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财政监督的意义和作用
葛致达
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是国家有计划地动员和分配资金、以保证不断扩大社会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一种形式，是国家通过资金活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进行监督的重要工具。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通过资金分配的活动实现它的双重职能：既为发展生产服务，又进行财政监督。为生产服务与进行财政监督，两者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要为发展生产服务，就离不开财政监督；进行财政监督，也正是为了更好地为发展生产服务。
为生产服务，促进生产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最根本的任务。生产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财政的基础。财政收入是在生产中创造的，财政支出又大部分用于生产。资金的积累和使用，都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生产决定财政。离开生产，财政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财政部门应当关心生产，应当经常深入到企业中去，深入到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中去，了解企业和农业生产中的情况和问题，了解资金周转和使用情况，从财政管理方面协助企业、协助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加强经济核算，把资金和物资安排好，使用好，充分发挥资金和物资的使用效能。
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影响生产。财政既作为动员和分配资金的重要工具，它就有义务和责任监督资金的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通过财政监督，反过来对生产起促进的作用。财政部门是管理财政收支的，收入要靠生产单位缴纳，支出要拨给各个单位使用。因此，在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上，一方面要提倡企业和社队的自觉性；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某些企业、社队只从本单位的局部利益出发，发生挤占国家财政收入，乱挤财政支出，挪用自有流动资金等情况，还要进行必要的财政监督。绝不能把企业自觉性和国家财政监督对立起来，而应当在坚决依靠企业自觉的同时，加强财政部门的监督，把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
财政监督的重要意义
财政监督是国家利用货币形式、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的监督，它是通过财政、税务部门的提取利润、征税和拨付款项等收支活动来实现的。财政监督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各部门、各企业、各农村人民公社加强经济核算，厉行增产节约。列宁曾经指出：“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安排好’，并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460页）可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财政监督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通过财政收支活动，能够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进行综合分析，实行全面的监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的存在，产品的计算和分配，商品的交换和流通，都是通过货币形式进行的。因此，只有借助货币监督，才能对经济活动进行比较全面的监督。其次，国家利用货币形式进行监督，能够及时地反映问题。实行财政监督，可以通过各部门、各企业的业务活动，把各部门、各企业经营情况和问题，及时地反映出来。它像一面镜子，通过价值形态来反映问题。比如，某个企业如果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货款，能够按期归还欠银行的贷款，按期上交税款和利润，那就说明它的生产经营不错；反之，如果某个企业没有钱支付货款，不能按期归还银行贷款，不能按期交纳税款和利润，那就说明这个企业在生产经营上一定出了问题。这一切，财政部门从财政报表和财务报表等有关资料中，就可以看出来。再次，财政监督，不仅能够发现和暴露企业中的缺点，而且能够帮助和推动企业克服缺点。比如说，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发生了亏损，资金周转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监督，发现了问题，找出了问题的关键，就可以帮助和推动企业采取措施，积极改善经营管理，克服缺点，扭转亏损和资金周转的困难，使生产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
有人说：“加强财政监督，对企业限制得这样紧，财政部门是否还有生产观点呢？”回答是肯定的。财政部门在任何时候都要有生产观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方针，问题在于怎样才是正确的生产观点呢？是不问计划，不问制度，要钱就给，随便使用，才算支持生产呢？还是按计划办事，按制度办事，该给的钱积极供应，不该用的钱坚决限制使用，才算支持生产呢？我们认为，如果不按国家计划，不按制度，财政都一概加以支持，那不是全面的生产观点。这样做，不能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不能鼓励先进、鞭策落后，不利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实质上是与生产观点相违反的。因此，财政部门要支持的是计划内的、制度内的为国民经济计划所要求的生产，而计划外的、制度外的支出要坚决堵住。不支持那些计划外的生产，正是为了支持和保证那些计划内的生产。限制那些违反计划和制度的现象，正是为了保证按计划、按制度办事。
