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巉岩陡峰扑面来
——读杜鹏程短篇小说集《年青的朋友》
杨扬
“抬头一看，好家伙，摩天岭直钻到天里头去了！”
小董，这《难忘的摩天岭》中的青年，初次走到摩天岭跟前，赞叹地望着前面的山峰。
读着杜鹏程同志这整个短篇集，也总有类似的感觉。作者仿佛是这样的引路者，他带着读者在岭回路转之时，指给你一个突兀［wù］的景色：巉岩陡峰，扑面而来；坚实的人物，生活激流的缩影，以稳实、峻奇的姿态，让人心情振奋。
这几年来，在铁路工地、农村人民公社里，作者曾和建设者们朝夕相处，共同经历了那些兴奋和耽心，焦急和欢乐的日子。看得出，他是那样不懈地从建设生活中探寻新的矿藏，倾心地注意着许许多多建设者身上那种属于坚毅、刚强一类的东西。大约是从这里看到了那许多劳动者力量的源泉，看到了我们光荣而又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钢筋”吧，他总是执着地去捕捉这炽热的泉源的喧腾，执着地在塑造坚实的顽强的建设者的形象。他写出过《在和平的日子里》那样深刻的中篇，也写了不少短篇，而收集在这里的，几乎每篇都是对建设者坚强意志的赞歌。
我们先随着作者看看《平常的女人》中的郑大嫂吧！这是一个深刻感人的形象。工程小队的老工人郑顺德病死在岗位上，郑大嫂来到工地要求工作。旧社会她受够了穷困、颠沛流离的折磨，建设新生活在她就是连心连肉的事业，丈夫死了，她要顶上来。她的两个在工厂、一个在上小学的孩子还联名为母亲写了封保荐式的信。经过争执、要求，她在工地上担任烧水的事，年年月月、风风雨雨也毫不懈怠地为工程添一分力量。她决不肯凭抚恤金，“身不摇、膀不动地吃自在饭”，而要在“苦焦的地方”参加建设。这是平常的女人，又是不平常的女人。在她身上作者写出了中国劳动妇女对新生活的热爱和改变一穷二白的迫切愿望和决绝意志。在痛苦和打击的面前，她的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和奋身投入工作的品质才愈显出光辉。
再看看对于“曾自枪林闯阵来”的战士们和他们的亲属们，作者又以多么亲切、激动的感情写下他们在新任务面前的新行动。《第一天》里的杨方和赵志群，他们身上还带着战场的硝烟气息，就又在荒无人烟的雪山里开始了建设战线上新的战斗的第一天。一切都不熟悉，缺少工具，却要从大山上凿出通火车的隧道。困难确是困难，但他们过去能学会巧妙地破坏敌人铁路，今天也要学会修铁路；革命战士既然迈开步，就一定要踏出胜利的路。一个是高个子有点急躁的杨方，一个是心怀宽阔，善于引导人的精力的赵志群，两个人领着战士们在大风雪中开始了第一步。五年后，他们已成为熟悉铁路建设的人才。当欢送杨方入工程学院深造的时候，赵志群意味深长地说：“第一天，前头还有很多第一天，可是有一种人，任凭什么样的第一天，总制不住他”。在《延安人》里则是写出了战火中锻炼出的革命一家。管仓库的黑成威，长着毛蓬蓬的胡子，穿着足有二斤重的布鞋，嘴里咬着旱烟锅；他静时慢慢腾腾，工作一忙，生龙活虎。他的老伴，黑永良的娘，时刻作他的帮手。老黑的“来，扶我一把！”在她听来是战斗的呼唤。这对老夫妇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你扛我帮地为革命奔波、劳苦。他们扛过多少责任：紧急的任务，伤员的性命，斗争的惊险，还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在新的岗位上，他们又是任重耐劳地挑着重担。管理供应材料是“作难”的事，建设发展快，材料又缺乏，可并不是每人都能体谅其中难处的。同志们、工人们的催逼、争吵、埋怨甚至责骂，老黑都扛起来。“咱们不作难叫谁作难？咱们不顶住一切困难和怨言，叫谁顶住呢？”多么感人的语言，这里凸现了革命人民巍然挺立的腰杆。老黑一家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意见，也发生争论，那坚实的肩膀却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宽阔而坚实的肩膀，支撑着这万里江山”，吕有怀眼里的老黑一家人可说是多少革命人民的一个小缩影。
