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让戏曲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赵寻
建国以来，我国戏曲艺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绩是巨大的。现在，我们的舞台上，剧目比过去更为丰富了，不同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剧目，得到了广泛的演出。有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名剧，有新编佳作，“五四”革命文学作品如《祝福》和当代作家的小说如《苦菜花》，经过改编搬上了戏曲舞台。有些优秀的话剧和歌剧，如《赤叶河》、《洪湖赤卫队》等，经过改编，列入了戏曲剧目单。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上演了过去解放区产生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戏曲剧目，如《三打祝家庄》、《血泪仇》等。最近，又出现了一批新剧目，受到观众欢迎，其中有《强项令》（京剧）、《澶［chán］渊之盟》（京剧）、《双玉蝉》（闽剧、甬剧）、《连升三级》（高甲戏）等。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剧目，进一步地受到重视，从不少剧团改编《红岩》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戏曲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剧目的丰富多样，说明了我们的戏曲舞台是活跃的、繁荣的。
新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在上演剧目上，注意了多样性，又对戏曲的教育作用有所忽视；注意了继承传统，又对整理革新有所放松。努力挖掘传统剧目，这是好的，但某些剧团上演的传统剧目，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整理和仔细的加工，其中保留了过多的糟粕。我国优秀的传统剧目十分丰富，各剧种在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方面都做了很多的、有创造性的、有价值的工作。各剧团应当挑选好的新剧目来上演，而不要老是留恋那些在旧时代虽然一度流行过，但是内容并不好的旧剧本。《四郎探母》本是一出为投降主义辩护的戏，清代统治者提倡这出戏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我们又何必老是舍不得这个戏呢？“探母”还要加“回令”就更不好了。周信芳同志过去在《斩经堂》一剧中有出色的表演，我们应当重视他的表演艺术的成就；但这个戏的内容并不好，有的剧评家竟认为这个戏表现了民主思想，这就不知从何说起了。最近有的剧团还上演了《黄氏女游阴》、《活捉三郎》、《刁刘氏》、《蒸骨三验》、《桃花女斗周公》和《火烧红莲寺》等一类坏戏；这类戏本来久已不演了，为甚么又要搬出来呢？有些剧目本身比较好，可是夹杂了一些低级庸俗的表演，或者舞台形象丑恶、野蛮，如《冀州城》扔尸首，《伐子都》挑人头，《断臂说书》甩出血淋淋的手臂。这些现象在旧社会的舞台上，那是司空见惯的。解放后，经过党的不断的教育，演员的觉悟普遍提高了，他们自动停止了演坏戏，清除了丑恶的舞台形象，端正了不严肃的舞台作风。同时，人民群众的觉悟也提高了，即使剧团再演这些东西，也要遭到观众的唾弃。事实证明正是这样，上述现象刚一露头，就引起群众的不满，要求报纸进行批评。有的报纸已经发表了批评。戏剧是一种十分生动有力的艺术，它能够直接影响观众的思想感情。它可以叫人流泪，也可以叫人喜悦；可以激发高尚的情操，也可以毒害心灵。说它是一种犀利的武器，不是没有根据的。也许有人认为，舞台上的东西不都是假的吗？所谓“逢场作戏”，谁叫你认真呢？那么，我们只消回想一下，在抗战前，当《火烧红莲寺》这类剑侠神怪戏流行的时候，有些青年不是看得着了迷，也想飞檐走壁，或者入山修道？今天，社会不同了，广大青少年都受到了新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但是旧思想、旧习惯对他们的影响仍是不可忽视的。唯物主义者肯定存在决定意识，但是意识能对存在起反作用。新的经济基础能产生新的意识形态，旧的意识形态也还是能够影响新的经济基础，影响那怕是新社会里生长起来的青年。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戏剧，难道可以不去宣传新的意识形态，反而去宣传旧的意识形态；不去巩固和发展新的经济基础，反而去为过去的经济基础服务吗？当然，目前戏曲舞台上的这些不健康的现象只是在个别地方刚露苗头，我们的戏剧工作的基本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我们的剧场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场所，广大的戏剧工作者对人民和国家作了很大的贡献。正因为这样，凡是足以玷污我们的舞台的东西，我们要坚决地加以清除；即使它还没有形成一种倾向，我们也要及时地加以注意，防止它的发展。
