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我国独创的镁铝砖再次显示优异性能
  鞍钢一座大型平炉连续炼钢十一个月
  一至九月份,全公司的平炉普遍采用这种新砖砌炉顶,使一个生产周期内炼钢的炉数,比以前提高百分之十。目前,鞍钢耐火材料厂生产的镁铝砖,正供应全国三十多个钢铁企业使用。
新华社鞍山二日电 我国独创的耐火材料镁铝砖,又在一座大型平炉上显示出威力。鞍山钢铁公司在二十二号大型平炉上用镁铝砖砌筑的炉顶,连续使用三百二十五天,炼了六百二十二炉钢,创造了我国大型固定式平炉炉顶寿命最长的纪录。
这座平炉在去年十一月十日用镁铝砖砌好炉顶开始炼钢,到今年十月十三日才停炉检修,更换炉顶。
这里的专家说,大型平炉炉顶使用时间所达到的这一成就,在世界炼钢史上是少有的。
二十二号平炉在这个生产周期(两次更换炉顶之间一段连续炼钢时间)内,由于炉顶寿命延长,减少停炉检修时间,比国家计划多炼了二万九千多吨钢,生产成本降低一百六十七万元。
在此以前,天津钢厂曾在一座中型平炉上用镁铝砖砌筑炉顶,连续炼出一千三百零四炉钢。一座中型平炉在两次更换炉顶之间连续炼出这样多炉钢,在我国炼钢史上是第一次,世界炼钢史上也少有。
大型平炉冶炼一炉钢的产量,一般比中小型平炉多三倍到十倍以上,冶炼时间也长百分之三十到一倍。因为炉内钢水容量大,停留时间长,对炉顶的侵蚀比中小型平炉更严重。
炉顶是平炉最重要的部位。炼钢过程中,炉内温度变化很大,耐火材料受到侵蚀,会崩裂、剥落和掉块。在这种情况下,炉墙和炉底在炼完一炉钢后,工人可以及时修补,而炉顶则不便修补,严重的时候,必须停炉换上新的炉顶砖。
鞍钢过去采用矽砖和铬镁砖两种耐火材料砌筑平炉炉顶。矽砖的熔点低,一座大型平炉常常只能使用两三个月就要中修一次,更换炉顶。铬镁砖的熔点高,是一种理想的耐火材料,但我国目前还不能大量供应这种耐火材料。鞍钢本着自力更生精神,根据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成果,由所属耐火材料厂第一个试制、生产了镁铝砖。鞍钢生产的镁铝砖,除本单位使用以外,还供应天津、上海、武汉、包头等地三十多个钢铁企业。今年以来,鞍钢普遍采用镁铝砖砌筑平炉炉顶,都获得很好效果。一至九月份,全公司平炉平均一个生产周期内炼钢的炉数达到三百九十五炉,比以前大量使用铬镁砖时期多百分之十以上。
二十二号平炉取得突出成就,除镁铝砖有着优异的性能以外,采取新的砌筑炉顶的方法和加强对炉体的维护,也起了显著作用。鞍钢听说天津钢厂在维护炉体方面比自己先进,曾三次派人到天津学习。公司领导干部也到炼钢炉前同工人一起研究学天津、赶天津的办法,制定了十项维护炉体,延长炉顶使用时间的措施。
十月十四日,二十二号平炉创纪录的生产周期结束以后,鞍钢举行了祝捷大会。公司党委第一书记、经理袁振在会上号召各炼钢厂职工向二十二号平炉工人学习,创造更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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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体育学院集会庆祝建院十周年
贺龙副总理前往祝贺,并接见十个体育学院的人员
新华社二日讯 设在北京北郊的北京体育学院,昨天全院两千多名师生员工集会庆祝了建院十周年。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昨天曾经到这个体育学院祝贺,并且在那里接见了参加全国体育学院第二届田径运动会的十个体育学院的负责人和全体运动员。
北京体育学院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十年前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的临时席棚里举行了建院典礼,而如今已经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体育学校。
一九五四年初,这个体育学院迁入还没完工的新校舍,一边教学,一边建校。全院师生员工自己动手修建了许多运动场地,在校园里种植了十几万棵树。现在,学校设备已经比较完善,即使是风雪阴雨,各项教学、训练和科学研究活动仍然能够照常进行。
十年来,这个学院已经为国家培养出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两千八百多人,相当于解放前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三十年间毕业生总数的六倍多。这些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地,担任体育教师和教练员等工作。同时,学院还培养训练了进修生、体育干部、中等专科和预科学员两千多人。此外,学院从一九六○年起开办的函授班,已经帮助两千多名在职体育教师提高了有关的业务能力。
