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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怀抱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首都万余大学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
彭真同志给毕业生作了指示，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作了报告
据新华社24日讯 首都各高等学校的一万多名今年应届毕业生，正陆续走向工作岗位。
许多毕业生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纷纷要求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不少学校的党委和行政领导部门，接到了许多毕业生的申请和决心书。他们感谢党和国家十多年的培养和教育，表示要学习革命前辈克服困难的精神，在国家分配给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做好工作，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北京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校不少毕业生都把到农村去、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作为第一志愿。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园艺等系有一些毕业生，一再向学校要求到边疆去，参加边疆的农业建设事业。北京师范学院一半以上的毕业生已经到北京远郊区的中学担任教学工作。工科学院的毕业生，也纷纷要求到各地厂矿参加基层的生产工作。北京矿业学院今年毕业的五百多名毕业生被分配到厂矿生产第一线。北京石油学院的一些毕业生，也纷纷表示决心，要为开发祖国的石油宝藏贡献自己的力量。北京医学院的一批毕业生，把能够到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等地区去工作看成是很大荣誉。
毕业生们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曾经专门给毕业生作了指示。地质部、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水利电力部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分别到有关学校向毕业生作报告，介绍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家对大学毕业生的希望。各校分配毕业生的工作都做得比较细致，一般都根据国家的分配方案和毕业生所学的专业特长，反复进行了研究，征询教师和学生的意见。有些学校的党委书记还深入班级和毕业生座谈，勉励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要更踏实刻苦地学习。不少毕业生家长也鼓励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奋图强，更好地发挥个人的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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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促进淡水养殖事业开辟新的鱼苗来源
十九省市人工孵化草鲢鳙鱼苗成功
南海秋季渔汛进入旺发时期，广东沿海近三万条渔船追捕鱼群
新华社讯 我国已有十九个省市先后掌握人工孵化草、鲢、鳙鱼的鱼苗技术，为发展淡水养殖事业开辟了新的鱼苗来源。目前，全国除西北、西南地区少数省份外，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水产部门都已经掌握了这几种鱼的鱼苗孵化技术。养殖事业发展历史较久的广东、浙江、江苏、湖南等地的许多人民公社的养殖场，也能孵化鱼苗。今年各地孵化的大批鱼苗已养在鱼种池中，准备明年春天放养。
我国淡水养鱼有悠久的历史，品种比较多，其中尤以青、草、鲢、鳙四种鱼生长快、长得大、味鲜美，并且可以同塘混养，被称为我国淡水四大家鱼。据历史资料记载，早在三千年以前的殷商时代，我国就有了池塘养鱼，在唐朝以前主要是养鲤鱼，唐朝后期开始养青、草、鲢、鳙鱼。但是，这几种鱼在净水池塘中不能自行产卵，过去只能从长江、珠江等江河捕捞天然鱼苗放养。解放以来，随着养殖事业的发展，天然鱼苗不能满足需要。许多地区的水产研究单位便先后着手试验人工孵化鱼苗，观察成鱼产卵规律，研究人工控制它们产卵孵化的办法。1958年，广东南海水产研究所人工孵化鲢鱼、鳙鱼得到成功以后，试验成功人工孵化草、鲢、鳙鱼的单位越来越多，河北、云南两省也分别在去年和今年孵化鲢、鳙鱼成功，使掌握人工孵化鱼苗的地区扩大到十九个省市。孵化技术较难掌握的青鱼，有的省也已试验成功。
许多地区人工孵化鱼苗成功以后，促使各地在发展淡水养鱼中，能逐步做到自繁自养。目前，广东省70％以上的公社可以自行孵化鱼苗，就地放养。过去依靠外地供应鱼苗的浙江省，今年放养的鱼苗，半数是由本地自行孵化的。福建省人工孵化的鱼苗也很普遍。
实践证明，各地放养的人工孵化鱼苗，一般都比从外地采运的天然鱼苗成活率高。江苏省苏州专区今年有十八个单位放养了人工孵化的鱼苗四千多万尾，成活率比从长江捕捞的鱼苗高60％，成本也大大降低。
新华社广州电 南海秋季渔汛已进入旺发时期。广东沿海近三万条大、小渔船，正在南海各渔场追捕鱼群。
今年秋汛来得早，广东最大的秋汛渔场之一的海丰县汕尾渔场，8月间就有大批的鲳鱼等秋汛鱼类出现。这次的汛情好，汕尾渔业公社亚船大队的六对渔船，一次就捕到一万四千多斤鱼。目前，这个渔场已有两千多条渔船在围捕鱼群。广东另一个秋汛大渔场——北部湾，现在也进入了秋季旺汛生产。合浦、钦县、东兴、徐闻、遂溪、海康、廉江等县的渔船队，已经开到北部湾的青蓝山、沙尾尖、涠［wéi］洲等渔场。出海较早的北海镇的船队已经捕到二百多万斤鱼，比去年同期增加20％左右。阳江、台山、电白等地的二千多条渔船也先后扬帆到沙堤口、万山底一带的渔场。台山、广海等地的四艘机帆船和四十只小船，9月中旬一天晚上便捕鱼六万多斤。
