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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7月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正确发扬党内民主的几个问题
李立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在我们党内,每个党员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巩固党的组织,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问题。
民主集中制越是得到正确的运用和贯彻,党内民主生活越健全,党员的积极性也就越高,党和群众的联系就愈加密切,革命事业就会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这是党的建设上的一条重要经验。
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处在一个艰巨复杂的阶段。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必须进一步发挥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首先是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毛泽东同志说过:“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①。毛泽东同志又告诉我们,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强调发扬党内民主,为的就是在党内从而在全国人民中间形成这种新的政治局面。因为只有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局面,才能更好地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成为一个坚强的集体,大大地增强我们的力量。这样,不管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会出现多么大的困难和障碍,我们都一定能够战胜它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充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是充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有广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进一步地活跃起来。我们的党所以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般地说,已经为多数同志所了解。但是,真正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贯穿到整个工作中和日常生活中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党的建设上需要经常注意解决的问题。
批评与自我批评应当成为党内生活中的习惯,成为日常工作的方法。不能把它作为某一个时期的临时措施,突击进行。大家知道,我们只要工作一天,生活一天,就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缺点和错误,对于任何人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绝对不发生缺点和错误的人,可以说是没有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发生缺点和错误,而在于如何在实践中随时随地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尽可能地避免犯错误。在发生错误以后,要能正确地对待缺点和错误。我们能够经常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就可以及时地揭露缺点和错误,从而采取正确的办法,使其在萌芽时期就得到克服和纠正。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成像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的重要。就是这个道理。
为了更好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重要的是,必须鼓励和支持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经验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一些同志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而一个人只要骄傲了、自满了,就很容易染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坏作风,而不去经常深入地做调查研究,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为了防止和克服这种现象,除了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以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组织自下而上的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群众监督。只要把我们党的工作和党员干部置于广大党员群众的监督之下,我们就可以团结一致,及时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党员大会的举行,是党内生活中的重要事情。各级党的组织和负责同志,应该善于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启发党员群众提出工作意见和批评,而且虚心地听取和慎重处理党员的批评和建议。即使有些党员反映的问题、提出的批评,同事实真相有出入,也应该表示欢迎,切实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以鼓励和支持党员群众监督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积极性。这样,才能广开言路,活跃党内民主生活。
党组织领导人的模范行动,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很重要的作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工作的组织者,是党员群众的表率,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于党员群众影响很大。因此,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否经常开展,关键在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模范行动。党的一切领导干部,都必须力戒骄傲自满,都必须和其他党员一样,接受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
党的领导干部,不但要造成条件,使党员群众敢于进行批评,而且要做出榜样,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而不是敷衍地进行自我批评。这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觉悟高低、政治上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事实正是这样,哪个地方的负责人能够认真地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哪个地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发展起来,党员的工作积极性就会提高,团结就会加强,党内生活就会活跃,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在一般情况下,许多下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上所发生的错误与缺点,是和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的缺点分不开的,领导干部应该大胆地主动地承担责任,首先进行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启发和带动党员群众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教育同志、团结一致、改进工作的目的。
