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1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西班牙文版的出版
古巴驻中国大使 皮诺·桑托斯
我们大家欢聚一堂来庆贺中国政府最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西班牙文版。这件大事使古巴驻北京大使馆的全体人员感到当然的高兴。同时,我们相信,我们在这样一个愉快的时刻所感到的高兴的心情,也反映了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伟大领袖怀着最深切的钦佩和最真挚的爱戴的古巴人民的高兴心情。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早就了解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其他领袖的文艺和政治的著作。最近我国出版了若干部这种著作和刘少奇主席的最有名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虽然如此,诸位可以相信,毛泽东主席的又一部分重要著作用我们的文字出版不仅将增进我们在古巴早就传播的毛泽东著作的了解,并且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上述的革命的友好往来。事情只能是这样。毛泽东著作总括了他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领袖的思想的精华,并且高度概括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他们的天才和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
我愿意告诉诸位,几个月以前,古巴人民通过了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这是一个革命的文献,它给我们大陆上的兄弟人民指出了斗争和争取最后解放的道路。这个文件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演说,集中了世界工人阶级的经验和古巴人民的革命经验。古巴人民付出了血、火和牺牲的代价,赢得了自己的自由,正在充满光辉前途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迈进。在这里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西班牙文版的出版的时候,也请允许我祝贺和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把哈瓦那宣言和我们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说译成中文、英文、法文、日文、印地文、阿拉伯文、印度尼西亚文、缅甸文和其他文字,并将出版。
正像我们今晚在这里聚会一样,在各国人民中间传播这些文件将是对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的新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同时也意味着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反动政府和反动阶级的新的打击。古中两国相互传播最能反映他们的领袖和人民的思想的著作也是两国情谊和了解得到发展的良好榜样。同志们,我们再一次庆贺今天存在于我们两国——一个遥远的安德列斯小岛和东方欣欣向荣的大国——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动人的和战斗的联系。现在,请允许我对此作一点粗浅的、个人的评价。
像各位所知道的,到目前为止出版的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基本上包括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后半期。这个时期大致上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的开端。这些著作是以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土地作为活动舞台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什么呢?而这个巨大的国家在这一时期中的特点又是怎样的呢?
一方面,在这个阶段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由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所统治,因此,充斥着贪得无餍的殖民主义剥削和残酷的人剥削人的现象。至于中国、它在这些年代的特点是,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条件下,而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所进行的广泛斗争,接连地遭到失败,形成了表面上不利的结局。
当然,刚才所作的描述仅仅是客观的一部分,因为它只反映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已经是处在危机中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它不得不进行帝国主义掠夺性的世界战争。同时,在1917年,发生了十月革命,胜利地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于说到中国,应当指出,它已经不是一个纯粹封建的国家,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已经出现和开始发展的国家。因此,那里也出现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有了它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在那里,觉醒了的人民群众利用在斗争失败的年代中所积累的经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同志在斗争中发挥了他的作用,并终于成为公认的领袖。在已经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包括一个引人注意的决定性的时期,那就是1924—27年的第一次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1927—37年的第二次中国人民革命战争,1937—45年的抗日战争和1949年10月取得胜利的第三次革命战争时期。今天,这些著作已成为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理论武器,特别是成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中进行着斗争的先锋队力量的理论武器的一部分。
正如伟大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奠基人的思想一样,可以说,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著作是随着作者的生活过程和斗争过程,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扩大和深入而不断丰富和深入的。然而,应当指出,按年代顺序排列的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是早在1926年的作品。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就是说,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上(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开始了他的政治文献的写作。附带地补充一点,这篇文章,不是仅仅重复别人已经知道的概念,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某些普遍原则结合中国人民的具体情况加以实际运用。接着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报告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以充分的力量突出了乃至预见到中国农民群众在革命过程中所起的和将要起的重要作用。我们极其粗浅的评价是,这篇“报告”还有它的特殊功勋,那就是它指出了应该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形势,即对于每一个问题都要进行能导致抓住事物本质的分析,而不要为它的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对于湖南的农民运动,实际上是有很多人混淆了现象和本质。他们看到的是“糟得很”,由“痞子”领导的农民们“过分”了,“矫枉过正”了。与此相反,报告却深刻地抓住了那个运动的本质,即中国农民阶级革命暴动的本质,那就是,中国农民阶级怀着由于几千年来遭受贫困和剥削而累积起来的仇恨,挺身而起反抗压迫。另一方面,这里还要指出,抓住本质的东西就意味着深入事物的根源及其发展的过程,而这又意味着分析事物的最根本的矛盾。列宁写道:“就其本意来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从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观点来看,它揭示了最主要的矛盾,就是抓住了“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的现象。