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心中的城
——遵义城赞歌
戈壁舟
孩子们的心中，
有慈爱的母亲；
年轻人的心中，
有亲爱的意中人；
老战士的心中，
有一座辉煌的城。
辉煌的城呵，
花香灯红，环山带水；
辉煌的城呵，
垂杨拂岸，梨花乱飞。
新升起的幢幢高楼，
正将战争的废墟包围。
在那暴风雨的长夜里呵，
我们伟大的舵手，
在这里掌稳了舵！
城头上光照万里，
启明星已将黑夜冲破。
回头望，望呵，
望背后数千年沉沉的黑夜；
往前瞧，瞧呵，
瞧前面重重黑暗里，
开来了黎明的彩车。
不怕大雪山万丈高哟，
在这座城光芒的照耀下，
万年的积雪融化了；
不怕水草地千里宽哟，
在这座城光芒照耀下，
千年的积水干涸了。
这座城移在延安，
朝霞驱赶着黑暗；
这座城移在北京，
一轮红日升上了蓝天。
这座城在老战士的心中，
她将永远地永远地灿烂。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遵义初稿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五日成都修改
第4版()
专栏：
悼老战友欧阳予倩同志
田汉
9月10日午后，剧协在政协礼堂举行在京会员联欢会，我跟大夫商量，请了几个钟头假，去参加了这个会，和到会同志们欢谈了一回我就辞出来了，赶到阜外医院去看欧阳予倩同志。我很熟识地上了楼，走进三病区八号病室，予倩和他的夫人正在进晚餐。予倩同志十分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要我坐。我把入院后的病情告诉他：起先大夫也当心脏病处理，也挂了灯（即用氧气呼吸，予倩说是挂灯），后来几经检查，才知不是。那天的情况是过劳和感冒的结果，如今，专治糖尿，因为糖尿病不好也会引起血管硬化。
“是啊，我老说你那样搞不行啊。都上年纪了，还是得细水长流。”
老友就是这样关心我的健康。我谈到病中看了一些书，有很多感想，希望今年秋后文艺戏剧界学术讨论空气会热闹一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之外，也想认真总结一下整个中国戏剧艺术经验，根据党的精神和时代的需要，进一步阐明戏剧的中国学派。对此，予倩同志也有许多想法，他安排在健康许可的情况下跟大家细谈，并写文章。我们谈得很兴奋。但因六时以前我得赶回医院，就匆匆地跟予倩握别了，没想到这就成了我们的永别！
我跟予倩同志做了将近半世纪的朋友。辛亥革命初期我还在长沙师范读书的时候，就赶上他和春柳社的同志们在长沙演出《热血》（那时那剧团叫文社），但我们真正相识还是他在上海当京剧演员的时候。他从日本归国后，虽曾热中于传统戏曲艺术，而且有了一些优异的创造，但他一直没有离开话剧，他不止是话剧运动的启蒙者，也是它一贯的扶植者和导师。“五四”以后，他参加过戏剧协社，也参加过南国社，在广东组织过戏剧研究所和剧团，后来也当过电影导演。对日抗战中还搞过新京剧，新桂剧……在桂林也曾使话剧的花朵灿烂一时。我跟他时分时合，都是从朦胧走向醒觉，从个人奋斗走向集体斗争，从民主主义爱国主义，走向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予倩同志在1955年他六十七岁时才参加党。他自强不息，追求真理老而弥笃的精神正和日本老戏剧家秋田雨雀氏真是盈盈一水，互相辉映（秋田氏六十九岁入党）。予倩同志在他入党后的一篇文章里说：
“我前半生算是糊里糊涂过了。四十五岁以后多少有些进步。只有最近的六年（1949—1955），才觉得活得真有意义。尽管我已经六十多岁，还患着难治的关节炎症，我有信心愉快地活下去。我深深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可爱的党。只有依靠党才有真正的生命，依靠党才能够对事业有信心，有勇气，有成就、对祖国有所贡献。从我四十余年的经验证明个人奋斗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参加党的组织便可使渺小之躯发挥无限的力量。”（见《一得余抄》第4页）
