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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若飞同志出狱前后
薄一波
1936年9月，我从北平狱中出来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我去太原工作。临行时，北方局负责同志对我说：“听说王若飞同志现在关在太原，你到了那里，要设法营救他出来。”我顺便问了一句：“若飞同志被捕后用的什么名字？现在押在太原哪个狱里？”负责同志表示不知道。我心里想：这的确是件困难的事。在太原，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有四个，又不知道若飞同志现在用什么名字，我和若飞同志过去又没有见过面，即使碰到他，也可能失之交臂，这件任务到底该怎样完成呢？一桩心事，时刻挂在心头。
我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离开山西的。这次重返太原工作，情绪难免有些激动。一路上思潮起伏，感奋不已。从民国元年以来，山西一直处在阎锡山的黑暗统治下。在军阀混战时期，老奸巨猾的阎锡山，本着他的“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的人生观，利用各方面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可是，从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后，山西局面起了很大变化：苦难的山西人民，看见了党，看见了红军，在他们心头燃起了希望，找到了他们应该走的道路。他们把共产党和红军当作自己唯一可靠的救星。这种影响在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间是普遍的，并且深入到阎锡山集团内部，连他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也绝大多数赞成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同一时期，蒋介石嫡系关麟征部等五个师，假“剿”红军之名，开进河东道，迟迟不走，想把阎锡山挤掉；寇深祸亟，华北危机日趋严重，日军气焰熏天，触角已经伸入到阎锡山的外围——察绥地区，严重威胁着阎锡山的安全。在这种形势下，阎锡山的决策机构就着手研究要不要接受统一战线的主张、要不要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阎锡山既想利用共产党为他“保驾”，又知道共产党不好那样利用；不发动群众是个空子，发动起来又是个乱子。他在核心组织的决策会上说：“现在要手执电鞭，把群众发动起来，又能为我所用。”又说：“这中间可能有风险，但目前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目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要看谁能制服谁了！”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阎锡山在名义上接受了我党的统一战线主张，想利用共产党的人和采取共产党的某些办法，外御日寇，内抗蒋介石，发动群众又能为己所用，还可以缓和跟群众的矛盾，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样，阎锡山就和我党迂回曲折地建立了特种形式的统战关系。我就是奉了党的命令，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同时，以帮助阎锡山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工作的名义，到太原去工作的。
