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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和非洲间久远的友谊 夏鼐
中国和非洲相距几万里，陆路交通要越过荒凉的沙漠和崇山峻岭，海道也要远涉重洋，冒洪涛巨浪的危险。但是，根据文字记载和考古资料，中、非人民在遥远的古代就开始了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这在中国和非洲的历史上都不能不是一件令人珍视的事迹。
公元三世纪的一部中国史书（鱼豢的《魏略》）中提到大秦国（即罗马帝国）的“乌迟散城”在大海（即地中海）之西。历史学家认为，这“乌迟散城”是指埃及的亚历山大利亚城。有趣的是，早在公元二世纪时，亚历山大利亚的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理书中，也已述及中国。这些最早的记载，距今已达一千七百多年了。中国和非洲彼此之间的了解，从那时起可以说就已经开始。后来，公元六世纪时亚历山大利亚人科斯麻士的书中，对于中国就有了更为详细的记载。
伊斯兰教兴起后，中国同西亚的海上交通更为发达，中国同非洲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始发展。根据九世纪时曾到过印度和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叙述，当时中国的船只运载了货物到波斯湾口的西拉甫，然后换船经红海运到埃及，十世纪阿拉伯作家麻素提在他的《黄金原地》一书中说，东非洲的象牙，运到阿曼，然后转运到印度和中国。从这些记载可以知道，早在千年以前，中国和非洲便产生了友好往来的关系。
这些友好的往来丰富了中国关于非洲的知识。八世纪的杜环《经行记》一书中，提到拂菻国（即拜占庭帝国）的西南，度碛二千里，有国曰麻邻，它的人民色黑，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九世纪的段成式
《酉阳杂俎》一书中，则提到了大食国（即阿拉伯帝国）的西南海中有泼拔力国，产象牙和阿末香。近代的研究工作证明，这麻邻国便是今东非洲怯尼亚的麻林地；泼拔力国是指今东非索马里海岸的柏培拉。
人们都知道，瓷器是自古以来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中国产品之一，所以我们可以推想，在当时的贸易中，一定会有中国瓷器运到非洲。近代考古学上的发现，完全证实了这个推想。在埃及的福斯特（即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发掘得唐朝末年至北宋（九至十一世纪）的中国青瓷器，包括釉下刻花的瓷器。这些来自遥远的东方的中国工艺品显然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喜爱，所以本地的陶瓷艺人也仿制中国瓷器。这些仿制品的陶片，在福斯特遗址中也大量发现。
到了南宋时代（1127—1279），中国的京都迁移到东南沿海的杭州，促使海上交通更加发达，中国人对于非洲的知识也更加丰富起来。赵汝适的《诸番志》（1225年编撰）所记载的海外国家中，就包括了东非洲的弼琶罗（即索马里的柏培拉）、层扳国（即桑给巴尔）、昆仑层期国（可能即马尔加什），北非洲的勿斯里国（即密失里＝埃及）和它的属邑曷根陀国（即亚历山大利亚）、木兰皮国（即马格里布）。他对这些地方都有较详细的描述。例如他叙述弼琶罗的特产，除了提到象牙和龙涎香，还描写了一种叫做“徂蜡”的兽，“前肢高五尺，后低三尺，头高向上”，一种身上有斑纹带的骡子，还有一种“骆驼鹤”，“身项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甚高。”这三种动物显然就是非洲所产的长颈鹿（阿拉伯语“徂蜡发”）、斑马和鸵鸟。又如，他描述勿斯里国多旱，有江水，极清甘，江中有水马。这里所说的江水显然就是指尼罗河，水马就是河马。在述及曷根陀国（即亚历山大利亚）时，他说，曷根陀国古代有异人徂葛尼（即亚历山大帝的阿拉伯语Dhu-I-Karnein）于濒海建有大塔，塔顶有镜极大，近年为外国人所盗去，抛沉海中。这个古老的传说和十世纪阿拉伯作家麻素地的书中所述关于亚历山大利亚飞罗斯塔的故事相似，可见也是确有来源的。
元代（1279—1368）中、非的交通往来，继续有所发展。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提及忽必烈汗曾遣使到马达加斯加岛（马尔加什）。十四世纪中国旅行家汪大渊，曾到过东非洲层摇罗国。他在1349年所写的《岛夷志略》一书中，曾叙述过这个国家，历史学家认为即今桑给巴尔。同时代的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1304—1377）在他的游记中曾说到中国瓷器出口，远达他的故乡摩洛哥。
