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从头开始
——学习札记
若水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反杜林论》，第三十四页）
这一句话是对唯物主义的方法的极好概括。
然而，恩格斯说的“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应当怎样理解呢？难道马克思主义者不主张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吗？难道恩格斯本人不是也在同一本书中强调辩证法在新的研究领域里多方面运用的重要意义（见同书第一三九页）吗？
恩格斯的这句话，是在批判杜林所采用的先验主义方法即唯心主义方法时说的，所以，他说的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事实是第一性的，原则是第二性的。不是先有原则，然后从其中推演出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来（像黑格尔和杜林那样），而是先有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然后从其中总结出原则来。因此，原则必须适合事实，而不是事实必须适合原则。
从客观存在开始，从事实开始，——这就是从头开始。
列宁在批判主观社会学家米海洛夫斯基时说，“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尾开始。当你还没有研究过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甚至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未能去认真研究事实和客观地分析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时候，你怎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一二三页）“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摈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做了科学的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责备马克思，说他从头开始，而不从尾开始；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关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同上，第一二五页）
从具体事实开始和从一般原则开始，从头开始和从尾开始，这是两种研究方法的对立。
“从尾开始”的方法是怎样的呢？可以拿杜林作例子。
杜林在他的著作中企图论证世界的统一性。世界是统一的，这本是客观事实，是真理。可是杜林是怎样去证明的呢？恩格斯把杜林的思维过程简括如下：我从存在开始。所以我思维着存在。关于存在的思维，是统一的。可是思维和存在应当互相一致。因之，在现实中存在也是统一的。
杜林以为，既然他能够在头脑中把世界作为一个统一体来思维，既然他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存在”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也一定是统一的。这就是由原则到事实，由思维到存在。杜林实际上不是从存在开始，而是从关于存在的思维开始，从抽象的存在开始（这里他模仿了黑格尔）。杜林也企图达到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但他是使存在适合于思维，而不是使思维适合于存在。这正是唯心主义者所了解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恩格斯揭露了这一点，指出：“企图以思维与存在的一致（I dentit?t，或译同一性——引者）去证明某一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某个黑格尔的最荒唐的、神魂颠倒的幻想之一。”（《反杜林论》第四十二页）
辩证唯物主义者也承认思维和存在一致，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然而这种同一性是以存在为基础的，因此，决不会“企图以思维与存在的一致去证明某一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而是要用社会实践来证明思维和存在的一致。
辩证唯物主义者是完全从另一条道路来论证世界的统一性的。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不是两三个变戏法似的词句所能证明的，而是要由长期的和艰苦的哲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证明的。”（同上，第四十三—四十四页）这个方法就是“从头开始”的方法。
如果是从原则出发，那就有这样的问题：这原则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还是从外部世界来的，那么，原则就不是出发点。如果是凭空从头脑里来的，那么它怎会适合外部世界呢？
然而，如果原则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如果它是正确地从外部世界总结出来的一般结论，那么，它是可以反过来指导我们的研究的，是应该继续运用于新的研究的。在这里，一般结论就变成了方法。在这里，就有一个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这一点，《矛盾论》已经给我们阐明了。
但是，在一般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新的研究，即使这个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仍然是要“从头开始”，不能“从尾开始”。这就是说，结论是从对具体事实的具体分析得出来的，不是从原则中推演出来的。要用一般原则去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用一般原则去代替具体分析。
杜林攻击马克思，说马克思是这样推论的：根据辩证法的规律，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就转化为质，因此，货币达到一定数量时就变成资本。还有：根据辩证法的规律，事物的发展阶段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因此，既然资本主义制度否定了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使小生产者变为无产者，那么下一步的发展必然是否定之否定，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剥夺剥夺者。
对于这种歪曲，恩格斯作了有力的驳斥。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是从事实出发，说明了货币何以会转化为资本，并且具体地分析了这种转化的条件的。“马克思说：只有当价值量达到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数量（这个数量虽然因条件的不同而各有不同，可是在每一个场合都是一定的）时，它才能转变为资本——这一事实是黑格尔规律的正确性的证明。”（同上，第一二九页）可见，正好和杜林说的相反：依照杜林，马克思是用质量互变的规律来证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必然性；依照马克思本人，他却是通过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事实来证明质量互变的规律的正确性。
同样，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只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已经作了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以后，才说这个过程是“否定之否定”。“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想也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的历史必然性。相反地，在他以历史观点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已经真正实现，部分往后还一定要实现以后，他才指明，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是按一定的辩证法的规律发生的。全部就是如此。”（同上，第一三八页）