郑大嫂、杨方、赵志群、老黑一家等等人物都充满了坚毅精神，都是用刚劲的笔描绘出来的。这些形象使人觉得在那作难里也显出前进的扎实，在痛苦里也满注着意志，在微笑里也透露着刚强，在幽默里也含有着豪放。这些人物有的只是在新的斗争中展示原来品质的新方面，有的则是简洁地但深刻地写出怎样在那种自觉的不无痛苦的过程中培育出坚毅的新品质。《光辉的里程》中的贺俊就写出一个充满热情但起初不够踏实的知识青年，怎样在实际建设中、在劳动群众中成熟起来。对这一个个形象的描绘，使人感到作者笔力的刚劲，但可看出他也常注意把刚劲与秀逸结合起来。《延安人》里的革命一家写得坚实而有分量，也写出了老黑夫妇的淳朴和农民那种风趣，写出了这一家人和谐的气息。比如写老太太对工地材料的关心，无事也只怕出事，催着老头子去瞧瞧，在她的唠叨和絮烦中又写出了可敬可爱。看她训儿子，是怒，更是爱；是嗔［chēn］，也是喜。再听老太太的语言：吕有怀见他管事殷勤的样子，问她是不是仓库看守员；她说：“我倒是个皇上！”黑永良和她争论一阵后，要扶她一把；她说：“滚远！你妈还要你扶一把？”前一句，反说得有趣；后一句，又骂得亲切，母子之情，跃然纸上。通过这些烘托了这一家人革命心志，也写出了他们特有的爽朗又浑厚的感情。
在《年青的朋友》中写王军也有味道。这热情、调皮又坦率的小伙子身上有使不完的力量。他有时莽撞，对着别人的车乱喊，直想超车；晚上把苹果扔给未婚爱人，却砸了别人的鼻子，出笑话不少。可他干劲也充沛，秦岭险峻，他能征服，工作中又能钻研。当处在塌方的险区时，他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一个老太太，自己受了重伤。但刚救过来，他又照样快活、调皮。这里用着明快的笔在谈笑、诙谐间写着人物的乐观与不畏艰险的精神面貌。再如《夜走灵官峡》里那个小小的孩子，带着天真的负责精神，自己宣称看家是“上班”。这形象是可以使人发出会心微笑的，可这笑也令人心里触动，为什么这么幼小的心灵里已装着公民的责任感。这里没写大人，可又使人感到他们在孩子们身上所引起的强烈的力量，可以想到大人们的身影。
在刚劲与秀逸结合上更可注意的也许是《工地之夜》。这篇小说是在静夜写热烈的建设生活，在休息之际写前进的力量。景色是：山沟里，月光如昼；地面上，一层薄霜；树叶，飘飘落地。秋月照人来，一片静柔的深夜里，人们却是刚开完为明日前进而计议的会。总指挥要赶回城里，明早又要为工作而讨论，投入战斗。就在路程上，总指挥和他的司机老赵有了小小的戏剧性的情节。总指挥要赶着去工作，司机老赵却无论如何要设法让他休息一下。总指挥不愿让老赵看出疲累和焦急，老赵却从那鼓点也听得出他心神不安。总指挥的需要、焦心，如同与老赵自己身上的神经连系着。吃喝，准备的有；怕有人半路又多事，让总指挥休息不成，老赵就特意赶过重点工程；总指挥耽心那里钢筋的事，老赵却早办妥了。总指挥心里石头落了地，在车子行驶中睡了。老赵又把车开到路旁停着，让他睡个安宁觉，自己在车旁走来走去，为那些不知趣的过往车辆乱响喇叭而着急。等总指挥醒来，已被老赵安排得养精蓄锐地睡了一觉。天快亮了，老赵满心舒坦地载着他的上级、战友又像是弟弟的总指挥进入了新的沸腾的一天。工地的大场面，人山人海，劳动的喧响都未怎么正面写，只是夜晚路上的一辆汽车两个人，却使人觉得趣味横生。这里写出了建设者中指挥员与司机间亲密贴心的同志关系。细腻、温润的同志爱和夜月秋风的景色带给人以舒心的秀逸之致。但在这中间又正是写了多少热烈、奔腾的内容；在战斗的间歇里写了顽强不懈的建设者的奋身劳动。这里的秀逸正更有力地烘托出刚劲，这里的刚劲也在秀逸的风致里显得充实而有韵味。
自然，刚劲与秀逸的结合在不同的作家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杜鹏程同志笔下则常常是刚劲更突出些。他喜爱描绘坚强意志的人物，热烈而朴实的生活感情，深刻撼人的生活问题。他也总探寻着与自己对生活对人的理解相适应的形象塑造的手段。如果说，他勾勒人物采用强劲的线条，那么，他在渲染上的色调运用也是厚重而大胆的。如果说，他在线条上也不乏轻柔的转折来映衬强劲，那么，在渲染上他也注意了常用明朗的色彩使峰峦显得挺拔而不干枯。写《工地之夜》里的建设者是这样，写王军、郑大嫂也是这样。就如对郑大嫂，为了写她的刚毅，他不回避她过去生活的折磨和失去老郑那抓心的痛苦，而是在写她从痛苦生出力量中，更有分量地烘托出她可贵的品质。他写她热情于工作，也写了她把招待所管理员弄得束手无策的急躁；写了她对偷懒的青年工人不容情的责骂，也写了她为小儿子的天真也一定要砸石子，再告诉孩子要他知道她的的确确是参加了铁路建设。且不说那石板上的“进度表”是否必要，但那确是她的心愿的表现；且不说她那小曲唱得好听与否，也确是她终于有了能说服小儿子的行动而感到衷心喜悦的流露。这些勾勒与渲染多方面展开与补充了这个形象，使人读来感到其中包含着使人感奋的生活真实的力量。
