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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棉产区喷撒杀虫药剂
新华社武汉25日电 湖北省的棉花普遍进入开花结桃阶段。在著名的棉产区江汉平原和鄂东、鄂西北地区的棉田里，社员们正在用各种喷雾器喷撒杀虫药剂，防治棉花后期害虫。
湖北今年棉花播种后，连绵阴雨、气温低，致使棉苗的生长发育一般比往年迟一个季节，因此伏前桃和伏桃不多，提高产量主要靠秋桃。据各地反映，当前棉苗生长较壮、果枝较多、花蕾茂密，争秋桃大有可为；8月以来，大部分棉区降了几场雨，对棉花生长极为有利。但是，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江陵、松滋、公安、天门等县和鄂东、鄂西北等地棉田先后发生了危害蕾铃的红铃虫、棉铃虫，为害叶片的造桥虫等。为了争取棉花多结桃，多保桃，并使秋桃长得大些，各地都把防治虫害列为棉田后期管理的中心任务。各棉区人民公社组织了大批劳动力，投入以治虫为中心的棉田后期管理。江汉平原各棉区根据当前天气炎热、治虫劳动强度较大的情况，组织两套班子轮流防治害虫。鄂东和鄂西北各棉区还组织专门治虫队伍，巡回防治。原来虫害较重的天门县，目前虫害已基本抑制。以产“八宝棉”而闻名全省的松滋县八宝人民公社，最近组织社员连续对所有棉田喷药两次，已基本消灭了虫害。沔［miǎn］阳、宜都等县许多公社在围剿虫害的同时，还对生长较差的棉田追施肥料，中耕除草，促进棉花多结桃。为支援农村防治棉虫，湖北省商业部门及时组织了农药农械供应棉区。银行、信贷部门及时发放了一批农业贷款，帮助资金困难的队买农药农械。各城镇农业机械厂也在这期间派出大批人员下乡修理防虫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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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蓬溪开展保蕾保桃活动
新华社成都25日电 四川省重点产棉县之一的蓬溪县，今年棉花播种适时，生长较好。根据历年经验，进入生长后期，往往容易遭到卷叶虫、红铃虫等害虫的为害。因此，近半个多月来，各地人民公社一方面加强病虫的观测工作，一方面组织劳力以消灭病虫害，开展保蕾保桃活动。
全县各公社的生产队组织了五千多个药械治虫组，已经防治了两次后期棉虫。县供销、银行、手工业部门也积极组织了药械的供应，并贷款给一些资金缺少的生产队支援防治棉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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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乡加强虫情测报工作
新华社郑州25日电 河南省主要棉花产区之一的新乡县，由于重视虫情测报工作，及时防治了棉花害虫，当前棉花生长情况比去年好，80％以上的棉田里，平均每株有铃四到六个。
早在棉花播种之前，新乡县即在棉花集中产区的小冀镇附近建立了虫情测报站。从4月中旬到8月上旬，测报站已经发出九次虫情预报。这些预报除以历年资料、气象观测和灯光诱集的害虫作为参考依据外，还着重记录在田间的观察，因而所发出的预报一般都比较及时准确，对协助各公社生产队作好防治棉虫工作起了很大作用。集中产棉区的小冀、七里营、古固寨等公社，还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查虫、报虫活动。小冀公社郝村大队社员李清贤路过一块棉田，偶然发现一棵棉株上的花蕾独有一朵张开了嘴，伸手一摸，立即落地，他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给队干部。第二天，队里派技术员抽查，果然发现棉花上有了第一代棉铃虫，及时地进行了防治。
目前，正值棉花坐桃盛期，也是多种虫害交错侵袭叶、蕾、铃、桃的时候。针对这一特点，虫情测报站在及时发出虫害预报的同时，还向棉农介绍了混合使用农药，兼治多种虫害的有效方法。各产棉生产队也已备好各种农药二十多万斤，把歼灭棉田后期各种虫害，作为今后棉田管理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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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晋县周家庄公社第五生产队的社员们正在棉田里喷洒药水，除治虫害，争取棉花好收成 杨国汉摄（河北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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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艰巨的道路上前进
新华社记者 邵泉
矿山上，站着一个身体结实的中年人。他一头浓发，中等身材，灰色工作服上沾满了油渍。他凝视着前面一条弯弯曲曲没入深山的道路，眼里透露出刚毅的神情。
这个人，就是京西木城涧煤矿优秀的电车司机刘景元。他前面的道路，是矿上新修成的通往磨石安新采区的运煤电车路。路开在高山腰上，下面是幽深的山涧，上面是危耸的峭壁。全长五千五百多米的线路上，有三十九道转弯，有坡度达千分之二十二的陡坡，这是木城涧煤矿拐弯最多、坡度最陡最长最艰难的一条运输线路。
