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8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独唱音乐会散了以后………………
朱崇懋
夜已深了，我站在锦江饭店十楼窗前，向外凝望，夜显得分外的恬静，只有把城市夜空装扮得彩色缤纷的霓虹灯还在闪闪发光。几小时前音乐厅前等候买退票的人群，剧场内听众热情的掌声，领导同志深切的关怀、同行和前辈的祝贺，以及一封封来自北京、广州等地的贺电……，这一切使我在兴奋激动之余，不由得引起了许多深沉的回忆，心灵深处激起了情感的波涛。
那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找不到一个固定的职业，困苦得难以生活。一些业余的音乐爱好者和关心我的朋友们，劝我举行个人独唱会，解决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四处奔忙，托人借钱，贿赂伪社会局请求“批准”，到处求人销票、租钢琴、借演出服等等，跑得筋疲力尽。到了演出的当天，竟找不到一个可以练练声的地方，我只好跑到观音岩马路旁的人行道上，等候公共汽车通过。那时重庆的公共汽车马达声很响，特别是观音岩附近有一个陡坡，汽车上坡时速度极慢，震耳欲聋，我就趁此机会等汽车一过就由低到高的练起声来，不要说路人听不见，就是我自己也很难听到，只是嗓子有感觉而已。一部汽车过去了，就等第二部来时再练。当晚到了台上精神十分疲倦，当然谈不上什么艺术效果，一个音乐会下来，就像是经历一场死亡的挣扎。演出后当晚，几位热心的朋友把千方百计推销的票款给我送来，总共有一百多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小职员一月的工资）。拿了这些钱，我兴奋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决心去看场电影吃顿好饭，谁知就在买电影票时，钱全部被小偷扒去了。我一摸到空空的口袋，急得两眼发黑，回到住处就病倒了。
这时，一位从小在一起学唱的好友，说有个亲戚在成都一个著名银行当经理，交游很广，如果去开独唱会，可以帮助我们销票。于是我们俩东拼西凑的借了些路费，一路千辛万苦的到了成都。那位经理看到我们这两个穷小子，连正眼都不看一下，我那朋友再三说项，他才像施舍般的说：“我就勉为其难的自己买一张吧！”我们一气之下回头就走，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听说几个大学的学生会可以协助我们，这真是绝处逢生，我们便借了教堂，举行演出。到那天，全部票都卖完了，我们十分兴奋。演出即将开始，我和伴奏准备出台的时候，全场电灯突然熄灭，内外一片漆黑。大家都以为是电源坏了，正在设法找人修理时，教堂的会计拿着手电筒皮笑肉不笑地来到后台说：“场租已经调整，上次收的费用，不包括电费，因此要再缴纳电费后才能开灯。”后台很多人与他讲理，他只是冷笑着摇头不语。看着这个剥削鬼奸险的神情，气得我肺都要炸开一样，心想你们这些人为了几个臭钱，把艺术折磨到了何等田地！记得音乐会的第一首歌是亨德尔的《绿叶青葱》，我却满腔悲愤地唱着，以致熟悉这一作品的听众都为之惊异。而我自己直到唱完这首歌，还不知自己唱些什么，在整个音乐会唱完后心中才略觉松快些。我刚走出教堂，听到门口争吵声十分激烈，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的这位好朋友和一个税务人员在争执，事后才知道，这是音乐会常见的事。这群国民党税务人员个个像恶狼般只要看到哪里卖座较好，有油水可捞，就会钻到哪里敲竹杠，只要贿赂他们些钱，本可太平无事，而我们当时没有“经验”，不知其中利害，就据理和他们顶撞起来。只听见那个人狠狠的说：“明天叫你们知道厉害！”果然，第二天傍晚，我正走在快到教堂的路上，一位艺专的教员迎面跑来，拉住我说：“出事了，教堂门口贴了税务局禁演的告示，今晚已不可能再演出，你还是先回去，如果你现在去剧场，要吃亏的！”就这样，音乐会就平白无故的停演了，却接到了一个罚款的通知书，罚款数字大得惊人，可以说是一生一世也无法还清。我和那位朋友真是急得走投无路，幸好有一位著名的声乐家，很同情我们的遭遇，税务局长是他的同乡，于是由他先为我们说情后，又陪我们一起去道歉，并缴纳了少数的罚款了事。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带了一身债，又怀着换换地方碰碰运气的幻想，去昆明、南京、上海……当然一切又都是旧的再版，几年独唱会的艺术活动，就像在恶梦中那样度过，到1947年我在上海“兰心”（现在上海的艺术剧场）举行了独唱会后，想想这些“低三下四，磕头作揖”整个灵魂都令人感到屈辱的日子，就决心今生今世再不搞什么独唱音乐会了。当时由于自己的觉悟太低，对于这令人诅咒的一切，只能理解为个人遭遇的不幸，而无法得出那个社会太坏太黑暗的正确结论。记得在成都因为“得罪”小税务员被无故禁演的当晚，我和朋友长时间相对无言，想起了莫扎特说过的一句话：“音乐，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它的国土啊！”
