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加强作物栽培研究工作的一些意见
陕西省农学会
一
作物栽培学是研究如何制定和正确运用农业技术措施，以提高农作物产量和产品品质以及劳动生产率的科学。从农业技术改进方面来解决提高农作物生产的问题，是作物栽培学的根本任务；紧密结合生产，是作物栽培学的显著特点。
作物生产过程是一个牵涉面广泛的复杂过程。作物栽培学既建立在生物学各基本学科、特别是植物生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又以农业科学的各主要专业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运用各学科有关的研究成果，采用有关的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它是以高度综合性为特点的一门农业科学。
作物栽培学是农业科学中较为年轻的学科。在我国更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但是，既然作物生产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部门，作物栽培学理应成为农业科学中最基本的学科之一。为适应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加强作物栽培研究工作是极为迫切的。
尽管作物栽培学为发展农业所迫切需要，但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不利于这门学科发展的看法。
有这样一种看法：农民熟知作物栽培技术，没有作物栽培学，农业生产照旧进行。作物栽培研究工作似乎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诚然，我国农民有着无比丰富的经验，必须认真继承。但是，经验还不是科学。当经验还没有被提高到科学的水平的时候，它总不能摆脱其狭隘性与局限性。传统的经验，是在个体经营和手工操作的条件下积累起来的，我们不能仅靠小农经济下产生的经验来解决集体农业的现代化问题。我们要把丰富的群众经验看作是发展作物栽培科学的有利条件，但不能把经验绝对化。只有把栽培研究和农民经验密切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众经验的作用，促进作物栽培科学的发展，为农业增产服务。
也有人认为，有肥有水就能增产，关键不在技术问题，从而否定加强作物栽培研究的必要性。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肥、水、动力等基本生产条件，远不能满足要求，成为农作物产量不高和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这是实际情况。但是，生产条件和栽培技术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互相影响的。把现有的每一分物质条件运用在最恰当的地方，发挥它最大的经济效果，有赖于作物栽培研究的加强。运用先进技术，在现有条件下取得较高的产量，也就为改善生产条件准备了物质基础。单靠粪大水勤而没有正确的技术指导，并不能得到高产，有时反会减产。随着党的大办农业，集中全党全国力量支援农业的方针的深入贯彻，今后农业生产条件将会很快得到改善。如何正确运用现代化的生产条件，当然是作物栽培学的严重任务。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制造什么样的机械、化肥、农药，办什么样的水利工程等问题，也要参考作物栽培学的研究成果，予以正确解决。
对于开展作物栽培研究，还有一种畏难情绪。我国农业地区辽阔，自然条件复杂，作物种类繁多，栽培方式又因自然条件和农作制度的不同而极其多样，作物栽培研究的主要对象又是一些技术问题，它的成果不像肥、水、品种、机具之作为生产资料的显而易见。加以栽培研究要求广泛的理论基础，原有的研究经验也极为不足，这就加重了作物栽培研究及其成果推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正是由于这样，作物栽培科学研究必须予以加强。栽培研究固然有它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攻克任何科学堡垒也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应该看到发展作物栽培学的有利条件。这一学科的内容复杂，底子薄弱，正是天地广阔，大好的用武之地。回顾十三年来已经取得的成绩，更应当增强信心，知难而进。
还有一种看法，在表面上并不否认作物栽培科学的重要性，但是要求过高过急，不切实际，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这种看法单纯强调解决生产关键问题，以为理论研究不能解决生产问题。他们感到生产上的关键问题很难抓住，但对如播种期、播种量这类一般技术问题又觉得是鸡毛蒜皮，不值一抓。其结果或者是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或者是标新立异，把研究工作引向歧途。作物栽培学既要解决生产关键问题，也要解决各个栽培环节的一般技术问题，以及栽培学理论问题。过去在这三个方面都已取得了成绩，事实俱在，人所共知。加强新方向的探索也是必要的。但是，新的方向和惊人的成果，产生于大量的平凡劳动中。在科学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应该丢掉那些“终南捷径”、一步登天的幻想。
不论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或者从栽培研究的现状来考虑，都必须加强作物栽培研究工作。这应当作为讨论解决作物栽培研究工作中现存问题的出发点。
二
作物栽培学的研究内容，涉及作物生产的各个技术环节，这些环节的某些部分也是农作学（轮作耕作学）、农业化学、农业土壤学、农业气象学、选种与良种繁育学、农业机具学和植物保护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
究竟什么是作物栽培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呢？一类意见认为，既然作物生产的许多技术环节已经有其他学科在研究，作物栽培就应当主要研究从作物播种到收获的栽培管理措施。甚至认为，田间管理中的肥、水、耕作及病虫防治也都有专门学科在研究，作物栽培就只应当着重研究有关播种的各个技术环节。这样，分工明确，便于着手研究。反对者认为，作物生产是一种连续性的、综合性的生产活动，不能机械割裂。把作物栽培研究局限在上述极其狭小的范围之内，不能有力地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重大问题，也大大降低了它的作用，不利于它的发展。
