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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百六十多万人在党的领导下喜写新历史
贵州苗家生产发展生活改善
在国家大力帮助下，新的城市诞生，新的工厂建立，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水稻产量提高，人民收入增加，并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医院。十多年来，共培养了六千多名苗族干部。
新华社贵阳电 解放前备受封建压迫和民族歧视的贵州省一百六十多万苗族人民，以翻天复地的变化结束了他们苦难的历史。现在，在苗族聚居的苗岭山麓，清水江两岸，到处都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繁荣景象。
“侗家住水头，布依住坝头，苗家蹲山头”，这是解放前贵州几个少数民族居住区域的大体划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苗族人民的苦难比其他几个少数民族更加深重。苗族地区虽然有丰富的铁、煤、木材等资源，但苗族人民却只能以木犁耕地，许多地区甚至到解放前夕还沿用着“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人民过着吃蕨根，盖草被，食无盐、病无医的极其贫苦的日子。苗族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但历代反动统治者不许他们说自己的语言，穿自己的服装，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解放前，在一些偏僻的苗族村寨里，很难找出一个初识文字的人。恶性虐疾、天花、伤寒等疫病一发，大批劳动人民死亡。“八月谷子黄，摆子（虐疾）鬼上床，十有九人病，无人送药汤。”“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走路。”就是这个“瘴疠之区”的真实写照。
解放后，国家深切关怀苦难的苗族人民，每年都拨出大量专款，运来大批工业设备、农业机械和日用品，帮助苗族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热心帮助苗族人民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国家还在苗族地区设立各种学校，培养苗族建设人材。解放后十多年来，培养出来的苗族干部共有六千多名。这些干部，有的在各级自治机关中担任工作，有的在工业、交通、财贸和文化教育等单位服务。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建立了两个民族自治州、五个民族自治县和许多民族自治乡，充分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现在，苗族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解放前荒草丛生的凯里，在一九五八年时就已成了一座新城，建立了电力厂、造纸厂、机械制材厂、软木加工厂等企业。解放前萧条冷落的小城都匀，目前已建立起钢铁、化工、化肥、纺织、皮革等各种工厂。苗族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也有飞速的发展，现在县县通了汽车，火车也在一九五八年底就通到了苗家门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里交通闭塞的状况。在苗族聚居的广大农村，经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人民公社化，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水稻平均亩产量，已由解放时的三百斤左右，提高到了四百斤以上。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得苗族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在解放前以“人无三分银”著称的贵州苗族贫苦农民，现在的收入比解放初期增长十倍，大多数人家有余钱存入银行。过去，苗族人民生病只有求神问鬼，现在县县有综合性的医院，区区社社有卫生院、卫生所、保健站，国家免费为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防治地方病和流行性传染病。各种学校为少数民族子女敞开大门，给予他们种种方便和优待。过去没有识字人的苗寨，现在寨寨可闻读书声了。