接着,在1930年,毛泽东主席写了现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篇文章。这一著作是分析事物的典范。即从客观现实出发,提高深入以至托出事物的本质的萌芽,并从本质中找到了形成中国那个历史时期特点的矛盾的辩证变化。不仅如此,另一方面,列宁的“由感性到理性,由理性到实践”的哲学的准则,天才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的著名的警句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过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这些都向我们指出,只认识真理和客观存在的现实还不够,而应该让我们的结论回到实践中,回到客观事物中去证实。此外,我们还应该利用这种认识和实践,根据社会的需要去改造世界和改变现实。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阐明了游击战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然后,游击战超出了战术的水平,提高到了战略地位。发展长期的农村斗争,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理想,以及在许多小的分散的根据地建立和发展革命政权,以至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的理论,由于取得经验而系统化和丰富了,并通过其胜利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这些理论将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群众斗争武器的一部分。这篇文章中的所有这些内容,都是通过实践认识世界并且通过实践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运用。这个原则包含了一个准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根据每一种情况下的具体条件来付诸实践。
为了理解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过程,必须研究毛泽东主席后来的著作。大家都知道,中国革命战争经历了几个时期。1924—1927年这个时期是在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影响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发展的,采取的形式是两个阶级的合作。1927—1937年的革命战争是在另外的情况下展开的,因为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倒向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方面去了。那时候共产党就必须担负起领导革命的全部责任。共产党必须在同外部敌人(请大家回忆一下蒋介石的“围剿”)和内部敌人(这就是,起初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后来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1935年,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终于正确地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那时候,中国局势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并接着继续侵犯其它地区。由于日本的进攻,特别是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所引起的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在这一时期的毛泽东选集所作的分析中得到了反映。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了武装抗战和组织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时也包括资产阶级和所有愿意保卫祖国的阶级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在这些年代里,毛泽东主席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名为《论持久战》这一主要著作等文章。这些著作和其它不能在这里详述的许多著作,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为组成、保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历史。这种努力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反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集团、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民族投降主义倾向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反对党内存在的,先是关门主义,然后是威胁到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组织的命运的阶级投降主义的斗争。在反对这些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在思想方面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起了显著的作用。事实上,在毛泽东选集中,从1929年起,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指示。比如“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又如,为了正确地观察问题和正确地完成任务,要“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等等。1937年,《实践论》和《矛盾论》两本著作问世了。这是为了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倾向而写的深湛的哲学著作。反对主观主义过去有,现在仍然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有关系的,与反对影响党内团结和党团结人民的工作的宗派主义的斗争也是有关的。
对毛泽东选集,如不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人民为争取最后解放而进行斗争的观点来看,是不可能理解的。我记得,有一个西方世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的历史学家,甚至曾经有一次说道,他认为毛泽东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时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斗争目的并非打倒日本而是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当然,这里并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切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就中国言之,不管当时情况怎样,正确的作法就是向人民清楚地指出什么是革命和战争的前途。《新民主主义论》一文阐述了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采取的形式。这篇文章是1940年写的。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早在1928年,毛泽东在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左”的观点的时候,就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在1934年发表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他说明了,苏维埃政权的地区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在1935年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1937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两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理论基础。同时在1937年,他还阐述了不断革命论的原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通过更全面的理论分析,进一步确立了当时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但指出,由于已经产生了十月革命,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的目的不可能也不会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正相反,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它的第一个阶段就必将受到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中国各革命阶级的统一领导,而这个阶段将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
