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王夫之的《老子衍》
关锋
《老子衍》一书，是王夫之在他三十七岁的时候写成的。过了十八年，当他的哲学思想更加成熟的时候，将《老子衍》加以重定，并写了后序。可是，重定《老子衍》稿本，被弟子唐端笏拿到家中去，恰巧碰上火灾，给烧掉了①。传世的《老子衍》，是根据夫之三十七岁时写的稿本刻印的。
重定本《老子衍》当有更丰富、更深刻的思想，被毁于火，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不过，我们从现存的《老子衍》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且可以从这儿探讨夫之的哲学思想逐渐臻于成熟的过程。夫之在三十七岁时就基本上形成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此后便是继续进行探索，在若干环节上逐渐地把朴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老子衍》对于老子哲学的基本态度，是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并企图把它的辩证法从唯心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虽然不如夫之后来的著作那样鲜明和深刻）。这本书的许多观点，可以看作夫之后来在若干环节上把朴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的端绪。
夫之在《老子衍自序》中说，对于老子哲学及诸家注释要“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意思是说，要深入它的内部，袭取它的有用的思想资料（好似夺取敌人的辎重），暴露它的根据的虚伪性，指出它的瑕疵。可以说，这是夫之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的总的态度。老子哲学的瑕疵是什么呢？夫之写道：“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总的意思是说，老子哲学失之于偏激，固执偶然见到的东西②，穿凿附会③。这似乎是企图揭露老子走向错误的认识论根源，而对于老子哲学的瑕疵，在《老子衍》本文中则有具体的批判。
老子哲学的“道”是世界的精神本体，类似柏拉图的绝对理念，是和天地万物相对立的虚无，是产生天地万物的主宰。王夫之与之相反，他说：“物与道为体，而物即道也。”这和他在《周易外传》（夫之在三十七岁时开始写作此书）中所说的“盈天地之间皆器矣”，“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不可谓之道之器也”，“道者，物所众著而共由者也”等等，是相通的。两者相参，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物与道为体，而物即道也”的意思，是根本否认有什么离开物（亦即“器”）而独立存在的道，而认为道是物之道、物质世界运动过程之道，这样的道，就是物质运动的规律。这当然是唯物主义，同老子哲学根本对立的。
老子说：“道生一（王弼注曰：“冲气为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王夫之却根本否认有什么“超于和以生和”的东西存在，这就把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作为世界之精神本体的“道”，给否定了。
对于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夫之说道：“道含万物，而入万物，方往方来，蜿蟺希微，固不穷已。乃当其排之而来则有，当其引之而去，则托于无以生有，而可名为无……。”固然，这段话不是很明确的。但在这段话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夫之反对把道和物分离开来、把道看作是离开物独立存在的。他说的“可名为无”的“无”，不是老子的抽象的、同具体万物相对待并产生具体万物的“无”，而是说的具体的某物消逝、转化。“排之而来则有”，是说原来没有的东西产生了（某物之有），“引之而去”是说原来存在的东西消逝了（某物之无），所以他说“托于无以生有”。夫之在这里说的有、无，是形而下的具体某物的有（产生）无（消逝）。这在实质上，和老子哲学也是对立的。这一点，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就说得非常明确了。
后来，夫之一直明确而坚决地批判老庄哲学的“无”的范畴。
例如，《尚书引义》中说：“物生于有，不生于无。”这就不仅在思想实质上，而且在表现形式上，自觉地同老庄哲学划清了界限。
“淫辞知其所陷”（《孟子·公孙丑》）。夫之不仅坚决否定老庄哲学的“无”的范畴，而且在《思问录》中还探讨他们的失足所在。夫之说：
“言无我者，亦于我而言无我耳。如非有我，更孰从而无我乎！于我而言无我，其为淫遁之辞可知。”（《思问录内篇》）这个批判，今天看来，还是很深刻的。夫之还说：