应该着重指出,在党的各级委员会内部,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人之间,实行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发扬党内民主、实现正确领导的重要保证。许多事实证明,如果委员会内部缺乏民主空气,就不能真正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工作中必然要发生严重的错误。各级党的委员会议,除了讨论工作问题以外,有必要定期地就委员会成员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各级党委的书记(或第一书记),要特别注意在党委会内部认真地发扬民主,造成畅所欲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
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
在我们党内,不论是讨论工作,解决分歧意见,或者是批判错误思想,都必须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
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的正确反映。人们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在认识客观真理的过程中,不同阶级的人对于同一事物的认识常常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根本相反。即使站在同一的阶级立场和同一的政治立场上的人们,比如在党内,由于工作地位的不同,实践经验的不同,掌握的材料不同,认识水平的不同,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也不可能都是一致的,正确的。况且,客观真理又不可能一次就被认识,而是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得到比较完全的认识的。
因此,我们就不能要求所有的同志对于某一件事情,只能有一种看法,只能有一种意见。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应该说,各种不同意见的出现,是必然的,因而也是应该容许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不同的意见都各自反映了客观事物的不同侧面,把各种意见集中起来,就可能避免主观片面的认识。毛泽东同志一向注重调查研究,就是为了到群众中寻求各种不同的意见,然后加以比较、分析、取舍、补充,得到对客观事物较为完全的认识,以求得客观的真理。我们应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工作方法。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放下架子,有服从真理的精神。
既然人们的认识总是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错误意见呢?不让他们发表出来行不行呢?当然不行。不让发表错误意见,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也不利于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正确的方法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予以认真的讨论,求得问题的正确解决。我们的方针是,“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②事实正是如此,对于持有错误意见的同志,只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讲清道理,分清是非,他们是会心悦诚服的。对于暂时还不能接受正确意见的人,应该耐心地等待,应该相信,经过一定时间,他们也是会觉悟过来,自觉地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的。
在党内斗争问题上,坚持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不能采取简单的、粗暴的、庸俗的办法,来解决党内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党内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我们不能掩盖这些矛盾,回避党内的思想斗争。这种斗争的目的,在于从思想上、原则上克服党内的分歧,纠正某些不正确的倾向,以保持和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
“团结—批评—团结”,是我们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就是说,为了解决同志间的意见分歧,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与此相反,对待同志的缺点或错误,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是采取积极帮助、“治病救人”的态度,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虚张声势借以吓人,企图压服同志,这样做,不但不能真正解决矛盾,而且必然破坏党内民主,影响党内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同志说:“……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③这里所讲的采取斗争的方法,也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在党内斗争中,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
党内民主的教育要经常进行
我们党对于一切批评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人,应该是采取积极支持和保护的方针的。对于那些拒绝承认和纠正错误、压制批评的人,党对他们也应该采取坚决的态度,给予严肃处理。这在我们党的章程中是作了明确的规定的。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都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都有权利向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反映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反映负责干部的缺点和错误。同时指出:党员和党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这就为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作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在我们党内,所有党员,不论职务高低,资历长短,在党章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都应该毫无例外地、严格地执行党章,按照党章办事。不论对什么人,只要发现他们有不符合党章规定、不符合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行为,都应该不计得失,敢于积极地、大胆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坚持真理。这是一个党员政治觉悟高低和对共产主义事业负责精神的重要标志。对于危害党、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采取袖手旁观、明哲保身的自由主义态度,是和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不相容的。
