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赫尔岑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辛未艾
解决文艺跟政治的关系的问题，解决艺术对现实的关系的问题，这是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批评家给自己所提出的根本课题之一。赫尔岑也在这方面作了巨大的贡献。还在二十二岁的时候，赫尔岑就在亲手拟订的杂志编辑方针中提出文学和政治生活不可分，作为人民之声的文学，正是人民生活方式表现的主张（1834年）。赫尔岑所理解的政治，在当时就是指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斗争而言。他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1年）中就曾说：“凡是丧失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倾诉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赫尔岑不是从外部强把这个要求加在文学的头上，而是从世界进步文学的发展、俄国进步文学的发展中体会到这个要求的。当他流放在西伯利亚的时候，在帝国的最僻远的地方，在不少青年人的手里发现雷列耶夫和普希金的革命诗；没有一个年青姑娘不知道背诵这些诗，没有一个军官的背包里找不到这些诗。就从这些诗所表现的巨大的鼓舞力量中赫尔岑看到了俄国文学前进的方向。
赫尔岑对艺术抱着这样严肃认真的要求，是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以后国内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动分不开的。赫尔岑认为，在十二月党人事件以后，文学已经不能再走老路了（《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过去的文学家有的满足于做沙皇的宫廷诗人，赞美赞美“费里察”；有的倡导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艺术就是沉思瞑想，超然物外；有的奴气十足地模仿外国，……在理论方面，当时的学者通人也颇受德国唯心主义美学的影响，叫嚷什么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或者什么美是无利害关系的欣赏对象之类。这样的作品、这样的理论当然无法满足社会生活所提出的要求。
赫尔岑认为：伟大的艺术家不能不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艺术作品应当和时代有机地联系起来，受到时代的鼓舞，得到时代的承认，只有平庸才会给人以独立于时代精神之外的权利（《谈谈建筑》，1838年）。赫尔岑特别重视艺术家能够反映历史转折关头、传达社会斗争紧张时刻的本领。他说：“一个艺术家越是休戚相关地、越是强烈地体会他当代的悲哀和问题，那么在他的笔下，这些东西就越是能够得到有力的表现”（《给鲍特金的信》，1859年）。这是赫尔岑评定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美学标准。他所以赞美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因为莎士比亚抓住了“自古以来已经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的东西”。而普希金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诗歌继承了过去的时代，以勇敢坚毅的声音充实了现在，还把他的声音一直传到遥远的未来。这里，赫尔岑给艺术家指出了一个方向：要正确反映时代精神，就必须继承过去，充实现在，对未来满怀希望。赫尔岑这种思想是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后的一个时期形成的。在沙皇黑暗统治下，一种深刻的绝望以及普遍的气馁把人们的心箍住了，就是一些有思想的人也“都不是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而是回到过去，……对未来只看到不幸和没落”。在这种气氛下，只有普希金的诗歌却发出响亮而开朗的声音。从普希金的诗歌中，赫尔岑深刻体会到艺术家与时代同命运、共呼吸就是艺术作品生命的泉源。