在赴太原途中，我不断地想着：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何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开展群众运动，壮大革命的力量呢？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关在狱中的共产党员，想起了王若飞同志。一定要尽快地把这些同志全部营救出来，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是今后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
到太原不久，我就到处打听王若飞同志的下落。一个地下工作同志对我说：他听说若飞同志的确已从归绥解到太原，就是弄不清押在哪所监狱。
“你知道他现在用的名字吗？”
“听说叫黄敬斋。”
“听谁说的？”
“张慕陶。”
“张慕陶？”骤然听到这个叛徒的名字，立刻想到他的罪恶活动。张慕陶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事件以后，经过一个大商人——阎锡山的弟弟阎锡祺的牵线卖身投靠阎锡山的。他在山西建立托洛茨基派组织，帮助阎锡山进行反革命活动，在群众面前仍伪装革命。1936年红军东渡时，张慕陶逃出山西。后来，看见我党和阎锡山建立了统战关系，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他唯恐我党力量壮大，于他不利，又重返山西，为阎锡山献谋划策，积极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这一切，我党早已清楚。可是，王若飞同志的消息他怎么会知道的呢？据这位同志告诉我，张慕陶在张家口同盟军失败投靠阎锡祺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若飞同志被押在归绥狱中。他来到山西后，看到阎锡山对他不十分感兴趣。为了博取阎的好感，他就千方百计地向阎锡山献殷勤，他说：归绥狱中押了个王若飞，是个大共产党，此人过去在党内受过“打击”，如能争取过来，定有很大用场。阎锡山听到消息，立即从绥远狱中把若飞同志解来太原。阎锡山深知张慕陶“举动张牙舞爪，谈话口沫横飞，貌似土匪，而野心勃勃”（阎锡山对张慕陶的考语），因此，关于王若飞同志的事，就不让张慕陶染指，而专派自己的亲信梁化之直接联系……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分外高兴。在太原，我是阎锡山的“上宾”，是“高级官员”。我就利用这个特殊身份，登上汽车，去查访每所监狱。查遍关押政治犯的第一监狱、训导院、自新院，名单上均无此人。到陆军监狱时，我照例在办公室里一坐，由典狱长送上名单和档案材料，我一页一页翻阅着，在一张发黄的纸上，赫然出现了“黄敬斋”三个字。啊，若飞同志原来押在这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仔细地翻阅着关于他的案情原委及历次审讯的详细记载，知道若飞同志在被捕后，五六年来，一贯表现得英勇顽强，使敌人很伤脑筋。档案中说：黄犯敬斋是个大共产党员，在包头被捕的时候，销毁罪证，拒绝招供。在绥远狱中，傅主席优礼相待，黄犯毫无悔过之心，常常煽动政治犯，高唱国际歌，进行赤化宣传。另一份档案中，记载了梁化之多次和他谈话的经过。梁化之几次劝说黄敬斋可以立刻出狱，只要答应和他们“合作”就行。黄坚决地回答：“我是囚犯，你是统治阶级，我们的地位根本不平等，有什么可谈的呢？我只要求无条件开释。当我还带着脚镣手铐的时候，我拒绝作任何有条件出狱的谈判。关于我出狱后是否和你们合作，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能服从我们党的组织决定，不能拿个人生死利害和你们进行交易。”
若飞同志既然有了确切下落，情况也弄清楚了，事情就应该抓紧进行。我向中共山西省委作了报告并研究对策之后，就立刻去找阎锡山进行谈判。我说：“我们山西处于抗日最前线，抗日救亡运动也已初步搞起来了，目前正是用得着抗日爱国人士的时刻，还把大批政治犯关在班房里，这和当前形势很不相称。阎先生既以抗日救亡相号召，并愿跟我们合作，就应该立刻释放全部政治犯，在全国做个表率！”
阎锡山面有难色地看了看梁化之说：
“蒋先生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都还没放，咱山西也不能……”