在秋汛生产中，各地普遍加强了领导。北海镇各渔业公社70％的公社、大队干部随船出海指挥生产。许多地方还加强了对渔汛、渔场的研究工作，注意发挥老渔民、技术员的作用，掌握各种鱼类的洄游规律，以提高捕捞效果。
秋汛是广东海洋渔业生产的黄金季节。这一季的收获，占全年产量的四成以上。为了争取秋汛有个较好收成，许多渔业公社都抓紧6、7月海洋渔业生产淡季，积极修船补网、添置渔具。省水产部门和商业部门供应给各地的秋汛生产物资也比去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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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越友好协会举行报告会
杨秀峰作访越报告，陈子平大使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24日讯 中越友好协会今天下午举行报告会，由最近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归来的中越友协代表团团长、中越友好协会会长杨秀峰作访越报告。
越南驻我国大使陈子平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报告会。
杨秀峰谈到了代表团在越南受到的热情接待，中越两国人民兄弟般的深情厚谊和越南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他说，越南人民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他赞扬了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
报告会由中越友协副会长孙晓村主持。出席报告会的还有对外文委副主任曹瑛，中越友协在京理事丁西林、鲁之俊、崔仲远以及有关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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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阮维祯副总理离京去外地参观
新华社24日讯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阮维祯和他的随行人员，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去外地参观访问。他们将在外地参观后回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伍修权、顾卓新、方毅、耿飚等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还有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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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各界公祭欧阳予倩同志
陆定一主祭，郭沫若、沈钧儒等陪祭
国内外来电来函吊唁欧阳予倩同志逝世
新华社24日讯 今天上午，首都文艺界在首都剧场举行追悼会，公祭我国著名的革命艺术家、戏剧教育家欧阳予倩同志。
欧阳予倩同志的灵堂设在剧场大厅。灵前两侧和周围，陈列着周恩来、董必武、彭真、陈毅、陆定一、康生、郭沫若、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负责同志和首都各机关、团体、艺术院校以及欧阳予倩同志生前友好赠送的花圈和挽联。
欧阳予倩同志的灵柩移至公祭灵堂之前，周恩来总理，周扬、齐燕铭等曾去医院亲视入殓。
上午九时，首都各界人士三千余人先后来到灵堂，最后一次瞻仰欧阳予倩同志的遗容。
公祭仪式于十时开始。由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主祭。陪祭人有：郭沫若、沈钧儒、包尔汉、沈雁冰、杨秀峰、周扬、张奚若、夏衍、丁西林、田汉、王昆仑、老舍、许广平、李伯钊等。主祭人献花圈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老舍介绍欧阳予倩同志生平事迹。老舍说，欧阳予倩同志是我国话剧运动的倡导人之一。他在留学日本时期，就加入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先后参加演出了反抗民族歧视的《黑奴吁天录》和反对封建黑暗统治的《热血》，成为“春柳社”的重要演员。回国后，又组织“新剧同志会”等剧社，以话剧为武器宣传民主革命，揭露当时的黑暗统治，为我国初期的话剧运动开辟了道路。同时，他积极举办戏剧学校，培养新型的戏剧人才。
老舍说，欧阳予倩同志还致力于我国传统戏曲的继承和改革工作，参加京剧演出先后达十五年，编演了二十多个新的京剧剧本，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当时与梅兰芳同志齐名，有“南欧北梅”之称。