有人认为：财政监督与为生产服务是矛盾的。要为生产服务，就应当无限制、无条件地满足企业所提出的资金要求；如果财政对企业实行监督，加以限制，那就是不相信企业，干涉了企业经济活动，会给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同其他部门是分工协作的关系，财政不仅有服务生产的一面，还有监督生产的一面，监督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为生产服务和实行监督是互相结合的。把财政看成只讲服务，不讲监督，那是把财政和企业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没有充分认识财政的作用。财政的监督，只要是从关心生产出发，从热情帮助出发，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那末，这种监督就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对企业生产有好处的。不把服务看成是积极的，把监督看成是消极的，因而只讲服务，不讲监督，只讲支持，不讲限制，只讲协作，不讲斗争，这是错误的。财政部门放弃监督，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职责。
当然，也要防止另外一种偏向，那就是，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以致对企业管理得过严、过死，损害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这样，势必影响企业的正常经济活动，给生产造成不利的后果。这也是错误的，也是应当防止的。
如何发挥财政监督的作用
如何正确地发挥财政监督的作用呢？第一，财政资金的积累和分配，必须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根据国家的政策、制度来进行。把应当收的款项（利润、税收等）全部收起来，应当开支的款项切实保证开支，这是主要的一方面；对于不该收的坚决不收，不该开支的坚决制止，这一方面也丝毫不能放松。要做好监督工作，财政部门要经常深入实际，检查国家方针、政策和财政制度的执行情况。对于坚决执行政策、坚持制度、在增加收入和节约支出方面有显著成绩的，应当予以表扬；对于违反政策、违反制度的，要报告有关部门和领导机关，予以严肃处理。为了做好监督工作，就要健全财政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要帮助各个生产经营单位，健全财务会计制度。把这些工作做好了，才能使各种情况具体地、及时地反映出来，才能更好地发挥财政监督的作用。
第二，要按照国家预算和各种计划，支持生产的正当需要，监督所有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按照国家批准的计划和预算办事。国家预算体现着各方面的政策，规定着一切收支活动的范围和方向。它是掌握财政收支，进行财政监督的依据。国家预算是由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预算组成的。要保证国家预算的实现，就必须监督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严格执行国家批准的预算。一切资金的使用，事前要报计划，事后要报决算。计划内的，要积极支持；计划内没有而必须用的，要按规定程序办理追加手续，经过批准后再用，不得“先斩后奏”。要监督各部门、各单位严格按计划开支，不得随意乱用国家资金来发多余人员的工资，不得在制度以外自行提高本单位职工的福利，不得挪用资金弥补计划外的亏损，不得随便搞计划外的基本建设。通过财政监督，坚决把一切漏洞堵住。为了做好这方面的监督，财政部门必须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也就是把当前的情况和问题及时地、如实地反映给上级部门，如：反映每月、每季的财政收支情况，反映各部门各单位工资基金的支付情况，反映各企业的盈亏情况，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节约非生产性开支情况，等等。反映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因而，监督首先就是反映，反映就是一种最好的监督方法。
第三，财政监督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还要依靠党委、依靠群众、依靠企业与主管部门密切协作。党的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保证。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监督工作，要经常向党委反映情况，加强请示报告，发现有严重违反制度的事情，要及时报告党委处理。做好财政监督工作，发挥专业部门的作用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工作方法问题，也是方针问题。财政部门管收钱，而自己不创造财富；管分配，而自己不直接花钱。要发挥资金的效能，还要依靠花钱的部门和花钱的人。加强财政部门的监督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依靠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依靠生产经营单位遵守财政制度和财政纪律的自觉性，依靠企业本身加强经济核算，依靠生产经营单位群众的自觉性。