这个集子里的短篇篇幅都不算长，但是其中绝大部分在生活蕴涵上都是较深刻、丰富的。从前边举的那些生动、结实的形象，总叫人想到作者确是在生活中认真的感受过，思考过，他扣准了自己找出来的生活的弦，挖掘了建设者思想感情的泉水，找出了人们生活和精神品质上的某种贵金属。弦，一声新响；泉，一涌新水；矿，含贵金属量也使人赞羡。他的作品总有一些新的东西，使人产生新鲜的感受。
但是也可以看出在深度上和感人上这里确也有所参差。有几篇比较前边提到的就弱些。这些篇使人读来觉得分量较轻了，人物较单薄了。比如《飞跃》和《瀚海新歌》这描写长城公社改造沙漠的两篇就给人这样的感觉。这里的人物仍然是坚强的，可是使人觉得从形象上来感受尚不那么细致、具体。虽然在劳动场面、会议等用了不少笔墨，但仍觉不如前面提到那些人物给人印象之深。我们不容易像了解郑大嫂等人那样了解这里刘书记、老许、莲娃的心理和脾气。张聚英和杨老四思想斗争的安排是有技巧的，也有生活气息，但总觉得单薄点。这样较弱的作品在杜鹏程同志作品里是个别的或很少的，而且这两篇也有一定水平，只是与这集子中其他更好的作品比较起来显得薄弱一些。就总的看来，他的作品连这些较弱的篇在内也都有动人思索的力量。这些作品里的形象，有的丰满些，有的稍单薄些，有的挺拔而丰润，有的还缺少点晕染，但的确都给人以新鲜、有力的印象。那些坚强的人物和他们挺得起困难的肩膀，可以使人看得见我们时代英雄人物刚毅的面貌，使人对我们的建设生活和建设者理解得更多了一些。他的作品给人一种坚实、昂奋的感觉，这是值得注意的东西。在今天我们革命文学里，战斗的品格、昂奋的意志已成了不可缺少的要素。在杜鹏程同志的艺术形象里也就有着具有他自己特色的这种铁似的气质。这在别人那里也许是另一种表现形态，在他大略就是坚实、刚强的人物，就是那对顽强前进的赞歌；在艺术手段上也就是那带着秀逸的刚劲，带着鲜明色彩的厚实。他的人物不是顺手拈来的，而是铸造出来的。但这些形象又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带着生活中的建设者那平凡又不平凡的本色，使人可以感到生活激流的翻腾，看到这些人物不懈地迈步向前的姿态。
这部短篇集应该说是一束分量重实的作品。作者在反映建设生活上严肃而执着地走了一段路。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坚忍精神是通过他的理解和创造所提炼和表现出来的，那么，这种精神是也会激励作者自己向生活向建设者作更深入的探求，塑造出更生动更感人的形象吧！这里，我又想起这个集子里《难忘的摩天岭》中的张海潮来。这是个建设山区的老同志，小董从他身上看到比摩天岭更巍峨的东西，看到革命者雄心大志、忠肝义胆的巉岩陡峰。当小董要暂时离开山区时，他深深觉得，这摩天岭的人们给了他多么大的力量，“一种强大的情感激荡着”他的心胸。如果说杜鹏程同志笔下的人物曾经在一定程度上起过这样的作用，那么用更好的形象使人们的心胸激荡着那种强大的感情，就是人们对杜鹏程同志，自然也是对其他作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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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长征交响乐”想到的几个问题
王震亚
丁善德同志的《长征交响乐》，像一帧结构宏大、内容丰富的长卷，以一系列画面，概括地刻划了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主要事迹。听众可以在这部作品里体验到红军豪迈的步伐、炽烈的战斗、艰苦生活的回忆和胜利的欢乐。
作曲家较成功地把长征事迹和传统的交响乐结构结合在一起，在最常见的由四个情绪互相连系又互相对比的乐章组成的交响乐曲的基础上，加了一个《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的乐章，形成一支由五乐章结合起来的套曲。
