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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工作者系统研究曲耀离植棉经验
曲耀离棉花高产主要原因是伏前桃结得多，伏中桃保得好，增加伏前桃和保护伏中桃的基本经验是“看苗控制生长”，适当浇水施肥
新华社太原讯 科学工作者正在系统地研究总结我国著名植棉模范曲耀离的植棉经验。
根据科学工作者的观察、化验、分析、研究，了解到曲耀离所种棉花能够高产的原因，主要是伏前桃结得多，伏中桃保得好。增加伏前桃、保护伏中桃的基本经验是“看苗控制生长”，其重要手段就是“蹲苗”。研究人员从大量调查、观察和化验中得到的资料说明：曲耀离采取“蹲苗”的时期，正好是棉株从营养生长转化到生殖生长（从现蕾到开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适当控制肥和水，从而形成棉株的良好根系，协调棉株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使有机合成物质更多地运输到蕾、铃中。同时，因为控制棉株上部的生长，降低株高增长速度，缩短节间，控制叶面，能形成紧凑的株型，推迟棉花封垅的时间，使棉花在伏中仍能有比较好的通风透光条件，降低株间空气湿度，防止伏桃脱落。研究人员经过对棉株化学成分的分析和测定，已初步肯定了“蹲苗”的一些规律。
“蹲苗”是曲耀离获得棉花高产的手段，服务于“蹲苗”的，还有他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三看”经验，即看苗浇水、看苗施肥、看苗中耕。这是实现“蹲苗”的最有力的措施。目前，科学工作者正在进一步探索这方面的经验和理论根据。
为了研究总结曲耀离的丰富的植棉经验，早在十年以前，山西省的有关棉花科学研究单位就已经派技术人员给曲耀离当徒弟，同他一起整地保墒、春耕夏管，观察和记录他在多变的自然条件下如何耕、种、锄、管理、施肥、浇水等的操作技术，收集了大量技术资料。去年，山西省棉花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调集十多个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组成曲耀离植棉技术研究小组。他们一面派人到曲耀离的棉田里作更深入的观察和考查，及时提供最直接的科学资料；一面又请曲耀离当师傅，由研究人员亲自动手，在山西省棉花科学研究所的试验田里种了一亩半“岱字十五号”棉花。试验田划分为七个小区，包括旺苗、壮苗、弱苗、旺苗到壮苗、壮苗到旺苗、壮苗到弱苗、弱苗到壮苗，从春耕整地、播种到中耕、管理、浇水、施肥等操作，都根据曲耀离在观察棉花生长情况后决定的措施来实行。在棉花生长的各个时期，研究人员采集了大量根、茎、叶、铃、花、蕾，作了各种细致的养分转化和生育调查，系统地研究曲耀离所种棉花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变化规律。今年，山西省棉花科学研究所和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又邀请山西省土壤肥料科学研究所参加，共同组成一个研究组，着重研究曲耀离的“三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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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批评建议的反应
感谢大家的关怀
4月16日人民日报二版发表我写的《希望兽医人员下乡防治鸡瘟》的信以后，中央农业部给陕西省畜牧厅发了加急电报，紧接着陕西省畜牧厅、大荔县人民委员会都派了兽医来我场进行防治工作。我先后又接到人民日报读者沈阳市沈河电线厂王培旭、上海市马当路荣华里八十一号孙嵩清、杭州大学许士雄、北京市通县张家湾照相部高立安等二十多位同志的来信。他们有的介绍了防治鸡瘟的办法，有的愿意帮助我们购买治鸡瘟的药品。
现在，我们这里的鸡瘟已经基本上扑灭了。我们农场的全体职工感谢领导机关对我们的关怀，更感谢千里之外的关心我们生产的诸位同志。
陕西大荔国营?苑农场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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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心改变马虎作风
读了6月13日人民日报二版《出厂时马虎大意，钉错牌急煞人》的读者批评后，我们感到非常抱歉。由于我们工作中一时的马虎大意，给兄弟厂带来了很大麻烦，这是完全不应该的。最近，我们已组织专人，对库存的三百多台产品，逐台进行了一次详细检查，以防止再有钉错标牌的机器出厂。这里，我们除向北京供电局修配厂职工同志表示道歉与感谢外，保证今后一定要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沈阳市实业电机厂
（原沈阳公私合营中国实业电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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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建议
不要轻视三毫米
我们厂里用的眼镜钉，向来都是从上海眼镜厂采购的。这种眼镜钉的长度，实际上可以缩短三分之一（三毫米左右）。因为目前各地生产的眼镜架的料身厚度，包括钉上去的铰链，不过四毫米左右；而上海来的眼镜钉长达十毫米，因此铆钉时必须剪除三至四毫米。
眼镜钉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但上海眼镜厂除了自产自用外，还大量供应外地眼镜厂，总产量并不小。眼镜钉是用铜制成的，铜是国家的重要物资。一只眼镜钉节约三毫米不足为奇，但是千万只眼镜钉都能缩短三毫米，那就不是个小数目。我建议上海眼镜厂今后量体裁衣，尽量节约宝贵原料。
浙江宁波勤俭眼镜厂 王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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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雄狮”牌油墨 质量需要改进
我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和油墨纸张打交道。过去我用惯了上海公私合营通文油墨社出品的“三环”商标油墨和北京人民印刷厂出品的“钟声”油墨。最近因为没有买到这种油墨，就买了汕头地方国营印刷厂出品的“雄狮”商标誉写油墨。但是，用它印出的讲义教材一点也看不清，只是黑麻麻的一团。我曾在刻字和调拌油墨上想了不少办法，结果还是老样子。前几天学校又买到了几盒“三环”和“钟声”牌油墨，我就毫不费力地印出了字迹清楚、颜色鲜亮的文件。由于“雄狮”牌油墨的质量不好，叫我白白浪费了许多纸张、时间和精力，我希望汕头地方国营印刷厂切实改进产品质量，别再让这种质量低劣的油墨出厂。
