控制、占领或剥削，不受任何人牵制而奉行中国的政策。中国人民知道，这必须归功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和“自由”世界来说，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根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流的估计和希望，来制订对中国的国际政策！
西方对待中国的另外一个心理上的严重错误也值得着重指出，这就是西方人士自以为能够在亚洲各国人民中，煽动起这样一种恐惧情绪，即：人民中国热中于征服并且准备吞噬亚洲所有其他国家。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报刊，给世界各个地区、特别是给我们这一地区的读者，描绘出这样一张亚洲地图：亚洲的一部分已被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的赤色章鱼的可怕的触须窒息死了。有的则画出一条喷着火焰和把爪牙伸展到这个或那个亚洲国家的龙。
“自由”世界从事心理战的特务机构勾划出来的、特别是从中印边境冲突开始以来被广为散播和利用的这种形象，对亚洲人——印度人也许是例外——的思想状态，丝毫没有产生效果。相反——这正是事情的辛辣的一面——恰恰是包括上层人士在内的西方人士对中国感到惶恐之至！
我个人曾经无数次地看见了和核实了这样的事实。当欧美各界一些热心的人士知道我是来自一个毗邻中国的国家时，他们向我表示出感人的同情。我很想同他们谈谈南越和泰国对柬埔寨的威胁。但是跟我交谈的这些人却以惊讶和怜悯的神情看待我，似乎我有点丧失理智……
最近，还有一位法国杰出的作家兼议员小心翼翼地（因为他无疑是了解我对中国的情谊和钦佩的）问我说，东南亚是否感到中国的危险。而一些对柬埔寨怀有善意的西方记者在解释我对中国的情谊时（这也是我国同胞们对中国的情谊），说什么我心底里是害怕那吞噬亚洲小国的“中国龙”的，还说什么我执行的政策只是为了争取我们的小国家能够幸免，或者至少争取最后一个被吞噬！
我很抱歉地告诉这些“不愿意在他们的国家中败坏我的声誉的朋友们”，我对中国的感情，不掺杂丝毫畏惧的心理。我要说，无论是我还是我国人民，都不害怕中国。使我们唯一感到不安的是越南和泰国。
必须知道，我们对中国的信任决不是天真幼稚，也不是缺乏思考。而是恰恰相反！
那么人们倒要问一句：“自由”世界的拥护者凭什么说中国要征服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呢？我要指出，西方的这种说法是早在中印边境冲突爆发之前就有了的。
那些诽谤中国的人们常常提醒我注意：我们这些国家有着很多“非常非常活跃的”中国人。这些人好像不知道，中国不仅在亚洲而且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扩张，这是若干世纪以前早已存在的现象，并不是毛泽东中国所具有的特点。
至于说在柬埔寨的中国人从事使我国共产主义化，我对这种说法是怀疑的。我很了解在我国同我们一道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侨民。他们热爱和敬慕自己的复兴了的祖国；但是，他们在柬埔寨生活得很好，丝毫不希望改变我国的制度。
最近，有人和我谈起印度尼西亚曾与中国侨民发生某些纠葛的例子。关于这个例子，依我看来，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强国居然能够采取一种罕有的谦逊态度，是值得向她祝贺的。有哪一个国家——特别是西方的国家——会同意别国的政府对其侨民采取暴戾的措施、禁止他们进行商业活动、使之陷于失业境地，而且毫无抗议地负责遣返本国侨民，并还继续援助和支持这个政府呢？
有人还向我谈起在马来亚的中国共产党人搞叛乱的事情。难道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也能够把责任推给人民中国吗？大家知道，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承认，它们的国民可以是中国人、印度人和马来亚人。因此，中国人是它们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印度人和马来亚人参加了暴乱（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人们是否能够公正地指责尼赫鲁先生或苏加诺总统要吞并马来亚呢？
如果人们采纳西方人士的这种推理，人们就会反躬自问：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掌握或分享权势的中国人又附属于谁呢？例如，我很钦佩的朋友李光耀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他不是共产党人，因而他能成为新加坡的总理。是否仍然应该认为他的例子就是中国通过他而在新加坡获得政权的一个明证呢？那么，对在纽约和旧金山等地的中国人又该说些什么呢？难道他们也是证明毛泽东是帝国主义的确凿证据吗？
最后，在理屈词穷之余，人们举出老挝的例子，说什么王国政府的困难处境和老挝全国的当前局势是由于……中国人！而人们提出的证据就是中国人应老挝人自己的要求帮助修筑一条公路。老挝人却从来没有说、也从来没有指出过中国人对他们的事务的任何干涉。上星期，梭发那·富马亲王在新德里说，被牵涉的只有越盟，因为他们参加寮国战斗部队的行列……
但是，人们攻击中国的最大论据是所谓表现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的“北京的吞并主义”。然而，人们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蒋介石政府也否认印度人所主张的边界，而且在这一点上它和北京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印度部队和中国部队之间曾经发生的战斗，只要讲道理，就不可能把这场战斗说成是中国对印度发动的一场征服战役。正如周恩来总理曾经在昆明对我说过的那样，如果中国真是要入侵印度，那她就不会在印度部队溃败之后让自己的部队停止前进，更不会主动从有争议的地区后撤，而当时通往新德里的公路则是向他们大大敞开着的。顺便，我要指出，泰国人就曾经干脆将无可置疑地属于高棉的领土柏威夏并吞了；南越人则要求把从未引起过争议的柬埔寨的一些沿海岛屿给他们。可是，又有谁谈起过暹罗龙和南越章鱼呢？
十四年来，中国一直没有使用武力来收复台湾、金、马沿海岛屿以及香港、澳门等地。但是，没有任何人认为有必要向中国的节制表示敬意，而中国如果诉诸于武力，则是合法的。相反，有人指责中国好战、热中于使用武力而且不要和平谈判。怎么人们不回顾一下印度的情况，这个由一位非暴力领袖领导的中立、和平、民主的国家，却使用（合法地）武力来收复果阿……
对我们来说，决不能把人民中国说成是帝国主义国家；而好些白种人和亚洲人的国家，其中有大国和中等国家，在它们的行动上倒是露骨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毫无偏见，但是我们不可能在对中国的判断上跟从西方人。他们一厢情愿地塑造出一个形象来；我们是根据事实作出判断。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不乏事例——“自由”世界不顾确凿的罪证，随便把一些罪犯放过，却毫无根据地对一些不幸地不为它们所喜欢的人定罪。但是，这种态度，是同我们的传统、同我们的宗教信仰，绝对背道而驰的。
