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10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历尽千艰胆未寒”
常海
在北京的一次书法展览会上,看到谢觉哉同志写的一首诗:
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
可有尘埃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
虽然作者在诗的末尾注明是“就医院透视戏占”,但它却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坚强的意志和坦荡的胸怀。
革命,要想不经过千艰万难,没有一点波折,那只是乌托邦的幻想。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建设新社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斗争,怎么能够设想会是一帆风顺?所以问题不在于革命斗争是否会遇到挫折、困难——这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在于革命的敌人如何貌似强大——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问题在于: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和无数的困难,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什么样子的精神状态: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还是害怕斗争、屈辱退让?
古今中外的革命斗争实践表明:在敌人和困难面前,从来就有两种人。一种是经千艰历万险而革命斗志毫不动摇的硬骨头,任何惊涛骇浪都无所畏惧。他们既不会被敌人的威胁和咒骂所吓倒,更不会被敌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而是抱定“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坚强革命信念,和阶级敌人浴血搏斗。另一种人,说起来,他们也许还曾有过“光荣的历史”,为革命流过血汗。但是他们却觉得这些并不值得珍贵,他们所珍惜的只是革命带给他们的那些好处,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唯恐伤着自己的身家性命,打破他们的坛坛罐罐!因而在表面强大的敌人或暂时的困难面前吓破了胆,变成了一个稀泥软蛋!
这后一种人,认真说来,不能算是革命者。虽然在某些时候他们还处于革命营垒之中,却与前一种人有着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因而左右殊途、泾渭自分。遇到紧要关头,他们不是临阵退却作一名逃兵,便是改换旗子和敌人握手拥抱。经常把这些人拿来当作镜子照照,无论对于我们自己、无论对于革命事业来说,都会大有裨益的。
当然,要成为一个“历尽千艰胆未寒”的真正革命者,最主要的还是同人民群众一起投入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地认真锤炼自己。这就要“敞开心肺给人看”,而不能和革命的人民大众三心二意;这就要注意经常拂拭身上的尘埃,万不可让它日积月累到难以“拂拭”的程度,从而污染了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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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过三峡
刘岚山出四川,过三峡,轮船头上放声吟:滚滚一江东流水,是我吐不尽的豪情!长江浪,神女峰,千年以来雾蒙蒙;谁个识得你的面?巫山顶上一巨人!三峡险,三峡俊,礁多风大浪汹涌;感谢舵手神力大,乘风破浪下巴东。过几年,望三峡,一片平湖如明镜:照耀祖国丰姿美,最是东方太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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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曲话浅解三题
——送曲艺去农村
沈彭年
前辈曲艺艺术家有不少宝贵的经验,对于今天大有可用,最可宝贵。近来碰到同行中的朋友,他们常常谈起到农村去为社员说书唱曲讲笑话的事,往往又联系到这些经验之谈。
“活”
曲艺演员把说唱的段子叫作“活”,此中实有深意。彼此在后台一见面,寒暄之后,不问对方说哪一段,唱哪一段,而是问,您使什么活,“活”这个词要比“段子”含义深广。段子不过指的说唱的内容,新段子,旧段子?《三国》段儿,《红楼》段儿,《水浒》段儿?“活”这个词却点破了曲艺艺术十分灵活,非常活便的特点。同一位演员,同一个节目,在不同的场合,就有不同的说法、唱法和演法。真是活得很,所以才叫作“活”。
有的朋友谈到自己的“活”适合不适合下农村,或是长期下农村的问题。这是个问题。相声、快板儿就比声腔繁复的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容易在农村“活”起来。评书是长篇大论,有头有尾的,就又比相声、快板儿这些说唱短段儿的曲种更容易在农村“活”起来。这些都是事实。可是一想到这个“活”字,难免又有些犹疑,甚至有点儿替某些曲种不服气。京韵大鼓里也有并不掉文的《闹江州》,还有《董存瑞》。梅花大鼓里也有《王二姐思夫》,还有歌唱回族的英雄母亲的《回民之母》。并非都是幽雅哀怨的调调儿,不一定就在农村里“活”不起来吧?