电影放映网、广播网也在苗岭山区建立起来，大大丰富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苗族人民传统的文化艺术，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也放出了异彩。苗族的民间故事、民歌集出版了，苗族的音乐、舞蹈在舞台上广泛演出。苗族妇女的刺绣、挑花、编织等工艺品，被选送到国内各地和外国展览。在贵州省歌舞团里，有苗族的歌手和舞蹈工作者；在贵州大学艺术系里，有苗族的挑花能手担任教师。苗族人民的传统风俗习惯，受到汉族和各族人民的充分尊重。在“四月八”、“龙船节”和“芦笙节”等重大的民族节日里，当地党政领导人和汉族人民同苗族人民一起共度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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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超额完成黄麻收购任务
新华社广州九日电 广东省已超额完成今年的黄麻收购任务。全省供销合作社收购的黄麻，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以上。黄麻的质量较好。
广东今年黄麻普遍丰收，总产量比去年增加很多。在黄麻播种期间，各地曾遭受严重干旱，由于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战胜了干旱，全省黄麻的实播面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去年增加。黄麻主要产区东莞、吴川、化州、潮安、揭阳等五个县，今年实播面积比去年增加了四万多亩。在黄麻生长期间，各地加强了培土、施肥，所以黄麻后期生长得粗壮茂盛。今年国家供应黄麻产区的化肥也比去年多。
广东各地社员在收获黄麻时，改进剥麻技术，提高麻皮质量，纷纷把好麻卖给国家。各地供销社增设了收购点，便利社员售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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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省收购生漆三十多万斤
新华社贵阳九日电 今年生漆获得丰收的贵州省，到九月二十日，全省已收购生漆三十三万多斤，超额百分之十二点三完成了全年收购计划，比去年同期的收购量增加二点七倍。目前，各产地还继续抓紧季节采割生漆，争取再多产一些生漆。
贵州山区自然漆树数量多，分布广，在乌蒙山麓和乌江两岸生长着大量野生的大木漆树和家种的小木漆树。现在所产的生漆，大多是大木漆，这种漆耐腐性强，色泽光亮，浓度密，一向行销国内外。
今年各产地人民公社生产队，都把割漆作为当前集体副业生产的重要项目。拥有成年漆树二百五十多万株、生漆产量占全省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毕节专区，今年组织了一批青壮年社员给割漆老农当助手，学习割漆技术。目前这个专区三千四百多名割漆的社员，已采割的一、二刀生漆就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五十一。各产地还注意漆树资源的合理利用，大方县许多生产队同割漆社员签订了采割技术合同，规定不割未成年的漆树，不把成年漆树割死。
各产地供销社在割漆季节，充分供应割漆社员各种生产工具和劳动保护用品，并按照合同及时做好收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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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左图：河北乐亭县徐家店公社徐家店大队今年粮食获得丰收。图为社员们将晒干扬净的粮食装袋准备卖给国家。
操惠摄（河北日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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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部队生活
“你们也是好八连？”
星期天，风雨交加，上海市宁国路轮渡码头的进口处，被满载蔬菜的车子塞住了，影响乘客们行走。这时，突然来了几个身穿雨衣、光着脚板、卷着裤腿的水兵，三步两步跑到菜车跟前：“一——二，推呀！”他们和运菜的公社社员一起，把一辆辆菜车从码头推到轮渡上，又从轮渡推到码头上……。
