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竹蒺藜颂
——为“越南日”而作
袁鹰
初夏时候，越南作家制兰园同志和范能洪同志要去访问井冈山，在一次谈话里，他们以极充沛的革命热情，眉飞色舞地谈到对中国革命圣地的仰慕，对井冈山风物的向往，并且详尽地向我探询有关井冈山的一切。
“我在井冈山的时候，”我说：“曾经想起过越北根据地。不仅由于它们都是革命的摇篮，不仅因为它们都是山区，而且许多景物也都相似。”
于是我说了井冈山的茅竹，也说了越北山区的竹子。井冈山的竹子粗厚而结实，越北的竹子纤秀而挺拔，但它们对革命的贡献，是完全一样的。在艰苦的日子里，它们给战士们当过床，当过桌椅，当过饭碗和笠帽；在行军的时候，当过桥，当过担架；在作战的时候，当过梭标和长矛。我还说：“听说当年在井冈山的黄洋界和八面山，红军给白匪军摆下过三十里的竹钉阵……”
我刚要再解释一下竹钉阵是怎么回事，制兰园同志已经截断我的话。他两手一拍，笑着大声说：
“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在抗战时候到处都用，叫竹蒺藜！”
竹蒺藜，我在越北山区见过它，在太平省的一个英雄游击根据地阮舍乡也见过它。一块小木板上，倒钉着几排竹钉。年代久了，上面又满是泥土，乍一看，好像貌不惊人。可是，当越南同志一介绍它的光辉业迹，你就得刮目相看了。在村口或者公路设下陷阱，阱底摆满竹蒺藜，敌人掉进来，竹蒺藜就直刺进他们的脚心。它那么锋利，什么皮革都穿得透。竹蒺藜使殖民军队一听到它就心惊肉跳，并且在报上大叫使用这种武器“不人道”，仿佛他们自己干的那些惨绝人寰的罪行都是符合“人道主义原则”似的。
竹蒺藜，为革命立过大功，它和革命战士的功绩同垂不朽！
竹蒺藜，也向人们宣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敢于斗争，即使用最不现代化的武器，也能够打败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
从竹蒺藜，我们又讲到南方。
“哈，在南方，美吴集团现在又大吃竹蒺藜的苦头了。”
制兰园同志的家乡就在南方，他的这种战斗的豪情更容易感染别人。南方，是个美吴集团的牢狱和杀人场，是美吴集团为非作歹的罪恶渊薮［sǒu］，可是，南方也是这些两脚豺狼们的坟墓！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英雄的民族，有着团结和英勇不屈的斗争传统。……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下，为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的统治而战斗。”
这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庄严号召。它成为一阵阵激越的战鼓声，鼓舞更多的人拿起竹矛和长枪，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用行动粉碎敌人的“战略村”、“稠密区”；用铁拳反击敌人的武装镇压和血腥屠杀。
在今年4月和5月，南越有一百多万人举行集会和示威，抗议美国的侵略和吴庭艳集团的暴行。……被迫集中到“战略村”的居民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纷纷起来拆毁铁丝网和竹篱笆，烧毁房屋，逃回自己的家乡。
南越稼来省的人民从今年4月到6月初就捣毁了四十二个“战略村”，使十八个村庄的居民免于被逐灾难。在美萩省和鹅贡省，也有二十个“战略村”不久前被关在那里的人民捣毁。到5月28日为止的九天中，槟椥省的人民就捣毁了二十一个“战略村”和“稠密区”。
越南南方人民和武装自卫队在今年头五个月中就打死、打伤和俘掳美军官兵六十七名。据不完全的统计，广南、广义、平定、富安、稼来、昆嵩等省的人民自卫武装力量在今年头四个月抗击美吴集团的“扫荡”中，打死美国侵略军和吴庭艳伪军共一千八百六十三名，打伤九百八十一名，俘掳六百三十五名。
（以上见7月7日人民日报）