第一乐章《踏上征途》，在沉闷、压抑的引子之后，军号声破空而出，引导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伴随着行进的节奏，好像出现了红军浩浩荡荡的行列。喑哑的小提琴奏出悲伤的曲调，表现人民在向红军倾诉苦难。接着描写了一场鏖［áo］战，战斗结束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更加宽广有力地由全乐队奏出，描写战胜敌人的红军行列，以不可阻挡的气势继续向前行进。
第二乐章《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开始描写各族人民以自己的歌舞欢迎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参加进来以后，各种音乐主题交织在一起，描写红军的音乐与描写各族人民的音乐结合成一个整体，好像告诉听众红军与各族人民是亲密无间的。这是一个音乐很多采的乐章，其中引用了一些西南藏、苗等族民间音乐的曲调。
第三乐章《飞夺泸定桥》，用急促的旋风式的音乐，刻划精神振奋、匆忙、紧张、坚定的红军战士的心情与行动。全曲一气呵成。音乐的性质有些近似一般交响乐的谐谑［nüè］曲。
第四乐章《翻雪山，过草地》。开始用漫长的高音乐器，表现出空旷、冷寞的境界；飒飒地吹起风来，风越吹越大，描写沉重而坚韧的红军形象的音乐出现并逐渐变得有些昂扬，又渐消逝，剩下一支轻盈的描写红军战士心情怡然的曲调，和飒飒的风声一起，在辽阔的空间回荡，全乐章的笔调很细腻，洋溢着诗情画意。
第五乐章《胜利会师》，描写了比较多的内容。开始以急速强烈的音乐刻划红军突破腊子口的战斗，好像是全乐章的引子，继之描写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的欢乐场面。陕北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曲调一再出现，表现对领袖的歌颂。结尾处音乐相当壮大，在胜利的欢乐与对未来的信心中结束全曲。
五个乐章各有自己的性格，各自表现长征的一个方面，结合起来又成一个整体。作曲家用这五段音乐来概括长征的全貌。形象鲜明易解，是这部交响乐较突出的优点，不论是红军的行列，人民的控诉、战斗、歌舞、风雪、胜利等等，总令人听得懂，有如临其境的感觉。要交响乐这种较艰深的外来艺术形式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首先就必须使人听得懂。《长征交响乐》在群众化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取得了成绩。
这部交响乐采用了许多革命歌曲与民歌的曲调。作曲家不仅根据所表达的内容的需要，找到了适合这些曲调的和声、音色、织体与发展手法，还运用了许多我国音乐创作中的专业技巧，而整个作品却的确是中国气魄的，《长征交响乐》在民族化方面作了各种探索，它的成绩也是显著的。
在我国现有的交响乐作品中，《长征交响乐》的写作技巧是比较纯熟的。作曲家对管弦乐的掌握很准确，配器手法很丰富，这部交响乐较高的艺术性是同它的较高的写作水平连系在一起的。
这里也还有一些瑕疵［xiá-cī］。例如《飞夺泸定桥》一章，紧张兴奋有余，而英雄气概不足；《翻雪山，过草地》一章，景物描写得相当细腻，而红军艰苦卓绝的克服困难的毅力描写欠深，都不能不影响作品思想性的深度。前三乐章与后两乐章不是一气写成的，中间间隔了一段时间，因而在其笔调的统一上，呈现出小小的裂痕；某些技术细节、艺术细节与风格细节的处理上，也还有可以推敲之处，但这些都不致妨碍这部作品在目前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听过中央乐团演奏的《长征交响乐》以后，我一直在思索一些问题，一时找不出答案，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很可能会提高用交响乐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水平。因而写在下面，希望引起进一步研究。
