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爱国主义与事业精神
——读《祁连山下》
丰楼
我的眼睛在看徐迟的《祁连山下》，从题目跳到结尾，下面写着：“未完待续”。不免一怔：用得着这末长吗？不会因此而显得松散、臃肿、水分过多吗？一读之下，打消了我的疑虑。虽然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无可简练的地步，但是，大体说来是结实的、生动的、可读的，而且别具风格，新颖宜人。
作者在文章的开头，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只有在攀登上不辞劳苦、不畏险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辉的顶点。”
立意是很清楚的。作者企图通过尚达所走过的道路，来反映那种“不辞劳苦、不畏险阻”的精神面貌。应该说，作者的意图，没有落空。
尚达所走的路是一条独特的道路，又是旧社会许多进步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共同的道路。我们从尚达身上看到地质学家沈健南，又从尚达、沈健南身上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群。那时进步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常常这样：从他们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逐步通往真理。
作者是从三个方面来刻划尚达这个人物形象的。
一是事业上的追求；一是爱情上的波折；一是与沈健南的深厚的友谊。如果说，第一个方面是主干，那么，其他两个方面是分枝。
我们先从第一个方面说起。
作者真是放得开，收得拢。所谓“放得开”者，那是说，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笔酣墨饱，挥洒自如；所谓“收得拢”者，那是说，所有这些，又无不是为丰富尚达的精神面貌而服务。
作者笔下的尚达，是个爱国主义者，是个有顽强事业心的人。他的爱国主义与事业精神又总是交错在一起。他去国外，是向西欧名画学习，借以借镜他山，更是为了能够亲眼看到许多祖国的国宝，（这些国宝是被侵略者、掠夺者抢走、骗走的）。而体现在这国宝中的优秀传统，正是需要我们来继承与发扬的。
抗日战争爆发了，他满有条件逍遥国外，远离战火。然而他没有。相反，正因为祖国的多难。远游异国的尚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回到祖国，是同祖国一同受苦；他回到祖国，是献身于祖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保存与发展。
在尚达看来，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好山、好水，而中国的山水是最美的；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名贵的画，而中国的画是出类拔萃的珍品。
这也许是我们共同的体验：我爱某一种事业，而那种事业又翻转来使我着迷。爱文学的，文学使他着迷；爱音乐的，音乐使他着迷；爱美术的，美术使他着迷。尚达就是这样，他与他从事的事业之间如此密不可分：我们从尚达看到了他所从事的事业，又从他所从事的事业看到了尚达。他完全沉醉到画中去了。他爱中国画，也爱外国画，他爱顾恺之、吴道子、阎立本、阎立德……也爱乔陀、拉斐尔、芬奇、密开朗琪罗……他为体现在中国山水画中的灵性所折服；也“为梵拉斯贵的隆城与织女的背脊而惊羡，为戈耶的鬼哭神嚎的屠杀场景蹙上忧愁的眉头，为兰勃朗那些从阴暗的世界里浮显的人物的彩色闪耀而倾倒。”