第四，监督者首先要受监督。财政监督不仅是帮助一切生产经营单位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的重要方法，也是财政工作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相互协作、接受群众监督的重要方式。因而在财政监督中，不仅要监督别人遵守各种制度和法令，而且财政部门和财政工作者自己首先要模范地遵守制度和法令，奉公守法、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不仅要善于发现一切生产经营单位的缺点，帮助他们加以改善，而且要经常接受别人的监督，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善于发现和改进财政工作本身的缺点。这样，通过相互监督、相互协作，就可以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就可以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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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大的愿望是办好一个刊物”
——学习韬奋的编辑工作经验
柳湜
韬奋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典范。今年7月24日是他逝世十八周年。韬奋一生从事编辑工作，为编辑工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韬奋有十六年编辑经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从1926—1933年，主编《生活周刊》；后一个时期是从1935—1941年，主编《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全民抗战》和1941年又在香港复刊的《大众生活》。
在前一个时期，他对“世界大势和中华民族出路”这样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他不断地“向前进书报上求锁钥，无时不皇皇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他亲身到了苏联，也到英、法、美、德等国看了一番。最后，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走向了革命。
在后一个时期，他自觉地参加了革命活动，明确地走上了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斗争道路。
至于编辑经验，他从办《生活周刊》起就开始积累起来。这一时期，最为宝贵的经验是他善于从群众中去发现问题，注意群众的意见和反映，企图在编辑工作方面找一条新的道路。
他从“每天差不多用全个半天时间来看读者来信”中，接触了广大读者向他反映的各种各类问题。他常常工作到午夜，不知疲乏。一想到自己“和无数万读者的联系”，他就好像自己是“夹在无数万好友丛中工作”，“好像天天和许多好友谈话，静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乃至感到无上荣幸”。他对群众发生了深厚感情，不知不觉地做了读者的知心朋友。自然，读者更信任他，把他当成了亲人，以至有人“把不敢对母亲说的话，也向他倾吐”了。
很自然地，他把和群众的关系在工作上固定下来：一是在周刊上公开发表和解答读者来信，开辟了有名的《信箱》；二是由他“用全副精神”，直接回答读者的来信；三是建立接见读者制度，热情地亲自接见来访的人；四是代办读者委托事件，从代办书报，到代购衣料和鞋子，代聘律师等等。这些在刊物范围以外的事，他看作是读者信任他，为了朋友，也“义不容辞”。这种服务精神，自然很感动了人。群众支持了他的事业，使他的事业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
最重要的还在编辑工作方面。他养成了时时、处处、事事为读者着想，为读者打算的作风。每一期刊物的内容，每一篇社论、专文，每一类文章的长短，语法的结构，版面的布置，图画，印刷，校对，出版日期和定价等等，无不为读者打算，总要尽可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和要求。
到了《大众生活》的时候，他找到办好一个刊物更为重要而且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了。那就是刊物找到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群众走向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同时，把刊物的对象大大扩大，使之面向千千万万的爱国群众，尤其是把对象重点放在当时对现实不满而对革命尚处中间状态的人，或对“救国有心，救国无门”的爱国青年。这在党还没有在大城市公开以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韬奋的经验一旦和伟大的革命斗争密切结合，步步前进，系统化，最后形成了一条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
这是一个总的轮廓。
作为一个革命编辑者的品质，韬奋具备得很完全。他十几年坚持了自己的岗位，热爱自己的工作。他“最大的愿望是办好一个刊物”，一心一意，专心专志，贯彻一生，鞠躬尽瘁［cuì］，死而后已。他对编辑工作从来是全面掌握，彻底了解并深入工作的各个环节，真可以说是专深专透。
以下谈十个问题。
一、组稿是在方针决定之后第一个具体环节，是已确定的轮廓计划具体化。在韬奋的经验
中，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重要战役。它的实质是党的政策主张和当前形势结合、和群众结合的过程。这一个环节要求深刻地掌握党的观点，把党的主张用群众能够接受的语言，生动活泼地表达出来。他总是呕尽心血，先在编辑部中反复酝酿，然后又召集他所信赖的几个好友进行座谈。参加的人有固定的几位，也有临时邀请客串的。这也是编委会。这个会上，彼此先交换情况，然后热烈地讨论一周宣传的主题。韬奋从来不隐蔽自己的思想，有什么想法，就提出什么。他唯一的要求，是理解得深透、具体。这样的讨论，常常明确了许多观点，彼此受益。每每讨论到主题明确的阶段，每期文章的题目就出来了。韬奋一直保持主动，他提出的结论，常常十分中肯。这是因为他比谁都准备得多，比谁更了解读者的情况。题目大致定下以后，就当场分配写文章的任务，谁写那一篇，另一篇约谁写适当。这样的编委会的特点，就是思想性强，讨论中心问题的本质方面多，讨论展得很开，无拘无束，纵情畅谈。会上实际上体现了集体负责的精神，集体领导一个刊物的作风。韬奋在各个不同时期出版的刊物，每一期的内容没有不经过集体讨论的，他写的社论也没有不征求别人意见的。这一个环节，他总抓得很紧、很准，不流于形式。