第二类意见认为，应当从生产实际出发，研究一定地区、一定作物的综合栽培技术。甚至认为，作物栽培应当包括农作学、农业化学以至植物保护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似乎作物栽培学是有关研究作物生产的各个学科的总和。这样，生产上有什么大问题就研究什么大问题，有利于科学为生产服务。反对者认为，研究工作应当正确对待从生产出发和从学科出发的问题。上述提法没有充分体现作物栽培学的学科特点，不利于各个学科的分工协作；要求过高，不适合作物栽培研究发展的现实状况，也不切合研究人员的现实水平。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应组织农业科学的各个学科分工协作加以解决，不可笼统地交给作物栽培学。
第三类意见认为，作物栽培学的基本任务是，在深入揭发农作物生长发育的生物学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栽培技术，为满足作物生长发育的需要而创造相应的环境条件，并通过栽培措施控制农作物的生长发育，使之更能适应外界环境，以协调作物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从而经济地运用生产条件，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满足社会生活需要。根据上述任务，作物栽培学的基本研究内容是：（一）作物生长发育的环境因素，（二）作物生长发育的生物学规律，（三）作物栽培的技术措施。这三者是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在某项具体研究课题中可有所侧重，但不能孤立，必须体现这三方面内容的密切结合。
考虑到作物栽培的研究内容既不可局限于某几项栽培措施，也不能包办作物生产上的所有问题，所以一般同意第三种意见。有人强调作物生长发育的生物学规律应当是三项研究内容的中心环节。有人认为，上述三项研究内容固然是统一的整体，但各项研究内容也应当是相对独立和相当丰富的。关于作物生长发育的生物学规律，不论中外，都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关于作物栽培措施，既应当研究单项措施，也应当在研究单项措施的基础上研究栽培措施综合运用的规律。我国关于农业“八字宪法”的内在联系及其综合运用的规律已做过一些研究。某些农谚和古农书中对综合运用农业技术措施已作了概括。这些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不论中外，过去对栽培措施的个别环节研究较多，各项措施的内在联系和综合作用则研究得很少。而综合运用农业技术措施的规律，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原有的基础也是很可珍贵的基础。至于作物生长发育的环境因素，似不应作为作物栽培学的一项独立研究内容。因此，作物栽培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应当是：结合分析作物生长发育的外界环境，研究作物生长发育的生物学规律，以及作物栽培技术措施运用的规律。特别是应当从作物生长发育和栽培措施的联系方面开展作物栽培研究。
作物栽培学和研究有关农作物生产措施的其他学科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不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甚至在课题设置上，作物栽培学和其他学科存在着某些交错，这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例如，作物栽培学和农作学关系至为密切，但也不能混为一谈。
作物栽培学对于作物生产的各项农业技术措施，对于农业“八字宪法”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进行研究。它与其他有关学科的区别在于，它是从生物学角度，即从作物对栽培措施的要求和反映来研究这些措施的。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和采用的方法，虽然比较广泛，但主要是生物学的生长发育理论和方法。它所研究的对象不为某种特定的单项措施所局限，而是研究各项措施及其综合运用的规律。其他学科一般主要研究作物生产中的某一种或几种特定措施，它们的研究角度、依据的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和作物栽培学不同，而各有其特点。
总之，作物栽培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的研究内容、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有自己的科学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作物栽培学和有关兄弟学科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它应当向有关学科提出要求，并归纳、综合各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研究这些成果在作物栽培中的运用。但是，这种归纳、综合过程仍然是根据它自己的学科特点进行独立研究的过程，不能把作物栽培学看作什么推广性的学科。
如何选题是作物栽培研究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困难问题之一。的确，作物生产的技术问题，千头万绪，复杂多样，常使栽培研究难于抓得准，以致举棋不定，搞搞停停，影响栽培研究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我们建议在选题时考虑以下原则：（一）理论联系实际，首先研究解决作物增产中的关键问题。同时也要看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是广阔的，有关运用栽培措施的原则和理论基础的研究，也应适当安排。但是，这种理论研究应当是解决面临的生产问题和科学研究问题所需要的，不能漫无边际。
（二）从作物生产过程的普遍联系和全局观点着眼，针对生产关键，根据可能条件，选择带有普遍性的、典型性的具体问题着手。避免大而空泛，或者枝节零碎，也不能专求新异专抓冷门，克服大问题啃不动，小问题看不上眼，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三）从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生产实际出发，从本作物栽培研究的现状、本单位的研究条件和分工协作情况出发，既可侧重于栽培措施和作物生物学规律的某些方面，又可侧重于某项具体措施，或侧重于栽培措施的运用原则，不可执一而论。