在这些令人振奋的消息后面，我仿佛又看到一片竹蒺藜，遍布到南越的山区和平原，森林和沼泽，遍布在西贡郊区和金瓯滩地，遍布在所有那些“稠密区”、“战略村”的周围。这绵延不尽的竹蒺藜，代表着越南南方一千多万颗不屈的心，代表着南方战士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它们永远那么忠贞，那么挺拔，那么坚定，那么犀利。在这无边无际的竹蒺藜面前，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和它的走狗吴庭艳集团，必将寸步难行，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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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诗画配
药方儿难开
谢榴画 天马诗美国司令眼发呆，愁肠百结不开怀，眼看奴才病愈重，奄奄一息要垮台。一个个药方儿全不灵验，神丹妙药消不了奴才的灾：这光闪闪的金元丢下了水，这亮晶晶的武器白送来，班门弄斧搞啥“丛林战”，打人不着反把拳头挨！“战略村”变成“战斗乡”，铁丝网拦不住怒涛澎湃！……诸位先生有何妙策，救一救吴庭艳这个狗奴才！喽啰们低头弯腰不开口，一个个抓耳又搔腮。难难难！难坏了美国司令，这药方儿实在难开！（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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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南南方革命诗抄 保卫家乡山林静悄悄，夜深雾茫茫，强盗毁家乡，扫荡我西原。四乡齐出动，保卫夜安宁。梆子敲不停，战鼓在催人，愤怒锣声响，四处烽火燃。竹梆叫醒人，队伍排齐整，战鼓催进军，把战斗来迎。铜锣声助战，沸腾我心胸，漫山和遍野，红绿旗飘扬
（注）！收紧包围圈，活捉美吴狼，豺狼无处躲，枪杆满地放。
（注）红绿旗指的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 找北斗星斜卧网床树荫下，夜半树影多浓密，在整个世界里，只有我知道这片土地。我细听心儿跳动，好像有人在漫步，穿过摆动的树隙，星光的影子朦胧而颤抖。七个星座的北斗星，今夜跑到哪儿去？北斗星就在这里，它在我的眼中，日夜放射着光芒。蝙蝠拍击着翅膀，猫头鹰凄厉地嘶叫，森林道路连绵不绝，北斗星，我们的引路人！ 墓前花开昨天你遭害，尸首村头晒，敌人临走时，瞪眼来恫吓：他是共产党，不许谁葬埋。不许谁葬埋？豺狼刚回窝，朱漆红棺材，把你来收埋！送殡的人们，整乡又整街。不分老和少，人群挤不开。墓在高冈上，姐送鲜花圈。妹剪玫瑰枝，培植在门前。玫瑰花盛开，芳香飘满山。豺狼从此过，闭眼不敢看。革命烈士墓，玫瑰红似火。鲜血来塑作，青史写颂歌。 哥尼亚树影清晨妹耕田，看到哥尼亚树影，树影斜照妹胸前，回家想念情哥夜难眠。下午妈妈上山坡，看到哥尼亚树影，树影照在妈背脊，回家想起你，妈嘤嘤啜泣。妹问哥尼亚树：“风云吹到哪儿去？”“吹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妈问哥尼亚树：“树根向何处吸水？”“是北越水源来喂养。”蚯蚓靠土地而生，云雀以森林为家，妹和妈想念你，我们都靠北方水源来抚养！像哥尼亚树影，像哥尼亚刮来的风一样。
〔荷列族诗歌〕 绣花巾会场阴影下，晌午坐纺纱，纱长胜云带，白如瀑布泻。黄昏织机旁，把纱染成蓝，兰叶由你采，变成绣花巾。妈问花巾美，为谁费心机？含笑朝北望，嫁妆等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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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小语
南越人民的心声
我们今天向读者介绍几首越南南方人民的革命诗歌。作者并不是有名的诗人，甚至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这些诗歌在越南南方流传很广，它们表达了南越人民对北方的怀念，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集团的憎恨，也表达了他们要求解放、要求祖国统一的战斗意志。正像越南南方广泛流传的两句号子所说的：“海枯石烂不变心，南方北向一条心！”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最后一定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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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勇于探索，敢于吸收