老舍说，欧阳予倩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即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参加了反蒋抗日的政治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写了《梁红玉》、《桃花扇》、《木兰从军》、《青纱帐里》等戏曲和话剧剧本，大力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欧阳予倩同志主持中央戏剧学院，更积极地参加革命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政策，在195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老舍指出，欧阳予倩同志的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我国革命的艺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致悼词说：欧阳予倩同志一生从事革命的戏剧事业，他不仅最早把话剧艺术介绍到中国，为我国话剧运动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而且在戏曲、电影和音乐舞蹈等各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以丰富的创作和精湛的表演，为人民的革命斗争服务，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夏衍同志说：欧阳予倩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热情谦逊，对人虚怀若谷，对己严格要求，表现了一个革命艺术家的高尚品质。他一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最后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欧阳予倩同志的这种高尚品质和奋斗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公祭结束后，欧阳予倩同志灵柩移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安葬。
参加公祭仪式和吊唁欧阳予倩同志的各界著名人士有：陈叔通、廖承志、傅钟、张治中、胡愈之、邵力子、刘皑风、萨空了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有林默涵、陈克寒、徐光霄、曹禺、阿英、陈亚丁、焦菊隐、舒强、孙维世、刁光覃、蓝马、姜妙香、马连良、荀慧生、红线女、言慧珠、尹曦、马彦祥、萧三、赵树理、曹靖华、马思聪、周巍峙、蔡若虹、蔡楚生、陈荒煤、崔嵬、戴爱莲等。
参加公祭和吊唁欧阳予倩同志的还有：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及使馆官员，波兰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傅拉托、苏联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罗满宁，以及在京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夫人等。
新华社24日讯 截至今天上午为止，欧阳予倩同志治丧委员会收到来自国内外的唁电和唁函共二百五十多件。
来自国内的有各地文艺团体、机关、学校，以及杨之华、巴金、叶圣陶、金仲华、孟波、吕复、沈浮、郑君里、袁雪芬、常香玉、白驹荣、姚璇秋、陈书舫、赵丹、白杨等欧阳予倩同志的生前友好、各界人士的唁电和唁函。
香港的长城、凤凰等影片公司以及费彝民、朱石麟、吴楚帆、韩雄飞、李化、姜明、卢敦、马万祺等知名人士，也分别发来唁电。
驻京外国使节致唁函的有：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约·赛迪维、波兰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傅拉托等。来自日本的三十多件唁电中，有十四件是日本文化艺术团体和报社发来的；个人发来唁电的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片山哲、尾崎宏次、杉村春子、久保田万太郎、千田是也、岸辉子、木下顺二、山本安英、村山知义、泷泽修、白石凡、关鉴子等日本知名人士。
（附图片）
九月二十四日，首都各界公祭欧阳予倩同志
新华社记者 郑小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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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松村谦三离广州回国
新华社广州24日电 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众议院议员松村谦三和他的随行人员，结束在我国的访问后，于今晨乘火车离开广州经深圳回国。由北京陪同松村谦三来南方参观访问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孙平化陪送到深圳。
到车站欢送的，有广州市市长曾生，副市长罗培元，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王锦川、萧隽英等。
昨晚，广州市市长曾生曾设宴欢送松村谦三和他的随行人员。
松村谦三和他的随行人员在访问北京、上海、杭州后，是在昨天下午由杭州乘专机到达广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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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广东省分会
拨助受灾港胞的十五万斤大米开始发放
新华社香港23日电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广东省分会拨助香港风灾受灾同胞的十五万斤大米，22日开始在九龙十三乡和筲箕湾区发放，灾民们对祖国亲人的关怀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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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音乐家演出团在香港举行闭幕演出
新华社香港24日电 中国青年音乐家演出团23日晚上在这里的普庆戏院举行闭幕演出。他们的演出受到了全场一千七百多位听众的热烈欢迎。