在结束这一长篇社论之前，我还愿意谈一谈关于中国的最后一个问题。
最近一位英国的高级人士向我提出了下列这个问题：
“难道你不觉得中国人是十分骄傲和十足的种族主义者吗？难道你不觉得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对国际事态和事务总是采取敌视和不妥协的态度吗？
“你是否真的认为这种态度是因为他们未被接纳入联合国和用你的话来说，是因为他们被美国及其他国家‘排斥’的结果？
“我个人确信，如果柬埔寨人处于中国人的地位，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失望，他们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狂妄自大和无法无天。”
我回答这位颇有资历的外交官说：
“阁下，我衷心感谢你对高棉民族良好品质的评价。然而，可惜得很，我不得不告诉你，如果美国及其他国家像对待人民中国那样来孤立和虐待柬埔寨，那么，柬埔寨人一定会比中国人更加狂妄自大、更加无法无天千万倍，虽然我国只有六百万人口和一支微不足道的军队。
“我们最痛恨不公正。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人民之所以变得骄傲、敌视和不妥协，这是因为别人对他采取了骄傲和蔑视的态度，是因为别人不公正地、蛮横无理地对待他。泰国人对我国的态度就是这样。这就是格辛先生的调解任务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我们决不向泰国人的蔑视和咒骂屈服。如果他们使用武力——他们经常这样威胁我们——我们将毫不犹疑地用武力回击他们，即使我们要因此而付出生命。”
这就是具有尊严和自豪的国家和人民的荣誉的法则。“自由”世界最好能予以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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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各界集会欢迎罗伯特·威廉
据新华社上海十八日电 上海市各界一千多人今天下午举行集会，热烈欢迎著名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梅贝尔，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主席陈丕显，和大常务委员石西民、上海市分会主席金仲华等出席了大会。
金仲华在会上讲话。他对罗伯特·威廉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坚强意志和献身于黑人解放事业的革命精神表示钦佩，并表示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
罗伯特·威廉在会上讲话。他首先对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表示感谢。他说，我无法用言语来真实地形容我在到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在我思想里形成的关于你们伟大革命的印象。他严厉谴责了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诽谤，他说，我来到中国以后，比过去更加相信美国政府是由一帮制造谣言的骗子所组成的，我也更加相信美国政府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罗伯特·威廉最后说，受尽苦难的美国黑人正在进行反抗。我们的战斗口号是：“现在就要自由！”美国黑人争取自由的力量，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力量一样，同样是一支革命力量。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反动力量可以阻挡决心取得自由的人民胜利前进。在我们对付共同敌人的时候，我们感到很高兴的是同伟大的中国人民并肩前进。
金仲华和罗伯特·威廉的讲话，受到了全场热烈的鼓掌欢迎。
参加今天大会的上海著名人士还有陈望道、刘靖基、巴金、张祺、吴耀宗、杨永直、关建、苏步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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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巴土改全国委员会领导人离京
新华社十八日讯 应中国古巴友好协会邀请到我国访问的古巴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领导人菲利斯·托雷斯·冈萨雷斯少校和工程师海梅·恩利盖·梅第纳·塞拉，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去广州参观访问。中古友协副会长张致祥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送行。前往送行的，还有古巴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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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枫接见蒙古交响乐团团长和主要演员
蒙古交响乐团在京举行首次演出
新华社十八日讯 林枫副委员长今晚接见了蒙古国家交响乐团团长达什敦道克、副团长策伦道尔吉、总指挥那木斯莱扎布和主要演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曹瑛、陈荒煤、曹禺、周而复等有关部门负责人。
蒙古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达赉也在座。
新华社十八日讯 来我国访问的蒙古国家交响乐团，今晚在民族文化宫举行首次演出。
林枫副委员长以及对外文委副主任曹瑛、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中蒙友协副会长曹禺和首都文艺界人士周而复、赵沨、王元方、黎国荃、李焕之等欣赏了今晚的演出。前往欣赏演出的还有蒙古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达赉等。
由蒙古著名音乐家、国家功勋演员那木斯莱扎布担任指挥的蒙古国家交响乐团，今晚演奏了蒙古作曲家莫勒道尔吉的《第一交响乐》、贡其格苏木杭的《谐谑曲》以及贝多芬的《艾格蒙多序曲》、哈恰图良的舞剧《格雅涅》选曲。他们还成功地演奏了中国作曲家李焕之的《春节序曲》，由小提琴独奏演员、国家功勋演员策伦道尔格勒领奏了中国作曲家何占豪、陈钢合作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这些节目都受到首都观众的热烈鼓掌欢迎。
演出结束后，林枫副委员长等走上舞台，同蒙古演员们一一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附图片）
图为蒙古交响乐团演出结束后，林枫副委员长等与演员们合影。