近年来,北京体育学院师生在保证教学的情况下,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他们到工厂、农村和海防前线,在广大群众中普及体育活动。他们还根据不同职业的劳动特点,为群众编了上百套的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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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当先 领导带头 互相督促 方式得当
  上海被服二厂干部参加劳动形成制度
  七年来干部从劳动中改进思想作风,学习生产技能,密切联系群众,推动生产发展
本报上海二日电 经过七年的实践,上海被服二厂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逐渐成为自觉的行动。干部们不仅从参加劳动中改进了本身的思想作风,掌握了生产技能,而且激发了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高,使工厂一再赢得“先进集体”的称誉。最近,上级领导部门向其他工厂介绍推广了这个厂的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
上海被服二厂是一个中型工厂,有五十八名脱产干部。据有资料可查,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他们一共参加劳动九千四百七十多天,平均每人每年劳动五十三天多。其中厂级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四十三天,科级干部四十九天,一般干部五十五天。今年上半年,全厂干部共劳动一千九百四十多天,平均每人三十三天。
被服二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经过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开始,许多干部把参加劳动看作是“额外的、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有些人甚至认为干部参加劳动“得小失大”。为了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认识,工厂党委根据干部多半来自部队和工人的特点,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进行阶级教育,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教育他们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色。回忆对比的内容分三个方面:一是回忆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被服厂中做工人时受压迫的景况,二是回忆革命部队过去在艰苦斗争中和群众同劳动,共甘苦的优良传统,三是回忆解放后自己当工人时盼望领导干部下来劳动和联系群众的心情。许多干部在回忆对比中,提高了对参加劳动的认识。第一车间副主任邵森三年前从工人被提拔当干部时,最初想到当干部应当有个当干部的样子,可是一走进车间,而不参加劳动,就觉得两只手没处放。他想,如果老是把手反剪在背后,不就是解放前老板监视工人的样子,当时自己见到老板这副样子,连头也不敢抬一抬;如果老是两只手一甩一甩,那不是像过去的工头摇着膀子在工人面前晃来晃去,工人见了一肚子气。他想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在回忆对比教育中,他认识到干部不应当有什么特殊的样子,而应当和普通劳动者一样,两只手还是要经常劳动。于是,他除了参加会议和必要的活动以外,一有空就和裁剪工、拉布工一起干活。当车间副主任以来,他始终坚持劳动,保持着和工人的融洽关系。今年上半年,他一共劳动了八十多天。工厂党委对新来的青年干部,也及时组织老干部向他们讲述在旧社会受苦的经历,教育他们认真劳动。有些青年干部初来时和工人一起到厂外运货,看到工人冒雨紧张劳动,自己却站在屋檐下躲雨。经过老干部的启发教育,很多人改变了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不论在何时何地,总是自动和工人一起劳动。
这个工厂的领导干部处处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劳动,用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教育基层干部。厂里搬运工人少,每当出货,许多领导干部总是带头参加,而且从不挑轻躲重。前任党委书记马黎晨下车间,虚心拜老工人为师,不懂就问,带头学习生产技术。党委副书记孟庆禄经常在车间给工人当助手,有时还踏着运货车去厂外运东西。工厂领导干部,对一些劳动态度比较认真的中层和基层干部,还经常给以表扬,把他们作为榜样,激励大家更好地劳动。工厂党委经常对干部参加劳动进行检查督促,每年年终总结工作时,还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检查工作的内容之一。平时,发现问题就及时解决,并且引导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督促。在领导干部的带动、鼓励和党组织的督促下,各级干部参加劳动更加自觉了。