二、接着的一个环节是定稿。特点是保持主动，原则性坚定。定稿是指已写好的稿子在编辑部进行传阅、研究，最后确定用与不用。这包括编辑部自己写的和特约的稿子。韬奋从来没有把特约稿，看作是定稿；从作家取来的稿子不经研究就付排的事，从未有过。他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者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是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不用。在这方面，我不知什么叫做情面，不知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一切。”
他坚决反对为了保持每期固定的页数，而随便拼凑稿子，不顾质量的那种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反对只注意所谓主要文章，或名人的文章，而轻视其他的文章的片面性。他说：“读者的要求不一，有的喜欢这一部分，有的喜欢那一部分”。他说他自己看报纸、杂志，也是找自己要看的看。
他对每一期的文章，包括补白在内，决不轻轻放过。这一环节，一般在文字加工以前就算结束。但如遇时局变化需要发表另外的文章，或者新收到一篇精采的稿子，他会乐得“好像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即令已付排了，也不惜抽去一些稿子，换上新的稿子，宁肯花费双份排版费，也在所不惜。
三、韬奋对于文章有他的见解，有自己的风格。他的出发点也是为群众。他说：“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他主张：“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两三万字作品”。他认为：“写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juàn］永的语句，一挥而就。”这是为了“这样的文章给与读者的益处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许多探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部门的知识”。
他首先严格地要求自己。他说：“一篇小言论，只数百字，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的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他一生写的文章，大都是短篇。成本的著作，章节也分得很细，每节篇幅都短。他的言论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胡愈之曾为此作过研究，认为韬奋的文章主要特点是“只想要大家一般都看得懂，读得懂”，“说大众的话”，“不无病呻吟”，“不无的放矢”，“自然丰润富裕”，自成文风。
他主编的刊物反映了这种文风，不合这种文风的虽然也有，但到底是少数。篇幅太长的、欧化语气过重的、不易为读者读懂的文章，则完全没有。任何人的文章，在定稿后，必在编辑部作文字加工。他常说，“这才真是编辑工作”。一篇文章全段、整行、整句删去的事是常有的，完全改写或大大删节的事也有。最麻烦的是将长句子变为短句子，删去用得不恰当的形容词。至于改正笔误，校正引文、数目字和标点符号，则无不要求精细入微，是从来不放松一点的。
四、韬奋对刊物的内容和格式（形式）坚持统一的观点。他提倡创造精神，认为内容和格式都要表现其个性和特点。他说，“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刊物就没有“个性和特点”。他主编的刊物，正如他所说的，“单张的时候，有单张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有订本的特殊格式”，“刊物的编排也极力独出心裁”。
上海出版的《生活星期刊》，采用八开本，在编排上有所创造，就是编排的例子。《大众生活》是韬奋风格发展到高峰的例子。单就《大众生活》的封面说，它就留给人深刻的印象。不仅它采取了套色照片，印得精美鲜明，为当时期刊所少见，而且它巧妙地配合了刊物的内容。这个刊物第六、七、八、九期连续报道“一二九”运动，封面前后内外四版用照片组合，报道了北平学生示威运动和各地响应的全貌。照片包括示威行列，战斗雄姿，警察射水，特务捉人，医院养伤，血衣短棒，令人感到亲历其境。照片是费了极大代价取得的，也是经过专家精选、修剪和巧妙编排的。这样的封面发挥了激动人心的政治作用。还有几张照片也值得一提，如用《国人皆曰可杀》的标题，把殷汝耕等照片在刊物上示众，把国民党中枢衮衮诸公悠闲静适的玉照和日本海军在中国海岸耀武扬威的演习对照编排，也收到比文字更有力的宣传效果。用照片并不稀奇，这里表现不平常的是这些照片变成了利刃。
韬奋一贯在刊物上很恰当地利用插图，这也是他的风格的一种表现。插图有很多种类。时事必附地图，增强文字的效果。抗战以前的“国难地图”，抗战中的“战争发展图”，都曾驰誉一时。其他如“图画世界”、“时事漫画”、“社会漫画”，都受到读者最大欢迎。韬奋总是兴致勃勃地参加设计、审稿、制版等过程的工作细节的。
五、主编深入印刷所也是一件突出事情。韬奋在《生活周刊》时就常常到印刷所去，在《生活日报》时更是“坐镇”印刷所。他看着工人排字、拼版、改版，直到版子铸好上机，发动机转动。后来在《全民抗战》的时候，他有时也还到印刷所看看。和一般人到印刷所单看校样不同，他去的目的是包括校正版样，检查各栏布置、标题字体、行列、图画和广告等等。常常要改变版样，甚至一改再改。如遇文字排得不匀，广告地位不够，或一行起头是一个标点符号等等，就必须减去或增加一些字，有时也有压缩几行文字或增加几行文字的事。这非主要编辑下厂就不易办好。要是工人不肯改，除另加排版费外，就只有自己动手。因此，他在编辑部中也学会了一些拼版、改版的技术。为什么他这样严格要求呢？他说：“我最怕读者接了这一本刊物，一翻开就感到头痛”。他要求给读者一个良好印象，“如同一个人的衣服穿得整齐一些一样”。