十八年像一个瞬间，时代的车轮把那吃人的社会辗得粉碎，对我来说，那些令人感到沉重的经历，像隔了几个世纪那样遥远，但又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如今我又恢复了个人独唱会的演出活动，但再不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而是为了独唱艺术的繁荣。每当我在舞台上接受听众的鼓掌时，我心里比谁都明白，没有党的文艺政策，就不会有我的独唱会；没有党的关心支持和教导，就不可能产生这些艺术作品；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哪里会有如此众多的热情，可爱，并令一个演员感到自豪的听众。十八年前，同样是这样一个夜晚，我和那位朋友旅行演出到成都，住在一个小旅店中，对着昏暗的灯光，为了推销票子的问题，愁眉苦脸，一筹莫展。如今我从上海第一流的音乐厅，带着文艺界和广大听众的盛情，回到这所解放前只有大官僚、资本家才能居住的饭店时，接到的却是剧场应听众要求希望加演的电话。当年，晚上就要举行独唱会的演员，心里怀着重重顾虑，竟像个流浪汉那样站在人行道上，找机会偷偷摸摸练几声；如今却是坐在家里的钢琴旁和伴奏同志一起，陶醉在迷人的艺术探索中。十八年前演出的次日，接到的是国民党禁演罚款的通知；而当我在北京举行首次独唱会的第二天，接到的是党组书记的一封信：
“知道你的演出十分成功，非常高兴，特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再接再厉，戒骄戒躁，力争更大的成功，为团体增光，为祖国的艺术事业作出贡献”。当我反复读着这封信的时候，党的慈爱温暖着我的心房，不由得热泪夺眶而出，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是暗暗的下定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为社会主义的艺术事业献出一切。
第6版()
专栏：
从“燕用”——不祥的讖语说起
传说宋朝汴［biàn］梁有一位巧匠，汴梁宫苑中的屏扆［yǐ］窗牖［yǒu］，凡是他制作的，都刻上自己的姓名——燕用。后来金人破汴京，把这些门、窗、隔扇、屏风等搬到燕京（今北京），用于新建的宫殿中，因此后人说：“用之于燕，名已先兆”。匠师在自己的作品上签名，竟成了不祥的谶［chèn］语！
其实“燕用”的何止一些门、窗、隔扇、屏风？据说宋徽宗赵佶“竭天下之富”营建汴梁宫苑，金人陷汴京，就把那一座座宫殿“输来燕幽”。金燕京（后改称中都）的宫殿，有一部分很可能是由汴梁搬来的。否则那些屏扆窗牖，也难“用之于燕”。
原来，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是可以“搬家”的。今天在北京陶然亭公园，湖岸山坡上挺秀别致的叠韵楼是前几年我们从中南海搬去的。兴建三门峡水库的时候，我们也把水库淹没区内元朝建造的道观——永乐宫组群由山西芮城县永乐镇搬到四五十里外的龙泉村附近。
为什么千百年来，我们可以随意把一座座殿堂楼阁搬来搬去呢？用今天的术语来解释，就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木结构采用的是一种“标准设计，预制构件，装配式施工”的“框架结构”，只要把那些装配起来的标准预制构件——柱、梁、枋、檩，门、窗、隔扇等等拆卸开来，搬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再装配起来，房屋就“搬家”了。
从前盖新房子，在所谓“上梁”的时候，往往可以看到双柱上贴着红纸对联：“立柱适逢黄道日，上梁正遇紫微星”。这副对联正概括了我国世世代代匠师和人民对于房屋结构的基本概念。它说明：由于我国传统的结构方法是一种我们今天所称“框架结构”的方法——先用柱、梁搭成框架；在那些横梁直柱所形成的框框里，可以在需要的位置上，灵活地或者砌墙，或者开门开窗，或者安装隔扇，或者空敞着；上层楼板或者屋顶的重量，全部由框架的梁和柱负荷。可见柱、梁就是房屋的骨架，立柱上梁就成为整座房屋施工过程中极其重要的环节，所以需要挑一个“黄道吉日”，需要“正遇紫微星”的良辰。