但是，有所追求的艺术家，从来不是对所有的作品都是同等看待的。有所喜爱，也就一定有所批判。他对立体派、野兽派、达达派、印象主义、抽象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机械主义、超现实主义的作品，由衷感到厌恶；他为他的同行的狂乱、堕落而难受。
尚达到了桂林。他希望在山水甲天下的大画廊里建立一个小画廊。“减少一个警察派出所，增设一个小画廊吧。”但是，在那样的时代——一个民族敌人打进了国土；那样的社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这个希望很少有实现的可能。
尚达到了重庆。重庆被国民党反动派搞得乌烟瘴气。那伙人只对金条发生兴趣，要文化艺术干吗？干脆地说，他们是文化艺术的敌人。
在重庆的尚达，有如在恶梦之中，他“觉得自己是在滑竿儿上，倒悬凌空，被抬走在无穷无尽的石级上，不知会被抬到那儿去？”
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敦煌。一到敦煌，他立刻为那金光闪闪、富丽神奇、栩栩如生的彩塑所吸引。他一踏进那些洞窟，就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了。
他在萨埵那太子饲虎图前沉思。“他想：既然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他自己为什么不能舍身侍奉艺术，侍奉这座艺术的宝库呢？”
在这茫茫的戈壁滩上，在这冷僻而又冷僻的地方，守住这一堆彩塑，的确需要莫大的自我牺牲精神。“现在，能发出声音的只有风，和大雄宝殿楼阁角上的风铃叮当，那声音比寂寞还难堪。”这使我想起“蝉噪林益静”那样的诗句。蝉鸣，风铃叮当，都是有声音的。这声音，不但没有增加热闹，反而使静者更静，寂寞者更寂寞。我们深深地体味到尚达那种寂寞的心情。他的心情一方面是寂寞的，另一方面又是火热的。他对祖国这座宝库——敦煌石窟，有了深厚的感情。彩塑究竟不是虎。它虽不能言语，却能传神。你越是在这个对象上深入，你也就越是能够从中有所领悟。它会给你陶醉、乐趣、意味无穷的享受。
尚达在饲虎图前的心灵活动，表明了一件事：他爱他的事业，如此深沉，简直可以说，达到了“物我同一”的境地。
认真地说来，尚达并不是孤独的。他的劳作传到当时的山城——重庆，立刻引起震动；他的事业，获得了一切革命的、进步的人们的赞美与支持。
解放了。千佛洞获得了新生；尚达本人也从此获得了新生。他过去所难能实现的种种理想，现在逐步地变成了现实。
尚达的寻求真理之路，无异使我们重新温习了一遍中国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所走过来的苦难而又光辉的历程。
现在再谈第二个方面。
尚达和他的妻子叶兰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一个宁静、稳重、真挚、固执；另一个爱热闹、爱繁华、爱自己美貌的青春。敦煌彩塑的瑰丽，两人一齐赞叹、倾佩，两人却又同时怀着不同的心情：一个是“从此扎下根来”；另一个是：“在热闹的都市住得太腻，何妨有个短暂的时间，换换口味。”
因此，在尚达实践自己“舍身饲虎”的当儿，叶兰却久已不堪寂寞的磨折，她驾着自己的汽车，悄悄地走了。
尚达对爱情的执着，同对事业的执着一样，她走，他就追。但是，失去了的爱情是追不回来的。……
尚达与叶兰的决裂，是性格的冲突，更是道路的分歧，女的从此沉沦下去，而尚达却同人民一起，走上了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宽广航道。
尚达与叶兰的分歧，不是在敦煌，而是远在巴黎就已经开始。当尚达对欧洲的画风堕落进行批判的时候，叶兰就不以为然；当尚达远离故土、怀念祖国的时候，叶兰却主张去纽约。他们的分离是生活逻辑发展的必然。
尚达与叶兰的分裂，对尚达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这不但没有阻碍、而且加速了尚达走向真理的脚步。
叶兰的轻佻，更反映出尚达的稳重，叶兰的朝秦暮楚，更反映出尚达的坚韧与毅力。