予倩同志对过去四十余年的经验总结是非常正确的，亲切的，富于启发性的。读过他的《自我演戏以来》的人们，谁不认为那真是一部启蒙期戏剧家个人奋斗的艰辛惨淡的历史。他以一个旧家子弟，留日学生竟然搞“文明新剧”，而且终至于当旧剧演员，他得跟旧社会的轻蔑、谗诬和迫害做斗争。在旧社会以一个穷书生，无钱无势，想搞戏剧运动，想培养后一代，他不得不找一些比较开明的，对戏剧有些理解的支持者。这样他最初找到了清末状元兼民国的开明实业家张季直。在张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南通伶工学社，更俗剧场，梅兰芳同志也在这里演过戏。但这位实业家的“开明”面目在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就彻底暴露了。他在血腥的民族斗争中，不痛恨在南京路开枪屠杀中国工人学生的英帝国主义，而竟然写文章攻击上海当时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后来，他又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在抗战的广西桂林创办过广西省立艺术馆。予倩同志为了这些事业费过无数的心血，起过一些作用，但也增加了他许多惆怅。他说只有“依靠党才能够对事业有信心，有勇气，有成就，对祖国有所贡献。”是慨乎言之的，也接触了不移的真理。
党和人民正倚重予倩同志在戏剧文艺领域用他的丰富的经验和学识作出更多贡献的时候，他也终于跟梅兰芳同志一样，被疾病夺去了宝贵生命。真叫人无限痛惜！
我们还来不及对予倩同志的艺术和生活做全面的细致估价。我想以下几点首先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予倩同志从春柳社时代起一直是主张艺术为政治服务的。1907年在东京上演的《黑奴吁天录》，和1961年在北京上演的《黑奴恨》，虽则在剧本和演出的完整性上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在通过戏剧艺术高倡民族醒觉和斗争方面贯串着一根红线。正因这样，他总是要求戏剧以更高的艺术性来完成它的政治任务。不只是传统戏曲要这样，就是新兴的话剧也必须加强基本训练，注意艺术质量。他曾说“许多话剧演员不会说话”，这个批评是中肯的，深刻的。但他的苦口婆心常常不被人正确理解和认真接受。有的同志反而觉得他“老是从形式出发”。予倩同志从来不反对戏剧要有新的思想内容，但他始终认为不通过精美的艺术形式，再好的政治内容也不能有力地表达出来。曾经有些同志片面强调政治内容，以为只要有了政治也就有了艺术，而不知道精美的艺术形式是要下苦工才能掌握的，否则就是不会得心应手。
因为我们还不肯听这位老人的话，不认真加强基本训练，提高艺术质量，就使得话剧艺术至今还不能以高度的、无限丰富和新鲜的艺术性表现当代的和历史上的人民生活和斗争，因而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
第二、许多欧洲戏剧家对中国戏剧传统有极高的兴趣和尊敬，要求中国戏剧家在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之间建立一座金的桥梁。因而要求中国话剧工作者认真向传统学习，认为那样不止可以使中国话剧具有更多的民族特色，提到更高的境界，也将给欧洲戏剧以新的启发。欧阳予倩同志既是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人，又精通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他本身就是这样一座典型的金桥！党在建国之初让予倩同志管理话剧人材的训练工作，也正是这个缘故。予倩同志所导演的戏常常能综合传统的和现代的手法，既能启发后进，又能纠正当代的一些偏向。能从他的全部艺术活动甚至他的片言只语可以摸索到中国戏剧艺术今后发展的道路。像予倩同志的《一得余抄》，就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对予倩同志十分估计不足。予倩同志晚年多病也没有来得及好好总结自己的经验，发表自己的新看法。但他留下的东西还是不少，还足够我们追步。