从殷墟遗址看起，一直到历代无数的铜器和漆器的装饰图案、墓室、画像石、明器、雕刻、绘画和建筑实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框架结构的方法，在我国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世世代代的匠师衣钵相承，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到了汉朝，这种结构方法已臻成熟；在全国范围内，不但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系统化的结构体系，而且在解决结构问题的同时，也用同样高度系统化的体系解决了艺术处理的问题。由于这种结构方法内在的可能性，匠师们很自然地就把设计、施工方法向标准化的方向推进，从而使得预制和装配有了可能。
至迟从唐代开始，历代的封建王朝，为了统一营建的等级制度，保证工程质量，便利工料计算，同时还为了保证建筑物的艺术效果，在这一结构体系下，都各自制订一套套的“法式”、“做法”之类。到今天，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遗产中，还可以看到两部全面阐述建筑设计、结构、施工的高度系统化的术书——北宋末年的《营造法式》①和清雍正年间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②。此外，各地还有许多地方性的《鲁班经》、《木经》之类。它们都是我们珍贵的遗产。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家管理营建的“规范”。今天的流传本是“将作少监”李诫“奉敕［chì］”重新编修的，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成书。全书三十四卷，内容包括“总释”、各“作”（共十三种工种）的“制度”、“功限”（劳动定额）、“料例”和“图样”。在序言和“札子”里，李诫说这书是“考阅旧章，稽参众智”，又“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而编修成功的。在八百六十多年前，李诫等不但能总结了过去的“旧章”和“经史群书”的经验，而且能够“稽参”了文人和工匠的“众智”，编写出这样一部具有相当高度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技术书，的确是空前的。
从这部《营造法式》中，我们看到它除了能够比较全面综合地考虑到各作制度、料例、功限问题外，联系到上次《随笔》中谈到的重复与变化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它还同时极其巧妙地解决了装配式准标化预制构件中的艺术性问题。
《营造法式》中一切木结构的“制度”“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这“材”既是一种标准构材，同时各等材的断面的广（高度）厚（宽度）以及以材厚的十分之一定出来的“分”又都是最基本的模数。“凡屋宇之高深，名物（构件）之短长，（屋顶的）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焉”。从“制度”和宋代实例中看到，大至于整座建筑的平面、断面、立面的大比例、大尺寸，小至于一件件构件的艺术处理、曲线“卷杀”，都是以材分的相对比例而不是以绝对尺寸设计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宋代建筑在艺术形象上的独特风格的高度共同性。当然也应指出，有些构件，由于它们本身的特殊性质，是用实际尺寸规定的。这样，结构、施工和艺术的许多问题就都天衣无缝地统一解决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制度”中某些条文下也常有“随宜加减”的词句。在严格“制度”下，还是允许匠师们按情况的需要，发挥一定的独创的自由。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也是同类型的“规范”，雍正十二年（1734年）颁布。全书七十四卷，主要部分开列了二十七座不同类型的具体建筑物和十一等大小斗拱的具体尺寸，以及其他各作“做法”和工料估算法，不像“法式”那样用原则和公式的体裁。许多艺术加工部分并未说明，只凭匠师师徒传授。北京的故宫、天坛、三海、颐和园、圆明园（1860年毁于英法侵略联军）……等宏伟瑰丽的组群，就都是按照这“千篇一律”的“做法”而取得其“千变万化”的艺术效果的。
今天，我们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设计标准化、构件预制工厂化、施工装配化是我们的方向。我们在“适用”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越多样化、专门化；无数的新材料、新设备在等待着我们使用；因而就要求更新、更经济的设计、结构和施工技术；同时还必须“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我们在“三化”中所面临的问题比古人的复杂、繁难何止百十倍！我们应该怎样做？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注《营造法式》：商务印书馆，1919年石印明手抄本；1925年，仿宋重刊本。