——听上海民族乐团演出后
杨琦
上海民族乐团到北京演出，他们把多年在艺术创造上的成果，呈献给首都人民。
这个艺术团自1952年成立以来，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不仅使自己具备了较高的演奏水平，同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以整个来看，能给人以具有江南音乐所特有的那柔丽俊逸的风格的感觉。他们那种勇于探索尝试、敢于吸收借鉴的精神，使我深有所感。
民族乐器是否能表现现实生活？是否能反映我国人民今天的精神面貌？上海民族乐团的作品作了很好的回答。例如器乐合奏《东海渔歌》（马圣龙、欧冠仁作曲）这个作品，就反映了浙江海上渔民和大自然英勇斗争的气魄和形象。作者感受了渔民的生活和斗争，掌握了当地民间音乐的规律和特点，运用了舟山渔民号子和浙东民歌，形象地体现了作品的内容。
从个别乐器来看也如此。著名的笛子演奏家陆春龄创作了几个表现现代题材的作品。他把笛子这种乐器的表现能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它不仅能表达人的内心情绪的复杂变化，也能表达宽广的生活场景。前者如《今昔》，后者如《奔驰在草原上》。《今昔》是一首脍炙［kuài-zhì］人口的优秀作品，它深刻地反映了作者自己对新旧社会的感受。我们可以从他的笛声中体验到他对旧社会的黑暗的申诉以及对新社会的歌颂的感情表现。这个作品主要是抒写内心情感，而《奔驰在草原上》则是着眼于客观景物的刻划。他巧妙地在笛子上吹出马头琴的音色，一开始就把人带入辽阔的草原的想像。接着是一段节奏性较强的中板和欢快跳跃的快板，最后通过对马群奔驰远去的描绘，突现了草原牧民生活的形象。这首新作在笛子的技巧运用上又有新的发展。
他们在写作轻音乐性的作品方面，表现的创造性和大胆探索吸收的精神更为突出。他们创作、改编和移植了大批这类的作品。用民族乐队写轻音乐并不出奇，但用京剧曲调来写轻音乐实属创举。作者把西皮流水、原板过门和外国轻音乐的节奏和方法巧妙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风格，的确是匠心独运，乐曲虽小，意义却大。其他如由日本乐曲改编的《摇篮曲》、由越南乐曲改编的《当黎基玛花开的时候》、由苏联乐曲改编的《月光曲》，都表现了不同的创造性。它们既能保持原来乐曲的精华和特点，又能体现轻音乐的风格和情趣。他们在向民族民间音乐发掘轻音乐因素和利用我国轻音乐表现手法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经验，为轻音乐民族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较好的材料。
我以为，有些创作（包括《东海渔歌》）比较重于造型性的发挥，而忽略抒情性的因素，因此影响乐曲的感染力和深刻程度。在整理和加工古典乐曲和民间乐曲方面也是有成就的。譬如孙裕德整理加工的《月儿高》（原名《春江花月夜》）和《潇湘水云》，表现了作者对古典乐曲的独特理解。《将军令》、《三六》也能发挥原曲的特点，扩大原曲的表现内容。为了使古代乐器能表现现代生活，还大胆地尝试用李劫夫作曲的《蝶恋花》改编为古琴箫合奏，也能给人以一定的感染。
上海民族乐团在表演艺术上的成就是很大的。特别突出的是陆春龄的笛子独奏。有人称之为“魔笛”，洵非虚语。这次陆春龄不但演奏了自己的创作，还表演了用瑞典民歌改编的《三个姑娘在歌舞》。他用“加罗列”三孔笛吹奏的《友谊舞曲》，更是绝妙。他的笛子技巧十分全面，表现力强，风格富于华彩，音色、力度和节奏变化多端。陆春龄那种善于吸收的精神，十分值得学习。小合奏也相当精彩，很有表现力。
从整个乐队来看，演员都有较高的水平，技术娴熟，作风认真。各声部的平衡保持得很好，同时又能较充分地发挥各种乐器的性能。特别是拨弦乐器和打击乐器技艺的发挥，值得称道。在运用外国音乐的经验如和声配器手法方面，不仅不损害民族乐器的风格特点，又能丰富它的表现力，这就很难得。如果说乐队音响略缺光彩，这是由于表现江南音乐风格所决定的，不能算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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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夜