当前可就以下几方面进行选题：（一）现代化农业生产条件的合理使用，发扬我国精耕细作传统的机械化栽培，以及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要重视研究解决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有关技术问题，以密切适应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作物栽培学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
（二）突破当前限制作物增产稳产的关键性问题，如不同地区的抗旱保墒、抗盐、抗寒保苗的栽培措施等，这类问题因地、因作物而异。（三）个别栽培技术环节，如播种、施肥、灌水技术等。这类问题研究已久，但仍不够系统和深透，并且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和其他新技术的推广，这些技术的运用还应不断发展变化，仍有必要深入研究，长期积累资料，探讨其合理运用的原理原则。（四）主要作物的高产规律，高产条件下作物群体发展规律及其机制，以及限制作物高产的关键问题如稻麦倒伏等。高度集约性是我国作物栽培的传统和今后的发展方向，这类问题应给以适当安排。（五）作物栽培的理论基础，如作物器官形成规律及其生理、生化基础，农业“八字宪法”的内在联系及其综合运用的规律等。
三
作物栽培研究可采用多种多样的、与具体研究任务相适应的途径和方法。
总结群众经验，是作物栽培学的重要任务，也是重要的研究途径。近年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多停留于群众经验的记录和描述，一般还不够深透。农民经验中有许多是关于不同作物栽培特点，关于栽培措施运用规律的深刻认识，极为宝贵。有些也带有历史的局限性，有片面的成分。应当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鉴别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之上升到科学的水平，作为发展我国作物栽培科学的基础和源泉。所有各项栽培研究和成果推广，都要密切结合群众经验，从群众经验中找到启发和帮助。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吸取研究外国的先进栽培经验和研究成果，特别是着重从那些单位面积产量高、栽培集约的国家吸取经验。
近几年来，许多省份都曾结合主要作物的生长季节，进行了丰产经验总结工作。这对普及研究成果，摸索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协调和交流有关学科在作物栽培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过去多偏重于高产经验的总结，有的取材较为粗糙，有的失之于一般化。今后应当改进方法，提高质量，根据研究工作和生产中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适当地采用这种方式。
结合研究工作，普及推广科学成果，培养丰产典型，也是近年有成效的工作之一。这种做法使科学工作密切结合生产、结合群众、结合推广，值得加以肯定。但过去和研究机构内部的研究工作结合不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不能作为栽培研究的普遍方法或者主要方法，甚至认为基本上应属于技术推广，谈不上研究。但是，栽培研究者关心成果推广，参与一定的推广工作，对支援生产和开展研究都是有利的。在当前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培养“样板”更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要看到，培养典型也还不等于科学研究，更不能代替科学研究工作，推广工作和研究工作毕竟还应该有明确的分工。
近年，在研究主要作物高产规律的过程中，发展了综合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围绕一定的产量指标，或者围绕某个具体问题，综合研究技术措施的运用及其理论基础，有利于从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去把握它的本质，应当得到更为广泛的采用。当然，单项研究仍然是重要的研究方法，而且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二者应该密切结合起来。
实行调查研究、田间试验和生产试验相结合，是大多数栽培研究所必要的。生产试验应当是研究机构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与技术推广的中间环节，应当在不同地区、在接近生产的条件下进行，较一般田间试验的面积要大一些，类似于品种区域试验或品种生产试验。这种试验尤其适于研究栽培措施在不同条件下运用的规律。
要继续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决不能把栽培试验简单化，把栽培试验归结为一些供试验处理的对比，把成果归结为试验数据的罗列。要重视研究和推广工作中现有的生产条件，以使研究成果能够在生产中和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得到正确运用。为此，也有必要广泛运用形态、生态、生理、生化和同位素等现代科学方法。但是，不能忽视研究工作中的精粗结合，不能夸大现代科学方法的作用。这些方法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要求更高的条件，而且现有经验也不足，应有重点地采用。如果试验地不均匀，取样误差大，任何方法也难于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甚至完全无济于事。
综上所述，作物栽培学的地位是重要的，研究内容是丰富的，研究途径是广阔的。抓不住问题，摸不着途径，一方面是由于这门学科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更重要的是由于对这门学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已有的经验和已有的成果估计不足，以及在工作上的知难而退，在研究内容上的划地自限。这些问题必须在经过讨论、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解决，特别是在加强作物栽培研究工作的实践中解决。
（本文根据陕西省农学会一九六三年年会讨论的结果写成，执笔人许志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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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会和哲学
王哲民