第三、予倩同志对学术研究除个人努力之外还善于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依靠党。他和梅兰芳同志一样，是一位十分全面的艺术家。他在日本最初想学陆军，后来学商业，最后才走上文学戏剧的道路。他虽不善画，但能诗，文学素养极深。当上演员后，为了演好角色，他对唱、做、念、打做过刻苦钻研，也学习过各种舞蹈，他发心研究中国舞蹈史不是短期间的事，他为此搜集过许多材料，有些可惜在战火中散失了。解放后忙于工作学习，他无暇及此，一年前他在万寿山介寿堂休养，正想趁此完成这部著作，不幸一病不起，至今只完成了唐代部分。
予倩同志是既广博而又精严的艺术学者。他没有完成他的著作必定是非常遗恨的，但他显然很乐观地期待这个著作终将很好地完成。予倩同志认为像中国舞蹈史这样的著作在以前是很难完成的，只有在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才有种种优越的条件。他以为任何发明，发现，都是许多人许多年代劳力的积累，学术研究工作不只要依靠专家个人长期的努力，更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智慧，才能真正做好。予倩同志不幸去世了，他没有能完成“中国舞蹈史”以及其他关于中国戏剧的许多著作，但是他对艺术工作和研究的精严态度，结合个人努力与党的领导、群众的智慧的工作方法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只要按照这位老人的方法和态度做去，就能保证我们的工作取得胜利！
予倩同志，就让我提这一些作为对老友的灵前致词吧。
你的战友们和你的学生们，一定照你说的做去！
9月23日于北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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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我的老师欧阳予倩同志
袁文殊
仅仅在一个星期以前，我还到医院里去看过欧阳老，那时他说虽然胸口时常发痛，但其他方面的感觉都很正常。看来他精神很好，因此也还和他谈了不少的话。哪知道刚刚一个星期之后的今天，他便离开了我们与世长辞了，这使我顿时百感交集，心绪难宁。往事悠悠，翻腾在我的脑海里面。
他是我学习艺术的第一个老师。记得1930年在广州的时候，我因读到他的《自我演戏以来》的文章和有关中外戏剧的论述，才知道原来戏剧也具有如此巨大的宣传教育意义，于是对戏剧艺术发生兴趣，便于同年秋考进了由他创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戏剧文学系学习。我的学习艺术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他无论对中国戏曲或西洋戏剧都很有修养，所以在学习中间当然听过他讲的许多有关中外戏剧艺术的课程。由于他不但是一个戏剧艺术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戏剧艺术的实践家，所以他讲起课来总是生动具体，和实践紧密联系的。他当时的工作方针是一方面积极提倡新剧（话剧运动），一方面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来改革旧剧（传统戏曲）。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军阀混战频仍，“广东戏剧研究所”到1931年秋天便被迫停办了。他结束了“广东戏剧研究所”的工作之后，跑到上海，刚刚组织起“上海现代剧团”，紧接着“一·二八”淞沪战争，剧团又被打散。之后远走海外，到欧洲考察戏剧艺术。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之后，国内局势起了变化才又回到了祖国。
我和他在广州分别之后，是直到1936年的秋天才在上海重逢的。那时他在上海明星公司拍摄影片《清明时节》，我却刚从苏州出狱回到上海，由张庚同志陪着我，在“明星”的摄影棚里和他相见的。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关系，见面之后，我虽然没有告诉他，我在几年中究竟到了哪里、做了些什么事情，但他也并没有细问，看来他大致上是知道的，不过心照不宣而已，他只是说，“你来了正好，我正找一些人组织一个剧团……”等等。但是后来因故没有成功，他在明星公司拍完《清明时节》之后，很快就转到联华公司去了。