我们绝大多数的戏曲工作者和戏曲演员对戏曲的思想教育作用和作为新中国戏曲艺术工作者的责任，是有足够的认识的。他们要求进步，要求上演好戏，要求革新舞台艺术，党和人民从各方面来帮助他们走进步的革新的道路。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是没有出息的。
同其他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工作者一样，我们戏曲工作者必须努力学习并正确地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政策。我们要充分运用戏曲艺术的工具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使他们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戏曲艺术，多方面地满足人民的文化要求，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当然，我们重视戏曲的教育作用，决不要把这种作用看得太狭窄，以致把上演剧目弄得很单调。演一出戏，总要看它的内容是不是积极的、健康的，或者至少是无害的。内容无害而又有艺术特点，能够满足人民文化欣赏需要的传统剧目，经过整理，也可以成为保留剧目。如果一个剧目的内容既不能鼓舞人民的革命意志，培养人民的道德品质，又不能让人们得到健康的文化娱乐和美的享受，而是相反，给予观众的只是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和丑恶的舞台形象，这样的剧目、这样的演出，那就是观众所不需要、观众所不能接受的。
我国丰富的传统剧目，是我们灿烂的古典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人民文化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是创造新剧目所必须继承和借鉴的。我们必须继续认真地挖掘传统剧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传统剧目都是好的，都值得演出。据统计，全国挖掘出来的传统剧目大约在五万个以上，这些剧目可以作为我们整理加工和研究参考的资料。其中一部分具有艺术特点但不适于公开演出的剧目，可供剧作者或演员学习和借鉴；还有一部分经过加工整理后可以演出，这是丰富我们上演剧目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但这样多的剧目，演出哪一些？不能不有所挑选。我们历来主张，选择的标准除了艺术技巧而外，更主要的是看它所反映的历史内容是否对今天的观众具有一定的意义。必须区别有益、无害和有害。提倡有益的，不排斥无害的，清除有害的。比如表现我国各民族祖先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克服困难、英勇斗争的历史传说；以及表现人民群众的勤劳、勇敢、智慧、团结和高尚品德的生活故事，可以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勇气和信心，培养人民的道德品质，就是有益的，符合人民需要的。历史剧目的教育作用是让观众从历史经验中得到启发，温故而知新，而不是引导观众向后看。
也有人把继承和保守混为一谈，认为继承传统就是原封不动，一切旧的都好。剧本中有些文词不通之处也都不能改动，旦角最好踩蹻，台上还是要有检场，台下允许抽烟喝茶，喧哗谈笑，这才算继承了旧传统。保存这些落后的东西，对于戏剧艺术能有什么好处呢？今天的观众已经不是过去的观众了，他们是不会满意的。在继承传统上，我们决不能做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要推陈出新。要继承得好，必须革新，只有革新才能达到继承的目的。一味保守，等于糟蹋传统。如果把封建性的糟粕与民主性的精华不加区别，一股脑儿接受下来，结果是糟粕掩盖了精华，糟蹋了精华。当然，我们在整理和改编传统剧目和革新表演艺术的时候，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切不可鲁莽从事；不要因为去掉糟粕，把精华也一道去掉了；要和有经验有修养的演员一起商量，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合理的要求。我们必须贯彻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政策。要以新的观点来整理传统剧目，拂去历史的尘垢，让传统艺术放射出新的光辉来。我们一方面不赞成反历史主义的观点，把今天的人的思想硬塞到古人的头脑里，要古人说今人的话，做今人的事。提倡古为今用是对的，但不要把历史的事件和人物同今天生活中的事件和人物作不适当的类比。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根据今天人民的需要来挑选和整理传统剧目。如果不根据新的时代的需要，不用新的历史的观点来整理传统剧目，那必然会一事无成。在运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传统剧目方面，我们已经作出了重要的成绩。问题是要总结经验，加以推广，进一步地加强实践。各剧种都有这方面的好经验。