王磊雾像梦一般的缥缈，梦像雾一样的轻柔，报警的枪声像尖刺，在宁静的夜空中颤抖。人声屏息步声急，身影晃动流星疾，甜睡的人们都来了，高大的松林也立正看齐。“猎网就应该这样张开！”一个安详的声音在幽暗中响起。“敌人敢来我们就收网，管它是蠢猪还是狡猾的狐狸！”雾像梦一般的缥缈，梦像雾一样的轻柔，甜睡的人们又甜睡了，老战士的话萦绕在每个人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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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药也会变么？
文益谦
同几位大夫谈到治病用药，很有心得。
据大夫们说：现在有的病人要求高了，不管大病小病、伤风咳嗽，一来就要求大夫用“潘金链”给他治病。
潘金莲能治病，这不是讲笑话么？
大夫们笑着给我解释：这可不是《水浒传》中武大郎的妻子、武松的嫂嫂潘金莲。这是我们给病人治病的三种药——潘尼西林、金霉素和链霉素。现在的病人动不动就要求用这几种药；不用，他不满意。
病人要求用有效的药物给他治病，岂不是合理的？这不正是说明我们的医疗条件提高了，病人的医药知识也提高了么？
几位大夫不觉掩口而笑。他们说：能有这几种“抗菌素”治病，说明我们的医疗条件提高了倒是实在的。可是如果像这样滥用下去，医疗的效果不但不会提高，而且要大大降低，最后要使这几种“抗菌素”完全丧失作用，甚至还会引起正相反的效果。
这几位大夫的话，把我吓了一大跳。药也会变么？有效的良药，为什么会变成无效的呢？
于是，他们把细菌和细菌之间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详详细细地演说一番，才使我顿开茅塞，若有所悟。
我没有学过医学、生物学、化学或药物学，这是生平的一大遗憾。但是听了大夫们的话，却也大有所得。一百多年前达尔文写《物种起源》（1859年）时，早就告诉过我们，一切生物（动植物）是进化的；一切生物都能适应客观环境发生变异，即所谓“自然选择”的物种发展规律。列宁曾经称赞他是科学上的伟大革新者，说“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但是我们却还有不少的人不懂得这个观点。病菌是微生物，抗菌素“潘金链”也是微生物的代谢体。微生物同微生物之间，不但有对立的关系，也有统一的关系；还有从互相对立斗争转化为统一、共生的关系。抗菌素对某些危害人身的病菌，一个时候，是有抑制和杀死它们的作用的，但是经过若干次的斗争之后，在另一时候，病菌会改变自己来适应这种对立物，使抗菌素失去作用。据大夫们说：有一种噬［shì］菌体本来是以吃细菌为生的，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细菌却能发生抵抗噬菌体的能力。当然，这种变化并没有完结，还可能另有变化。总而言之，任何一种生物都不是永久不变的；抗菌素的作用不是绝对不变，被它所抑制或杀灭的病菌也不是绝对不变。抗菌素的杀菌作用只是相对的、有限的，把它看作永久绝对有效的药物，那就错了。
大夫们的这一席话，使我想起毛主席所说的话：“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可见治病用药，也该懂得一点唯物辩证法；而且我也想到：岂独治病用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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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话》序言
晦庵
我写《书话》，开始于1945年的春天，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蛰居上海，有时披览书籍，随手作些札记。最初给我以发表的光荣的是柯灵同志主编的《万象》。不久，柯灵同志被敌宪逮捕，感谢友情的支持，我从别人口里得到他间接带出来的消息，仓皇离家，一面以“王晦庵”名义，从龙华弄到一张“居住证”，一面又在寓所附近另外找个安身的地方，独自住了下来。刚刚开始的《书话》，就这样宣告中断了。