赫尔岑是从革命思想发展的角度来衡量拉吉舍夫、雷列耶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柯尔卓夫、果戈理的作品的价值的。当然，赫尔岑从比较广泛的范围来观察革命思想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果戈理本身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但是赫尔岑珍重果戈理思想中的进步的方面，他特别重视在果戈理的作品中所表现的笑和讽刺的力量。果戈理在《巡按》和《死魂灵》中虽然不再描写像塔拉斯·布尔巴这样的英雄人物，也不再刻划爽朗泼辣的乌克兰普通人民的形象，但却有力地揪住了两个最可诅咒的敌人：官僚和地主，通过生动的形象，对他们作了最彻底的揭露。这些作品的动员力量是千百篇抽象而空洞的文章望尘莫及的。
强调革命思想在这些作品中的反映，一点都不会贬低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其实要正确评定作品的艺术价值，只有首先确定通过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境界的高下、时代气息和生活脉搏的强弱。活在尼古拉沙皇治下的果戈理，如果有意无意回避去接触官僚和地主的“灵魂中的最隐秘的角落”，只是精工描写一些滑稽可笑的场面，那么他至多只是一个通俗笑剧作家、通俗小说作家而已。革命思想固然谈不上，艺术价值之类也是无从谈起的。所以赫尔岑总是强调作家应该关心世界的命运，关心巨大的事件。他认为：“一个伟大人物是依靠人类共同生活而生活的；他无法对世界的命运、对巨大的事件表示冷淡；他不能不理解当代的事件，——这些事件一定会对他起影响，不管采取的是什么形式。”他这段话是因歌德而发的，他十分敬佩歌德的天才，但当这位魏玛枢密顾问官对法国革命表示冷淡时，他就说：“我愿意屈膝拜倒于《浮士德》的作者之前，可是当他在莱比锡战斗的日子写作喜剧，当他不是着手写作人类的传记，而是写作自己的传记的时候，我却准备跟枢密顾问官歌德绝交了”（《第一次相见》，1836年）。
赫尔岑坚决反对艺术决定于艺术家个人趣味、决定于偶然事件的说法。他认为抱着这种想法，是一种“不幸的错误”。赫尔岑这个论点是和杜勃罗留波夫所提出的“不是生活按照文学理论而前进，而是文学随着生活的趋向而改变”的原则相呼应的。果戈理前期发表了不少描写乌克兰生活、充满快乐、优美、生动和爱情场面的短篇小说；当他离开乌克兰到了中央俄罗斯以后，他的爽朗的欢笑就变为对官僚和地主的辛辣的嘲讽。这不是受他的个人趣味所决定，也不是出于偶然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决定于社会生活的动向。一个作家只有服从生活的规律，把握社会生活的真正动向，才能在作品中把生活真实地、具体而又突出地反映出来。赫尔岑在《再论巴札罗夫》（1868）中说：屠格涅夫所以要巴札罗夫在《父与子》中出场，原不是想抚摩抚摩他的头顶，而是想给父亲们辩解一番，可是一旦和渺小而可怜的父亲们接触之后，严峻的巴札罗夫却把屠格涅夫吸引住了，于是屠格涅夫不再去鞭挞儿子，却去追究父亲们了。反之，由于不遵从生活的规律，因而降低了作品的思想境界、艺术价值的例子，在俄国文学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创造了奥勃洛莫夫这个典型讽刺形象的冈察洛夫，他原想在晚期所作长篇小说《悬崖》中，通过马克·伏洛霍夫这个人物，刻划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结果却把他写成了一个缺乏精神力量、沾染许多败行恶习、虚无颓废的人。这就使得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魅力远比《奥勃洛莫夫》逊色。艺术魅力不是仅仅在于辞藻的优美动人，文句的警辟，更在于通过形象所表达的思想深度。艺术家如果强制社会生活受他的个人趣味所摆布，他就会食到这种后果。
但是，赫尔岑不仅反对艺术家以个人趣味去强制社会生活，而且也坚决反对被动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现象。在他看来，艺术家的天职就是在生活的最完全、最热烈的瞬间抓住生活，把握体现在实际行动中的生活，把握生活的真正的完整性。赫尔岑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和作家不但应该是个观察者、探索者，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因此他不应该离群索居，孤立怀疑，也不应该对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基础——农奴制度抱妥协的态度。在他看来，艺术家只有在斗争中才能使他的作品取得力量。所以他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中说：“诗歌、散文、艺术与历史，让我们看到这个荒唐的环境，这些令人感到侮辱的风习、这种畸形的权力的形成和发展，可是没有一个人指出出路来。需要像果戈理后来所做的那样去适应它呢，还是像莱蒙托夫所做的那样冲上去迎接毁灭？我们不可能去适应；我们也不愿意毁灭；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在说话：要离开还太早；因为看来在死魂灵的背后，也还有活的灵魂。”这末一句话，在十三年以后，赫尔岑又在《俄国文学中的新阶段》（1864年）中重说一遍，赫尔岑不但尽自己的一生，而且，也号召别的人们为着这些活的灵魂而斗争。