恩格斯本人也正是这样对待辩证法规律的。
恩格斯曾用多年的时间去研究自然科学，他给我们留下了未完成的然而是十分重要的《自然辩证法》草稿。这是他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宝贵成果。恩格斯在这里对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作了哲学的概括，指明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了辩证法的正确性。他并没有反过来用辩证法的某一条规律去“证明”自然科学某一具体结论的正确性。
不错，恩格斯也常常从辩证法的观点去对某种科学学说加以评判。例如，他对康德的星云说就作了很高的估价。他说，康德把“僵硬的自然观打开第一个缺口”，在康德的发现中
“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他的关于星云说的著作是“划时代”的。然而恩格斯认为为康德的星云说提供论证乃是自然科学家的事情，至于他自己从哲学上所做的只限于指出康德学说的重要意义，指出这个学说的方向是正确的，即不是把地球和太阳系看成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有其形成的历史的。的确，不管从今天的自然科学眼光来看康德的星云说是否陈旧，然而今天的自然科学是毫不怀疑太阳系有其形成历史的，因此还是继承了康德的方向。
这样，就可以了解，即使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或原理），在运用于研究问题的时候，也还会有科学唯物主义方法和主观主义的方法的分别，会有“从头开始”和“从尾开始”的分别。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正是后一种方法。
有时在一些论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提法：某种科学学说是符合辩证法的，因此是正确的。这种提法就值得分析。也许，这种学说的确是正确的，但要证明其正确性，却只能靠事实的检证，靠对客观材料的分析。单拿这种学说和辩证法的规律作比较，并不能判定这个学说的具体结论是否正确。辩证法是一般原则和方法，它能为科学研究指出一个前进方向或发展道路，能帮助科学家正确地理解他们的发现的意义。这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应该低估自觉地掌握辩证法对自然科学的巨大意义，但是如果把它的作用加以夸大，那也违反了科学本身。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七五页）。辩证法认为太阳系也是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起源，但这不能代替天文学中的地球起源论，那是一个有待自然科学家探讨的具体问题。也许有一天星云说会完全被推翻，而被一个另外的证实了的学说所代替，但只要这个学说认定太阳系有它自己的起源，那么这只是推翻了星云说而没有推翻辩证法。辩证法肯定太阳系有它自己的起源，至于太阳系究竟是怎样起源的，那是要自然科学家去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因此，任何一个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新假设的科学家都不能说，他的学说是符合辩证法的，因此是正确的。如果要说“正确”的话，也只能说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说因此具体结论也是正确的。再例如，辩证法也肯定物质是不可穷尽的，至于目前自然科学家所知道的基本粒子内部还有什么样的结构，这也要自然科学去研究，辩证法并不能预先告诉你，因为这不是哲学问题而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因此，即使自然科学家们同样基本上遵照唯物辩证法（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也还是可能提出不同的假设，形成不同的学派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需要百家争鸣。
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也是这样。在论证某一项具体改革措施的正确性时，如果只是说，依照辩证法的规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目前的改革措施是正确的、必要的，而此外对改革的客观根据和条件没有或很少具体分析，那么，这是不解决问题的。从“一切都是变化的”这个辩证法的原理中，并不能推论出某项事物在什么时候需要改革和怎样改革。如果有人主张暂时不要改革，那也未见得一定违反辩证法，因为辩证法也承认事物的相对稳定性。所以，关键问题在于具体条件，而这只能依靠对事实进行分析，不能依靠从原则进行推演。
可能，用这种“从尾开始”的方法所企图证明的结论本身并没有什么不正确，但如果这结论是正确的话，它也不是从原则中推演出来的，而是从事实中概括出来的，只是作者对正确的结论作了空洞的论证。在叙述了一般原则之后，来一个“这就是说”或者“由此可见”，一下子就跳到一个十分具体的结论。用这种方法，可以对正确的结论进行论证，也同样可以对不正确的结论进行论证，因为这种论证是表面的，形式主义的，好像作了论证，实际上没有作论证。
这样一种对原则的应用，就是所谓“套”：套公式，套原则。套子是现成的，只待把事物装进去就可以了。这也是极省事的所谓“简单化”的方法。
理论和实际必须联系，这一点已经讲得很多了，当然以后也还需要继续强调。然而有一个与此密切联系的问题也不可忽视，那就是理论和实际如何联系的问题。理论和实际可以有生动的、深刻的、真正的联系，也可以有死板的、肤浅的、形式的联系。我想，在反对理论和实际脱离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理论联系实际的简单化吧。其实，简单化也还是脱离实际的另一种表现。多向经典作家学习，我们是可以把理论的正确运用同“套原则”、简单化的方法区别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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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具体分析
沙英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这些基本原理在实际方面的运用，正如‘宣言’本身所说，是随时随地都要依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同志以同样的精神教导我们说：一切都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对任何问题都要进行具体分析。由此可见，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这个问题是如何的重要了。
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矛盾，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各种事物又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皆有其特殊性，即有其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我们既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而尤其要研究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所谓具体分析，就是具体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发现其固有的本质。具体事物是作为多样性的统一而存在的，是作为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和关系的整体而存在的。我们通过全面的分析和综合，不仅揭示具体事物的本质，而且认识了事物的整体。