王尊三同志给我讲过一个前辈艺人尤鹤亭的故事,他在冀中大平原上说《三国》,称得起四远驰名。在冀中,《三国》和《杨家将》、《呼家将》、《薛家将》比起来,并不更多地抓人。尤鹤亭却比别位说大书的更“活”,争取到过最多的听众。他有三套《三国》,能够迷住三场听客。一套说得村里的老老少少动容不倦,一套说得城镇的文墨人儿抚掌点头,一套说得江湖好汉们眉飞色舞。真是“活”得很,就算这三套书大同小异吧,艺术劳动的艰苦也可想见了。
“动情”
“说书唱曲要动七情”,“要懂得喜怒忧惊悲恐思”,是老艺人课徒时的家常话,要求说唱者对书词曲文中的人物事物动感情,体贴入微,爱憎分明,然后才有可能在说唱当中生动地刻划人物,准确地表达书情,再使听者动情。
细想想这些话,也包含了另一个更重要的要求,说唱者要在深解书情之外,还要深深懂得听众的“七情”。懂得了听众的爱憎好恶,说唱者的“动情”才有根基,有把握。朋友里有的很少下农村,或没有长期下过农村,不免担心,能否说唱得公社里的男女老少都能有动于中呢?担心是很自然的。古往今来,优秀的曲艺家都要下这一步功夫,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听众。明末清初的大说书家柳敬亭,据说能够“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可见他艺术造诣之精深,开口之前,已使听众接受了他的“哀乐”。柳氏如果不理解当时人民群众反清复明的斗争要求,斗争感情,不能和他的听众同喜同忧,共哀共乐,他在艺术上怕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不懂得“动情”就难通曲艺之术,不懂得如何“动情”,就难精曲艺之术。
苏州弹词家刘天韵去年写了一篇题为《日亲日近,日远日疏》的文章,谈到他到虎门炮台为海防战士说书的体验。这种体验,当时对刘老来说是崭新的。“走上书台,就有一种自豪的感受”。书台是当年林则徐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司令台,听众是新中国的海防战士,说的书是《海上英雄》。“自豪的感受”正是革命战士的感情。于是他在大雨滂沱中,书更说得虎虎有生气了。可见,只要有和听众一起“动情”的决心,听众是工人也好,是农民也好,是士兵也好,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好,总会说唱得“虎虎有生气”的。
为农村服务,先要去。“日亲”就会“日近”。
“打住人”
曲艺艺术赢得了听众的赞赏时,叫作“打住了人”。这个“打”字很有意思,“打住人”好像比“吸引住人”“迷住人”更来得有劲。有的朋友也常提起下农村以后,拿什么“打住人”,以及能不能“打住人”的问题。
我看能不能“打”住听众,“打”住农村曲艺听众的问题,首先是说唱者能否被听众“打”住的问题。说唱者如果被农村中火热的生活斗争“打”住了,如果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且一心要参加进去,艺术上的事就好办得多了。
山东快书家高元钧怎样“打”住部队里的听众的?他在《一车高粱米》的表演经验谈里有这样几句话:“我参加了部队工作,通过学习,初步树立了为兵服务的思想,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歌唱兵的欲望……。”他就是这样先被革命的士兵“打”住了,于是此后说唱了《侦察兵》、《捉俘虏》、《老将军让车》、《长空激战》等等好快书,“打”住了革命的士兵。对于要到农村去说唱的同志,还有个更为亲切的事例。反右派斗争当中,陕北说书家韩起祥编唱了鼓舞群众斗志,奋起反击右派的名作《翻身记》。编唱之初,没有完全“打”住听众,于是他三访干部和群众,反复修改这段作品。结果呢?“改后到杨家庄去说,共有四十二个听众,就有三十一个流泪的。”深深地“打”住了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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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飞鸟
王威宣
“飞鸟与帆船相反,只有逆风才能飞好。”伟大的作家雨果这样称颂逆风振翅高飞的鸟儿!一路顺风的帆船只使人滋长侥幸心理;逆风翱翔的飞鸟,却永远鼓舞人们奋进!
“燕雀安知鸿鹄之大志!”诚然,燕雀是不敢高飞的,而鸿鹄才敢负大翼遨游四海。小麻雀永远只会也只能在家门口叽叽喳喳,而鸿鹄才能在云霄中欢唱!
但是,如果鸿鹄不愿高飞,它就不再是鸿鹄;燕雀不敢作高飞的尝试,只能永远是燕雀!
