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关于《世界通史》（苏联科学院编）有关朝鲜的叙述的严重错误
朝鲜历史学博士、教授 金锡亨 金熙一 孙英钟
苏联科学院一九五五年以来编纂发行了一部《世界通史》，共十卷。其最后一卷预计不久就要问世。
我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概括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叙述世界史，是很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过去的和现在的殖民主义学者、资产阶级反动的历史学家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的一切歪曲，全面地恢复一切历史事实。过去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写的整个世界史，完全不是各国的历史，而是几个“入选”的国家的历史；不是人民的历史，而是侵略者和压迫者的历史。同时，它们完全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歪曲社会的发展是由该社会外部的这样或那样的因素推动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叙述世界史的任务就是：要揭露和粉碎所有这种资产阶级的歪曲和捏造，按照人民的历史来叙述历史；要把社会的发展作为由其内部因素所作用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加以系统化；不仅对本国的历史，对一切国家人民的历史，都要采取公正的立场。特别是对被过去资产阶级反动的历史学家所严重歪曲了的东方各国人民的过去，目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们应当采取最公正、最谨慎的态度。
尽管如此，苏联科学院编的《世界通史》有关朝鲜的叙述中，却存在着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编史学的以上基本要求的严重错误，包含着由于作者对朝鲜史的偏见和无知而产生的许多歪曲和捏造。我们有义务为那些不了解朝鲜历史并从本书中第一次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了解到了一点朝鲜历史的读者指出有关朝鲜的叙述中的错误和歪曲，以端正读者的理解。因此，我们想首先指出几点。
一
《世界通史》朝鲜部分的作者所犯的严重错误中，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无视了我们的古代史。纪元前至少存在过四五百年之久的我们的古代国家，被他们任意地一笔勾销了。怎么可以这样粗暴、无知地对待历史呢？
关于我们的古代史，在纪元前五——四世纪，就存在了古朝鲜国家；在纪元前三世纪，就有了扶余、辰国等国家。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古代国家古朝鲜，是拥有从辽河流域至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广大疆土的强盛国家。
纪元前四——三世纪以前编纂的中国的《管子》一书中，记载有纪元前七世纪“朝鲜”同中国齐国进行贸易的史实。根据中国史书《史记》和《魏略》，古朝鲜至迟在纪元前五——四世纪就已是具有国家的明确表征的国家了。即那里记载着在纪元前三世纪末、二世纪初，我国发生了王朝的交替，前王朝有否、准，后王朝有满、右渠等王。又据《汉书》记载，这个国家曾有起源甚早的成文法八条，这些法律条款叙述了可以规定这个国家为奴隶占有制国家的残酷的刑法制度和奴隶制度。根据这些制度，对于盗窃别人财产的行为，哪怕是微乎其微，都可以把“犯人”当做奴隶；而且一旦成了奴隶的人，必须交纳巨款，才可以重新成为平民。不仅如此，即使是赎身重新成了平民，残酷的奴隶制度也绝不让他享有普通平民那样的待遇。因此，八条成文法反映了彻底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残酷的社会制度。
古朝鲜的贵族这些奴隶主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建立了完备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军队。相、大夫、博士、将军等官职，担负了增强王的专制权力的重要职务；而有了官职的贵族则享有从国家领受一定土地和人民的权利。有的记载说，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在纪元前三世纪初同中国燕国进行了一场大的战争；比这更早，在纪元前四世纪，为对付燕国的侵略曾准备对它发动一次大的进攻，后因“大夫”礼的反对而作罢。
如果能读中国史书，一定可以很容易地从《史记》中看到这样的事实：在纪元前二世纪末，古朝鲜至少拥有数万名军队。
今天从朝鲜半岛西北部发掘出来的考古学出土品也可以旁证：古朝鲜是在原始社会内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阶级社会。从纪元前二千年期末开始的我国的青铜器时代的特征是琵琶形短剑（以前称满洲式短剑）。这一文化的继承者们到了纪元前六——五世纪便过渡到了使用铁器。他们所创造的古朝鲜文化，反映了从纪元前数世纪起，如果不是阶级社会，未必能够有如此高度的炼铁技术和工艺品的发达。
以上所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学出土品证明，古朝鲜在纪元前五——四世纪左右就已独立地形成为古代国家了。
在古朝鲜以外的我们的古代国家中，扶余是在纪元前三世纪形成为古代国家的。特别是从纪元三世纪下半叶编纂的中国史书《三国志》所记载的扶余历史来看，据说有“豪民”和“下户”，君王下面有完整的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贵族死了，有一百多名奴隶殉葬。此外，还不难看到有关该国贵族的豪奢生活、严格的男女差别、残酷的刑法制度和奴隶制度的记载。位于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的这个国家，朝鲜和中国史书都说它是先于高句丽的国家，并记载着扶余王室的系谱和王名。此外，朝鲜和中国史书还载有位于朝鲜半岛中南部的辰国（马韩）以及那些国名和国家机构尚可窥见的国家。
我国历史学家在我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已经阐明了许多史实，但相信今后会阐明更多的东西。然而《世界通史》却毫无根据地否定了我们的古代史，只是说中国“燕王”“卫满”来到朝鲜，“于纪元前二世纪初在朝鲜王国执掌了政权”。这是不读原始史料而下的荒谬论断。既然谈到了满，《史记》朝鲜列传以下的任何史书都从未说满是燕国的王。只要是把有关于此的最根本的史料《史记》朝鲜列传同其他部分的叙述进行对比并认真地读一读的人，就会不难知道，代替了上一王朝的那个王朝是带有朝鲜的性质的。论证了满本人也是朝鲜人的学者，一直是不乏其人的。
《世界通史》就是这样完全无视了古朝鲜及其以外的我们古代国家的历史。但是，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的这些古代国家，是不会因某些无知的外国作者的主观而从我国历史中被一笔勾销的。因为历史不是某些人的主观所能创造或者消灭的。《世界通史》在我国古代史的叙述中所犯的这种严重错误，首先是由于不了解现有资料并马虎从事的结果。
