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关于社会生产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
王泽民
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它的内部条件，也有外部条件；有社会条件，也有自然条件。在生产力内部、生产关系内部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阐明生产发展的规律，无疑问是需要长期进行探讨的。现在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和物对立的统一
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社会关系，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展社会生产。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客观发展过程。因此，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只有大体上符合客观规律时，才能获致良好的效果，达到预期的目的。
人类为了生活，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由人实现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联合起来的有目的的劳动活动，即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过程。通过物质资料生产的实现，人类的生活需要得到了满足，积累起经验，取得了生产技能，反过来进一步扩大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以此推动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但是，人类本身，人的劳动能力，都离不开一定的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而且一定的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使得人们只能采用一定的活动形式和方法。人们常说，人力胜天，万事皆在人为等等，这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人类具有利用和征服自然的伟大潜力，只要按照客观规律正确地来运用，它就可以源源不绝地迸发出来，创造出一定的奇迹；而不是指人能离开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进行生产，能为无米之炊。事实上，只是由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人们的劳动技能、生产经验，才随着变更和发展的。
首先，人只有借助生产工具，才能发挥自己天然器官——四肢和五官的能力，开发自然资源和征服自然。人的劳动能力同制造、使用生产工具密切不可分离。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类劳动是从制造和使用工具开始的。同时，劳动是人们体力和脑力的支出，它取得生产成果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使用纺纱机一小时的劳动同使用手纺车一小时的劳动相等，然而前者的生产成果却大大地超过后者。这说明，只有有了生产工具，并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才能使人的劳动产生伟大的效果；只有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在生产中采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才会唤起人类劳动的伟大潜力。
其次，人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技能、智慧以及经验等等，不是先天存在，而是长期生产实践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工具，才有什么样的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和什么样的生产经验，才能制造什么样的工具。人的劳动技能、生产经验同一定的生产水平相联系，并为一定的生产水平所制约。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前，人们想像不出蒸汽机、纺纱机、织布机和其他一系列的机械设备，也想像不到使用原子能、火箭和宇宙飞船，更谈不到具有使用这些机器、设备的技能和经验。在生产发展史上，不是人想制造和发明什么，就制造和发明什么；事实是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技能和经验，然后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才能提出和解决发明、制造工具的任务。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制造有它一定的规律性，人可以认识它的发展规律性，缩短发明、制造工具的过程，但是，人不能脱离生产实践，随意地发明和制造工具。
第三，人借劳动手段作用于一定的劳动对象，才能提供出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自然界一方面是人类获得生活资料的天然资源，一方面又是获得劳动资料的天然资源。劳动生产率和各种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比自然条件差的地区，更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取得更大的生产成果。马克思说：“同量劳动在丰年表现为八蒲式尔小麦，在凶年，只表现为四蒲式尔。同量劳动，从丰矿比从贫矿，可以供给更多的金属等等。金刚石绝少在地面上出现，平均地说，它的寻找必须支出大量的劳动时间。”①
以上说明，人和人的劳动能力都是社会生产实践发展的结果。随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人类才逐渐脱离动物界，从世世代代的生产实践中蓄积起一种改造自然的力量，同自然力相对立。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和人们的社会关系。但是，人是生产的主体。人类决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力，人类从同自然力的斗争中，逐渐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丰富自己的知识，从而提高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洞察客观事物发展的趋势，并在同各种困难斗争中，逐步地实现自己的理想。正是由于这样，人类能够逐步改变自己被自然力奴役的状态；同时，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自然力的利用和改造、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善，都是由参加生产的人所实现的，而且，生产工具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大小，往往取决于人的劳动技能、生产经验以及劳动组织的状况。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有大量的事实说明，同样的生产工具掌握在技能、经验不同人的手中，在不同的劳动组织中，其作用的大小有着明显的差别。在使用同样生产工具的条件下，劳动者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就比分散的个体经济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由此可见，对待生产力中人与物这两个因素，不可偏于一面失于另一面，即既不能离开物的条件而夸大人的作用，同样的也不能不看人的条件而夸大物的作用。改善生产工具和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密切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它们能否很好的结合起来，归根到底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制度所提供的条件。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在于它解放了为资本主义所束缚的生产力，为使用新的生产技术、新的生产工具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生产工具由制造到使用，从使用到取得良好的生产成果，又是一个实践过程。其中包含着人同生产工具的矛盾和生产工具同劳动对象的矛盾，即会使用与不会使用、使用得当与不得当的矛盾。在这里，唯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要同新的机器相适应，新的机器又能成龙配套，作用于劳动对象能获致良好的成果。因此，应当爱护劳动者的精力，珍惜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到改善生产工具、学会使用新的生产工具方面，使其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用同样的劳动消耗，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没有这样一个人和物统一的观点，对于生产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物质资料生产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