中、非古代交通最重要的时期是在中国的明朝（1368—1644）初年。十五世纪前半叶，中国杰出的航海家郑和曾经率领三万人的航海队，驾驶中国制造的几十艘巨舶，七次奉使访问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各地，最远达东非海岸。根据中国历史记载，他的船队曾到过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卜剌哇（即Brawa）、麻林地（即怯尼亚的麻林地）、竹步国（即索马里的竹博）。有三位随同郑和远航的人，曾把所经历各国的地理位置、人情风俗、出产物品和贸易商品记录下来。这三部书（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成为今天研究古代中、非交通和非洲历史的宝贵资料。此外，还留下一幅郑和航海图，收在明人茅元仪的武备志中。这地图中绘入好几个东非洲的港口。
除了郑和航海队的访问东非，在明代正史中还多次记载着一些东非洲国家遣派使节携带土产异物作为礼品到中国访问的事迹。当时这些非洲的特产曾引起中国人很大的兴趣和注意。约1430年出版的《异物图志》中就有一幅《福鹿（福禄）图》（“福鹿”便是索马里语中的斑马）。更早一些的还有沈度在1414年所绘的《麒麟图》（索马里语长颈鹿叫做Giri）。这幅图上所画的麒麟来自榜加剌国（指今东孟加拉，在东巴基斯坦），那里不产这种动物，大概是东非洲的伊斯兰国家赠送给榜加剌国新王赛勿丁作为他即位的贺仪，又由赛勿丁王转送给明廷的。就在下一年，即1415年，麻林地国又直接遣使把麒麟赠送给中国。
关于中世纪时中国和非洲之间日趋密切的友好往来，非洲的考古发现同中国古代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上面已经提到埃及福斯特遗址中所发现的唐宋瓷器。除福斯特遗址外，十九世纪时在上埃及尼罗河畔的底比斯、库司、库夫特和红海沿岸港口的科塞尔，也都曾发现过中国瓷器。1888年在桑给巴尔有中国瓷器和宋钱出土，1898年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也发现过中国宋代的钱币，多数为十一至十二世纪所铸。桑给巴尔境内的宾巴岛上也有宋瓷发现。在坦噶尼喀境内的刻尔华和麻费亚，有宋钱发现。
非洲各国人民近年来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十分重视研究本民族的历史，努力搜集考古资料，其中有新发现的更多的中国古代的遗物。1950年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交界处的三个古城废址中，都发现了十三至十六世纪早期的中国瓷器。这些瓷器大概是由索马里的红海沿岸蔡拉港附近的沙埃丁岛启岸运入的，因为在这岛上发现了很多同样的中国瓷器碎片。在红海沿岸的另一个中世纪港口、苏丹境内的爱丹皮废址中，也发现了许多中国青瓷碎片和早期青花瓷器，苏丹内地所发现的中国瓷器便是由这港口运去的。
怯尼亚麻林地附近的给地古城和其他几个遗址，在1948—1956年所进行的几次考古发掘中，都发现许多中国瓷器，其中有青瓷、褐色粗瓷、青花瓷器等，分别代表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国生产瓷器的不同类型。在给地古城还发现了两枚宋代铜钱（庆元通宝、绍定通宝）。在坦噶尼喀境内，在1 955年前后的考古调查中，曾发现在四十六处古代遗址中有中国瓷器，而且为数很多。在坦噶尼喀西南，罗得西亚境内的著名古迹齐姆巴布韦，也发现过中国十四至十五世纪的瓷器碎片。
发现中国古代瓷器的地方还不限于东非洲和北非洲，而且包括了西非洲。刚果境内离大西洋岸不到二百英里的姆班萨，近年也发现过一片十七至十八世纪的中国瓷片。
从考古资料看来，除瓷器和铜钱以外，中国自古以来驰誉国外的丝织品也为非洲人民所喜爱。明代郑和出使时，便曾携带大量色缎和色绢。在埃及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四世纪以后的织物中，有些便是采用中国丝所织成的。在埃及也曾发现晚一些（元代或明代早期的）中国丝织品。据阿拉伯历史家蒲菲达的记载，埃及奴隶王朝穆罕默德·依宾·加洛（1293—1341）时，一个蒙古使团曾来到埃及，赠送给他以七百匹织有他的尊号的织锦。在格但斯克的圣玛丽教堂中保存着一件织有他的尊号“纳速”的织锦，可能便是这批中的一件。只是由于丝织品不像瓷片那样易于保存下来，所以发现的数量不多。
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友好往来，自十六世纪以后，受到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阻挠和压制。直到近年，随着亚、非人民反帝斗争的胜利，中、非之间的友好往来才又恢复，并且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今天我们来重温旧事，不能不更加感到欣慰。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已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友谊，像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它将越来越波澜壮阔地向前奔流。（附图片）