要想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事物内部的本质是隐蔽的，是通过外部现象而表现的，而且本质和现象是有矛盾的，外部的表现形态有时是歪曲的。假象也是一种现象，它甚至给人一种和本质完全相反的印象。同一个本质，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也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是直接相符合的话，那末任何的科学都是多余的了。人的认识过程是从现象揭示本质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两个环节组成：一个是由具体到抽象，一个是从抽象到具体，如此循环往复，使人的认识逐步提高和深化。当然，这个认识过程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而且是以实践为真理的客观标准的。
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只有发现了具体事物的本质，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谁如果企图找到一种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或制定一种适用于任何情况的原则和计划，那是十分荒谬的想法。不错，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但是它毕竟是一般的指导原理，它只能给我们指出道路的方向、依靠的力量和基本的方法，至于说在这条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采取什么政策，那是要靠我们自己根据这种指导原理来具体分析和制定的。列宁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不是建立在主观愿望上，而是建立在对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分析，特别是对阶级关系的唯物主义的估计上的。我们应当根据无可争辩的事实，根据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确定自己的政策。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平时处理各种问题和进行工作的时候，不论是总结过去的工作，不论是把握当前的形势，不论是确定今后的方针任务，都要对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如果不进行具体分析，只根据主观的、片面的认识，轻率地作出判断，那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那末，怎样进行具体分析呢？“巧女难为无米之炊”。人的头脑，只是一个加工工厂，要进行具体分析，首先要有材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马克思正是按照这种精神来进行研究的。他为了写作《资本论》，曾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钻研过大量的材料——将一千五百种书籍都作了提要，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恩格斯也非常重视资料的工作，他为了准备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曾用二十一个月的时间，详尽地研究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著作，批判地审查了各色各样的官方文件和非官方文件，而且亲自到工人中去调查和观察他们的生活条件。他在这本书的德文本第一版序言中说：“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列宁说：“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因此，当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时，只有搜集关于这个问题的各方面的材料，例如过去的历史材料，现在情况的材料，正面的材料，反面的材料，等等，这才能掌握与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便于进行比较和分析。列宁最反对这种情况：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各取所需”，专门引用对自己有利的个别材料，而不顾及另外的材料、不重视综合的材料。他说：社会生活极端复杂，你随时都可以毫不费劲的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和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
有了丰富的材料，还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进行具体分析。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同时也是最正确的方法论。只有掌握了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真正认识客观现实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同志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要求观察问题要有历史的观点。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我们考察任何事物，既要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估计到时代的特征，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又要把它作为一种发展过程，从一定的历史形态加以把握。例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于“人民”这个概念的认识，就是根据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进行历史的分析，确定它的内容。这是一个出色的例子。世间上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都是具体的。我们党的政策，常常随着革命形势的改变而改变。毛泽东同志说：“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在观察社会问题时要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中，一切社会现象，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实际上都是各个阶级的利益和阶级斗争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表现。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论和行动，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只有我们牢牢地把握着阶级划分的事实，并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一切问题，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