“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今使言者立一无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维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穷矣。”（同上）
世界上没有“无”，为什么人们的头脑中会产生“无”的观念呢？曰：激于有而言无（亦即“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比如一棵树的存在，这是“有”——具体的“有”，即此树之“有”；这棵树不存在了，这是“无”——具体的“无”，即此树之“无”，这便是激于此树之“有”（存在）而言此树之“无”（不存在）。哲学家总括所有的“有”（万事万物）而思之，就得到了抽象的、纯粹的“有”这一观念；于此再前进，激于有而言无，就不难得它的对立面——抽象的纯粹的“无”这一观念。纯粹的“无”，本来是凭借自己的头脑从现实世界经过一系列的抽象而得到的观念，并非宇宙间有什么“无”；可是“客观”唯心主义者老子，却把纯粹的“无”看作脱离他自己的头脑、也脱离一切人的头脑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本体，然后他就以宇宙奥秘发现者、说明者的身份去讲说“无中生有”了。——我们不能说，上述意思在王夫之那里都有了，但是，他的激于有而言无的思想，直到今天还是我们批判老子哲学的一个锐利武器，并且对于批判其他唯心主义哲学也有重要的意义。
《老子衍》对于老子哲学体系中包含的辩证法思想是肯定的，但同时又是批判的，即批判它的唯心主义性质和归结到形而上学的半途而废。
老子哲学肯定矛盾（这是辩证法的），但终于归结到消解矛盾，取消斗争（这是形而上学的）。夫之似乎看到了这一点，例如他对《道德经》第三章的批判。
《道德经》第三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这是认为：“尚贤”是“民争”的原因……，取消了“尚贤”（矛盾的这一面）也就取消了“民争”（矛盾的另一面）……于是达到了矛盾的消解，回复到了无矛盾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对此，夫之批判道：
“争未必起于贤，盗未必因于难得之货，心未必乱于见可欲，万物块处而梦妄作，我之神与形无以自平，则木与木相钻而热生，水与水相激而沤生，而又为以治之，则其生不息。故阳火进，而既进之位虚以召阴；阴符退，而所退之物游以犯阳。夫不有其反焉者乎！”很显然，这是和老子哲学对立的。这段话，实际上是肯定矛盾的绝对性，即认为矛盾是无时不在的。固然，论证有很大的猜测性，没有（在当时也不可能）从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阐明“尚贤”和“民争”……的根源，从而论证社会矛盾的绝对性；但是，处在封建时代的王夫之，能够肯定矛盾的绝对性，就是很了不起的了。他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和他从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分不开的。从唯物主义观点探讨事物的矛盾，从而肯定矛盾的绝对性，在夫之以后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老子衍》中关于动静关系的观点，更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
在老子那里，肯定动（这是辩证法的），但是他却认为动之前是静，而动也要归结为静，简言之，即：静——动——静。所以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复命曰常。”老子的哲学，是主静的哲学。在他那里，动和静是两截的、是没有同一性的绝对互相排斥，就是说，静是不包含着动的绝对的静。并且，在夫之以前，似乎还没有人提出动静关系的辩证法观点。
据我了解，动静关系的辩证法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王夫之首先提出的，《老子衍》就有了它的发端。夫之在《老子衍》中写道：
“静于动，则动可名为静。可名为静，静亦乐得而归之。所谓‘守静笃’者，此也。动于静，则静可名为动。可名为动，静与周旋而不死。所谓‘反者道之动’者，此也。”这段话，也不是很明确的。但是，这里包含了他后来提出的动静关系的辩证法思想萌芽。“静于动”、“动于静”有动静互相包含的意思，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静可名为动”、“动可名为静”。在这里，夫之没有把动静看作互不联系的两截，而是企图把动静辩证的统一起来。这一点，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就说得很明确了。例如：