不怕艰难、不怕险阻的精神面貌，从另一角度来揭示和塑造。
该谈一谈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
沈健南与尚达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的一见倾心，是由于在思想上有着共同基础的缘故。
一个立志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一个立志献身于祖国的文学艺术。在那样的社会，他们只能空怀壮志，报国无门；徒有一身本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幸好有了共产党，不仅在事业上支持他们，特别是在政治上为他们指点迷津。
当尚达感到自己孤单的时候，老机工傅吉祥讲过如下的一段话：
“你不只是你一个，不只是画像们在陪伴你。我们都和你在一起。还有你并不知道的一些人，也和你在一起的。或者说，不完全在一起，但却都近在你身旁。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来的，大家都会来的。说大一点，全国人民和你在一起。敦煌这宝库是祖国的财富。你为祖国服务，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无时不在支持着你。你一个人先回去，一定还有人会跟着你的足步而来的。我们这是人民的时代。”
这些话，现在听来，一点也不新鲜。可是，对当时的尚达、沈健南来说，起着茅塞顿开的作用。成为他们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一种精神力量。
如果说叶兰是从反面来烘托尚达的精神面貌，那么，沈健南是从正面陪衬来突出尚达的性格。
就这样，一个爱国的、有着顽强事业精神的知识分子形象——尚达就站在我们的面前。
这个作品也是有缺点的。前两根线，拧得很紧。一方面古今中外展示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另一方面在这广阔的画面中留下了尚达追求真理的鲜明足印。可是，后一根线同整个故事，显得有些游离。像一杯浓茶，越喝越淡。越到后来，也就越不够味了。是否可以这样：把沈健南的事迹，尽量压缩。并使之另成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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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妙语如剑
沈寂
影片中的旁白，有的用于介绍故事背景，有的叙述剧情的过程，有的抒发人物的思想感情，也有借此发挥作者的哲理。不论用于何者，它将在总的结构中占一定地位，起着或多或少作用。如果我们要求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在语言上有鲜明的风格色彩，则希望电影文学中的旁白也有剧作家本人或与作品内容相适应的独特风格。阿根廷影片《大生意》和西德片《神童》，在这方面就比较好。
《大生意》的剧情很简单，是写一个投机者以假慈伪善的面目，与统治者相勾结，垄断了国计民生有关的物资（马粪），置人民于绝境；最后受到全民的反抗。由于编导辅以独特风格的旁白，使这部影片成为与众不同的讽刺作品。例如：影片中当资本家在与市长激烈地争论分赃时，旁白用“赞叹”的语调在一旁说：“由于他们的相互谅解，一个具有一切最高原则和最崇高的目的的新事业建立起来了。”我们在影片中看到垄断者用种种无耻的手段强迫农民使用口袋，交出马粪，甚至驱使恶狗追逐等画面时，旁白说：“不但如此，他们还居然敢把肥料藏起来，更不近情理的是，他们故意地拒绝不接受公司方面所提供的亲善友好的合作。”明明是丑恶的行为，却说是“最高尚的原则和崇高的目的”；明明是强迫掠夺，反而说是“亲善友好的合作”；明明是一群吸人血的恶魔，却喻为“救世主”；我们明明看到他们狼狈逃窜，竟说成是“自动而庄严的流亡”。画面与旁白成了鲜明的可笑的对比，在对比中，便给予敌人强而有力、尖锐深刻的讽刺。