现在，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是很巩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在我们的国家中，现在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例如：蒋介石残余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刺刀支持下还盘踞在台湾，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还存在着，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未终结……。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一有机会，总还要兴风作浪，进行垂死的挣扎。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以及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还需要长时期才能彻底克服。这都说明，阶级斗争并未消失，而且将长期存在，像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既然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还是长期存在的，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就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认清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并依据这种规律和特点来正确执行党的政策，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至于丧失警惕和迷失方向。
经典作家的著作和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都是用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条红线贯串着的，都是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的模范。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具体对象作具体分析的典型。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资本论》的直接继续，是对资本主义垂死阶段——帝国主义作具体分析的典型。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都是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从而制定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他在每一个时期内，总是联系世界普遍性的矛盾，着重地研究中国的种种特殊性的矛盾。他站在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善于根据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具体特点，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与战术。他常常教导我们要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要捉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找到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并为解决其他矛盾开辟道路。例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具体分析的范例。这篇文章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把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作了具体的、简明的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就解决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领导力量、谁是主要的同盟军这样一个革命的首要问题。
再例如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对于农业合作社能不能发展和巩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从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来考察，又从分析当时农村的阶级状况来考察，得出结论说：
（一）广大农民群众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二）我们党是有能力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社会道路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之后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仍然不富裕，这就决定了大多数农民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有贫农，有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他们占全国农村人口的60％到70％。至于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20％到30％，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据这种实际存在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看出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要我们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这个运动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并且批判了那些主张“坚决收缩”的、犯了右的错误的同志。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了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的办法，那就是必须：（一）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二）改善经营管理；（三）提高耕作技术；（四）增加生产资料，等等。接着，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又继续分析我国的经济条件，提出了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即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广大干部都要学习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的本领。毛泽东同志常常教导我们说，必须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事物的习惯。那末，怎样学习呢？首先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多作调查，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同时也要尽可能地用各种办法去搜集丰富的资料。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社会调查，认为对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作周密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是了解情况和处理问题的根本方法。他非常反对那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以“感想代政策”，“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发议论，根据“想当然”就发号施令的那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他为了帮助同志们找到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曾重印《农村调查》这个材料，并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名的著作。
