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
汪友泉
一
重商主义瓦解后，亚当·斯密接受了重农主义的自由放任论，竭力为自由竞争制度辩护。此后，自由放任主义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就一直占据上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集庸俗经济学大成的马歇尔，仍然抹煞经济危机的事实，认为自由竞争机构可以自动地克服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矛盾和困难。但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冷酷事实，终于使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无法坚持自由竞争能够保证社会生产资源的充分利用的论调，这就促使凯恩斯学派的“有调节的资本主义”爬上了统治地位的宝座。在这种情况下，拥护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感到不能再像十八、十九世纪那样奉行那种漫无限制的自由放任政策，另一方面又不能对国家干预经济予以全面的拒绝，因此就企图把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适当地结合起来。这样，从三十年代起，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就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流派。与自由放任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要求国家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来限制垄断资本的活动，加强自由竞争，并解决竞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新自由主义者虽然主张对国家干预加以限制，但是他们仍然承认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并把这种干预引向有利于垄断资本。为了骗取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好感，他们表面上打着自由经济、反对垄断组织的旗帜，而实质上却是为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辩护。因此，新自由主义不但获得垄断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且也能蛊［gǔ］惑一部分人。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一批重要的新自由主义者，也都随风转舵，越来越向凯恩斯主义靠拢，妄图依赖国家干预或国民经济军事化来摆脱危机，维护垄断资本的巨额利润。
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和英国的伦敦学派，都在为新自由主义鼓吹。只是在美国和英国，凯恩斯主义已经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所以新自由主义没有得到什么发展的余地。
凯恩斯主义在战前的德国，也有一定的基础。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等所提倡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凯恩斯“有调节的资本主义”的先驱。希特勒政府曾以大量的扩军备战支出来调节国家经济。凯恩斯和纳粹分子也曾热烈地唱和，沙赫特就曾说过：凯恩斯思想“是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诠释和辩解”。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德，由于一些经济学家“表示”反对希特勒德国的严格经济统制，以及一时尚无大量的军事支出，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发展的良好土壤，并对西德的财政、经济政策有着实际的影响。不久，随着纳粹军国主义的复活，凯恩斯主义在西德又开始泛滥起来了。
二
西德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福雷堡学派，它是由欧根、罗斯托夫、贝姆等人在纳粹统治的初期建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学派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发生影响。从1948年起，他们创办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刊物——《经济及社会制度年鉴》，（简称《奥尔多文集》）。因此，西德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又有“奥尔多”之称。
福雷堡学派的“理论”首领、福雷堡大学已故教授欧根，虚构了一套“经济的理想典型”学说，为新自由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欧根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应当克服在研究经济现象时的理论抽象法与历史分析法分离的缺点。他提出决定经济性质的不是所有制形式而是管理的性质——集中管理或分散管理。他捏造出与一定历史条件和时代无关的两种基本的“经济的理想典型”，即“中央管理经济”和“自由或市场经济”，前者系由政府的计划和命令来调节经济，后者则通过市场价格机构的自动调节作用来影响经济。欧根不问生产关系的性质，荒谬地把奴隶占有制经济、封建采邑制度、希特勒德国的军国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都归属为“中央管理经济”，同时把一切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如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列为“自由或市场经济”。欧根这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类方法有其不可告人的企图：首先，他借这种仅从外部组织形式的分类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生产关系的类型；其次，他把希特勒德国的军国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混为一谈，想借此把德国劳动人民对纳粹主义的仇恨转移到社会主义国家身上。欧根既然认为历史上一切经济类型都不过是这两种“理想典型”的不同组合，于是他就能在评价这两种“理想典型”时玩弄手法。他可以借对“中央管理经济”的批评来诽谤社会主义，同时又在赞扬“市场经济”的幌子下替现代资本主义辩护。