开会同哲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尤其是研究日常具体工作问题的会，既不讨论像精神和物质这类抽象的问题，也不谈天下大事，同哲学似乎更不相干。其实不然，人们的任何一种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观点和方法支配下进行的，哲学就是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总的观点和方法。会议，这是人们认识活动的复杂过程，它包括如何提出问题、如何分析问题、如何制定解决问题的计划和方案等等，而人们的这种认识活动，是不能离开认识方法的，即不能离开认识论和辩证法。因此，研究具体工作的会虽然不讨论哲学本身的大道理，但是它却一点也脱离不开哲学。
会要开得好，首先是问题要提得准确、恰当。所谓问题提得准确、恰当，就是说，提出的问题是从实际里来的，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不是脱离实际的，是同群众的要求相一致的，而不是违反群众意愿的。我们的许多会是这样开的，因而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会尽管问题讨论的很充分，定的计划和方案也很具体，但由于问题提得不对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开会提的问题不恰当，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参加会的同志不了解实际情况，只是凭主观想像确定问题。这些同志或者是不懂得问题应从哪里来，或者是懂得这个道理而实际体现不了。另一种是有的同志虽然了解实际情况，但是他们认为，既然工作是人做的，而人做任何工作都是先有目的和计划，那么人们在确定做什么和怎样做时，只能从自己的认识出发。这样，他们提出的问题自然就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显然，这些同志还不懂得问题应当从哪里来，也就是说，弄不清认识同实践、精神同物质的关系。不错，人在做工作之前，要有一定的目的、计划和方案等等，看起来似乎是思想在决定一切，其实不然。人的目的、计划和方案这类精神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主观自生的吗？不是的。目的、计划和方案等等只能从实践中得来。当然，人们可以从书本上取得知识，但书本知识也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的，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有的人就不能呢？这不能从思想本身得到说明，而只能从思想同现实的关系上加以说明。就是说，凡是合乎客观外界规律性的认识，就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否则就不可能。人们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得来，只能从社会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得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的道理。只有懂得了这个道理，在实际工作中才有可能正确地给自己提出任务。
当然，仅仅懂得问题从哪里来，还不一定能准确、恰当地提出问题，因为正确的判断是来自对现实的正确分析的。例如，有的同志在会上提出的问题确实反映了实际情况，但是他们讲的却是些零零散散的材料，抓不住问题的本质。原来，这些同志没有把在实践中感觉到的许多零散的材料，在脑子里进行一番分析，上升为理性的认识，从而由事物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的规律性，当然是不容易的，因为事物的本质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有时甚至被假象所掩盖。例如，反映社会阶级关系的阶级斗争，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行动表现出来的，而人的行动不仅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而且它的表现方式和实际内容，一时的和长期的，可以是不一致的，特别是那些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分子，往往表面上“很规矩”，甚至表现“进步”，但是暗地里却做坏事，搞阴谋。对此，如果不善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善于透过它的表面现象看到它的本质，即使天天看，也不一定看到阶级斗争。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却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要深刻地认识事物，在认识上需要经过一个深化的过程，即将通过感官反映到我们头脑中来的感性材料，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分析，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达到由现象向本质的飞跃。
仅仅对个别事物的认识能够从现象到达本质，而不能从许多事物中找出主要的和带关键性的，也还不能完全做到准确、恰当地提出问题。因为在一个会上企图解决很多的问题，胡子眉毛一把抓，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好的。那些讨论很多问题而又没有中心的会，往往是由于到会的同志不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矛盾分析，就是说，分不清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非主要矛盾，分不出什么是主流的东西、什么是非主流的东西。这种会即使对每个问题讨论得都很透彻，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开会时，正确地提出问题，需要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讨论问题和分析问题也是如此。