要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必须经常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和党的纪律的教育。各级党的组织要把进行党章教育,作为一项经常工作,使所有党员自觉地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权利。要及时发现那些压制民主,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破坏党章的恶劣行为,给予严肃处理。要积极支持那些敢于提意见,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党的负责干部,应该自觉地遵守党章,特别是要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虚心地听取和接受党员的批评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完全正确,都要严肃对待,认真处理,要有“人道吾过者则喜”的精神,欢迎别人的批评,绝不能自以为是,拒绝批评,更不许随便利用职权给批评者扣“帽子”,更不允许打击、报复。只有这样,党内民主才能充分发扬起来,形成党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 * *
我们党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党,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经碰到过这样和那样的困难;但是不管困难有多大,都没有能够压倒我们,相反地每经过一次克服困难的严重斗争,我们党变得更加坚强了。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己队伍的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一致。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只要我们坚持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继续保持并发扬我们党早已形成的一整套优良的作风,经常注意在民主的基础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以及在集中统一的指导下发扬党的民主,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取得新的成就。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7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6页


第5版()
专栏:

研究古代社会的一个新例证
——读《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
谷方
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摩尔根以他自己的著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真正科学地研究了原始社会。列宁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的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原始社会的学说,给予各种各样捏造原始社会历史的行为以致命的打击。今天,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研究这一学说,对于论证和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具有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永存的神话,他们硬说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是实行个体劳动和私有制的,断言掌握“私有制”和“个人”才是文化史的起点和终点。他们的这些胡言乱语,遭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力的驳斥。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已经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我们有必要在这个基础上,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继续加以阐明。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古代社会应该在发现其最高例证的地方加以研究”,“应该在其正常发展及其制度系纯粹的地域中加以研究”。现在,典型的原始社会已经不存在了,残存着原始社会的遗迹也已经不多了。而我国的鄂温克人聚居的额尔古纳河畔,却还是这样的地域。那里的鄂温克人虽然在近一百多年来同外界有所接触,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其生活方式并没有彻底改变,到解放时基本上还保持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状态。因此,这一部分鄂温克人的状况,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原始社会形态的例证。秋浦等同志对于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把调查所得的材料写成《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中华书局出版)一书,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本书不仅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者具有参考价值,而且一般读者也是会感到兴趣的。
这本书着重地叙述了原始社会形态的经济状况,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人类不仅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进到私有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是从私有制的产生到人剥削人的现象和阶级的产生,也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至少在距今七十多年前就开始在鄂温克人中出现。他们个人已经占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是,“直到今日为止,他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人与人在生产中仍和过去一样地保持着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在产品分配上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平均分配制。”(本书第37页,以下凡引本书只注页码)这说明私有制虽然是造成剥削的前提,私有制先于剥削,但是,由私有制到达剥削至少要有这样的条件,即归个人支配的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财富而积累起来,并且跟随着人们的不平等关系也显著地发展起来。这样的条件在鄂温克人那里恰恰没有具备,只在酝酿的过程中。由于鄂温克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财富的数量较少、质量较低,积累财富的冲动就非常淡薄,甚至全然没有。“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要求能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对于多余部分则很不重视。”(52页)“他们对待生活资料的态度,只是为了满足消费,超过这个限度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例如,有些猎户皮张还够用,即使遇到有可以分配的机会,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把它放弃。与此相反,当他感到生活资料匮[kuì]乏时,他也同样可以到别人那里去拿来使用,任何人对此都不会加以拒绝”(27页)。大家共同消费,互相调济。人们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平等的。但是,只要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这种共同消费、互相调济的习惯就会消失,生活资料对于一部分人缺少而另一部分人却有剩余的状况就会加深,贫富之间的界线就会日益分明。于是,为着获得生活资料,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依赖,接受其奴役。这时人类就来到充满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社会的大门口了。