三
西德新自由主义者的意见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的建议和主张可以概括成为“积极任务”和“消极任务”两方面。
所谓“积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即所谓“奥尔多”），它可以归纳为三方面：（1）保障财产的私有制度，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2）维持自由竞争制度，由市场竞争来决定价格、生产结构、收入的分配和资源的配合等；（3）规定国家干预，平均财富，稳定经济等政府政策的范围和方式，使之能与市场经济力量的自由活动相适合。
穆勒—阿尔玛克在《经济管理与市场经济》一书中，把福雷堡学派的这种“理想”制度定名为“社会市场经济”，认为它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而是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即所谓“有‘社会化’明确方向的市场经济”。他们抬出“社会”这个漂亮招牌，假意标榜如果能实现高度的自由竞争和执行国民收入平均分配的财政政策，“市场经济”就具有“社会”的性质了。西德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艾哈德还提出了“发展和利润的社会化”和“人人幸福”等口号，同时又抄袭了美国的“人民资本主义”“理论”，宣传“社会合作制”和“人民股票”等。
新自由主义者以反对垄断组织相标榜，但是，他们所提倡的“社会市场经济”，却以保障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维护自由竞争等为其内容，这就恰恰为生产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加强创造了条件。新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竞争和垄断统治对立起来，认为维护自由竞争就能削弱垄断统治。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已证明：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生产的积聚，而这种积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会引起垄断。列宁在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中也表明：垄断同竞争是统一的，同时又是矛盾的，在彼此矛盾的基础上互相渗透；“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灭竞争，而是驾凌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①
事实上，西德在实行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后，垄断资本已日趋集中化。在1938年，德国的十九家大垄断组织还只控制了全部股票资本的50％，而在1960年西德资本的集中程度已远超过任何历史时期，十七家大垄断组织就控制了全部股票资本的80％。资本的集中又导致了生产或销售的集中，例如1958年，克虏伯、蒂森等十家康采恩控制钢铁工业生产的94％，五家康采恩控制了石油生产的95．3％，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康采恩约控制了电气工业销售额的40％，艾哈德的后台老板法本康采恩几乎控制了西德化学产品销售额的二分之一。
新自由主义者虽然以不主张过多的国家干预为幌子，但是他们却认为在维护自由竞争、保持经济稳定、平均收入分配方面，国家有效的经济政策是必要的。实际上，这就是说，政府（垄断组织控制下的政府）在进行任何干预时，都要以垄断资本的利益为转移。在反危机措施方面，新自由主义者的策略与凯恩斯主义者的主张十分类似。他们也主张以降低利率的货币信贷政策和预算赤字的财政政策来影响社会需求，也就是用国库收入和通货膨胀的办法来进一步养肥垄断资本家和压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新自由主义者最富于蛊惑性宣传的，莫过于主张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来平均国民收入的分配。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分配情况，必然会导致收入的不平均分配，想以税收政策来平均国民收入，是根本不可能的。
1951年到1959年，西德垄断资本由于享受减税和免税的各种优惠而获得的收入，估计已超过六百亿马克。1961年，波恩政府向劳动人民所榨取的各种赋税共有四百亿马克，占联邦全部税收的70％，但同年向军火康采恩及大企业家所征收的所谓“所得税”却只占全部税收的7％。今年1月，阿登纳政府又把垄断企业的纳税较1961年减少了4．1％，同时却把工资所得税增加了25％。这里，不难看出西德新自由主义者的税收政策的劫贫济富的本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所谓“社会市场经济”的真面目，不过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西德新自由主义者在他们所主张的“消极任务”中列举了所反对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它们露骨地攻击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泄了对工人阶级的仇恨。为了配合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积极任务，首先，他们反对“中央计划化”和全面的国家干预。他们认为这些措施将会削减消费者的利益、阻碍资源的合理分配、影响私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欧根指出：计划当局总会把群众的消费利益屈从于寡头统治。在讨论社会主义的价格问题时，他认为由于缺少像竞争市场中的精确核算和损益计较，“中央管理经济”（这里显然是专指社会主义经济）一定会不断地处在不平衡中和缺乏工作效率。在《通过竞争的繁荣》一书的序言中，艾哈德在吹嘘“社会市场经济”所造成的