“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一动一静，阖辟之谓也。由阖而辟，由辟而阖，皆动也。废然之静，则是息矣，‘至诚无息’，况天地乎！‘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何静之有！”（《思问录·内篇》）
“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同上）
“静即含动，动不舍静。”（《思问录·外篇》）这是相当鲜明的关于动静的辩证法观点。夫之肯定动的绝对性，他根本否认有“废然之静”。所谓“废然之静”就是绝对的静止，这当然是没有的。所谓“静”是相对于急剧、显著的变化而言，而不是绝对的，所以夫之说“静即含动”，“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宇宙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运动，但有相对的静止，“动不舍静”即肯定“静者静动”的相对静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夫之的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观的，固然他受着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从自然界和社会历史提出科学的论证，而具有很大的猜测性。但夫之的这一贡献，从历史的见地看来，却是伟大的。“静即含动”，“静者静动，非不动也”的命题，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光辉，并且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关于相对静止的原理。
上述夫之的动静关系的辩证法观点，是从《老子衍》中关于“动于静”、“静于动”的说法发展出来的。两相对照，也可见前边我们对“动于静”、“静于动”的解释，并不是主观臆猜。
动静关系的辩证法观点，是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在动静关系上持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动静看作互不相干的两截，就会逻辑地陷入唯心主义：静是绝对的，怎么会动起来呢？这就会走到外因论，以至走到肯定“第一推动力”的唯心主义观点。夫之同肯定矛盾的绝对性相联系，肯定了动的绝对性、静的相对性，初步地解决了动和静的辩证关系，这里正是表现了他把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起来。夫之确是在若干环节上，把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起来；至于处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需要从当时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和中国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传统进行探讨了。
在《老子衍》中，夫之对于老子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也作了批判。
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很显然，这是唯心主义的。对此，夫之写道：
“物授我知，而我不勤，乃知昔之逐亡子而追奔马者，劳而愚矣。非然，则天下岂有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者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夫之不是把老子的命题简单地反过来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多……”。他从唯物主义观点肯定了“物授我知”，否定了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但同时指出：如果在接物时主观态度有问题，追逐现象，也会迷失方向，而得不到真知灼见。这在认识过程中确是常有的事。这里所说的 “我不勤”、“逐亡子”、“追奔马”，意思不怎么明确，但这个思想，后来在《庄子通》中就说得明确了，两相参照，意思还是明白的。夫之在《庄子通》中对这个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拙作王夫之的《庄子通》曾经谈过，这里就不来重复了。
中华书局印行《老子衍》，要我写一篇序言。我对于王夫之的哲学思想还没有全面的和深入的研究，就是《老子衍》，恐怕也没有完全弄懂，而且，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学术界尚争论未决。所以，写一篇序言是很困难的。但盛情难却，只好以这样一篇读书笔记式的文章交卷了。研究王夫之的哲学，和研究老子哲学一样，也必须经过百家争鸣，才能达到科学的结论。本文所说的，只是作者个人的一点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据王之春《船山公年谱》。