《神童》通过一个德国青年的遭遇，概述了德国近四十年的历史面貌，法西斯的罪恶，以及德国人民的命运。全片对话隽永有趣，耐人寻味。而旁白，也是独具风格。例如在影片中希特勒党徒高唱“旧世界震动了，因为今天我们统治德国，明天我们要统治全世界”；解说者又在一旁插嘴：“对，诸位，要统治全世界，那要多少代价呐？”当那位法西斯匪徒得意忘形，高喊最后胜利时，编导巧妙地使影片在此中断，解说者无可奈何地宣布“看不到最后胜利了”，来嘲讽希特勒之流征服世界的梦想。战争结束后，在美帝扶植下，法西斯党徒重又横行，最后不慎误入坏电梯跌毙；解说者感慨万分地下着结论：“可是像他的那种人，还有活着的。没有足够的坏电梯收拾他们！”
这两部片子的旁白有突出的成就。其成就不在于说得风趣幽默，而是服从内容，突出思想。它们既使人发笑，也令人深思；貌似插科打诨，实是画龙点睛；说是旁白，却是题旨。一句句妙语无异一把把利剑，无情而巧妙地直刺敌人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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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旧地的抒情
——读“野牛寨”
谢帆
艾芜同志的《野牛寨》（1962年五月号《人民文学》），是一篇小说，却具有强烈的抒情风格，又像是叙事记人的抒情散文。在这篇小说里，那逝去的悲哀和新生的欢乐的鲜明对照，不仅是通过作者的眼睛映照出来的，而且是透过作家的切身感受抒发出来的。
《野牛寨》的副题叫做——“南行记续篇之一”，《南行记》是艾芜同志1933年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的总名。这本集子里的八篇小说，都是取材于作者从云南到缅甸的“南行”流浪生活。从风格上讲，《野牛寨》和这些小说有相通的抒情的特点，只不过已经从那种浓重的悲哀中升华出来，融合在新生欢乐的基调里。
《南行记》，用作者的话说：是一本“打算把我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给了出来”（《南行记》《序》）的书，特别是《山峡中》、《我诅咒你那么一笑》两篇，人们将不难从中发掘出表现在《野牛寨》里的作者感情的影像。不知道为什么，《野牛寨》里的倔强、坚毅而又美丽的阿秀的形象，总使我想起《山峡中》的野猫子的豪侠性格，或者是《我诅咒你那么一笑》里那些受侮辱、受损害的爱说爱笑的“摆夷”妇女。这想法也许不伦不类，摆夷妇女的遭遇和阿秀的悲惨命运虽然有些近似，性格则很不一样；野猫子的生活更和阿秀没有一点相像之处，然而，这幻觉恐怕也有着作品的共同情调的来源吧！阿秀的走投无路和野猫子的逼上梁山，虽矛盾而却统一在旧社会妇女的共同悲剧命运里。残酷的生活吞噬了年轻的阿秀，但是，过着“偷盗”生活的野猫子，虽然嘴里唱着“这儿呀……也没有忧，这儿呀……也没有愁”，其实心灵上何尝不也是笼罩着“原是在刀上过日子”的阴影。逝去的悲哀，是铭刻在心灵里的历史，人们是不会轻易抹掉的，特别是当旧地重游，新生的欢乐冲击着心灵的时候。作者曾经和作品中的人物在苦难中共同过呼吸，所以《野牛寨》虽然是一篇写新旧生活对比的作品，却由于渗透着作者深沉的爱和憎，而格外清新感人。