今天观众的欣赏趣味、欣赏水平比过去大大提高了，只要我们肯下功夫，不断提高剧目内容的思想和艺术质量，拿出优秀的剧目来，观众必将对我们的辛勤劳动报以热情的回答。许多有成就的演员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迎合少数落后观众，降格以求，贪图一时的热闹，归根结柢是要失败的。戏剧历史不乏这样的事例。
要改变戏曲上演剧目中的某些混乱现象，必须加强对剧目工作的领导。在领导作风上，我们既反对粗暴简单，也反对放任自流。特别是对剧目的思想内容、剧目的全面安排这些问题，应该有领导有计划地加以解决。领导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帮助戏曲工作者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文化业务水平，使他们更好地从事戏曲的继承和革新工作；同时，关于剧目等问题，必须鼓励大家进行讨论，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戏曲评论工作必须改进和加强。要表扬一些好的剧目，进行思想上的艺术上的分析，实事求是地加以评论；对一些思想上或政治上有错误的剧目，要进行适当的批评。让我们重视和加强戏曲剧目的整理和建设工作，使戏曲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祖国的珍贵的传统艺术能够进一步地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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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孩子们更多更好的歌曲
王元方
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曾出版了一本儿童歌曲集——《我们快乐地歌唱》，其中包括了一百多首在建国后创作的、为少年儿
童所喜爱的儿童歌曲。这些歌曲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少年儿童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灿烂生活和新的精神面貌，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在这些歌曲的作者中，有著名的诗人和作曲家，也有歌曲创作的新生力量。这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贯彻执行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和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中，儿童歌曲的创作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创作的队伍日益扩大了。
在1960年，为纪念聂耳逝世二十五周年和冼星海逝世十五周年，全国歌曲刊物联合举办了群众业余歌曲创作比赛。在八十五首获奖的歌曲中，又出现了像《好姑姑》《我和爷爷数第一》《新嫂嫂》《电灯照亮人人心》等优秀的儿童歌曲。这些歌曲大多是从儿童日常生活、从儿童所感到兴趣的问题上歌唱了三面红旗，歌唱了农业建设；音乐语言也新鲜、活泼，容易为儿童所接受，因之它们对儿童很有吸引力。
儿童歌曲的创作为全国专业和业余的诗人、词作者和作曲家所重视，这是令人兴奋的。新中国的儿童——祖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未来的接班人，在党和毛主席的抚育下，在祖国幸福的怀抱中，他们的思想天地无限广阔，他们求知的范围和感兴趣的事物无际无边；他们过着校内的学习生活，也和社会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为祖国的飞跃前进而欢欣鼓舞，同样也关心着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他们多么需要歌唱，需要多少真实反映他们绚丽多采的生活，倾诉他们的思想情感的歌曲啊！