赫尔岑十分重视讽刺文学在俄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他以为，“揭开社会的病理”就是他同时代文学的主要特征，俄国文学只有依靠一群伟大的讽刺家的“透过眼泪的微笑”，才获得它的最大的成就，产生最大程度的影响。俄国讽刺文学的成就比同时代的欧洲更大，它是无所顾忌的、什么都毫不饶恕的，（《俄国文学中的新阶段》，1864年），它一经嗅到了猎物，就要一直追到它“最隐秘的角落”（《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不把猎物逮住决不休止。
但是，赫尔岑又指出讽刺的烈火应该指向人民的敌人。他在分析果戈理的《巡按》和《死魂灵》时曾经说：果戈理只要一走进大臣、总督、地主的家宅，或者碰到至少是八等文官以上的人物时，他就火高三丈，铁面无私，充满最尖锐的讽刺嘲弄。可是只要一旦和乌克兰人的车夫，农民，穷迫无依的老文书见了面，他就完全换一个人了，他不再伤人，不再螫刺人了（《谈谈描写俄国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1857年），对他们充满着同情。赫尔岑这种对作家在对待普通人民以及人民的敌人两种不同态度的分析，是有深刻意义的。这说明，艺术家应该有显明的立场，应该有是非分明的阶级感情。没有对普通人民的深厚的同情，也就不可能对地主和官僚发出这致命的一击。
当然，赫尔岑是深恶痛绝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的。他揭露这一派文学家竭力宣扬艺术上的“洁癖”，把描写农奴困苦生活的小说叫作“卑劣而令人厌恶的图画”。赫尔岑讥笑这种“洁癖”是出于一种瘰疬症似的病弱，一种“审美上的装腔作势”（《读书文库—森柯夫斯基的女儿》，1860年）。赫尔岑这种评语是一针见血的。这种纯艺术论表面上是在维护艺术的“纯洁性”，实际上是在给尼古拉王朝辩护。当时他们特别反对果戈理倾向。为了果戈理不再写作《狄康加近乡夜话》一类小说就说他“堕落”。例如，有一位批评家就这样议论：“我们与其让果戈理越来越堕落和迷失，……还是希望果戈理君根本停止写作的好。照我们的见解看来，他现在就已经远远离开真正的道路。……从《狄康加近乡夜话》直到《乞乞科夫的经历》为止，他的创作中一切显得美妙的东西，都逐渐消失了，一切使它们毁灭的东西，都逐步得势了”（转引自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所以要保卫体现着当时正确写作方向的果戈理倾向，就必须肃清纯艺术论的倾向。
赫尔岑同时也是坚决反对创作中的市侩主义倾向的。赫尔岑认为有两个巴黎：一个是有选举资格的巴黎，也就是资产者、所有主、店铺老板、高利贷者的巴黎；另一个是没有选举资格——也就是劳动人民的巴黎（《法意书简》1847年）。过去在贵族手里受过气的市民费加罗，现在变成当权者、立法者了。这个费加罗过去只是从老爷的饭桌上捞一点残肴，现在他把一切宝物都抓在手里。为了让自己“养情怡性”，维护既得利益，就需要为他而服务的文学、戏剧。于是像斯克里布之流的市侩主义作家就应运而生。赫尔岑拿斯克里布作为解剖用的豚［tún］鼠，揭露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廷臣、丑角、传道师和马屁鬼。他们或者歌颂资产阶级在事务所里的英雄精神和柜台上的诗意，而资产阶级就由于受到这一类作家所生动地描绘的他们的“善良”所感动，终于在戏院里痛哭起来了；或者索性宣扬淫猥和色情，给资产者消闲解闷。赫尔岑早在流亡国外之前，就对资产阶级文明深恶痛绝。但那时还只是一些抽象的想法。出国以后，直接接触到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文化，进一步认识到它们的腐朽的本质。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法国资产阶级唆使国民兵血腥屠杀起义工人，使他更加痛恨资产阶级。他预言资产阶级文明注定灭亡，代之而兴的是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赫尔岑对于市侩文学的分析是有深远的意义的，今天西欧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文学越来越堕落腐烂，正说明赫尔岑分析的正确。