最后,现在出版的西班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包括直到1949年9月胜利时为止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这些著作是极其重要的,它们目前流传到讲西班牙语的各国人民的手中,会起着无可估价的作用。这些著作充分地反映了那些无与伦比的年代里的事件,当时中国面临着一个在它历史上具有决定性选择的时刻:是继续屈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独裁的封建和殖民地的压迫,还是坚持斗争走上彻底解放的道路即坚持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的道路。我们革命的倡导者何塞·马蒂曾经说过,中国人民会在束缚和星星中间挑选一个。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星星。因此,人们读到1948年11月写的题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短文时,特别感到心情激动,当时“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就是说,经过整整一百年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国人民的军事力量终于超过了敌人的军事力量。这种伟大的时刻,也许毛泽东主席曾经设想过,所以在几年以后,写出了如下完美的韵味深长的词句: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奏乐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重要著作中,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两篇文章。同时他还在几篇文章里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毛主席在1949年写道:“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
毛泽东主席写了这段话以后,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由于美帝国主义推行冒险的、战争的、掠夺的政策而更加恶化了。现在美帝国主义不仅出钱出枪,而且还在世界上它能够为所欲为的地方,出人和建立军事基地。它的目的仍旧是加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剥削,阻止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蓬勃发展、势不可当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根据对目前国际形势作出的客观分析的结果,美帝国主义必定要遭受到最惨痛的失败。帝国主义是违背历史前进的,而人民是随着历史前进的,帝国主义已到末日,而人民的曙光已经升起。
编者注:这是皮诺·桑托斯大使在庆祝《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西班牙文版出版的酒会上的一篇讲话。


第5版()
专栏:

试论工业企业的经济核算
杨润瑞 李勋 一
经济核算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实行经济核算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说过:生产过程“愈采取社会的规模,愈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簿记——当作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就愈成为必要。……它对于社会共同的生产,又比它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①这里,马克思所说的“簿记”,就是指的一般意义上的核算,所说的“社会共同的生产”,就是指的社会主义生产。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经济是集中制的经济,它是由千百万个企业组成的有机整体。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是分工协作的,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构成整个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如果不在企业(包括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本文只就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的经济核算问题作一些探讨)中实行经济核算,不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加强计划管理,社会主义生产就不可能正常地持续地进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其固有的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是完全依靠提供利润多少来调节的,社会生产的盲目竞争和无政府状态,造成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建立全社会范围的经济核算。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虽然在企业内部实行核算,但这种核算也是建筑在巨大浪费和破坏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通过国家计划把整个国民经济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从而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结束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避免了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浪费和破坏,有可能充分发扬人力、物力、财力的效能,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都在统一计划安排下得到协调的发展。同时,由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及其全体成员的需要,广大职工群众关心生产成果,积极参加企业管理,为实行企业经济核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同时又是有计划管理和组织生产、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和真正体现多快好省全面要求的一个重要方法。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的实质,就是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内部潜力,用尽可能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创造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产品,为不断的扩大再生产积累资金。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节约,归根到底是节省劳动时间,节省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断地满足整个社会及其全体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此,必须扩大再生产。要扩大再生产,就需要有大量的资金。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积累资金不能采用资本主义残酷剥削本国人民和掠夺殖民地的办法,只能依靠劳动人民自己创造,依靠社会主义内部的积累,即增产节约。经济核算正是实现增产节约和不断扩大积累的一个重要方法。所以,经济核算也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经济核算是整个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整个国民经济核算是企业经济核算的前提。就其实质说,两者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目前与长远的关系,两者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在一定情况下,企业核算与整个国民经济核算可能发生矛盾。一般地说,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的原则就是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企业的经济核算服从整个国民经济核算。 二
国家规定工业企业的计划指标,一般有产值、产量、质量、品种、劳动生产率、消耗定额、成本、利润、资金等指标。在这些指标中,以哪一项指标为评价工业企业经济效果的依据呢?