之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要作第二次公演，朋友们要我去和他联系，请他来导演一个戏，并要我协助他改编剧本，他答应了。于是我住在他的江湾的一个私宅里，和他一边谈一边写，白天黑夜的赶，大约花了两个星期左右的工夫，便把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改译出来了，剧名改叫《欲魔》，作为当时“业余”第二次公演的三大剧目之一（其余两个是《大雷雨》和《醉生梦死》）。他从改编剧本一直到排练演出，花了许多精力，因此使得《欲魔》的演出和其他两个戏一道再加上四十年代剧社的《赛金花》成为当时上海话剧运动的一个新高潮。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又在上海分手了。这次分别的时间很长，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在北京相会。
记得1955年当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我曾兴奋地写信去向他祝贺，他给我的回信却十分谦逊，说过去学得太少，事情做得也不多，今后要更努力的学习，全心全意的为党为人民工作……。
的确，他是一个学而不厌、老当益壮的老人，哪怕在近年重病拘身，他谈起来总是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文章要写。9月5日，他从病床上给我写来一信，我却到13日才收到。他信中说：
“上周剧协送来牛原虚彦赠我的领带和玉方树子赠我的《土方与志传》一册，我想是你们带回来的。玉方树子我好像在日本曾经见过，怎么也想不起她是干哪一行的，想写封信谢谢她，不知寄哪里好，你知道么？能否见告？千田是也排的《刘三姐》如何？这个戏本来村山知义要排的，我把唱片和乐谱寄给了村山……”
他虽然整天躺在床上和病痛斗争，心里还是不断的想着工作，想着国内外的朋友。当我接到信后跑去看他的时候，看他精神不错，还正以为他从此会一天天的健康起来，哪知道一个星期之后的今天，他竟和我们永别了。感怀往事，能不涕下？
我的老师同志，你一生追求光明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你的未竟事业当在党的关怀下不断发展成长，愿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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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桑
吴映堂
我有一个哈萨克族朋友，他在天山牧区尼勒克草原上的一个军垦牧场当养牛队长。今年6月间，我到尼勒克去，想顺便去看看他，可是到牧场一打听，不巧，他不在场部。他们说他跟着牛群住在卡甫克赛的夏牧场。到卡甫克赛有多远的路，在什么地方，他们没说，只是说顺着阿拉斯山一直朝西走就是了。
我在牧场借了一匹马就动身了。走了一整天，夕阳的余辉已经暗下去了，暮霭越来越浓，绕了几个弯，我弄不清楚我走到了什么地方，只看见在我的脚下是一片宽宽的草原，一条长长的河绕着草原向西流去。前面不远的山脚下，有两顶褐色的帐篷，帐篷旁边有两堆篝火在冒着烟，吐着鲜红的火舌。大路上突然扬起了一阵黄色烟雾的尘土，从远处传来马的铁蹄声，一群牧马向篝火奔去。
我知道要赶到卡甫克赛是不可能了，就决心驰马到燃起篝火的那山脚下。
原来这里是一群牧马的孩子。他们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告诉了孩子们。因为天色已经晚了，又迷了路，准备休息一夜明天赶路。草原上的这些小主人，对我是很热情的。这里一共有四个孩子，他们的名字是：哈的拜克、阿里、奴尔丁、帕提夏。他们让出自己的干馕给我吃，又给我一大碗清凉的马奶子解渴。我们一边吃着一边谈起来。原来他们也是尼勒克牧场的。也许是由于孩子们的兴趣和我的不同，不多一会儿，他们背着脸谈起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来了。