他们是干什么的呢？原来这几个水兵是从某舰上下来的。他们看到上下船拥挤，菜车上下渡船困难，就主动到轮渡码头参加义务劳动。这已经是他们最近几个星期天的“常规”了。
天渐渐黑了，最后一辆菜车也推上了码头。运菜的社员问：“同志，你们也是好八连的吗？”水兵们回答：“不，我们是向好八连学习的！”
（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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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田野里的理发员
在北大荒一个偏僻的农村里，出现一个理发师，哪块地里有社员劳动，哪里就能见到他在给人们理发。每当他给一个人理完发，人们问他名字时，他总是回答：“解放军！”直到如今，社员们还不知道他的姓名！其实，他就是我连的理发员张子财同志。
今年五月，张子财随同部队进驻这个偏僻的农村后，发现社员们每理一次发，往返要大半天时间，有些社员怕耽误生产，头发长了也不去理。于是，他除完成本连理发任务外，每天背着一个理发箱，一手提着凳子，一手拿着脸盆，肩上还挑着一挑热水，到有社员劳动的地方去。当社员们休息的时候，他就把凳子往人群一放，笑呵呵地说：“同志！请坐，理发吧！”就这样，张子财从来到这个地区后，已经给一百五十个社员理了发。现在不管社员怎么忙，个个发短面光，再也看不见头发长的了。
（李永健）（附图片）
启 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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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就是很好的休息！”
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某岛守备二连的同志们，吃完早饭，又在议论怎样度过这个假日。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我看还是帮助公社做件好事吧！”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拥护，都同意去帮助社员劳动。
说起二连的战士，杨家庄的社员没有一个不熟悉的。今天社员见他们又来帮忙了，这个说：“小李呀！你们忙了一个星期了，歇歇吧！”那个说：“班长呀！你就是不会让大家休息。”战士们也风趣地说：“我们这就是很好的休息呀！”说着，战士们就脱下上衣，在田间和社员们一起劳动开了。
太阳偏西时，战士们愉快地回到了营房。可是，一进宿舍的时候，大家都楞住了：上午准备洗的衣服，件件都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上。一打听，才知道是杨家庄的女民兵们今天也来了个“突然袭击”，把战士们换下来的衣服，都洗干净了。 （文武）
（解放军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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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血泪家史培育子女革命意志
共产党员武德林教子有方全家热爱集体
据新华社西宁电 雇农出身的共产党员武德林，经常把旧社会的血泪家史和新社会的幸福生活作比较，对子女进行阶级教育，提高子女的阶级觉悟。
武德林家住青海湟中县马家滩公社下窑庄大队，担任公社耕畜繁殖场场长。他的爷爷、父亲给地主当了一辈子长工。四十八岁的武德林在旧社会也当过二十多年长工，青海解放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以及人民公社化等革命运动中，他一直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列。随着新中国农村翻天复地的变化，他的家庭生活改善了。他常对老伴黄玉顺说：“我们是血泪里滚出来的人。儿女年轻，虽说小时候也受过几天罪，如果不往正道上赶，走着走着就可能上邪路。”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讲过去，比现在，给年轻一代的心里扎革命思想的根子。
武德林的儿子生俊参加农业劳动。有一次，几个社员告诉他，生俊不爱惜牲口，使唤不顺心时就急躁地踢打。武德林听了很生气。晚上，他把儿子叫到跟前，批评了他。他说：“旧社会，武家三代人常年拼死拼活给人揽工，还没吃没穿。你爷爷被人逼得流落他乡，至今尸骨不见。你弟弟是一岁半时饿死的。你自己九岁就给有钱的杨家挡牲口，左手牵骡，右手牵马，还要背个背斗拾柴。冻饿不用说，难得一天不挨打。今天生活好了，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牲口是公社的财产，是发展集体生产的本钱。我们受过苦的人，一定要爱护公社的牲口，给别人做榜样。”这一番话，说得生俊和他的妻子戴红莲都流泪了。从此，生俊逐渐改正了不爱牲口的毛病。