明人《异物图志》中的《福鹿图》
怯尼亚出土的中国青花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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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
当火枪已经变成“美国制”的现代武器，枷锁已经采取了“可敬”的宪法形式的时候，那些受难者——无处申辩的拉丁美洲印第安人，依然度着悲惨的日子。
“整数”和“近似数”
关于印第安人的人口调查做得很少。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有关这方面的官方统计资料，总是力图掩盖印第安人目前的恶劣处境。因此，对于像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口在二千五百万至三千万之间，或者某些国家的印第安人口激增，某些国家已经没有印第安人的说法，都是难以置信的。
但是，透过“整数”和“近似数”的迷雾，还是可以得出一些可信的数据，这些数据说明印第安人的人口是在逐渐减少。例如在智利，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有一百五十万名土著居民，但根据1952年的人口调查，已减少至十三万零七百人。十六个部落中有十三个被消灭了。
活的“拖拉机”
在今天，许多印第安人还是和他们的远祖一样，用原始工具来采集野果、狩猎和捕鱼，以维持生计。
在厄瓜多尔，佃农制是最普遍的剥削方式，印第安人为了使用一小块土地，就要充当家奴。在哥伦比亚和智利，印第安人村社保留着的土地是非常贫瘠的。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印第安人充当矿工；在巴西的原始森林里，他们充当橡胶工人。当印第安人被地主用“合法的”剥夺方式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以后，他们就流入城市去担任那些地位最低贱和收入最微薄的工作，比如清扫工、园丁和佣人。印第安人遭受剥削的程度，可以从下列数字看出来：在厄瓜多尔，每天只挣美元五分；在墨西哥是六分；在秘鲁是十至十五分；在萨尔瓦多是二十五分。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印第安人像“一对公牛或一台拖拉机”那样被利用着，绝不是过甚其词。在巴拉圭，企业主就认为：作为活的牵引机器，印第安人比动物还便宜。
苦难重重
萨尔瓦多独裁者之一的马丁涅斯，曾经向印第安人大肆宣传，说什么饮用牛奶和乳酪会生肠寄生虫。其实，要印第安人不饮用牛奶，是不需要强加什么“科学”理由的。在厄瓜多尔或哥伦比亚，虽然有的印第安人破例可以有一头母牛，但是，由于穷困，它的产品必须全部出卖，自己是尝不到一滴奶的。
玉米是印第安人不变的口粮，它被调制成各种形式的食物。在墨西哥和萨尔瓦多，印第安人唯一的食物是玉米面饼，在哥伦比亚是玉米面稀粥。他们常吃的另一种食物是菜豆。统计资料表明，就营养价值而言，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秘鲁等国的印第安人，每天得到的食物还不到正常人所需的三分之二。其它国家虽然缺乏统计资料，但只要看看印第安人骨瘦如柴的样子，就可以明了他们营养不良的情况了。
有些印第安人甚至还住在他们祖先遗下的茅屋里。在萨尔瓦多，几乎有90％的农业劳动者的住宅是不合乎卫生条件的。大多数人住在麦秆盖的或者用泥土和麦秆编砌成的茅屋里。这种屋子不仅没有卫生设备，而且用水非常困难。在一般情况下，全家都住在一间茅屋内，甚至连母鸡和小牛也挤在一起。因此，他们只算有了一个避难所而已。
饥饿、长期营养不良、卫生条件恶劣、疾病、缺乏医疗，这就是印第安人遭受的折磨。
拉丁美洲有些地方，比如秘鲁，还存在着以“古柯”支付工资的肮脏制度。古柯是南美洲产的一种药用植物，可作麻醉剂，人嚼了古柯叶可以麻醉脾胃，防止引起食欲的内分泌活动。大地主利用印第安人的穷困，迫使他们接受这种工资制度，从而获得额外利益；而印第安人为了免于饥饿，为了能在苛刻的工作条件下活命，也只有咀嚼古柯。但经过四五年之后，他们就会变得精神错乱、行为无意识、智力上低能，而且食欲会消失殆尽。
肺结核、肺炎、寄生虫病、痢疾、天花……等，是美洲印第安人常患的疾病。统计资料表明，在厄瓜多尔印第安人居住地带1960年死亡的小孩达三万八千三百一十七名，其中只有22．5％是受到医药治疗的。这个百分数已经是很高的了，在大多数地区，根本没有医疗设施。因此，印第安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三十岁或三十五岁。
绝大多数印第安人不但不识字，而且不懂得计算。因此，在印第安人的文盲中间，原始“图记”还一直保存着。
在智利，80％的印第安人是文盲，在危地马拉为97％。 统治者的甜言蜜语