“奇迹”后，露骨地说出了他的真实的企图：“我的国家的胜利复兴，对于仍在怀疑观望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事实的明证，即只有坚决地拒绝任何形态的社会主义的教条和坚持一个自由的经济秩序，才能达到高度的繁荣和真正的安全。”②
其次，在反对垄断统治的幌子下，新自由主义者从后门引进了有利于垄断组织的国家干预。他们的论据是：自由竞争是理想的经济状态，但是由于垄断组织的对抗，自由竞争就不能经常实现；这种对抗是可以借助于国家力量来克服，而自由竞争也能通过各种经济政策来获得恢复。欧根主张国家制订经济政策来刺激企业间的竞争，他还荒谬地宣称可以造成一种环境，迫使垄断组织能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活动。在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和垄断组织作“斗争”的具体措施上，也暴露出他们的本意决不是真正反对垄断组织。欧根认为主要的办法在于阻止新的垄断组织的出现。他反对解散垄断联合组织、特别是卡特尔，主张把对垄断组织的“监督”降至最低限度。这就难怪西德在通过反卡特尔法后，垄断资本的集中程度反而有增无已。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者却把“反垄断组织”的全部火力集中到两种他们所捏造的“垄断组织”身上。其一，和英美的反动经济学家一样，他们把工会当作是和“社会市场经济”不能相容的“垄断组织”，而把资本主义的真正垄断组织看作是为防御工人垄断组织的侵犯而成立的最软弱无害的垄断组织。其二，新自由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所不包的垄断组织等同起来，荒谬地说前者是“超垄断组织”，阴谋利用劳动人民仇视垄断组织的心理来贬低社会主义的威信。
最后，为了维护他们的“自由竞争”和“市场机构”，西德的新自由主义者甚至对于英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提出的“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等措施也力加反对。他们认为危机和失业来源于经济体系内部的不平衡，可以通过价格和工资的变化去进行调整。他们竭力反对“福利国家”的一些小恩小惠的措施，如食物津贴、房租津贴、最低工资立法等，他们认为这种对低收入消费者的帮助将会扰乱市场的合理分配。艾哈德还认为对于“福利国家”的盲目信任将会带来灾难，最后可能造成的将“不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机械社会”③。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
四
新自由主义最初本想独树一帜而与凯恩斯的“有调节的资本主义”分庭抗礼。它所容许的国家干预，原只是以保证自由竞争的顺利进行为限。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次数频繁和日趋深化，新自由主义者就愈来愈要乞援于凯恩斯分子稳定社会总需求量的“调节经济”策略，也就是扩军备战的“万应灵药”。
西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想表示自己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有所区别，无不假装反对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和严格的经济调节。尤其巧合的是，西德从1950年起，由于一些暂时性的特殊因素，工业生产有了较迅速的发展，同时在战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因为波茨坦协定的关系，军事开支对于它的经济没有起多大作用，这就为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市场经济”能够创造“繁荣”的谎言提供了宣传资本。但是，从1957年起，西德经济的恢复和资本更新的高潮已成过去，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与前一年比较）已由1950年的23．8％下降到1958年的3．1％。1960年虽然略有恢复而为10．5％，但1961年又下降到6．1％。更值得注意的是，钢铁的绝对产量已经开始下降，1961年与1960年相比，钢减少了六十万吨，铁减少了三百三十万吨。与此同时，在国际市场的争夺中，西德所控制的“共同市场”又遇到英国所操纵的“自由贸易联盟”的强烈对抗，以及美国为了转嫁危机而加强出口的竞争。西德的垄断资本家眼看经济情况开始恶化，“社会市场经济”终究不能扭转客观发展趋势，所谓“奇迹”就要变成“灾难性的实业衰退”。在此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另觅出路，想出了要求政府增加国内的军事定货的办法。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也跟着叫嚷要作到军火“自给自足”。艾哈德更提出了欧洲军备“清算所”的建议，企图包揽欧洲的军火生产。由于扩军备战的加强，1962年度新预算中的直接军费将从1961年度的一百一十二亿马克增加到一百六十五亿马克，占全部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据估计，波恩的直接和间接军事开支将远远超过此数而达三百亿马克之多。
纳粹二号头子戈林曾经提出“大炮或黄油”的口号。后来一批军国主义的经济学家利用凯恩斯的“乘数论”，认为在生产资源（包括劳动力）未被充分利用前，政府军事开支的增加可以增加民用消费资料的生产。因此，他们就鼓吹“大炮和黄油”二者可以得兼。艾哈德不顾国内劳动人民的沉重军费负担，竟狂妄地宣布了“导弹和黄油”政策。但是，事实上，“乘数论”只是替大量军事开支作辩护的骗人说法，沉重的军费负担即使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也必然会导致赋税的增加、物价的飞涨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下降。西德自1958年后，随着工业生产增长率的下降、设备利用率的减低和失业人数的增加，钢铁工业设备利用率已被限制在70％—80％之间。采煤业在1960和1961两年中，共关闭了八十五个矿井和六个炼焦厂，并在1961年一年中就裁减了二万五千名工人。照理，这正是“导弹和黄油”兼而有之的大好时机。但是，艾哈德在1958年的广播演说中，就已号召劳动人民为军备而牺牲物质享受；在1961年向联邦议会所发表的政策声明中，又再次要求西德人民“作出符合严重形势需要的牺牲”。“导弹和黄油”又变为“导弹或黄油”了。至此，西德的新自由主义已宣告彻底破产，它不但已经完全与凯恩斯主义同流合污，并且还返回到纳粹的军国主义经济道路上去了。