我躺在篝火旁边，望着这些孩子们，篝火上吊着一只铁壶，煮着茶。他们谈得很起劲。他们谈起一个大人的事情，好像那个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位了不起的英雄。哈的拜克忽然转向阿里说：
“那么，你是说哈桑队长今天来过了？”
“当然来过了，狐狸才骗人。他到马群里看了一眼，立刻就问：‘阿里，那匹白斑红马呢？丢了？’我说：‘哈的拜克骑走了，他们今天上山去采药了。’我才不骗你哩！”阿里回答说。
“知道就知道好啦，挖药也是咱们队上的任务呗，反正不是骑马玩儿去的。”奴尔丁满不在乎地说。
“你说哈桑叔叔小时候用刀子把财主的脑袋戳了个洞，你看见啦？”帕提夏突然问哈的拜克。
“我没有亲眼看见过，因为那时候我才生下来刚几个月。我是听我阿爸这么说的，不过我敢说，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这我见过。”哈的拜克确有把握毫不含糊地说。
“你看见过他什么？”阿里问。
“有一次，是去年冬天，嗯……大概是春天快来的时候，我们一家子，还有阿不列孜他们一家，一起有几十个人，和哈桑叔叔从尤鲁都斯冬场过来，到了牛大板的雪山顶上的时候，下山的路叫大雪给封住了，找不到从哪里可以把牲口?下山来，山这边除了雪岭就是大悬崖，连黄羊都走不过去。大家都发起愁来，怎么办呢？阿不列孜的阿爸就向哈桑叔叔说：‘队长，路通不了，我看还是折回头走吧，几千头牲畜，大小几十口人，冻在这雪山顶上不是办法呀！’哈桑叔叔说：‘为什么非折回头走呢？我们会有法子的。’说完，他就提了根铁棍子向着雪岭上走去。我看到他不慌不忙地在雪岭上，慢慢向下移动着步子，动一下脚就用铁棍子在面前跺几下，雪被他的毡靴踩得直响。他一直向下走了几十步，突然，他的身子向下一滑，把我们真吓坏了，大家都跑到山嘴上来看。谁知道他却在山脚下爬起来移动着，过了半天，他又慢慢地爬上山顶来了。他爬上来以后，高兴地给大家说：‘同志们，我找到了一条路，大家赶快吃饱饭跟我下山吧。’后来，我们就顺着哈桑叔叔爬上来的那条很窄的小路下了大板。”
哈的拜克讲完了这个故事，孩子们都静下来了，渐渐地都睡着了。我躺在篝火旁边，听见马在咀嚼着草，喘着气，火焰渐渐地熄下去了，四周是那样的寂静。夏天的夜晚真短啊，我只迷糊了一会儿，再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
我终于走进卡甫克赛了。这里真是一幅出色的图画啊！重重叠叠的山峦，山坡上山脚下百种奇花异木竞芳争艳，那红艳艳的刺梅花、婴素花，金黄色的灯笼花，白霜霜的紫素花，花丛中蝶舞蜂飞，还有那从岩石上冲天而下的瀑布，一丛丛一簇簇密密层层的杏子树、野果子树。我正贪婪地呼吸着祖国边疆异常新鲜的香味时，忽听从密林中传来一阵嘹亮的歌声，有一位老人骑着马挥着鞭从山岗上急驰下来。
“请问老爷子你是哪个牧场的？”
老人看样子有六十岁出头，身体很健壮。他把胡子一翘说：“嗨，这草原上除了火箭公社就是解放军的牧场了。”
“那么，你是尼勒克牧场的了。是不是艾德尔牛队的？”
“艾德尔！”老人眯缝起眼睛摇晃着他花白头发的脑袋说：“不是，我们的队长叫哈桑，是个很有能耐的小伙子，指导员叫库依里拜依，年纪也不大。你找的艾德尔是哪个牛队的？”
我说：“他是第一养牛队的，是我过去的老朋友，这次到草原上来特意想看看他。”
老人听了我的话疑疑惑惑地说：“噢，……你到我们队部去打问打问，也许他们知道。我们队部的帐篷在山那边的阳坡上，你翻过这个山就到了。”
老人正用手给我指着方向，忽然接连响起了一阵马蹄声，出现了一个约有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怀里抱着一头小牛犊，气喘吁吁对老人说：“阿爸，哈桑队长说把牛娃子送到兽医站去，你怎么空手走了？”
“什么牛娃子？他啥时间来过的？”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昨儿晚上哈桑叔叔查过咱们的牛群来么！”
“哎，我真服了他，服了他这个小伙子。”老人自豪地唠叨起来：“共产党真有眼光，没有把人看错啊，他在党内、队长里边都是拔尖的。自小我就说过，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将来一定不会差，到底是打我话上来啦！”
