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同工农交朋友
——思想札记
沙英
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干部，不论他担负哪一方面的工作，负责多么重要的职务，也不论他怎样的繁忙和辛苦，如果能在工人、农民中间，交那么几个知心的朋友，在一定的时期内，去看看他们，找点时间同他们促膝谈心，或者通通信，这不论对工作、对自己都是很有益处的。
在同这种朋友的相处、谈心和通信中，你会知道你所领导的基层单位是怎样工作、怎样学习的，他们在生活中有些什么困难，一般干部的思想状况如何，他们对工作有些什么建议，对领导同志有些什么意见，等等。如果你所交的朋友是工人、农民，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所在的工厂、农村中的一些事情，例如生产、生活的状况怎样，大家对党的政策如何看法，他们有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困难和愿望，等等。所有这些，虽然我们从会议中、从汇报中、从文件中可以知道一些，但是却不如从直接交谈中知道得更具体、更亲切、更生动、更广泛，而且有些是从会议、汇报中听不到的东西。
同工农交朋友，你会更加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这对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改造也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对于参加革命不久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来说，这个问题更为重要。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非得长时期在群众中、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不可。我们不是经常说要密切联系群众吗，要同工农相结合吗？但是怎样“联系”和“结合”呢？同工农交朋友，定期谈谈心，通通信，应当说是“联系”和“结合”的方式之一；通过这种方式，互相感染，可以增强我们的群众观点，有利于思想感情的改造和工作作风的改进。
在同工农交朋友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和学习到很多东西，同时也要尽可能给他们一些东西，这才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助！我们的党章中规定：“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是每一个党员的义务。严格地说，我们每一个干部，既是一个工作人员，又是一个宣传员。我们不仅每天要做工作，而且要经常进行宣传，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甚至可以说，宣传，是每一个革命干部的工作内容之一。当我们同工人、农民朋友谈心和通信的时候，讲讲国家的形势，党的政策，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思想上的疑虑，这是他们非常欢迎的事情，也是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利的。我们国家有这样多的干部，假如每一个人都能在劳动人民中交几个知心朋友，在一定时期谈谈心和通通信，既向他们虚心学习，又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那就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啊！
那末怎样同工农交朋友呢？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要“放下架子”，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而不要使人感到你是“上司”，你是“官”。特别是对待工农群众，不能嫌他们说话罗嗦，不能嫌他们不干净，不能嫌他们文化水平低，不能嫌他们没有知识。其实，毛泽东同志早说过：“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指知识分子——引者）多一点”（《整顿党的作风》）。第二、还要“互相交心”，只有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不是装样子，他才会把心交给你，说真心话，说老实话。我国古人说：“人之相交，贵在知心”。如果不能推心置腹，思想交流，那就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不会变成朋友，特别是工人农民更不会把你当作知心朋友的。朋友之间也有不同的意见，对于下级和工农朋友提出的不同意见，甚至批评，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十分尊重，采取商量的态度，不能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不耐烦。
“同工农交朋友，能够得到益处吗？”这种疑问是不必要的。从我们上面所谈的那些道理看来，同工农交朋友的益处是很大的。当然，只有端正我们的认识，抱着满腔的热诚，采取虚心求教的态度，才能交成朋友，得到益处。否则，那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同工农交朋友，‘放下架子’可以做到，
‘互相交心’有点难！”有什么难呢？党和国家的事情，最重要的莫过于路线和政策了，路线和政策都能讲——而且一定要对群众讲清楚，那末还有什么不能讲的呢？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至于说到个人如果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困难以及自己的处境、心情和想法，等等，那也是可以谈的，只要以诚相见，并不会降低自己的威信。我曾经听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说：有一位领导同志和他谈了几次心，那位领导同志谈到了自己当时的一些缺点、心情和感想，使他很受感动，反而对那位领导同志更了解、更尊重了，而且印象极深，常常怀念不忘。特别是当我们遇到困难问题时，一方面找书本、找文件商量商量，一方面找同事、找下级、找工农朋友商量商量，头脑就比较清醒，就比较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比冥［míng］思苦索的“想办法”、“打主意”好得多了。