六、不许刊物上有一个错字。他在追记《生活周刊》时说：“校样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样时聚精会神，就和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他没有一个错字；一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gǔ］的，至少使它的错字极少。每期校样要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他在后期虽然看校样少了，但出版后，他总要全部看一遍。如果没有或极少错字，他就笑容满面；否则，就愁眉不展。他办的刊物是错字很少的，严重的错误就没有发生过。
七、韬奋办的刊物从来没有脱过期。《全民抗战》从汉口迁重庆，他宁让编辑人员坐飞机，也决不使刊物脱期一天。他坐飞机到达重庆，当夜即到印刷所看校样。三日刊没有误期一天，大家都感到惊异。其实没有一点秘密，有决心，有充分准备，有负责的制度，就能办到。韬奋曾说，伦敦泰晤士报八十年没有脱过期，有一次报馆失火，也照常出报，人家能办得到，为什么我们办不到呢？他竟办到了。胡耐秋在回忆中指出，《全民抗战》迁渝后，每期要把纸型航寄汉口。纸型一定要交客运机方能当天到达。有一次，误交货运机，韬奋知道后，大为气愤，在办公室坐立不安，指责那位同事没有责任感。他说：“不知道读者是多么急切需要知道时局变化，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候，他们得到一本刊物是多么不容易。”责任感之深，见于言表，谁也为之感动。
八、搞好管理，精打细算，自力更生，永远节约，也是韬奋的一条好经验。韬奋一生办了那么多刊物，办了一个拥有五十五个分支店的生活书店。自己没有资金，也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投资，完全凭他善于“理财”的革命精神创造出来。据陈家荣的回忆，在《生活周刊》时，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因《生活周刊》揭发了他的贪污腐化，愿挪出十万元来投资，遭了韬奋严词拒绝。陈济棠、白崇禧也有过同样企图。到1939年和1940年，国民党中央也阴谋用投资消灭生活书店，均未得逞。虽然资金缺乏，他也没有向党求援，因为他知道，革命事业在当时只能依靠群众支持和自力更生，这不仅可以避免给敌人以口实，而且是办一切革命事业的根本路线。从《生活周刊》起，他就一直是以刊物养刊物，以刊物助书店发展，以书店支援刊物。一切精打细算，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生活星期刊》以后，编辑部从来不过四、五人。《生活日报》的编辑部也不过十多人，既要编报纸，还要编一个三万字的星期刊。人员少，主要为了节省开支。尽量减低成本，是中心的一环。以《大众生活》为例，它的定价是三分，经过批发出去，打六或七扣，每本可收回一分八厘或二分一厘。当时，成本已压低到九厘左右（成本包括造货、工资、稿费和杂费），所以每一期还有九厘左右的利润，可以用它再生产和扩大事业。为了达到以刊物养刊物的目的，他在这方面，不知呕了多少心血。生活书店的积累正如韬奋所说，“是由全体同事在这十几年中流血汗，绞脑汁，劳瘁心力，忍饥耐寒，对于国内外读者竭诚服务的一片丹心赤诚凝结而成的”。韬奋的事业所以经得起打击，决不是偶然的。
九、他把读者来信不当作负担，而看作是自己直接取得第一手材料、接近群众的手段。这在前面已经谈到。在这里，只谈他处理来信。读者每一封来信都经过他自己和编辑部同事细心阅读。来信要经过登记、分类。复信要先提要点，或由他“口授大意”，然后起草；起草后要经过指定的人审阅、修正，然后用特制的信笺，发下抄写，字要写得清楚；最后由他亲自签名发出。遇到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则请专家代复；专家代复了，仍要经过审阅；凡答得潦草的，还要再答过。对有怀疑的问题，他亲自找朋友求教。张友渔在回忆中就提到，韬奋在1941年，为了一个读者来信问关于苏联选举法，曾“不惮从九龙渡海到香港和我来商量”，很使他感动。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读者有连续来信商讨一个同样问题的，他总是心平气和地一再解释，一直要使读者明白。碰到一个重大问题，读者接到回信后不再来信了，他也曾主动写信，问那个问题解决了没有。他的复信稿，现在有极小一部分收到《韬奋文集》第一卷中。其他还有不少也有保留价值。
处理读者来信的同时，又从读者来信中搜集读者反映的问题和意见，辑成资料。刊物上许多文章的题目，就是从这里找出来的。
十、韬奋十分重视资料和档案工作，他的编辑部虽然说不上有完善的资料，但为了写文章而准备材料是很认真的。他个人和编辑部中的人，都保有一定的个人的资料，如金仲华就保有较完善的国际资料。
至于档案，只谈一件事。韬奋保有十多年读者的通讯处，的确做得出色。他把不知多少万人作出了卡片，装在特制的卡片橱内，层层排列，井井有条。读者地址变动，卡片上也随着改变。这一个卡片橱，对于生活书店说，是一个宝橱。它对书店的发行、宣传起了重要的作用。
韬奋的经验自然不限于以上这一些，其他如对国民党长期的斗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原稿审查，反审查，反邮禁等等），在这里没有谈到。就是以上谈到的，由于我没有找到韬奋各个时期主编的全部刊物和著作，所以我也仅能谈到一些要点。韬奋的经验是十分生动丰富的，我以为要接受这一部分遗产，还要进一步研究韬奋的东西，并且最好根据他编的刊物，谈出他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些具体问题上，关于编辑工作方面的许多细节，最后作出比较全面的总结。
附注：题目是韬奋常常对人说的一句话。
本文引语均见《韬奋文集》第一、二、三册，《韬奋的道路》（上海韬奋纪念馆编），《大众生活》合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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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北京大学法律系
讨论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性质和作用
最近，北京大学法律系以《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性质和作用》为题举行科学讨论会，与会者对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反映哪个阶级的意志问题。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是我国工人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