四川南江县正直中学 杨峻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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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到沈参观访问
二千多人在车站热烈欢迎 黄欧东省长举行宴会
新华社沈阳1日电 由朴金喆团长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今天上午在归国途中由天津乘专车到达沈阳参观访问。贵宾们在沈阳车站受到辽宁省和沈阳市各界二千多人的热烈欢迎。
今天，沈阳车站站台上悬挂着欢迎朝鲜贵宾的巨幅标语。穿着各色鲜艳夏装的男女青年和手捧鲜花的少先队员们，早就齐集站台等候贵宾们到来。八时三十分，贵宾乘坐的专车驶进车站时，乐队奏起欢迎曲，男女青年们欢欣鼓舞地挥动着中朝两国国旗、彩旗和鲜花，欢呼声与锣鼓声响成一片。
贵宾们走出车厢，同前来欢迎的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辽宁省省长黄欧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驻军首长陈锡联上将、赖传珠上将，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焦若愚，沈阳市市长刘宝田等省市党政军负责人，以及各民主党派辽宁省地方组织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等一一握手。一群少先队员把一束束鲜花献给全体贵宾。
当主人们陪同贵宾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走出车站时，欢迎群众摇动鲜花、彩旗，高呼“向英雄的朝鲜人民致敬”、“金日成首相万岁”等口号。
贵宾们离开车站以后，由黄火青、黄欧东等陪同，乘车参观了沈阳市容。今天适逢假日，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断地向贵宾们热烈鼓掌表示欢迎。
今天，贵宾们在沈阳还参观了辽宁工业展览馆和沈阳重型机器厂，游览了北陵公园。
晚上，贵宾们出席了辽宁省省长黄欧东为欢迎他们而举行的宴会。黄欧东省长和朴金喆团长先后在宴会上讲话，热情地赞颂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黄欧东省长说，朝鲜是辽宁省隔江相望的近邻，全省人民对英雄的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国人民的安全感受最深。他代表省市党政机关和省市人民，向兄弟的朝鲜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朴金喆团长在讲话中说，辽宁省同朝鲜不仅在地理上很近，而且有着伟大的朝中友谊的纽带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他还说，朝中两国人民以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将和鸭绿江水一样万古长流，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破坏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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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上演郭沫若新作《武则天》
据新华社29日讯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6月29日起在北京上演郭沫若新作历史话剧《武则天》。
这个戏通过武则天与当时的反动豪门贵族势力进行尖锐政治斗争，粉碎裴炎、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叛乱阴谋的故事，塑造了武则天雄图大略、政治修明的形象。
这部戏是由导演过《虎符》、《蔡文姬》的焦菊隐和梅阡合作导演的。大部分演员也演过《虎符》、《蔡文姬》等剧，他们这次在排演《武则天》中，又进一步要求在历史剧的表演艺术上提高一步。
这个戏在排演中，还得到了剧作者郭沫若和戏剧、历史专家们的热情关怀和具体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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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湖北通讯
争伏桃
——在棉区一个大队里的见闻
湖北日报记者 洁民
当前正是棉田管理抢火候的季节。在这个期间，抓紧追肥、锄草、治虫，就可以多结伏桃。伏桃多，这就意味着棉花的质量提高，产量增加……。
在棉区，“芒种”节令标志着新的战斗开始了。在这以前，保证棉花播种面积是生产活动的中心；这以后，主要是搞好田间管理，力争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记者在“芒种”前后，就棉田管理问题，在广济县龙坪公社朱河大队作了一次访问。
当务之急
朱河大队是鄂东棉区的一个大队。1957年以来，棉花面积一直保持在三千至三千四百亩之间。但是，每年的产量高低悬殊。例如，1959年面积略大于1957年，而总产量只及1957年的62．3％。这说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很大的潜力。
潜力主要在多结伏桃上。这里的农民回忆，凡是棉花产量高的年份，都是由于伏桃结得多。1957年，棉花单产平均每亩二百五十六点八斤籽棉，那一年伏桃棉占了三分之二以上。