今天对于文艺与政治，艺术对现实关系的问题，当然比赫尔岑那个时代更明确了。但是，同其他方面一样，资产阶级文学非到支持它活命的生活基础完全粉碎，它是不肯轻易退出舞台的。今天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家们正在打出种种新招牌，千方百计想使文学脱离生活、背弃斗争，倡导一种超时间、超阶级的文学，或者竭力渲染小人物的偶然的得失悲欢来掩盖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在反对这种倾向的斗争中，赫尔岑的文艺理论遗产无疑仍旧是一种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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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热情和中国气派
——重看《白毛女》有感
胡沙
记得《白毛女》歌剧初次在延安舞台上出现的时候，引起了延安人的极大兴趣，真是满城争说《白毛女》。不管是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革命青年及文化艺术界，都被这一新颖的艺术作品所打动。这当然首先是由于《白毛女》这个剧本的内容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的前夜，适时的、概括的、艺术的代表几亿农民提出了反封建的要求，并唤起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个创作集体的艺术家们：包括作家、音乐家、导演和演员及美术家在处理这个题材时，表现了充沛的革命热情和中国气派。这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歌剧领域内取得的积极成果之一。
中央歌剧舞剧院今年再度演出《白毛女》，并且集中了延安时代演出此剧的主要演员及著名歌剧演员王昆、郭兰英、陈强、李波等参加演出。剧作家、音乐家、导演为了这次演出在不少地方作了加工，很显然，它的演出得到首都人民的欢迎是可以理解的。
扮演《白毛女》的王昆、郭兰英同志，是两位著名的民族歌剧的演唱家，她们的唱法，一个更多的从民间音乐吸收了营养和技巧，一个更多的从戏曲音乐吸收了营养和技巧，并根据自己的条件在各自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她们的演唱，称得起是“大同小异”。所谓大同，就是她们的演唱都具有中国的作风和中国气派，所谓小异，就是她们有各自的音色、表现方法和技巧。可以说是在民族风格下的百花齐放。再过若干年，当我们的剧目和音乐积累的更多一些，演员成长的更多一些，演唱的经验积累的更多一些，必然会形成民族新歌剧演唱的各种流派，使民族新歌剧更其丰富多采。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这两位同志的歌唱和表演，我从前看过多次，这次又看了，我曾试图加以比较，但是我无能为力，因为她们的演出从不同的角度吸引了我、感动了我，我为我们的民族新歌剧有这样优秀演员感到高兴。因为她们的艺术都同样的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我也以为，她们目前正在艺术创造的道路上，作各种探索，我相信再过一定的年月，当她们用自己的艺术创造的成果对人民贡献的更多时，人民必然会对她们作出更公正的评价。
陈强同志原是一个优秀的话剧演员，他在《白毛女》首次演出时担任地主黄世仁一角，演得很成功。后来他只演电影不演歌剧，观众们还觉得很遗憾。因为陈强同志有很好的民间音乐素养，曾偶尔写出过出色的歌曲。正因为如此，他的歌唱和表情动作同音乐节奏的结合如鱼得水，十分自如。他的表情动作并不有意的去找音乐的节奏，而节奏却在其中。不过，演几年电影对他的表演艺术也有帮助，我这次看他的面部表情和眼神，在刻划地主阶级的凶狠方面似乎更有深度。
李波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秧歌剧演员。在秧歌剧中最长于担任少女的角色，由于她对民间说唱音乐具有根底，对于民间生活熟悉，所以她在秧歌剧中出现的民间少女的形象，虽然时间过了二十年，仍然清晰的留在我们脑中。她在《白毛女》中担任地主婆黄母一角，按照中国民间的方式，将这个人物的伪善和凶狠，演得很逼真。近年来由于身体不好，限制了她的艺术创作活动，但这次仍然积极地参加了《白毛女》的演出。
其它的如前民、罗民池、于夫、李进、赵振立、亚洁等同志，都在演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剧中出现的每一个群众演员，都是情感充沛，积极认真，因此，使《白毛女》的演出，成为一个完整的演出。
