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鲁迅和易俗社
孙伏园
今年8月是陕西易俗社成立的五十周年。一个剧社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历史时期的变迁，存在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在我国戏剧史上是很重要的一页，也是值得纪念的一桩盛事。
我看过易俗社的几场戏，也曾和社内一部分当事人有过接触，在记忆中还留有一定的印象。但是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作为一个以演地方戏的易俗社，能在三十八年前就受到我国文化新军的旗手——鲁迅先生的关注和鼓励，就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了。
那还是在1924年7月，鲁迅先生等十多位教授应西北大学的邀请赴西安讲学。当时和鲁迅先生同行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桐龄，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陈镜凡，南开大学哲学教授陈定谟，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瑮［lì］等学者，还有北京京报记者王小隐和我，我是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同往西安的。那时，去西安的交通很不方便，陇海路的火车只通到河南陕州，陕州下车后就坐船在黄河内溯流西上，至灵宝附近夜间上游暴雨、黄水滚滚东流，在急流之处，犹如一泄千里，航行十分艰险。数日后始到达潼关，进入陕西境界，乃弃舟登陆，改乘汽车西行，当日即到达西安。
西安，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我们久已向往，但在同行人员之中，绝大多数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古老的名城。我们住在西北大学内。在西安讲学期间，曾参观了不少文化古迹，也欣赏了当时在西北享有盛誉的秦腔剧团——陕西易俗社的演出。
陕西易俗社是以一种新型的剧团出现于西北戏曲界，以其组织之严密、编演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新戏驰名。鲁迅先生从临时政府起到1925年止，曾在旧教育部担任佥事、科长等职务，他主管社会教育工作
（当时戏剧是在这部门的），对易俗社编演新剧早有所知，在旅途中亦曾谈起该社，所以这次来西安讲学，他是很有兴趣要看看易俗社的演出的。
到西安后某日，鲁迅先生很风趣地带着初学来的陕西方语对我说：“张秘夫（即张秘书，长安土语把秘书的书字念作夫音）要陪我们去看易俗社的戏哉。”当晚，我们就去易俗社看戏，演的是《双锦衣》，上下两本，接连看了两个晚上。故事主题是宣扬爱国思想的，情节很曲折，但日子久了，详情已记不起来了。这个戏的作者是吕南仲先生，他和鲁迅先生与我都是浙江绍兴籍的小同乡。这位吕南仲先生是位学者，也是易俗社当时的主事人，他是非常敬仰鲁迅先生的，加以多了一层同乡之谊，言谈更为方便，因此感到格外亲切。我们看戏时他热情招待，每次看完戏后都要请鲁迅先生和大家谈谈意见。说老实话，我对秦腔唱词听不太懂，那时又没有打字幕的办法，所以听起来较费劲，说白还可以听懂六七成；可是鲁迅先生就比我强得多了，他过去喜欢戏剧，有欣赏戏曲的能力，因此对易俗社演出的这些节目很感满意。他认为吕南仲先生以绍兴人从事编著秦腔剧本，并在秦腔中落户，很是难得。他每次看完演出后，总是给予好评，他感到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他对易俗社的成就谈得很多，那时我虽然是一个记者，可是对戏剧是外行，没有引起更大的兴趣，因此没有把鲁迅先生的原话记录成文。否则对了解鲁迅先生关于地方戏剧的看法有所帮助，现在回想起来殊觉惋惜。
那期间，适逢易俗社成立的十二周年，鲁迅先生为了对易俗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亲笔题“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一块赠给易俗社，匾额上除鲁迅先生以周树人的名字署名外，还有我们同行的其他学者多人。今日看来，此匾乃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实物了。
我们在易俗社看到一金色褒状，那是1920年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奖给易俗社的。易俗社自1912年创办起，即以编演移风易俗的新戏为宗旨，十几年来编出了大小二三百个新剧本，这些剧本的主题都是反对封建、反对迷信、提倡读书识字、提倡婚姻自由、揭露社会黑暗等各个方面。当时鲁迅先生在社教司工作时，凡外地编演什么新的好的剧本，鲁迅先生总是要派人去看戏；如果交通不方便，派人去有困难，那末他就要剧团把剧本送到教育部审阅，以便介绍推广。易俗社自己编演的剧本曾送部很多，因此这个褒状的奖给是和鲁迅先生重视戏剧改革有关的。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当我们到西安后，难怪鲁迅先生急欲观看易俗社的演出了。
鲁迅先生等学者在西北大学讲学期间，西北大学校方招待殷勤，彼时正值盛夏，炎热异常，校方招待我们饮汽水、喝啤酒、洋气十足。在那时啤酒汽水都是高贵饮料，不像现在这样普遍，况且那时西安并不生产这些东西，都是从几千里路以外的京沪运去的，交通极不方便，价格当然是十分昂贵的了。校方以此来招待，未免过于奢侈。鲁迅先生感到当时河南人在陕执政（陕西督军是刘镇华、河南人），所以西北大学校长傅铜（傅也是河南人）用钱很方便，请我们去讲学，花这么多钱，毫不在乎；可是有位陕西人李宜之，是水利专家，想给陕西兴办水利、治理黄河之害，而上峰却不拨给经费，鲁迅先生对此颇表不满。讲学结束时，他决意将讲学的酬金捐赠易俗社，作为举办戏曲改革事业之用。临行前，鲁迅先生和我各将讲学酬金现洋五十元捐赠易俗社，由我亲自携款送去。这也是鲁迅先生“取之于陕，用之于陕”的一片深意。