小说的故事是写的三代妇女生活命运的变化，实际上是反映了我国南疆社会生活的激变。二三十年前，当地主、恶霸、鸦片和赌博还统治着南疆一带的时候，作者曾经遇到过这样一对母女，母亲是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女儿是一个勤劳、泼辣的姑娘。她们不知从哪里来到克钦山的茅草地。为了混口饭吃，那阿秀姑娘宁愿不拿工钱，给马店老板干各种辛苦的活路：扫马粪、下厨房、抱孩子，甚至给大烟鬼老板刮烟枪，“一天到晚，她总是找些事情来做，没有见她闲过。”从此这马店的生活也“活跃”起来了，处处充满了阿秀的爽朗的笑声。阿秀的美丽，阿秀的勤劳，阿秀的乐观性格，吸引了附近的人们，但紧跟着就来了谣言——“这是赶马人带来的，说是有一个姑娘给一个恶霸地主拉去做小老婆，她逃了出来，又给恶霸地主抓了回去，可是不要她了，打了一顿，就把她卖给妓院里做妓女，她又从妓院里逃了出来。这个姑娘就是阿秀。”谣言立刻传遍了山谷——这却是阿秀来到马店以前的真实遭遇——也立刻破坏了这母女的生活，马店老板不用阿秀做工了，人们都用异样眼光看待阿秀了，勤劳的阿秀不再受人们欢迎……可是，顽强的姑娘却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她戴着斗笠背个背兜，拿起砍刀，砍柴度日。不料想，克钦山官又要来抢她，于是，柴也砍不成了，只好又逃……。阿秀的“总会有地方让我们活下去”的热烈希望，在那鬼蜮［yù］的社会里，一直没有得到兑现。她妹妹阿香这样追述了阿秀以后的生活：
她嫁了个人，那个人不学好，吃鸦片烟，又赌钱，把家败得像水冲光的一样。我姐姐气极了，跟他打了一架，就把他赶开。他就跑到恶霸地主那里去，约了一群坏人，来抓我的姐姐。我姐姐看势头不对，就逃到山上，又逃到江边，想浮水浮到对岸去，不幸中了一枪，再也浮不起来，就冲走了。
这个勤劳而又美丽的少女，就这样在反抗和逃亡之中悲惨地度过了她的一生。就遭遇来说，阿秀和作者另外两篇作品里的周四嫂（中篇《一个女人的悲剧》）、永森嫂（短篇《回家》）没有很大的不同，“这只是证明旧世界，多么野蛮残酷，……几千年来岩石似的旧世界，不知压碎了多少美丽的生命啊！”不同的只是，阿秀虽然死了，她的美好的精神和性格，仍然活在边疆妇女的身上。她的爱说爱笑，勤劳、勇敢、乐观、顽强的劳动人民的品质，在解放了的中国，却有了充分发扬的机会。阿秀的妹妹阿香成了野牛寨的社长，女儿阿明成了乡村医生。在大跃进中间，野牛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筑了跃进堤，开了团结?，使这个缺粮区，变成了余粮区。虽然旧社会的鸦片毒，败坏了这个村男人的身体，直到现在这个寨子的妇女比男人多，而这些像阿秀一样勤劳的妇女，却开创了值得自豪的家业。旧社会被连根铲除了，虐害阿秀的封建势力，也像砂石、杂草一样，失去了它们的基础。阿明的爽朗的笑声，无拘无束地洋溢在蓝色的江边，再也不会受到污浊空气的压力。有了这番感情经历之后，我们也会像作者一样“惊异地睁大了眼睛，想把赵淑英看得更清楚一些”。她的美丽的生命和母亲阿秀是有着怎样的不同啊！“新的世界就展现在她的四周和脚下，随着山坡，她步步升高，阳光正为她发出灿烂的光辉，山花正为她显示鲜艳的颜色，鸟儿正为她婉啭着歌喉。”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了！”
《野牛寨》的情节不很复杂，构思也并不巧妙，甚至可以说，这本来是一个巧合的故事，作者却没有在艺术构思上下多少功力，因而，我们看起来还不免有结构松散，不够紧凑的遗憾。故事虽然叙述得动人，写人也还不完全是它的长处。阿秀的性格塑造得比较突出，其他人物却只能说是她的陪衬。小说的动人的魅力，是那生活的变化融洽无间地体现在作家的感情经历里。作者出现在小说中，并不是旁观的第三者，也不仅仅是事变的见证人，而是生活命运的同路人。新旧生活的激变，在作者的笔下，是透过作者的心灵颤动，听到了时间行进的脚步声。逝去的悲哀和新生的欢乐，熔铸了作家的感情，也熔铸了作家观照生活的眼睛。阿秀的遭遇是悲惨的，但造成阿秀生活悲剧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应该懂得珍重这新生的欢乐，“幸好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了”，这是阿明能步步升高的生活阶梯，也是这个短篇的意味深长的主题。
据说《野牛寨》所写的一切，“几乎完全是真实的”，这或许也是这篇小说写得动人的原因之一吧！但我想这也不一定非常重要，因为写过《南行记》的作者，对于旧的边疆，曾经有过那样痛切的经历，而旧地重游，看到新生事物这样茁壮地成长，哪能不唤起对旧的悲剧的深沉回忆呢？