?《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清雍正间工部颁行本。
第6版()
专栏：小知识
食用菌和毒菌
菌类生长在潮湿而富含有机物质的阴暗地方，没有根、茎、叶，也没有叶绿素。因此，不能借光合作用来制造养料，而是靠菌丝来吸收养料。
在菌类中，松蕈［jùn］、香蕈、草菇、蘑菇、洋蘑菇等，都是属于可食用的菌。它们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丰富的蛋白质，以及钾、钠、磷、硫、镁、铁等无机盐类，营养价值好。
一般的毒菌如蛤蟆菌，牛屎菇、毒红菇、鬼笔菌、假芝麻菌、鬼笔鹅膏、黄色草菇、毒鹅膏、毛头乳菇、春生鹅膏等，由于含有各种各样胆碱的毒素，吃了便会中毒。一般中毒症状：有的会引起呕吐或腹泻；有的会直接破坏神经中枢引起昏迷、惊厥；有的则刺激大脑神经而引起兴奋和幻觉，形成一种暂时的癫狂，严重中毒的可以使人死亡。
假如发现有人误食毒菌中毒时，应立即送医院急救。如果距离医院很远，应迅速进行洗胃工作，服用泻药或吐剂，排除毒物，则可获救。
（梁希英）
第6版()
专栏：
邮政为什么以绿色为标志？
孙志平
经常有人问起：邮递员穿着绿色制服，邮筒、信箱等也用绿色，这绿色象征什么？是根据什么规定的？
世界联邮各国，对邮政专用颜色，并没有统一规定。用什么颜色作标志，各国都是按照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来规定的。如英国用红色，美国用灰色，而我国却用绿色。
提起邮政专用颜色，我国还有一段古老的历史：远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汉朝时期，曾规定当时的驿卒，戴红色头巾，穿红袖衣服，背的信袋，为红白两色相间。当时规定驿卒使用这种颜色，是为了叫沿路车马行人，远远看见颜色鲜明的驿卒飞马奔驰，好赶快让路。
至于近代邮政规定绿色为标志，也有一段历史：我国近代邮政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海关试办邮政。开始时，邮政由英人葛显礼把持。1897年2月11日，葛显礼规定：信差、船夫穿海军蓝哔叽马褂，胸前缀“大清邮政”四个红色大字，左右两臂，各缀一圆圈，圈里标有“信差”“船夫”第×号字样，但左臂为英文，右臂为中文。马褂的铜扣上，也各有“大清邮政”四字。夏季，马褂改用蓝灰色土布或洋布料子。
到了1905年1月，邮政改由法国人帛黎办理，帛黎规定黄绿两种颜色为邮政信筒、车辆、舟船以及一切应引起公众注意的邮政事物的专用颜色；黄绿两色不许交义成条文使用，要以绿色为主要色调，黄色作点缀。帛黎这一规定，一直沿用下来。
1949年全国解放后，在第一次全国邮政会议上，讨论了邮政专用颜色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从法律观点上认可帝国主义替中国规定的邮政专用颜色继续有效，而是认为绿色一般说来，它象征和平、青春、茂盛和繁荣，所以重新作了决议，人民邮政采用绿色为专用颜色。这就是现在邮筒、信箱、车辆、船舶和邮递员制服采用绿色为标志的由来。
第6版()
专栏：
印面和边款
钱君匋
篆刻不仅刻了印面就算，往往还要在印的侧面刻上作者姓名，以及年月等等，甚至还有镌刻诗文图画的。边款有如我国绘画上的题跋，它能补充印面内容之不足，也能婉曲地诗意地阐发印面的情趣，使人浮想联翩。最近我读了毛泽东同志新发表的《词六首》，摘句刻了两方，现在和边款一起发表，作为抛砖引玉，希望篆刻家今后能重视边款的镌刻。报刊发表印章时如能与边款同时发表，恐怕读者欣赏起来易于理解，意趣也可以比较深长一些。
《寥廓江天万里霜》一印，“寥”篆作“廫”，“寥”“廖”（廫相通，古为一字；“廓”与“郭”通，为避免两个“广”旁，所以采用了“郭”字，使“广”不重出，而有变化。这是在处理印面上文字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所必须研究的。
《寥廓江天万里霜》比较平实，我在许多地方还微微地留有刀痕。《战地黄花分外香》从劲挺中求秀丽，用斜笔的“花”字在印面正中，四围各字都有一些倾斜的笔画与之呼应，我想这样就不觉得“花”字的斜笔太突出，而协调一些。这种细微的地方，在构思布局时，是不应该轻易放过的。（附图片）
第6版()
专栏：
莽撞不得
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