我说：“山西现在的做法，跟蒋介石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你不是常说要和共产党合作吗？那么，山西就要做得漂亮一点，就应该首先立即全部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太原狱中有个王若飞，是个有名的共产党员。我提议，也是向你要求，首先把他放出来！”
“王若飞？”阎锡山又看看梁化之，抓了抓头皮，装痴装呆地说：“有这个人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看他想把问题滑过去，只好单刀直入地戳破他的假面具：“黄敬斋就是王若飞！”
“啊，黄敬斋倒好像有，怎么，你认识他吗？”
我说：“是个间接朋友。”
阎锡山不便推却，只好故作大方地说：“既然是你的朋友，就让化之陪你一起去看看。”
能有梁化之一起去探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当时是党派来和阎锡山搞统战工作的，也就是说搞公开的、合法的活动，不便于作秘密的地下活动。要是我单独去见若飞同志，就可能给阎锡山以口实，说我背着他，拆他的台，而不利于统战工作。现在有梁化之一同前往，这种见面就完全“合法化”了，可以避免不少麻烦。
我们坐汽车到陆军监狱门口，典狱长一看来势，颇为惊慌。梁化之简单地说明来意，典狱长忙把我们一直引到若飞同志的囚室，迎面站着的是个白净面孔的中年人，毫无表情地看着几个来访者。我想：这大约就是王若飞同志了。用不着我开口，梁化之先来介绍了。他说：
“黄先生，今天给你介绍个人，他是你的老同志，老战友，老共产党员，老……”
突如其来的见面，和一连串的“老”字，给若飞同志带来无限惊异。他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弄不清我们的来意，只是直愣地望着我，嘴里不置可否地“哦，哦，嗯，嗯，”作为回答。
若飞同志不认识我，我原来也不认识他，我们默默地对视了一会，都在仔细地打量着对方。为了不让若飞同志蒙在鼓里，我赶忙说明来意：
“我叫薄一波。梁先生说的很对，我是个共产党员。现在来看你，是受‘朋友’之托，要营救你出去。我和梁先生是老同学，可是我们的政治立场从来就不一致。现在是在抗日问题上交叉在一起；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我们交叉在一起。虽然如此，可是放不放你，关键在他们，而不在我。关于这一点，梁先生一定能够回答你。”
若飞同志很用心地听着，皱着眉头，奇怪地望着我，一声不吭。可能他被眼前的事弄糊涂了。两个同行的客人，两个立场，两种观点，同时拜访一个狱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梁化之听了我的话，觉得很尴尬，忙插嘴说：
“一波，一波，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们对黄先生一向优待。黄先生，你说你现在住的是不是优待室？”
若飞同志鼻孔里“嗡”了一声，冷冷地说：“对，叫优待室。”
我环视了一下这所牢房，抑制不住心头的气愤，对梁化之说：
“什么优待室？这叫独居监房，它是班房里的班房。我在北平、天津坐过六七年牢，老早领会过‘优待室’的滋味。化之，你对独居监房如此赞美，我很惊奇你……”
梁化之面孔通红，一声不响，他可能很懊悔扮演了这个不光采的角色。
为了让若飞同志进一步了解外面的形势，我转过身来对他说：目前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号召已发生了深远影响；山西的救亡运动在阎先生同意下，也有很大成绩。并且我还向他简要地介绍了党在当前形势下的方针任务。关于这一段话，若飞同志以极大的关注，仔细地听着。梁化之有点不耐烦了，他说：
“一波，你用不着向黄先生宣传罗，他比你知道得还多哩！”接着，他又说：“现在我帮你找到了老朋友，我的责任总算尽到了。你还有什么要求？”
我看见典狱长这时刚好走到门口来，便抓紧时机盯着梁化之大声地说：
“那么，以后每次见面，还要麻烦你同来作陪呢！”
“哎呀，我哪有那么多时间，你自己来不就行了！”
我望望典狱长，典狱长早已听到了梁化之的一番话，忙向我点头哈腰，表示会遵照他的主子的吩咐，随时接待我这个来访者。我的愿望初步达到了。当我们告辞出来时，若飞同志站在门口，又一次把我打量了一番。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一个眼色，一次握手，我感到彼此的理解已向前大大跨了一步。