演出团的音乐家全体参加了演出。他们的每一个节目都被听众要求多次加演，有的被要求加演五六次之多，演出结束后，掌声和欢呼声震动全场。闭幕演出直到深夜十二时以后才结束，比预定时间延迟一小时左右。最后，全团人员登台谢幕，并接受了香港电影演员们的献花。
中国青年音乐家演出团从9月15日起在香港演出，到24日，共举行了十四场音乐会，其中有三场是刘诗昆、顾圣婴、郭淑珍的独奏、独唱音乐会，听众达二万二千多人，包括许多国家驻香港的外交官员、香港英国当局的音乐教育官、香港中外音乐界、各界名流和青年学生以及音乐爱好者。香港的舆论对这些音乐家的演出以及我国在培养青年音乐家方面的成就极为赞扬。
演出团的青年钢琴家顾圣婴今天晚上还在香港大学陆佑堂举行了一场独奏会。
据新华社香港24日电 香港许多报纸发表文章，赞扬中国青年音乐家演出团在香港的演出。
《德臣西报》的音乐批评家查尔斯·夏维写道：“他们（指中国青年音乐家）发展了西方音乐，程度之高，可以对外边的世界作出惊人的挑战。”《南华早报》一位特约音乐评论家写道：“我们听到了许多在国际上渐获声誉的中国作曲家们的作品，他们已经把西方的技术和中国民歌的美丽调子融汇在一起。……这些年轻的中国音乐家的艺术成就和对西方音乐的深深体会，都是值得赞扬的。”
《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的许多评论，除了对青年音乐家们在艺术造诣和表演风格方面给予很高评价外，还认为他们的演奏给听众以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在文章中说，这个团的来港演出，使人们感到意义特别不寻常，“因为西洋音乐在祖国艺坛中是一枝比较年轻的花朵，是外来的东西。我们很难想像，在过去短短十多年中，就能够培养出这么多取得世界水平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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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科技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24日讯 前来我国参加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朝鲜科学技术代表团一行五人，在团长、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朝鲜组主席、朝鲜轻工业委员会副委员长田湖善率领下，今天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车站送行的，有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中国组主席、化工部副部长张珍等。
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等也到车站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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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入基层以后
本报记者 宜勤
最近，我访问了陕西省凤县县委。有一天，开完县委会，已经快下午五点钟了，县委第一书记李恒顺、副书记曹清昌等四个书记全都骑着自行车走了。县委会同志告诉我：书记们经常这样，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从下面回来，什么时候开完会什么时候就走，走到哪里，住到哪里，工作在哪里。
这段谈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这个问题访问了凤县县委会和一些基层干部和社员。原来，这个县的县委书记们，经常“落户”的地方，不是县委机关，而是公社、生产队、社员家里。今年以来，几个书记除去在县委、地委开会和布置工作约占去三四个月时间以外，其余五六个月全部在公社和生产队。前不久，县委准备召开县委扩大会，书记们接到通知后，如期赶回来了，可是，会议因故延期两天。于是第一书记李恒顺同志和县长兼副书记伍玉泉同志就利用这两天空隙时间，到县委机关所在地的双石铺公社的几个生产队去和社员谈天，了解秋田管理工作情况。他们说：歇几天不和社员聊聊，心里就感到憋得慌。平木、崖湾、平坎公社离县城一二百里地，而且连自行车都不好走，要徒步翻两个大山头，走五十多里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才能到达。像这样的地方，书记们也是经常来来去去，背着一个小帆布包，从黎明走到天黑。今年以来，就有好几个书记在平木、崖湾公社住了一个月到两个月。这个县一共有一百四十三个生产大队，第一书记李恒顺同志走遍了一百一十九个大队。他们经常在基层“落户”，因此，对基层情况很熟悉。河口公社党委书记说：李恒顺同志对全县有多少大山头，哪个山上主要长的是什么树，住着几户人家，队长叫什么名字，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书记们深入基层以后，解决了许多坐在县委机关里想像不到的问题。我在凤县期间，基层干部和社员和我谈起许多他们深入基层，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故事，下面介绍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凤县地处秦岭深山，山高地寒，多数地区种的是包谷、小麦，很少种水稻。1959年以前，全县只有水稻面积四千来亩。1960年春天，凤县县委考虑到水稻产量一般比包谷、麦子高，于是提出扩种一万亩水稻的计划。可是这个计划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行得通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县委会的大部分书记和委员都分头下去作调查。
县委第一书记李恒顺来到南星公社温江寺管理区（现在是温江寺公社）。这里正集中几百人在一块大约四百来亩地的石河坝里开稻田。石河坝里一点土也没有，大部分人在抬石头，一小部分人准备到对面山上砍树，来堵住附近一条小河的河水，以便把水面提高后再引水上山，把黄土冲进石河坝，填成稻田。