解放那年，女儿生花只七岁，因为父亲常给她讲家史，她对旧社会劳动农民的苦楚听得多，记得深，继承了劳动农民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久前，她办喜事，主动同爱人商量，说服了公公婆婆，不要婆家送彩礼，结婚时不请客，不办酒席，又免去了回门等繁琐礼俗，为这个地区节约办婚事树立起好榜样。
武德林对晚辈不仅用“言教”，更注意“身教”。他常说：“教育子女，应该首先给他们做出样子。”十几年来，他走到哪里劳动到哪里，关心阶级弟兄胜过关心自己。他当场长以来，场里走失过五次牲口。不管风狂雨骤，也不管白天黑夜，他每次都亲自同大家一起找，把牲口都找回了。他领的是固定工资，但他同牧工一样劳动。有一次，场里分配牛肉，管理员看他年纪大些，给他分了两斤好的，他却悄悄地把好肉换给了一位出牧最远的放牧员，并对管理员说：“远牧最苦，应该让给他。”
现在，武德林的一家人，都成了政治上的先进分子和生产上的积极分子。老伴黄玉顺是场里的优秀牧工，虽然五十一岁了，什么活都抢着干。她对青年牧工处处关心，常常给他们缝缝补补。大伙亲切地称她“老积极”。儿子生俊劳动积极，对人处事公道正直，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今年，被选为生产队的监察员。儿媳红莲也是劳动能手，名列在劳动工分最多的社员中。女儿生花担任牧场会计，坚持勤俭办场原则，各项账目井井有条，除积极参加牧业劳动外，有时还帮着社里拔草、烧肥，是马家滩公社的优秀共青团员，生花的爱人寇国杰在岳丈武德林的教育和妻子的影响下，也进步很快，热爱集体。（附图片）
青岛卷烟厂烤烟车间工会主席赵美贞，在给青年工人讲述当年老工人同外国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光荣历史。
新华社记者 李汉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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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虎门要塞发现抗英烈士坟墓遗址
鸦片战争时期无名英雄葬地将重新修建
据新华社广州九日电 在鸦片战争时期的虎门要塞附近，最近发现一座当时抗英烈士坟墓遗址。经过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查证实，这里安葬的是一八四一年驻守虎门要塞的中国水师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而壮烈牺牲的一部分烈士遗体。
这座坟的墓碑是一块高约一点五米、宽约零点八米的大理石，上面刻有三行铭文：“节兵义坟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吉旦 节兵共七十五位合葬”
据历史文献记载：一八四一年初，扼守虎门要塞沙角炮台的中国水师，坚决痛击进犯的英军。由于清廷投降派采取不抵抗政策，水兵终于在弹尽援绝、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全部壮烈牺牲。战斗结束，附近的人民群众将一部分烈士遗体安葬在这里。
广东省文化部门决定拨款重修这座义坟，以纪念这些在反帝斗争中牺牲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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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为什么这样严格
本报记者 宋琤
临汝县临汝公社西营大队，是河南省农业战线上的特等模范单位。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巧，是一位中年妇女。不久前，这一带放映了电影《槐树庄》，有些人说，郭巧就是真的“郭大娘”。把郭巧比做“郭大娘”，并不过分。在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运动中，刚刚走出家门的郭巧，敢于走上讲台，对恶霸地主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合作化运动中，她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对分子的猖狂进攻。在敌对分子扬言要杀害她的时候，她想的和做的仍然是如何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广大群众，孤立打击敌人，把高级社巩固下来。不久前，她到一个离大队较远的生产队开会。夜深风大，生产队长劝她不要回队了，把她安排在一个和她沾点亲的地主家中住宿。郭巧执意不肯，摸黑回到大队。她告诉这位队长：阶级界线必须划清，阶级观点丝毫含混不得。