产量指标是生产数量的实物指标。产值指标是以货币反映生产数量的经济指标。产量受实物计量单位的局限,不同产品,往往不能综合反映其总合,而产值则可以将不同种类的产品加以综合反映。产值既能反映企业当期生产的综合水平,又可以反映各个时期的生产发展状况,因此,它是衡量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指标。
社会主义经济是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进行的。任何地区、任何部门、任何企业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品种进行生产才能适应这一规律的需要。不按国家规定的品种进行生产,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由此可见,企业完成产品品种计划是非常必要的。
产品质量指标是反映产品使用价值的尺度。质量高、使用时间长,意味着产量的增加;质量低、使用期限短,实质上等于减少了产量。产品质量指标完成的好坏,反映着企业为国家提供了多少有用的产品。因此,在企业管理上狠抓产品质量,具有重大的意义。
产值、产品品种、质量等指标反映企业经济活动中的劳动成果,但它们只是反映一个方面的经济效果,而不是反映综合性的经济效果,因此,以此作为评价企业经济效果的依据是不完全的。
企业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指标,是为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所必要的,但它也只是反映了经济效果的一个方面。
成本核算是企业经济核算的基础。产品生产成本是产品劳动消耗量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产品成本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反映了生产产品的劳动消耗高低,因而成本是企业生产的技术经济活动综合指标,应当用它来衡量企业的经济效果。但是,成本指标还不能完全体现企业的全部经济效果。比如产品质量的等级反映产品质量状况的好坏,而在实际生产中,同一产品的不同等级品所花费的劳动量是相等的。同时,在计算成本时,同一产品的不同等级品的成本费用也是同样的。因此,如果不计算等级品成本,很难体现出产品的质量等级状况。即使计算等级品成本,由于等级品经济效果通过销售价格来体现,它所表现的差额部分也很难恰如其分地从成本上来反映产品质量的等级情况。因此,成本指标不能作为评价企业经济效果的唯一指标。
利润指标比成本指标综合程度更高一些。它既反映了成本高低因素,又反映了成本所不能反映的其它指标对经济效果的影响。大家知道,产品的社会生产费用和企业的生产费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形成产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后者是企业的实际劳动消耗量,两者之间的差额表现为利润或亏损。因此,企业的利润体现了企业经济活动的综合成果。
此外,计算利润率(成本利润率和资金利润率)和主要原材料、燃料消耗定额指标也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评价企业经济效果应以成本指标与利润指标为主,两者并重。利润率和主要原材料、燃料消耗定额指标已经体现于成本指标与利润指标以内,可以作为辅助性考核指标。
成本指标与利润指标都是综合性指标,后者比前者又为全面,那末,为什么不以利润指标为主,而要两者并重呢?我们认为,首先,成本指标是以当期实际劳动成果为核算对象的,它反映当期各项工作质量。利润指标以当期实际销售数量为核算对象。大家知道,当期销售产品,不一定都是当期生产的产品,其中包含着上期生产的产品,而且,本期生产产品有一部分又必将延至下期实现。因而利润指标反映的效果既有当期经济效果的实现,又有上期的经济效果的实现。其次,成本是严格按照国家成本开支范围计算的,其所计入产品成本的费用与生产产品直接有关。利润指标内包含着不属于产品应当负担的、但经过批准可以在损益项目中开支的、与企业经营管理无关的费用支出。再次,产品成本可以按项目分析找出升降原因,并便于与同行业进行比较,而利润指标总额无法体现在每一单位产品上(因与生产无直接关联的费用无法分摊入产品,成本如以销售利润检查又不等于全部利润总额)。最后,亏损企业无利润指标,考核经济效果,要通过成本来反映,实际上就等于检查成本指标。为此,检查企业当期的经济效果应当以成本为主。
利润指标尽管有不足之处,它毕竟是企业全部工作的质量指标,它包含着成本指标所不能反映的效果,又是国家积累计算的主要依据,国家财政预算的实现通过上缴利润体现出来。所以,利润指标也应列为考核企业效果的主要指标。利润与成本两项指标同时检查,可以互相补充。