《世界通史》在古代史的叙述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还不止于此。它在《种族联盟和第一个国家的成立》的标题下，在叙述其中所转记的政体不详的王国之前，论证了我们的“第一个种族联合”是纪元前二千年期末中国殷朝的亡命贵族箕子和与他一起亡命来的中国人建立起来的。对于《世界通史》引用了这一荒谬绝顶的“箕子东来说”这个事实本身，我们首先不能不表示惊讶。
大家知道，箕子这个人据传是中国殷朝末年，即纪元前十二世纪殷王纣的叔父，曾被暴虐的纣王囚禁，在殷被周武王灭亡之后而获释。获释之后，便成了箕国的领主（第四级领主“子”）。箕子不是他的本名，而是“箕国领主”的意思。现在传说是他的名字的“胥余”，是纪元以后时期伪造的。在连其名姓都不明确的这个人物的传记中，有非常多的传说成分。即使根据这种传说性的记载，也可证明箕子是生活在中国本土并死在那里的。即据传箕子曾为周武王陈述儒教政治的基本原则洪范九畴；以后住在自己国家，访问了周朝的都城；在途经殷朝故都时，看到已成废墟的那个地方大麦长得很好，吟了一首麦秀歌。中国古文献《尚书》和《诗经》收录有这个洪范和麦秀歌。三世纪中国晋朝的训诂学家杜预说，箕子老死在“箕”国土地，即现今的中国河南省蒙县，那里有他的坟墓。如果说箕子确有其人，他的传记反映了真实，那末可以认为他曾从这个地方往来于殷、周之都城。很明显，箕子不可能也不会来到朝鲜。
但到了后世，中国的封建历史学家和朝鲜的事大主义封建历史学家们却制造了一个箕子来到朝鲜的东来说。前者为了使对别国的侵略合理化、后者为了替自己国内封建统治秩序辩护而滥用箕子传记中传说性的成分，伪造了许多史实。纪元前三——一世纪的中国著作《尚书大传》和《史记》的《宋微子世家》是第一个伪造者。这些史书伪称，周武王难于把箕子作为自己臣下，所以册封他为“朝鲜”的执政者；并且认为，在纪元前十二世纪，就已有了“朝鲜”这个国家。此说之荒诞无稽是很明显的。因此，纪元前三世纪以前的中国古文献中虽然记载有箕子的故事，但同朝鲜都没有任何关联。就是纪元前一世纪的《史记》，在真正叙述朝鲜历史的《朝鲜列传》中，一句也没有提到箕子。
因此，只要系统地考察一下中国史书就会明白，所谓箕子来到朝鲜的东来说，大体上是从纪元前三——一世纪起，开始在中国人中被伪造出来，并在以后逐渐丰富其内容的。
的确，从纪元前三——一世纪起，中国人就对朝鲜有了很多了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侵略过这个地方。中国的封建历史学家们把国家的文化水平很高、人民的礼仪法度良好的这样的朝鲜同本国的“圣人”，特别是同其中有不少传说成分的箕子的“教化”结合在一起，企图使其侵略政策合理化，并为之辩解。前面提到的杜预说箕子墓在现今的中国河南省，就是为反对《史记》及其以外的中国史书的“箕子东来说”而写的。
尽管如此，《世界通史》却写道：“……出现在南满洲和与之毗连的半岛北部地方的朝鲜的第一个种族联合，是纪元前二千年期末由中国移民形成的。
……同自己的种族集团一起移居到朝鲜来的殷朝的种族贵族之一箕子成了这个联合的酋长。”（二卷五七七页）《世界通史》还不止于此，它说，土著居民向中国移民学习了养蚕业和手工业，并从中国引进了“黑豆”、“高粱”、“荞麦”以及青铜制品和铁制品。这是随意从进一步捏造和增添了箕子“业绩”的十五世纪中国杂书中照抄过来的，而“黑豆”等的引进之谈，则不能不说是就在这些荒唐的记载中也不可能看到的《世界通史》作者们的“新发明”。
《世界通史》的作者们既然用传说和神话叙述了朝鲜历史的头一部分，不知为什么无视了“檀君神话”。
据朝鲜史书《三国遗事》记载，比箕子尚早一千年便成了“朝鲜”君王的檀君父亲桓雄和他的部下们自天而降，来到朝鲜国土，教给了谷物栽培、疾病治疗、刑法制度和道德规范等等。朝鲜人一直相传这是发生在纪元前二十四世纪的事。除了檀君神话，还有好几个朝鲜的建国神话和传说。尽管如此，《世界通史》却只照抄箕子传说，这大概是它认为朝鲜的传说就只这么一个箕子传说的缘故吧。当然，今天我们谁也不认为“檀君朝鲜王国”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国家。原封照抄神话或者传说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应做的事。
二
《世界通史》在叙述高句丽、百济、新罗等三国以后的中世史中，也勾销了其初期数百年的历史，无视了对外关系中的许多重要史实，甚至完全颠倒了黑白。我们可以从晚算三国的建国年代以及对纪元后数世纪的对日关系、十三——十四世纪的高丽—蒙古关系、中世纪我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叙述中，举出其代表性的例子。
《世界通史》把三国的建国晚算到四世纪，因此就用中国郡县的历史代替了自纪元前二世纪末古朝鲜的灭亡直至这一时期的历史。但是，这个时期正是在我们历史上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封建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同时又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者并最终消灭了他们的时期。
位于鸭绿江中游的高句丽是古朝鲜的继承者，从纪元前一世纪中叶起，就发展成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并在这一时期征服或者合并了沸流、荇人等邻近“小国”，控制了鸭绿江流域一带，继续打击了中国各郡县。这一时期的高句丽是拥有广大领域和强大军队的国家。从这一时期的高句丽遗迹中出土的钢铁制品，比先行的古朝鲜的要发达得多，这旁证了当时这个国家生产力的高度水平。
百济国家在纪元一世纪以汉江下游为根据地，同北面的乐浪郡相对峙，蚕食辰国（马韩）的领土。到了二世纪，百济便成为占有半岛西南部广大领域的国家了。
到二世纪中叶，在半岛的东南部形成了新罗国家。朝鲜史书《三国史记》表明，新罗的建国过程同高句丽、百济一样，也是在征服和合并邻近“小国”中完成的。《三国史记》说，高句丽、百济是扶余系统，新罗是“朝鲜”即古朝鲜的遗民所建立的国家。这段叙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三国人民是古朝鲜、扶余、辰国（马韩）等我们古代国家人民的后裔，是其生产力和文化的直接继承者。
关于这种继承性，其他文献资料和考古学出土品也可充分证明。三国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比古代各国要高一个阶段的封建体制。
完全无视了三国形成的这种历史过程的《世界通史》，没头没脑地写道：“纪元三一三年从古种族联盟中形成的高句丽，占据了半岛的北部和南满洲的邻近部分；三四六年形成的百济，占据了西南部；三五六年形成的新罗，占据了东南部。”（三卷四十七页）《世界通史》所以把高句丽的建国定为三一三年，只能认为它是指高句丽第十五代王美川王十四年高句丽最后灭亡乐浪郡写的。同时，它又分别把百济的建国定为其第十三代王近肖古王元年（三四六年），新罗的建国定为其第十七代王奈勿王元年（三五六年）。关于高句丽，就连曾经热中于抹煞朝鲜历史的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们，也不敢将其建国年代拉到一世纪以后。至于百济和新罗的建国年代，日本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提出的看法同《世界通史》的年代则不谋而合。日本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认为，百济的十三代王近肖古王和新罗的十七代王奈勿王的名字出现于中国史书的记载，所以是确实的；并且认为，从这时起，它们已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从这时起可以把三国看做是国家。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看待国家的建立，那末王的名字虽见于本国史书但不为他国文献所记载的国家，不是都要从历史上勾销掉吗？而且不管是几十代王，凡其名字载于他国文献者，不是都要成为那个国家的缔造者吗？《世界通史》由于无视了朝鲜的古代国家，并又断定说，以后时期的数世纪中没有朝鲜人的国家，结果就使我们的历史出现了将近一千年的空白。