其次，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重要的是要掌握它的本质和灵魂，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地指出，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向那里找立场、找观点和找方法。“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整顿党的作风》）这就是说，学习理论的目的是在于应用，我们要紧紧掌握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根本的方法，去研究实际问题，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才能有好的学习成绩。
再其次，为了善于分析事物，不仅要掌握丰富的材料和正确的观点与方法，而且还要尽可能具有较多的文化科学知识。例如研究如何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这除了要研究如何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以外，还有种子问题、肥料问题、土壤问题、水利问题、畜牧问题、机械问题、病虫害问题、副业问题，等等，如果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那就不可能顺利地解决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讲过，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不懂科学、不懂技术，那是不行的。他要求共产党员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要成为“一个深思熟虑、有教养、有条有理的人”；在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中要善于向专家们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为了学会做生意，甚至要向商人、向资本家学习。远在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总之，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经常对客观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从中引出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这是我们提高自己和做好工作的根本办法。一切本事，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做的过程中学会的。不下水的人，永远学不会游泳。只要不做懒汉，经常打开脑筋，多想问题，多作具体分析，这样积以时日，养成了分析的习惯，不断地总结经验，那是会逐步学会科学分析的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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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老子“道”的学说探讨
《文史哲》杂志今年第四期上刊载了一篇施昌东、潘富恩所写的《论老子“道”的学说》的文章，探讨了老子哲学思想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属于唯心主义的问题。作者认为，从老子哲学体系和哲学基本路线来看，它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老子哲学的“道”是老子哲学路线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它的终极点；是它的基石，也是它的核心。老子对于“道”的反复变化的种种论证，构成了老子的整个宇宙观。
根据作者的意见，在《老子》第一章中概括了那些决定老子哲学路线的最基本的论点，大致有以下七个方面：一、天地万物即自然界是由“道”派生出来的。二、“道”即“虚无”，因此，天地万物即自然界是从“无”中派生出来的。三、“道”派生天地万物即自然界，但“返者道之动”。这就是说，“道”之“动”是返复归回的，因而，天地万物生于“道”而又复归于“道”。四、自然界和生活中存在着从“无”开始的运动，而且“无”是一切运动的基础，所谓老子的“辩证法”的实质就在于此。五、老子所以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是由于这个“虚无”的“道”具有无比巨大的威力，它派生一切，同时主宰一切。六、“道”是不依赖于天地万物等自然界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是永恒的东西、绝对的东西。七、“道”本身是不可能认识的，但“道之动”即“返”或“复”，“无——有——无”的周行过程是可以观察的。这就是说，“无”即“道”不可认识，而“无”所派生的“有”是可认识的，但也只能观其“复”。
作者认为，以上七个方面就是构成老子的宇宙观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因素，也是他的哲学体系一个轮廓。很明显，老子认为自然界是从“道”即“无”中派生出来，老子的哲学就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
作者还认为，如果把老子的“道”创世图景和老子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说法综合起来看，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图式：道（无或神）——自然界（有、天地、万物）——玄德（人从“道”，精神）。这和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介绍黑格尔所做的一个图式几乎完全一样：“天——自然界——精神，打倒天，唯物主义”。这就是说，如果不打倒“天”，黑格尔这个图式的实质就是唯心主义的，就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同样，如果不像列宁那样，打倒老子的“道”，老子这个图式的实质就是唯心主义的，就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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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一本肺癌研究专著出版
一本关于肺癌研究的专著——《肺癌》，新近已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它是由上海市胸科医院的十八位医师集体编写的，主编者是徐昌文和吴善芳。
肺癌在男子恶性癌瘤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近年来，由于若干相对的和绝对的原因，其发病率还有逐渐上升的趋势。《肺癌》一书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作者综合国内外有关文献，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肺癌的病因、病理、症状、诊断、治疗和预防等作了比较扼要和系统的介绍，并在若干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体会和看法。
第二部分是病例讨论。作者根据比较典型的五十例病例，对发病因素、诊断方法和治疗措施等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着重地分析和探讨了如何建立早期诊断以及如何避免造成延误和诊断的错误等问题。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诊断和手术为重点，并对早期诊断给以很大的重视。作者把手术前的临床诊断同手术后的病理诊断作了对照，使正确的得到证实，错误的加以纠正。这对丰富临床的经验，提高鉴别诊断的技能，以及明确合理治疗的方向和计划，都是有一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