社员说，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改进培育管理方法，对增产有很大的作用。目前正是棉花的幼苗时期，这些幼苗大部分时间是在前茬［chá］作物的荫蔽中度过的；由于不便管理，草荒、脱肥严重，生长不好。前茬作物收获之后，棉田管理就提到日程上来了。大量结桃虽然在“芒种”后四五十天，但是争取多结伏桃的工作，实际上从现在就开始了。说“芒种”之后争伏桃是当务之急，一点也不过分。两个毗邻生产队去年的棉花产量，可以证明这一点。刘墩上生产队去年亩产籽棉二百一十一斤，西向生产队只有一百四十四斤。西向队的社员说：旱情一样，施肥量不相上下，产量低，主要是因为错过了苗期管理。农谚说：“芒种、夏至不要困，一道锄头一道粪”，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是培育管理的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看到，为了争取多结伏桃，社员们的确相当紧张。他们大都在天蒙蒙亮时就起床下地，中午约略休息一两个小时，然后一直干到天黑才回家。有人给这一段的棉田管理起了一个生动的名字——抢险。意思是把那些为杂草荫蔽，在草苗竞长中草压倒了苗的地叫做险区，直到除草灭茬以后，苗的长势压倒了杂草，草荒威胁解除了的时候才算作脱险。值得高兴的是，到6月上旬，这里90％的棉地已经脱险，而且中耕、施肥、除虫等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
争伏桃的面面观
我们在争取多结伏桃的田间管理中，看到了许多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它们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今年，棉苗出林以后，一般长得比较齐整茁壮。“苗好一半收”，这是争伏桃的一个极有利的因素。苗好的原因是去年冬天全大队的棉地都普遍压过一次土肥，棉花出苗以后，又在一部分棉地进行过麦林施肥。施肥数量是近两年所不及的。但正是因为地肥，草荒现象比往年突出了。怎样灭草荒，成了每个社员担心的事。大队队长何火贵说，棉苗出林以后，他脑子里就装满了草，无暇顾及其他，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基于这种情况，苗期管理中是先施肥后锄草，还是先锄草后施肥，对这个问题，人们是有争论的。主张先施肥的理由是，有利于棉花幼苗的发育成长；主张后施肥的，则说草不锄夺了苗肥，加重了草荒的威胁。后一种意见在近两年占了上风。可是，这里有一种雷公草长得很快，又难得锄死，要连锄三四次，直到气温暴热，才能抑制生长，如果等除完草再施肥，施肥期便延迟了一个月。棉花幼苗得不到正常的营养，就会十分虚弱。后来追肥虽然也有些功效，但因基础不好，上重下轻，棉花畸［jī］形发展的结果是结桃少，脱落多。在这种利害得失之间，情况是错综复杂的。怎样择其利而避其害，是先施肥还是先锄草？看来这不是少数几个干部所能决定的。在利害得失的选择之间，这就需要依靠群众，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来办事了。
这个大队自从1958年以来，由于棉花和花生的产量有所下降，饼肥不如1957年多，地力有些减退。这是今年棉花生产中的不利因素。当社员认清了这个情况以后，特别是贯彻执行积肥投肥的政策，积农家肥和自然肥的劲头提高了；今年有些生产队甚至派出部分劳力长年住在外面捡粪。这样就保证了在灭茬时普遍施过一次肥，剩下的肥还够60％的棉田再施一次。这一点说明，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是搞好生产的关键。
今年，朱河大队党总支特别重视执行各项政策，思想教育工作也做得比较细致深入。他们把国家的经济形势、植棉政策和完成植棉计划的各种条件揉在一起，使社员既看到完成任务以后，对国家对自己的好处，又看到完成任务的各种条件；细致之处就在这个工作不是突击地做一阵了事，而是随着季节的推移，在棉花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做。我们来的时候，正是争伏桃的紧张时刻，各个生产队都根据目前棉苗的长势对照政策，计算今年从种棉花中能够得到多少好处。同时，还讨论了争伏桃中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以及急需解决的问题。尽管今年草多草厚，群众的对策也是很多的。目前，全大队60％到70％的棉地锄过三遍草，没有脱险的棉地不过10％左右。从总的来看，争伏桃的形势是比较好的。
不过，目前只是初步解决了苗期管理中的一个草荒问题，还有中耕消灭板结、喷药消灭虫害以及施肥等问题都需要跟上去。争伏桃的工作依然十分紧张。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大队棉田管理中生气勃勃的场面之后，心头是轻松的愉快的。
（原载《湖北日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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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伊川县平等公社马回营大队第十二生产队社员，在棉田中耕锄草
高显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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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美术展览会闭幕
观众达二十四万五千人
据新华社1日讯 “全国美术展览会”今天闭幕。这个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而举办的展览会，展示了二十年来我国美术事业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光辉照耀下蓬勃发展的面貌。
展览会开幕一个多月来，观众达二十四万五千人。
陈列在美术馆正厅的一些大幅革命历史油画，描绘革命英雄人物和人民斗争生活，使观众得到鼓舞。新老油画家们在创作中，不仅扩大了油画的题材范围，而且在表现技巧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中国画展品中，可以看出中国画在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的精神面貌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1942年直到目前各个时期的版画展品，可以看到版画家们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下，认真学习了民间美术和民族美术传统。观众普遍赞扬漫画家们在作品中贯彻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要求，起到了文艺尖兵的作用。近数年来，雕塑作品有了新的发展。
连环画、年画、宣传画、水彩、素描、速写、各种美术出版物等展品，也都以自己的艺术特色受到观众的赞赏。展出的工艺美术品，如图书装帧、生活用品等，既实用，又美观，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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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钢铁研究院副院长丘玉池逝世