生产力是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生产经验的人同生产资料相结合，它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示人类利用、控制、改造自然力的关系。但是，物质资料生产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为了进行生产，就要建立一定的生产关系，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才有人们与自然的关系，才有生产。也就是说，人们为了进行生产都必然要以相当的方式联合起来，否则，生产便无法进行。
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另一个方面，它的内容包括：（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2）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3）以前二者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任何社会生产都不能没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提供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形式，提供出人们借以交换劳动活动的形式以及产品分配的形式，任何社会生产只有在这些社会形式下才能进行。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密切不可分地联系着。我们研究社会生产发展的规律，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生产关系的内部关系。
生产关系由以上所说的三个方面所构成，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它表明生产资料归谁所占有。如果生产资料归社会集体所占有，生产资料是公有制，那么，社会成员便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这样，人与生产资料便实现了直接的结合，在生产过程中所建立的关系，就是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产品的分配也必然采取利于社会、利于个人的原则。反之，如果生产资料归某个集团、某个阶级所占有，生产资料是私有制，那么，社会成员便会依据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划分为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少占或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这样，人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便是间接的，即占有生产资料的不事生产，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则又必须从事生产。前者剥削后者，产品分配原则服从于剥削者阶级等等，在这里便是通行的原则。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表明生产关系的性质，既决定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又决定产品分配和其他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改变了，也就引起人与人的地位以及产品分配原则的变化。由此可见，任何社会都需要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都要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有一定巩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及其产品的使用、分配和管理等，就要发生混乱，使生产无法进行。但是，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开始与生产的发展不相适应，到了一定时候就为另一种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代替，从而又引起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关系等一系列的发展和变化。
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看，生产资料所有制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也会日益采取更加集中的形式，直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适合社会化生产的发展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生产规模和劳动组织的大小是由生产社会化的程度、生产工具和人们的精神状况等客观条件决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生产规模和劳动组织小于或大于上述客观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要求有与它相适应的交换形式和分配形式。如果交换形式、分配形式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不相适应，它不仅影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而且还要导致生产的衰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前提，没有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不可想像的。当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以后，坚持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对于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也就成为重要的环节了。
物质资料生产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过程的总和，生产是基础，它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但是它又离不开分配、交换和消费。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分配、交换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发展，又起决定作用。
具体说，消费是生产的终结，世界上的一切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没有生产也就谈不到消费。生产和消费由分配、交换连接起来，它们是生产与消费的中介环节。同时，生产本身就是一种消费，它会不停止地吞掉原料、材料、燃料和机器设备。所以生产开始就必须有分配和交换，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交换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显而易见，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消灭；所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自然法则是根本不能消灭的。”②