然而，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路。新建成的磨石安采区，在通车前已经生产了七万多吨煤，堆积在井口旁边的山沟里，如果不赶快抢运出去，雨季的山洪一来，煤就会被冲走。
可是，谁去这条路上担负繁重而艰巨的运输任务呢？
运输段的司机们知道，新路总不如旧路那样驾轻就熟，何况又是这样一条不寻常的新路。有人唯恐这个任务落在自己头上；但也有人抢着要去，刘景元便是其中最坚决的一个。
刘景元是一个老司机，1953年矿上一开始实现机械化运输，他就开车了。凭着多年的经验，他对这条运输线上的困难，作了充分的估计：那沿线的陡坡、急转弯，那看来虽然平整但是经过一场大雨之后就可能变形的地段，冬日，呼啸的寒风卷进驾驶室将冻得人手足麻木……，这一切，都需要自己用刚毅、机智去征服它。他想，困难总要克服，艰巨的任务总要有人承担，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他决心到这条路上去。
他向运输段党支部提出了请求。领导上了解刘景元有一付“当难不让”的性格，而且经验多，技术好。作了一番考虑以后，批准了他的请求。
正像预想的那样，刘景元到磨石安采区开车，果然遇到了许多困难：电机车和线路都是陌生的。煤车在一个急转弯接着一个急转弯的轨道上行进，像一条扭来摆去的长蛇，车身还震动得很厉害。他在陡坡上做过一次试验，不用机车牵引，煤车竟自行滑出一千多米远。几场雨以后，路基有好几处下沉了。在这样的条件下，车开快了，不安全，开慢了，又不能及时把存煤运出去。
刘景元几次沿着线路徒步走来走去，仔细观察和研究地形。开车的时候，他专注地望着轨道和架空线索，留神观察各种地势，从车身的摇晃和震耳的车轮声中，细心判断线路状况，同时不断改进操作，适应线路的变化。这样，他很快就熟悉了这条新的运输线路，即使在没有灯的夜晚行车，也能准确地了解哪个道岔不严，哪段架线偏歪，因地制宜地驾驶。而在遇到条件好的路段时，哪怕只有短短的几十米，他也宁愿在变换操作上费点事，不放过一个加速的机会。
复杂的线路，容易损坏电机车，因此刘景元维护机车特别精心。班前、班后和运行中的空隙时间，他常常对机车进行检查、修理、擦拭、上油。就是上夜班，他也常借着灯光检查机车。隆冬季节，猛烈的山风咆哮着，车身蒙上了一层冰霜，刘景元也总是首先检查好机车，然后才去休息。有一次，刘景元开车走到半路，发觉机车的声音有点不正常。当时，四外一个人也没有，独自进行修理是相当费事的。他本可以把车开到终点，请机修工修理，但他从来不让机车带“病”运行，就坚决停车检查。原来是电动机里的零件坏了，线包已经发热，他立刻拿备件换上，避免了一次事故。
解放前，刘景元祖孙三代都在矿井下背煤。他自己十一岁就下井当童工，羸［léi］瘦的脊背上，每天压着几十斤重的煤筐，被资本家当毛驴一样驱来赶去。每当他想起过去辛酸的生活，就激发了对今天工作的热爱。九年来，他在木城涧煤矿开过十二台机车，从井下运出了成千上万吨的煤炭，没有出过一次事故。而特别使人们感动的是，这个成绩是在不平坦的道路上取得的。刘景元本来在木城涧采区开电机车，后来大华采区通车了，他听说那里路不好，煤车容易落道，就要求上大华采区去开车。后来，大华采区的煤快采完了，运输量相应减少了，他又主动提出回到木城涧采区开车；不久，人们又看到他驾驶的电机车，驰骋在通往磨石安采区的那条转弯最急、坡度最陡的线路上了。
电车头总是跑在前面。在艰巨的道路上，刘景元正像他所驾驶的电车头一样，总是跑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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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各级畜牧兽医人员
巡回下乡细心防治牲畜疫病
新华社西宁25日电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各级畜牧兽医组织，今年在防治各类牲畜疫病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到目前止，已防治牲畜三百七十九万多头次，对牲畜夏季抓膘配种起了促进作用。
海南藏族自治州是青海省的重要牧区。几年来，各人民公社相继成立了畜牧兽医技术指导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也设立了兽医室、防疫组和专职的兽医员。目前全州已有一百多名专职畜牧兽医技术干部和一千七百多名民间兽医、防畜员。他们经常巡回下乡，深入畜群工作。此外，在州、县还设立了门诊部和兽医室，便利病畜就诊。
各级兽医组织十分重视民间兽医的力量。兽医站对所在地区的民间兽医加强了培养工作，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技术和医药上的困难。兴海县对民间兽医进行了调整，现在每个生产队都有固定的专职民间兽医一到三人。这个县的畜牧兽医组织帮助民间兽医总结推广的土法单方共有六十一种；还利用民间单方用新法制成大蒜酊、茴香酊、仁丹酊、麝香酊等，支援了接羔和培育幼畜工作。
各地兽医组织在工作中，还取得这个州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的密切配合。科学研究所结合生产进行了口蹄疫苗的实验，绵羊内寄生虫的季节动态研究和海南绵羊传染病病源和疫病流行规律的调查，这些活动对畜牧业生产和疫病防治工作都有很大帮助。（附图片）