在队部，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朋友艾德尔，老朋友见面，少不了寒暄一番，不过，他还是老样子，棉衣上罩了件黄雨衣，穿着一双被风雨侵蚀而褪了色的长筒子皮靴，甚至他见人讲话，也还是那个神气：
“你到我们这深山草原来，可没有热闹的地方去，这里除了森林、山，就是草原。”
我说：“你还不知道我的爱好吗，我喜欢的就是草原，要是你有时间，我们就骑马到有牛群、马群的地方跑跑。”
他听我这样一说，仰起头大笑起来：“看你说的多有意思，这草原方圆几百里地，到处是我们的牛群、马群、羊群，你能跑得过来吗？老弟，我是知道你脾气的，你又是找这个能手那个模范的，是吗？你先别忙。这么着吧，我来替你安排个计划：明天，我们去牛一小队，顺便打阵猎，这里黄羊、野鹿、野鸡有的是。后天呢，我们到牛二小队、三小队、马一小队。大后天，哎！你真好运气，后天是我们哈萨克族的库尔拜节，我们草原上要举行叼羊会，我给你一匹最好的马，咱们一起去参加。”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按照计划动身了。艾德尔背了一支打猎的步枪，骑了他那匹烈性子高头大黑马，全身是哈萨克族猎人的打扮，皮帽皮靴，腰系镶嵌着银花的皮带，看上去神采奕奕，不失当年奔驰在草原上的骑兵的英姿。
我们在密林中搜索了半天，碰到的尽是各种各样的鸟儿，有时候也发现一两只短腿哈拉，可是偏巧连一只野鸡和黄羊也没有。艾德尔很气恼，他跳下马把它拴在白桦树上，就爬到一个长满青苔的石嘴上蹲下来，我也跟着爬上去，注视着山沟和密林中的动静。
这当儿，艾德尔突然从地上拾起两颗核桃大的石子，连连朝山顶上掷去，石子飞出，只见半山腰里，扑塔塔地掉下两只肥肥大大的青铜色的东西来，我急忙跑过去拾起来，啊！原来是两只肥大的野鸡。艾德尔的这一手，我还是头一次发现，我惊喜地说：
“艾德尔，你真有两下子，功夫不浅哩，跟谁学的？”
“跟谁学的？解放前草原上的‘魔鬼’逼我学的。”
艾德尔突然激动起来，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塞了喉咙，好半天他才接下去说：“解放前，我们家爷爷、阿爸和我当了三辈子的奴隶，我爷爷是放牛冻死的，我阿爸是给财主活活打死的，我五岁的时候，就给财主放羊，吃的是财主家狗不吃的东西，有次我肚子饿得受不了，偷吃了一个馕，结果被吊起来毒打了一顿，还用斧子砍了我一个指头。那时候我刚刚十岁，想起爷爷、阿爸的下场，我恨不得一口就把那草原上吃人的魔王咬死。我每天出去放羊，就把帽子挂在山坡的小松树上，当作财主脑袋，用石子瞄准它打。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到了我十三岁的那一年，有一天草原上举行叼羊会，我怀里揣了七寸长的一把刀子，悄悄地钻进财主坐的台子后边的灌木林里。财主正神气活现捋着胡子得意忘形的时候，我从灌木林里爬出来，瞄准了他的肥胖的脑袋，一甩手，只见刀光一闪，他惨叫了一声，叼羊会一下子乱了，财主的狗腿子派人在草原上抓了几天人，可他没有想到事情是我干的。”
我说：“现在你还练习？”
“早八辈子就不练了，今天是偶然的罢了。”
我们驮了野鸡、兔子，直奔牛一小队。刚转过一个小山头，就远远听到有人在喊：
“哈桑！哈桑！哎，哈桑。”
艾德尔突然勒住了马说：“等等，有人喊呢。”
我勒住马回过头来，看见一个人拍马赶来，等那人停住了马，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昨天晚上在卡甫克赛见到的那位老牧人。
“哈桑，我把那两个牛娃子送到兽医站啦！”老人气喘吁吁地说着，像是责备着自己说：“你真鬼，半夜里跑到我牛群去啦，我算来算去，你还不到应该来我们牛群的时辰，况且昨天夜里又刮了大风。”
老牧人和艾德尔说话的这幅情景，使我恍然大悟，原来我的朋友就是哈桑，我一下扭住艾德尔的肩头，用力摇晃起来：“哈！原来哈桑就是你呀！这些年来你从没有提过有‘哈桑’这个名字的事！”
“有啥好讲呢，老弟，那是个奶名字嘛，草原上老一辈的人叫惯了，所以总这样叫我。”
这时候老牧人也揭开了蒙在鼓里的谜，眯缝着他那两只小眼睛，张着嘴格格地笑起来：“你找的那个艾德尔，原来就是他呀！”
草原上阳光灿烂，金丝鸟在高空歌唱，我们并着马缓缓地向着撒满牛羊的哈熊沟方向走去。
（附图片）
徐启雄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