在《南行记》里，作者虽然努力写了“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但那挣扎却真像是从荒漠的土中冒出的芽尖一样，阳光和雨露的恩惠，抵消不了暴风的袭击，它们来不及生长就枯萎了。受蹂躏的“摆夷”少女，固然只能“低低地垂着头，软弱无力地拖着足步”，就是那倔强的野猫子，不也是“在刀上过日子哪，迟早总有那么一天”吗？已经模糊感觉到苦难来源的作者，也只能在沉重的感情里，发出“我诅咒你那么一笑”的微弱呼声，而《南行记续篇》所写的，则不再是在挣扎中的弱小者，而是“弱小者”做了真正主人的欢腾的笑声，这该是多么的不同啊！
许多老作家都像艾芜同志一样，在旧社会有过自己的生活基地，几年以前，先《野牛寨》我们就曾读过冰心同志重游青龙桥的散文，那感受也完全是两样的。这些虽只是世态的一角，却也能给读者照出整个社会的生活激变，用作者的心灵的脚步声丰富了读者的感情经历。我们欢迎这样的旧地的抒情，也期待着有如此之类的更多更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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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识得春风非等闲
——读《小交通员》、《路遇》随记
杨垦夫
在生活中对人和事物的了解总很少是一眼看去就什么都透彻了的。人是各式各样的，在具体的人身上，外在与内在、外表与内心、次要的与主要的东西等的结合也会是多样的，因而，认识人不能简单化。艺术作品在刻划形象、在引导读者了解生活上也不能简单化。新近读了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是马识途的《小交通员》（人民文学八月号），一篇是雷萌的《路遇》（人民文学一月号）；这两篇作品在这方面都有值得称许的地方。
《小交通员》写作地下工作的党员老冯和新找来的小交通员小丁（丁宗平）从初相识、不了解到了解的故事。小丁刚出现时，他给老冯的印象是个调皮、满不在乎甚至有点流气的靠顶壮丁混饭吃的小家伙。瞧他的样子：眼睛透着机谋，是“会说话的眼睛”；嘴角翘着，还不时地鄙夷地抿抿嘴；特别刺眼的是嘴皮上还玩弄着纸烟。在未介绍来之前，老冯和他在客栈里半夜不期而遇，他躲避抓逃跑壮丁的人跳窗而进，已有一个不好的印象。老冯心想怎能让这样的人作交通员呢？介绍人的交底，说明了小丁是烈士子弟，政治上可靠，人又聪明，至于顶壮丁是替穷兄弟解危扶困等，这才打消了一些误解。但是紧接着又发现他听交代工作“满不在乎”，看来是工作不当心的人，还发现他爱压马路、逛茶馆。但有一件紧急事又只好交他去办：送信给一个可能被叛徒出卖的同志。急人的是交代时他似乎不着急，更急人的是两天没回来。老冯进城去看被钉了梢，小丁倒安逸地过来打招呼，这不益发使人生气么？其实，在小丁设法使二人摆脱钉梢以后说清了情况，才知道他那些似乎叫人急的地方正联系着他的可贵之处。似乎是调皮，实在是机智；似乎是乱逛，其实是为了熟悉人和熟悉环境，像他对茶馆的熟悉在摆脱钉梢时就见了分晓；似乎是漫不经心，其实是胸有成竹；似乎只是不好的玩烟的习惯也包含着他少年的顽皮。在认真、负责、机智、勇敢的实际行动中，小丁的可亲可爱感动得老冯直说“好同志，好兄弟！”同刚在老冯面前出现的样子相比，小丁的形象逐步展开来并深化了，原来被不招人喜欢的外表所掩盖着的光采终于显露出来了。作品临结尾时，交通站被包围了，小丁舍身打先冲出去，又机智地带着同志们脱了险，这又为已显露的光采添了浓重的一笔。