应当指出,以实际价格计算的成本指标与企业实现的实际利润来评价企业经济效果的好坏,还是有欠缺的。企业的产品成本按实际价格核算以反映真实的产品成本和真实的利润状况是必要的。问题是实际价格高低的因素不完全是企业主观努力所能决定的。诸如国家分配物资供应地点的变更使运杂费受到影响,国家分配物资品种规格及质量不合生产要求而影响成本中材料费用的高低等因素,直接影响企业成本高低与赢利水平。利润指标内非企业责任部分也影响着赢利水平。因此,在评价企业经济效果时,应当把这些客观因素舍掉。 三
工业企业实行经济核算要有一定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每个企业都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经济核算的这种统一性与独立性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重要原则。统一性表现在领导、计划、方针政策及基本核算制度的统一。独立性表现在企业在一定范围内有权支配资金;与其它企业直接签订经济合同或协议;在不违反国家基本核算制度下,企业的核算方法有一定的灵活性,等等。只有这种统一性和独立性的正确结合,才能发挥经济核算的巨大效果。
就外部条件说,国家在对企业下达生产任务时,应当把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与企业的可能条件结合起来。任务确定以后,国家应当在原材料、燃料、工具设备供应、生产技术协作、运输条件及产品销售等方面给以可靠保证,并且合理地规定企业产品的出厂价格,正确地确定企业全面完成任务后提取奖励金的比例,创造企业开展经济核算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就企业来说,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计划组织正常生产,以国家计划指标作为核算依据,通过经济核算促进国家计划的全面实现。企业各项生产指标是全面的统一的,不能只顾一面,丢弃一面;不能只顾多快,忽视好省,如果这样,势必破坏国家计划,造成浪费和不应有的损失。
工业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应当紧密结合生产,从生产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经济核算,挖掘内部潜力,改进企业管理,促进生产的不断发展。因此,要搞好企业经济核算,就应当围绕生产活动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列宁曾经指出:“各个托拉斯和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制基础上,正是为了要他们自己负责,而且是完全负责,使自己的企业不亏本。”②没有严格的责任制,也就不可能进行任何经济核算。因此,应当健全企业内部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责任制。同时,以责任制为中心,把各项规章制度全面地建立与健全起来,做到从厂部到车间以至班组、个人都各司其事,各负其责,使生产技术经济活动秩序井然地有节奏地进行。
第二、建立全面、统一而又正确的各种原始记录和各项核算凭证,这是搞好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没有准确数字,就无法进行任何经济核算。因此,就要认真记账、算账、查账和报账,健全生产技术经济活动的真实记录。
第三、加强定额管理,正确编制成本财务计划。企业应当健全原材料、燃料、工具、动力、运输力定额,劳动定额,设备利用定额,管理费用定额,并以定额为依据编制成本计划与财务计划。计划指标与定额应当发动职工群众讨论,落实到各车间(部门)、班组以至职工个人。国家下达的成本开支范围的规定,应当使职工群众特别是经济工作人员熟悉掌握并严格执行。
第四、加强对原材料、燃料、工具、动力、运输力管理。加强仓库管理工作,严格物资验收、保管、领发、盘点、清退制度,防止盈亏损耗和变质,组织量材利用和节约使用,加强废旧物资的回收与合理利用。
第五、节约使用资金,加速资金周转,不超过上级核定的流动资金定额,严格执行国家财政制度。
第六、摸清家底,建立财产目录,管好和用好国家财产,并定期清点。挪借、调拨、迁移、购置、报废均应当通过财务部门检查。
最后,还应当充实和加强财务管理机构,正确处理其它部门与财务部门的关系,发挥这些部门在经济核算中的作用。 四