河北张北县公会公社兽医站兽医阎永安在精心治疗牲畜，图为夜诊 李辉振摄（河北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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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加利亚科学技术代表团抵京
新华社25日讯 前来我国参加中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的保加利亚科学技术代表团一行四人，在团长、中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保加利亚组主席、保加利亚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斯托扬·久列梅佐夫率领下，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中国组主席、农业部副部长魏震五和中国组其他成员，以及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际合作局副局长陈冰等。
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格·库姆比利耶夫和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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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大使为罗艺术家访华举行酒会
新华社25日讯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乔治乌·杜米特鲁今晚为罗马尼亚音乐家舞蹈家小组来中国访问演出，举行酒会。
对外文委副主任曹瑛、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中罗友协会长陆平、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明等出席了酒会。各国驻中国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应邀出席酒会。
酒会上，罗马尼亚艺术家们演出了许多精彩的歌舞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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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大代表安文钦逝世
新华社西安25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委员安文钦先生，因病不幸于8月23日在绥德家乡逝世，享年八十七岁。安文钦先生曾任前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安文钦先生治丧委员会由习仲勋、李维汉、谢觉哉、杨明轩、张德生、赵伯平、孙蔚如、杨子廉等三十三人组成，赵伯平为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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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自行车选手九十天中新成绩
第四十五次打破全国纪录
据新华社25日讯 由北京选手王平、张麟藻和江苏选手韩广智、张建明四人组成的男子自行车队，今天上午在北京市自行车赛车场举行的一次自行车比赛中，打破了男子四公里团体赛（原地出发）五分十二秒二的全国纪录。他们创造了五分四秒九的全国最高成绩。
这是自今年5月28日以来的九十天中，我国自行车选手第四十五次打破全国纪录。
男子四公里团体赛（原地出发）虽然是由四名选手参加，但按照规则规定，是以四个人中第三个到达终点的选手的成绩作为这个队的最后成绩。在比赛时，选手们要在盆状的自行车场的环形跑道（长三百三十三点三三米）上骑行十二圈，他们交替领先（领先者比较费力），最后大家都全力向终点“冲刺”。今天，北京、江苏自行车联队第三个到达终点的是张麟藻。
今年，我国赛车场自行车运动的水平提高得很快，男、女全部十三项全国纪录（男七项、女六项）已经被十六名选手打破了十二项。唯一没被打破的，是由山西选手柳丽春在1960年10月间创造的女子三公里（原地出发）四分三十秒二的全国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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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贺永宪第三次打破男子铅球全国纪录
新华社25日讯 解放军著名铅球选手贺永宪今天在北京参加一次田径比赛时，以16米80的成绩，打破了他本人在去年9月间创造的男子铅球16米76的全国纪录。
这是贺永宪今年第三次打破这项全国纪录。但是今天这个成绩没能超过他在今年5月27日创造的全国最高成绩——17米09。