根据这本书的叙述,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周围有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存在的情况下,商品交换对于发展程度较低的民族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这种商品交换与本民族内部由于游牧部落和农业部落之间以及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所引起的交换不完全相同,它能更迅速地促进私有制的发展和原始社会形态的解体。这一点可以由鄂温克人在十月革命前和解放前同发展程度较高的俄商与汉商之间的商品交换得到证明。商品交换给鄂温克人输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枪枝、弹药),使他们的生产力水平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使他们的劳动生产逐步由集体向个体转化。商品交换扩大了鄂温克人的生产领域,使他们的猎取对象从主要是大兽转到皮毛很珍贵的小兽,“于是个体劳动在这时从共同劳动中分化出来并日益重要起来”(43页)。这种交换是垄断性的。商人们采取各种方式,往往是极其残暴的方式,例如与他们建立固定的关系,甚至在他们狩猎时跟着上山,随打随收,“把鄂温克人猎获的珍贵皮毛一无遗漏地收掠而去”(41页)。由于商品交换,“乌力楞”的作用降低了,个体家庭的地位提高了,私有制获得了发展。
这本书对于原始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的描述也是有特色的。它告诉我们,原始社会的人也有严格的劳动纪律和一整套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规范。虽然有很多行为规范要求全体成员来遵守,但是他们并不感到这是一种束缚。如果偶然有违犯这些行为规范的事件发生,那也只要通过氏族长或家族长的批评和社会舆论的指责就可求得解决。因为鄂温克人富于耻辱心,批评和舆论的压力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最严厉的惩罚了。在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里,社会舆论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真实的力量;阶级社会的强制机关同它相比,也会显得黯然失色。
总之,《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一书,是能够给人不少新的材料和新的知识的。其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是作者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于鄂温克人生活中具有特征性的东西给予了比较充分的注意,并且对于具体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
当然,在我看来,也还有一些问题是值得继续研究的。例如,书中认为原始宗教发展的顺序是,“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发展到灵物和祖先的崇拜,一直到萨满的产生”(100页),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原始宗教开始于自然崇拜。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苏联已故的著名学者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认为,“对于自然的崇拜是在农业已经发展到了农业果实变成了人类最最主要、最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才产生的”(《上帝的起源》)。国内学者中也有人认为,原始宗教起源于图腾崇拜,“从图腾制度再进一步才发展到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论,到了父权制发展期才注重于祖先崇拜”(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第十一期)。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了解意识形态的发展无疑是有帮助的。
关于鄂温克人的精神面貌,我以为书中还未能更全面地加以揭示。即书中对于他们公平、正直、团结、友爱的一面谈得较多,而对于他们的弱点则很少介绍。后一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原始社会的正确理解,也关系到如何帮助像鄂温克这样的兄弟民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事实上,原始社会的人并不完全是处在一片真诚友爱的气氛中的。在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似乎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颇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且,原始人固然有正直、刚毅、勇敢的一面,“但是,残虐、诡诈及狂热等,也一样是同样的通常”(摩尔根:《古代社会》)。据说鄂温克人固然没有“食人”之类野蛮的风气,但是他们除了有血族复仇以外,也是有种种内部纠纷的。例如,在他们的习惯法上,就把解决内部纠纷规定为家族长的职权之一。
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但是我们绝不应该把它加以理想化。在那里,人们的生活极其贫困,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只有实行集体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够勉强地维持自己的生存。平均分配共同劳动的产品,也是上述原因的必然结果。在原始公社制度下,劳动产品是那样地贫乏,如果有一个人分得多一些,那么另一个人就要饿死。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在我们以往的日子从来没有过什么黄金时代,原始社会的人类是备受生存困难的压迫的。原始社会的幼稚形态和狭隘性,大大地妨碍了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不得不导致它的崩溃。但是,这本书对这个方面叙述得不够。
从全书来看,有的章节、特别是第四章《由原始公社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内容是比较单薄的。这又使我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像秋浦等同志那样对古代社会作综合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固然是必要的,但是还可以多做些专题研究,比如专门地或有重点地调查研究原始社会形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社会组织,婚姻关系、宗教、文学艺术和精神状态,以及原始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这样做,有可能使问题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透。并且,这些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因为今天鄂温克人正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跨过几个历史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进程是异常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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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资料介绍