其次，谈谈《世界通史》中的纪元前后时期以后朝鲜对日关系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四——五世纪日本占领了南朝鲜一部分地区的说法。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们为了从历史上替日本占领朝鲜辩解而制造的所谓“任那日本府说”，即在任那（指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流域的一个小封建国家驾洛或者加罗）地方设立了“日本府”（日本的统治机关）的胡说八道的翻版。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们从上一世纪日本侵略者开始侵略朝鲜的时期起，就一直叫嚷这个虚妄的“任那日本府说”。
总之，“任那说”是将要统一日本的国家势力，为了合并到四——五世纪前后时期存在于日本列岛内的朝鲜系统“小国”，而把设在这些小国的“日本府”荒谬地说成是设在南朝鲜的捏造。
历史事实表明，直至纪元后数世纪，从朝鲜半岛渡海过去的移民对日本国家的形成和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纪元前很久的时期起，移民集团就从朝鲜半岛渡海到了日本列岛。日本古文献对此谈得很多。就在三国形成以后，这种现象仍未停止。我们的移民集团在那里形成了独立的势力达数世纪之久，他们同自己的故国——三国也有一定的联系。
双方的古文献和遗物都记载了这种关系。在纪元后数世纪日本列岛内存在着“小国”分立状态的情况下，朝鲜系统的移民集团，按在故国时的做法，筑山城而居，以作为从政治上和军事上保卫自己的手段，并用自己本地的地名来称呼这些居住地。这种山城是我们三国所固有，而日本土著居民所没有的。八·一五前，一位日本学者也指出，在北九州和本州的西端有六座朝鲜三国初期式的山城。（参看关野的《日本的建筑和艺术（上）》中《日本建筑史》第二章原始时代）不仅如此，就是日本最古的史书《日本书记》和《古事记》（八世纪）也说，在后来成为日本统一国家的中心的山门地方（奈良县），加罗（驾洛）人也在“子子给”（“子子”是朝鲜语“山”的意思，“给”是朝鲜语“城”的意思）即山城中筑宫阙而居。据日本的著名神话之一——出云地方（岛根县）神话说，原来这里有一条蜿蜒八个山谷的大“奥鲁基”（日本语“蛇”的意思）。一位日本学者认为，这个蛇的故事的由来是，那个地方有八座朝鲜式山城，随着山之棱线起伏的山城城墙，远远望去，宛如蛇在蠕动，所以便流传出了这个故事。根据这个日本人的看法，“奥鲁基”这个词本身，也是朝鲜语“于人契”即“大人”的意思。这个地方也曾有过筑山城同土著居民相对立的“小国”。据日本古文献载称，征服了这个小国的此地的最高主宰者，曾同自己的故国新罗有过来往。出云地方曾经有过新罗系统的“小国”，这是确实的。
比《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稍后（九世纪）的日本古文献《新撰姓氏录》中载有这样一段史实，即百济人在播磨（兵库县地方）也是按他们的“习俗”筑山城而居，并在那里进行过一场大的战争。就是在今天的日本奈良县石上神宫中，还有一把百济的七支刀。那把刀上刻有铭文，其内容是：自许为天子的百济君王，将这个具有“能退百兵”威力的武器赠给了他的侯王——倭王。很明显，自许为百济侯王的势力，就居住在这个地方。其他日本古文献中的许多记载都可证明，百济系统的“小国”就住在那里。我们的新罗、加罗以及百济系统的移民集团所形成的“小国”，不只是上述的几个。直到今天，日本列岛西部一带还有不少地名是叫做“新罗”、“加罗”或“米马（音译）”、“百济”的，并且还有不少祠庙奉这些国家人为祖神。甚至就在《日本书记》和《古事记》所伪造的日本皇室的系谱中，也不难找到朝鲜系统人的名字。日本古文献虽然辩解说，这些人从那时起就已归化日本，但那是强词夺理。当时在日本列岛还没有可以归、化的对象。朝鲜系统的各“小国”虽然最终都融合于日本的统一国家，但其势力曾经一度是相当强大的。
就在日本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当中，也有好多人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让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位叫做辻的日本学者在自己的著作《日本文化史》中这样写道：
“远在我们大和民族在伊势地方培植势力，并以这里为根据地，准备逐步扩张势力范围之前，出云民族就已从朝鲜地方渡海来到了这里。这个民族以出云地方为根据地，其势力很大。……这个势力不但及于山阴地方，而且向东……达到北陆地方，向南在山阳道降伏了播磨，并再进而伸到了伊势和山门地方。”（《日本文化史》一卷四○页）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列岛内的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就是土著居民系统和朝鲜系统各“小国”的征服或合并的过程。《古事记》和《日本书记》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一过程。据云，在这一过程中，大和王为了控制和掠夺地方各“小国”，在日本列岛各地设置了“日本府”；同时，在“任那”以及“新罗”、“百济”、“告马（音译）”（日本人称高句丽为“告马”）等“小国”也设置了“日本府”，接受贡物。《日本书记》载称，主管“日本府”的官吏“宰”常出入于“任那”，呼唤“新罗”、“百济”、“告马”的“告尼给希”（王的意思），责骂、侮辱。《日本书记》所说的这个“任那”、“新罗”、“百济”、“告马”，就是曾存在于日本列岛内的朝鲜系统的“小国”。
以上所有资料说明，纪元前后时期以后，不是日本人向朝鲜半岛发展，相反，是朝鲜人向日本列岛发展。这个时期朝日关系的真相就是这样。
后世日本的所谓国学家们，恣意解释自己古文献的不明确的地方，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日本统治南朝鲜说。由于这一荒谬主张太不合道理，所以近代日本的御用学者们虽恣意解释日本古文献的记载，但将其年代稍微往后拉了一点，企图使之多少“合理”一些。结果，一个新版《任那日本府说》便被伪造出来，它把四世纪末以后二、三百年间尚不存在的日本的统一国家硬说成有，并说它曾“开发”过南朝鲜这块殖民地。而《世界通史》又把它变成了最新版。它写道：
“日本人的侵袭，在纪元四世纪特别加强了。这时，他们甚至成功地占领了半岛南端的一个不大的部分，即驾洛王国（或按日本人的称呼，叫任那）的一部。”（二卷五七八——五七九页）
“日本的种族贵族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任那和他们自己的岛屿干涉朝鲜内部各国之间的战争，他们组织了许多次对新罗的侵略。”（三卷四○页）
如此等等。