新华社1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金属学会副秘书长、钢铁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共产党党员丘玉池同志，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1日三时二十七分在北京逝世。
丘玉池同志的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由王鹤寿任主任委员，委员有刘西尧、严济慈、张苏等三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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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八百万蒋匪军的覆灭
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下败将蒋介石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下，又在蠢蠢欲动，妄想爬上大陆，实行反革命复辟，重新骑在中国人民头上。
蒋介石匪帮的痴心梦想能够得逞吗？当年八百万蒋家匪军复灭的历史，就是最好的回答。
1946年7月，蒋介石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当时，蒋介石匪帮自以为本钱很大，张牙舞爪，不可一世。蒋介石和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当时都不止一次地断言：“两个月内消灭苏北中共，五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他们捧着如意算盘算了几笔账：他们的总兵力有四百三十万人；他们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美国给他们打内战的贷款、物资等达数十亿美元，并且用现代化美式武器给他们装备了四十五个师，美元和美国武器还在源源而来；美国又用飞机、军舰，把他们的五十四万多部队送到了进攻解放区的第一线，完成了进攻的军事部署；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九万多人，可以直接协助他们进攻解放区；蒋占区还拥有三亿以上的人口，控制着全国所有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他们自以为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胜利易如反掌。而人民方面的力量呢？按照他们的估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已经打得精疲力竭，而且只有一百二十万人，装备是小米加步枪，在数量和装备上远不及国民党军队；解放区只有一亿多一点的人口，其中大部分地区的反动封建势力还没有被肃清，土地改革还不普遍和不彻底，也就是说，人民解放军的后方还不巩固。蒋介石匪帮就这样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人民的力量，在其美国主子的支持下，兴冲冲地驱赶着百万匪军，向解放区杀奔而来。
可是，历史的车轮并不按照反动派的梦想运转。正如毛主席当时所指出的：“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在战争的头八个月，即1946年7月到1947年2月，蒋介石匪帮挨了当头一棒。战争一开始，蒋匪帮出动了它的80％的正规军，即一百九十三个旅（师），约一百六十万人，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则采取积极的防御作战方针，在各个战场上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华东人民解放军在苏北地区七战七捷，歼敌五万多人。其他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也予敌迎头痛击。在这八个月中，人民解放军经过大小一百六七十次作战，共歼敌七十一万多人。蒋介石匪帮五个月消灭人民解放军的牛皮，就像一个肥皂泡一样完全破灭，“全面进攻”也就此告吹。
遭到沉重打击的蒋匪帮从1947年3月起，不得不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就是说，集中兵力进攻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山东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这是解放战争中出现的第一个转折。但是，蒋匪帮的重点进攻比全面进攻失败得更快。向陕甘宁解放区进犯的蒋匪军三十四个旅，共二十三万余人，被人民解放军牵着鼻子在陕北作“武装游行”，损兵折将三万一千余人。在山东战场上，蒋匪军败得更惨：在泰安、临沂一带被歼二万多人，接着，他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又在孟良崮地区全军覆没。这时，其他战场上的蒋匪军已被迫采取守势，接连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捶击。仅东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就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中歼敌八万三千多人，解放城市四十二座，迫使蒋匪军主力龟缩在沈阳及其附近地区。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战争第一年较量的结果，人民解放军总计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非正规军还不算在内。
战争形势在第二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经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在南线和北线同时展开了战略反攻，蒋介石匪帮则由战略进攻转入了被动的战略防御地位。