统治者深深知道印第安人的不满情绪，因此，他们有时也提出一些动听的口号进行欺骗。比如，萨尔瓦多最大的地主之一弗朗西斯哥·德索拉1961年曾建议在萨尔瓦多进行一次全面的“土地改革”。“美洲国家组织”也把这个美丽的名词变成了它最近召开的几次会议的共同口号。甚至连肯尼迪也恬不知耻地谈到它，并且把它包括在“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之内。
有时候统治阶级也避开谈“根本”改革而采取一些不痛不痒的措施，以缓和印第安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比如，在墨西哥有一个所谓“全国印第安人协会”，它每年的用费虽然为六千六百万墨西哥比索，但它的活动只能吸引6．67％的印第安人注意。
这些口号和措施只是表明统治者想夺取印第安人的鲜明旗帜，改头换面，使成为加强自己统治的工具。统治者的所谓“解决”办法，是决不能解决印第安人的根本问题的。因为他们要这样做，就会同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
生存斗争
印第安人从自己被奴役的时候起，就向统治者展开了斗争。最近，随着拉丁美洲人民民主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印第安人争取生存、温饱的斗争，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61年11月25日，智利洛洛哥的五百名印第安人尽管挨着饥饿，还是在契瓜格地区夺回了三百公顷土地。这些印第安人武装起来进行抵抗。他们得到了附近城市中工人阶级的支持。
今年4月，在巴斯柯山，美国公司用榴霰弹向印第安农民袭击，农民则用石头和木棒进行抵抗。今年5月间，厄瓜多尔中部同古拉瓦省的印第安人，举起武器抗击了为大地主进行“农畜登记”的“农业户口调查人员”。农民在包围宪兵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之后，就退入山区，坚持斗争。
在厄瓜多尔、秘鲁和智利，都有印第安人劳工联合会的组织，它们展开了团结印第安人的工作，并通过强大的工会组织，同工人联合起来，进行着共同斗争。
四个世纪以来，印第安人始终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现在他们已经站起来了，同拉丁美洲其他各族人民一起，正在寻找他们在历史上应有的，但数百年来被剥削者所漠视的位置。（张焱根据古巴《今日报》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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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类怎样传代 黄祝坚
青蛙是分布很广的两栖动物，除了过冷过热或过于干燥的地方外，其它地区都较为常见。
每当春夏之交的黄昏时刻，溪旁湖边常常会聚集大量的蛙群，它们不倦地高唱情歌，直至夜深。这时候，雌蛙闻声赶来，接受雄蛙的拥抱，待相当时间后，雌蛙排卵，雄蛙射精。再经过漫长的天数，卵子即依靠水域的温度和氧气等，在水中变态成蝌蚪，最后成为幼蛙。
青蛙的这种繁殖方法，虽很普通，但卵子常常有被鱼类和鸟类吞食的可能。对于这些敌害，某些种类的青蛙有特殊的适应方法。
在南美洲的圭亚那和巴西，有一种青蛙名叫负子蟾。雌蛙背上的皮肤厚而柔软、呈海绵状，并有凹陷的穴，一般有六十至七十个，多者达百余个。它们栖息于湿润的森林或水中，在生殖季节里安然排卵于水中。雄蛙看见卵子后，就灵活地用后肢挟着卵子，把它们移放在雌蛙背部凹陷的穴中，然后复以胶状物质。过了几十天，卵子在背穴中孵化成蝌蚪，然后游向水域。法国有一种产婆蛙，当雌蛙产出卵块后，雄蛙就用自己的后肢，把它牢牢地挟住，然后慢慢潜入地下洞穴中，静候卵块发育。美洲有一种树栖的囊蛙，雄蛙背部的皮肤呈折襞状，构成一间宽阔的育儿室，以容纳卵子孵化。更奇妙的是苦心的智利鸣蛙，它们可以把卵子置于自己的鸣囊中孵化。缅甸有一种飞蛙，体躯轻盈，善攀登，并能在高空展蹼滑翔。雌蛙多在稻田边埂挖一穴洞产卵，卵粒白色成团，孵化出的蝌蚪在梅雨季节中顺流而出。我国和印度有一类树蛙，成体几乎终年营树栖生活，雌蛙在生殖季节中，爬到靠近水边的树上，排出一团像泡状奶糕的乳白色卵块，使之粘附在翠绿的嫩叶上。卵块经过变态进入蝌蚪阶段。蝌蚪用自己不断的活跃的动力，使树叶脱离树枝，自己也就随叶片落入水中。
蛙类在蝌蚪时期，也有多种多样的适应性。如有的蝌蚪在生活条件不利的地方，可越过冬季，继续变态。有的蛙类由于自然条件所限，只能排卵于临时性的水泡中，因此，形成了利用短暂时间就完成变态的习性。也有的蝌蚪的腹部有吸盘，能适应湍急的溪流，免被冲失。还有些蛙类的产卵场虽不隐蔽，可是却可大量繁殖，这也是传宗接代的一种适应形式。（附图片）
图为法国的“产婆娃” 岩昆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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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风录