革命的乐观主义是贯穿在我们革命历史中的。像长征这样艰苦的历程，并没有使红军畏惧，毛主席的诗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正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概括。音乐作品应该体现革命的乐观主义，革命的历史又是非常艰苦的，我们付出了惨重代价才取得胜利。长征事迹如此激动人心的原因之一，即是红军经历了并克服了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终于取得胜利。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红军表现了最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后人才可以从红军长征的事迹中吸取无穷的克服困难的力量。把革命的历史写得凄凄惨惨是歪曲历史的真实，而削弱了革命历史中的巨大困难也会减损革命的乐观主义感人的力量。如何把革命的乐观主义与革命历史中壮烈的史诗性正确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交响性意味着对立音乐主题的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各个音乐主题沿着各自的道路不断发展、变化，终获得新的素质，由此揭示出作品的中心思想。表现矛盾冲突，正是交响乐这种形式最见长的。革命历史中充满各种激烈的矛盾与斗争，用交响乐形式表现这些矛盾有很大可能性。在矛盾冲突中有正面形象，也要有反面形象，公式化的、标签式的反面音乐形象是肤浅乏味的，而深刻的反面形象却能加深音乐的表现力，成为发展正面音乐形象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如何在正反面力量的矛盾冲突中表现革命历史事迹，是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交响乐创作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有各种不同风格的交响乐作品：有的以巨大的热情动人心弦，有的以严肃的哲理性服人，有的表现宏伟的史诗，有的以迷人的风景描写夺人，有的却贯穿着激动人心的情节……《长征交响乐》借各种画面、场面、行动、情节与队伍的行列等等，揭示长征的主要情节、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可以成为一格。这种作法常常都和标题性相连系，优点是易解；但音乐这种艺术长于写情拙于写事，长于概括拙于作具体描绘，因而这种作法也给作曲家带来很多困难。如有另外一位作曲家，深刻地体会了红军长征的精神与思想情感以后，以鲜明动人的音乐主题，概括地表现长征的精神实质，也可能写出好作品。例如集中地表现红军远大的理想、必胜信念、革命的英雄主义、昂扬的战斗意志、对牺牲烈士们沉痛的悼念，顽强的克服困难的革命毅力与胜利的欢乐等等，把情景、情节的描写放到从属地位，就是另一种写法。这样作容易流于空泛、一般化、艰涩费解，但写得好了却能更深地刻划红军长征的精神实质，更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
写革命历史的交响乐作品如何进一步民族化群众化，如何使用群众歌曲及民间音乐的素材，如何掌握并发展传统的交响乐形式等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不可能要求一部作品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从《长征交响乐》与在“上海之春”中演出的另外几部优秀管弦乐作品看，我国管弦乐作品的创作水平有很大提高。我相信交响乐创作中的各种问题必定能够很好地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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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哥俩”的同和异
——我演陈大虎、陈二虎的一点体会
张良