在今天的这项比赛中，河北选手何增生也把他本人的最高纪录提高了10厘米，达到15米71。何增生是我国三名铅球成绩超过运动健将标准（15米）的选手之一。另一名超过这项运动健将标准的男子铅球选手，是山东的刘伟。他在今年7月份曾把7．257公斤重的铅球推到15米57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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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篇毕业论文的诞生
新华社记者 周祖佑
这是四川大学历史系举行毕业论文答辩的第一天。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黑压压地坐满着许多教师和毕业班学生。历史系主任、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徐中舒宣布答辩开始，由应届毕业生袁庭栋报告他写作《关于张献忠杀人问题的探讨》一文的经过和论文内容。这时，全场寂静。一个看来很年轻的学生，在课桌前站了起来。他的声音还带着几分稚气，几分紧张，但讲述得却清楚、流畅，井井有条。
这位二十一岁的大学毕业生选择了一个吸引人的研究题目。长时期来，由于明、清统治阶级和许多史家的描述，曾经广泛流传着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是个嗜杀成性的人的说法，直到今天，还有人以大部分四川人的祖籍是湖广这一材料，来作为张献忠杀尽四川人的一个重要证据。
事实的真象如何？袁庭栋会作出什么新的解释呢？
人们的眼睛，都专注地望着他。
“我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是替张献忠辩诬。不澄清反动史家在张献忠杀人问题上的诬蔑和歪曲，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真面目就永远不会为人民所认识。”袁庭栋这样开始了报告。
袁庭栋讲述了他论文中的三部分主要内容。首先，他广泛引用史料，说明张献忠农民军具有严明的军纪，不会“肆行杀戮”；但是，在革命斗争中，使用暴力手段是不可避免的。张献忠杀的只是王府宗室、贪官污吏、地主豪绅和顽抗的明军，这是为保卫农民革命成果所必需的；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张献忠却是多方保护，因而受到人民拥戴。其次，袁庭栋证实说，正是由于张献忠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坚决斗争和镇压，因而引起统治阶级史家们特别多的诬蔑和歪曲，许多诬蔑得最厉害的史书作者，都和张献忠有杀父杀兄之仇。最后，对于历代史家用以证明张献忠杀尽四川人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实——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减少和经济的残破，袁庭栋通过对许多史料的分析，指出其原因不在于张献忠，而在于明、清统治阶级对四川人民的残酷压迫和杀戮。他们正是妄想掩盖自己屠杀四川人民的罪行，因此才千方百计地把罪责推卸到张献忠身上。
袁庭栋的论证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答辩委员们提出好些问题，他都胸有成竹地一一作了解答。
1959年春天，袁庭栋和许多同学在闲谈中想到要为张献忠这位几百年来受尽诬蔑诽谤的农民领袖恢复名誉。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担任明清史课程的黄少荃副教授。黄少荃热情地鼓励他，给他介绍了一些研究资料。根据黄少荃的介绍，他找到了《晚明史籍考》这部入门书，简直如获至宝。这部书中所列举的几百部史籍，他恨不得立即全部找来阅读一遍。春去秋来，一年多时间里，他成了学校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许多图书馆的热心的读者。他一张张地挨次查阅有关历史时期的全部资料卡片。不论是谁介绍一件资料线索，他就写信、拜访，百般奔走，总要找到手才甘心。
这年暑期，袁庭栋兴致勃勃地背着两大包古书回家度假。这两包书里，有《绥寇纪略》《明史纪事本末》《荒书》等史籍。从清晨到夜晚，他一面阅读，一面摘记种种资料，几乎完全沉迷在书堆里了。有时，整整翻了几大卷史籍，才找到一两条有用的资料，他也感到非常满意。
在一年多时间里，袁庭栋阅读了正史、野史、文集、杂记等共六十多种，四川各种地方志五十来种，搜集、记录了有关张献忠事迹的资料达二十多万字。历史系举办的一次展览会，曾经陈列了袁庭栋整理出的一套张献忠年表和资料卡片。在年表里，袁庭栋把张献忠从出生到逝世四十一年生涯中的每一主要活动，都详细地记下来。资料卡片除了编年形式的以外，还采取纪事本末的形式，把搜集到的全部史料分门别类，记入张献忠出身、明末社会阶级矛盾、张献忠与李自成的关系、张献忠农民军的纪律等四十多个专题的不同卡片内。几乎每一个专题卡片所记载的史料，都在二、三十条以上。