①《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58页。
②艾哈德：《通过竞争的繁荣》，1959年伦敦版，第7页。
③艾哈德：《通过竞争的繁荣》，1959年伦敦版，第187页。
第5版()
专栏：
愿望·方法·效果
王日东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了符合客观规律的好的愿望，又具备必要的客观条件，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产生出好的效果的事，总是大量的。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已经做了国家的主人，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有可能在尊重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种田的人，不管种的是粮、棉、油、茶，或是果、菜、桑、麻，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结出丰硕的果实。但是愿望相同，客观条件一样，收获也往往参差不齐，有的丰收，有的平产，有的甚至减产。干部做工作何尝不是如此。大家也总是希望把事情办得好些，通过自己的服务给群众带来好处。结果往往是大多数人如愿以偿，也有极少数人事与愿违。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这都说明：好的愿望（即好的动机）固然是引出好的结果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单有好的愿望，并不一定引出好的结果。这当中，除了主观愿望要符合客观规律以外，还要讲求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这是说明方法的重要性。
谈到实现良好愿望的方法，就有这样的不同：都是关心孩子的成长，有些做父母的很注意启发孩子的智慧，培养他的上进心。做一件好事，就及时表扬；做了错事，就耐心地讲明白道理。并且以身作则，随时随地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教育孩子。这样的教育方法，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的父母则相反，对孩子好的表现，不表示态度，一旦做了错事，就严加责备，甚至打骂。平时在孩子面前，也不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对孩子起什么影响。结果使孩子争取上进的自信心受到一定损伤。对于种田，同是耕种、锄耘、施肥、浇水，这也有个得法不得法的问题。适量的水、肥用在火候上（比如小麦的返青、拔节、扬花、灌浆期，玉米的拔节、抽穗期……）就会起更大的促进作用；用得不当，就会浪费人力物力，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完成一件工作任务，由于方法不同，结果也往往不一。有的人，很注意向群众讲清党的方针、政策，指出方向，说明完成这项任务同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以便提高群众的思想，启发群众的自觉，然后有领导地交给群众去办。在办的当中，又集中群众的智慧，帮助出主意，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样做的结果，一般说来，群众拥护，任务会顺利完成。另外也有的人，热心干预具体事务，用大部分精力去指派群众做这样干那样。如果单讲愿望，他们是想把工作做好，而且是不辞劳苦的。但是工作任务并不因此而完成得好些，有时恰恰得出相反的结果。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干部的作用在于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指出前进的方向，而不是去代替群众和包办一切。事实上也是代替不了和包办不了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1页）又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8页）使广大群众知道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主动地去进行工作，工作是否会因此进行得缓慢呢？事实证明是不会的。尽管干部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知道自己的任务时，要花费一些时间，费一些“麻烦”；但是群众知道了真理，提高了觉悟，有了共同的目的，大家心齐了，事情就好办了。列宁曾经说过：“同农民群众，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38页）
谈到这里，想起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柳宗元写的《种树郭橐驼传》（见《古文观止》），其中有几段文字颇发人深思。有人问郭橐驼，为什么他种的和移栽的树成活率那样高？郭橐驼回答的大意是：
我不是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不过是能够顺从树木生长的自然本性，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来栽植和管理它罢了。别人则不是这样，采取的措施，不是太过份，就是很不够。栽上后，早晨看看，晚上摸摸，甚至殷勤得剥开树皮，摇摇树干，看看树木是否活了。这就违背了树木的本性。主观愿望是想帮助树木快些生长，而实际效果却妨害了树木的生长。郭橐驼的这一段话，道出一个极平凡而又十分重要的道理，就是：事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改造事物的愿望和采用的方法只能顺着事物的规律去做，而不能随心所欲。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可以认识并运用客观规律，却不能改变客观规律。人们改造事物的愿望和使用的方法符合客观规律，就会引出好的结果，否则就会把事情办坏。毛泽东同志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3页）栽树，要使它茁壮地生长，就要按照树木的本性来挖坑、埋土、压实……一经栽好，就不要随意抚弄它，摇撼它。在这里，人所起的作用，只能因势利导，不能揠［yà］苗助长；只能在合乎树木生长的客观规律范围内起一些促进作用，如果想超出这个范围起别的作用，那就会适得其反。种树如此，对待世间一切事物也应该如此。