一个演员的最大愉快，就是能遇上个好剧本，假如再有一位好导演、好的创作集体，那么他的愉快就更大，创造的欲望就更强，他的所有的愿望都会得到导演和全体合作者们的支持和帮助、并使它逐步的实现。在这次的《哥俩好》演出中，我可以说集中了这几个方面的愉快。白文、所云平同志为我们写出了这样一部好戏。还记得第一次读剧本的情景，我久久的坐在那里，如痴如呆的傻笑着，深深的被剧本情节吸引住了。陈大虎、陈二虎、雷班长、洪军长，还有那几个各有特色的战士，都活生生的站在我的眼前，尤其大虎二虎这哥俩的形象，更深深地吸引了我，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
想法和实际总是有距离的，摆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重大的新课题：我得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一个人演两个角色，一样的军装，一样的脸，如何分辨得出？我接到剧本后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区分开这两个人，进而想到如何从性格上使他们更不同、更可爱。
从剧本上看，哥俩都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一对新人，是人民公社里的好青年。他们有着同一的美好理想：当一个真正的兵，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共同的好品质：忠诚勇敢、热情向上。他们初到部队上来，都还算不得一个好兵，但是他们有着不可动摇的志向。在这些方面，他们有许多相同的好品质，但是又有各人性格上的绝对不同。大虎待人处事忠厚诚恳、腼腆拘谨；二虎则热情豪放、无拘无束。作为演员，不仅应看到他们共同的好品质，更应着力刻划他们的不同性格。我就是本着这些想法，开始了我对这两个人物的探索。
首先，我想了解这哥俩在对待同一事物时的个人想法和态度。比如在帮助群众干活这一点上，大虎是觉得：帮群众干活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自己当了兵，就应该学习老同志们的精神，发扬这些传统。所以他在干活时是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毫无个人打算。而二虎则是为了完成个人的立功计划。这哥俩都有着进取心和荣誉心，大虎更多的想到了集体，二虎更多的想到了个人。为此他们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根据他们的不同思想不同态度，再本着他们的性格，去找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外形特征，更明显的区别开这两个人，是我在创造人物时走的第二步。我想在他们一出场，就给观众留下比较鲜明的印象。除了在人物的整个精神状态上，我极力掌握住大虎的老诚腼腆、二虎的机灵豪爽外，还选择了两个人在敬礼时动作上的不同，以帮助观众去识别人物。这两种敬礼，一则是从他们的性格出发，再则是吸收了生活中常见到的现象，生活里我见到许多新战士，他们在敬礼时，有的就像二虎那样叉开两个指头，挺胸扬头显出他们性格上的豪爽。有的又像大虎那样，手慢慢地贴着身子拉上来，头歪过一点去就他的手，显出他们那么沉稳腼腆。这两种敬礼都算不得标准，但是放在这一对刚刚入伍的新战士身上，又是这样一对性格不同的哥俩身上，我想这种夸大还是可以的。此外，在着装上也想给人物作些区别。同样的军装，由于大虎的懂事爱清洁，军装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由于二虎的顽皮、淘气，经常东跑西跳掏鸟窝，所以帽子总是有些歪，衣服也任它长短不齐。当然这只是在敬礼和着装上给人物一点区别，而真正重要的，还是应该注意如何在典型环境中，表现人物的典型性格。因为剧本中对二虎有着较多的描写，我也就想着重谈谈自己在表演二虎这样几场戏时的性格掌握。