老挝人的“巴席”
老挝人很好客。在老挝农村中流行着给尊贵客人举行“巴席”——为客人洗尘的风俗。农村里有专门举行这种仪式的地方。当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全村男女老幼就齐集这里。客人坐上座，其余的人蹲在地上：男人在客人的左边，妇女在右边。在客人前面的是由锣、竹笛、葫芦笛等乐器组成的乐队。祈祷以后，由一位老年人手里拿着棉线走近客人，在客人手腕上缠棉线手镯，缠的时候，口中要念祝词。老年人缠线完毕之后，由村里有名望的人、老太婆和姑娘们相继走到客人面前，按照老年人那样照作一遍。不一会儿，客人的手腕上形成了一个粗大的棉线手镯。这样，客人和本村居民就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在举行这样仪式的时候，乐队不断奏乐，小伙子们高兴地跳着、唱着。（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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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语言
人类究竟有多少种语言？是个众所关心的问题。据学者们的统计，世界上约有二千五百种语言，其中运用最广的是俄语、汉语、西班牙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很多国家都研究这些语言，它们已成为国际交往的工具。这些语言应用的广泛性，说明了讲这些话的人民，很多世纪以来在人类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
但是，也有这样一些语言，它们只是在较小的地区内通用。讲这些话的不过只有几千人，有的甚至不超过几百人。例如，在苏联的达格斯坦山区，有两个相邻的村庄的居民，彼此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语言。在美洲现在还有两百多种民族语言，应用这些语言的，只有为数很少的印第安人。
此外还有一些有名的，但现在已无人应用的语言，如古希腊语、拉丁语、古斯拉夫语、梵语（古印度语）、希伯来语和哥特（古日耳曼民族之一）语等。
在古代，很多国家都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国家的文化对以后世界历史的影响很大。因此，研究这些语言仍然是很重要的。有些语言，如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形成，就是以中世纪的拉丁语为基础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作为一种国际科学和宗教语言继续使用，这说明了为什么在俄语、英语、德语中，现在仍然保留着许多带有希腊和拉丁语词根的术语。
在某些现代语言中，很容易找出它们相近的关系。比如，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他们不需要通过翻译就能相互了解。不仅如此，俄罗斯人还能认识许多保加利亚语、捷克语和波兰语的词汇。这是因为在古代曾经存在过一种共同的斯拉夫语，那时候还不分什么波兰语、俄语等。过了一个时期，各个斯拉夫民族都独立了，因而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削弱了，民族方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于是，独立的语言也随着发展形成。
确定其他现代语言相近的关系是很难的，虽然这种相近点是存在的，比如，俄语中的单词：“MATЬ”（母亲）、“БPAT”（兄弟）、“HOBЫЙ”（新的）的发音同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语言中这些单词的发音几乎是相同的，如德语的“MUTTER”、“BRUDER”、“NEUE”、英语的“MOTHER”、“BROTHER”、“NEW”，拉丁语的“MATER”、“FRATER”、“NOVUS”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也不是一种语言借用另一种语言。类似这样的词，追究其历史，它们的词源是相同的。它们是来自数十世纪以前存在的共同印欧语。共同印欧语发展的结果，形成了拉丁语和梵语，现代印度语和伊朗语，以及很多种欧洲语言。所有这些语言组成了印欧语系。除印欧语系外，还有其他语系：闪语系（阿拉伯语、亚述语），芬兰—乌戈尔语系（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匈牙利语、科米语），突厥语系（土耳其语、鞑靼语、哈萨克语、土库曼语等），汉藏语系，玻里尼西亚语系（主要是在太平洋诸岛屿通行），以及非洲多种语系（苏亚希里语、布希门语和苏鲁语）。（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