另一种意见认为，就我国社会主义法的阶级性来看，它是工人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但是这个提法不够全面。他们提出，应该说我国的法是工人阶级和它领导下的广大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意志的表现。因为，工人阶级彻底消灭阶级和剥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也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但是，它并不反映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正是工人阶级用来抵制和消灭自发资本主义势力，教育和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具。
二，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内容和标志问题。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具有三个不可分割的基本标志，即统治阶级的意志；国家制定或认可；以国家强力保证执行。多数人对这种看法表示赞同。但有个别同志提出，我国法有成文的和不成文的两种形式。只把成文法当作法，是把我国法理解得太窄了。
还有人提出法的基本标志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对阶级敌人专政的工具；具有国家强制力。他们不同意把“国家制定或认可”当作社会主义法的必要标志。他们说，在实际生活中，党的政策比法有着更大的意义，它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南，人人都把党的政策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党的政策起着法的作用，但党的政策并不需要国家的制定或认可。但是，许多同志指出，不能把党的政策同法等同起来，这样作不仅不能正确发挥党的政策的指导作用，反而会降低了它在国家生活中的意义。党的政策是法的灵魂，法是实现党的政策的工具。
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多数人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法主要有三方面的作用：（1）对阶级敌人的专政作用。（2）调整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不是依靠法，但法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多数人能够自觉地遵守和维护国家法纪。但由于旧社会的影响，一些人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思想残余，这种影响所产生的违法行为，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因此，“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人民犯了法，也要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国家给这些人以法律制裁，采取不同程度的强制措施。此外，通过社会主义法去调整生产关系和其他各种社会关系，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3）社会主义法在保障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有人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敌人专政，解决敌我矛盾；一是调整人民内部的矛盾。他们说，这是依据毛泽东同志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来划分的，比较科学。
四、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强制性问题。大家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对阶级敌人来说有强制性，这是没有异议的。问题在于：我国法在调整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对人民内部有没有普遍的强制性？
有些人认为，国家对人民内部的违法者实行法律制裁，与其说是法的强制性的表现，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
也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法对人民内部不具有普遍强制性和约束力，只是对一部分人，即对违法者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只有在个别人违犯了法律时才表现出强制性。
但是，多数人不同意以上两种看法。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法对人民具有普遍的强制性和约束力，但它同对阶级敌人的强制和压服，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法对人民内部具有普遍强制性和约束力同人民自觉守法，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但不是一回事，不能因人民能够自觉守法而得出社会主义法对人民不具有强制性的结论。社会主义法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人人都必须遵守，不得违犯，这本身就具有普遍的强制性和约束力。特别是当某些人犯了法，受到法律制裁时，它的强制性得到更加明显的表现。法是国家的意志，国家制定的法自然也具有强制性。社会主义法对人民内部的强制性，是民主集中制的表现，也是纪律和自由、民主和集中的统一。
（张凯亭 赵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