不久，西安爆发了双十二事变。国内形势起了更深刻的变化。抗日救亡的浪潮更加高涨了。
1937年春天，日本从关东向华北继续运兵，北方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在绥远东部爆发了百灵庙的抗战。山西处在国防前线，人民群众抗日情绪如怒火燃烧，早些时候成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军官教导团、军政训练班，都在各处活跃起来。这时，我又去找阎锡山，对他恳切地说：
“当前局势瞬息万变，各处正在用人之际，可是，太原各监狱里还关着二三百名政治犯，这些人都是爱国的有为的青年，现在却仍然关在囚笼里，消磨年华，这与阎先生目前的政治主张和正在山西开展着的救亡运动不相适应，可说是一大讽刺！既然是两家合作，让一个共产党人公开进行救亡运动，当然很好，让一批共产党人，甚至再多一些共产党人，都来共同进行救亡运动，岂不更好！”
阎锡山听了这番话，有些动心，但看他那惶惑不安的神色，似乎还有顾虑。他事后避开我找来了心腹梁化之和客卿张慕陶一同商量。梁化之为人气量褊［biǎn］狭，是一个刚愎［bì］自用、愚而好诈的人，他对我党提出的全部释放政治犯的主张，颇不赞成。他说，这样做岂不是完全执行了共产党的号召，增强了共产党的力量，养痈成患，不啻［chì］为虎增翼。如果要放，也应该用山西的方式放。阎锡山认为梁化之有些大惊小怪，沉不住气，他说：会耍鸟的人，不是把鸟关在笼子里，而是把鸟放出来，让鸟飞在天空，要放就放，要收就收。托匪张慕陶看到阎锡山有意释放政治犯，忙为阎划策说：看来薄一波立场很明确，他要求无条件释放共产党，并非为了山西，只是为了共产党。为山西为阎先生计，放，是为了增强山西的政治影响，增强山西的政治实力，不是为渊驱鱼，这样，就必须讲条件。我以为：化之先生说得对，要用山西方式放，这就是：一、他们必须放弃共产党的狭隘立场；二、必须保证留在山西做事。有此两件，既堵住天下人的口实，又可为山西罗致人才，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阎颔首微笑，表示可行。
三人商量好，梁化之衔命和我谈判。他来到我处，期期艾艾地说明来意。我坚决回答：不行，对政治犯必须无条件释放。谁要坚持这些无理条件，只能说明他对统一战线缺乏诚意。共产党员光明正大，怎么好强迫他放弃立场呢？至于每个人愿不愿留在山西，可以任其选择，愿留则留，愿去则去，听其自由。
梁化之表示，他不能作主，必须向阎请示。我们又一同去找阎锡山。几经磋商，阎锡山提出了折衷办法：可以不提条件，但要把所有的政治犯，移到训导院去，做个过渡。我问：“过渡多少时候？”阎说：“个把月可以了。”我说：“到那时应是无条件开释了吧？”阎说：“当然。”这个办法里既然肯定了无条件释放，我也不必再去反对，只是对他说：“我的朋友黄敬斋，必须提前放出来。”阎锡山说：“好，好，黄敬斋可以立即释放。”
和阎锡山谈妥以后，我立即到几所监狱去，和被押的政治犯进行谈话。这些人里，有的和我非常熟悉，他们谈了自己的情况。凡是和若飞同志有过接触的人，都一致称道他的坚定和勇敢，对他怀着深沉的敬爱。这一切，都使我对若飞同志的狱中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接着，我又去探望他。
我一进陆军监狱大门，典狱长忙迎了上来，接住我带给若飞同志的食物和用的东西，一起来到他的囚室。
我把带来的报纸，放到桌上。若飞同志的疑团似乎还未消除，他谨慎地观察着，神情缄默，态度冷静，警惕地望着我。他大约在思考着，这个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阎锡山派来的？在这一切表面现象后面，会不会设着不可告人的圈套？
看了他的神情，我开门见山地说：
“若飞同志，你怀疑我是对的。老实说，我原来也没有完全相信你。当我执行党交给我营救你出狱的任务的时候，我也从多方面对你进行了调查，知道你坚持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党对你寄予了充分的信任，因此，决心营救你立刻出狱。我已经查清了你的一切，你能用什么办法查清我的身份呢？”
若飞同志沉思了片刻，摇摇头，说：“我没有办法调查你的身份。”
“那怎么办呢？”我也有些为难了，“你不相信我，而我又一定要营救你，我们的行动怎么能统一起来呢？”