《世界通史》的作者对朝鲜史毫无研究，只是信手拣了一本过去日本人的什么书，乱抄一通。这是不慎重的态度。当然，在著述历史时，可以参考别人的许多著作和资料。但是，这里必须要有慎重的分析；在资料的取舍选择中，必须要有严格的科学性。尤其是那些对朝鲜史研究不深、只是死死抱住别人书籍不放的作者，更应当这样。
《世界通史》在写下一时期，即六六○年代新罗—唐朝联军发动进攻、灭亡百济时，日本山门地方的统一国家出兵支援百济这段史实时说道：“日本的统治者把大批力量派往半岛，企图占领‘任那’，夺取百济的整个领土。但百济居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结果日本军队败北，仅只一小部分得以逃回祖国（六六三年）。”（三卷五○页）
这连日本人的话都未能原封照抄过来。这时的日本军队不是作为侵略者来到朝鲜的。这次出兵是当时在日本宫廷内左右政权的百济系统的贵族，为了援助面临灭亡的自己的故国而采取的行动。因为对他们来说，百济故国的灭亡是危及他们政治地盘的事件。
在六——七世纪日本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融合到了这个政权之中的朝鲜系统贵族，特别是百济系统贵族的势力，占了很大的比重。
上述的《新撰姓氏录》所收录的全部一千一百八十三个日本姓氏中，有三分之一系外国系统，而其大部分为朝鲜系统。在贵族姓氏中，就数量说，朝鲜系统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大大超过了三分之一。在六四五年日本的“大化改新”（日本的统一国家体制建立中的最大事件）中起了主导作用的势力中，百济系统的贵族占了优势。在“大化改新”中打倒反对派起了主导作用的高向玄理和和尚旻、靖安等，是策略的主要谋划者。改新后，玄理当了国博士，同旻一起成了一切新法律制度的制定者。《日本书记》统称他们为“阿亚比道”，《新撰姓氏录》解释说，“阿亚比道”是“百济国人多夜加的后嗣”。七世纪中叶，在日本宫廷中，百济系统贵族的势力虽占优势，但反对派势力却在暗中威胁着他们。
六六○年百济的灭亡，使在日本宫廷中占有如此地位的百济系统的贵族感到不安。因此，他们为了预防被他们压制的反对派贵族势力的抬头，断然采取了出兵支援百济的行动。但是这次出兵未获成功，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出兵失败以后，百济系统的贵族为维持自己的势力而进行的活动，简直是到了拼死的程度。《日本书记》中就有许多记载反映了这一点。
如上所述，六六○年代日本的出兵，不是为了“收复任那”或“夺取百济领土”。关于这个时期日本的领土问题，当时本州岛东北地方的大部分尚未进入这个大和国家的控制之下，所以日本正在处心积虑地准备向这个方面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提出所谓渡海向朝鲜半岛南部新扩张领土的问题，即收复任那问题。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把它作为所谓任那问题加以系统化的，是后世的那些荒唐的历史伪造者们。
《世界通史》原封照抄这些荒唐言词，并且还增添了“新学说”，说百济的居民向日本来的援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是自古以来无人知晓、从未听说的《世界通史》的作者新创造的荒谬绝顶的主观臆造的历史。
百济居民这时虽然想同日本军携手，但因新罗—唐朝联军太强，未能成功。后来随着新—唐联军中矛盾的尖锐化，百济遗民终于同新罗携起了手，赶走了唐朝侵略军。事实就是这样。
其次，让我们再看一看十三——十四世纪的高丽—蒙古关系。
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起，前后四十余年，高丽人民为了抵抗蒙古侵略者，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展开了激烈的反侵略斗争。
高丽—蒙古之间的国家关系，用当时的话来说，即“和亲”关系的建立，是从十三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开始的。这时的高丽—蒙古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以维持以前的高丽主权为其前提和基础的。因此，史书都把这种关系描写为“和亲”关系。尽管如此，《世界通史》却把大约九十年左右的这种“和亲”关系说成是“将近一百年……高丽处于蒙古的统治之下。高丽王虽身居王位，实际上完全隶属于监督国家一切事务的蒙古总督。”（三卷五三八页）或者写道，蒙古的封建官吏统治了高丽（同上书，同页数）。这是对当时历史毫无研究而乱下的荒谬论断。这时候的事实实际上是怎样的呢？蒙古侵略者把一二三一年的第一次入侵以“和亲”而告终，任意说成是高丽的投降，第二年派遣了七十余名“达鲁花赤”（蒙古官吏）来统治高丽的重要地方。但是，他们一到，高丽宫廷给予的回答却是全部消灭。高丽蒙古战争第二次以后的战役便从此开始了。这样，约四十年的战争又以“和亲”结束，以后，蒙古再不敢想狂妄地统治高丽了。虽然在最后“和亲”实现的当时，在一段时期里“达鲁花赤”又一次来到高丽首都开京，但是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他便和驻军一起撤走了。以后来往高丽的蒙古人主要是高丽王的妻子蒙古公主一行和蒙古使臣。在确定为高丽领土的领域内，一个蒙古将军和官吏也没有，统治高丽的机关还是从前的高丽封建统治机构，把权者还是高丽皇帝。
蒙古对高丽内政的干涉没能得逞。因为高丽王不按照蒙古的意图办事，所以蒙古想用另一个皇族来换掉他，但这一阴谋碰到了高丽方面的反抗，屡遭失败，参加这种阴谋活动的叛徒也没能逃脱高丽王廷的严重处罚。《世界通史》严重地歪曲了这一时期高丽与蒙古的关系，这是由于对朝鲜史毫无造诣的《世界通史》作者把高丽与蒙古的关系错认为就是蒙古在欧洲的统治关系。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人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黄金汗国。他们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建立了统治，俄罗斯土地上最高主君是蒙古汗，很多公国都受蒙古太守管辖。因此，几百年间，俄罗斯的很多公国一直处于蒙古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高丽的情况与上面所说的俄罗斯的情况显然不同。
《世界通史》在叙述朝鲜中世史中犯的普遍错误是，它抹煞或非常低估了朝鲜人民反抗内外敌人的辉煌业绩，却叙述了侵略者的历史和统治阶级的历史。这在高丽与蒙古关系的叙述中也完全如此。为了再次说明这点，让我们回溯一下高句丽对外战争的实例。
高句丽在其建国过程中，从纪元前后就开始驱逐汉四郡，其中也包括乐浪郡的侵略势力。一直到乐浪郡最后被驱逐的三一三年为止，高句丽同汉、魏、晋、燕等中国大陆方面的强大国家连续进行了几十次战争。以后到五世纪初，高句丽成功地击退了外来侵略者，占有了辽河流域以东的满洲地区和朝鲜半岛北半部的广大版图，成了一个强国。
五八九年统一了中国大陆的隋文帝妄想统治天下，于五九八年动员了三十万陆海军攻打高句丽失败，从六一一年到六一四年，他的儿子隋炀帝想继承“父业”，但他却使自己和国家都灭亡了。
在六一二年战争中，隋炀帝出动了包括后方部队在内的三百万大军攻打高丽，其中战斗人员共一百一十三万人。陆军战斗部队的行军队列长达一千零四十里，舰船队总长数百里的庞大的海军也被动员起来了。在这以前，人类历史上几乎不曾有过一个国家动员这样庞大的军队去侵略另一个国家。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在希腊—波斯战争中，曾动员过能与此相比的大规模军队。在这场战争中，高句丽人民发挥了英雄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侵入半岛内部的敌人的三十万先头部队，只有二千七百名活着回去。只通过这一件事实，就能清楚地知道在这次战争中侵略军受到的损失有多大！