为促进儿童歌曲创作的更大繁荣，中国音乐家协会曾于1961年春邀集北京的词、曲作家，中、小学音乐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少年儿童有关的单位举行了儿童歌曲创作问题座谈会。会上肯定了过去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儿童歌曲创作的题材还不够宽广，还几乎限于干什么，唱什么；而且在表现生活题材时也大多就事论事，缺乏理想，缺乏深度。有些作者，由于很少接触孩子，对孩子不熟悉，因此写起东西来，只能从理性出发，而不是以孩子丰富的生活感情为基础，以致歌曲的文学语言和音乐语言缺少感染力，随唱随忘，留不下深刻的印象。在歌曲形式和品种方面，由于儿童年龄的幅度很大，儿童歌曲创作还未能适应从三岁到八、九岁各种年龄儿童的需要。有的音乐老师说：全国幼儿园比中、小学更多，幼儿们天天都是唱歌、跳舞，但适合幼儿唱的歌曲太少了。也有的老师指出，适合高年级少年儿童唱的歌曲也不多。
就这样，在这次座谈会上提出了儿童歌曲创作“两头少”的问题，即适合幼儿园小娃娃唱的歌曲少，适合高年级大孩子唱的歌曲也少。针对着这个客观的要求，《歌曲》月刊编辑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儿童部于今年2月初联合举办了“中学少年歌曲和学前儿童歌曲”的征稿。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全国专业和业余词、曲作者的支持，应征稿件达五千四百余首，可算是儿童歌曲创作的一次大丰收。从5月份起，《歌曲》月刊和电台已陆续发表和广播了部分的应征歌曲，8月26日又联合举办了应征作品演唱会，由五百多名少年儿童热情地唱出了自己的新的歌声。
近五十首应征作品的演唱，肯定了征稿的成果。很多中学少年歌曲，如《红旗迎风飘》（郭沫若词、田光曲），《春水》（乔羽词、马思聪曲），《换个秋天金灿灿》（闻捷词、瞿希贤曲），《烈士墓前》（袁鹰词、赵行道曲），《早晨的歌》（司马宇文词，马可曲），《在老师身边》（金波词，黄准曲），《解放军叔叔还在站岗》（陈镒康词，郑律成曲），《打倒帝国主义强盗王》（金近词，吴成栋曲），《小溪流水响叮咚》（木青词，尚疾曲），《快乐的旅行队》（金波词，何方曲），《我们沿着林荫道》（金波词，张文纲曲），《星星别害怕》（贺敬之词，潘奇曲），《星期天》（吴扬词，唐诃曲），《跳猴筋儿》（王雪词，戴于吾曲）等和很多幼儿歌曲如《这是什么》（儿音词，朱德诚曲），《猜对了》（潘振声词曲），《吹起金色的小喇叭》（李望安词，薄兰谷曲），《对数歌》（水青词，张定和曲），《打电话》（儿歌，汪玲曲），《咪咪咪》（鲁兵词，钟立民曲），《小雨点儿》（金波词，陈德济曲），《雁》（民间儿歌，国墉曲），《修条铁路到北京》（李重光词曲）等都受到了孩子们和听众们的欢迎，诗人和作曲家们的辛劳是令人感谢的。
就歌曲的题材讲，这次应征作品的题材显然是比过去扩大了。像《烈士墓前》这样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歌曲，过去很少见，现在也仍然不多，它的出现是值得高兴的。又如《在老师身边》，题材也很新颖。词、曲作者尽情抒发了孩子们对老师感戴的心怀，描绘了孩子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将来去实现远大理想的向往。歌曲是动人的。更由于演唱的出色，给听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样《早晨的歌》也借祖国无限美好的晨光，歌唱了“少年都有远大理想，就像朝阳跃跃向上”。表演歌曲《星期天》，生动地刻划了新中国少年儿童出于主动地帮助人，特别是帮助老年人的新的美德，作者所攫取的题材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儿童的游戏生活也受到了词曲作者的注意。比如《跳猴筋儿》，这是女孩子们非常喜爱的课余活动，流行很广。但过去还未见有这方面的创作歌曲，这次应征作品中有了一首《跳猴筋儿》是可喜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跳猴筋儿》是供演唱用的，还不适于在跳的时候歌唱。孩子们平日边跳边唱的仍是“一个毽，踢八踢，茉莉开花二十一”，或者“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卖钱”之类的顺口溜。因此，还很需要词、曲作者针对孩子们的生活要求，再编写一些跳猴筋儿的歌曲。
幼儿歌曲的题材也显然比过去丰富了。比如《这是什么》歌词是一首谜语：“的答的答当当当，会走没有腿，会说没有嘴，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睡。”这样的歌曲可以引导娃娃去自己思考，帮助他们认识事物，唱起来也是会更有兴趣的。《猜对了》是和前者类似的一首幼儿表演歌曲。所猜的是娃娃们日常使用的小手帕，可用来启发娃娃们爱清洁、讲卫生。《雁》给孩子们以爱集体的思想，而《吹起金色的小喇叭》则教育孩子爱劳动，劳动才能有收获。作者在选取这种题材来为幼儿们写作歌曲时，使用了孩子们喜欢的、浅显易解、活泼生动的语言，是很难得的。
当然，应征作品的题材远不止上述的几个方面。很多歌曲还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对祖国、对党和毛主席，对幸福生活的保卫者——人民解放军，对美丽富饶的祖国大地，对山区和农村等的热爱，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了。