我们做一切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人民群众谋幸福，而要完成每一项工作，只有坚决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把事情办好。无数事实证明，只要干部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作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认真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做到领导骨干与群众相结合，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一切事情也就好办了。反之，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即使有着多么美好的愿望，其结果也必然是脱离人民群众，妨害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
总之，无论干什么事，单凭善良的愿望、良好的动机是办不成的。一定要从客观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讲究方法。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根据实践的客观效果，不断地检验和改进自己的工作。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同一切主观主义者相反，我们认为，动机和效果是统一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毛泽东同志说：“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0页）我们办一切事情，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既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的动机，又要有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使我们的工作能够产生为人民群众所欢迎、对人民群众有益的效果。
第5版()
专栏：经济资料介绍
电力工业发展速度的一些情况
徐寿波
电力工业发展的速度和水平
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电力工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全世界发电量从1929年的二千七百零三亿度增加到1960年的二万三千五百一十亿度，增加七倍多。发展速度最快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电量由1913年十九亿度增加到1960年的二千九百二十亿度，约增加一百五十三倍，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1．3％。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在同时期增加三十六倍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英国增加二十九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4％；日本增加七十三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5％。法国在1927—1960年发电量增加五倍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6％；西德在1950—1960年增加一点五八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95％。
由于各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单位人口的发电量指标也有很大增长。苏联1913年单位人口发电量为十四度，1960年增加到一千四百度，增加九十九倍，同时期内，美国单位人口发电量增加十六点八倍。英国在1937—1960年单位人口发电量增加二点七倍，法国增加二点二倍，日本增加一点八倍。西德在1950年单位人口发电量为九百零九度，1960年增加到二千零四十度，增加一点二倍。
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力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电力工业发展的一个显明特点。例如，苏联从1920年到1960年发电量平均增长速度为17．5％，比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等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同时期内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都要大一倍多。社会主义国家电力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发电量一直稳定地上升。例如，苏联（除卫国战争时期以外）每年发电量都以109％至187％之间的速度增长，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电量很不稳定，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出现而相应下降，例如美国在1938年发电量比1937年降低13％。应当看到，在近几十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力工业的发展具有下面的特点：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时期，总的工业生产量急剧下降，发电量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增长。例如，1957—1958年美国工业生产量下降7％，发电量却上升1％；同时期内，英国工业生产量下降1．5％，发电量却上升7％。根据初步分析，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业用电量比工业生产量下降幅度要小，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在市政、商业、生活和农业等方面的电气化程度迅速提高的缘故。
电力工业发展的超前趋势