“工作这么忙，哪有可能同工农交朋友、谈心和通信呢？”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假如说这个问题是重要的，自己有兴趣、有热情，那就可以排入我们工作、生活的日程，安排时间。至于说交多少朋友，谈几次心，通几次信，可以根据各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谁也不会机械地规定。就是工作再忙，难道一个月不能找下级谈一两次心吗？难道在半年之内，不能同一两个工农朋友谈一次心、通一次信吗？这样日积月累，到一定时期，我们总可能交几个知心朋友吧！为什么说不可能呢？其实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平都是最爱同工农群众交朋友的。他们有千丝万线同劳动人民保持着联系，只要一有机会，就找他们谈心，或者同他们通信。一位工人出身的老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在回忆马克思时写道：“马克思认为同工人晤谈具有莫大的意义。同时他找的是那些并非奉承而是真诚地对待他的人。他认为倾听工人们对于运动的意见对他说来非常重要。在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同工人们讨论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并且他很快就能知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否充分。他们对这些问题理解得越充分，他就越高兴。”恩格斯非常注意研究工人的状况，他常常用很多时间同工人交往。他在二十四岁时就写了一部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部名著前面的《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中写道：“……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列宁也是这样，他经常找工人农民交谈，在各种群众性的会议上发言，同工农通信员谈话，研究群众的来信，等等。在同工人农民交谈时，列宁细心研究各地的风土人情，工农的生活状况及思想情绪，同时也对他们解释各种问题。正因为列宁最了解工人、农民内心的感情和希望，所以他才能正确地领导他们。列宁在1922年春天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只有当我们是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列宁常常根据工农的来信及同工农交谈所了解的材料，作报告、发指示、或者在党的会议上作出重要的决定。彼得堡人叶甫盖尼·奥努弗黑也夫在回忆列宁时写道：“我们听列宁的谈话，觉得列宁好像走遍了全俄国，到过工厂和农舍——他是那样深刻地反映了人民内心的要求和愿望。”正因为劳动人民知道列宁是他们最好的导师、领袖和朋友，所以无限地信任他，都把他当作“自家人”，甚至说：“列宁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他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一有机会，他总是到各地去跑跑，找一些干部、工人、农民谈谈，或者开调查会。他曾经说过：在他开调查会时，同一些中级、下级干部和老百姓在一起谈心，得到了很大的益处，认为“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从这些生动的事例中，使人深刻地感到，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干部，不能生活在很狭窄的圈子里，要有意识地努力创造条件，同劳动人民有较多的直接接触的机会，把交朋友的范围扩大一些，特别是在工农中交一些知心朋友，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情况，容易发现新鲜的问题，而且能使我们眼界开阔，思想活泼，增加许多实际的知识，有利于党性的锻炼！
第6版()
专栏：学术动态
黄汲清、孙云铸和孟宪民等撰写地质学论文
地质科学研究院的几位地质学家，最近在多年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先后撰文阐述他们在地质科学某一方面的新见解。
黄汲清自从1945年提出多旋回观点并以它来研究地壳运动规律以来，一直未曾停止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今年春天，他在助手们的协助下，又写成《从多旋回运动观点初步探讨地壳发展规律》一文，对他的多旋回观点作了新的发展。
他认为，作为地壳的活动地带与稳定地带，是从地壳生成以来就是同时共存、互相转化的，它们的运动显示了地壳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他还认为，地壳曾出现过四次大的稳定与活动的交替过程——四个巨旋回，每一次巨旋回都有所不同，即一次比一次复杂，互相转化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篇文章已在《地质学报》发表。他说，前一阶段的工作是研究地壳的表部构造，下一阶段准备转到研究地壳的深部构造上去。
孙云铸不久前在《地质学报》发表了《中国寒武纪地层划分问题》一文。为了撰写这篇论文，去年他曾亲自到江西、湖南和广东等地收集资料。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在确定中国寒武纪地层的界线划分时，应考虑下伏地层震旦系和上复地层早期奥陶系的全面情况。他认为，中国寒武系是一个新的生物发展阶段，应属于古生界第一纪；寒武系是由十个阶二十个化石带组成，应属于太平洋生物地理区。
去年，孟宪民在几次学术会议上，对矿的成因问题提出了新见解。最近，他又把这个见解写成《矿的成因问题》一文。他认为，所有岩石的形成都代表着某种形式的元素搬运和富集的规律，岩石成因就是矿的成因，元素的富集主要归功于沉积作用等。
关于四川与云南中生代陆相红层的时代问题，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对地质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盛莘夫于1960年到四川、云南，同当地有关部门人员深入川滇交界的大凉山彝族地区，并找到了重要的植物化石。不久前，盛莘夫和几位地层工作者根据他们考察和研究的有关资料，写成了《川滇中生代红层与煤系的时代和对比》一文。他们认为，川滇的红层分布彼此相连，沉积不分上下，时代应该相近。这篇文章已在《地质学报》发表，并引起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