《路遇》所写的和上篇有类似之处。不过这里是解放区的一个老农民对“我”——过路的八路军干部的误会，因而“我”也对老农民先没有好感，后来才了解到老人的误会出自对革命的关切。这里写的是战争年代常有的事，行军转移和同志们走散了，这个干部就顺河走着去找自己的队伍。由于砂子一次次捣乱，“我”发火了，就脱下鞋在地上狠拍，不料却被当作坏人使暗号。旁边庄稼地里跳出来个老农民对这过路陌生人加以严厉的盘问，老人是自觉地尽保卫解放区的责任。一个问得严厉而毫不放松，一个要保密，不免支支吾吾，似乎有点辩解不清。只是在“我”确乎流露出那种“坚决的革命意志”后，老农民才把“我”当作自家人。这时分，共同的革命感情使两个人一霎时亲近起来，严厉的老人突然变得温厚、慈祥，要被误解的“我”快把鞋穿上。这里老人可敬可亲也渐渐展开来。接下去，老人问“我”年纪，问毛主席身体如何，直到知道了毛主席身体是壮实的，才更进一步揭示了老人内心丰富、深厚的美好感情。“这就好啦，这就好啦……！”老人说着这句话，“两眼眯成一条缝，脸上露出开朗的笑容，这笑容盖过了他外形的丑陋，我觉得他很美很美”。他要捎信给在我们部队的小子，要他好好干，也劝“我”好好干，还嘱托要像锄草务尽一样除尽反动派。到这时，老人对“我”不是引起反感的外形丑陋而又严厉得怕人的老头，确实是好得感人肺腑的与革命声息相通的老人。
说起来，这写法有点像所谓艺术手段上的欲擒故纵、欲扬先抑了。但这两篇作品确也能从解开一些问号和结子里，逐步打破了原来不怎么可亲可爱的印象，凸现出两个使人越来越觉得可亲可爱的形象。这里人物形象的展开是由相反的方面向要赞扬的方面的推移，是从表面上的丑陋、态度不可亲、一些次要缺点等向人物更本质的东西，人物的美好的基本品质的推移。这两个人物的刻划不能说是十分丰满的，但的确可以看出写得不是简单化的，是写得真实可信的。就具体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来看，作者在描绘人物上是单纯、自然的，而对人物从外在到内在、从外貌到内心的刻划上给人的感受是比较丰富的。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在做什么事，而且力求写出做这些事和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的联系，可以叫人触觉到人物活生生的气息。
从展开人物讲，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可以而且应当有不同的要求。这两篇小说在刻划与描写人物上也是从短篇小说的容量、选材等特殊性作了考虑，所以写人物比较集中，笔墨还算经济。《路遇》选材和提炼都下了工夫，很有简练、明晰的好处。一场路遇，自然写来，颇有趣味。在烘托气氛、点染人物上简洁有力，夹便交代“我”的情形，也应孔下楔，错落有致。全篇结构得体，文势流畅；写老人从庄稼地跳出始，又从走进庄稼地收了一笔，不仅前后呼应，而且末尾老人在包谷林里还喊了一声，人去声在，富有余味。在短短六千字上下的篇幅里，借解放区路上一件平常事，能写出人物面貌，又处处觉得与当时局势联系很紧，虽是小篇幅，读来却有大气势。《小交通员》篇幅比《路遇》长一倍，但就谋篇、剪裁讲也是颇费心思的。看得出，作者对小丁这样人物有更多的了解，但在作品里只着重写了两件事，一件是客栈里夜遇，一件是交代送信任务直到共同脱险。开篇从小丁被介绍来写起，夹着回叙客栈那一段，引起了读者对老冯反感的小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的兴趣；接下去，解决了些疑惑，新问题又出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引人读到底。特别在后一件事上，作者对小丁的认真、负责、机智、勇敢等将要展示的品格总是欲露先隐，引人寻求答案。这个人物虽然内心世界写得还不够细，但他以自己的行动的说服力，说服了老冯，也说服了读者。《小交通员》能在现在这样篇幅里从曲折、生动的生活故事里写出这个人物，应该说是不容易的。