1913年—196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共增加四十三倍，其中钢产量增加十四点五倍，煤产量增加十六点六倍，切削机床增加一百零一倍，而发电量增加一百五十三倍。同时期内，美国工业总产值共增加三倍多，其中钢产量增加一点八四倍，煤产量下降25％，而发电量增加三十二倍多；英国工业总产值共增加一点零八倍，而发电量增加二十九倍。1929—1960年，法国工业总产值只增加零点七七倍，发电量则增加三点二六倍；同时期内，日本工业总产值增加四点七二倍，发电量则增加六点四四倍。1938—1960年，西德工业生产总值只增加一点三三倍，发电量则增加三点一七倍。由上述数字可知，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发电量的增加速度都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快很多，这说明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超前于（也即是大于）工业总产值的发展速度，这是世界各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共同特点。我们通常用电力工业发展速度的超前系数，来表示某时期内电力工业增长速度和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之间这种超前发展的比例关系。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电力工业发展速度的超前系数以及年平均超前速度的数值，如下表：国 别 发展时期 超前系数（倍数） 每年平均的超前速度（％）苏联 1921—1960 3．96 3．60美国 1920—1960 4．00 3．52英国 1923—1960 5．30 4．60法国 1920—1960 2．84 2．65西德 1920—1960 2．52 2．35日本 1929—1960 1．36 1．00全世界 1953—1960 1．22 2．88
根据资料分析的结果，各个国家电力工业发展的超前性是呈波浪式的发展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中，并不是所有各年的电力工业发展速度都比工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快。但是，这并不影响各国电力工业发展速度总的超前趋势。
电力工业超前发展的几个原因
为什么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超前于国民经济工业生产发展的速度呢？下面，以苏联为例来说明它的几个原因。第一，由于工业中电气化程度不断地提高。1928年，苏联工业企业中原动机采用机械传动的占33．3％，电力传动占66．7％；到1955年，电力传动的比重增加到89％，机械传动的比重减少到11％。苏联工业的电气化程度由1928年的64．9％，增加到1955年的89％。由于苏联各工业部门电力装备容量的迅速增长，所以苏联工业电动机总用电量也就很快增长，从1928年到1955年总共增长二十四点四倍，而同时期工业总产值只增加十九倍多。
第二，由于工业结构的改变，耗电量大的工业部门（如有色金属、化学、原子能等工业）和工业生产过程中工艺的用电量大大增长。近几年来，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中电炉炼钢得到很大发展，电力炼钢炉设备的容量由1928年的十三点二五吨增加到1956年的二千一百八十六吨，约增加一百六十四倍。黑色冶金工业的工艺全部用电比重由1928年的2．3％增加到1955年的27．1％，工艺用电设备的容量增加二百四十倍。在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广泛采用电火花加工、电热处理、电焊等用电工艺，因此全部工艺用电比重由1928年的3．3％增加到1955年的32．3％。苏联全部工业生产过程中工艺用电量的增长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要快很多，从1928年到1955年工业中工艺用电量共增加三百倍，而工业总产值只增长二十倍。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工业总用电量的增长速度超前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这是世界各国电力工业超前发展的一个标志。苏联工业用电量的增长速度和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数值（也就是工业用电量发展的超前系数），如下表：发展时期 工业用电量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超前系数1928—1932 264 202 1．311932—1940 370 319 1．161945—1950 214 188 1．141950—1955 187 185 1．01
由于工业用电量的迅速增长，工业中工人的劳动电力装备率（注）也随着增长。苏联劳动电力装备率由1932年的1．45千度／人，增加到1955年的7．97千度／人。随着工业劳动电力装备率的增长，劳动生产率也相应地得到很快的提高。工业中劳动电力装备率的增长速度超前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各国电力工业超前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苏联劳动电力装备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数值（也就是工业劳动电力装备率增长的超前系数），如下表：发展时期 劳动电力装备率 劳动生产率
的增长速度（％） 的增长速度（％） 超前系数1928—1932 ／ 141 ／1932—1940 267 242 1．101940—1950 138 137 1．011950—1955 146 144 1．01
第三，由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如交通、民用、农业等方面用电量的迅速增长，近几十年来，苏联农业电气化有很快的发展，1958年，实行电气化的国营农场达到96％，集体农庄达到40％左右。农业中的电动机容量在1958年达到三百九十九万瓩，农业用电量在1940—1958年共增加十二倍，同时期内，工业总产值只增加三倍左右。苏联铁道电气化的发展，使铁道用电量迅速增加，例如1955年苏联铁道交通用电量比1928年增加五十三倍，同时期内，工业总产值只增加十九倍多。由于苏联生活用电设备（无线电、电视机、电熨斗、电炉、电气冰箱、电力洗衣机等）日益增加，促使生活用电量迅速增长。
（注）劳动电力装备率是每一个产业工人每年在生产中所消费的用电量指标，单位为千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