就形式、体裁讲，这次应征作品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独唱、重唱、轮唱、合唱和表演唱；有进行曲，抒情歌曲，游戏歌曲，也有带批评意味的诙谐歌曲。总之，词、曲作者们是试图从多方面来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的。
浓郁的民族风格，也是这次应征作品的鲜明特点，由于作曲家们独创性地运用了民族（包括汉族和各兄弟民族）、民间的音调，同时结合歌词的内容塑造了生动的音乐形象，因之使孩子们听起来感到亲切、好听、顺口、容易唱（像《春水》《星期天》等很多歌曲，就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它们引起孩子们的喜爱，不是偶然的。
所有上述种种，都是这次征稿的可喜的收获。但应该看到，应征作品中也是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的。在音乐会后的座谈会上，大家就提到有关国际题材的、提倡爱科学的、反映校内生活和农村生活的作品还是少了些。少数民族的儿童歌曲也不多。在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真正适合农村儿童唱的也很少，说明作者对农村生活、对农村儿童的特点还不是很熟悉。应征作品中的少年歌曲，有很多是适于少年合唱队唱的，一般儿童唱起来还有困难。和抒情歌曲相比较，进行曲不够多，而能激励孩子们勇敢、坚强、奋发向上的进行曲则更少。同时，针对男孩子的爱好，适合男孩子需要的歌曲也很缺乏，说明作者对男孩子的生活还了解不深。也有人提出，轮唱歌曲是孩子们喜爱的，而应征作品中轮唱的歌曲太少。
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助于诗人和作曲家更多地了解少年儿童们的要求，进一步更多方面地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歌曲，让我们的少年儿童更快乐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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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说“巧合”
伊默
古来有句成语，叫做“无巧不成书”。“书”者，小说也；“巧”者，巧合也。再俗一点的解释，即编不出凑巧的故事情节，也就编不成能够吸引听众的小说。这个成语大概是来源于古代的说话艺术。实际上，它在一切具有故事情节的艺术作品里，都能占得一席地位。它是取材上的特点，也是艺术表现手法上的特点。在一部分作品里，是以“巧”取胜的，甚至可以说，编造巧合的故事，已经成了一种存在的公式。譬如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惊险影片，以及一部分佳人才子戏，“巧合”成了它们取材和反映生活的统治形式，往往使作品超凡入圣，猎奇用险，远远地离开了生活真实，虽然有时也能满足读者和观众的好奇心理，却失去了艺术作品真正的价值。但是，想从文艺创作中，完全抹杀“无巧不成书”的存在，却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和文学艺术的特点，也有密切关系，或者可以说，它也是从艺术本质自然生长出来的。只要能够正确地运用它，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里，“巧”，也会给作品带来动人的艺术魅力。譬如在《三国演义》里，从“舌战群儒”到“草船借箭”、“七星坛祭风”“火烧战船”没有那一连串巧合的情节，就很难丰富地展示曹刘孙三方的错综而复杂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通过诸葛亮和周瑜的性格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刘孙的有联合有斗争的微妙关系。当然，没有这样的情节构成，也就更谈不上能够塑造出诸葛亮、周瑜那样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了。要从《三国演义》或者《水浒》里，寻找类似这种巧合的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大概是不胜枚举的。就是在短篇平话里，也有写得很出色的。像《醒世恒言》里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把巧合的情节写得那样婉转有致，生动感人，真可以称得起“无巧不成书”！如果说，在小说的创作里，巧合的情节，还只是它的取材和表现形式的特点之一，那么，在戏剧艺术里，它的作用和力量就更加不容忽视了。莎士比亚的杰作《奥塞罗》如果没有“巧合”的情节，那伟大的悲剧恐怕很难写得如此震撼人心。果戈里的《钦差大臣》的辛辣的笑声，也是从巧合的冲突里散播出来的。就是曹禺的名作《雷雨》，如果去掉鲁妈、周朴园、周萍、四凤等错综关系的巧合，其深沉的悲剧魅力也会消失。