第一幕，连长授枪，二虎不要。这不要的态度也可以表现得很温和，用商量的态度。但是我想二虎此时的心情是平静不下来的。由于前面几段戏的发展，二虎已经认准了：“我当了兵，发的枪肯定比民兵的好，而且一定会把那支冲锋枪发给我，这我事先已经和班长说好了。”所以他满怀信心，等着发好枪。万没有想到连长发的却是那支自己拉了半天没拉开的步枪呢！因此，在表现二虎此时的心情时，我是先由兴奋期望、突转惊愕，继而委屈不满，噘着嘴迟疑着，极不情愿的接过枪，转回身越想越窝火，越看越憋气，再也忍不住便冲口喊出：“我不要这支！”这之后，对着连长和指导员的两种不同的开导方法，我表现二虎一面去商量，企求换支好枪，一面又板起脖子硬要。之所以这样，就想能表现出二虎复杂的心情，和他那憨直、倔强、又充满稚气的个性，使他能在这第一场里就给人留下个可爱印象。
第二幕，二虎遇见了军长，直到换领章这一段戏，剧作者为人物安排了一个十分真实可信的情节，在排这段戏的时候，我和邢吉田同志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思想上有很多的顾虑。他是担心如果把军长演得过于嘻嘻哈哈，就有损形象；而过于严肃了，或是过多的端起了首长架子，就又不亲切，从而激不起二虎交朋友换领章的欲望。我呢？则更担心，过于顽皮，在这样的首长面前是有损两个人的形象的；而若一般的平平淡淡的处理，又挑不起这一场喜剧的热潮。固然，就二虎的性格来说，凡是他认为可以亲近的人，他就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但是观众对军长怀着很深的敬仰，假如二虎任他的性格发展，破坏了观众习惯了的敬仰心情，就又会导致不可收拾的结果，观众情感通不过，这场戏就算失败。可是二虎若十分正经起来，这又不是他的性格。怎么办呢？本是一场好戏，要是我们演员把它演坏了，岂不是犯了罪。我们两人同导演一起做了较长时间的探求，一点一点从人物心理上去研究，在动作上更认真的甄［zhēn］别选择，又经过了多次的演出实践，就演到了今天的这样。今天邢吉田同志在舞台上树立起来的是这样一位军长形象，亲切和蔼，热情风趣，他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穿了一身褪了色的旧军服，戴了一顶大草帽，又挑了一副很重的水桶，无一处不和普通的士兵一样。对二虎这样一代新战士，充满了无限的爱和关怀，对他们身上的缺点，既能细心诱导，又能耐心严格的说服教育。这就给我的二虎表演创造了那么好的条件。一看到他，我就可以任我的聪明、毫不勉强的把他当成炊事员，再看他那和善的面孔斑白的头发，就立刻感到他像公社里的老大爷，继而听他回答说：这么大年纪来服兵役、是保卫祖国人人有责，就更确信不疑了。把将军的军衔错认为和自己一样也是个列兵，使二虎更加高兴，这样二虎和老洪之间，除了老小之分外，级别、身份双方都很平等，不是上下级也便没了拘束，二虎就可以在这个可亲的炊事员老头面前，任意敞开他那纯洁的胸怀，毫无顾忌的提出自己的一切要求和愿望。由于老洪这个形象的感染，加上自己对二虎这个人物的理解，就在相识和换领章这段戏的表演上，给二虎的性格来个大胆的解放。让他喝了一碗水再要一碗，自己端端正正的坐在桌上，军长跑来跑去的为他服务，让他兴奋起来爬到桌上跷起了脚，掰腕子掰不过就两支手一块上，直到后来抱着军长的脖子交朋友，跳到背上抢领章。在做这些十分可笑而又大胆的动作时，我时时告诫自己不忘一条：注意行为的分寸，不能失去一个孩子对老人的尊敬，不能损坏了军长的尊严，不能顽皮到不可信不可爱的程度，要从人物出发，从性格出发，真诚的表达二虎的心情愿望，让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既可笑而又真实可信。
第三幕，我想着重表达出二虎在射击前的复杂心情和客观上几个压力给他的影响。
在连队，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战士的最大愉快和苦恼是能不能在射击场上打优秀。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荣誉和集体的荣誉，而且关系到一个战士对祖国的责任。就二虎来说，他的心情更为复杂，他想射击优秀的愿望压过了一切。这不仅因为他是个战士，肩负着对祖国的责任，而且因为他有着许许多多的个人想法，像刚一入伍那天，就和女民兵林水秀挑了战，这次靶场上要输了，那脸还往哪放？！此外，最最重要的，是自己订了个立功计划，其中重要的两条，是帮群众干好事和射击打优秀。自从把林妈妈的豆腐做坏了之后，干好事这一条吹了。因为虚荣心作怪，怕坦白了受处分，就隐瞒了错误，单等射击打了优秀，立了功，保住了班里的集体荣誉再坦白。