?古字“偶”有适然的意思，如列子杨朱篇：“郑国之治，偶耳。”用现在话说，就是“偶然的”。
?《孟子离娄》：“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凿”即穿凿附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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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动物生态学及其与生产的关系
马世骏
动物生态学是研究动物与环境关系的一门生物科学。在适宜环境条件下，动物数量可以迅速增长起来。动物也经常地影响着环境，这种影响又随着动物数量的多少而变化。当一个地区内某种动物的数量增多后，它们又直接或间接地反转来影响动物，构成了所谓种内的关系问题。由于生态学所探索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界生物生活的整体现象，所以阐明这些现象的起因、机制以及所建立的理论，大部分都可直接应用于生产实际。
数量变动是种群生态学的中心问题
一种动物数量变动的过程，生态学上称为种群数量动态。有害动物在生产上能否造成危害，以及如何控制它的数量使其不足为害，就是一个数量动态问题。例如，农田内有少数害虫，由于数量少为害性不大，目前可以不要防治，但今后是否需要防治？或者什么时间才是适宜的防治时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此种害虫繁殖和死亡的特性以及各种影响因素，有一定的了解。各种动物的种群数量动态都不同，有的动物数量波动大些，另一些则波动小些，这是由于各种动物的生殖力不同，又受到不同环境条件的影响的缘故。繁殖力大的种类，在比较适宜的条件下，短期内就可能很快地增加数量。繁殖力小的种类，在同样的条件下，则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繁殖起来，因此这类动物的数量很少。此外，有些种类的繁殖力虽然很强，但抵抗不良环境的能力甚弱，或者它的天敌很多，尽管繁殖的数量多，而死亡率也大，就不容易大量增加。上述的几种情况代表几类动物种群的变动形式，综合地表现了动物与环境的变动特点。掌握了动物与环境各自的变化特点和相互的关系，再结合二者在变化过程中可能相遇的概率，即可推算出今后一定时间内可能发生的情况，从而对该种动物未来的数量变化作出预测。
动物数量能否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起来，除繁殖力外，数量的基础大小（基数）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基数多，其中能生殖的雌动物所占比例也大的，繁殖速率就大。所以在捕鱼和狩猎毛皮兽时，要避免在生殖期进行，并且不能捕猎得太多，要遗留一定的数量，作为再生产的基础。基数大小，又关系到有害动物的消灭成效和有益动物的利用等经济问题。例如，防治后遗留下来的有害动物基数大，则仍能造成为害；如果尽量压低基数，又必然要花费一些无效的防治物资。对于有益动物，捕猎量过大，会妨害今后的再生产，捕猎量小，既影响当前产量，也并不一定就有利于今后整个水体或山场的生产。因为每个动物都需要一定的生活空间，空间大小涉及动物食物的供应；由于生殖场所的限制和种内竞争，单位面积内的动物数量过大时，往往即出现不利于动物的因素。每一个动物都需要一个有效空间，一定空间内常有一个适宜的数量，超过这个适宜数量，随着不利因素的发生，繁殖速率可能被迫下降。适宜的捕猎量和捕猎期，要根据动物的生殖期、密度大小以及环境中可利用的有效条件而定。
认识和掌握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任何一种动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总是经常地以不同的方式与别种动物或其他生物发生联系的。其中有生活上的互助，也有敌对的竞争，在多种生物体间建立起互相依存或制约的关系。如维系相互依存关系的是食物，甲动物以乙动物为食，乙动物又依赖于丙，丙的营养又取自丁，这种环环相扣关系在生态学上称为营养链索关系，属于生态链索的一个类型。我国民间常说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植泥”，即可作为这种营养链索关系的说明。构成链索的每一环节的动物称为一个营养环节，简单的营养链索中每一个环节只有一类动物，复杂的营养链索在每一个营养环节上可能联系着几个分支链索。如果改变链索中的某一个（或几个）环节，即可能引起整个链索结构的变化，造成某些动物数量的上升或另一些动物的下降，这种事例在生产中是常见的。人类即利用这种关系，改变环境条件或采取其他直接的措施，以抑制某种有害动物，增加另一种有益的动物。我们知道，生活在一块稻田或一个果园内的昆虫，常常有若干种，甚至几十种，其中有害虫也有益虫。这些昆虫的生物学特性不同，抗药力有差异，受环境的约束条件也有区别，所以在不同时期常只有一种害虫大发生。改变耕作制度，引起食物或微气候的变化，或不恰当的使用某种杀虫剂杀死了另一种害虫天敌，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别一种害虫的数量增加。例如发生在我国柑桔园内的几种介壳虫及螨类，在一般自然环境下，受天敌抑制，发生的数量不多，原不足以为害。在大量施用滴滴涕及1605等杀虫剂防治其他害虫时，由于这两类害虫的抗药力比瓢虫等天敌强，天敌及其他害虫被杀死了，它们便乘机繁殖起来，造成很大的危害。