虽然他占有了尽可能多的史料，但是，这些史料的作者，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对张献忠任意地加以歪曲和诬蔑。对于这些资料，必须像沙里淘金一样，下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选择和研究功夫。根据黄少荃副教授的指导，袁庭栋认真学习了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列宁论战争与和平、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经典著作，把所有资料按问题加以排比、分析，发现有的记载，是明显的谎言。例如一些史家捏造的顺治元年张献忠在四川一次屠杀的详细数字，统计起来，竟在七亿以上，这自然是不值一驳的。即使对于一些曾经广泛流传的例如“屠成都”的资料，经过认真对比研究后，也找出了各种记载的一些共同点：一、张献忠入城后，蜀王宗室和一批官吏自杀，顽抗不降的高级官吏被杀了一大批；二、入城前夕，成都军民纷纷携带家眷辎［zī］重逃亡，余下者已经不多，张献忠虽曾大集士民于成都中园，但结果并未“屠戮”一个百姓；三、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府后，对“远近乡绅、地方官吏、朱姓宗室”等进行过几次镇压。根据这些资料，所谓“屠成都”的真象就大白了，这不过是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次镇压，杀得完全应该。
经过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张献忠一生的活动和他活动的主要特点，被揭示得愈来愈清楚了。
1960年5月，袁庭栋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七万字的《张献忠初论》草稿。他把这部草稿送给国内明史专家吴晗、郭影秋和校内黄少荃等教师审阅，得到他们的鼓励，并且提了许多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袁庭栋又以一年多时间进行修改，在1961年10月，重新写成一部十二万字的《张献忠传论》。在准备作毕业论文时，经过和黄少荃研究，袁庭栋选择了其中一节——《关于张献忠杀人问题的探讨》，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
从初稿到定稿，袁庭栋先后对这篇毕业论文作过五次修改。在这五次修改中，不论是每一主要论点的阐述，或是每一具体史料的运用，以至文字的表达技巧和错别字的删改，担任指导教师的黄少荃，都给了他不少具体帮助。最初，这篇论文只是引用了许多史料来说明张献忠杀人的阶级性和正义性，深度还很不够。要进一步深入，是一个浩繁的工程。例如对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减少、湖广移民进川这一事实，要作出正确的分析，就需要花费许多工夫。袁庭栋有些犹豫。
黄少荃知道了他的心情，便劝告他：“与其写得快些，不如写得更好些。历史研究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我们应该对科学负责。”
后来，袁庭栋遍翻明史、四川方志等许多史料，终于得出结论，四川人口减少、经济残破，主要在张献忠入川前明朝统治阶级残酷压榨四川人民和四川内部战乱时期，以及张献忠牺牲、清军入川以后的时期。他用大量资料揭露了明、清统治者和军队对四川人民的屠杀，指出四川人口减少的罪责，正该由明、清统治阶级担负。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特别受到黄少荃和其他教师的赞赏。
作为一个历史科学初学者，最重要的是掌握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和树立踏实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是在这方面，袁庭栋走过不少弯路。
有一次黄少荃审阅袁庭栋论文的草稿，发现他从《广阳杂记》中引了一则史料，证明张献忠农民军的军纪良好。黄少荃感到这条资料不很可靠，特地把《广阳杂记》全部翻查了一遍，没有这样的记载。她问袁庭栋：“你确实在《广阳杂记》里找到过它吗？”
袁庭栋想了一想回答说，是从另一本明史论著中转引的。事后虽然也翻阅了《广阳杂记》，没有找到这样的记载。但是，他当时想，那本明史论著的作者是有名的明史专家，也许他使用的是《广阳杂记》的另一种版本，因此舍不得把这条资料删去。
黄少荃笑起来，她劝告袁庭栋说：“引用资料不在多，而在精。你已经有不少可靠的铁证，为什么还舍不得这不可靠的材料呢？历史科学是不允许任何臆测和想当然的。我们一定要使论文里每一句话都经得起推敲，都有可靠的根据。”
在教师的教导下，答辩前，袁庭栋又对论文中的每一史料进行了最后的查对和分析。
果然，他又从论文中发现一些新的漏洞。比如，根据资料卡片上的一条记载，对于张献忠农民军，“……桐城人遮道乞留……”。这条资料是从吴伟业《绥寇纪略》中摘录的。这部内容极为反动的书，怎么会如此无保留地替张献忠说好话呢？袁庭栋再次翻出原书查对，原来，这个记载是颂扬明军的，他在摘引时粗心大意，给弄错了。
这件事引起了他的警惕。在答辩前，袁庭栋又把论文送给了好些同学，请他们多发现问题，多提出疑问，使论文内容更加牢靠充实。
经过答辩委员会讨论，袁庭栋的论文得到了最佳评分——“优”。他们认为，这篇论文的史料丰富，基本论点正确，在保卫农民革命战争的正义性、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等方面作出了一定成绩。同时，并指出袁庭栋在严肃慎重地对待史料，以及用历史观点全面评价历史人物方面，还存在好些缺陷，应该进一步努力。
现在，袁庭栋已根据这些意见，订出了计划，要利用暑假时间进一步学习历史基础知识和科学理论。他说，这是我学习历史研究的第一课，从这一课里，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不少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