为什么同是取“巧”却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呢？问题不在于巧合的情节本身，而是要看它怎样表现了现实生活，以及怎样处理了和艺术形象整体的关系。
艺术上的巧合，并不是作家主观的臆造，而是来源于生活中的巧合。表面看来，巧合仿佛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其实在这种偶然巧合中，往往隐藏着必然性的东西。从哲学上看，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不可分离的，如恩格斯所说：“……那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种种纯粹的偶然所构成的，而被认为是偶然的东西，则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果说，哲学家、社会学家研究它们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发现这种规律”，那么，被称为“直接的意识”的文艺，则必须活生生地再现生活中那五彩缤纷的复杂关系，寻找最富有表现力的偶然形式，来揭示作者所企图表现的必然性的内容，而“巧合”就正是这种偶然形式之一。杰出的作家所以能运用巧合的情节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就在于他透过生活中偶然巧合的事物，发掘出必然的深刻真实，因而，在把它们提炼成艺术情节的时候，也就有可能和必然形成辩证的融合，成为表现必然的最有力的形式。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是描写了一个小官吏赫列斯达可夫荒谬可笑的冒险经历，表面看来，这一切仿佛是非常偶然的巧合，一群腐朽透顶的市政官吏，平日钻营拍马，贪污盗窃无恶不作，忽然把一个来自京城的不起眼的人当成了钦差大臣、显贵要人，惊悸之余，竟丧失了实际的机智，听信了他的天花乱坠的吹牛，轻率冒昧的自夸，千方百计地讨好他、阿谀他，以期攀附他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从而造成了一连串的巧合误会，但是，果戈里却正是透过这种偶然巧合的生活，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俄国农奴制度官僚社会的广阔画面。那深邃的喜剧性的形象和情节，简直变成了控诉贵族国家机构，暴露腐败的官僚阶层最有力的形式。没有这种来自生活的巧合的艺术构思，也就写不出这样一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喜剧。非常偶然的巧合，在这里，却体现出了高度真实的必然，显示了自然而丰富的“巧”的魅力。
也许有人会说，喜剧毕竟是夸张了的自然，“巧合”比较容易适应它的艺术特点，成为它揭露现实的最有力的形式，在其他体裁的作品里，就不一定能收到这样显著的艺术效果。要承认，在艺术创作上，确实不能滥用“巧合”的形式，前面已经说过，艺术上的巧合是来源于生活中的巧合，不能反映必然的偶然巧合，只能给人造作、虚假的印象，不仅违反了生活的真实，也损害了艺术的完整。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运用偶然巧合，是有体裁或题材的限制。曹禺的《雷雨》，是一出很深刻的悲剧。那些悲剧主人公的曲折的遭遇，像鲁侍萍和周朴园的离异和相逢，侍萍和四凤两代人相同的悲惨命运，是何等的错综而又巧合，然而，却正是在这种巧合的遭遇里，作者构思了一幕幕封建大家庭罪恶生活的复杂画面，鲁侍萍和周朴园的再遇，四凤又走上了妈妈同样的悲剧道路，以及她和异父哥哥周萍的悲剧爱情，这一连串错综复杂的遭遇，虽然“巧合”，却有着社会生活的高度真实性。曹禺是假借这偶然的事变，深刻揭露了现实生活的必然内容，在巧合的遭遇里显示了在封建大家庭里下层使女的命运。
当然，“巧合”之所以具有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它反映了必然的真实，从艺术上讲，巧的魅力是来自对生活矛盾的反映，也可以说，艺术上的巧合，是生活矛盾饱和状态的一种反映形式。正因为这样，它给予读者的感受，也就特别强烈和集中。无论是《钦差大臣》也好，《雷雨》也好，那些错综复杂的巧合情节，所以耐人寻味，发人深思，都在于它们通过巧合的戏剧情节丰富地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生活的尖锐矛盾。