但是，《世界通史》只用了不过几行的字，不负责任地把这个具有巨大意义的反侵略战争和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建树的光辉的爱国传统处理掉了，贬低了战争过程和高句丽人民的斗争及其成果。
高句丽和唐的战争也从六四四年起继续了几十年。但是《世界通史》把这一战争描写成是非常小的事件。例如，它根本没有谈到六四五年高句丽安市城军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相反，它却捏造荒诞无稽的事实，说唐朝对“占领了南满洲的高句丽领土感到满意。”（三卷四十九页）
高句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在六六八年高句丽被新罗和唐的联军灭亡以后，仍然一直继续着。他们和新罗、百济的人民一起，为了把侵略者从我们的土地上赶出去而继续抵抗，于六七六年把侵略者赶出了朝鲜半岛。高句丽遗民在满洲地区依靠几个城池继续抗战，终于建立了渤海国。渤海把唐的势力驱逐到辽西，八世纪初几乎完全收复了高句丽的疆土，在二百余年间，号称“海东盛国”。但是，无知的《世界通史》作者粗暴地、不负责任地把渤海说成是与高句丽遗民毫无关系的“满洲国”。（参看三卷三○○页）
八世纪以后，我国人民继承了包括高句丽在内的三国人民的爱国传统，为反对来自南北的强大外敌继续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世界通史》对于三国以后的我国中世纪人民的所有英勇业绩，像对于高句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叙述一样，无例外地予以贬低和歪曲。
在我国中世史中，像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一样，反对国内敌人的斗争也是不间息地进行。这些斗争是我国人民的英雄历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九——十世纪初约一百年和十二世纪以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大规模农民暴动，是我国中世史中的最光辉的场面。但是，对于这些事件，在《世界通史》中也完全没有谈到，或者只用几句话敷衍过去了。为什么这样来叙述历史呢？这是因为《世界通史》的作者依据的是过去殖民主义学者的著作，并原样照抄。在那里绝对不会叙述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而不幸的事情恰恰是在这里。因此，我国中世史中的人民英勇抗战和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完全被无视了。如果历史只是这样叙述的话，那怎么能叫做人民史呢？
割弃我国人民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建立的功绩，就无法叙述朝鲜的中世人民史。在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原则，即党性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不论写自己国家的历史还是写别国的历史，对于一切国家的历史都应该是适用的。不是这样，而是在别国的历史中丢开这个原则，不进行慎重研究，不符事实地任意歪曲历史，抄袭过去皇朝或者殖民主义历史书，这种无视人民历史的粗暴著作活动，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来说是不能有的。
三
《世界通史》在近世史中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世界通史》作者在近世史叙述的一开头，就把我国资产阶级改良的初次试图——甲申（一八八四年）政变说成是日本人制造的和进行的，把朝鲜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者说成全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和亲日派。这也是完全颠倒事实的大错误。
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任何的社会思想和运动，都看做是适应一定社会经济变化的合乎规律的现象。作为甲申政变指导思想的开化思想和领导政变的开化派的改良运动，也正是反映了封建主义崩溃和资本主义发生的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
我国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和十八世纪，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扩大和发展了，这就开始动摇了崩溃中的李朝封建统治体系。十九世纪以后，封建统治体制进一步削弱，封建身份制度也开始崩裂。商品货币的流通在农民中间引起了一定的分化作用。没落的农民不再像从前那样已很少沦为奴婢身份，人身属于他人，“自由”了的农民流入到城市或进入矿山地区。官厅也广泛地使用雇佣劳动。
过去只知征用赋役的国家各种经济和矿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采用雇佣劳动，不能不是一个大变化。这样，一方面造成了“自由”劳动力，另一方面，增长的商业资本向着产业资本转化，虽然这种转化过程还是缓慢的。这种新的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对资本主义列强开放港口很久之前，就已经能够看到。
即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在金、银、铜矿山中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经营形式。这时期，一个叫做禹祯奎的官吏向皇帝建议“建立一种使无土不农之民到富商大贾经营的矿山里去劳动的制度”。他的建议没有实现，新的矿山经营一直受到封建国家的镇压。但是，任何东西也没有阻挡住这种新因素的发展。
到一八五八年，咸镜道暗行御史在向皇帝报告的见闻中指出：“在每个金、银、铜矿山中聚集了几千人，日用百物，无一不有，邑内富豪在此投资非一非再，千尺深井正在挖掘”。