若飞同志在室内来回走了几步，忽然对我说：
“你能不能给我带些党的文件看看呢？”
“可以，完全可以。”显然，这是打破眼前的僵局唯一的办法了。我说：
“你要什么时候的？旧的？还是新的？”
“旧的要，新的也要。”
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同志，你要的太多了。这么多文件，在你这儿保存起来，也不太方便。还是边送边看边取，看完了就拿走，比较好些。”
若飞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以后每次去时，都带去几份文件，其中有党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党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还有刘少奇同志写的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几篇文章。我们联系文件谈了自己的看法。若飞同志对党内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热烈的拥护。我向他介绍了党在太原进行的工作，谈了群众运动开展的情况。若飞同志也甚为兴奋，觉得党的政策，已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接着，我也向他说明了和阎锡山谈判立即全部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经过，要他向狱中的同志讲清楚。他听说需要到训导院做个过渡，就坦率地表示，这里那里，反正都是监狱，去也无妨。我也笑着说：“是呵，训导院是阎锡山开的，这所陆军监狱也不是我们开的嘛！”……
再一次看他时，我告诉他：
“若飞同志，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政治犯全部释放吗？”
“不，现在还只有你一个。其余的将分批获释。”
“我一个？”若飞同志略有迟疑，“是无条件释放的吗？”
“无条件。”我肯定地说，“不过，只希望你答应我一条：出去后，先到我安排好的地方，小住几天，略尽朋友之道。我在这里搞统战工作，和阎锡山天天打交道，有些事不能做得太绝。那样，也可能影响整体工作。你住些时，就可以回延安了。你觉得如何？”
若飞同志稍加思索后，对我说了真心话：
“一波同志，开始，我的确怀疑过你。看过党的文件，交换过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意见，又听狱中一些同志不断提起你，现在又争取到无条件释放，我完全相信，你是个好同志，是党派你来营救我的。在我知道了外面的大好形势以后，我也急着出去，为党工作。可是，一波同志，我在狱里住了五六年，很希望党对我的一切进行全面的审查，得出结论。你能不能找个我认识的人，到这里来证实一下，以免将来有旁的什么问题发生。”
若飞同志的这番话含意很深刻。我很了解他此时的心情。看过文件，交换过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意见以后，虽然在政治上彼此有了信任，但是，还不能当作组织证明。他希望对他进行组织的审查和证明，这正表明了若飞同志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可是，这个时候，兵荒马乱，天远地隔，要从延安派人来太原专办此事是不可能的，而此事又不能拖延，怎么办呢？我想了想，问道：
“有个刘少奇同志，你认识吧？”
“认识。”若飞同志点点头，又慎重地说，“这里是虎穴龙潭，他能来吗？”
我也无可奈何地说：“是的，不能请他来。”
沉默了一会，我又问：“你认识老柯（柯庆施同志）吗？人都叫他大鼻子的。”
“呵，大鼻子，认得。”若飞同志眉毛一扬，忙问，“他能来吗？”
我说：“可以试一试。”回去以后，我立刻把情况报告了北方局。不久，柯庆施同志从远方赶到太原来，到监狱里和若飞同志见了面。被囚禁了五年七个月的若飞同志，终于跨出了监狱的铁门。
不久，被关在四个监狱里的二三百名政治犯，都分批放了出来。其中有一百几十人，组成了一个连，这就是以后的“青年抗日决死队第一总队第九连”。