这里记述的只是临汝县西营大队支部和支部书记郭巧同志这方面工作的一个侧面：
语重心长
第七生产队的保管员找到了支部书记郭巧，问：生产队长出去开会、赶会，在外边吃饭多花了钱，要求报销，怎么办？
这事发生在去年春天。当时，麦子还没有成熟，几年来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还没有完全克服。在这个时候，干部进城、赶会多用了钱，这可不是小事。郭巧想到这里，立即找到七队附近的第五、第六、第八、第九几个生产队的干部讨论这件事。郭巧问他们出去开会赶集都是怎么吃饭的？几个生产队长有人是带上干粮去赶会，有的是去以前先在家里吃了饭，或者是开完会办完事赶回家来吃饭。总之，几个人大都注意到尽量不在外边吃饭，给集体减少开支。七队队长不吭声了。
“吃饭多花了几个钱，要是只从钱上看，那不算什么大事。可是影响太不好。群众会说，到底是干部有权！谁有权谁方便！要是这问题不解决，在群众眼里，我们的干部和旧社会国民党的保甲长还有多大区别？
“你们年轻，不记得国民党伪保甲长那阵的情形。那时候，遭了年景，穷人卖儿卖女，逃荒要饭，保甲长可是酒肉不断，大吃大喝。穷人们看在眼里怎能不生气，背地里把他们恨死骂死！我们要是这样，群众看着就会顺眼？坏分子会不拿这煽动群众，挑拨干群关系？”
一提起国民党的伪保甲长，大家就议论开了。特别是那些年纪大一点的队长，更是语重心长地说：那时候，保甲长们下饭馆吃吃喝喝，咱们骂他们，反对他们；现在，咱们当了干部，可不能学他们的样子，让群众骂咱们反对咱们！大家还主动地检查了在执行制度和财务开支方面存在的类似的问题。七队队长也同意了大家的意见：那次吃饭多花的钱，应该自己负担。
一年多过去了。七队队长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执行制度很严格，财务手续清清楚楚。这次严厉的批评，使他慢慢体会到这个问题的分量，他说，自从自己下决心改正这个缺点，工作就好做得多了。领导生产断不了有不合理的地方，群众看到了就给提出来，和干部是一条心。要是干部多吃多占，群众在背地里说你骂你，和你两股劲；心里憋着气，干活不积极，干部又要埋怨群众不听话难领导，这样两下里看着不顺眼，生产还能搞得好！？
每逢碰到这样的事情，郭巧就要用国民党伪保甲长这反面教员来教育干部。不是她随便拿我们的基层干部跟国民党保甲长做比较。恰恰相反，她是用鲜明的阶级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她懂得，保甲长虽然已经被打倒了，可是，剥削阶级的特权思想却还时时刻刻散放着臭气，滋生着毒菌，她不能允许这些毒菌来腐蚀我们的干部。她时时刻刻担心年轻的干部、觉悟低一些的干部划不清这种界线，怕他们偶然的过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让群众用看待国民党保甲长的眼光看待干部。
因此，在西营大队，哪个干部出差多用了点旅费，哪个干部私自动用了队里的东西，哪个干部的工分记得偏高了一点，哪怕钱数不多，东西有限，支部和郭巧也从不放松。
为何革命
大队决定，把大队饲养的一批猪卖给社员，作价低于市价。在还没有让群众选买以前，大队和生产队的几个干部先买了几口赶回家去。社员背地里议论开了：“干部都往家里赶猪哩，便宜猪为啥不卖给社员？”郭巧听说以后，要求这些同志把猪退给队里，由队里统一作价，让群众先买；群众挑完了干部再买。先买了猪的干部虽然把猪退出来了，心里可挺不乐意，嘴里不免嘀嘀咕咕：“干部买猪，照样掏钱，这也算特殊啦？就是比群众早买两天，当干部的，难道连这点优先权都没有？”
问题提出来了：当干部的是不是得完全和群众一样，一点也不能特殊？实际上，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只是这一次。有些同志虽然一般地懂得当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而不能特殊化，可是遇到某些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他们又觉得干部终年为集体的事情操心，有些时候似乎可以稍稍比群众特殊一点。有少数年轻的和觉悟低的干部，甚至提出：当干部劳动得带头，工作搞不好要挨批评，占便宜的事情轮不上，除了吃亏，当干部还有啥好处？他们的确想不通。