森林是一个自然群落复合体，它不断地进行由新生到衰老的演变。说它是自然复合体，是因为森林内除了生长有不同层次的多种草本木本植物以外，还生活有腐食性、植食性和肉食性的多种动物，它们之间除了存在食物链索关系以外，还有彼此庇护的生境链索关系。因此，根据林型结构，进行适量的采伐更新，不仅可经常保持森林的正常发育，还可以根据人类的需要对某些经济动物的繁殖加以控制。
湖泊等水体在生态学上被看成是一类生态系统，因为水体内蕴藏着多种无生命和有生命的物质和个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这种关系又受着水体大小、深浅，以及气象和人类活动等外在条件的影响，所以水体内的生物数量有比较明显的季节变化和年间变化。没有人类的管理，水中生物也在进行自生自灭的演替。要保持水体的高度生产力，则必须对水体内的生物关系，以及生物的物理和化学的环境有所了解。海洋不同于湖泊，它具有广阔的活动领域和更复杂的生境结构。但海洋动物的繁殖和迁移、洄游行为，仍有它的生活规律、时间序列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渔汛的预测即是在了解此种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
生态学要在农、林、牧、渔业生产中发挥作用
我国幅员广阔，自然环境比较复杂，在东北、西北、西南的许多自然区内都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动物资源。如产生虫胶、白蜡的紫胶虫及白蜡虫，供给食肉的黄羊、鹿麂以及貂、水獭等珍贵的毛皮兽。近几年由于捕猎或管理的不恰当，其中有些数量已显著下降。合理利用这些自然资源，首先要进行生态地理的调查，了解动物的种类数量、生活方式、彼此的生活关系，并对其中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种类，进行发生地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开发利用的规划，确定合宜的捕猎时期和自然繁殖的区域。在农业方面，南北地区的气候和土壤都有明显差异，加上栽培制度的多种多样，农田生物群落的结构也显然不同，如生活在南方稻田内的动物多属于习惯潮湿环境的种类，在北方小麦或高粱地内的则多是喜干燥环境的种类。在气候反常的年份，或进行不合理的旱地改水田和水田改旱地后，两地的情况即发生变化，特别是后者，造成了同一地区干湿俱备的环境，为害虫的增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又如以往种植单季中晚稻和实行冬耕冬灌或者春灌的地区，由于三化螟越冬死亡率大，早春也缺乏适宜的食物寄主，通常以二化螟所占比例较大，在单季稻改为双季稻的混栽过程中，并由于放松了冬春季的治虫工作，三化螟比例显著上升。棉粮轮作办法在作物生长季节较长的地区是一个增加生产的好措施，但前作物的种类对棉田早期的害虫有直接影响。如前作物是苜蓿，地老虎将比较严重；前作物是蚕豆，则须注意防治棉苗期的红蜘蛛。此外，由于只注意白菜、萝卜的产量高，连年大面积单纯种植这一类蔬菜，造成蚜虫严重为害以致大量减产的事，亦屡见不鲜。所以对于农业害虫的控制，要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只有对不同耕作区内的益虫害虫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生活条件了解之后，才能制订出更有效的综合防治措施。害虫预测预报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在我国进展是比较快的，全国已制订出四十八种害虫的测报方法，并在生产上起了明显的作用。但这些方法大都是短期或中期的，要把这些方法提高一步，还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深入开展数理生态和生理生态的研究。