这个工厂,根据本厂的生产特点和需要,采取三种办法组织干部参加劳动。一种是经常性的劳动,订出劳动计划,固定劳动时间,根据干部的生产技术水平、分管的工作范围和身体健康状况,分别安排。遇到工人缺勤,就临时派适当的干部去顶替,以保持均衡生产。另一种是突击性劳动,集中全厂干部下去同工人一起突击解决某项临时的紧急任务,直到完成为止;有时生产上出现一些重大的关键问题,也组织部分有关干部按工序跟班劳动,边劳动边研究和解决问题。第三种是服务性的劳动,如去工人宿舍打扫环境卫生,给工人送茶送毛巾等。由于方式比较切合实际,既便于干部参加劳动,也容易收到效果。
干部们通过劳动,熟悉了生产情况,保持和学会了生产技能,密切了和工人群众的关系,从而能够更好地领导生产。从生产工人中提拔起来的三十一名干部,虽然担负工作多年,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技术水平,有些干部的技术甚至还提高了。在车间里,工人看到干部,会无拘无束地叫他们帮自己搬点东西,做点事情;干部们也像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毫不介意地去做。工人们不论是生产上、生活上、思想上有什么问题,都随时找干部谈;因此,许多问题能够及时地发现和解决。今年四月份,第一车间的工人感到工厂制订的裁剪方法用料不太合理,提出改变裁剪方法的建议。工厂领导方面立即组织一些干部去跟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证实了工人提出的裁剪方法既不会影响质量,又可以节省材料。后来采纳了工人的意见,按质按量完成了这批任务,同时节约了七百多尺棉布。最近几年,这个厂品种增加很多,而且交货时间较急。为了探索一套适应这种情况的企业管理方法,做到均衡生产,副厂长姜龙广经常从参加劳动中研究这个问题。他最后发现过去生产月初松月底紧的问题,主要是生产车间和整理车间之间的工作没有组织好、衔接好。工厂随即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显著地改变了生产不均衡的情况。
上海被服二厂干部由于通过参加劳动,和工人群众拧成了一股力量,促使工厂的生产水平不断提高。最近几年,工厂年年全面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年年完成上缴利润计划,一再被评为上海市先进集体,一九五九年还被评为全国纺织工业先进单位。(附图片)
上海被服二厂技术科科长邬荣昌(右)、第一车间副主任邵森(中)和老工人一起研究改进裁剪方法。 本报记者 周永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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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城镇储蓄额普遍增加
新华社一日讯 全国城镇储蓄第三季度继续增加。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计,九月底全国储蓄存款的总额比第二季度末又增加了一亿三千多万元,增加的数额比前两个季度都多。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今年前三个季度,城镇储蓄存款都是增加的,但第三季度又有新的特点。首先是普遍增加,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次是小城镇的储蓄存款也在稳步上升;再是小额的存款增加得迅速。他认为,这是我国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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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得与失
  本报记者 周永康
上海被服二厂五十多个干部,从参加劳动到现在,差不多快有七个年头了。回溯到七年以前,当时不少人对待干部参加劳动的意义,像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一样,是理解不深的。有人公开表示过下面的看法,有人暗地里这样思忖过:
“劳动一天半日,也不过多出几件产品而已!”
“干部坐办公室,不是职责分工么?”
“有空就干,没空就算!”
“如果干不过工人,脸上多不光彩!”
归根究底,是一个意思,叫做“得小失大”。
然而,经过七年的劳动实践,干部们到底得到了些什么,又失掉了些什么呢?让我们从几个干部的身上来寻找答案吧!