我们欢迎这个演出，并且热望看到更多的新的民族色彩浓厚的新歌剧的出现。近年来，湖北的新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曲调风行全国，家喻户晓，更进一步的证明了革命的热情和民族的气派的歌剧，是拥有观众最多的一种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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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本洋溢着政论热情的小说
——读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
李希凡
对于现实生活的高度政治热情、高度政治敏感，是一个革命作家的优良品质。高尔基晚年写作的那些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抨击西方帝国主义的热情洋溢的政论，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鼓舞力量；鲁迅几乎用毕生的精力从事政论性杂文的写作，他独创地发展了杂文的思想艺术，使它成了黑暗中国在文化战线上向统治者进行战斗的最有力的武器，强烈而深刻地表达了中国革命人民的爱和憎。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革命作家都像高尔基和鲁迅这样，必须用政论和杂文来参加现实生活的斗争，但是，只要是有革命责任感的作家，就不会对现实生活的尖锐问题表示沉默，他们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在作品中提出自己的解答。最近读了苏联著名作家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就有这样一种深切的感受。
柯切托夫的名字，对我们并不生疏，他的《茹尔宾一家》和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影片《大家庭》，都是我国的读者和观众非常喜爱的作品。《茹尔宾一家》，是以一个血统的工人家庭为故事发展中心的，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的自豪感，突出地塑造了几代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叶尔绍夫兄弟》的故事情节，仍然是围绕着一个血统工人家庭——叶尔绍夫一家而展开的。这部小说渗透着强烈的政论性的内容。据译者介绍：小说的“写作年代是1956至1957年，也就是说，与书中事件展开的时期差不多是平行的”。能够运用长篇的形式这样迅速及时而又深刻有力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斗争，在文艺创作中，确实是比较少见的。仅仅从这样一个特点，就足以看出，作家的政治热情、政治敏感和他的创作的血肉关系了。
小说写作的年代和小说故事情节所反映的年代，正是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前后，国际上出现了反苏反共的逆流。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大肆制造反共谰言，煽动反革命叛乱，一方面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企图用所谓“西方文明”来腐蚀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而一小撮骗子、流氓、叛徒、野心家、社会败类也趁机活动起来，他们诽谤苏维埃政权，攻击社会主义生活，耍手段、行诈骗，制造纠纷，阻碍和破坏苏联人民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猖獗的是，披着革命外衣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公开地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散布怀疑十月革命，怀疑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竭力使人民、使劳动者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对革命斗争的伟大目标丧失信心，最后放弃革命事业，停止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的，这一切，在苏联人民的社会生活中掀起了波澜，“披着各种不同的外衣从国外渗透进来的资产阶级影响在某些知识分子身上找到了生存的土壤”。然而，伟大的苏联人民、伟大的工人阶级，绝不允许历史倒退，也绝不能容忍阻挡历史进程的形形色色的破坏分子，于是，一场紧张而激烈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展开了！在小说里，它们几乎影响到每一个主人公的日常生活。