若飞同志跨出牢门，就急着要回延安，回到党的怀抱中去。我们一起研究，如何对付阎锡山。我对若飞同志说：阎锡山的本意，当然希望你留在山西，给他撑撑门面，借以欺骗群众。如果你坚持不干，他也不会勉强；至少还想留点人情，交个朋友。可是，从统一战线工作来说，只能婉言谢绝，留有余地。因此，如何和阎锡山见面，事先必须做个准备。
这期间，梁化之接连来过两次，说阎锡山很想和“王先生”见面。
一天，我陪若飞同志去见阎锡山。阎锡山毕恭毕敬，颇带点“礼贤下士”的样子，表示非常仰慕若飞的才能，敬重若飞的骨气，希望若飞留在山西帮助他工作。若飞同志看见对方已一步一步逼了上来，赶紧先发制人，堵住阎锡山的嘴巴：
“阎先生，你在举国扰攘的时候，接受了我党统一战线的号召，在山西释放了政治犯，这种举动，我们非常赞成。我在绥远、太原坐了六年牢，得知地狱生活是何滋味。我知道，国民党所作所为，是彻头彻尾错误的。并非晋绥如此，遍地皆然。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共产党以人民为重，不念旧恶。知过能改，总应该鼓掌欢迎。现在山西出现了共同抗日的局面，兄弟阋［xì］于墙，外御其侮，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我们拥护这种进步。愿以后共同勉励，加强这种合作。我一定把这种情况，带到延安去，带到我党中央去。我想，我们党也会表示欢迎的。”
阎锡山听着这些有褒有贬的话，如坐针毡。若飞同志刚一停顿，他连忙插了上去：
“不谈这些了，不谈这些了。”接着，突如其来地说：“特务政策，我一向是反对的。我认为蒋先生的天下，本来是三百年的江山。但是，他采用特务政策，恐怕他的江山不能久长了。”说到这里，他看看若飞同志，又看看我，见大家对他的这番话，都不感兴趣，又把话引回原先的题目上。“王先生，山西虽小，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你瞧，一波在这里工作，不是很好吗？你们是老朋友，大家合作，共赴国难，有啥不好？为什么急着要回延安去？”
若飞同志见阎锡山又转弯抹角地道出本意，就婉转而坚定地说：
“阎先生的美意，我个人非常感谢。可是若飞是个共产党员，工作必须由党的组织来决定。我只有回到延安，才能接受我党中央分配给我的工作。在此以前，我不能作任何考虑。”几天以后，在阎锡山那儿，我又遇见了梁化之。梁化之愤愤地说：“王若飞这个人太绝情了。一出牢门，就要回延安，太不够朋友。我不能放他走！”
我不便和他搞僵，就用山西的谚语，笑着说道：“宋丑子哭他的小姨子，没想头啦。该撒手时就撒手吧！”
“不行。”梁化之执拗地说，“我不能放他走！”
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对梁化之的固执颇不以为然，他说：
“化之，眼光要放远些。既然释放了，就要给人自由。留就留，走就走。交个共产党朋友好啦。”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北方局进驻太原来。少奇同志也离开了烽火连天的北平，来到了太原。我把若飞同志交给北方局。少奇同志指示若飞同志，立刻回延安。阎锡山闻讯后，当即告诉梁化之，要梁化之备好二千块法币送给若飞同志作回延安的路费。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转告若飞同志，要他立即向组织请示，以免被动。若飞同志请示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明确地说：对阎的馈赠，一概不能接受。当梁化之带着钱前来送行时，若飞委婉地把那包法币原封奉还，对梁化之说：
“我从你们的监狱里出来，受到热情款待，非常感谢！应付的饭钱，我已算清了账目，留在我党驻太原办事处，将由那里如数交清。在回延安途中，虽然山高路远，需要长途跋涉，但有我党我军沿途护送，一切都用不着操心。后会有期，希望多为国事用心，若飞就高兴不尽了。”
梁化之拿着法币，面色苍白，不知所措，干笑了两声，黯然离去。
〔选自即将出版的《红旗飘飘》第十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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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物模拟和生物电子学
陆晟