任何社会的生产过程都离不开流通过程，产品经过流通渠道一部分投入再生产，一部分进入社会和个人的消费。这如同人体的血液循环一样，是须臾不能停止的。流通渠道梗塞了，生产就会停滞和衰败。所以一定形式的分配和交换决不是消极地适应生产，当它适合生产时，它对生产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反之，它就阻碍生产的发展。这种不适应的情况，在社会生产新旧交替的时代尤为突出。往往一种新的生产形式产生了，而在分配交换方面还残存着旧的形式，人们一时还不习惯于新的分配形式和交换形式，还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才能使分配、交换与生产相适应。社会生产水平不同，生产形式不同，分配和交换的具体形式也就不同，从而它们之间的矛盾性质也就不同。因之，我们研究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不是一般地而是具体地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具体地研究分配形式、交换形式同生产形式之间的矛盾是如何产生、展开和如何解决的。为了发展生产就需要及时地研究这些矛盾，使分配形式、交换形式如何同生产形式相适应。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既然社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那么，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立的统一。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主导的、决定的方面，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社会结构的改变，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不能同它相适应，这时候，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而新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断产生，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以此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推动社会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而依次出现的社会制度。
社会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和生产关系的依次衔接，形成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首先发生变化的是生产力，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才随着变化，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开始的。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引起了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和奴隶社会的产生，其后“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③。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近代机械化的大生产，又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生产工具的变化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物质力量，是因为生产工具的变化和改革是由参加生产的人们所实现的，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人，在实现生产工具改革的同时，他们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也随着发生变化和发展起来，这就必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开始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而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这说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是一个决定性的物质条件，只有由人民群众所实现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才是引起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和改变与此相适应的旧观念的根本力量。
从总的发展过程来看，生产关系只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发展迟早总要刷新生产关系的面貌，引起社会关系的变革。但是，生产关系一经产生就成为相对稳定的东西，反作用于生产力。当它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时，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起巨大的促进作用。反之，当它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时，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起着束缚的作用。由适合到不适合，由新到旧，由推动者的作用到束缚者的作用，是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期间生产力不停顿地发展着，而生产关系却相对地不会出现根本性质的变化。
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在任何社会都表现为法定的财产关系，并由同它相适应的国家法权予以保护。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则必须保护和爱惜公共财产，维护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正当的财产。否则，人们的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就要发生混乱，不能有稳定的生产秩序，从而也就不能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又保证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它的年轻时代，由于实现了农奴的解放，劳动者有了人身自由，从而也就比较有了积极性；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使劳动者得到幸福，它只不过是把劳动者从封建关系压榨下取出来又投入资本的压榨；它只不过把劳动者从农奴地位提升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的地位，劳动者的处境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劳动者贫困的积累，这样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矛盾空前地尖锐了。资本主义经济陷于深刻的经济危机：工厂开工不足，工人大量失业，社会动荡不安，许多现代科学技术都不是用来为人类谋福利，而是用于制造大批的杀人武器。在这个阶段，生产发展总的趋势停滞了，只有在个别工业生产部门和个别地方，才有偶然的发展。到这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了，这就是说，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之点了，只有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保证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在这时改变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生产关系由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到基本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的量变过程，只有发展到一定时候，才引起生产关系根本质的变化。