这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它向产业资本的转化过程，不仅在矿业部门，而且在别的部门里也发生了。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封建政府铸造一百万两铜钱的时候，很多商人都投了资。大商人吴汉柱在十九世纪初期，为开办鍮器商店而汇集了一笔巨款，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接受政府铸造货币的委托，用自己资本购进原料燃料，购买劳动力，铸币二十万两。最迟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有名的平北云田郡清亭里的纳清鍮器已经用资本主义经营方法进行生产了。资本家经营主每人以二——三万两的资本，用来购买设备、原料和燃料，工人们在三道工序中完成自己的劳动，来从经营主那里取得工资。每个手工业工场虽小，但产品的销路却是全国性的。小商贩把这和别的商品一起运到全国各地。手工业的其它部门，例如绸缎一类的生产部门情形也类似。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对农民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到十九世纪中叶，农民暴动的汹涌波涛席卷全国各地。封建统治阶级无力收拾局面。封建统治的严重危机在继续着。在这种形势下，大胆改革旧的和建设新的近代社会的要求不能不反映到当时复杂的政局中。代表要求摆脱封建统治桎梏的大商人和资本家利益的中人阶层的影响在政界发生了巨大作用。中人出身的刘大致和吴庆锡等正是开化思想初期代表。他们在一八六○——一八七○年代提出继承发展先行的实学思想，废除旧的封建统治，迅速地把国家改变为近代的国家的思想。支持这种改良思想的先进活动家形成了一支“开化派”的政治力量，它的领导者是金玉均、洪英植等人。特别在一八七六年港口开放以后，我国处在半殖民地化的危机中，开化派的政治活动成为带有为国家的自主独立要求迅速开拓近代发展的道路的、更爱国、更急进性质的运动。事态的发展就是这样的。
但是，《世界通史》完全抹煞了甲申政变中被历史所准备好了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各种因素，把甲申政变和先行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说成是日本侵略者所制造的，完全歪曲了历史。
不仅如此，在有关甲申政变本身的叙述中完全颠倒黑白，作了如下的论述：
“……日本人决定推翻依靠清朝的朝鲜政府，建立以自己的走狗所组成的新政府。
如果依照他们的计划，则宫廷政变要通过援助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的朝鲜两班（贵族）来实现。这时候，自称为‘开化党’的年轻两班的组织形成了……。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日本军队占领了皇宫，俘虏了皇帝。主权转到了开化派手里，它的领导者们组成了以金玉均为首的政府。”（七卷二七六页）这就是关于甲申政变的几乎全部叙述。
在这里，不仅甲申政变的过程是依靠日本军队进行的，而且把我国开化活动家说成只不过是日本侵略者的工具和帮助其侵略的走狗。
难道说甲申政变是依靠日本侵略者进行的，金玉均是亲日派吗？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历史的我们朝鲜人，谁都不这样想。这真是荒唐的谬论。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否认开化派的政治活动具有爱国的反侵略性质。当然，曾经存在过开化派应该慎重估计到的下面的困难条件，也是事实。
众所周知，开化派的国家政变准备是在一八八二年以后反动的满清统治阶级以武力干涉我国内政，朝清的反动联合势力残酷地镇压国内的各种进步运动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开化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采取了使清日在侵朝中的对立矛盾，特别是使日本势力有利于自己的方针。
在当时的条件下，开化派不得已采取的战术立场，决不能改变开化运动本身的性质和意义。开化派始终一贯坚定地站在爱国的立场上。金玉均于政变的前夕九月二十九日（阳历十一月十六日）在访问刘大致时说：“即使没有日本政府的援助，在我们看来我们国家的事态已经紧迫到背水无梁的地步，不能等待日本政府的举动”。（金玉均《甲申日录》十一月十六日）洪英植在政变之前也吐露了开化派的焦急心情，他说：“如果我国现在不进行改变，经过几年之后，即使再改革，朝鲜人也难以再治理自己的国家了。想到这些，无法忍耐。”（《朝鲜交涉资料》上卷二九一——二九二页）
当然，开化派的政变准备不彻底，我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还很微弱，这些使政变可能失败的历史局限性等主客观因素是存在的。但是，开化派始终一贯站在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进步的坚定的立场上，在这个立场上，自己进行了改良准备。以上的资料确证了这些铁的事实。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七日（阳历十二月四日），在邮政局的落成宴会上燃起了政变的第一个烽火，第二天组织了开化派内阁，公布了规定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政纲，着手改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开化派自己进行的。开化派实际上掌握政权以后，为了对付清军的反击和保卫皇宫，要求日军协作。这一切事实都是属于甲申政变的最起码的常识问题。
即使列举政变失败后的事实，也只能是反驳《世界通史》的错误论断。
政变一失败，金玉均等遭到朝鲜警察的追击，想到仁川日本领事馆避难，日本公使竹添连这个也拒绝了。面临被捕危险，他们想乘日本轮船“千岁丸”逃往海外也遭到了拒绝。当金玉均等与船长特别交涉后，允许乘船，而竹添竟强迫金玉均等退船。只是经船长采取人道措施，金玉均等才得以流亡到日本。
金玉均一行逃到日本以后，日本政府为了禁止他们的政治活动，继续进行了非法的迫害。因为，金玉均等开化派领导人物仍然没有抛弃改革的愿望，他们仍是试图实现国家自主独立和富强发展的有力的政治力量，可能成为侵略者的可怕的对手。金玉均再起的打算一被发现，日本政府就在一八八五年决定把他驱逐出日本领土。金玉均因没有旅费而没有离去便停留在横滨。日本政府又非法地把他发配到太平洋的绝海孤岛小笠原，两年以后，又强迫他迁到北海道的荒山僻野中监视起来。日本当局不仅强制他过着耻辱和受难的生活，甚至企图有计划地暗杀金玉均等开化派的领导人。早在一八八五年金玉均刚逃亡到日本以后，日本外务相井山和满清驻日本公使徐承祖，就曾秘密谋划把金玉均诱骗到中国上海的租界地杀掉。（《中日交涉资料》九卷一九——二五页）。一八九四年，在朝鲜、日本、满清三国反动派的共谋之下，这一阴谋终于实现。
以上这些事实证明：甲申政变不是日本“策划”的，而是在当时朝鲜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资产阶级改良尝试；金玉均等开化派领导人不是亲日派，而是热诚的爱国者。只有把历史现象同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隔离开来、以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问题的人，只有对当时的史料一无所知，轻率地对待历史的人，才会得出这种错误的论断，即把甲申政变说成是日本人策划的，把开化派的领导人说成是亲日派。
其次，在《世界通史》中，对我国一九一九年“三一”人民起义以前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时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也犯了不少的错误。但是，比这个更严重的错误是，《世界通史》从自己论述的对象中删去了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朝鲜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为民族及社会的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历史。这在世界史中，无论是从历史上系统论述有关朝鲜部分的立场上来看或是从编写这个时期的整个世界史的立场上来看，都是一种不能允许的最严重错误。