不高飞的鸿鹄,是没有资格讥笑燕雀的飞腾的!因为羽翼是在飞腾中长得更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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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归帆
杜若湘
我看见过太湖上的归帆,也看见过东海上的归帆。
夕阳把水面映得通红,把天空也染成万道彩霞。转眼工夫,又变成紫绛色,最后,逐渐增加一层层灰暗。于是,黄昏的纱幕就轻轻地落到水面上。
就在这当儿,水天相连处出现一只帆影,接着又是一只……不多久,整个船队都出现了,它们散散落落地驶回港口。仿佛一队出征的战士,唱着凯歌整队回营,带着满舱的战利品。
这样的画面,是够得上说美的。我就不止一次的见过水粉画、油画、炭画,构图都有点类似。
但这只是从岸上、从远处看到的景象。等到这些船只快靠码头、船老大准备向岸上抛缆绳的时候,情形便不一样了。
有的船上喜笑颜开,热气腾腾。小伙子们打闹着,嘻笑着,隔着水同岸上人大声地招呼,问大队里今天有些什么事,广播站有些什么重要新闻,也故意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样的船,不用问,就能断定今天的成绩很好,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说不定还网住了几条少见的大鱼。
有的船上并不怎么喧闹,人们低着头各自在忙着干自己的事,要趁归航的一段时间再赶出点活来。岸上的声音,自家屋顶的炊烟,都不曾使他们抬一下头,好像船将要停靠的,并不是自己的家,而是半路上一个什么小岛。这样的船,多半是遇到过什么困难和挫折,或是被风暴打断了桅杆,或是被什么弄坏了鱼网:再不然就是有谁临时生了病,正躺在舱里休息,别人正顶接他紧张地工作。
还有一种船,几乎是垂头丧气,悄悄儿溜回来的。船老大一面不停地抽着旱烟,一面望着水面沉思;平时爱打闹的小伙子,像泄了气的皮球,闷声不响地蹲在甲板上。岸上人同他们打招呼,有的不搭理,有的只好苦笑地嚷一句:“嗨,今天倒霉,别说了!”这样的船,准是由于某种原因,今天没有能完成任务。刚才在船上,已经讨论过了,总结过了,相互批评过了,虽说渔家的生产并不在乎一天的得失,但是没有完成自己订的指标,人们总不会有好的情绪。对集体、对生产的责任感,在纠缠着、冲击着他们。
沉沉夜幕笼罩住渔村,笼罩住每个渔家的笑语和沉思。无论是哪条船上的人们,都休息了,积蓄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千条渔船千张网,千万个渔民心一样”。对于明天的信念,人们总是相同的。即使暂时泄了气的,在明天清晨出海的时候,也一定会抖擞精神,鼓起新的劲儿来。
生活,也一如波涛汹涌的大海,有汐也有潮。在驶向共产主义彼岸的长长的航程里,在每一天送走夕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这条船上的归帆,是属于哪一种的呢?你又打算怎样迎接明天的旭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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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问声同志去哪里?
乔伦宽阔的大道明光光,车水马龙闹嚷嚷,肩并肩,脚跟脚,欢天喜地奔前方。“问声同志呀,你们是干啥的?行走这样急,你们要去哪里?”“两手使工具,运的是机器,农业机械化,我们要出力气。”“问声同志你,为啥光背个小行李?”“我是个学农的,去给公社加个劳动力。”“这位同志呀,你提的啥东西?大肚瓶、歪脖管,样子可真稀奇!”“这些是烧瓶,用来作分析,培育好品种,传播新知识。”“前面的同志呀,你们是干啥的?后面的同志呀,你们要去哪里?”“我们是供销员。”“我们是学医的。”“去公社,去农村,同是一个目的地。”咱们是同路人,越谈越亲密;千条大河归大海,咱们是九九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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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物小品

古代滇族动物造型艺术
易水
这是一件出自古代滇族无名匠人之手的青铜透雕饰物,仅高一二·七厘米,塑造出一幅双狼噬鹿的画面。负伤的鹿在拚命挣扎着,背脊上伏着一只狼,紧咬着鹿的耳根;另一只狼伏在鹿身下,撕噬着鹿的后腿。鹿的后肢已无力地拖在地上,但还尽力昂着头,瞪目狂嘶,扬着前蹄,还企图向前奔驰,顽强地作着最后挣扎。在铜饰下缠绕着一条长蛇,它那绞索般扭结着的躯体,更加深了作品的悲剧气氛(见图)。这一作品强烈地揭示了生与死、贪婪与善良、强者与弱者的矛盾,也表现了被迫害者的反抗。也可以说,作者利用动物界的悲剧反映出当时奴隶制社会的面貌。
这件铜饰是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滇族墓中发现的。在石寨山发现的几千件文物中,有许多青铜工具、武器、铜鼓、编钟、贮贝器、镜和各种装饰品等,在这些器物上常装饰有各种动物图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动物造型艺术品,是以纠结在一起斗争着的鸟兽为题材的各种镂花饰物,除“双狼噬鹿”外,还有“二虎噬牛”、“豹狼争鹿”、“猛虎背牛”、“孔雀踏蛇”、“水鸟捕鱼”等等,多是生动地表现了动物界互相残杀和搏斗的情况。也有一些铜饰上是骑士捕猎野兽和用动物作母题的图案。
在石寨山发现的各种武器中,不论是斧、钺还是矛、戈,在銎[qióng]上都常有立体雕刻的动物作装饰,粗略统计,出现过牛、羊、鹿、马、猪、猴、虎、豹、熊、猫、犬、水獭、狐狸、穿山甲,还有孔雀、雉鸡、鹈鹕、鸳鸯以及蛇、鱼等形象。这些动物形象,装饰趣味大都很浓厚。
(附图片)
双狼噬鹿铜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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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杏园(套色木刻)  晁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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