老布尔什维克们，正直的工人们为维护社会主义建设而和一个由阴谋家、骗子、叛徒组成的集团，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正直的观众、革命的艺术家为了捍卫文学艺术的革命内容、党性原则，而和传播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败类进行着不妥协的斗争；共青团员们为了继承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传统，而和数典忘祖的蜕化分子展开着热烈的争辩……总之，社会生活中的尖锐问题，在小说里都得到了生动而真实的反映，从内容上讲，它们固然是在这样的现实生活里，揭示人物心灵世界不可缺少的手段；而从艺术上讲，它也给这本叙事性的小说，带来了热情洋溢的政论色彩。广泛的生活概括，鲜明的形象创造，融合着雄辩的议论，真实的揭露，辛辣的抨击，显得非常谐和一致。
在小说里，站在斗争尖端的，是叶尔绍夫“家族”。作者把“叶尔绍夫兄弟”安置在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冲突的中心，是意味深长的。它清楚地表明了，这位一向关心工人阶级命运的作家，是把自己的创作植根在当代社会的中坚——工人阶级的生活土壤里，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反映小说中的激动人心的生活冲突的。
叶尔绍夫一家，是光荣的血统工人的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不仅是“世袭的”钢铁工人，也不仅曾经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以及伟大的卫国战争贡献过自己的血肉和力量，而且是现在、未来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力量。他们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活的体现者，他们的意志、愿望、信心和光荣的传统，渗透在苏维埃社会生活的一切角落，甚至使得那些败类、骗子、阴谋家，每走一步都不能不感到这个叶尔绍夫家族的“压力”。阴谋家阿尔连采夫就充满愤慨地对托马舒克说过：“……那些叶尔绍夫所掀起的波浪还变成许许多多同心圆扩散到表面上似乎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比方说，是什么在美术展览会上轰动一时？是札拉柯夫画的人像。为什么？因为画的是叶尔绍夫，就是轧钢车间的那一个。挡住您去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本？阿列克萨辛的剧本。这个剧本表现的是谁？奥库?夫一家。这不过是叶尔绍夫一家的别名。主人公是谁？老奥库?夫，也就是老叶尔绍夫，叶尔绍夫这一家的头儿。”
阿尔连采夫的“敏感”是正确的，他们如果胆敢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叶尔绍夫”就是能置他们于死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作者突出地创造了叶尔绍夫一家的英雄形象。古良也夫活现在舞台上的老奥库?夫（即老叶尔绍夫），为了保卫祖国，坚贞不屈地死在德寇的枪下，他的光辉的形象照耀着他整个“家族”的生活道路。他的前方作战的儿孙——依格纳特和两个长着大额头的孙子，都牺牲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上。现在在建设中坚守岗位的剧院经理雅柯夫，轧钢技师季米特里，一个是吃了希特勒匪徒三颗子弹，一个是被希特勒匪徒在脸上留下“一道从左鬓角划过脸颊一直到上嘴唇的大伤疤”。“叶尔绍夫”，在这个家族的心目里，就意味着英勇不屈，所以当斯捷潘说出自己在德寇面前胆怯投降时，季米特里的第一个谴责就是，你“不是叶尔绍夫”！看看小说里所描述的“家族审判会”的情节，人们会从那坦露的精神世界里，充分地了解叶尔绍夫一家的同仇敌忾［kài］的钢铁性格。在战争中贡献了生命和鲜血的叶尔绍夫，现在又在为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进行创造性的劳动。那矗立在全州画展上激动人心的钢铁工人的巨像，是苏维埃工人阶级雄强力量的典型概括，也是小说主人公季米特里·叶尔绍夫坚毅品质的活的写照。
在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断面里，战斗是发生在更为曲折、复杂的意识形态的战线上，但是，在战争中捍卫了祖国的叶尔绍夫家族，也必然会成为捍卫光荣传统、美好未来的突击手。在这场斗争中，叶尔绍夫一家和苏维埃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人物一起，坚决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理想。在这些知识分子中间，作者也塑造了几个非常突出的人物形象，像名演员古良也夫、女工程师伊斯克拉、大学生卡芭等。