  (一)
一天,工厂党委副书记孟庆禄到第二车间参加劳动。当时,车间工人正在开展分秒必争的劳动竞赛。一个女工忽然发现墙上的电钟慢了,随口对孟庆禄说:“看,钟不准了,你去拨一拨。”这一声使唤,孟庆禄心里骤然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当时他来不及仔细思索,就搬了条凳子,站上去把钟拨准。不久后的又一天,孟庆禄跟一个老师傅当助手。老师傅站在梯子上说:“快把鎯头给我。”孟庆禄一时没听清楚,给了他一圈电线。老师傅一看是线圈,忍不住粗声粗气地说:“你怎么这样马马虎虎!”这个责备,又一次在孟庆禄心里引起了一阵不舒服的感觉。当时他也没有去想它,马上把鎯头递给了老师傅。
事情过后,孟庆禄仔细一琢磨,暗自吃了一惊。过去,他在这个车间担任党支部书记,再早几年还是这个厂的工人。大家对他十分熟悉,平时相处很随便。为什么当了党委副书记,对工人们的坦率使唤和批评,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思想波动呢?难道当了工厂的领导干部,就只能指挥别人,而不能受工人的指挥了吗?他想,这不是一种脱离群众的苗头又是什么呢?如果再有几年不和工人一起劳动,碰到这样的事情恐怕要更不习惯、更不痛快了。从此,孟庆禄更加注意参加劳动。
多年来孟庆禄一直保持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和工人群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现在,工人仍像过去一样,经常到他家里,畅谈到深更半夜,谈生产、谈思想、谈生活,使孟庆禄在做领导工作时更加心中有数。工人对他十分关心。有时他晚上出去开会,衣服穿得很单薄,工人就把自己身上的毛线衣脱下来,硬要他穿了才让他出去。
如果说孟庆禄在当党委副书记初期,曾经有过一些脱离群众的思想苗头的话,那么,经过这几年的劳动,就像日常掸除灰尘一样,失去了这个思想苗头,得到了工人更深的信任。
  (二)
第二车间党支部书记徐锡生,也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干部。一九六○年以前,他是一个生产小组长。由小组长到党支部书记,对徐锡生来说,工作变化是不小的。劳动和工作有没有矛盾的问题,在他心里折腾起来。
劳动,对徐锡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今年三十七岁,劳动了二十多年。他所担心的是不能把劳动和支部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开始因为没有经验,厂里有什么劳动,他都跑在前面。厂里盖房子,要拉砖头,他去;夏天来了,他到工人宿舍去打扫卫生,到车间给工人送毛巾;哪个组里缺人,他就顶上去。可是,支部工作没有很好地展开,有的小组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是什么原因呢?仔细一想,是过去的劳动和工作结合得不太好。自己既然是车间党支部书记,就要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着眼,有目的地参加劳动。他想到了始终没有去劳动过的第二小组。这个小组只有十多个工人,比别的组少一半。平常别的组缺人,还要到这个组来临时抽人。据说这个小组的问题比较多,工人的生产情绪不高。究竟为什么,不清楚。他觉得这是当时自己应当去工作的地方,于是有意识地到那里去劳动。
在劳动中,他发现小组长对小组人员不固定有意见,说工人流来流去,小组的成绩别人看不到!车间领导上只关心另外十个组,……小组长的意见对组里工人自然有影响。在支援别的小组时,他们认为反正是临时帮忙,自己再卖力,做出些成绩,还是算作人家小组的,因而情绪不高。留下来的工人,有的也劲头不足。
徐锡生在劳动中摸清了问题,同时认清了应做的工作。一天,组里接到一批比较复杂的产品,出了一些次品。徐锡生就抓住这件事,跟小组长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
“我们这个小组,出次品是难免的事。”小组长说。
“为什么?”徐锡生追问一句。
“小组人手少,流动性大,做不出什么成绩来!”