这一阵风声很紧张。留居上海的熟人，一个个决定分头出走，我的离寓暂避，目的也是为了等关系。长夏缓缓地消逝了。到8月，日本投降，大家离沪的计划又纷纷打消。有一个时期，我因忙于别的工作，形成了与“书”无缘的局面，当然也无从“话”起。至于再次为《书话》执笔，则是出于《文汇报》编辑的敦促，他们指《万象》上的文章为例，约定每天一段，长短不拘。我于是又动起手来。其实发表的地方也不限于《文汇报》一家，先后登过《书话》的还有《联合晚报》以及杂志如《文艺复兴》、《文讯》、《时与文》……等。不过登载数量最多、时间最长的，还是《文汇报》。计算起来，大约写了一百篇光景。后来又突然中断了。这次中断也有一个为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内幕。1956年，当《读书月报》约我续写《书话》的时候，我曾在《开场白》里交代过。现在就把它摘录在下面：
……有一次，我的《书话》终于碰痛了一个大特务。他在汪伪时期担任过伪中央大学的教授，在上海开过旧书铺。利用书店做他鬼鬼祟祟［suì］的工作。“八·一五”以后，国民党官员“从天上飞过来，从地下钻出来”，到处“劫收”。这位“教授”兼书店老板摇身一变，居然成为红极一时的“要人”。我在《书话》里揭破了他过去的历史。他派《中央日报》总主笔来找我，要我在《书话》原地更正。否则的话，他手下有三百名全副武装的“豪客”，随时随地可以枪毙我。人要活命，这是不错的，可是人也要有能够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力量。我写的既然都是事实，事实又怎么能够更正呢？主笔劝我和他当面谈谈。我想，我诚然闲得发慌，却还没有“吃讲茶”的工夫，便决定由他去。乱世人命，这一点我很懂得，只有坐以待“毙”而已。不知道为什么他终于没有执行这个枪毙的判决。倒是《文汇报》编辑爱惜我，从此就不再来逼我写《书话》了。天下可做的事正多，我也乐得趁此放下这副担子。……
《书话》在解放前就是这样结束的。解放后为《读书月报》写的也不多，大约连载了三、四期，我又忙着去干别的什么了，刚开头就煞了尾。去年起重新执笔，则是登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当时曾经公开声明，没有时间不写，有时间写一批，陆续刊出。几个月来，或断或续，一共写了二十几篇。北京出版社要我编个集子，我觉得数量太少，旧稿又大都散佚［yì］，只能就手头剪存的部分选改十几段，合成四十篇。即使如此，它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册子。
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词话、曲话，也有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书话》综合了上面这些特点，本来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不过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至于以后会写成什么样子，这是将来的事，不必在这里预告。说句老实话，我并没有把《书话》当作“大事业”，只是在工作余暇，抽一支烟，喝一盅茶，随手写点什么，作为调济精神、消除疲劳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也希望读者只把它看作是一本“闲书”。当你们工作后需要休息的时候，拿来随便翻翻，如果居然能够从中看到一星有用的东西，那末，你们的任何一点收获同时也将是作者的收获。
至于文章的写法，我倒有过一些考虑。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通过《书话》，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也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我现在可以向读者坦白：我是一个和文字结了缘的人，不得不时时探索这些问题，《书话》是我的描红本，它给我以锻炼笔头的机会。十几年来，所以一直没有放下《书话》的写作，这就是唯一的秘密。艺术无止境，自然，我的尝试是失败的，这个小册子就是一个失败的标本。有什么办法呢？虽然白发偷偷地爬上两鬓，而我还在为自己的描红本感到害臊。
196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