《世界通史》第九卷阐述了一九二四——一九三九年间的世界各国的历史。这个时期包括，继十月革命后的世界革命高潮（一九一八——一九二三）以后的资本主义暂时局部稳定时期（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世界经济恐慌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时期（一九三四——一九三九）。
这个时期世界史的基本特征是：由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企图用建立法西斯制度和挑起帝国主义战争，来为尖锐的矛盾寻求出路，从而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更加激烈的斗争。这种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也原原本本地出现在我国的历史上。这个时期是我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时期告终，工人阶级开始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力量出现的历史时期。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侵略苏联及中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已经开始，因而，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殖民统治带有史无前例的残酷性。在这种环境中，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急速成长，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在它的影响下异常高涨。这时期，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从初级阶段，迅速地发展到高级阶段。人民群众在前所未有的艰苦情况下，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继承下来的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精神。
一九二五年朝鲜共产党的创建、一九二六年发展为群众性的抗日示威斗争的“六·十万岁”运动以及其后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急剧发展证明，我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即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下，也正在迅速地上升和发展。
特别是一九二○年代末和一九三○年代初的革命运动，那真是一个突破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镇压而掀起的巨大革命高潮。一九二九年的元山总罢工便是这次革命高潮的开始。这次斗争在工人、农民、学生等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下，在苏联、中国、日本、法国等国的工人、社会团体的国际支持下，不顾日本帝国主义警察的恐怖镇压，坚持了几个月，使元山一带的产业运输处于瘫痪状态。这一英勇斗争给各地的工人和农民以深刻的影响。
全国各地连续展开了工人的战斗性的罢工和示威。一九三○年新兴煤矿工人的罢工发展成暴动斗争以后，工人们在“支持新兴同志们的斗争，在全国各地展开示威和暴动！”的口号下，在各地掀起了激烈的暴动。
农民和学生响应工人的暴动，起来参加战斗是这个时期运动的特点。一九三○年咸镜南道端川郡三千多农民袭击日本帝国主义郡厅和警察，以及暴动、示威、抗租等各种各样的斗争怒潮席卷了咸镜道、江原道、全罗道、平安道等全国各地。在间岛地区，展开了秋收暴动、春荒暴动等大规模的斗争。
全国学生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日本学生在全罗道光州侮辱朝鲜女学生事件开始，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下，掀起了全国性的斗争。这次斗争发展成了各地的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参加的全国性的抗日学生运动。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蜂拥而起，以暴力反对武装的敌人。全国变成了一个革命斗争沸腾高涨的火炉。
这种新的形势表明，我国的革命运动正在移向更高的阶段。
共产主义者组织领导了参加这一激烈斗争的人民群众，并从军事上进行准备，从而使运动发展到武装斗争的阶段。
一九三二年，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抗日游击队。抗日武装斗争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日本帝国主义从侵入大陆开始，为了空前地加强法西斯恐怖统治和扩大侵略战争，把许多正规师团和补充军力都集中到朝鲜和满洲。
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朝鲜和满洲的国境地带，以白头山为中心的图们江、鸭绿江流域，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扩大并发展了武装斗争和全国的革命斗争。
抗日游击队以根据地为中心，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在朝鲜和满洲的广大地区，接连不断地袭击敌人的军事要塞和城市，在普天堡、茂山地区、东兴镇等朝鲜地区，以及安图、珲春、东宁、液木、义兰、抚松、磐石、辉南等满洲的主要县城的许多战斗中，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例如，一九三七年六月，在普天堡—间三峰之间的战斗中，杀伤了一千五百多名日本帝国主义的精锐部队。一九三九年一年之间，就取得了杀伤三万多名敌人的战果。日本帝国主义遭到抗日游击队的接二连三的军事打击以后，悲痛地说，抗日武装斗争成了他们“完成国策的重大问题”，成了日本在朝鲜和满洲的统治的打击。（《满洲国警察史》上卷三四六页）
通过武装斗争的胜利发展、根据地的各项革命政策和共产主义者的政治领导，革命影响像燎原之火普及到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和各阶层人民都投入到炽热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中。
特别是，一九三六年五月创立了祖国光复会，这在我国革命运动的全面发展中，引起了巨大的转变。
祖国光复会提出了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方法，指明了全体朝鲜人民的斗争方向。