遇见这类问题，郭巧总是毫不含糊地回答：买便宜东西的优先权，干部就是没有！吃苦的事干部应当上前，占便宜的事干部就应当退后一步。在说到当干部到底有啥好处，当干部为了啥的时候，郭巧常常谈起这样一件事：
西营村外有一座烈士墓。临汝县快解放的时候，西营村的群众亲眼看到国民党匪帮把烈士枪杀在自己的村外边。很多社员至今还记得烈士的相貌口音，可是不知道烈士的姓名和家乡。烈士在国民党匪帮拷打下什么也没有招认。群众只从那些匪徒口里知道，他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西营村的群众埋葬了烈士，可是，至今没有查出烈士的姓名。为啥当干部，当干部对自己有啥好处？这位把鲜血洒在西营村外的无名烈士，替郭巧作了最深刻最有说服力的回答。郭巧常常反问那些同志：烈士牺牲在咱这里，连个名姓都没有留下，他可为的是什么？是为名？是为利？烈士干革命自己可得到了什么好处？难道人家家里就没老没小，人家家里人难道就不盼望自己的亲人回家团聚？郭巧经常用烈士作榜样给大家讲革命人生观，使这些同志想到如果当年烈士们干革命是为了给个人找好处，我们今天的好日子又从何而来呢？
在这方面，郭巧本人是大家的榜样。十多年来，郭巧从来没有多用过集体的一针一线。今年到省里开了半个月劳模会，去时，队里给她带上九块钱，回来，原封不动地交还队里。她有儿有媳，家里日子过得挺宽裕。高级社初成立那年，社里遭了大水灾，郭巧拿出自己的钱粮帮助困难大的贫下中农。有些同志在思想有波动的时候，也常问自己：“人家老郭成天辛辛苦苦为了啥！”
为谁作主
西营大队支部有一个姓董的支部委员。这位同志总爱占点小便宜。支部经常批评他教育他，群众也常常揭发他的错误。有一次，大队的会计和保管（非党员）又为这一类的事情和他争吵。大队的一个干部悄悄地向郭巧说：“老郭，得给老董作作主哩！支部委员，又是队里的老干部，怎能老让群众这样顶撞！”郭巧当时没有作声。她心里思量：党员就不能让群众批评吗？这不明明是说，党员可以高人一等，不受群众的监督？
实际上，有些同志不只是不愿意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他们还嫌郭巧对大家“管得太紧”，说她“女人家，太小气，几个钱也要扣扣算算”。个别同志甚至一度对她有些疏远。老郭感到了这一点。她苦恼过，矛盾过，甚至思想上有过迷惑：这样下去同志们和自己疏远了，这是不是脱离群众啦？个人剃头个人光，自己和群众同甘共苦就是了，管这么多干啥，惹得别人不耐烦！
在斗争中久经锻炼的郭巧，这一点困难吓不住她。她很快想通了：这不是自己在干部中孤立不孤立的问题，而是干部脱离群众不脱离群众的问题，是把干部放在什么位置上的问题。容忍干部的某些特殊化倾向，容忍干部侵犯群众利益，不支持群众的正确批评，这就是把干部安放在做群众的老爷的位置上。要使干部真正做群众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那就得和这些不良倾向作斗争。看着干部侵犯集体利益而不过问，那才是真正的脱离群众。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斗争，怎么也不会脱离群众。对干部来说，在这问题上庇护他们，就是败坏他们；只有严格要求，毫不姑息，才能真正的保护他们。
想通了道理，郭巧就更加敢于斗争了！
她告诉那位要求给支部委员“作主”的大队干部：“这主我没法作，你就不想想，群众和他争吵，人家为的是啥？人家为的是集体啊！咱只能欢迎，还能护着党员？当会计当保管的，要是看着有人侵犯集体利益而不提意见，那咱还要批评他们对集体不负责呢！党员干部有了错，谁都能批评。要作主，也只能给群众作主，咱只怕群众不肯提意见呢！”
支部和郭巧坚决支持群众的批评。那位姓董的支部委员，终于因为不能决心改正缺点而被撤销了支部委员的职务。支部越来越明确，光是一般地支持群众的批评还不够，还要创造条件，使群众能够有效地监督干部。去年春天以来，支部帮助各生产队建立起一套群众监督财务开支的制度。群众选出了财务小组。财务小组定期清查队里的账目、现金、仓库和工分；大宗的开支，要经过财务小组讨论通过；仓库实行两把锁制度，一把钥匙交保管，一把钥匙交财务小组；分配粮食或其他实物，会计开条，财务小组的人掌秤……。
几年来，在西营大队，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特权思想在干部身上萌发的孽芽，经常是刚一露头，就被掰掉了。现在，这种斗争不是结束了，而是进行得更加坚决更加自觉了。群众敢揭发，支部肯支持。那些曾经对支部的严格要求有过一些反感的同志，现在，也认识到了支部的做法是对自己的最好的保护。他们说：“要不是老郭抓得紧，谁敢说自己就不会犯大错误？”对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作的不懈斗争，使支部和干部、干部和群众越来越亲密无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