热情、幽默、具有革命艺术家责任感的古良也夫，是老一代苏联文艺工作者的光辉形象。庸俗的资产阶级思想艺术的侵蚀，曾经给他的表演生活造成过短暂的痛苦，但是，当他从叶尔绍夫一家的生活命运里汲取了力量以后，立即复活了艺术青春，他懂得了用什么才能捍卫工人阶级的文艺方向。他和托马舒克的冲突，实际上是反映了工人阶级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伊斯克拉，是苏维埃制度培养出来的新的一代。她热爱自己的工作，不甘心过那种优裕的家庭主妇的生活，自豪地战斗在熔铁炉旁，而且和一切阻碍生活前进的卑劣阴谋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这是一个新型的苏联知识妇女。她和她作画家的丈夫卡扎柯夫在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是很值得人们体味的。
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女儿，大学生卡芭，是更年轻的一代。作者在这个活跃、坦率的性格里，深刻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多方面的品质。她的生活、理想以至于那些充满了稚气的执拗，都生动地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传统，怎样在这个可靠的接班人的形象、性格里生根开花。她正在紧跟着父亲的步伐走向生活，“要担负起把父辈的事业进行到底的责任”。她的形象、性格已经证实了她的誓言“不仅他们的父亲是布尔什维克，他们自己也是布尔什维克”。
正是通过这些优秀人物的自觉的斗争生活，作者热情地歌颂了苏维埃社会的不可摧毁的先进力量；也正是通过这些优秀人物捍卫着、体现着布尔什维克革命传统的形象和性格，清晰地映照出生活激流重新翻腾起来的沉淀的渣滓——一小撮反面人物兴风作浪的丑恶嘴脸。作者怀着强烈的憎恨，真实而深刻地解剖了这批人物的卑劣灵魂。其中有假发明家、苏维埃制度的诽谤者克鲁季里契，叛徒沃罗别内，资产阶级艺术的代言人托马舒克，特别突出的是这个败类集团的首脑人物——损人利己的野心家阿尔连采夫。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灵魂。作者能够从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里，发掘出这种野心家的真实性格，这不仅显示了作家的高度的政治敏感，也更鲜明地表现了这部政论性作品的深刻的党性。这个野心家的形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揭露沃罗别内这样的叛徒，是容易的，因为仅仅为德寇服务这个事实，就使他不可能再得到人民的信任；拆穿克鲁季里契那种诽谤者的骗局，也并不困难，因为生活本身所写出的光采篇章，就足以使他孤立；但是，想一下子就逮住阿尔连采夫这种野心家的手腕，却不那么简单！
在自然界，有一些带着伪装色的爬虫，并不都是蹲伏在黑暗、潮湿的角落里，它们也会在阳光普照的大地寻找适应生存的温度和土壤，延续、繁殖自己的生命。人们所以不容易发觉它们，是因为它们有着适应环境的伪装色。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人类的爬虫，是要失掉生存的土壤的，但是，毕竟由于这还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阶段，铲除爬虫，是需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解决的，如果人们不能提高警惕，变色的爬虫还是可以在普照阳光的大地兴风作浪，甚至还能变成“一尾大鱼”，严重地阻碍历史的进程。
阿尔连采夫就是一条企图变成大鱼的爬虫——他较之契呵夫笔下的那条变色龙，要复杂而恶毒得多。正直的人们，有时也会在他面前，感到十分困惑。难道这不是一个“忠实”于苏维埃制度的人吗？他的履历上曾经写过不少光荣的称号：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而且在卫国战争中间两次流血负伤，“当红军转入反攻，收复了失地，越过苏联国境线把战事推向国外时，阿尔连采夫已经是前线司令部里的一位挂满勋章的中校了”。然而，阿尔连采夫这样一条新的变色龙，所以令人战栗，就在于他擅长把恶毒的灵魂长期潜伏在那有保护色的躯壳里，待机蠢动。