祖国光复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祖国光复会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之下，在几乎整个朝鲜和中国东北一带朝鲜人居住的地区，迅速地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它网罗了数十万群众。
在汉城、平壤、咸兴、兴南、清津、罗津、元山、新义州、釜山等工业中心和广大的农村中，工人和农民以祖国光复会纲领为斗争旗帜，接连不断地展开了暴动、罢工和抗租运动。
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我们人民的斗争，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在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群众性的基础上坚持了长达十五年。
一九三○年代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的我国的历史，以它的这一内容标志着朝鲜人民的革命史上的最高发展阶段，它集中并发展了前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成就，为八·一五解放后的新历史作了准备，它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是最彻底、最明确地体现了一九三○年代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革命要求的世界史的组成部分。
一九二○年代——一九三○年代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我国人民的斗争历史是整个朝鲜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不言而喻，它在《世界通史》中应该占有它应有的地位。
《世界通史》在系统阐述朝鲜历史时，只叙述了和封建王朝和资产阶级有关时期的历史，而抛弃了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运动的历史。这种原则性的错误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世界通史》的作者脱离了编写历史的生命——党性原则；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关于用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武装人民的根本使命。
四
除此以外，《世界通史》有关朝鲜的论述还有许多错误。让我们只列举其中的几个。
《世界通史》在关于朝鲜论述的一开始，即在有关原始时代的论述中，把朝鲜新石器时期的文物说成只存在于平壤地区、黄海南道的南部、汉城地区、釜山地区及朝鲜的东北角（图们江流域）等极其有限的地区，并把它用地图标示了出来（二卷五七六——五七七页及附图）。这是照抄了谁的观点是一目了然的。一九三○年代日本反动学者的这种发了霉的观点，在我们的学术界早就被清除了。
当然，外国作者也可能对朝鲜的原始考古学研究得不深，但是，在不得已而引用别人的著作时，起码也应该考核和选别一下该书的著作年代。特别是在考古学资料方面更应该这样。今天，我们考古学界早就埋葬了一九三○年代日本人的陈旧观点。因为在朝鲜考古学中，几十年的时间是太长了。
我们考古学者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物，证明了在旧石器时代之后的新石器时代是从纪元前一万五千年到纪元前二千年期末。在这个时期，我国各地都有人生存，这早就成了常识。
其次，我国的考古学者很早以前就对朝鲜独特的青铜器、铁器文化的存在时期，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但是，《世界通史》却引用了很早以前日本人的旧的“金石并用期论”。日本学者说，“金石并用期”就是金属工具和石器同时使用的时期，这时，虽然从外部进来一些先进的金属文化，但是大部分居民还是使用石器，只有上层人士主要用金属做奢侈品和祭器。
归根到底，这些人企图用“文化移动论”这样荒唐的外因论来处理历史事实，说什么由于中国文明的影响，从而在东方地区开始了金属文化的黎明。我国考古学家证明，朝鲜的金属文化具有独自的起源，铁器的使用从时期上来看决不晚于中国。
中国学者范文澜这样说：“铁字的古字是‘銕’，是东方夷族首先发明的冶铁术，汉族是把它接收进来的”（《中国通史简编》一八二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修订本第一编）。这里所说的东夷族应该理解为包括古朝鲜。
《世界通史》朝鲜部分的作者的外因论成了这本书的一贯思想。说高句丽的建筑术和美术是佛教传入以后发展的这种说法也是一个例子。（参考三卷四十八页）只要看过一次高句丽古坟筑造技术和它的壁画题材的人，马上就可以知道，在那里几乎找不到佛教的色彩。
《世界通史》在近世史的论述中所犯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忽视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和对东方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影响。
《世界通史》在论述一九一九年的“三一”人民起义时，对十月革命的影响几笔略过，而对从第一天起就叛变了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作用却片面夸张。
此外，例如把十四世纪中叶的政治家辛旽写成为辛禑，（三卷五三八页），把九月山说成位于黄海道和京畿道中间（四卷六八七页）。世界史的作者竟随心所欲地把朝鲜的山搬到其他地方；把大院君乱说成是“北人党派”的领袖（六卷四四二页）等等，像这样的一些不太重要的错误姑且不再列举了。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了《世界通史》的作者多么没有一点关于朝鲜历史初步常识，多么不负责任地任意编写历史。
以上仅对《世界通史》有关朝鲜的论述中所出现的几个重要错误作了考查。我们所指出的《世界通史》的许多错误，几乎全都是粗暴地歪曲了历史事实的。
为什么会犯这许多的错误呢？这是因为：对朝鲜史毫无知识的作者应该依据的书不去依据，反而，依据日本侵略者的著作和殖民主义者的历史著作，并把它原封不动地照抄。因而，许多历史事实都被荒唐地歪曲了。
我们对以苏联科学院名义出版的《世界通史》所犯的这些严重错误，深感遗憾；对于有关我国历史的这些错误观点将随同《世界通史》一起广泛传布到世界各国而感到忧虑。
我们认为，在帝国主义者及其御用史学家对许多国家人民的历史进行严重歪曲和捏造的情况下，苏联史学家应该坚持人民的立场，坚持真正慎重地对待所有人民的历史的立场。只有这样，我们的历史科学才能够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成为同资产阶级历史学进行斗争的科学，成为揭露、粉碎一切歪曲和捏造的有力的思想斗争的武器。
我们期待《世界通史》的作者慎重并负责地对待我们就朝鲜史论述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所提出的意见。
我们希望苏联科学院采取实际的措施，防止由于这些严重错误而带给《世界通史》读者的后果。
（原载九月二十日朝鲜《劳动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