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的变革，会遇到统治阶级的死力抵抗，他们必然要利用国家、法律、军警等机构，扑灭革命的火焰。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不经过革命斗争，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想彻底废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以保证生产力的发展，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适应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发展的可能性，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直接结合，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从而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也就消失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依然存在矛盾。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伟大的著作中，全面、系统、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矛盾，指导我们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针对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注意调整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以及劳动组织、生产规模等，使它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都是大大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不完善的方面，是需要注意调整的。既然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变更是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因此，人们决不能主观主义地去改变生产关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既然不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进一步发展，因此，人们又不能不看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不去及时地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稳定、巩固和发展，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462页。
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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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信与疑
刘全开
人求知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疑问并不断加以解决的过程。疑，是思想的开端，也是追求答案的开始。从表面看，疑，好像是消极的，似乎是要否定一种知识，实际上却是积极的。当我们接触到一个问题，从提不出疑问到能够提出疑问，不仅是表现了认真思索的精神，也是表示了认识的发展和提高。日常生活中的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孩子看到飞机在天上飞，拿着飞机玩具问爸爸：“那飞机在天上飞；我的飞机为什么不会飞呢？”这一方面表示孩子对飞行原理完全无知，另一方面却也表示他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与他不曾意识到这个问题时相比，他的智力提高了，认识发展了。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参加一个学术讨论，开始只笼统地觉得别人说得有理，遇到对立的意见，无法辨别其是非；后来有了自己的看法，对别人的意见能够提出疑问，对问题的理解就比较地深入了一步。
从历史上看，一种新的正确的学说代替旧的错误的学说，都往往发端于疑。如果哥白尼不对当时一致公认的“地球中心说”发生怀疑，提出疑问，就无法创立“太阳中心”的学说。如果达尔文不对当时普遍流行的“物种不变”的学说发生怀疑，提出疑问，就不能创立进化论的学说。西方哲学家说：“怀疑是智慧之母”；我国哲学家朱熹说：“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陈献章说：“疑者觉悟之机也”。这些话是十分有道理的。对周围的一切事物习以为常，见疑不疑，不产生问题，结果必定是“不疑则不悟”。这对科学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是做学问的大忌。
有人认为，只有对各种邪说偏见，才需要怀疑，提出疑问，对真理则不需要怀疑，也不必提出疑问。这种认识需要加以分析。你对一种学说没有认真研究以前，怎能确定它是邪说偏见或真理呢？邪说偏见常常伪装真理的面貌出现。因此不是一眼就能识别的。就是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确实属于真理的学说和知识，它们也都是前人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付出巨大的精力和代价而获得的，后继者要占有它们，当然不必再去重复艰难探索的道路，但是必须经过自己一番学习研究的工夫，对于自己不懂的和有疑问的弄个清楚，才能使这些学说和真理转变“为我之物”。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都害怕人们对它们的学说提出怀疑。因为这些学说服务于反动的政治目的，颠倒是非，经不起事实的考验，也经不起怀疑。资本家对工人说：“你给我劳动，我给你工资，我并没有剥削你。”付给的工资和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否相等呢？如果是相等的，资本家的万贯家财又从何而来？这样一盘问，资本家的剥削就容易看清了。人们对反动学说提出怀疑和疑问的结果，最终必定是反动学说被驳倒被推翻。因此，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只有依靠专制和高压，利用人民的愚昧无知来推行自己的学说，也只有在人民愚昧无知的情况下，他们的学说才能发生蛊惑人心的力量，才能成为维护他们统治权的精神工具。
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的发展完全相一致。作为工人阶级革命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客观真理，符合于客观实际，经得起事实的考验。人民的觉醒，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文化的发展，只有利于它的传播，有利于它的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欢迎一切真理的发现，因为一切真理的发现，都可以丰富它的内容。无论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怎样的怀疑和责难，它和客观实际情况相一致而获得的真理的性质，是决不会改变的。只要有正确的立场，诚实的态度，对它怀疑的结果，必定不是否定它，而是在经过独立思考以后，进一步相信它的真理性。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①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是真理，而又害怕别人对他的意见提出怀疑，这种对真理的怯懦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难以理解的。马克思说：“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②真理决不害怕人们怀疑、责难，任何怀疑和责难决不可能驳倒真理。一个人不敢让别人怀疑自己的意见，不敢听取别人的批评，企图用强制的方法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只是意味着他没有把握真理，又没有决心去探求真理。