战后，阿尔连采夫“依然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在他面前展示着一片广阔的前景。眼看着就要当上局长，这离部长的职位也就不远了。未来的可能使他兴奋得甚至喘不过气来”。可是，一件败坏道德的私生活案件，使他没有能站稳脚跟，心里虽然“还惋惜着那些未能实现的希望”，却只得“像只被猎狗追逐的兔子一般”，精疲力尽地离开了莫斯科，把希望寄托在“善于表现自己，善于使自己与众不同”的再奋斗上。谁料想，这“外省”，这“地方”，并没有给他“预算”中那种“应有的接待”，也没有给他“预算”中那样“一个恰当的职位”，他找过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甚至抬出过很多名人，这位市委书记却“无动于衷”，反而让他去参观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纪念碑。于是，这位野心家“忍无可忍”了，又恰好赶上了国际上反苏反共的嚣张形势，他自以为看准了时机，不声不响地伸出了恶毒的爪牙，施展起腾挪工夫来。一小撮黑暗角落里的爬虫，都被他聚拢在一起了，霎时间就毒化了这个正直城市的气氛。他的通天手腕也曾一时得逞。他全力支持了那个假发明家克鲁季里契，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把普拉东从总工长的位置上挤走，安插上叛徒沃罗别内，使厂长契比索夫、州报主编布绥林都受到了处分和警告，冤屈了正直的伊斯克拉。……这一切干得多么阴险、刻毒而又不露痕迹！
然而，所有的野心家的共同的“悲剧”，都在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革命人民的力量。阿尔连采夫惨淡经营、周密策划的阴谋被彻底揭露了，这只圆滑透顶的魔爪终于当场被抓住了，他没有来得及把他所仇恨的那些正直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厂长契比索夫、工程师卡札柯娃
“研成粉末”，也没有来得及把那些他所谓的占据着“太多位置的叶尔绍夫们”挤出去，而是他自己像垃圾一样被生活的激流清除了——“会议一致通过把阿尔连采夫开除出党。到这时候——看来这是生平第一次——他丧失了平时惊人的自恃力。他露不出往常那种假惺惺的笑容，挺不直狭长的脊背，昂不起气度不凡的白头，再也无法使所有的人流露出惊异、羡慕、钦佩、尊敬的神情目送他向门外走去……”。
这是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典型性格，应该说，在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中，它还是第一次以完整的艺术形象出现。没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没有高度敏锐的生活观察力，是很难把这种性格发掘得如此深刻。
通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斗争，也部分地通过阿尔连采夫这样的典型性格，作者向人们提出了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忠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不仅要善于为远大的目标而斗争，而且要嗅觉敏锐，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和一切阻碍历史进程的败类作斗争。没有远大的目标，人们就不能高瞻远瞩；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捍卫远大的目标，也会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失，说不定还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无孔不入地在从一切人类渣滓中搜寻反共同盟军。蚊子虽然小，但它的“叮咬会造成疟疾，能叫人打上好几年寒颤”。“百里城池能毁于一根火柴”，这些古老的谚语，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也仍然有其需要认真体味的现实意义。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正是由于太轻视蚊子的叮咬了，终致连自己也受到克鲁季里契这样的流氓的暗算，直到卧病在床，读了“外国修正主义者的‘高论’”，才“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麻痹大意，就会自慰自足，嗅觉不灵，就会给野心家造成空隙；如果羽翼已成，还会给共产主义事业招致极大损害。这是一个很严酷的生活教训，柯切托夫通过《叶尔绍夫兄弟》所展开的生活斗争，通过他的充满政论热情的笔触，向人们诉说的，正是这样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