新华社记者 郑霞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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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坦噶尼喀议长姆克瓦瓦到上海
柯庆施设宴招待贵宾
据新华社上海十八日电 坦噶尼喀国民议会议长亚当·萨皮·姆克瓦瓦，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维汉和副秘书长连贯、赵伯平等陪同，今天上午由南京乘专机到达上海。
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副市长曹荻秋、金仲华、赵祖康，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陈望道等到机场欢迎客人。
晚上，柯庆施设宴欢迎姆克瓦瓦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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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外文委等单位举行招待会
欢送坦噶尼喀文化代表团
据新华社十八日讯 以坦噶尼喀国民文化和青年部部长西乔纳为首的坦噶尼喀文化代表团，今晚同首都各有关方面人士欢聚话别，共同祝贺中坦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不断发展。
今晚的欢送酒会是由对外文委、中非友协、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四个单位联合举办的，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首都各方面人士张奚若、朱光、夏衍、卢绪章、张铁生、刘清扬、王照华等出席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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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根廷一著名眼科医师到京
新华社十八日讯 应中华医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阿根廷著名眼科医师弗罗莱阿尔·卡尔瓦约，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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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沫若欢宴智利客人
新华社十八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夫人今晚举行宴会，招待智利激进党参议员、智利全国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阿乌马达和夫人。参加宴会的还有王明远、赵政一等。
（附图片）
图为郭沫若和阿乌马达在宴会上。
新华社记者 王敬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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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廖承志、阳翰笙设宴
欢送第七次日中友协代表团
新华社十八日讯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今晚设宴欢送以宫崎世民为首的第七次日中友协代表团。
出席作陪的有周而复、赵安博等。
在京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也应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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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政府贸易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十七日讯 由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结束了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贸易会谈以后，今天上午乘火车回到北京。
前往车站迎接的有，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江明等。
朝鲜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金曰协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车站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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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十七日讯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率领的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结束了在苏联的参观访问，乘飞机于十六日晚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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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野义太郎、铃木一雄、畑中政春等回国
据新华社讯 日本国际法律家联络协会副会长、日本和平委员会会长平野义太郎和夫人，十八日离开北京取道广州回国。日本工业展览会副总裁、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执行常任理事、日本和平委员会常任理事畑中政春和夫人，也分别于十七、十八日离开广州取道香港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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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比利时参议员让·杜维阿萨到京
新华社十八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比利时参议院议员、前大臣让·杜维阿萨，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陈忠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