“这样的看法不全面。第二小组支援了其他小组,使那十个小组的流水线保持正常生产,这不正是把方便送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吗?怎么能说做不出成绩呢?你们这样做,是为了整个车间,也是为了整个工厂。工厂完成任务,就有你们小组的一份成绩在内。”
第二小组的工人,听徐锡生这么一说,心里想通了。从此,哪个组要人,他们二话不说,马上就调。留下来的人,情绪很高,努力生产。不到几个月,小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
以后,徐锡生用同样的办法,在参加劳动的同时,解决了不少生产上和群众思想上的问题。
徐锡生坚持参加劳动的得与失是什么呢?很显然,他得到了做好支部工作的经验,失去了那种害怕工作与劳动结合不好的矛盾心情。
  (三)
技术科科长邬荣昌,原来是一个技术助理员。他在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被提升为科长后,到车间参加劳动时,心里常常显得很紧张。不久,他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有一天,他到第二车间劳动,代替第五小组一个工人缝口袋边。
邬荣昌坐了下来,车一开动,缝纫机上的针头在他眼前飞快地闪动着。几十件衣服的袋口缝好后送给验收员。验收员双眉一皱。原来,有几件的袋口缝毛了,要退修。“技术科长也出次品啦!”这事情很快就传了开来。
邬荣昌今年四十一岁,干裁缝工作已有二十八年。这一次问题出在哪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以前用的缝纫机都是平车,脚慢慢地踏,手慢慢地送,最快车速每分钟也不超过一千转。而现在的缝纫机全安上了马达,一踏电门,一分钟就四千转,手里的布刚刚碰上针尖,就呼的一下子被“拉”了过去。缝笔直的还好,缝那些口袋、领子,转弯抹角很多,实在快得难以控制。
为了这件事,邬荣昌心里非常不安,很难为情。有几天,工人下班了,他一个人跑进车间,去摸索那些新式缝纫机的使用方法,暗暗下功夫。谁知,还是出了次品。
其实,出次品要退修,在工人中也是常有的事。邬荣昌出了次品,工人说过就算,可是他总觉得面子上有点过不去。验收员也对他说:“科长呀,你还是在科里坐坐吧!你动动脑筋,出出主意,怕比你缝几件衣服,作用要大得多,假如出了次品,更划不来。”
想来想去,邬荣昌终于发觉自己的思想不对头。他想,正因为不懂,跟不上,更应该坚持劳动。从此,他在劳动中,虚心向工人讨教。工人看他没有架子,他问什么,给他谈什么;有什么问题也向他提出来。
邬荣昌抛弃了怕丢面子的顾虑,劳动时就专心了,结果技术水平很快提高,又从生手变成了熟手,而且及时解决了生产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最近工人告诉他:过去用的线都是六十支的四股线,后来改用四十二支的三股线,钱可以节约一点,但是机器零件损耗增加,缝纫时断线多,产品质量也不好。邬荣昌了解了这个情况,及时解决这个问题,恢复使用六十支的线。从这里可以看到,邬荣昌坚持参加劳动所失去的是什么,所得到的又是什么。
  (四)
供销科的两位副科长,有一段时间对参加劳动的事情,有一些烦恼。他们认为工作忙不过来,想劳动也抽不出时间。
这个厂的采购工作的确很繁重。有时今天拿到订货合同,明天就要采购材料,后天就要投入生产。科里外勤干部只有三个人,要买的除了大宗的棉布毛呢外,还有包装纸盒,各种线和扣子等等。因此,这两位副科长常常感到工作和劳动有矛盾。他们常想:“总不能因为缺少一种材料耽误全厂的生产。劳动对我们来说,不是主要的。”
采购干部到底有没有时间参加劳动?问题的答案,终于在去年采购五百米卡其布这件事情上找到了。
这五百米卡其布本来是不需要采购的。当时供销科的干部只翻翻库存的账册,就认为仓库里没有卡其布,于是派了两个干部出去采购。两个人从这家工厂跑到那家工厂,从公司仓库跑到棉布商店,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头绪。一天,全科干部到仓库参加劳动,忽然在一堆布匹中间发现有一批卡其布,拿出来一量,八百多米。这件事引起了供销科的干部们深思:平时总觉得参加劳动没有时间,这次白白跑了两天,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不了解家底,就是问题的所在。这几年来,被服二厂生产不断发展,物资管理工作却没有及时加强,有许多时间都被白白浪费掉了。如果仓库管理工作做得好一点,减少差错和徒劳往返,那可以挖掘出多少时间的潜力啊!供销科干部认识到这个问题后,就决心通过参加劳动,来彻底摸清库存情况,整顿库存物资。从此,仓库面貌大为改观。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动,他们在日常的采购工作上,也找到了不少改进方法和节省时间的窍门。他们考虑到,为被服厂服务的毛纺厂、纺织厂、纸盒厂、商标厂,不在同一天休息,就把和这些协作单位联系的工作排了一个队,免得白跑。每一次去,事先还用电话和对方取得联系,然后再上门接洽。他们还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跑中午不休息的百货公司、五金材料商店,采购线、扣和各种机械零件。这样合理安排以后,工作效率提高了,时间也比过去多起来了。以前,科里两个副科长,一个星期抽一天时间劳动还感到“紧张”,现在平均每星期有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参加劳动了。
劳动,把这个科的管理工作促进了一步,把几个干部的业务水平提高了一步。这就是他们从劳动中得到的,而他们失去的是那种心中无数、忙于奔跑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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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得到什么?失掉什么?