但是，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看，艺术上真正的“巧合”，都不是艺术家任意制造的。都不应当是猎奇，也不应当是故弄玄虚，而应当是从偶然中能引出必然，从巧合中能表现生活真实。否则，虽巧而不美，甚至会以巧害意，丧失了巧合在艺术中的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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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更深更广
略之
有这末一种作品，也许写得非常生动，但是，看过之后，也就完了。也有另一种作品，除了它的主题所给予读者的一般感受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东西值得深思与玩味。不同的人，可以根据不同的经历、教养、环境来加以想像与补充。
鲁迅的孔乙己，篇幅不多。但是容量该是何等博大、深厚。
是对封建势力的控诉：迫于饥饿的孔乙己行窃、写了服辩不算，还被打得折骨断腿，成了残废。
是对科举制度的抨击：“科举”是这末无能与无用，是这末罪恶深重：专门造就像孔乙己这样的“人才”。他的全部本领，限于写得一手好字，懂得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之类的文字游戏。
是对弱者、受难者的同情，表达了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革命民主精神。孔乙己是那么可怜又可笑，他对举人老爷的鞭挞，含垢忍辱，百般掩饰，而且根本不想有什么反抗。封建制度、封建习俗，给予他难以想像的沉重负担。
是对当时社会的精神麻木症痛下针砭。孔乙己周围的人，对恶势力不置一辞，对弱者，则以他人的苦痛，作为自己的欢乐。
通过孔乙己揭露了社会的病态，借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当然，他的全部意义，远不是我这几句话所能完全讲得清楚。
契呵夫的一篇小说，题名为《在故乡》。主人翁薇拉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她本想回到故乡有所作为的。可是，终于在空虚、庸俗、闲散的生活中沉沦下去。
小说一开始有一节关于草原的描写：
“广漠无垠，却又单调得迷人。草原，草原——另外甚么也没有；远处有一座古墓或者一架风车；牛车载着煤炭慢慢走过去……又过了一个钟头，却还是草原，草原；……安静便占据您的灵魂；您不愿意回想往事了。……”
腐朽的俄罗斯社会制度，就像这广漠无垠的草原一样。它有时不用刀杀你，也不用鞭子打你。而是用单调、沉闷、守旧来侵蚀你的灵魂。你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先是乱蹦乱跳，慢慢地也就在无形中消失了锐气，服服贴贴的了……
作者被压抑着的愤怒，无声的悲哀，不仅紧紧地抓住了读者，而且为读者打开了思路……
也许人们会说：揭发旧社会的病态，容易写得深刻；而歌颂新社会的光明，可就不是那么简单。
当然不简单。不简单并不等于不可能。事实上，在描写新社会的小说中，也有对生活的艺术概括得比较深、比较广的佳作，王汶石的《沙滩上》就是一例。
《沙滩上》，写的是，不同的人对受批评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的人受了批评，满肚子“窝囊”、满肚子气，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有的人受了批评，从中取得教训，翻转来变为行动的力量。作品主人翁陈大年就是后一种人，他说得好：
“我倒觉得，不挨鞋底长不大，挨一回鞋底，就应该长点本事，学一点什么才好，要不，就是白白的挨了一顿，那才叫冤呢！”
然而，作品所向我们提示的，决不仅止于这些。它还通过几个人物的性格冲突，让读者体会到：不管我们遇到多少困难，经历多大挫折，我们思想中积极的因素，终会战胜消极的因素；生活中积极的力量，终会战胜消极的力量。困难、挫折，有时也是千金难买的。通过困难、挫折，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才干。社会主义新生力量——像陈大年、囤儿等等在茁壮地成长，而像思荣老汉那样的基本群众，尽管不满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却始终团结在我们周围，坚定地同我们一起前进。
整个作品的调子，清淡而沉郁。在清淡沉郁中却又闪耀着通体透明的炜炜亮色。这亮色，不是“凭空添上”，而是来自我们的社会制度、来自我们现实生活的本身。
一切经得住深思、推敲的作品，就像大海中的冰山一样：露出水面的有限，而藏于水底的无穷。别林斯基在谈到果戈里的小说时，写道：“它的显著特点是忠于现实；它不窜改生活，而是复制和再造它，仿佛是一面凸镜从一个观点上反映了繁复的生活现象，取其对于组成一整幅丰满而生动的图画所必要的东西。诗作的伟大和才气。应取决于这幅图画内容的范围和容量。”（《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作品，它是生动的、丰满的，而且容量是博大、深厚的呵！
对生活的艺术概括，深些，再深些；广些，再广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