为此，孤注一掷，把仅有的一点希望都押在这一次的实弹射击上了。他告诉自己，拚尽全力也得争个优秀。但事与愿违，射击前，雷班长、林水秀先后同他谈了话，他们的每一眼、每句话都像看穿了他的秘密，都像在说你做坏了事不坦白，你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二虎最怕的是提起做坏豆腐这件事，可偏偏水秀老提。雷班长还说今天打靶，林妈妈、洪军长也都要来，二虎就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感到隐瞒错误的秘密就要暴露了，要是在射击场上当着那么多人一宣布，受处分不说，今后还怎么见人？！为此，在表演这几段戏的时候，我注意将二虎的心情一点点拉紧，真实的接受对方给予的每一个刺激，使他愈想自卫愈受窘，愈想镇静愈慌乱。在表演二虎被喊出列，趴到靶台上射击时，更加大胆的运用了夸张的方法，使他的出列步法、精神状态完全和大虎的两样，让人感到大虎是那么神情自如，镇静泰然；二虎是那么心怀鬼胎，慌乱无主。尤其在读二虎这句词时“报告：射手陈二虎射击准备完毕”我几乎是一口气将这句话吐出来，观众只能含混不清地听到“陈二虎”……“完毕”几个字，使观众相信他是由于这大的慌乱才打了不及格，并非出于他的平时不努力。让人们在善意的笑声中，看到他那虚荣心缺点招致的苦恼，又在这亲切、关怀的笑声中，同情他这一场不幸的遭遇。
二虎有着进取心和顽强的毅力。在他从无知到有知，从幼稚的、不实际的追求荣誉，到他真正成熟的过程中，缺点是难免的。而这些缺点的产生，又都是因为他那“美好”的愿望所驱使，所以这些缺点在他身上，也并不影响他的可爱。剧作者对陈二虎、雷班长的描写，都是怀着极深的爱来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让他们尽快的成长，而没有一丝的嘲笑。演员在掌握创造人物的整个过程中，也应本着这种精神，不是任意的夸大他们的缺点，而应着力在事件中深刻的表达他们的思想，刻划出他们的可爱性格，让他们在笑声中成长为一个好战士。为此，在第四幕中，我便着力刻划他的思想转变过程，让他在军长面前，诚恳地、沉痛地坦白错误，但又不失他那倔强的可爱的性格。在和军长打扑克这一场戏里，我选择了这样几个动作，想来继续和突出二虎的性格：如坐在凳子上的姿态，上身靠近伏在桌上，跷起凳子的两条后腿，让人一看，这就是二虎，只有他才会有这动作；哭了之后，军长送手绢过来擦眼泪，倔强的躲过，自己抓下帽子擦了两把，光着头、硬着脖子随军长走去。第四幕的结束，二虎和班长间的矛盾解决了，思想统一了，通过以往的事件、首长的教育，双方都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表现二虎是那么认真的向班长检讨，又以他固有的性格，向班长表示自己的决心态度。
喜剧艺术是通过笑来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的，但演员的表演切不可以笑为目的。在任何艺术中都允许有夸张，喜剧中表演上的夸张我想就更被允许。但夸张得必须合理、可信，必须始终从人物出发，更真实的刻划人物的典型个性。我们的演出，为了突出喜剧的风格，在导演处理上、演员表演上都大胆地使用了夸张，但是由于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水平限制，加上对喜剧的表演缺乏较深的理解，因而在人物掌握上和表演上都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在夸大与真实上还缺乏分寸，还不能十分准确地表现出人物的复杂心情和个性。第一次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更是没有经验，创造中有些顾此失彼，没能将哥俩的形象都鲜明的树立起来，尤其陈大虎的形象还很不完整，就更要求自己在今后的演出中，对大虎形象的创造更努一把力。并把以往存在的缺点逐步克服，以求得在认识上表演上都有所提高。
在这一次的舞台演出中，我始终很愉快的原因，是我在这两个人物创造中，得到了两位导演和全体合作者们的那么多帮助，他们十分具体的帮我选择和肯定人物的性格动作。没有这集体的帮助和努力，我很难想像这两个人物会怎样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