《得与失》这篇通讯,从几个很重要的侧面,反映了上海被服二厂的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以后,得到了什么,失掉了什么。有些人,在没有尝到参加生产劳动的甜头以前,认为干部长期参加生产劳动,是“得小失大”。上海被服二厂的经验说明不是这样,而是得者甚大,失者也大。
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失掉的又是什么呢?简单说来,得到的是干部和工人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是全厂生产情况的日益改善;失掉的是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是生产、工作当中的许多缺点。
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目的之一,就是改进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由于工作岗位不同,生产实践经验不同,对于某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是会有不同的意见,也就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所以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脱离生产劳动。邵森说得好,干部如果完全不参加生产劳动,他们走进车间,“如果老是把手反剪在背后,不就是解放前老板监视工人的样子……如果老是两只手一甩一甩,那不是像过去的工头摇着膀子在工人面前晃来晃去,工人见了一肚子气。”这种看法是很深刻的。当然,解放以后,我们工厂的干部同工人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干部、工人都是普通劳动者,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在经济上没有剥削,这与旧社会的老板、工头同工人的关系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干部同工人之间的矛盾,不是敌对的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解决,就会束缚和损害工人群众的积极性,阻碍和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干部下到车间,完全不参加生产劳动,只是反剪着手,东看看,西看看,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工人群众的观感会怎么样呢?工人群众的智慧和革命创造精神怎么能充分发挥出来呢?
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说:“厂矿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的干部,开始经常地用一定的时间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群众的榜样激动了干部,干部的榜样也激动了群众。”
上海被服二厂和别的单位的经验,充分证明了干部和群众互相激励的伟大作用。由于干部长期不懈地参加生产劳动,有力地促进了干群关系的改变,激发了工人群众的高度劳动热情和革命首创精神,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有得必有失。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站在时代的前面,除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以外,我们没有任何私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得和失是可以一致的。我们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东西,同时也就失去了应该失去的东西。上海被服二厂的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以后,克服了残存在他们身上的某些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这当然是一种失。但这种失,对我们来说,也正是一种得。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厂的干部对待这种所谓“失”的态度。他们在劳动中,十分注意吸取工人的意见,自觉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作风。党委副书记孟庆禄,听到工人坦率的使唤和批评,曾经引起短暂的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他立即检查和克服了自己只能指挥工人,不能受工人指挥的那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他一直保持着同工人的密切关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坚决克服了任党委副书记初期一度出现的脱离群众的思想苗头。“洞小风大”。当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通过生产劳动,这个厂的干部及时堵塞那种邪风的侵袭,消除思想的斑痕,保持工人阶级勤劳的本色,这不正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所要得到、所可能得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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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任免名单
新华社一日讯 国务院十月二十三日举行的全体会议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议,通过任免一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高等学校负责人和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任命:
赵鹏飞为国务院副秘书长;魏今非为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段子俊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连奎、朱光为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星、边疆为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邓洁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荀昌五为林业部副部长;方皋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江牧岳为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张启仁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赵明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刘宜伦为重庆邮电学院副院长;杜展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免去:
饶斌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张连奎、朱光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职务;邓洁的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央手工业管理总局局长职务;王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职务;姚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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