最近几年，从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边缘科学——生物物理学中，又演化出一门新的学科，就是生物电子学，也有人称之为仿生电子学或生物技术学。
人只是在近二十年来才掌握了无线电测位术（它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过很大作用），而蝙蝠却是天生的“电台”和“检听器”。蝙蝠经常从喉头发射出3万到7万赫芝（频率的单位，1赫芝＝1次／秒）的超声波，借助于波动遇到障碍物的反射，判断出障碍物的距离。因此，蝙蝠即或在昏黑的夜里飞行，也不致碰上一根细小的铁丝。响尾蛇、五步蛇和铜头蛇借助一种热敏器官，发现有热气的东西，捕获猎物。根据解剖学的研究，这种热敏器官是上颚骨的凹坑，即位于鼻孔与眼睛之间的小窝；每一个窝中距离入口不远处均有一横隔膜，把小窝分成内外二小室。隔膜的厚度约在0．025毫米左右，上面满布着神经末梢。它的工作方式很像红外线定向器和追踪火箭的机制。蜜蜂的眼睛是由几百只小眼组成的复眼，每一个小眼都可以出现独立的景象。小眼又由八个部分组成，它们好似检偏振器，可以根据光线的方向不同而让不同强度的偏振光通过；只要知道光的偏振面，即使看不见光源，也能确定出它的位置。因此，蜜蜂在乌云蔽日时，也能确定太阳的方向。光学仪器家根据这个原理，为航海家制造了一种偏振光天文罗盘，从而使天空有乌云时的定向问题获得解决。这三个例子说明，自然界中充满着多么奇妙的生物机器，而且它们给了人类多么重大的启示！
人在生物学研究中获得启发，从而在工业生产上获得了新创造。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深入，人们不但揭露了更多的生物机器的秘密，而且也成功地模拟了这些生物机器的机制，甚至超过它们。由于各方面的迫切需要，解剖学、形态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以及物理学、化学、数学等科学的迅速发展，这方面的工作近年来更有很大开展，从而建立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生物电子学。从这个名称就能知道，它由生物学和电子学两门学科的共同范围所构成。生物电子学的目的即在于，专从生物的感觉和行为中，挖掘可以模拟的事物，创造生物机器。
生物电子学虽属初创，但已取得不少成就，并且正在一日千里地发展。鸟爪和兽齿终生保持锐利不钝，科学家发现，原来它们是由软硬不同的、即耐磨性不同的两层物质构成的，外层最硬，越里面越软。在使用时由于软的部分易磨损，硬的一层磨损较慢，所以它们能经常保持锐利。苏联生物学家依据这个原理，制出一种由若干片硬度不同的合金钢片压合成的新型车刀，外层硬度最大，内侧硬度递减，增加了耐磨力。科学家还注意到双翅目昆虫苍蝇的飞行。当一头苍蝇紧紧追赶另一头迅速飞行的苍蝇时，它能丝毫不差地重复着它的目标的“飞行花样”。它能这样迅速调节控制自己的飞行，就是靠着由后翅演化成的两根平衡棒的作用。苍蝇停落的时候，平衡棒不动；但只要一飞起来，平衡棒就沿着大约90度的圆弧在垂直面上振动。在其基底部的感觉器官感知外界影响自己飞行的角速度后，苍蝇便立刻设法纠正自己的飞行姿势。人们利用这个原理已经制成一种振动式无转子陀螺仪，它有着结构简单、经久耐用、对温度保持稳定、成本低等优点。目前用它代替了双自由度陀螺仪，作为飞机等的角速度指示器，但它还不能替代定方位的其它陀螺仪，有待于改进。烟幕弹的制作和使用，就是从乌鰂那里学来的。近两年，美国一家飞机公司还利用乌鰂喷射方法作模型，制作了潜水艇的水下喷射装置。哺乳动物鲸目中的海豚，能毫不费力地以每秒15米的高速度，将普通的机轮和潜水艇远远抛在后面。它为什么能游得这样快呢？原来潜水艇的宝贵推动力有90％花在钢板与水的摩擦阻力上，而海豚则生有富于弹性并带有毛细管的皮肤，这种构造能削减摩擦阻力。现在，人们模仿海豚的皮肤，已经制成功一种特殊的人造革，套上这种薄膜的船只，能减少阻力50％。前面提到蝙蝠能发出超声波，其实会发射超声波的具备第六感官的动物还有很多。海豚靠头部迅速地上下摇动及借助于鼻腔的协作，能发出频率高达196，000赫芝的狩猎呼号，按照回声选择它的路线并且准确无误地冲向它的食饵；哪怕在混水中，它也能在15米外侦察出仅有2．5厘米长的食料。生物电子学家也注意到，生长在拉丁美洲的泥浊水中和非洲的池塘、河流中的电鳗和刀鱼，它们本身都带着一个电场。这些电鱼正是凭借电场内电压发生改变，或有外力干扰等等来选择游行方向的。有位英国科学家认为，这些电鱼能靠电场内各个外来物体的电导或电阻来决定它们。这种对环境改变能如此迅速反应的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查明，目前人工制造的定位器官还远不及它。不少鸟类的迁徙是依靠星宿来定向的。有一种大海龟，它在大洋中远游数千里，总是每三年游回原来的海滨产卵。美国有位生物学家深信它也是以星辰确定方向的，并希望通过对它的研究找到航行的更佳通讯设备。