在林业中，一方面是林木的保护问题，预防有害动物对森林及木材的侵害。这项工作随着造林面积的增大，愈来愈显示其重要。特别是对于防风固沙以及在荒山上所造的幼林，树木生长的环境本来就比较差，如果再加上有害动物的侵害，就更不容易成活。另一方面是森林的采伐更新问题，例如采伐的方式和更新的树种，不仅关系到森林的结构发育和林型的定向培育，而且关系到一系列动植物和林产的生产量。在渔业方面，我国原拥有大面积的自然水体，近几年各地又兴建了许多水库。由于这些湖泊和水库的结构和水源的不同，它们所在地理位置的差异，各水体都有各自的特点。对于这些特点目前还了解得不够，影响到对这些水体利用效率的提高。此外，我国目前还有大面积的土地未开发利用，其中有草原、荒漠和不适于一般耕种的丘陵地，在这些土地上生长有原始的植被及特有的动物。调查清楚这些动物植物的分布规律和它们的栖居地的条件，即可找出合理利用这些土地的方向。我们不仅可以根据它们的生长环境的特点把性质相近似的动物植物引进来，并且还可以根据各种动物的食物链索关系，预测将来可能有哪些动物为害，以便事先做好预防工作。生态学与生产的关系比较直接，应该在指导生产方面广泛地发挥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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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工自动免疫近况
陈正仁
人们患过某种传染病后就不容易再得同样的病，这种情况在医学上称为免疫。人工自动免疫是对容易感染某些疾病的人，用人为的方法使他们本身产生对某些疾病的免疫力。而人工被动免疫则是在已感染某些疾病时，注射免疫血清或抗毒素，用以协助患者减轻症状或避免发病，这仅仅是一种暂时性的措施。人工自动免疫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有飞跃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有效的疫苗。例如，对霍乱、伤寒、百日咳、斑疹伤寒和流行性乙型脑炎等用死疫苗，对鼠疫、布氏病、炭疽、结核病、天花、流感和黄热等用无毒或减毒的活疫苗，对另一些疾病如白喉、破伤风、气性坏疽和肉毒等则利用细菌所产生的毒素，都有很好的预防效果。这些疫苗、类毒素和血清等统称为生物制品，是向传染病作斗争的重要武器。近十年来在人工自动免疫方面又有了许多新进展。
新的疫苗
有些传染病几年前还广泛流行未能控制，现在已经创造出新的疫苗，具有良好的效果。
1、脊髓灰白质炎疫苗（即小儿麻痹疫苗）自从组织培养技术发明以后，对病毒工作有很大的推进，可以在含有动物组织细胞的试管内大量繁殖病毒。从1953年利用猴肾组织培养制出了脊髓灰白质炎灭活疫苗到1959年，据统计：英国有六百万儿童曾接受一次或两次注射，其发病率较未接种者大为降低。也有不满意的结果，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虽然对70％的半岁至十九岁的人进行接种，可是发病率仍高。由此可见，灭活疫苗目前还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病毒学者们将病毒在组织培养中连续传代，或在不同组织细胞中交替传代，使改变病毒对人的致病性，即使病毒发生变异成为弱毒株。经过用一万多只猴子试验的结果，获得了减毒株，制成了减毒疫苗。这种减毒疫苗苏联已大量使用。在1960年中即有七千四百二十五万人服了活疫苗，当年即控制了季节性的小儿麻痹症的流行。近三年来我国也已制出了这种活疫苗，据顾方舟氏等报告，在十余大城市中有四百五十万儿童服用了活疫苗。将疫苗滴在饼干或食物上给儿童吃，很受欢迎，免疫效果很好，控制了季节性的流行。
就现有的资料来看，使用活疫苗的人愈来愈多，几乎全部代替了灭活疫苗。活疫苗的优点很多。例如，服法简单；口服疫苗可以进入肠道，使局部产生抵抗自然病毒入侵的能力，同时在血清中亦产生抗体，因而能防止自然病毒的感染；口服疫苗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能在大便中排出活的疫苗，还可以再感染与之接触的易感儿童，使未接种的易感儿有50％—80％可以通过这样间接方法得到免疫。目前，世界上已有一亿以上的人服用过这种活疫苗，并未引起不良反应。但是，这种疫苗的制作在技术上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一）组织培养细胞的来源问题：目前多采用猴肾组织，这就给制造带来许多困难。（二）病毒间的干扰问题：在人肠道内存在着许多非致病性的细菌和病毒，对服用活疫苗易生干扰，影响免疫效果。（三）免疫力持续时间问题：脊髓灰白质炎活疫苗的使用是最近二三年的事，免疫力能维持多久，还需作长期观察。
2、布氏杆菌活菌苗 布氏杆菌病原系羊、牛和猪等动物的传染病，经过乳制品、皮毛或接触而传染人体，患这种病的多丧失劳动力。近年来，由于畜牧业的发展，布氏病逐渐增多。过去曾用死菌苗防止，未能得到预期的效果。苏联学者取兽用的19号减毒牛型布氏杆菌，使之再度减弱毒力，获得了能用于人群的活菌株，已制成活菌苗。最近苏联已报告了大规模接种的结果，许多牧区的布氏病发病率大大降低，有的接近消灭。
试制阶段的疫苗
近年来对病毒的培养技术有很大的改进，对以往病原体不清楚的疾病现已分离出致病菌。获得了病原体就可以制造疫苗，如麻疹、砂眼、腮腺炎等都已分离出病原体，而且在试制疫苗，进行人群免疫观察。另外，还有些早经使用的疫苗，近来又作了新的改进，正在进行效果观察。这些疫苗的试制标志着人工自动免疫的很大进步。