1947年7月初，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连续歼敌九个半旅共五万六千多人后，又长驱直下大别山，威震大江南北，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接着，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太岳兵团又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我华东野战军也挺进鲁西南，在豫皖苏地区向蒋匪军发动猛烈攻击。与此同时，我东北野战军发动了规模巨大的秋季攻势，我晋察冀、热河、冀东和西北等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向蒋介石匪军大举出击。在人民解放军这个声势浩大的全面反攻总形势面前，蒋介石匪帮被迫采取了“全面防御”的方针，摆开架子在全线挨打。在半年中蒋匪军被歼七十五万多人。到1947年底，战争已经主要不是在解放区进行，而是在蒋匪帮统治区进行了。
1948年初，节节失败的蒋介石匪帮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的方针，在美国“顾问团”的授意下，实行所谓“重点防御”的“新战略”。但是，这个“新战略”也挽救不了蒋匪军的命运。在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钧的攻势下，蒋匪军的一些战略要点和坚固设防的城市相继失守，整军整师的蒋匪军遭到包围歼灭。在战争的第二年，人民解放军又歼灭蒋匪军一百五十二万多人，解放城市一百六十四座。这时，经过不断抓丁补充，蒋匪军虽然还有三百六十多万人，但除去后方守备部队，能集中于前线的部队仅有一百七十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已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并以缴获的大量现代化武器，增强了自己的装备，组成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
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即1948年7月至12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成十万甚至几十万人的蒋匪强大兵团一个接一个被歼灭，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从长期的劣势转入优势。华东人民解放军在9月发动的济南战役，只以八天时间就攻克了有十多万蒋匪军守备的战略要地济南。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发动了著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蒋匪军进行了主力决战。东北解放军进行的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消灭蒋匪军四十七万多人，全部肃清了东北地区的蒋匪军，解放了东北全境。第二、第三野战军在徐州附近发动的淮海战役，历时六十五天，歼灭蒋匪军五个兵团，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共五十五万五千多人。解放了东北全境的第四野战军又挥戈南下，和华北的两个野战兵团一起，在1948年12月5日发起了平津战役。这一战役，蒋匪军被歼和接受改编的共五十二万多人。华北全境至此基本获得解放。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使蒋介石匪帮在不到四个月中丧失约一百五十四万多人。蒋介石匪帮用来打内战的资本已经基本输光，蒋家小朝廷摇摇欲坠。在蒋匪帮拒绝接受和平条件之后，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横渡长江，彻底摧毁了蒋匪的“千里江防”。渡江后的第三天，即4月23日，解放了蒋介石国民党匪帮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至此，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告灭亡。随后，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又以疾风扫落叶之势，猛烈扫荡溃敌。从4月下旬到12月底，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太原、杭州、南昌、武汉、西安、上海、福州、兰州、西宁、银川、广州、贵阳、桂林、南宁、重庆、成都等中心城市；湖南、绥远、新疆、西康、云南等地则以和平办法获得了解放。蒋介石残余匪帮逃到了台湾。
1950年，人民解放军又进行了英勇的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并且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进驻西藏。这样，除了被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残余匪帮所盘踞的台湾尚待解放外，人民解放军已经把解放的红旗插遍全中国。
从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的四年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共消灭蒋匪军八百零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人，缴获各种炮五万四千四百三十门，各种机枪三十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八挺，飞机一百八十九架，舰艇二百艘，坦克和装甲车一千多辆，汽车二万二千零一十二台，以及大量其它武器装备。
全国解放以后，经受长期严峻考验的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又进行了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设，现在，它已经成为一支拥有各个军种、兵种的强大国防军。而逃窜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匪帮只剩下五十多万人，仅仅因为在美帝国主义的卵翼下，才得以苟延残喘。蒋匪帮妄想以这一小撮残兵败将来冒犯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毛主席早在1945年就说过：“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如果蒋介石匪帮敢于蠢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坚决彻底消灭它，让蒋匪帮“彻底舒服”。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