生物电子学家正在致力于创造改进的电子计算机——“电脑”。从控制论的观点看，现代电子计算机按其构造与工作过程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神经系统和神经过程的物理模型。生物机器是一种仿造生物机体的仪器，它能够将自己的结构时常改变以适应其环境，而且在此过程中只需要最低量的“前信息”。这种适应仅仅需要根据以前所获得的经验就可以。现今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是神经元的仿制。人脑作为控制系统，是一个最复杂、最奥妙、最完善的自动控制机。目前最好的电子计算机比人脑消耗的电能要多几十万倍，而“记忆”和“思考”能力还远远比不上人脑。在开展这项研究中，科学家制作出许多神经系统的反射模型——“电子动物”。例如，苏联科学家制造了一种电子小狗，它能觉察出前进道路上的小坑和小沟，并能自动绕过这些障碍物。法国科学家制造了两只电子狐狸，它们能够相互嬉戏。科学家也已制成功一种“感受机”，它有阅读印刷体字母的一定能力。控制论本身就是受到生物的启发而发展起来的尖端科学，它的创始人维纳的《控制论》一书，副题即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而“电脑”的研究制造，尚有待于生物电子学家与控制论工作者等人的共同努力。
在宇宙飞船飞行时，温度的调节十分重要。在宇宙空间中，飞船受太阳光晒的一面很烫，背太阳的一面则很冷。如果日光直射于宇宙航行员的宇宙航行服上，它的温度也会急剧上升。人们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模拟生物机器。爬行纲动物是变温动物，有些两栖的爬虫类动物的皮肤内，能靠特有的色素细胞调节体温。当色素细胞缩小时，皮肤的颜色变浅，会把大部分阳光反射掉；反之，在色素细胞扩张时，皮肤的颜色加深，能吸收很多阳光，使体温升高。昆虫中有一种螺钿蛱蝶，也是变温动物，但它靠着翅上细小的鳞片所处状态的改变，来调节太阳光照射的角度，增减接受的热量。因此，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方案，即仿效爬虫类给宇宙飞行服涂上一定的颜色，使它在某种场合下吸收或反射一定数量的光线。至于飞船的外壳则可以向蝴蝶学习，即在船身安上一层能活动的“鳞片”，凭借改变“鳞片”的倾斜角度，来调节宇宙飞船船身和座舱内的温度。科学家也正在研究蝗虫和袋鼠的跳跃机制，以便制造能适应月球和地球上坎坷不平的地形的车辆。
总之，这门科学虽然还很年轻，但是由于它与生产、科学技术和军事国防等有密切联系，它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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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广西举行僮族和瑶族历史讨论会
最近，广西僮族自治区举行了一次历史科学讨论会。
一、关于僮族的族源问题，大多数同志认为僮族系土著民族，即由秦汉时代百越民族的西瓯、骆越一支发展而来。但是，有些同志认为僮族也应包含有外来成份。
二、关于瑶族的来源问题，大家认为瑶族的祖先是盘瓠，龙犬为共同的图腾。但是关于瑶族的源流问题，第一种意见认为，瑶族祖先出于山越，原始居地系江、浙。第二种意见认为，瑶族源于“武溪蛮”。第三种意见认为，讲“勉话”的瑶族来自“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讲“布努”话的来自“五溪蛮”；讲“拉珈”话的来自广东；还有一些是瑶化的汉族。
此外，会上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