合成橡胶生产的一些情况
边宁
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
世界各国对橡胶的需要量增长很快。由于天然橡胶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所以合成橡胶工业得到发展。在橡胶工业的构成中,合成橡胶的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比重逐渐增加,而天然橡胶的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比重逐渐下降,这是橡胶工业的发展趋势。据估计,1965年世界合成橡胶的生产量和消费量都将赶上天然橡胶。为什么合成橡胶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呢?其原因在于:(1)天然橡胶的发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且价格也随着其它工业生产需要的变化而波动;(2)通用合成橡胶在许多方面可代替天然橡胶;(3)天然橡胶无法满足尖端技术部门对特种性能的要求;(4)通用合成橡胶价格较天然橡胶低廉,因此,尽管某些国家(例如英国)采取了降低天然橡胶的成本、增加品种和扩大应用范围等措施,它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大威胁。
几个国家的合成橡胶生产
世界各国对合成橡胶的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初。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各国先后发现了几种重要的橡胶,如丁苯、丁腈氯丁、丁基、聚硫等。而实现合成橡胶的生产,以苏联为最早,于1932年开始,五年之后德国也开始正式生产,美国、加拿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大量生产。
1943年,许多国家开始大规模地生产合成橡胶。美国在1937年仅生产合成橡胶五百吨,以后由于战争需要和天然橡胶原料输入困难,才大规模发展合成橡胶,1943年年产量骤增至二十三万五千多吨,1948年为四十九万六千二百吨,1960年为一百四十九万五千五百吨,预计到1965年,可能达到二百万吨左右。1959年,苏联的合成橡胶产量为五十到六十万吨,到七年计划(1959—1965年)完成时,产量将提高三到四倍,即将接近美国水平。1959年,日本合成橡胶生产能力不到一万吨,计划1965年产量将达十几万吨。
1960年,世界各国合成橡胶消费量占橡胶总消费量的百分比平均为45.3%,其中:美国为67.4%,英国为37%,法国为39.9%,西德为39.4%,加拿大为57%。这一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发展合成橡胶生产中的几个问题
第一,在合成橡胶中,世界各国主要生产丁苯橡胶。例如,丁苯橡胶在美国的合成橡胶产量中所占比例高达80%。苏联以往主要是生产丁钠橡胶,1959年所占比例为50.7%,丁苯所占比例为38.3%;预计1965年丁苯将增至43.6%,而丁钠则将降至8.5%。1959年,日本仅生产四千吨丁苯橡胶,1960年建成年产四万五千吨丁苯橡胶的设备,目前尚未全部投入生产。
为什么世界各国都竞相发展丁苯橡胶呢?这是因为这种橡胶可以适当代替天然橡胶,满足轮胎制造等大量需要。其它合成橡胶,如氯丁橡胶、丁腈橡胶、丁基橡胶以及其他各种合成橡胶,或者由于价格昂贵,或者由于具有特殊性能而适用于制造具有物理性能要求的橡胶制品。因此,它们的发展都不及丁苯橡胶。
第二,丁苯橡胶虽然在许多方面代替了天然橡胶并已大量生产,但它还不是最理想的代替品。最近几年,合成出的定向橡胶,如聚异戊二烯、聚丁二烯和新型的乙丙橡胶等,更为合成橡胶开辟了新的前景。
美国的五家大公司从1960年至1961年分别建设年产二万吨到三万吨定向橡胶的中型工厂。意大利已研究成功聚丁二烯,即将建立中型工厂(以天然气为基础)投入生产。同时,意大利已开始生产乙丙橡胶。西德拜耳公司和英国壳牌化学公司正研究生产聚异戊二烯和聚丁二烯。法国也正设计年产四万吨的聚异戊二烯工厂。日本已作出计划,从自己设计和技术输入两方面着手,准备生产两种定向橡胶(共三万吨)。
第三,世界各国当前多利用石油和天然气作为合成橡胶的原料,尽量避免使用农产品。因此,各国都特别重视石油工业废气的利用。
第四,从煤炭中获取橡胶原料虽然不如从石油中获取橡胶原料合算,但是某些煤炭储量较大而石油产量不多的国家,从合理利用资源着眼。仍然重视从煤炭中获取橡胶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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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古农书和古医书的整理和出版
农业出版社从1959年起,陆续出版了一批中国古代的农业书籍和现代农学家对于古代农学遗产的研究著作。
综合方面已出版的有《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梭山农谱》、《农桑衣食撮要》、《补农书》和《种树书》等。《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辨土》和《审时》等四篇,是我国最早的农学总结。《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是由中国农学遗产研究室从经史子集以及方志、笔记、杂考、类书、字书中辑录有关资料类编而成的,已出版了《稻》、《棉》、《麦》、《豆》、《油料作物》和《粮食作物》等六种。清代刘应棠所著《梭山农谱》和元代鲁明善所著《农桑衣食撮要》,都是由王毓瑚加以校注的。后者是完整地保留到今天的一部最古的月令体农书。正在组织整理校勘的,有《农政全书》和《王祯农书》等。
畜牧兽医方面已出版的和正在排印中的有:中兽医研究所的《重编校订元亨疗马集牛驼经全集》,邹介正、马孝劬校注的《司牧安骥集》。关于流行民间切于实用的孤本古兽医书,已发掘整理出版的有:中兽医研究所校点的、以医疗北方黄牛为主的清人沈莲舫撰《牛经备要医方》,清人周海蓬撰《疗马集》,贵州兽医实验站校点的《猪经大全》,江西中兽医实验所校注的《抱犊集》等。此外,还出版了邹介正编纂的《古兽医方集锦》。计划出版的有北京农业大学编的《牛经全书》、《马经全书》和《驼经全书》等。
蚕桑方面已出版的有清人沈秉成所撰《蚕桑辑要》,清人杨屾[xīn]所撰《豳[bīn]风广义》。即将出版的有清人王元綎所辑《野蚕录》,仲昂庭辑补、清人沈练所撰《广蚕桑说辑补》。
园艺方面即将出版的有清人陈淏[hào]子辑的《花镜》(伊钦恒校注),梁家勉校注的《洛阳花木记》等。
此外,对于一部分在今天生产实践上仍有重要价值的古农书,农业出版社则出版通俗解释本或语译本,以供从事农业工作者参考。现在已出版的有石声汉的《齐民要术选读本》,将出版的有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陈旉[fū]农书》、《氾胜之书》、《猪经大全》和《司牧安骥集》的通俗本和语译本。
现代农学家的研究著作,已出版的有李长年的《齐民要术研究》,陈恒力的《补农书研究》,酆裕洹的《花镜研究》等。辛树帜的《我国果树历史的研究》,不久也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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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卫生出版社几年来曾系统地整理出版了一百七十余种中国古代医学文献。计划在1962年新版和重版的共有二十六种,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供学术研究用的医学名书,主要有:校勘整理的晋代皇甫谧[mì]撰的《针灸甲乙经》,宋徽宗时编的《圣济总录》,校勘整理的明代杨继洲撰的《针灸大成》,清雍正四年(1726)陈梦雷等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第五至十二册,清姚止庵集注的《素问经注节解》,清胡廷光编的《伤科汇纂》等。其中《素问经注节解》是比较少见的《素问》注释本,《伤科汇纂》是近代伤科书中以搜集资料比较系统和丰富著称的。
二、供学习中医基本理论、临床治疗原则和药物知识的重要古典医书的白话译注本,主要有:《灵枢经白话解》,《药性歌诀四百味白话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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