在西安待了二十来天，我和鲁迅先生与夏元瑮先生三人要先返京，临行之前，易俗社特设宴为我们饯行。鲁迅先生平素是不愿参加这种繁文俗礼的，但由于他对易俗社颇有好感，因此欣然赴宴。这次饯行却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宴席摆在易俗社的剧场内，舞台上由易俗社的主要演员刘箴佶等演出精采节目，台下除我们三位宾客外，就只主人十余人，其他再无旁人。我们一边看戏，一边畅谈，一边就餐，这是我从未享受过的一次极饶风趣的宴会。由于鲁迅先生和易俗社的朋友们已很熟悉，而大家又都十分敬重鲁迅先生，所以演员们都以兴奋心情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演出，并不因为台下观众寥寥而稍现懈怠，这也是易俗社优良的舞台作风。我们同行的其他教授，对易俗社亦颇有好感，王桐龄先生在返京后编著的《陕西旅行记》一书中，对易俗社就有较好的评价。
回京时，在离西安三十余里的草滩，我们就登舟东行，沿渭河一路顺水而下，到陕州换乘火车，较去时便利得多了！
这些事都是三十八年以前的事了。易俗社经过许多艰难困苦，依然存在，解放后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较过去任何时期都得到更大的发展。今年是易俗社成立的五十周年，这在我们国内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剧团，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因此我把鲁迅先生和易俗社这一段有意义的历史回忆出来，作为我向易俗社成立五十年庆的贺礼。
（李哲明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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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慈母湖
〔蒙古族〕 敖德斯尔
慈母湖——这是一个多么亲切的名字呵！在我们广袤［mào］无垠的内蒙古草原上，尽管有无数的湖泊，但是有如此亲切的名字的，怕是绝无仅有吧！
“慈母”这对人们说来，显得多么温暖！没有慈母，子孙何以繁衍！没有慈母，婴儿何以成长！一句话：没有慈母，世界何以存在！一个人第一口尝的，是慈母的奶汁；第一声叫的，是慈爱的阿妈；第一次站立，是扶着慈母的身；第一步迈出，是搀着慈母的手。正因为这样，人们才把温暖的毡包比作慈母的怀抱，把可口的饮食比作慈母的奶汁，把党的爱抚比作慈母的心意。可能也正是由于这同一个原因，我们辽阔草原上的牧民，才给这珍贵而又美丽的盐湖起了一个崇高而又亲切的名字吧？从大兴安岭到黄河之滨，在这无边无际的原野上，以放牧为生的蒙古人，谁不知道“慈母湖”这个名字呵！慈母湖的盐，给我们的饮食以美味，给我们的奶茶以香甜，它成了我们不可缺少的食品。
从草原上还未开始种植庄稼之前一直到今天，曾经有多少人依靠着慈母湖的盐，才获得吃的粮、喝的茶和穿的衣啊！过去，每年入春以后，当青雾弥漫着草原的时候，人们赶着牛车，沿着风尘仆仆的草原小路，朝着慈母湖进发。秋凉以后，当庄稼收割、粮食登场的时候，朝南边运去“慈母的恩赐”的脚夫们，便满载着大袋大袋的五谷，千里归来。在夏季的炎日里，居住在南部地区的蒙古人，一伙接着一伙向北移动。在冬季的长夜里，响着雪铃（注）的骆驼运输队，在月光下慢悠悠地行进。蒙古族民间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话：“草原上的路在慈母湖汇合，草原上的人在慈母湖相见。”
慈母湖卧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名叫诺干五台的南麓。当那高山摘下雪帽，穿起春装的时候，慈母湖所在的戈壁，便翻起了花的浪涛，草的波澜。这时的慈母湖，便像一位刚刚分娩的母亲一样，又安详，又平静。当夏季的炎日炙烤着戈壁的时候，慈母湖像一潭水银闪烁着白光，湖畔成堆的盐像雪山一样耀人眼目。秋季，当暴风呼啸着袭来的时候，湖水便像发了疯的狮子一样咆哮喧嚣。但是，当西伯利亚的寒流给草原带来了风雪，千山万水都换上一身雪白的银装时，慈母湖却重又恢复静穆的景象。
慈母湖的盐像慈母的奶汁一样，不分冬夏，不分昼夜，迸涌不息。它装满所有的器皿，装满所有的大车，满足着所有来到它跟前的人们。但是，旧社会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乌珠穆沁王在湖畔设立税站，用大车拉走一皮袋一皮袋雪亮的银圆。后来，日本鬼子又侵入了我们富饶的草原，他们像吸血的饿虱一样转动着血红的眼睛，向远近各地的脚夫征敛重重苛捐杂税。但是，“贪吃青草的羊下巴终必萎缩，吃光啃净的青草地一定复苏”。压迫者和剥削者横行霸道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同诺干五台共享千秋的劳动群众，正在利用慈母湖的“恩赐”使自己的幸福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慈母湖的盐为什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含硝含糖呢？关于这点，有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成吉思汗有一次旅经这里，不慎把一块含在嘴里的糖落在地上，一个侍从打算下马去捡，成吉思汗拦阻道：“不用捡了，让这块糖变成我蒙古族人民吃不尽的粮食和喝不完的饮料吧！”于是，一夜之间，在这落糖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清似明镜的湖。从那时起，草原上的牧民一直把慈母湖的盐看作成吉思汗的祝福。无论吃饭还是喝茶，没有一顿不用到它的。 （陈乃雄译）
〔注〕一种白色的铁质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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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外国历史小丛书”
为了给具有初中、高小文化水平的读者，提供外国历史知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外国历史小丛书》，现已出版的有：