1、麻疹活疫苗 1954年利用组织培养分离出麻疹病毒，1960年制出麻疹活疫苗，最初注射一百七十一名易感儿，其中体温增高到摄氏38—41度的占83％，持续约三日，较之自然感染发热七至十日为短；约有半数出现轻度皮疹，二三日即退；绝大多数血清中产生抗体。我国学者黄祯祥氏及儿科专家诸福棠氏等发表了初步使用活疫苗的结果，上海市传染病专题组麻疹研究组最近亦公布了对六百四十名易感儿接种活疫苗的结果，均与上述情况相似，说明效果很好。美中不足的是引起较大的反应。如果在注射活疫苗的同时另外注射丙种球蛋白液或胎盘球蛋白液，则可减轻发热及皮疹等症状。但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每个婴儿体内抗体各不相同，很不易掌握应注射的剂量。胎盘球蛋白液注射量过多，则不能引起持久性的自动免疫，短期内又成为易感儿；注射量过少，则又不能减轻反应症状。应考虑其他办法或进一步减低活疫苗的毒力，使它能产生自动免疫而又不引起较重的反应。
2、组织培养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 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根本办法是消灭传染媒介——蚊虫，惟在发病率较高和灭蚊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的地区，对十岁以下的易感儿童使用疫苗作预防注射仍然是必要的。在以往几年中，曾经制造和使用鼠脑作的疫苗，能降低发病率。考虑到鼠脑可能具有过敏原的特性，因此利用鸡胚组织培养来制备疫苗。现已完成实验阶段的工作，经在疫区使用，观察到反应轻微而且能使抗体增高。经接种两次的五万人中未发生一个脑炎病例，而在同一地区未经免疫的每十万人中发病率为二十二点六，说明有很好的免疫效果。在获得减毒的活疫苗之前，组织培养脑炎疫苗还是有它的价值的。
3、纯化伤寒抗原 伤寒菌苗的使用已有很久的历史。我们一直使用死菌体来制造菌苗，因为伤寒杆菌本身含有热原质或毒性物质，注射后约有10％的人呈现反应。近年来有不少学者用化学或物理的方法提取抗原，如用三氯醋酸或用胰酶消化菌体加酒精沉淀出免疫抗原，提取出酯多醣复合物。我国也曾按照这方法制造纯化抗原，经使用后观察到反应虽有所降低，但还需要改进。最近对纯化抗原加以处理，使之降低毒性，已获得较好的结果。注射后呈现反应的人数只占2％左右，动物免疫力试验亦获得较好的免疫，现正进行人群效果调查。就现有的资料来分析，伤寒毒性物质及免疫性物质可能都含在酯多醣物质中，应再设法除去毒性物质或使其解毒而保存其免疫性，以解决反应及效果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从定向变异来选择无毒菌株，制造活菌苗。
联合免疫
有效的疫苗增多后，人群的预防注射也就加多。为了减少免疫次数，可将几种制品混合一起注射，这就是联合免疫。例如，用百日咳菌苗白喉及破伤风类毒素制成混合制剂（简称百白破制剂），对小儿很适用。原来需要注射九次，历时九个月，而用联合免疫则只需三个月注射三次。自发明脊髓灰白质炎灭活疫苗后，考虑到也是小儿应当免疫的，因此将它加入到百白破制剂中去，试验的结果甚为满意。在注射了基础免疫的三针之外，隔半年再注射一次加强针，即获得较好的免疫，与用单价疫苗分别免疫的效果一致。又例如，破伤风和气性坏疽的致病菌都产生毒素，也能制成类毒素，这就可以制成混合类毒素，使用后的免疫效果与各用单价类毒素一致。有人认为另外再加入肉毒类毒素，只要混合比例恰当，也能产生相当效果，并不引起干扰。我以为联合免疫是可行的，但要考虑安全、效果及反应等问题，不能单纯为了减少手续而简单地将很多种制品混合一起使用。应特别注意三个因素：（一）抗原成分的相互比例。试验证明，有些制品在适当的情况下对另外一种制品有刺激作用，较单独使用时有更好的免疫效果，相反，如果剂量比例不适当，也会减低免疫效果。（二）免疫次数及间隔。（三）接种对象的免疫情况。上面已提到免疫加强针很重要，须经过适当次数的注射方能引起相应的免疫；一般的制品每次间隔时间安排在一个月以上，可以避免两次注射而引起的干扰现象。
几项重要任务
目前还有些疾病如传染性肝炎、恙虫热和痢疾等病患者较多，急需设法防治。传染性肝炎病原体尚没有确定，有人报告已分离出这类致病性的物质，在组织培养上能传代，但是否就是病原物质，尚有待证实。如果能集中力量突破病原体的分离与鉴定工作，即可导致疫苗的产生。如果肯定传染性肝炎是经口感染的，也许还可以制出口服疫苗，这就为人类造福非浅。恙虫热早已确定为立克次氏体所致病，可用小鼠及鸡胚来进行繁殖，已开始试制灭活疫苗。只是它的免疫性物质很脆弱，在制造提纯过程中很容易损失，以致疫苗效果不稳定，有待改进。同时也应向活疫苗方面努力，如能获得减毒活疫苗，可能有较好的免疫效果。人们对痢疾虽有所了解，并已制出多种菌苗，在动物试验中已见到效果，可是在人体中使用效果不显著。影响菌苗效果的原因很多，如痢疾菌型复杂，有近四十个型，在前些时期，痢疾病例中志贺氏杆菌占多数，随后渐渐为弗氏杆菌所代替，近几年来在小儿中毒性痢疾病例中宋内氏杆菌有所增加。由于菌型变化莫测，菌苗也就不容易对上口径，所以效果不明显。如果能从细菌变异着手加强研究，寻找出致病性低而稳定的免疫菌株，即可制造口服活菌苗。类似这种疾病的预防工作，已提到日程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