我们提倡“学贵善疑”的精神，但是必须说明，疑，只是探求真理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停止于怀疑，以提出疑问为满足。
疑往往是思考的第一步。没有疑，就不会认真地去思索问题。但是疑终究只是了解问题的开端，由疑而思，由思而断，获得了问题的正确的答案。“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达到了信，这才是认识的完成。疑也才算达到了积极的结果。
在西方的哲学家中，笛卡儿主张以怀疑的精神来观察周围的一切事物，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包括自己身体的存在，都是可怀疑的，只有怀疑本身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是无可怀疑的，因而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命题。但是他仍然说：怀疑只是去掉不确定的东西求得确定的东西的一种手段。这一点，笛卡儿是正确的。一个人如果只是满足于疑，把一切客观事物都看成是梦中的幻觉，不相信有真理，那就非常荒唐了。
疑，既然是为了探求客观真理，因此需要有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不能随心所欲，无端怀疑。就拿学术讨论来说，有时对互相争论的各种观点，只提出疑问，不表明自己的观点，也未始不能推动讨论的深入，对讨论有好处，但是即使这样做，也要将各方面的意见原原本本地了解清楚，发现矛盾和症结，也只有这样，提出的疑问才有根据。如果事实证明别人的意见是真理，自己的怀疑和疑问没有根据，就要放弃自己的怀疑和疑问，而不管对方的地位和身份，即便他是自己的后辈或学生。总之，一切都以真理为依归，提出怀疑和疑问是为了追求真理，放弃自己的怀疑和疑问是为了服从真理。有的同志在争论中，对别人的意见只疑不信，对自己的意见只信不疑，有时明知自己的看法错了，仍然强词夺理，这种态度是我们所不取的。当然不只学术讨论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
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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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各门类化石》的编著工作
李扬
古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是保存在地层中的生物遗体和遗迹。它是研究生命的起源以及生物的演化、发展、迁徙和绝灭等问题的基础，是划分和对比地层、判定地质时代以及研究古地理等的主要依据。
为了适应地质工作古生物鉴定的急需，高等学校古生物教学和科学研究单位化石研究的参考，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全国第一次地层会议后，负责编著一套《中国各门类化石》（不包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的著作。现在，这个工作已基本完成了。
这套著作包括古生物的十四个门类。其中已出版的有笔石、苔藓虫、层孔虫等三个门类，已付印的有中生代植物、?类、珊瑚、腹足类、介形类等五个门类，已定稿或即将完稿的有腕足类、头足类、三叶虫、新生代植物等四个门类，明年可完成的有瓣鳃类、古生代植物两个门类。这次整理编著工作是分别于1960或1961年起，用两三年的时间，由地质古生物所全部高级、大部分中级和部分初级研究人员，一共四十五人，在地质部地质科学院的一些人参加，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南京大学地质系、西北大学地质系、北京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院等支持之下进行的。
我国在宋朝甚至更早就已有了化石如何形成的概念。但是，中国真正从事于古生物学的研究历史并不很久。中国的无脊椎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的研究，是从1864和1874年开始的。1864—1923年的五十九年间，研究工作是由外国人包办的，论文在国外发表，标本在国外保存。1923—1949年的二十六年间，中国五十多个古生物工作者奠定了这门学科一定的基础。直到1949—1961年的十二年间，我国古生物学才走上了自力更生的大道。《中国各门类化石》就是把九十七年来百余名作者用七种文字发表的近千篇论文和资料，按照新的分类系统作了综合整理（全部摘译成中文，属种的名称也由拉丁文试译成中文），并根据新近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评述，或指出存在的问题。
通过这一系统整理工作，我们在学术上获得了丰富的收获。
第一、对于中国过去各主要门类化石的研究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编入这些门类的化石，据初步统计，共有七千四百二十九个种和变种，文字记述八百万字，照相图片约一千三百幅。在分类方面，修订了许多属种名称，少的在10％左右，多的达30％。同时建立了十个新科，六个新亚科，二十七个新属和五十多个新种和变种。但是，我国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海陆交替地区，几乎世界上主要类型的动植物化石都很丰富。而我们研究较多的?类，也仅占世界上已知种的30％，三叶虫占13％，这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大量采集空白地区、空白时代的化石标本，补齐空白门类，加强基本描述工作。
第二、修改了一些地层单位的地层时代。通过腹足类化石的研究，我们认为广西上新统邕宁组中、上部的陆相沉积，很可能含有海相夹层淡水瓣鳃类的深入研究，修改地层时代的成果较多。除了改正川东、浙西、鄂南、赣南、华北和松辽地区过去视为白垩纪的地层时代应为侏罗纪以外，还建立了我国侏罗白垩纪四个动物群标准，即早期侏罗纪克勒氏丽蚌——圆形图土蚌动物群，后期侏罗纪热河球蚬——寿昌费尔干蚌动物群，早白垩世洛东褶珠蚌——青山中村蚌动物群，晚白垩世戈壁假嬉神蚌——松花江近椭圆蚌动物群。但是，就地质工作的需要和生物地层学关键问题之一的陆相中、新生界来说，关键地区的标准地层剖面和动植物群组合的顺序还有待迅速建立。
第三、对生物群的性质、分布和世界各主要生物群的关系，有了更广泛的和较深入的认识。拿古无脊椎动物来说，中国的动物群与世界许多地区的动物群都有其相似性，同时也有其特殊性。例如，我国晚二迭世的?类就独具一格。除了北高加索和印度支那地区有这类动物群的零星报道以外，世界其他地区至今还未发现类似的动物群。华中早奥陶世的腕足类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我国晚二迭世的头足类似可单独成为一个生物区。我国寒武纪的三叶虫，主要是属于太平洋类型的，但在中、晚寒武世时，南方和西北某些地区还渗入了一些大西洋类型。我国陆相中、新生界的介形类化石，具有相当强的地域性，几乎每个大盆地都有它的特殊性。特别有兴趣的是我国淡水瓣鳃类生物群的分布问题。现代东方区的蚌类在我国中侏罗世或更早已经产生，它与同期的西伯利亚及中亚的安哥拉蚌类产于同一地质建造中。但是，东方区的蚌类在侏罗纪时可能未分布到我国西北地区。侏罗纪后期，热河动物群或图加动物群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东南沿海地区，仅在少数地区见有东方区蚌类化石。拿古植物来说，我国泥盆石炭纪的五通期植物群，石炭二迭纪的华夏植物群以及侏罗白垩纪的植物群，不只材料丰富，并在组成内容和地层分布方面，都颇具特色。
这次编写整理工作，由于条件和时间的限制，系统整理还不彻底，对于系统演化、个体发育、细微构造和古生态等许多重要问题很少涉及。由于化石材料少，不但边远地区的材料基本上未着手研究，就是过去研究较多的华北、华中、西南地区，还有大量的化石未进行描述。过去各门类单独研究的多，综合几个门类来解决生物地层问题的少，运用新技术的成就更少，因此对一个地质时期生物群的综合面貌和生物相的变化，也很少了解。尤其是在结合沉积相变化的研究了解生物相与沉积相变化关系方面，工作做得更少。在时代方面，工作很不平衡。早石炭世的?类、石炭二迭纪的苔藓虫、中生代的腕足类、志留纪至二迭纪的头足类和瓣鳃类、古生代的介形类、晚古生代的三叶虫等，都研究得很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着重研究各门类古植物的形态分类、演化，各地质时代古植物组合层序及古植物地理区划；加强各门古无脊椎动物形态、分类、演化等的研究，进行各地质时代生物相的研究及其与沉积相、大地构造等关系的探索；加强各门类微古生物的特征及分布规律的研究；进行在生物进化、分类、分布、生态上有特殊意义的化石的研究；有步骤地进行空白、边远地区及海底地层中化石的研究。
本文由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赵金科、卢衍豪、王钰、杨敬之、李星学、穆恩之、顾知微、俞昌民和余汶等同志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