工业企业的经济核算,应当在统一领导下,实行专业核算与群众核算相结合、财务部门综合核算与其它部门分散核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专业核算与群众核算相结合要求厂部、车间、班组三级都进行核算,财务部门综合核算与其它部门分散核算相结合要求在厂部以财务部门为中心,把计划、生产、供应、销售、运输、劳动工资、机械、动力以及其它各部门的经济核算全面开展起来。其目的就在于把经济核算同正常的生产技术经济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企业内部上下左右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有些同志只强调群众核算和其它部门的分散核算,而忽视专业核算和财务部门的综合核算。这是错误的。企业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厂部的专业核算和财务部门的综合核算是企业经济核算的中心,考核整个企业生产技术经济活动的成果,应当进行全面的综合核算,这是群众核算和其它部门的分散核算所不能解决的。因此,应当十分重视和加强专业核算和财务部门的综合核算。
也有些同志只强调专业核算和财务部门的综合核算,而忽视群众核算和其它部门的分散核算,这也是片面的。实际上,这是否定经济核算贯彻群众路线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群众核算和其它部门的分散核算是企业经济核算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企业内部各部分经济核算开展得好,各项具体指标都完成得好,整个企业经济核算任务的完成才能得到可靠的保证。
企业内部的专业核算与群众核算结合、财务部门综合核算与其它部门分散核算相结合的经济核算,构成工业企业完整的经济核算体系。厂部核算与车间、班组核算之间,财务部门综合核算与其它部门分散核算之间,实际上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厂部核算、财务部门综合核算就企业说来是全面的、系统的、完整的,它在整个企业经济核算中占首要的主导地位。车间、班组核算应当在厂部核算的指导下进行,厂部经济核算又应当以车间、班组核算为基础。财务部门综合核算应当以其它部门核算为依据,其它部门核算又必须服从财务部门综合核算的需要。
企业内部的三级经济核算是按照管理生产的区域划分的。厂部、车间、班组的管理范围不同,它们的核算指标、核算方法、核算要求也不同。在核算指标方面,厂部应当核算企业范围内的各项计划指标,即全面的经济核算;车间只能核算本车间范围内的有关指标;班组只能核算班组能掌握的主要经济指标。由于企业是按照自负盈亏原则经营的,所以厂部经济核算应当计算盈亏,车间、班组不能自负盈亏,而只能自计盈亏,按各项经济指标核算经济效果便于互相比较,从而研究改进生产操作技术。在核算方法上,厂部是以实际价格进行核算的,车间、班组是以固定的计划价格进行核算的。
厂部核算、财务部门综合经济核算是企业全面的系统的完整的经济核算,指标应当包括:产值、产量、质量、品种、成本、资金、利润、劳动生产率,其中以成本与流动资金为重点,以最后体现利润的经济效果。这些指标是互相依存、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因此,要防止顾此失彼的各种片面性。在这些指标的核算中也应该抓住重点。产量、品种要严格按照计划要求生产。质量要求按质量标准进行生产。产值要求按国家规定方法计算。成本要求在全面降低的前提下,侧重抓占成本比重大的项目。固定资金应当抓设备利用情况与核算技术组织措施的经济效果。在流动资金中,储备资金环节应当狠抓原材料的验收保管发放制度的贯彻执行;生产资金要抓车间在制品半成品的合理储存,流通过程主要抓销售组织与对外结算工作。利润要抓上缴任务的及时完成。劳动生产率主要抓工资基金的控制。只有有重点地抓,才能保证各项指标的完成。
车间核算指标一般应包括产量、品种、质量、成本、资金(半成品、在制品)、工时、工资基金等指标。
班组应当就其直接管理的范围来确定核算指标。核算指标最好与定保的指标相一致,能定什么指标就核算什么指标,能按班进行核算的按班核算,只能按组进行核算的按组核算。可以每日核算,也可以定期核算。
为了发挥经济核算的效果,还应当在三级核算基础上建立三级经济活动分析制度,定期举行会议,通过讨论分析进一步发掘薄弱环节,找出具体原因,采取措施,推动生产。同时,企业内部的各级经济核算应当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评比奖励相结合,鼓励先进,带动落后,使落后赶上先进,发挥更大的经济效果,促使企业经济核算的逐步深入、巩固和提高。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145页。
②《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549页。


返回顶部