石头又多又大，要把它们全部抬走，再把树砍下来，把河水堵住，引水上山，然后把土冲下来，这在几天之内能办到吗？会不会过了插秧的季节呢？即使不过季节，这样的石河坝里能长出稻子来吗？长工出身、从小就和土地打交道的李恒顺，脑子里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他跑去和管理区主任张彦荣商量，张热情很高，回答说：行，只要有干劲，啥都行。李又问：群众意见怎样？张说：不知道，干部叫他们来，他们就来啦！李恒顺告诉张彦荣，河坝是群众开的，稻子是群众栽的，不听听大伙儿的意见，事情就办不好。
李恒顺和往常下社、队时一样，带着张彦荣和其他管理区干部到石河坝里，一面和社员一起搬石头，一面聊天。他问大家：咱水稻田要几天才能开出来，能赶上插秧吗？几个老农悄悄地说：书记，你从小种过地，行不行，你再仔细考虑考虑看。李恒顺说：我是种过地的，可是我没种过这儿的地。这儿的地是你们种的，你们熟悉情况，你们说能种就种，不能种，就不勉强种。这一说，大家纷纷议论开了。有的说：夏至插老秧，只能喝米汤，眼看夏至到了，咱们的稻田还没开出来，怕连米汤也喝不上啦！有的说：砍树，堵河，这事悬着啦！雨季快来了，咱们匆匆忙忙塞几棵树在河里，暴雨一来，树就会被洪水冲走，树冲走，水面提不高，水引不上去，土也下不来；还有几个年纪大一点的社员焦急地说：包谷快要锄头遍草，早麦子也该开镰收割，可劳力都闹到这儿来了，结果田没开成，却毁了树木，荒了包谷，丢了麦子。这时，李恒顺又回过头来问管理区干部：还能不能继续开稻田？张彦荣第一个说：原来只想着扩种水稻任务，没听群众意见，没从实际出发，既然不行，就不勉强吧！还是让大家赶快回去锄包谷，收麦子。李恒顺和管理区的干部都同意他的意见，当夜，社员们纷纷回去了。
第二天，李恒顺赶回县委会，召集了县委紧急会议，下去了解情况回来的书记、委员们反映：少数地方麦子收了，扩种了一点水稻，多数地方包谷苗出了一尺高了，麦茬地麦子还没收，没空地，开新荒又来不及，个别干部想毁了包谷种稻子，群众不同意，他们说，包谷今年出苗好，栽稻子季节过去了，收成没把握。包谷也是粮食，稻子也是粮食，咱庄稼人种庄稼，就是要多打粮食，为什么一定要毁了包谷种稻子呢？干部接受了群众意见，没有毁掉包谷。这时，县委会立即讨论县委主张扩种水稻一万亩，究竟符合不符合凤县的实际情况？大家回忆了不久前县委会的决定，认为那时只从水稻产量高这一主观愿望出发，没有调查凤县的各种客观条件和水稻生长的关系。多打粮食的主观愿望不能说不好，可是，再好的愿望，如果不从实际出发，不仅不能多打粮，反而会少打粮。扩种一万亩水稻的任务，既然不完全符合凤县的实际情况，又该怎么办呢？会上，个别委员认为：还是完成扩种水稻任务，不然，有人会说咱县“落后”。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个意见，说啥叫“落后”和“先进”？硬要去完成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任务，粮食减了产，群众利益受损失，才叫工作落后，因地因时制宜，适当改变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任务，争取到粮食增产，就是工作先进。有的说：领导群众种庄稼，图的不是虚名而是多打粮食，既然原来规定的任务不能多打粮食，就应该立即改变。大家一致同意改变原定任务。
第三天，各个公社就接到了凤县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紧急通知，改变原来规定的不合实际的任务。通知传到几天前李恒顺到过的温江寺管理区，群众一面积极投入夏收和秋田管理工作，一面说：多亏李恒顺同志在石河坝里和咱们谈了心，咱才没有卖笨力气。这一年，全县除原来的四千亩水稻地种上水稻外，只在早麦子地里扩种了一部分。秋季收获的时候，原来的水稻地平均亩产三百来斤，扩种的平均亩产却不满一百斤。
扩种的水稻地为什么长得不好？原来的水稻地为什么长得好？1960年冬到1961年春天，凤县县委书记、委员又深入下去进行全面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结果，一致认为：领导群众种庄稼，一点含糊不得，各种各样的好坏条件都得反复分析透、估计足，而县委领导机关又常常只知道一般的好坏条件，具体的就说不上来，这时候，一定要向群众作深入的调查，一定要因地制宜。县委会经过充分讨论，确定只在经过调查研究证明确实能种群众又愿意种的地方，向社、队建议种水稻，其余的仍按群众作务习惯改种了包谷。
凤县的基层干部和社员在回顾这一类往事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谈起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凤县县委的领导同志们经常深入基层，能够按照山区特点指挥生产，因此，这几年凤县生产情况不错。干部感到工作好做，社员感到不卖笨力气，干活舒畅顺心，生产劲头很足。凤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喜祥同志告诉我：去年，凤县夏、秋都遭到连续四十天的霪雨，但粮食产量仍相当于1957年的较好收成。今年春天，凤县又遭受到严重霜冻，但夏粮产量仍不低于1957年。这次我看到秋庄稼又长得很好，很可能比去年增产，因此，群众的情绪很好。许多社员房前屋后都竖着一根根又高又大的木料，堆着一堆堆的砖瓦，说是准备今年冬天盖房用的。凤县在农业生产上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和凤县县委正确的领导作风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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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月二十四日，全国妇联和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举行晚会，欢迎哈蒂妮·苏加诺夫人。图为哈蒂妮·苏加诺夫人和演员们合影
新华社记者 陈娟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