首先从会议的开法来看。譬如两个会都讨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一个会的开法是：先由会议主持者作动员报告，然后形式主义地讨论一下，如果大家所表示的态度是一致拥护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这样），就算是解决了认识问题。另一个会的开法是：首先初步地摸一下大家的认识，然后通过领导带头或典型示范的方法，启发大家进一步暴露思想，随后放手让大家讨论，讨论后把意见集中起来，进行细致地系统地深刻地分析，最后再通过一定的方式，把这种分析变成群众的认识。我们说，前一个会的开法有一个缺点，就是会议主持者没有从干部的思想实际出发，没有掌握解决矛盾必须首先揭露矛盾的方法，特别是没有认识到干部的认识从片面到全面，从不太正确到比较正确，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是思想斗争过程，也是认识上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反映这个过程，认识上的一致只能是表面的、形式的。从各地的经验来看，干部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认识一般是：开始时有些怀疑，不相信劳动同工作能结合得起来，经过实践和教育，慢慢地才认识到劳动对工作的好处，再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真正从阶级的角度比较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就是说，认识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的侵袭，巩固无产阶级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加强民主专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认识的发展当然不是平静的，而是经过了思想斗争，即从怀疑到相信，从认识劳动对工作有益到提高阶级觉悟。我们说，后一个会的开法是成功的，是因为它符合干部思想认识的发展过程，就是说，会议的主持者不仅从干部的思想实际出发，深入揭露干部思想上的矛盾，而且在深入细致地分析了矛盾的基础上，用启发诱导的方法解决矛盾。这种会议的开法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的。
其次，从讨论问题来看。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讨论同一个问题，开始大家的认识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经过反复交换意见，才达到一致或基本一致的看法。为什么会有认识上的差异呢？原因是很多的，如经验不同、觉悟不同、对所研究的问题的熟悉程度不同等等，但是看问题的方法是否对头，是产生意见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一个人看问题的方法即思想方法对头，就是说他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观察问题、思考问题，从而也就有可能准确、深刻地判断问题。而当人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有差别时，就自然会产生对问题的认识上的分歧。
可见，开会讨论问题是需要有正确的方法作指导的。但是分析问题并不是开会的目的，把问题研究清楚是为了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我们知道，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计划，需要考虑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不仅要考虑客观条件，而且要考虑主观条件，不仅要考虑有利因素，而且要考虑不利因素。订计划时，只根据客观条件，不顾主观条件，或者只根据主观条件，不顾客观条件，在工作中必然会发生偏差。同样的，只强调有利因素，不注意困难，就会产生急躁冒进的倾向；而只强调困难，不注意有利因素，则是右倾保守思想的表现。很明显，工作上“左”的或右的倾向，都是同阶级立场问题或认识上的主观性片面性有关系的，而主观性和片面性实质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特点，它们同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不相容的。
订计划时，还需要考虑到事物发展的阶段性。既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发展为质变，而在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又有若干的阶段，那么工作计划就要有阶段有步骤。那些缺乏明确的阶段、步骤和过程的计划，不仅说明对实际存在的问题认识的不深不透，而且说明没有掌握实际工作的辩证方法。饭要一口口地吃，问题也要一批批地解决，企图一口就把饭吃饱是不可能的。当然，计划要有步骤，工作要有过程，并不是对本来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不去积极争取。既要遵循客观过程稳步前进，又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制订任何计划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是主观同客观相互之间的辩证法的实际运用。
总之，人们如何提出问题，如何分析问题，如何解决问题，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个认识活动的过程中，不是受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支配，就要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会议上的正确认识同错误认识的矛盾，反映着唯物论同唯心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
此外，应当指出，任何的会议都还是思想活动的过程，会议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不能由会议本身来检验，而只能在实践中检验。如果把会议同实践联系起来看，那就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把工作中看到的问题拿到会议上研究，这是从实践到认识、从物质到精神的过程；按照会议制定的计划和方案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从认识到实践、从精神到物质的过程。简言之，工作、会议、再工作……，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也就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而每一次的从物质到精神或从精神到物质，都是认识上的飞跃。掌握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实际工作有巨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