如果说到这两篇有类似处，那么也都各有特色。比较起来，《小交通员》的作者更善于讲故事，情节的引人，扣子的运用，都使人觉得作者吸收了传统的说部作品的长处，写人物的行动很有吸引力。《路遇》里却是更多一些优美的散文那种抒情气息。这篇作品给人突出的感觉是色彩明净、自然，仿佛在讲述中也含着诗情画意。通过作品里“我”的讲述，不但有那种热情洋溢的调子，和回忆趣事那种喜悦与幽默，而且写“我”与老人的感情交流也是自然而感人的。当读到老人向“我”坦述心志，倾吐对毛主席的热爱、对胜利的信心，直到喊着打反动派要“不、打、完、不止”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随着讲述人一起满身流热，感情激荡。作品前面写的黄糊糊平静的河和惹起事故的砂子，在后来却又被拿来引发出一段感人的抒情描写。老人最后的话振奋着“我”，于是景物的画面在眼前也出现了新的意境：那河
“它不仅在动，而且动得很快。现在我才晓得，是河总得流啊，世界上没有不流的河啊！”这里写了老人形象的感人，写了讲述人的内心世界，不也写了这个老人身上所体现的群众对革命的感情，使人更增强了胜利的信念，更加感到了人民那深厚的永不停息地前进的力量吗？就在结尾，奋力步行的讲述人又紧呼应着前边交代道：鞋里的砂子不会没有，可是，心里的砂子已经没有了，没有了。由于这里的抒情，那像写意画一样简练、苍劲的老人形象就显得更加余韵悠然。
另外，也可以看到这两篇作品在刻划人物上还有个共同的现象，都是在人物间存在有这样那样的误会或误解，而后来人物真实的好品质打消了另一方的误会或误解。记得曾有人因为那种简单化的作品中也有一类是常套用误会的，因而认为似乎写到误会、误解就会联系着简单化。其实，写误会、误解并不一定就是简单化。但是任何艺术手法如果违背生活真实去任意套用，那才是简单化的病根。在生活中，人物会产生误会、误解，在艺术中也就可以写，问题是要写得自然，要符合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和人物本身的性格。如果说，艺术中那种运用得好的巧合是能从整个艺术形象的必然出发，以偶然的形式来表现人物在新的际遇中的思想、言语、行动，从而有助于揭示人物的性格或性格的新的方面；那么误会、误解也常常与巧合的际遇联系着，在这时人物由种种原因而产生认识上的差误、错觉，并且引起或加强了一些暂时的矛盾。这里也可以是揭示形象、刻划性格、描写人物的天地。既然艺术形象的展开所运用的手法有无生命力在于它是否植根于生活真实，是否是从艺术形象本身所生发的需要，因而，巧合与误会在艺术中的成败，也就在于是否运用适当，是否真实可信；滥用或硬套巧合和误会所造成的艺术上的失败，咎责不在艺术手法本身。这里两篇小说也许在运用上不是无瑕可指的，但的确并没有因为写了误会、误解而使人物减色。这里不是生硬的套用，而是人物形象的展开所自然需要的形式，在这具体的情形下是突出了人物，突出了主题思想。看来这里也说明了艺术形象的刻划，可以有多样的手法，但这些手法总应该是与对生活的认识、选材和提炼，与人物的形成交织一起而自然生发出来的，它不是勉强外加上的，而是适合于具体作品的具体的艺术表现途径。
这两篇作品也许并不是近来短篇中最出色的，但至少在写革命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中，算得上是有特色和引人注意的好作品。从其具体内容看，作者能引导读者逐步深入人物，透过一些障碍而看到人物的美好品质，这样去把人物写得有厚度而不简单化的努力，是可贵的。这形象展开的不简单化的过程使人更加深了对人物的喜爱。就说《路遇》里的老农民，在对“我”一番严厉得怕人的盘问之后，又那样纯朴地流露了对革命的感情、对胜利的信念，他的可敬可爱也更是活生生的了。这时老人的满脸春风，是从那颗支持革命的心的深处发出来的，这使老人在讲述者眼里不复是严厉得怕人，也不复是丑陋，而觉得他很美，很美。由暂时矛盾的解决，他们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才产生了新的感情。这是讲述者识得了老人那可贵的春风，而这过程的真实可信不也是作者善于使读者识得这种可贵的春风吗？识得春风非等闲，我想，这样的作品从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来说，都确实是值得一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