《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十九世纪工人阶级最大的一次起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公社虽然在七十二天之后就失败了，但是巴黎公社创立的历史经验，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指出了解放的道路。
《朝鲜三一运动》。1910年8月，朝鲜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但是英雄的朝鲜人民，决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前仆后继地进行着反对日本统治者的斗争。表现了朝鲜人民坚持不懈进行斗争的信心。
《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巴黎和会，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赃会议。凡尔赛和约，是企图“使世界十分之七的居民陷于被奴役的地位”的一个阴谋。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五四运动”，迫使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十九世纪俄国的一位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曾经领导了俄国人民推翻沙皇统治的斗争，而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表示了热烈的同情，他曾写了《中国革命之解释》，介绍我国的太平天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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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之夏
李学鳌昨访煤球厂，今来制冰间。同在北京城，季节不一般。我访煤球厂，工友满身汗。铁锨舞，煤粉翻，滚滚煤球堆成山——只待严冬风雪起，家家户户送温暖！我来制冰间，忙把棉衣穿。处处冰霜冷，工友不怕寒，巧手借来北冰洋，浩浩冰块涌向前——阵阵清凉送居民，盛夏酷暑退后边！煤球厂——制冰间，一冷一热紧相连。热中有清凉，冷中有温暖，热中冷中听一听：一首新诗两头念！热中冷中看一看：首都何时无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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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风篇
陈实
“无事也登三宝殿”，这句话是某村的干部和社员对一位公社党委书记的赞语，也是这位书记一贯的工作作风。
其实，这“无事”仅是村干部和群众“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不见得书记真个闲来无事，游逛消遣。所谓“无事”，大概是指不直接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去吧。
所以，这位书记解释道：“无事”说穿了还是有事。这有事的“事”，不是马上要办的事，而是“心事”，装在脑子里，是为有事作必要的准备。因此，看来像“无事”，实则是有心。有心人脚头最勤，却不肯轻易浪费每一步，十村百户都有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他们能够从生活中获得最丰富、生动的感性材料。
这样看来，“无事也登三宝殿”之所以得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就大有道理了。正是这种具有“无事也登三宝殿”的作风的同志，他们经常深入实际，以为习惯，工作扎实细致，不凭“想当然”办事，因而，很少犯主观、片面的毛病。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教授生前曾说：“科学研究，是不能远距离操纵的。”不论是在实验室里研究胚胎发育，还是到外面渔场去解决家鱼的人工生殖问题，朱洗教授总是亲临现场，具体解决问题。
到实验室搞研究，对科学工作者说来是深入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要想领导好农业生产，整天价往办公室一蹲，则是脱离实际。开会是必要的，但认为惟有面对面的开会，才不失为指挥生产的有效方法，就未免片面到走了极端。黄忠老将能百步穿杨，箭术虽高，也有距离的局限，靶子放得再远些，莫说穿杨，怕是将树身扩大十倍也未必射中它。
我们正在进行着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有许多工作我们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的。因此，“一切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再指导一般，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步骤。凭远远朝实际一望，就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那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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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物速写
阿老
葛路莫夫（苏民饰）
马玛耶娃（杨薇饰）
克鲁季茨基（吕齐饰）
马玛耶夫（于是之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